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本刊资料）
倪玉兰（本刊资料）
倪玉兰：今天，对於当局所推行的“反腐败”的做法或许是知识份子中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其争议也是最大的，很多人认为，当局推动的这种“反腐败”运动的性质就是来自其党内的政治清洗，并不值得称道；也有人认为，这种做法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哪怕它就是一场党内清洗的政治运动，关键在於，一旦掌握了足够的权力资源，今天的掌权者们想要干什么，那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思考的基点上，有人对此抱有谨慎的乐观态度，认为当局在未来的某一天（即掌握了绝对的权力资源以后）会在中国大陆推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
这种寄希望於当权者赐予社会以自由的心理，一直以来都以各种方式流行於许多知识份子的政治思考和文章之中，在我看来，这有点类似于一种投机主义的赌徒心态，就好比一些赌徒将自己的金钱和筹码交到赌场老板手中，指望他能够替他们在这家赌场设的赌局中赢钱，实际上，他们的要价看上去更过份，甚至是希望这位赌场老板主动去毁掉这家赌场和他的生意。
马萧：我对共产党高层发动的此类政治运动没有任何兴趣，没有人（至少是那些拥有常识感的人们）认为这种运动会造就一批脱胎换骨的、廉洁的、完全与“旧世界”决裂的全新共产党人。
更何况，这种运动的性质和目的本身就是暧昧不清的，它往往与其党内的政治清洗以及权力的重新瓜分密不可分，因此，它不可能真正厘清社会意识深处的善恶、是非以及“罪”与“非罪”之间的原初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这场运动的发动者相对於那些被他们踩在脚下的倒霉蛋们，并没有任何道德上的优越感。这些都已经是老生常谈的陈词滥调了，算不上什么出彩的新颖观点。
我之所以反对此类政治运动，还在於别的方面，因为它是如此的残酷、丑陋和龌龊，被各种不堪入目的精心算计和政治阴谋所充满，整个过程都被掩盖在一片云遮雾绕的黑暗世界之中。通常，某位官员一旦被卷入到一桩“腐败”的政治丑闻，都是从毫无例外的神秘失踪开始，得不到任何实质意义的司法救济；与此同时，由当局操纵的报纸会不遗余力地诋毁他的个人隐私和私人生活（可能就在前一天，这份报纸还在大肆吹嘘这个人的种种功绩）；他昔日的同事们会立即背过脸去，形同陌路，纷纷揭发、检举、鞭笞他的种种罪行；他的家庭则因此陷入到众叛亲离的绝境，被弄得妻离子散、鸡飞狗跳，其家人很可能沦为政治警察手中的人质，迫使他俯首就范、认罪臣服。最后，人们都能准确地预测其最终的结局，这个人肯定不可能获得无罪释放，这是一条铁定的规律，在这个国家，任何人，一旦落入政治警察之手，想要全身而退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不仅如此，他还必须在某个被特别挑选出来的日子里公开认罪、忏悔，痛哭流涕，以此来佐证当初签署这条失踪命令的某位大人物的无比正确，至于他所犯下的罪行，却正是这个党昨天要求和命令他所作的。
总是会有一些人站出来为此辩解，难道我们这个社会能够容忍“腐败”吗？难道这些肥肠满脑、饱食终日的共产党官僚不应该受到惩罚吗？这种说法自有它的道理，但并不全面，借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政治修辞学，“凡事皆有正反两方面”，比如，一个抢劫犯，在实施抢劫行为以后，有可能拿着他的战利品去给自己的孩子买一份精美的圣诞节礼物，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关乎父爱的怜悯之心而认定他的抢劫行为就是合理的；甚至於一个人人唾弃、遭人憎恨的独裁者，在他的家人、在他所提拔的政治亲信眼里，他也许还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好人、男子汉，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他作为独裁者这一基本的事实。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官员身上所滋生的“腐败”病菌而去纵容和附和那些置身於更高地位上的掌权者们毫无节制的为所欲为，更何况，这种“腐败”的根源本身就是体制性的产物。
我并不是要为“腐败”这一体制毒瘤作辩解和开脱，也不是替那些平日里骄横跋扈的政治官僚们鸣冤叫屈，事实上，在这个极权体制之下，任何一位党的官员都不会是完全的无辜者、受害者，他们中有些人被清洗的可怜命运早已在其昨天的所作所为之中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并不值得人们去同情和抛洒眼泪。我所反对的，是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运作方式，它建立在对人性的摧毁、对真相的掩盖、不透明和没有任何规则可言的基础之上，相比起这些官员们的腐败行为，这种权力运作的方式更为可怕、也更恐怖，说到底，“腐败”只是这种权力运作方式繁殖出来的私生子而已。因为这种权力的绝对主义的性质，那些掌权者们今天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对付其党内的同僚，明天，他们就可能会用同样的方式去迫害那些追求言论自由的人们。
在此意义上，如果我们真心期待这个社会多一点正义，少一点罪恶；多一点人性，少一点仇恨；多一点理性，少一点偏执和狂热。那么，我们就必须将受到迫害的良心犯、政治犯的人权标准毫无保留地同样适用到这些被清洗掉的官员们身上，哪怕这是我们在心理和意识层面极不情愿的。
正是基于这种权力的本质，我对那些掌权的共产党人认同和实行民主的政治意愿不抱任何幻想，只要这种统治方式还能够勉强维持下去，只要那些活跃於“隐蔽战线”、替当局作辩护的知识份子的文章还能够迷惑住普罗大众的眼睛，他们就不会主动地为此去做些什么，事实上，这么多年以来，他们所作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在认真地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改革设置障碍。
倪玉兰：最近，有一个话题是值得引起人们关注的，即欧盟即将讨论是否给予中国大陆以“市场经济地位”的决定。一旦这一决议在欧洲国家内部得以通过，这意味着当局推行的经济操纵体系将获得一些传统自由国家的正式认可，这或许还意味着更多，比如，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们认可中国大陆是一个人们可以自由栖居、生活的正常国家，而不是一个由共产党严密控制之下的极权制社会。
马萧：中国大陆的经济体系是否属于“市场经济”？这并非一个经济学或社会学范畴的理论或学术课题，仅仅涉及到人们是否尊重常识、以及有勇气说出真相，显然，就这样的问题展开讨论本身就是一件十分滑稽、荒诞的事情，然而，不幸的是，它真实地发生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上。
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是如此地愚不可及，可以想像，接下来的讨论注定是一场无聊的游戏，在那些支持者眼里，显然，这样做能够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国家带来利益，而那些反对者则恰恰相反，因为这样做会给他们以及他们国家的利益带来伤害。无论哪一种观点，都只是从对各自利益的精心算计出发，完全偏离了对这个问题本身的关注。事实上，中国大陆的经济体系是否符合“市场经济”的真实标准，这恰恰是一件不需要讨论、简单明了的事情，甚至不需要经济学方面的专业知识才能作出回答。
很难想像，一种由政府全面介入和控制的经济体系会属于“市场经济”，如果这种界定和判断的标准是合理的，那么，世界上还有哪一些经济形态属于“非市场经济体系”的范畴？在这种经济体系之下，政府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却要求人们时时刻刻支持它的全部决定；它可以任意地通过法律，强行征收人们的土地、房子；可以不经纳税人同意就任意地涨价、征税和挥霍浪费，总是像生产手纸一样印刷钞票；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样的恐怖做法则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它的法律条文和法庭的判决声明之中。总之，在这样一种经济体系之下，个人所拥有的财产永远处於一种非法的不确定状态，它不受任何实质性的保护，但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这却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真实处境，而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恰恰是一个文明社会和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得以存在下去的起码条件。
对于共产党来说，经济永远要臣服於它的政治需要，私人财产同样如此，因此，“历史”有没有可能进化出一种可以由共产党任意操纵、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市场经济？或者反过来，市场经济所需要的透明度、自由和人与人之间所遵行的契约精神可不可以由一个封闭、排它、全能主义的政府来统一组织？显然，这实在不是一个深奥晦涩的理论问题，不值得认真地去研究和讨论，仅仅在於人们是否诚实，是否尊重真相和常识。
也许，在一些欧洲的政客眼里，苏联的共产党政权是邪恶的化身，因为它的导弹时刻对准自己的家人和孩子，而远在天边的中共政权的性质则有所不同，因为它的导弹瞄准的是别人，并不对自己的安全构成威胁，不仅如此，他们还可能从与这个极权政体的经济合作中捞到好处，因此，唯一可以解释的是，目前欧洲就这个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仅仅是出于政治和利益而非一个基本的事实考虑。对于今天的欧洲人来说，中共政权并不像当初的苏共当局那样邪恶与恐怖，相反，它还有相当的可取之处。
事实上，以往的历史经验和今天的政治现实都在表明，一个西方国家越是依赖於中国大陆的销售市场以及中共当局的投资计划，那么，这个国家越是不得不屈从於来自北京的共产主义者的勒索和讹诈，其代价是导致其内部的价值观和道德原则逐渐地趋向於混沌、紊乱、污浊，更确切地说，当他们决定与来自东方的极权政体作这种不光彩的利益交易的同时，也就背叛了上帝和《圣经》的教诲。
因此，我认为欧洲应该理直气壮地拒绝承认这一点，并且应当指出来，这样做的目的并非出於传统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偏见，或者出於遏制中国大陆的卑鄙企图，它仅仅涉及到一个是与非的道德问题——在任何情况下，人们应该尊重常识与真相。这样一种态度，仅仅在於传达一个清晰而又准确的信息，即人们不能闭着眼睛，对着自己的良心说谎，不能让谎言一次又一次地战胜真相，让道德一次又一次地让位於利益，让人类的尊严一次又一次地屈从於羞耻，这样的欧洲才是真正让世人感到肃然起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