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鑼灣書店股東與主管5人先後接連失蹤案，牽連「內地因素」。此事放在歷來香港問題和事務的進程審視，可說是天大的事，關乎「一國兩制」的安排是否受到衝擊，也涉及《基本法》的規定是否失效。首先，港人有權利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以審視人身安全和基本自由是否還受保障；另外，此事若涉及內地執法人員跨境執法，屬於破壞「一國兩制」和違反《基本法》，會衝擊香港的繁榮穩定。因此，此事必須盡快搞清楚，如實向港人交代，消除疑慮。
銅鑼灣書店失蹤案 衝擊穩定繁榮基石
銅鑼灣書店5人失蹤，已經歷時兩個多月，其中4人的家人朋友分別向警方報案，而從他們的接觸互動，警方的角色有點奇怪，好像知道失蹤者身在何方。銅鑼灣書店經營主打內地禁書，涉及政治敏感事宜，或許是警方處理得有點奇怪的原因。對於內地執法人員跨境執法，特首梁振英主動申明他和特區政府的立場，絕對有必要。梁振英引述說法指銅鑼灣書店事件可能涉及內地執法人員在港執法，他清楚無誤地表示：根據「一國兩制」安排和《基本法》規定，只有香港執法人員有權在港執法，若有內地執法人員在港執法，是違反《基本法》，不能接受。
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到1997年恢復行使香港主權進入日程，港人面對刻日而來的巨變，有很多擔憂，包括回歸之後會否失去個人基本權利，不能再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當時內地法治不彰，居民不知何故被執法人員帶走後，家人探詢無門等景况，港人耳熟能詳；那時掀起移民潮，不少人主要考慮之一是擔心人身安全和自由不受保障。《基本法》第三章規定了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包括第28條「香港居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等，寫明香港居民不受任意或非法逮捕、拘留、監禁；有關規定消除了港人疑慮，人心基本上不再浮動，更多人願意留港建港，那就是人身安全自由不受威脅的結果。
銅鑼灣書店失蹤案，箇中類如內地執法人員操作的手法，勾起港人對香港回歸的擔憂。因此，對於港人而言，確證人身安全自由不受威脅，仍然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是目前的頭等大事。不少人萌生焦慮，對時局和香港前景的判斷和抉擇，將視乎當局怎樣處理這宗失蹤案。
至於北京中央，也有必要了解事態是否涉及衝擊「一國兩制」和不符合《基本法》的情事。「一國兩制」是既定國策，載於憲法，雖然有些時候港人與北京就「一國兩制」的認知實踐存在分歧，但是仍然應該相信中央珍視有關安排，只是制度設計和實踐存在落差，仍須磨合。當年制度設計還有嚴格規定，就是規管內地地方或部門人員來港，避免出現一些鹵莽做法而破壞「一國兩制」和違反《基本法》的情况。
銅鑼灣書店失蹤案，迄今未能證實是否涉及內地執法人員跨境執法，但事態之詭異，相信即使失蹤人士再露面，真相仍然難以大白於天下。不過，若事態涉及內地因素，或許有兩種可能。一是有政策支持，容許內地執法人員跨境執法；可是這個情况，以中央對「一國兩制」的珍視，可能性不大，因為這樣做實際上就是廢了「一國兩制」，不單對國人（包括港人）無法交代，在國際社會引發的迴響和反彈，也將難以善了，中央犯不着給自己製造難題。另一個可能是有執法部門或人員繞過機制，自行來港執法，釀成風波；若屬這種情况，說明當年中央並非過慮，因此中央應該重申嚴格規定，使涉港事務必須按照「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辦理。
勾起港人深層不安 特首應向中央反映
梁振英就銅鑼灣書店失蹤案，引述「社會有說法」，帶出內地執法人員跨境執法的懷疑；以他的身分，公開發言須顧及影響，這個婉轉提法可以理解。不過，特首作為特區之首，對港人負責同時對中央負責，並作為港人與中央溝通的橋樑，所以梁振英有責任向中央反映港人對內地執法人員跨境執法的疑慮，指出其惡劣影響，以免衝擊香港賴以穩定繁榮的基石。
銅鑼灣書店失蹤案，勾起港人最深層的不安。在這裏生活的人，人身安全與自由是天大的事，不過處境被動，只能注視權力當局如何處理，以確定是否可以放下恐懼，毋須擔心。因此，特首和中央釋出什麼信息，十分重要。此案失蹤5人即使再露面，大家只是舒了一口氣，可是要怎樣使港人相信生活在香港仍然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基本人權獲百分百保障，那就需要權力當局努力，給予港人定心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