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反个人崇拜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反冒进事件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于反个人崇拜的担心和反感。1958年初，毛泽东公开提倡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党内高层开始合力为个人崇拜造势。但彭德怀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坚持不跟风。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将批评的矛头直指毛泽东本人，给个人崇拜泼了冷水。毛彭冲突由此引发。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直接导致个人崇拜进一步升温，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对于1959年庐山会议上发生的毛彭冲突，史家们历来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毛彭冲突源于对形势的不同估计及对问题产生根源的不同认识，有人认为个性冲突与历史积怨是毛彭冲突的深层根源，也有人认为少数别有用心者的推波助澜是毛彭冲突的催化剂。但从个人崇拜的视角专题研究毛彭冲突的却不多见。本文尝试从这一角度进行探讨，以求更为深入地揭示个人崇拜与毛彭冲突的内在关联。
一、1956年毛泽东低调反对个人崇拜
在中共党内，个人崇拜问题受到关注，主要是由1956年2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引发的。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苏联就开始批判个人崇拜。苏共二十大公开揭露斯大林的错误，批判个人崇拜的活动猛然达到高潮。鉴于苏共当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和影响，其反对个人崇拜的做法在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内引起的反响是可以想见的。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参考，大量登载了中国社会各界的种种议论。天津市干部提出，“今后歌颂领袖时应恰如其分，如有些歌曲中有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等词句，应考虑改变一下”。广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说，“苏共能够这样暴露缺点，才是发挥民主精神。”“我们过去有时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不够恰当的，带有封建色彩，也是个人崇拜，忘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力量。”长春市干部中也有些人认为，中共也有个人崇拜的现象，如开会时只给毛主席致敬电，不给党中央致敬电，电影里只提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提党的军事思想，农业发展纲要中只说毛主席的指示，不提中央的指示等。更有的人提议：“我们国家对党的领袖也应注意”，“不应强调喊毛主席万岁”。 [1]
对于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初是支持的。在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于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一论》）中指出：“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2](P230) “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2](P233) “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 [2](P233)
但实际上，毛泽东对待反个人崇拜的心态则是复杂而微妙的，可以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一方面，毛泽东乐于看到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因为由此解除了套在中共头上的紧箍咒，毛泽东将不再受到斯大林的压制和束缚，可以毫无顾忌地独立行事。另一方面，毛泽东并不希望将反对个人崇拜的活动延伸到自身，相反，他要在斯大林的禁锢解除之后进一步强化巩固他的政治权威和精神权威，并且要扩大自己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力。
1956年发生的反冒进事件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于反对个人崇拜的担心和反感。
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设想要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但周恩来、陈云等人不赞同毛泽东的冒进倾向，主张慢一点、稳一点，制定计划要实事求是。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当年的基本建设增加20个亿的意见，遭到否决。据邓力群回忆说：
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过程中发现，基本建设搞得太多了。周总理搞了一些调查，提出1956年的计划要调整，过多的基本建设项目要压下来。这是一个方面的意见。但是毛主席持相反意见，认为不但不能压，还要增加。在1956年4月下旬的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争论相当激烈。
据我后来所知，少奇是支持总理意见的。毛主席要增加基本建设的意见，在大多数人中间通不过。这种情况，作为党内生活来讲，本来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毛主席的意见成为少数一方的意见，在多数人中间通不过，这是罕见的。这对个性特别强的毛泽东来说，不仅因为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对的，要引起不快，而且对这种场面的出现要受不了。这样毛主席生气了，宣布散会。散会以后，一转头就到南方去了。[3]
胡乔木也有类似回忆，并且说：
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4]
6月，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会议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冒进的方针。刘少奇还让中宣部起草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经他和陆定一、胡乔木审定后于6月20日发表，结果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在收到刘少奇送来的社论稿后，认为是针对他的，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后来在南宁会议上尖锐地批评说：这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他认为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几句话来说明反冒进，“是用毛泽东来反对毛泽东”。还在这篇社论上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 [5](P661)
反冒进事件使毛泽东深深感到他的意见、主张在党内不能得到顺利贯彻，存在很大的阻力。在即将进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经济建设即将成为中心任务的情况下，出现这样的事件是意味深长的。毛泽东把反冒进事件看作是一个信号，一个熟悉经济事务的官僚集团企图架空他的信号。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他似乎成了一个只会画圈圈的傀儡。1958年1月，毛泽东为此在南宁会议上以批分散主义为由发泄了满腔的怨气，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大闹了一顿” [6](P462)。毛泽东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看了。只给成品，不给原料，不行。”[7](P768) “我对付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着众人批评。事先要通一点情报，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开会前十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理状态”。毛泽东特别点明：“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 [7](P770) 1959年4月初，毛泽东又在八届七中全会上专门讲了解除封锁问题。他：封锁得厉害，片纸只字都不让你知道。杜勒斯的封锁政策，我们共产党里边也有。他就是不给你反映情况，不汇报，不请示，就是不让你知道。开会前一天不知道，第二天听训。名曰主席、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实际是跑龙套而已。[6](P462-463)
除了反冒进事件之外，毛泽东对于贯彻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精神在党内遭遇阻力也耿耿于怀。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发牢骚说：《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民主党派拿我的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报》闻风不动，写一篇社论，从恩格斯讲起。二月开始谈判，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十一月二中全会，一月省委书记会议，三月宣传会议，还有颐年堂会议，都说了人民内部矛盾，不必忧虑，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打不动有的同志的心。我说十个干部中有一个拥护我就好了。他也不说不对，就是不执行。地委副书记以上一万人，有一千人拥护我就好了。[8](P213-214)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只有强化个人崇拜，才能巩固他在党内外的地位和权威，遏制党内外的大批反对派，防止国内出现“赫鲁晓夫”。
在毛泽东的操控之下，中共八大对于反个人崇拜问题的处理方式是相当低调的。与半年前苏共二十大的情况不同，反对个人崇拜并没有成为八大的主要话题，众多大会发言对此都没有涉及。邓小平的报告虽然以研究执政党建设为重点，但只是附带提及个人崇拜问题，而且并不承认中国党内也存在突出的个人崇拜。“邓小平报告的基本口径是：反对个人崇拜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但中共很早就注意了这个问题，而且正是毛泽东自己反对对个人的歌功颂德；领袖是需要热爱的，这不是个人崇拜。这样，既接过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并间接地回答了人们对中国是否也存在个人崇拜现象的质疑。”[1]正因为如此，麦克法夸尔教授在读了邓小平的报告后得出这样的结论：“邓小平在他的报告中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时，却捍卫了毛泽东的地位。”[9]
到了1956年12月29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再论》）时，就干脆不再提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了。1957年3月1日，负责起草《再论》的康生在介绍《再论》时说：《再论》和《一论》基本相同，但有一点不同，《一论》中有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再论》中就不再提这个问题了。[8](P402)可以说，从1956年底开始，毛泽东就不再主张笼统地反个人崇拜了。
二、1958年党内高层合力为个人崇拜造势
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1958 年上半年，毛泽东开始对参与反冒进的同志进行反击。他不仅严厉批评了对他不搞个人崇拜，反而针对他搞“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等人，迫使其作出检讨，并且为强化对他的个人崇拜大造舆论。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周恩来主管下的国务院经济部门搞分散主义，并为此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毛泽东特别强调：“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7](P768)显然，毛泽东的潜台词是：只能以他本人为核心，不能有别的核心。不经过他的许可就擅自行事就是搞分散主义。
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明确提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 [7](P793)毛泽东之所以要区分“正确的崇拜”和“不正确的崇拜”，真实意图是要鼓励对他本人的崇拜。因为真理在他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既然毛泽东已经成为真理的化身，合乎逻辑的结论就必然是：对毛泽东“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
事实上，毛泽东对他认为需要个人崇拜一事，并不讳言。在成都会议上，陈伯达有个长篇发言，其中讲到王明说延安整风，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10](P212)陈伯达说到我们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接过话茬说：“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10](P215)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还说：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列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说：政治局只五个委员，有时还不开会。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因此，只要正确，不要推，不如我独裁；也开点会，不全独裁就是。不要信这个邪，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想自己独裁。[10](P188)反个人崇拜，是因为“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此言一出，实际上给反对个人崇拜的人扣上了一顶大帽子，封住了别人的嘴。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有对反冒进的严厉批评在前，又有对“正确的崇拜”的提倡在后，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已经是明明白白。所以，伴随着大跃进热潮的临近，党内高层开始合力为个人崇拜升温造势。
在成都会议上，对于毛泽东的颂扬不绝于耳。有的说：我们的水平与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来说，不只是跟上的问题，而是要有创造精神的问题。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有的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学习。主席的许多优点是不是可以学到呢?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但是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些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学到的。有的提出：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有的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7](P802)有些人调子更高，竟然公开声称：“对主席就是要迷信”， “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5](P1332)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对此评论说：“党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7](P802)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对于毛泽东的称颂更加突出。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检讨反冒进“错误”时，专门讲了一段“向毛主席学习”的话。他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和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领导思想分不开的。[10](P370)还有些中央领导人说：“拥护和相信毛主席就是拥护和相信真理”。 [7](P821)中央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还提出，由毛泽东倡导，在全国各地开展的声势浩大的大规模收集民歌的运动，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世纪。在会议发言中，对毛泽东的赞颂还有很多，比如说，中国出现毛泽东，如同“德国出马克思、俄国出列宁一样”； 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思想“是活的马克思主义”，学马列要以“学毛著为主”等。不难从中看出，林彪六十年代所唱的高调，已经初露端倪。
随后，1958年夏，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理论小组负责人康生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 [11](P32)诸如此类的颂词反复出现，调子一次比一次提高，这就表明，个人崇拜的氛围已经在党内高层形成并且日渐浓厚。
三、彭德怀反个人崇拜引发毛彭冲突
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坚持不跟风的是彭德怀。苏共二十大后，彭德怀在中南海西楼开会时曾经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不赞成喊“毛主席万岁”。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1958年，他在成都会议上讲到党内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这“有些人”是有所指的，其中就包括彭德怀在内。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许多会议上谈到要准备党的分裂问题。5 月17 日，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准备最后灾难”。所谓最后灾难，其一是世界大战，其二是党搞得不好，要分裂。他说：不能说不会分裂，苏联还不是分裂了吗？在5 月20 日的会上，他又说：新的分裂是可能的，只要有党，就可能分裂，一百年后还会有。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不怕分裂，分裂是自然现象。5 月23 日，他说：有分裂的可能，这是阶级斗争的正常现象。预料到了，就不要紧。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他指出：党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巩固，一是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经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分（份）在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不希望分裂，但是准备分裂。没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以避免分裂。 [8](P212)
毛泽东一再讲党内可能会分裂。他主要是在怀疑谁呢？在当时，他没有明言。第二年，在庐山会议上，他在批判彭德怀时说出了答案：“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12](P197)可见，毛泽东对于彭德怀反个人崇拜的举动是早有戒心的。
实际上，毛泽东不仅对彭德怀心怀戒备，而且点名批评了彭德怀。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讲：我这个人是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是不是这样呢？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他还讲：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你使我下不去，我也使你下不去。在会上，毛泽东还历数了他与彭德怀过去发生的冲突。[6](P467-470)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警告和批评并没有让彭德怀从此缄口。在1959的庐山会议上，他激越铿锵、掷地有声的言辞令在座的人颇感紧张。他在小组会上几乎每天都发言，有些发言是很有刺激性的。他直言不讳地讲:“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 [13] (P199) “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13] (P200)“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13] (P200)“‘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 [14]
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中也有一些刺激性的语句。比如他说：“现时我们在建设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 “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 “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15](P980-981)
7月14日，信送出去以后，彭德怀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信中有些问题讲得过火一点，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可以不写，不过讲得重一点，刺一下主席有好处。[15](P979)
彭德怀为什么会产生“刺一下主席”的想法呢？直接原因是彭德怀痛感于当时无人敢于站出来说实话的沉闷局面。“南宁会议以后，毛泽东就不经常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往往是他在会前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讨论，会后向他汇报，他同意了才算数。否则，或者是重议，或者是按他的意见办。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实际上成了上下级关系。”[11](P35)鉴于“中央常委之间有些问题不能很好展开讨论，有的是不便说话，有的是不能说话，有的是不多说话” [12](P100)， 在几乎无人敢于正面与毛泽东抗争的情况下，彭德怀觉得他有责任站出来“为人民鼓咙呼”。 他以发言和上书的形式，对党内开始滋长蔓延的个人崇拜之风进行了批评。彭德怀这样做，显然是冒了很大风险，需要很大勇气的。但既然毛泽东号召大家做“海瑞”，彭德怀也从中受到了鼓舞，希望通过上书促使领袖痛下决心，纠正错误。
但令彭德怀没有想到的是，在毛泽东的政治词典里，海瑞有“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之分，彭德怀恰恰属于后者。毛泽东从彭德怀的信中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毛泽东感到这是反冒进之后党内阻力的继续，是对他个人权威的一种挑战，是公然与他唱反调。由此，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视为“挑战书”，对他写信的动机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我们这里闹分裂的人要鞭我的活尸。” [12](P282)
7月22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彭德怀的信非常不满。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听了柯庆施等人的进言，毛泽东一夜没有合眼。次日，毛泽东发表讲话，矛头直指彭德怀等人，认为他们将形势讲得一团漆黑，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表现了“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甚至说“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 [12](P136)庐山顿时风云突变，纠“左”从此变为反右。
非常发人深思的一个事实是：虽然在毛泽东讲话之前，不少人基本上同意彭德怀的信，甚至明确说“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 [12](P107)，但是，“毛泽东7月23日讲话后，会议‘一呼百应’，对毛主席发动批判彭德怀等同志这一不正常、不正确的行动，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或者从中缓解一下。”[5](P910)
对于彭德怀反个人崇拜的举动，与会人员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了批判的立场上。刘少奇指责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认为中国也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对个人崇拜”，起草七大党章时“不赞成写毛泽东思想领导那一条”。 [12](P207) 周恩来指责彭德怀“要把旧社会的骨气带到党内，犯上作乱”，“没有领袖观点”。 [12](P221-222)有些老帅批评彭德怀“桀骜不驯”。“剑英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剑英同志说时，都激动得掉泪了。”[12](P172)还有人大批彭德怀有“魏延的反骨” [12](P282)。尤其是康生、林彪等人，出语惊人，上纲上线，必欲置彭死地而后快。康生指责彭德怀“以反毛泽东同志为荣”。 [12](P245)林彪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12](P189)他说彭德怀“在党内也有藐视一切的思想，好犯上” [12](P204) ；“他是打着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的旗帜，来向党进攻，向毛主席进攻” [12](P215) ；“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做一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 [12](P217)
在中共党内个人崇拜之风已经日渐显露的形势下，彭德怀挺身而出，勇敢地向个人崇拜之风进行了悲壮的抗争。无奈党内个人崇拜土壤深厚，彭德怀反对个人崇拜的抗争孤掌难鸣，最终以悲剧收场。在讲“党性”、讲“大局”和讲“团结”的名义下，“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帝王思想和忠君观念悄悄登场并且占据了统治地位。庐山会议最终成了全党动员、维护和树立毛泽东个人“绝对权威”的会议。历史无情地宣告，个人崇拜的恶性膨胀已成定局。
四、毛彭冲突导致个人崇拜再度升温
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毛彭冲突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的重要转折点。罗斯·特里尔指出：“庐山上失掉的是党的集体权威。从那以后，党成了一台受控的机器，不复是一个超出任何人之上的充满战斗力的集体。” [16]自延安整风以来，中共高层基本是团结的，尽管1949年后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倾向有所滋长，尤其是1958年上半年的反反冒进使得党内政治生活出现严重不正常，但像彭德怀事件这样残酷的党内斗争却是第一次发生。以彭德怀事件为标志，毛泽东的个人权威日益凌驾于党的集体权威之上，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所谓民主集中制，剩下的只是集中，集中于一个人的意志。庐山会议的形势，说到底，就是对毛泽东批评不得，尤其是有过‘旧怨’的人批评不得。那时就已经感到‘全党共诛之’的气势了。” [12](P369)毛泽东对彭德怀出人意料的发难其实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从此党内形成一种不正常的“让步”习惯：毛泽东总是对的，即使在批评工作中失误的时候，也要首先肯定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正确性，宁可让党、让中央集体来承担责任，也不敢说他负主要领导责任。
毛彭冲突导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再度升温。庐山会议毛彭冲突的结局表明，毛泽东与他的同事们在权威上的距离有天壤之别。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其他人功劳再大，地位再高，也和一般平民百姓一样，是毛泽东又敬又怕的崇拜者。从此，反对个人崇拜成为政治禁区，提倡个人崇拜被视为政治忠诚的标志。
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首先表现出坚定拥护个人崇拜的姿态。1959年8月17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进一步赞扬毛泽东，鼓吹个人崇拜。“理论权威”康生不甘落后。1959年底，他公开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11](P32)
鼓吹个人崇拜最力的当属林彪。他从毛彭冲突中认清了毛泽东晚年的致命弱点，意识到搞个人崇拜是“得一人者得天下”、谋取个人权位的捷径。“大跃进”受挫后，党内一线领导人都在致力于纠正工作中的失误，林彪却独树一帜，在军队内部首先不遗余力地搞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竭力塑造自己毛泽东思想捍卫者的形象。1959 年9 月至10 月，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大讲顶峰论。在1960 年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宣称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林彪主持搞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提出了一个响亮口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句口号后来在“文革”中大行其道。1961年1月，林彪提出了后来影响巨大、流传甚广的学毛著“21字方针”：“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背警句”也是林彪在此时的发明创造。他要《解放军报》在报眼的位置刊登毛主席语录。他提出，对毛主席著作中最重要的篇章，要反复学，反复用，对于其中的许多警句，要熟读、熟记，能够背诵出来。1966年，林彪发表了著名的“5·18”讲话，极力颂扬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大讲天才，声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8](P410)同年9 月18 日，他又讲：“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他提出，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著作。[8](P411)
在林彪的带动下，整个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人们手举“红宝书” ，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唱语录歌，做语录操，跳忠字舞，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个人崇拜由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个人崇拜政治生态的不断强化，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毛泽东成了笼罩着神圣光环的最高权威，凌驾于人民群众和党中央领导集体之上，俨然成为真理的化身，人民的代言人，具有主宰一切，决定一切的大权。毛泽东的话成了衡量人们言论、行动的唯一准则，任何与毛泽东言论相左的思想、言论都被视为谬论、修正主义，甚至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在这样的条件下，党已经丧失了有效约束毛泽东的权力、纠正毛泽东的错误的任何可能性。“大跃进”运动在出现明显失误之后仍然能得以“继续跃进”,“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失误竟能持续10年之久,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个人崇拜政治生态的强化，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结语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至理名言。个人崇拜作为个人专断的伴生物，是同人民民主格格不入的。事实证明，无论出于任何动机，迁就、纵容乃至于提倡个人崇拜，为个人崇拜推波助澜，都是要不得的，这种态度和行为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贻害无穷。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推向前进，并使之充满生机与活力，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立完善的权力监督和制衡机制，让个人崇拜从历史舞台上永远消失。
（发表于《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稍有改动。）
参考文献：
[1]沈志华.中共八大为什么不提“毛泽东思想”[J]. 历史教学，2005，（12）：5—10.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3]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76-77.
[4]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227.
[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6]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M].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
[7]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8]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9][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159.
[10]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卷）[M].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
[11]席宣，金春明. “文化大革命”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12]李锐.庐山会议实录[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13]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14]余广人.庐山会议四十周年感言[J].炎黄春秋，1999，（8）：32—38.
[15]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6] [美] 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