问：上次节目中，你讲了毛在文革中保护了章士钊的情况。你还提到，有人与毛的关系更密切，毛却一样整。我想你说的这个人是李达。请你给听众们详细谈谈。
答：好，只是这又是一段让人痛心、不堪回首的历史。李达死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官职不大。但是他可不是一般人物。他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关键人物。更重要的是他把毛带进共产党，并且系统地启蒙了毛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更准确地说，启蒙了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毛在延安时对斯诺说，他20年夏天时，因读了《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而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现经专家考证，这个记忆不对。因为这三本书出版于20年底和21年，毛不可能在20年初读到。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点粗浅认识，主要是在《新青年》杂志上读陈独秀、李大钊的介绍文字，那时他正处在由无政府主义者转向社会主义者的过程中。而李达却早在1913年就去日本留学，而且学的是采矿实业，这和毛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缺陷相比，知识结构更倾向清晰、准确、实在。这绝非无足轻重，后来他和毛的分歧，知识结构的不同起了很大作用。1917年他第二次赴日，弃理从文，在日本著名社会主义理论家河上肇门下，系统攻读马克思著作，包括毛一辈子也没通读过的《资本论》。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方面，李达是最全面深入系统的。
问：河上肇可是大权威。李达是他的学生，这对中国引入马克思主义太重要了。
答：不仅是从理论上引进共产主义，还要从组织上建立共产党。李达20年回国，住在陈独秀家里，一起商量成立共产党的事，后来找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在1920年成立了共产党筹备小组，并于同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三周年之日，创立刊物《共产党》，第一次在中国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陈独秀是当时公认的领导人。所以现在世界上许多研究中共的专家把中共成立的时间定为1920年11月，国内也有专家同意这个事实。但中共不承认，原因在于，20年成立共产党时，毛未参与其事，他的创始人身份就不存在了，至多是中共一大代表，这是中共绝不能允许的，所以必须篡改历史。而李达却是不折不扣的创始人之一，甚至在陈独秀去广东时还担任过书记一职。也正是在这件事上，李达对毛有再造之恩，也为自己最后惨死留下了种子。李达是《共产党》这个杂志的主编。在这本杂志上，他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亲自翻译了一些重要的文章。这本杂志成为左翼青年的精神食量，从这里汲取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人中就有毛！毛当时在长沙办有文化书社，这杂志就寄到那里。1921年6月，毛收到李达寄给他的通知，要他在7月20日到上海开会，又寄给毛100银元作为路费。这个会就是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党现在认定这次会议是共产党创始大会，因为毛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而事实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到了上海，找到共产党当时代理书记李达，让他召集一次代表大会讨论中共今后的发展。毛赶到上海向李达报到，李达问毛：“你是CP 还是CY？”毛回答“是CY”。因为那时湖南只有青年团，还没有共产党。李达说：“我们这儿是要开CP的大会，你既然来了就参加CP吧。等回到湖南就去组织CP”。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李达是毛的入党介绍人。
问：听你介绍这段历史，李达对毛确实太重要了，等于他把毛引进了门。
答：这还仅仅是从组织上，从思想理论上，毛也得益于李达。因为1922年，毛请李达担任他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长。王炯华先生说，这等于中共的第一所党校。毛一方面组织这个学校，一方面也在里面学习。而且此时，毛与杨开慧同李达夫妇同住清水塘，比邻而居。毛经常敲门而入，向李达请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后来在延安时，毛又仔细读了李达所译《辩证唯物论教程》，夸赞该书“译得及时”。李达还给毛寄去了他写的《社会学大纲》和《经济学大纲》。毛说他把《社会学大纲》“读了十遍”。毛是聪明人，他读了李达的书，能将之化为己用。所以，除了中国古代文史，毛的知识结构中有关西方马列主义这一块，受益于李达不少，可以说李达是毛的启蒙者之一。在一段时间里，毛曾几次让李达去延安，但李达都推脱了，只是到处给毛唱赞歌。李达饱学之士，我猜他可能明白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中共得鹿后不久，李达和毛见了面，毛刚得天下，免不了要“礼贤下士”，对李达很亲热，甚至让他在自己的住地休息。李达后来对人说：“严子陵加脚于帝腹，忘其尊贵。我可没忘其尊贵加脚于帝腹”。他这里用了严子陵与东汉光武帝同床而眠，把脚放到光武帝肚子上的典故。但可以看出他是很知分寸的。他心里明白，毛现在已是新皇帝了。后来在安排工作时，他坚决不留北京，跑到湖南大学当校长，又转武大当校长，积极紧跟毛，吹捧毛，参加毛发动的各个政治批判运动。但是庐山会议之后，他开始沉默了。他和毛争论，批评毛“发烧到40度”，要毛“头脑冷静”，毛也批评他写文章“无锋芒”，“老生常谈”。这时的毛已不是湘潭清水塘的润之了，他已经是全世界人民的红太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思想家。到了文革，毛已经被捧成了神，而李达则成了牛鬼蛇神。
问：以李达和毛这么深的关系，文革中毛也应该保他啊？
答：情况恰恰相反。66年4月，中南局陶铸、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就开始整李达。他们深知毛和李的关系，所以王任重三次问毛，批不批李达。毛就是不表态，最后说“不要公开见报”。我想他心里明白党内有很多人知道他们的关系，他暂时不想让人知道他刻薄寡恩。毛心里最过不去的，恐怕是李达曾经在外面讲过毛去参加中共一大时还不是CP的事儿。当李达看到揭发材料中有这一条时，惊呼“后悔啊，我不该把这真实情况讲出来惹来大祸”。王炯华先生考证出一个细节，八大时，毛泽东在填代表登记表时，把入党年份填为20年。可按照中共的说法，20年共产党还没有成立。这个笔误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很容易解释，它反映主体潜意识中无法达成的欲求，一种被压抑的冲动。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毛是多么在意李达的这条“罪状”。再有，李达反对“顶峰论”，这也冒犯了毛的理论权威。毛倒不真以为自己就是“顶峰”，但我可以谦虚，你不能反对。尤其毛李双方知根知底，毛知道李的理论修养在自己之上，李知道毛当年读他的书学了多少东西。
问：那李达又是怎么给毛写的求救信呢？
答：武大斗李达极凶狠，大会小会，高音喇叭，弄得李达请求把他送到拘留所，说那里安静，好写检讨。他身边安插了密探，随时报告他的一举一动。那时李达高血压、糖尿病，验尿4个加号，血压200以上，坐都坐不稳。6月28日，毛到了武汉，7月16日畅游长江。李达从门外玩的小孩子口中知道消息，悄悄对夫人说，你去东湖给毛主席送信，让他救我一命。他夫人说，不行，我出门都有人跟着。李达没办法，跟他的秘书刘某说，你帮我个忙，给毛主席送封信，我知道活不长了，请毛主席救我一命。其实，这个秘书是安插在他身边的密探。李达就写了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这封信是7月19日写的，到了8月1日，毛看到了李达求救的请求。不是信，是一张字条：“李达要主席救他一命”。这种救命的事，毛要办还不当下救办了？像对章士钊，第二天当兵的就来站岗保卫。但毛闪烁其词地批了一句：“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
问：这话什么意思？是救还是不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