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庚老人辞世的消息，将我带回了辞国前三年的深圳生活。
我认识袁老，不是在他作为“改革先锋”的人生鼎盛时期，而是在他退休荣养之后，因此可以勉强算作“布衣之交”。因为缘起于《中国的陷阱》（《现代化的陷阱》香港版）一书，有关他与蛇口改革的种种传说，在我与袁老的数次长谈中，只是若有若无的背景。我们的谈话，更多地涉及改革的另一面，即权贵资本主义的发韧、成型及其未来路向，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即对黑暗面的讨论。
1998年夏天，一位熟人给我带来口信，说袁庚先生想见见我。我当即告诉这位熟人，我有空去拜访他，请将我的电话转告袁老。结果袁老第二天来电相约，下午两点左右，他的司机开车接我到他府上。袁老随和亲切，也许是因为是布衣相交，谈话内容海阔天空。最开始是在他那极为宽敞的客厅品茗聊天，大概是觉察到我的眼光有时不经意扫向客厅那巨大的落地窗，袁老很体贴地让人将小桌与椅子搬到阳台上，让我能远眺大海与那蒙胧山影，在柔和的海风吹拂中，不知不觉间聊了两三个小时。以后，袁老每隔一两个月会来电，如果我有空，就约个时间见面。大多数时候，是我去他家里；只有一次，是他来我家，说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也想顺便看看我的家。
关于蛇口1980年代的改革故事，有数本书与长篇报告文学专门记述其事。在认识袁老之前，我在蛇口也有一些朋友，比如由《中国青年报》来到《蛇口通讯报》工作的郭建新、魏海田等人。他们谈到袁老这位昔日的领导，及其推行改革的各种逸事，基本是尊重中略带敬畏。但我作为“布衣之交”的晚辈，更多的是感受到袁老那种有如邻家老先生般的慈祥与关怀。
印像最深的是有次见面时，他提出要陪我逛蛇口。
老人提出之时，我笑着说，蛇口我逛过起码五六次了，主要的地方我都熟悉。再则，您老身体虽然很好，但这样坐车走走停停一大圈，我担心您太累。但袁老说，我陪你看看，那感受可能不一样。我忽然意识到老人要游旧地，或许是有很多话想说。于是开始了这次由蛇口工业区创办人亲任“导游”的一次蛇口行。
那天袁老精神极好，每至一处，就讲述那建筑群的由来。比如那座蛇口工业区第一座宾馆（依稀记得叫南海酒店），那早已游客阑珊的海上世界游轮，还有那依山而建的龟山别墅。行至龟山别墅时，他谈到当时建这简易舒适的别墅，主要目的是用于接待各方宾客，XXX曾经下榻此处。我告诉袁老，1988年冬，因探访来深圳的包遵信先生与其他人，来过这里。次年因陪同冯兰瑞女士来蛇口考察，在这里住过三天。曾见过一本住客登记本，几乎就是80年代中国改革风云人物的亲笔签名录，《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们，一大半都曾在这里下榻。此话勾起了袁老的回忆，此后的谈话主题就是关于权力为善为恶的问题。
袁老对我说：“你那本《现代化的陷阱》，主要分析的是权力为恶的问题。其实，权力也能为善。你没掌过权，不知道权力是个好东西。你看，我们脚下蛇口这块地方原来是荒地，就是因为放了权，让招商局作主，然后一片片厂房，一座座高楼，一条条马路就这样修起来了，吸纳了四方人才，做了好多事情，为邓小平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好的样本，这就是权力为善。”
接下来我们讨论权力不受限制必然为恶的问题，袁老博闻强记，引证了不少西方名家之名言。末了，他问我看过广州某报对他的一篇采访没有？想听听我的看法，我很坦率地对袁老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其时，深圳的媒体早已不能登有关他与蛇口当年改革的访谈。稍远（不是指地理距离）的广州能登，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这种情况下登出来的那篇访谈，只能藏头露尾，点到为止。回忆蛇口当年之成功，却不能真正总结蛇口经验的精髓就是放权让蛇口自治；末尾总结蛇口之衰落，也无法触及真正的原因。那原因从浅里说，缘于蛇口的行政地位非常尴尬，它只是为了实践邓小平改革理念的一块“飞地”，深圳市与广东省都对这块在自己境内却无法行使管辖权的“飞地”感到不舒服。有邓小平护着，没事。但来自上方的这种保护一弱，各种事情就来了。从深里说，这个体制容不下异端与异质。您老主张言论自由，提出“法不禁止即自由”，倡言政治改革，在体制内看来，已经走得太远。邓小平是那一代领导人当中走得最远的人，您走得比他还远，这就是问题。中国的改革，本来有一体两面，有正道与邪道，二者是一对挛生子。所谓正道，就是胡耀邦、赵紫阳以及您等党内改革派坚持的道路，大家的设想是由经济而政治，经由专制到逐步放权的开明专制，再通过开明专制培养民权理念，最后自上而下完成民主化。所谓邪道，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即我在“陷阱”一书中分析批判的那条道。要想一直走正道，必然走向“六四”，挑战中共的政治合法性与胚胎时期的权贵资本主义，两条路必然会发生冲突。六四之后，邓小平处理赵紫阳，实际上等于亲手杀死了改革这对挛生子当中的健康婴儿。改革的未来路向其实基本已成定局。
那天的谈话，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半左右。临别前，袁老对我说，“清涟，你说这番话容易，因为你与这个体制没有我们这种血肉相连的关系。但对我这样的老人来说太难了，从青年时期，我们献身于这场革命，受过不少打击，也失望过。但不管经历过什么，我们这代党内老人，一生一世都在为这个党、为这个国家尽力。要在思想上彻底决裂，好比从身上撕掉一块肉，那种痛，你们这代人不理解呐。”
我告诉袁老，我其实能理解他的心情，因为自从《现代化的陷阱》出版后，我与李锐、任仲夷、李慎之、朱厚泽等老一辈党内改革派有过多次聊天，他们只要一到深圳就会找我，聊及他们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腐败与权贵私有化现象的深切担忧，以及对这种现象一筹莫展的深刻焦虑。因此，我太理解这些党内改革派老人的心情了。也正是在您及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共革命这幅20世纪历史画卷中曾经有过的光明一面。
2000年之后，我的处境迅速恶化，袁老不时会来电话存问，也总是无奈地安慰我，“一切会好起来的，心情不好来蛇口散散心”。我当时事情也多，加上有公安局的老朋友告诉我，袁老其实也是被监控对象，你们二人打交道，会让深圳市有关方面特别感冒。朋友说到这点，我相信是真实的，因为我与袁老的交往并不见之于媒体，也很少有人知道。既然朋友提起这事，想必是监控得来的信息在公安局内流传。为了不给袁老增添麻烦，我很少再去他那里，他来电相约几次，我都推以事情多抽不开身，袁老似乎也意识到一些什么，很少再邀请我去他家了。
2000年6月，我受邀作为美国国际访问者访美后回国，我供职的报社在市委书记张高丽亲命之下对我施以撤职降薪不准再发文章的处分之后，我也自觉断绝了与深圳朋友的一切来往，当然也包括袁老在内。7月中旬在北京参加国务院 2000年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后，在北京大学出了个莫名其妙的车祸，我与儿子双双受伤，脚骨折断，在家休息。期间，我接到《万科周刊》单小海的电话，他告诉我，你应该去看看袁老，他很担心你，以为你这次去美国，可能因为国内压力不再回来，再也见不到你了。于是我给袁老打了个电话，相约拜访。他让我带儿子一块去他那里。记得那天他亲手切了个榴莲招待我们母子，并且说了很多鼓励安慰的话。当时我去国之意已决，主要原因是不希望儿子生活在一种极不安全的生活氛围中。但我不忍对袁老谈及这点。在袁老送我到楼下时，我请他放心，我会尽力照应好自己。因为不方便，我不会常来看您了。袁老只是紧紧握住我的手，连说“保重”。暮色中，我透过车窗看着袁老身影，心知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晤面了。
2001年6月下旬，我到了美国。在芝加哥大学访学期间，一个冬夜接到了袁老的电话，我没有问他从何处得来的电话号码。双方嘘寒问暖之后，他问我还能回国吗？我告诉他，我已经无法回去，一是不可能再有工作机会，在国安部门的关照下，不管我到哪个城市，都不可能再有工作，生存会有问题。二是成天生活在监控之下，有个老大哥看着你，几乎毫无人生之乐。我无法忍受那样的生活。袁老听后不再多说，只问我，在美国，你生活有没有保障？我实言相告，只能一边走一边看了。但美国这个地方，人称插根树枝都能长成树，我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应该没问题。袁老听后说：“清涟，真的很抱歉，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一点都帮不到你。这辈子，我们只怕是见不上面了。”听后，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感伤，那晚，竟然失眠。
此后十多年间，因自己这“境外势力”与“国家之敌”的身份，我从不主动与国内旧友联系。如今听闻袁老以99岁高龄还归道山，还是不免心中悲凉，因为我知道如今的中国，与他当年为之奋斗的改革目标相差太远。蛇口招商局网站上发布袁老逝世消息时，写的纪念词是“世上再无袁庚，改革仍在进行”，但无论是袁老还是今天的中国人，包括纪念词的写作者，都非常清楚，中国理想主义的改革早已死亡，如今只剩下“改革”之空名。作为中共80年代理想主义改革的象征人物，袁庚曾承载当时中国人走改革正道的希望；到了90年代中后期，理想主义改革已不复存在；如今袁老带走的，其实是一代改革亲历者对80年代理想主义改革的最后一丝残存的念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