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征夫在政协会上的提案
大漠鱼先生于2016年3月3日在博克中国发表了“政协委员朱征夫屡屡‘妄议’会不会摊上事？”，我由此得知朱先生在政协委员岗位上又有新的惊人的政治动作，既感欣慰，更感钦佩！
文章说，近日，最引人注目的两会话题（3月4日开始的中国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会议）恐怕要数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律协副会长朱征夫与他的建议了。
3月1日，朱征夫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表示，在此次政协会议上，他将继续就“冤假错案”问题提出9条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让犯罪嫌疑人上电视认罪要慎重。
朱征夫认为，让犯罪嫌疑人上电视认罪，是对其进行有罪推定的一种形式。上电视认罪有违背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也有违背事实的情况。另外，犯罪嫌疑人上电视认罪，再经过媒体报道、传播，就会误导公众认为嫌疑人就是有罪的，容易导致“舆论审判”。
正如大漠鱼先生所讲的，“朱征夫的胆子很大，因为很明显这个建议是有所指的。而如果他的建议进入讨论程序，则无疑是对国家窗口媒体之前的行为给予了否定。”
笔者必须补充的是，让犯罪嫌疑人上电视认罪，是专制独裁者迫害政治反对者的一种最阴险的政治手段，也是中国赵家人在人类历史上首创的一种政治迫害手段。中国赵家人想通过这种形式达到三个目的：①通过如此羞辱被害者的人格尊严，迫使其以后不敢再与权力对抗；②通过电视向全国民众展示与权力对抗者的下场，以收杀一儆百之效；③向民众展示中国“赵家人”的政治行为的“公正透明”不会冤枉好人。
为什么说这是一种政治迫害手段？因为中国央视已用的这种行为，主要是强迫政治异议人士上台承认自己的所谓罪过，很少让刑事和经济犯罪嫌疑人作这种表演。中国赵家人深深懂得，政治反对派或异己者才是他们长期统治的真正对手，刑事和经济罪犯不会危及他们的根本利益和统治地位。
朱征夫的新建议把这一点作为第一条，恰恰说明他所具有的政治洞察力和政治敏锐力，站得高看得远。也正因如此，他的建议将要承受的政治风险也极大。正如大漠鱼先生所说，“在网络舆论管控尤为严厉的当下，否定国家窗口媒体的行为，不啻与上层决策对抗，形同‘妄议’。那么，‘妄议’的后果是什么，‘任大炮’等人的下场就是最好的注解。”
但笔者与大漠鱼先生的预估略有不同的是，朱是全国政协委员，他的本职和赵家人明确赋予他的任务就是参政议政，这不属“妄议”的范畴，而是当局早已明确授予他议政的权利。“议政”二字，既可能符合当局的意愿，也可能不符合，不能说符合才是“议政”，不符合就是“妄议”。所以“妄议”的帽子怎么也加不到朱先生的头上。何况朱的这一建议符合普世价值，符合人权和民心。中国很多平民百姓私下就承认，那些上电视台认错认罪的人都是被迫说出的违心话，显然是政治交易的产物。
相反，如果最高权力当局硬要以“妄议”和任志强式遭遇来对待朱征夫，就会赤祼祼地暴露“赵家人”专制独裁者的凶恶嘴脸，口是心非的两面派，说一套做一套，使其在全国和全世界舆论面前彻底失去民心。
朱征夫与任志强的不同之处还在朱是半民意代表，当局授权他在一个官方的半代议机构参政议政，发表不同意见，并称这就是民主，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一旦他遵旨提出不同意见，又把他打成另类，就会立即暴露赵家人的伪善面孔，证明全国政协会议的确是“赵家人”的橡皮国章，掩人耳目的工具，中式民主是欺人之谈。而任志强则是以中共党员身份对其党的领袖的一个定义性讲话表达不同意见，虽然符合党章和党内民主原则，但党仍然可在某种程度上以党性原则（绝对服从）来指斥他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而这种所谓党性同人民性是有根本区别的，党性绝对不适合于非党员的人民大众。
所以，从两者的根本区别来判断，笔者相信赵家人既不会接受朱征夫的建议，也不敢对他施以任志强式的报复，而是以年龄或任期届满为由，下届不再赐予他政协委员红帽子。如果对朱征夫实施任志强式的处置，就会使赵家人在国内外仅存的那层薄薄的假民主面纱不攻自破，赵家人大概不致无知到如此地步。
但是，正如大漠鱼的文章所指出的，朱的一这建议实质上是与上层决策对抗（因为让政治犯嫌疑人上电视认罪，绝非电视台的决定，而是最高层的授权），加上中国律师已被认定为国家公害，迄今为止，已有300多位律师或被拘押或被判罪或被监视居住，身为律师的朱征夫又提出如此的建议，当然不可能不使人产生“报复”的联想？何况历史早已表明，“赵家人”从来是不顾一切后果，不择手段地来维持它的专制统治的。而目前的“赵家人”又决意实行一种集一切权力于一人之手的极权主义制度，作为解决“赵家人”所遇到的罕见的统治危机的出路。在这种只能听从一个人的命令，按照一个人的意见行事的背景下，朱征夫却针锋相对，公开对抗，其面临的政治风险的确是不言而喻的！
但它同时也证明，朱征夫确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果敢无畏的英雄！其行为的最大效果又将为中国“赵家人”制造一个无法自拨的政治陷阱：惩罚朱征夫就会暴露它所控制的政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民主真专制的工具，在世人面前丧尽民心；让朱征夫建议得逞，又会削弱甚至失去专制统治的能量和力量，客观上鼓励和促使民主派和广大民众争民主反专制斗争的勇气，从而陷入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困境。
如此，从全局和长远看，朱征夫冒这个风险是价有所值。中国民主派和民众更应积极支持和鼓励他，做他的坚强后盾。
大漠鱼先生的文章然后又说：“还有一个更叫人担心的问题是，在3月1日同一天，朱征夫委员还接受了财新网的专访，再次提请政协会议《适时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文章说，“就批准《公约》的两会提议，已有10多年的历史。早在200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在北京召开的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上就表示，中国政府正在积极研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涉及的重大问题，一旦条件成熟就将履行批准公约的法律程序。然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早已成为国际诸类组织的成员国，而完全应该与国际接轨的《公约》还在搁置中。”
“由此看来，涉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公约》，显然触到了中国的痛点，尤其在公然摒弃普世价值的决绝前提下，旧事重提无异在伤口上撒盐。这可是比‘妄议’更令人忌讳的东西，哪里容得下一个小律师在大庭广众下指手划脚、说三道四？”
笔者完全赞同大漠鱼先生对此所作的分析和评估。朱征夫的这一建议对赵家人来说，的确比所谓“妄议”更具有杀伤力，甚至是致命的。十多年来拒不批准这一公约，甚至连讨论一下都没有就是有力证明。公约的所有条款几乎全是针对专制独裁国家尤其是共产极权国家的独裁统治者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性的政策和暴行的。中国“赵家人”如果批准这一公约，等于在某种程度上给自己带上镣铐，行动再也不那么自由了。即使还可用各种歪理邪说来掩盖其在国内外的反人权反民主反自由的行为，却难以在世界人民面前完全掩饰其欺骗伎俩和行为而不得不日益陷入国际政治孤立困境。
中国赵家人目前还可利用其所掌控的庞大无比的国家资源和资金来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收买，推销“中国模式”和“中式民主”，但当世界日益民主化，人权高于国家主权成为主流，共产极权国家将会只剩一两个，届时，这种欺骗和收买伎俩也就不再有效了，极权主义政权的孤立和消失也就成为必然了。
从这个意义上看，朱征夫的这一建议又将使中国赵家人陷入更加不可自拔的泥潭：继续拖延，拒不批准这个公约，必将引起国内外更大的政治谴责和压力，进一步削弱其在国内外的政治欺骗作用；批准这个公约，又会为国内外的民主自由派和广大国民提供强有力的护身符，加速国内民主化进程，摧毁自己的统治基础，最终走向崩溃。
由此，更可认定，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律协副会长的朱征夫确实具有深刻的政治洞察力和超人的政治敏锐力。尤其是他敢于不屈不挠地挑战当今世界最强大最精明狡猾又最凶残的独裁政权（多年前朱征夫就多次在两会上提出废止劳教制度的建议，直到2013年“劳教制度”废止为止），的确算得上英勇果敢的人。这样的人不值得钦佩崇敬，还待何人？
朱征夫现象表明，中国大陆国民中的民主觉醒正在兴起，民主意识在上升，不管“赵家人”怎样前所未有地加强新闻管控，网络封锁，都不可能阻断中国人在不可逆转的世界民主大潮中的追赶步伐。
朱征夫现象更表明，中国的民主先觉者或民主精英是层出不穷的，不管当局用多么严厉残酷的打压手段来对付他们，想把他们的嘴完全封死是绝对办不到的。当他们的把所有活跃的民主斗士和维权人士都关起来以后，他们满以为安全安定了，谁知又出了个党内反极权主义斗士任志强，公开同党的最高领导人、当今世界最有名的极权主义者对着干。当他们用反右文革那一套来围剿任志强，以杀一儆百时，又出了个民主人士朱征夫，公开在最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向当局挑战。还有86岁的党内资深女外交学者也继续发声，表达对当前某些内外政策的不满。
这一切不仅大大鼓舞了中国人争民主、反专制的斗争意志，也有力地驳斥了海内外一切不看好中国民主的悲观论调。
朱征夫、任志强现象也证明，中国赵家人的统治已处深陷泥潭且进退两难的困境。而他们想用集中一切权力于一人之手的极权主义办法来摆脱这种困境，挽救垂危的统治，又将适得其反，加速自己的崩溃。当前的极权主义者，外受美、日、韩、朝和东南亚诸国的巨大军事、外交、经济压力而难以支招，内受党内外四面树敌，分崩离析的无穷困扰（最新报道，任志强事件就是高层权斗的产物，任的后台机构反击了围剿任志强的一派，叫停了组织处理任志强的程序），除了集权和极权外，几乎一筹莫展。国内的民主派正是看到了统治集团的貌似强大，实则虚弱无比，勇气倍增，信心十足，前赴后继地为争民主、自由、人权而坚持不懈地斗争。他们坚信，民主自由必胜，专制独裁必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为此而付出某种代价是值得的、必要的。
2016年3月5日写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