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写过一篇《试论毛泽东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被《炎黄春秋》刊外版采用过。文章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作过简单的论述，今天看来觉得还挖掘得不够深。文革过去已经四十年了，然而对这个题材的研究并没过时。当今所谓“左派”谈文革；“右派”也在谈文革，这里面有两个重大问题：一是研究文革牵涉到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二是涉及到文革这场悲剧能否在中国再次重演的问题。要想研究文革，必须了解毛泽东为何要发动文革？也就是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什么？今年春节前后，趁天冷很少出门的机会，在家静下心来好好读了两本书，对我多少有点启发。一本是一位英国人–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写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和第二卷）；一本是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的回忆录》。两本书虽说叙述的内容不同，然而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毛发动文革的想法并非一时之念，早就有了思想准备的，是积累了很长时间的。要按麦氏的看法，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搞合作化运动就开始了；按李氏的说法，1957年毛发动民主党派，利用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就是想把文革的火点燃，直指与自己政见不同的敌手“党内走资派”。请看书中这一段话：
“今日我后见之明是，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未涉及到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十年，而不是1966年发生。我们今天只记得反右时对右派人士的恐怖行径，其实毛开始是想借用民主党派人士来替共产党整风，目标是‘反冒进’的那些领导。毛未料到民主党派人士竟群起质疑社会主义路线和共产政权的合法性。毛万万没有想到，民主人士意见越来越尖锐，攻击的矛头逐渐指向毛本人的统治。毛被迫暂时回头和党内反对他的‘同志’联合起来，党内领导人人自危，大家一致枪口向外，出现了大团结的局面。”
对于李氏的看法，本人不大认同。客观地说，当时毛是否像李说的想利用民主党派帮共产党整风把矛头指向那些“反冒进”的党内领导，我想还不至于。我们要把当时的国际潮流历史背景结合在一起来分析。可以说，1956年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可谓是个多事之秋。1956年2月苏共20大召开，赫鲁晓夫作了清算斯大林的秘密报告；1956年秋匈牙利事件发生；接着波兰发生波兹南暴乱；南斯拉夫铁托公开与苏共唱对台戏。我猜想，毛此时心情是比较复杂的，虽然他对斯大林那种独断专行、家长式的作风不满（毛也曾遭到斯大林的羞辱），然而他也不愿意看到国际共产主义大家庭出现分裂状态，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苏共反斯大林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动乱，是由于党内缺乏民主作风而引起的，他促使中共搞了个《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而毛自认为通过镇反、肃反、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中国人民已经达到了空前团结，党和人民已经没有敌我矛盾而有的只是人民内部矛盾。并在１９５７年２月２７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毛此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号召民主党派帮共产党整风，一则是想触动一下中共的官僚作风；二则是想让社会主义国际大家庭瞧一瞧我领导的共产党中国毕竟与你们不一样，我敢让人民说话，（爱标新立异也是毛的一惯作风），然而这些民主党派开始还没有尝到毛氏的辣汤辣水，太不懂“朕之内心”；再则他们好多都是两朝元老（如罗隆基、章伯钧等），哪像后来的红卫兵那样听使唤。他们一下子将矛头指向了中共根本体制甚至毛皇帝，什么“政治设计院”、“轮流执政”都来了，惹得毛恼羞成怒，干脆承认自己是“阳谋”，将55万右派打入“另册”。反右这件事也说明了毛太自信了，他以为通过“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就获得了人民的拥护，岂不知那种滥杀无辜、用暴力手段剥夺别人的私有财产，已经显出这条无产阶级专政路线的邪恶，必然会遭到具有良知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谴责。
虽然在合作化问题上党内有人“反冒进”引起他的不悦，然毛还没感到会威胁到他的权位。此时毛可能还没想到搞一场文化大革命。但是要承认有两点毛是不快的。一个是“反冒进”这批人，说明“七大”将他的思想作为主导思想之后，已经有人敢于向他的思想开始了挑战。在中国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土改之后，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按照当时中共制定的“新民主主义巩固论”的观点，农村合作化运动发展不能太快，这里面有个过渡期限。这个观点在党内很多领导人都有，包括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邓子恢等中央领导。然而毛泽东和他们看法不同，他认为中国农民应当马上组织起来，从互助组到初级社然后到高级社快速发展。这样就出现了“冒进”和“反冒进”，“组社”和“砍社”的斗争。这本来是党内人士在经济建设的方法上不同的意见，本乃一件很正常之事，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毛氏这样搞是错误的。然而遗憾的是，中共的领导体制已经不正常了。一个人的思想成为了主导思想，他的个人`权威也必定随着树立起来。此时，那怕一旦他的思想出现了错误，也是不容许挑战的，只有服从。此时，封建主义的家长制在中共业已形成。 另一件事让毛泽东更不快的是中共八大的召开，取消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和提倡集体领导。刘的政治报告和邓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赞扬集体领导路线，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还进一步向党的代表们保证，中国绝对不会出现个人崇拜。邓修改新党章中，不但删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这句话，并为毛设立了荣誉主席的职位。虽然在八大会议上他也是举了手的，但肚子里已经开始酝酿如何推翻八大路线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1957年反右之后，客观地说，党内还是团结的，因为当时是矛头一致对外，这两件事虽引起毛心中不快，但尚未想要搞一场“大革命”，只能说为日后的文化大革命作了一种积淀而已。问题出在1958年的大跃进。关于大跃进，导致中国国民经济的大崩溃、大倒退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对于毛这种不懂经济又强装内行的人（有人称毛搞的既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而是胡闹经济）大跃进的惨败是必然的。至于大跃进造成的后果这不是本文所阐述的内容，本文所要说的是大跃进失败后在党内产生了什么影响。
大跃进以后，毛泽东从神坛上已经走下了，他自己心里也明白。不管他后来在郑州、武汉几个会议上开始纠偏，然始作俑者的罪名已经跑不掉了。麦氏在书中这样说：“毛泽东在推动这个方针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领导角色，如果说大跃进的倡导者要因1958年下半年的过火行为受到责备的话，那时的责任者肯定包括刘少奇、谭震林以及其它好多人，但是毛得首先承担责任。”此时，他唯一挽回面子的办法就是保住三面红旗。你可以说这说那，然而三面红旗不能动摇，因为这是他树的标杆，你否定就是要挖他的蔸子。当初那些“反冒进”的人此时此刻在想什么？毛是心里非常明白的，只是口里不说罢了。下面各省委大员除了几个阿谀奉承的人如上海的柯庆施、四川李井泉、湖北的王任重、广东的陶铸等人外，其他人都表示沉默。所以59年庐山会议上，不知趣的彭总被打倒是必然的。
1959年庐山会议倒彭之后，在中共两条路线的斗争上毛思想出现了重大转折。如果说1955年在合作化的问题上那批“反冒进”的人只是引起他的思想上不快的话，那么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毛想在党内除异己的想法已经开始在脑子酝酿了。如果说当年在党内出现对合作化运动不同的分岐，那只是思想上认识人的不同，并没有威胁到他个人的权威性。而庐山会议彭德怀跳出之后，他已经感到他的地位开始动摇了。那些秀才们直指他的痛处；党内高级干部敢怒而不敢言。毛在这场激烈交锋的关头甚至对彭说出了这种话“如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他还甚至威胁道：“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跟随彭德怀走，我就去打游击。”
1959的庐山会议不仅是考验毛泽东而且是考验任何一个中共领导者道德良心试金石。摆在他们面前是一个共产党人在老百姓的生死攸关之际是否敢于挺身而出，为民说话。即或是彭德怀触犯了毛泽东，其它的中共领导人也应当站出来维护正义。然而遗憾的是多数人不仅选择了沉默并且为虎作伥。为了毛的面子，抛弃了正义，出卖了人格。陶铸甚至在彭面前劝说，我们对主席的“忠”应该像古代贞女嫁人一样从一而终。明明是毛错了，还要违心的服从。可以这样说，刘少奇、周恩来加上林彪的表演，为毛的独裁专横，武断地滥用权力铺平了道路。这才有了日后的文化大革命。庐山会议这一曲虽说唱的是《海瑞罢官》，然而中共那种封建家长制已经落后于“嘉靖年间”，嘉靖皇帝比起毛来说还要开明。如果庐山会议“纠左”，不会至于后来饿死那么多人。由于彭的“上书”，毛龙颜大怒”，将“纠左”变为“反右”。由于毛清洗了彭德怀这一批持不同意见者，就必须重申1958年大跃进政策的正确性，以证明对不同意见者实行纪律处置的合理性，毛又发动了一次新的“跃进”。 当时的形势，由于大跃进的折腾，老百姓家里粮食所剩无几，已经面临饿饭的危险，然而毛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他当前重要的是如何挽回“面子”。在一个关于湖南恢复公共食堂的批语中写道：“不应该在困难面前低头，象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新鲜事物是有深远的社会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能的—–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合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
几天之后，他把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痛批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因张恺帆曾下令解散无为县公共食堂。在又一个批示中，赞扬了辽宁省迅速采取“反右倾、鼓干劲”的部署。而那些在上几次会议“纠左”有点灰溜溜的官员，如李井泉、吴芝圃、陶铸、柯庆施之流又活跃了起来。全国上下又掀起一场“反右倾、鼓干劲”、抓小彭德怀的运动，捆绑吊打那些瞒产私分的，家有余粮不交公的干部和农民，有的被活活打死，其残酷令人发指。农民家里一点可怜的救命粮全部被搜刮干净了，等到来年就是饿死。1959——1960年中国大陆饿死人的惨状我就不一一叙述了，关于这方面的书我是不敢看的，看得只会让人心底流血。我只想说，如果在58年之前，那个“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在我心中还有一点的话，那么，经过“庐山会议”，最后一点在我心中已是荡然无存了。尤其对于毛，你说他是“为人民”，那是天大的笑话了。
大跃进的惨败，中国大饥荒开始，三千七百万人被饿死，中国大地哀鸿遍野，怨声载道。此时此刻毛的威信大减。在党内党外、干部或民众，这颗红太阳在人们心中的光环逐渐失去，无论周恩来后来搞那个大型歌舞《东方红》，想挽回面子已是徒劳，只能在那些无知的小青年们身上起点作用。此时我们必须转换一个视角来看毛泽东。如果说在1958年之前他搞合作化，发动大跃进是想学苏联，让国家快速走向工业化，方法虽愚蠢，但毕竟还是考虑这个国家的话，那么，庐山会议之后，毛更多考虑的是他个人的权位了。因为在这之前，虽说八大会议提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那只是受了苏共二十大的影响，毛的个人威信尚存。若当时下台也会落得个体面下台。但是毛今天如果下台已是不体面了，只能说是灰溜溜的下台。好比退休一样，一个是光荣退休；一个是犯错误劝其退休。但无论光荣还是不光荣毛此时必须下台才对。因为他已经对中国人民犯下大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要在西方民主国度早就下课了，这就是体制不同的缘故。特别是1962年北京七千人大会，让毛的颜面丢尽，毛想再回到往昔的风光已是不可能了，这就叫做“无可奈何花落去”也。
1962年是一个重要之年，在国际上，由于中共和苏共打笔墨官司，惹得赫鲁晓夫翻脸，撕毁援建合同，撤走苏联专家，造成中国经济建设重大损失；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只听从苏共指挥大棒，不会倒向中国，除了那想捞点钱的阿尔巴尼亚外。一时间出现了反华大合唱。而国内召开的北京七千人大会对毛更是致命一击。会场七品官员是群情激愤、怨气掀天。刘少奇的讲话获得了全场热烈地掌声。特别刘说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时，让毛颜面丢尽。摆在毛面前历史现实是这样的：如果让刘放手搞下去，刘的威望与日俱增，日后毛必将逐渐走下政治舞台。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个好事。因为无论如何，刘和陈云这批人虽然打仗不如毛、也没有毛的那种诗人浪漫，然而比毛更懂经济，比毛更务实，这是不争的事实。更何况中国经历了那样的大饥荒，吸取了那样的惨痛教训，应当说不能再走弯路了。此时，中国人民只有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在国际事务中，实行“三和一少”的方针。少打些无聊的嘴巴官司，这才是正路。国家也会富起来，人民也会得到好处，并且这也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
然而，要毛泽东这种人学华盛顿是不可能的，那只是一种奢望，这毕竟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一个长期受着封建帝王思想影响的人，满脑子装着《三国》《红楼梦》的人，要想他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是不可能的。此时的毛想的不仅和党内一大批人不同，并且和人民想的也不同。我们不妨窥视一下帝王心理：在中国历史上有哪个封建帝王会把自己的宝座主动让给别人？远的不说，就说清朝末代小皇帝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后还每天对着皇宫高喊：“还我三大殿！还我三大殿！”，后来为了当儿皇帝，不惜出卖东三省。这一段时期毛心情沮丧到了极点，并且是复杂的。在1962年12月26日也就是毛的生日那天（此年毛应该69岁）写了一首七律《冬云》：“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虽说这首诗俗句太多，是毛诗中写得很差的一首，但从诗中可看出毛当时的心情。我曾在东湖宾馆看到毛1962年在湖边照的像也是丧着脸，完全没有1958年当时的喜笑颜开了。此时的毛泽东开始考虑他的“大事”了。他的大事不是别的，就是如何将刘这一批人（就是他后来说的“走资派”）打倒。麦氏书中一段话点明了这一点：“终于，毛泽东对他的同事为克服大跃进后的萧条而试图开辟自己的道路感到不快，他为自己的威望和权威降低而恼怒。最重要的是，当中苏论战加剧时，他一直思考着革命的变质问题，不断地促使他直接地或间接地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上来。”
1962年中国人民刚刚喘口气，正准备全力搞经济建设之时，毛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此时毛氏的阶级斗争已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了。对那些已经打得爬在地下的地富反坏右不感兴趣了。他要搞的就是党内这批人。他知道，只有搞掉刘这批人，才能重新夺回自己的权位；只有搞掉这批人，才能重新树起自己的威望。更重要的一点是，他的威望必须在一大批新人中树立，因为老一批人对他已是貌合神离了，也就是说要找新的接班人。
六十以上年龄的人，可以回顾一下，从1962年到1966年文革发动这四年中国到底有没有阶级斗争？有没有资本主义复辟？有没有走资派？1956年中共八大决议上已经说过：“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胜利，这就表明，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但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先进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已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你想，1956年中共已经承认没有阶级斗争了，现在还哪来的阶级斗争？地富反坏右一个个整得像乖乖，三年灾荒人们饿死那多人也没有谁敢抢粮库，就算刘少奇搞了点自留地给老百姓那也是为了救命，那也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其实毛心里不是不明白这些，他想的是如何搞掉刘少奇这一大批所谓“走资派”。把他的权力如何重新夺回。这就是他后来拼命重提阶级斗争的缘故。
林彪这个人是最了解毛的内心的，他曾经写道：“先给你设置一条路线，然后再用我的路线打倒你——这是老毛的惯用伎俩。”因为只有用这张牌才能作为筹码和这批人斗。当时中国人民刚刚从死亡线人挣扎出来，全国人民、全党上下想的只是如何吃饱肚子，然而令人头痛的是，刘邓这些人只要开经济会议，毛就去闹场子，甚至拿出党章和宪法去闹。这就是武汉人说的“弯着船扯皮。”当然这里面也不排斥刘邓这批人对毛的轻视，但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你已经被历史证明了在这方面不行，在经济建设方面又打了大败仗，要别人再相信你是不可能的了。然而毛仍然不依不饶叫嚷阶级斗争，什么“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是曲折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而刘这一批人被逼得无法，你要我搞阶级斗争我就做做样子给你看，把那些已经打翻在地的地富反坏右再拼命地打一顿。这就是毛说刘的“四清运动”中形“左”实右的原因。毛之所以不同意刘这样搞并非他同情这些地富反坏右，他认为刘“形左实右”是偏离了他的方向，毛搞的就是你们这些人。反正每当政治运动来临之前，先拿地富反坏右祭刀，这些人总是倒霉。文革开始之际，为何出现北京红八月和大兴灭门惨案而不制止，就是在毛的同意下搞的。因为不打人不杀人运动声势就造不起来，而且越残酷他们越高兴，这样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在这些嗜血者们眼里，人的生命如同儿戏，只要对我有用，杀人就像踩死几只蝼蚁。有人说文革大破四旧是“红卫兵”搞的，的确是的，但是毛同意的。他要发动群众就得这样搞。不然他不会对着宋彬彬说，要武啊！所以说，文革破坏文物、打人、杀人总根子就是毛泽东。
林彪在文革中说的那四句经：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丧权的危险、保权的重要，就是毛氏心里话。至于他拼命地把权夺过来到底为了谁，那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我这样说可能有很多人不认同的，照你这么一讲，那毛的“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些理论往哪里摆呢？我的回答是：任何一个野心家，农民起义领袖，也无论是黑帮、红帮、青红帮，要夺权之前都有一套理论的。没有这套理论就无法笼络人心。洪秀全起义之前搞的“上帝会”、“天朝田亩制度”、《太平诏书》《天父下凡诏书》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江山只得了半壁，就在南京花天酒地，妻妾成群乱搞起来。毛的那套向来是哄底下人的，他要下面人反修防修，中南海歌舞不断；别人只能看八个样板戏，他们天天晚上看港台风情片；下面人一夫一妻，他可以妻妾成群；号召群众艰苦奋斗，他的楼堂馆所林立全国各地。
文章写到这里还会有人提出疑问，像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难道说没有他自己的真实思想理论吗？我想也许是有的。然而不管他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还是东汉时期的《张鲁传》，或是康有为的《大同书》那已经没什么意义了，那些东西毕竟是老百姓看不见、摸不着、得不到的。更何况这套理论已经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麦氏有一段话是很有意思的：“一些人也许记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是书斋中的理论家，他们是外国人，决不会想象到中国会比自己的民族——德国先发生革命。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不在人世间了。而毛此时正在中国发挥他的意志，他认为意志可以改变经济基础（同马克思主义观点相左）”。
当今仍然有那么些人死抱着亡灵不放，因为这具神像一旦在他们心中坍塌了，他们将会失去精神支柱，连我都有点于心不忍。但是这有什么办法呢？所以还是西方人聪明，不把现实中的人（不管是活人还是死人）当做崇拜的精神领袖，只崇拜上帝。因为上帝是看不着也摸不着的，你怎么说他好，人们也相信。如果诸君将我的文章看完，大概就会明白毛泽东为何要搞文化大革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