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吼叫有用的话，这个世界早就由毛驴统治了。
王银川说贺卫方老师要砸饭碗。贺老师说，相信政治改革是作为党员的原教旨精神，宪政不是对立于党体制。各自都回到“对自己的威胁“恐惧感，自我保存的问题，王的是饭碗问题，而贺是作为党员的公知身份是否正当问题，贺老师的身份危机，就像基督徒能否同时是个党员。值得我们讨论的问题出现了。贺的信心问题，与王的饭碗问题，错综复杂。
王其实还可以将贺比做国企改革下岗的推手，这个更狠。
内斗的参与，以改革名义，最后结果都是神仙打架，小鬼遭殃。只能说轮到底层公务员作为改革牺牲品了。这一轮司法改革就是底层法律人在受苦。
我的改革已死判断，基于国内殖民，而不是对国内言论自由和异议空间的松紧。贺卫方的体制内改革让体制“变好“，就是底层的灾难延续。小市民的变得更好，就是对农民工的伤害。以国内言论自由和异议空间松紧为准，这是八九一代的。
改革已死判断，是一次价值重估，也就是原有的价值推倒废掉，包括以国内言论自由和异议空间为准的八九一代价值通通毁掉。以民生和国内殖民为基准，同时恢复内战性界定黄鹅。共党把大量的社会精英科举为体制内人，其生存权是正当的，饭碗问题必须坚持。而言论自由和异议空间问题，是在体制内的，或者被体制能污染攫取吸纳的，所以必须抛弃，八九一代的这一点暧昧骑墙性十足。这就是我的价值重估，而不仅仅是八九一代的价值重组。
停止改革推动，为权利捍卫背书，或者维权，这是我为贺卫方他们公知铺的路。可是回头望的诱惑总是很大的，最后还赌一把的心态。
维稳就含着这样一种欺骗性的担保:在现体制下能变好。凡是背书现体制内变好的，即为五毛嫌疑。五毛在当下不是说共党是好的，而是说共党能变好的，不信打开五毛评论。公知和五毛是一伙的啦。
共党占领的资源越多，统治力越大，越加总体性，反对和颠覆它的可能性越小，就越有自称担负良心良知的知识阶层为之背书，以改革方案而不是颠覆性来对待它。越有知识阶层的改良期待和贩卖虚假希望，它就越稳定。这是一种负的马太效应。就像一个黑社会的，杀人越多，就劫持整个社会允许它洗白转型的能力越大，当它觉得杀人不行的时候，原来杀人的能力，与今天假装要洗白要转型的欺骗性成正比。这就像债越多反而债主是孙子。
2003年有个改革历史中的茶杯风暴，叫做北大教育改革，由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和张维迎等所推动，就是牺牲中青年的既得利益，让他们竞争，我也在网络上发表<三问北大改革>，后来被钱理群先生编入他的书里。当时我改革已死的观念还没成型，一边相信改革，一边质疑改革，一边像算命的一样自欺欺人，欺人自欺，以宪政学者身份，回答天问政改到底有没有可能。央视对话栏目做了一期节目，邀请闵维方和北大各大学院院长参加作为嘉宾，我也应编导的邀请参加，记得我对闵维方的当场质疑，后来全部被掐。但是当时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满含感情和真诚的讲话撼动了我，记忆至今犹新，他说，我们必须改革但也不能轻易牺牲青年教师，他们是我们熟悉的同事，学生和朋友，不能冰冷冷得对待他们。我在现场，能真切地感受到朱苏力老师对改革的真诚虔心，以及对改革受害者的真切关怀。到了2006年改革已死观念成型后，我越觉得像苏力老师这样相信改革之时代真理，也是一个受骗的悲剧，一代人真有一代人的局限性。对改革受害者的真切关怀，被我铺陈出一套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
右倾力挺改革，左倾质疑改革。这是改革中知识分子阵营的潜规则，一开始改革之初左倾与专制关联更大，到了国企改革之后，2003年底层毛主义兴起时，左倾与平等联姻，一直有左翼自由主义的隐形潮流，而且很强大。我2006年前一贯政右经左，政治上半懂不懂地要求政改，在经济上要求平等，却是融入血肉生命意识的，与左翼与底层有天然的亲近。这也是我能做出改革已死判决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能从意识形态信仰的教义性和抽象自我循环，退回到其政治意图，退回到恐惧感和自我保存的威胁，退回到公民社会，退回到原初目的和原教旨目标。而右倾意识形态的捍卫，退却和自我辩护，则滑入保皇，维稳或者党国体制的原教旨虚幻谎言。当改革已死和维权运动兴起后，左右意识形态实际上在维稳问题上分道扬镳:在朝的屁股，还是在野的屁股。陈子明生前分类为专制左派，宪政左派和专制右派，宪政右派。这都是维权与维稳对撞时代里面的规定性，得自觉和不自觉地站队，不管心里什么异梦，只有一个同床不同床的分法。
贺老师的站队比较有意思，或者在这个过程中的被迫站队比较有意思，他对改革和政改的信心，并不是恒定在今天宣布的那样，而是过去有过徘徊轮回。我在好几年前的杨子云主持的法律人媒体沙龙中，听到他自己亲口说，一会儿有信心，一会儿没有信心。在2005年12月的西山会议后左派对他北大教授身份造成威胁，以及右派对他党员身份的质疑。从北大到浙江大学未遂发配到石河子大学，也应该有影响。到了参与搬倒薄熙来后，他越发需要“自我保存“，为自己的“党员作公知“问题辩护，就被夹入或者逼入党体制的原教旨右翼，把政治改革和说真话当做真诚共党党员的原初精神。从外界的眼光来看，越加保皇保党在朝。甚至坊间传言，被习近平接见过。贺老师这种退守是不是暂时的，嵌入最高权力内斗到底好与坏，还有没有能力穿越转型前后，会不会被殉葬，不得而知，这里充满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我树贺老师为靶子，是为了“占其三分影响“，把“改革已死“观念继续抬上去。2005年12月份西山会议因为贺老师的政改发言，才由“经济改革“的升格为“政治改革的“，才有改革史上的地位，不然就是一堆口水。2006年我做“改革已死“判决后，秋风，范亚峰，李柏光等等几个人就我的文章开了一个讨论会。讨论稿发表后，被左派的“李洋“攻击为“小西山会议派“，我对此微有颇词，明明我是“改革已死，革命当立“(当时对民国思考还不够)，怎么扭曲为“宪政当立“，宪政当立倒是与贺老师的西山会议讲话一致。后来有一次听别人说，贺老师在和前统战副部长隐太子胡德平谈话时，说有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胡说八道，提出什么“改革已死“。我知道后挺高兴，和王俊秀说，有贺卫方批评，这样我们的影响就上去了。在西安宝马车撞死人的“废除死刑风波“中，贺老师持废除死刑的改革派观点，我持不能以改革来牺牲底层的观点。在薄熙来风波中，我认为，左翼意识形态背后的群众平等感情基础是不能反对的，贬低汪抬高薄，认为汪是一盘大便，薄是一盘大便上面还有几个米粒。可以看到，即使是右派人士，对政改的绝望越来越大，对改革受害者的真切关怀越来越大，民生问题也随着经济危机的来临变为迫切，曾经的改革受益者和自以为受益者都觉得自己滑入深渊要粉身碎骨，底层关怀的影响和话语权越来越大。以至于近年来上海香港的自由派学者提出左翼自由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