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关注的焦点就是农民土地私有化问题。此前，胡锦涛到安徽小岗村考察，吹来一阵风，承诺将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说，现行的土地政策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后将有所调整。
不使用“买卖”而使用“流转”，是胡锦涛在压力下谨慎的用语，因为农民土地问题是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有两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由于没有政治改革的配套，发展遇到了瓶颈。中国社会多年来形成官民矛盾的激化，其中主要是由于农民土地问题带来的官民冲突，农民土地维权抗争事件此起彼伏，导致群体事件演变成暴力事件，中共基层组织已经难以控制局面，大有烽火燎原之势，严重威胁了政治稳定。胡温政权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尽管积重难返，但在踌躇的同时，还是硬着头皮赶鸭子上架，以便消弭或减弱不稳定的因素。
第二点是，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并试图解决“三农”许多问题，还有国际大背景的因素。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必将影响中国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从而放缓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导致大批企业减产和破产，大量的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劳工大批失业，必将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维持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是中国政治稳定的关键，依然还是“发展就是硬道理”。如果出口受阻，中国经济发展的出路只能是内需，内需来自哪里？如果农民土地可以流转（买卖），可以拉动20万亿资产流转，这就应付了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同时根本的社会政治稳定问题也得到缓解，虽然对于中共来说，这也是饮鸩止渴之举，也是不得已的举动。
令人感到蹊跷的是，虽然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但农民土地“流转”一词并没有出现。公报整个是八股式的腔调，空话、大话、废话连篇，看不出有什么实质性的新东西。有人怀疑，是不是由于党内强大的反对声音，农民土地“流转”的承诺流产了？
学界对于农民土地私有化和“新土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激烈的辩论。中共党内的左右派的争论不说，就是民间知识界的辩论也分成两个阵营，一个说，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遏制官权腐败，“新土改”不过是流于形式，农民不可能真正受益；另一个说，土地私有化有利于推动政治改革。还是看看媒体的报道和分析，消化一下学界的不同观点。
●媒体的报道和分析
▲香港《东方日报》发表社评：胡温土地新政 社会危机四伏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9日开始在北京举行，今次会议将对中国土地制度作出历史性的改革，是次会议有望在农村土地制度、公共服务、户籍制度三方面取得较大的政策突破。
其中，农村土地制度料将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对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土地永包制实现新的探索，这等于打开了土地私有化的序幕，对中国政局与经济发展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为了今次改革，胡锦涛特意在国庆节前跑到安徽凤阳这个当年农村改革的先行点吹风。
事实上，这次改革也是当前中国政经局势发展矛盾到临界点的被迫之举。近年来，三农问题成为中共工作的重中之重，年年一号文件，但年年不见起色，农民苦、农村穷、农业弱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最重要的是，近年随内地房地产业的发展，开发商勾结地方官吏强占民田的现象异常突出，很多失地农民变成流民，到处游荡，给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不稳定。正因为如此，当局才被迫走出这一步。
当然，今年因美国次按危机引起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接下来将是全球性经济衰退，这对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加工业是个痛苦消息，很多企业将因此倒闭，这涉及上千万中国工人，当中大部分是农民工。而通过盘活农村土地，进而拉动农村经济，增强内需，可藉此对岌岌可危的中国经济产生新的推动力。
土地私有利弊皆存
但是这种变相土地私有化性质的改革，在国内并没有得到异口同声的赞赏，相反，很多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共产党的传统左派，则视这项改革为彻底割裂了中共的立党基础，「一改改到解放前」，「中共白白奋斗了八十多年」。
而一些学者亦提出，土地私有化性质的改革，并非农村改革的灵丹妙药。着名农村问题专家李昌平日前撰文指出，这种改革未必能使中国走向美国式的大农业，反而可能沦为菲律宾式的腐败大地主模式。
实际上，土地变相私有化之后，随资本因素的进入，中国很可能进入一个土地大兼并的时代，农村弱肉强食，逐渐产生一些「实力超强」的大地主，一些失地农民又成为佃农，为这些大地主打工。而地主因占有大量的土地，又在基层政权中占有绝对的分量，这将对中共的执政产生新的挑战。
从目前情况看，有可能成为大地主的，将是现今农村的村长、村支部书记、恶势力头目、大姓家族的头面人物，他们现在是农村的既得利益阶层，在新一轮改革中，亦极易占得先机。
毛泽东曾经说过，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农民。中共历经四代领导，在土地问题上反反复覆，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农业合作化、农村大跃进，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如今的土地私有化，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问题，都难以彻底解决。
▲英国广播公司（BBC）10月10日报道：土地经营流转：政府热 农民冷
本周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一个重要的议题是农村土地流转改革。
这一改革主要是让农户把较长时间的土地承包权以一定的价码转让，实现土地使用权的流通。
根据中央党校经济学教授徐祥临的解读，这一改革的目的是“要实现规模化经营”。
在山东聊城种植果树的农民史朝旭告诉BBC中文部，他多年来所努力和希望的就是扩大规模化经营，希望种植无公害的有机水果，但是他却面临诸多困难。
史朝旭说，农民现在都是太个体化了，不去合作，因为他们都被一些商贩和政府坑怕了。
尽管他希望能租到更多的地，但是他缺乏资金，而贷款又特别困难，“需要请客送礼”。
史朝旭坦言，农民不会从这一次的改革中受益，因为“农民的思想转变不过来不会受益；对农民的政策落实不到位不会受益，其实中央的政策很好，但是却有法不依、权大于法。”
那么究竟要有怎样的措施才能阻止中国政令不通，政策到了基层“变味儿”这一现状呢？
史朝旭说，只有把农民联合起来，可是这很难。
“假的”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曾先后前往河南与安徽等地考察农村改革发展情况，中共政治局常委、总理温家宝也曾赴天津调研。
胡锦涛曾在考察中强调，“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推进农业经营方式转变，不断完善有利于农业与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
胡锦涛还公开承诺，将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说，现行的土地政策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后将有所调整。
中国媒体近日对土地流转改革试点的报道，也不能让史朝旭乐观地看待这一改革的前景。
他说，媒体上的报道往往都是假的，因为他曾经也相信政府、相信媒体，结果只是吃亏。
▲华尔街日报10月10日报道：农村问题成为中共全会焦点
中国一年一度的政策制定会议周四开幕，领导人们将注意力从全球金融危机转向中国7.3亿农民所面临的经济问题。
将中国共产党高层会议的重点议题放在农村问题上的决定显示出中国相对受信贷危机影响较少，这使其得以继续致力于解决一个十分重大的长期问题。这也显示出农村形势的严峻性。中国的改革30年前是从农村发起的，但农村收入仅仅得到了缓慢增长，粮食产量也停滞不前。
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时任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负责人的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说，中国领导人（对金融危机）的态度很放松，所以才能将重点放在长期结构性问题上。他们一直在关注社会不平等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他们想留下的政绩。
中国学者称，高层领导人过去几天已经召开了临时特别会议，应对日渐恶化的全球危机。周三，中国央行紧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及其他国家金融监管机构的举措宣布降息。中国预计还将采取更多措施，支持未来的短期经济增长，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已表示本周的会议将致力于解决农村产权问题。
耕地是产权问题的核心。中国所有土地都归政府所有；农民只有30年的承包期。从法律上讲，土地未经政府允许不得出售，不过常常被出租或非正式转让。土地产权不明日渐成为一个问题，因为许多农民迁居城市，希望将自己的土地出租，或是找到其他方式对自己最大的资产加以利用。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说，土地改革－－不是买卖，而是允许转让或用作抵押－－会让农民更容易获得资金。
中国学者一直在对几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进行讨论，比如延长土地承包期，允许土地交换或转让，或允许将承包合同作为贷款抵押。这些措施可能有助于推动粮食生产，这是重视自给自足的中国领导层的一个重大目标。
中国农民现在的人均粮食产量比1980年高50%。但农业生产力发展还是不够快，无法满足城市越来越多、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的粮食需求。部分问题在于：中国的农场规模通常为0.6公顷。匈牙利和波兰为6公顷，而美国的农场平均规模为173公顷。
实现规模经济可促进更多投资和更高的生产力。许多其他国家都走上了这条道路，通过这种方式，它们无需开垦更多土地或使用更多劳力就能提高粮食产量。截止20世纪末，美国的耕地面积仅为19世纪末的三分之一，但其农场的规模和生产率都有了极大的提高。
36岁的安徽农民徐萌（音）从邻居手里承包了近120公顷土地，他说：我希望政府能出台一些政策，帮助我们获得期限更长、更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合同，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在土地上投入更多。
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汤敏说，这些改变对农村收入低的问题并非万灵丹，因为农村收入还受到政府压低农产品价格、给农村居民提供的社会福利水平较低等政策影响。汤敏说，中国人多地少，因此我们必须鼓励城市化，在城市中为农民创造工作机会。
▲美国之音（VOA）10月11日采访报道：广东听众谈论中国农村土地改革
外界关注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焦点之一，就是中国农村土地改革议题。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近日公开提到，应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大部分评论分析到，当局所指的土地流传，其实是实质买卖，让农民发展土地经济；但碍于当局一直坚持土地公有制，今次土改议题仍属敏感，并存在一定争论。究竟，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应何去何从？五位听众亦就此交流意见。
三水听众卢先生表示，自中国建国以来，曾经多次推行农村土地改革，但没有一次能够成功。他解释，原因在于执政共产党牢牢掌控全国土地拥有权，从来没有考虑给予农民土地私有权；所以，农民的生产力也受到限制。卢先生预计，今次当局提出的农村土地流转，也未能提高农村生产力。
江门听众朱先生则对计划持正面态度。他说，容许农村土地流转，让有能力者使用土地，促进耕地生产力，有效提高农作物产量，对中国整体农业发展，起正面作用。
惠州听众杨先生说，中国共产党一贯爱面子，今次建议明显是土地买卖，属私有化；但却坚称土地流转，做法不伦不类。他分析，由于农业生产多年来停滞不前，农业个体户因缺乏资金与技术，难以提高生产；所以，当局在这前提下才会在十七届三中全会推出有关建议。
不过，杨先生又说，目前地方腐败横行，农民势孤力弱，未必能从土地流转中得益。他解释，近年中国各地出清b的侵占农民土地事件，正是官商勾结的必然结果，在缺乏廉洁政府的前题下，土地流转计划只会加速农地受到侵占，加剧官民冲突。
广州罗先生同意上述见解，担忧有关政策会被地方官员胡乱演绎。他指出，当今多项国家政策，到地方层面落实推行时，均没有受到严格执行，或被随意解释演绎。
他说，较早前通过保障劳工权益的劳动合同法，便是最佳例证。罗先生说，广州市政府多个部门知法犯法，在聘请雇员时，也以蓟7b时合约招聘，未有遵守相关法规；由此可预见，即使国家真正推出农村土地转让，农民的权益也不会受到重视。
罗先生建议，让农民自行组织，赋予集体谈判权，抗衡发展商与地方官员，才能有效维护农民利益，有效推行农村土地改革政策，推动中国整体农业向前发展。
高明听众谭先生指出，当局推出任何有关新的农村土地改革建议前，都必须先平反以往的相关错误政策。他解释，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建国时，掠夺了当时地主的土地，形同抢劫，属非法财产；所以，现时在推出任何相关农村土地改革建议前，都必须先承认并纠正过往错误，才能使受害者家属放下历史包袱，配合国家政策，向前发展。
▲德国之声10月13日引述德国媒体的报道：土地私有化是一条危险之途？
为期四天的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于10月12日结束，全会讨论了中国农村形势，通过了“推动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苏黎世报驻北京记者在该报发表文章，文章首先分析了中国农村现行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
“1983年起，所谓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实际上已在全国实行。直到今天，它仍是中国农业的主体。按照这一制度，土地属于国家，由村民委员会分配给农户，租赁期固定为三十年。
但这一制度有严重的缺陷。按正式说法，13亿中国人中，仍有七亿人生活在农村，而中国只有七分之一的国土可以用于农业。这样，二亿农户只耕种140 万平方公里的农田，平均每户只有0.6公顷。即使土地面积窄小的瑞士农业，去年每个农户也平均拥有17公顷土地，欧盟27国甚至平均为23公顷。
由于中国农业土地不足，农民依靠土地难以长期生存。对于单干的农民来说，为了小片土地向机械化和生产率更高的经营方式投资很划不来。实际上，一大部分农村居民并不经营土地，许多地方是妇女或祖父母在田间耕作，子女的教育则靠在本地区从事的非农业或在城市工厂和建筑工地打工的收入来支撑。这样，过去多年的农业收入几乎没有增加。官方公布的农户收入虽然比以前有所提高，但提高的部分主要来自非农业收入。“
新苏黎世报记者的文章指出，这次三中全会作出决定之前，中国过去几年实际上已允许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文章引用一些中国专家的话说，这一做法是一条危险之途：
“他们认为，如果允许资本家把中国的土地转到自己名下，农民将贫困化。村长李昌平说，中国将出现\’菲律宾化\’.企业家虽然可以带来资本，但农村居民大军将陷入失业和依附于人的境地。日本、韩国和台湾提供了农业现代化改革的更好途径。至少在过渡时期，不应支持土地商业化，而应推动农民组成私人合作社，在他们直接进入市场并在国家保证下更容易获得资本后，农民可以互助生产。
批评农业向大企业家开放的人士宣传的实际是农业再次集体化，只不过这次是在私人自愿结合的基础上。一些地区已做了尝试，例如成立种植生态蔬菜或经营果园的合作社。农民出租土地，每年收取固定定的租金、分取红利或者获得养老保障，部分人则受聘为农工。
一年前，一部允许私人成立农业合作社的法律生效。但共产党内的许多同志并不支持这样的合作社，他们担心，如果农民可以在较大的范围内组建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结构，共产党有失去权力和控制的危险。“
▲美国之音（VOA）10月13日报道：各界关注中共全会就土地问题决策
为期4天的中共17届3中全会结束。人们寄予改革厚望的这次会议，却没有提到胡锦涛在会议前对安徽农民所提到的土地“流转”问题。北京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说，这样的会议成果表明，中共党内改革派向反对派妥协了。
去年秋天中共17大后形成的权力机构在北京召开的4天全会于星期天结束。官方公报说，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但是，公报中并没有提到众所周知和人们非常关注的农村“土地流转”。由于中共还没有公布决定的全文，所以，决定中是否提到土地流转，还需要拭目以待。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会前到安徽对小岗村农民许愿说，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分析：看不出全会有重大改革新意*
北京的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教授星期一说，今后，可能中国不会再有什么改革了：“这次全会，更加强调经济稳定和发展，在改革、发展、稳定这三方面，特别是强调后两者，而忽视了改革，也就是说，我们原先所预想的土地制度改革，很有可能在高层引起了很多的反对，因此很可能是不了了之。”
星期一，香港报纸和其他媒体普遍大篇幅报道了17届3中全会闭幕消息。香港明报、苹果日报、信报都注意到，公报没有提到“流转”题。信报说，由于中共没有公布决定全文，“假如全文并没有提到‘流转’，那就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胡锦涛讲话是否受到抵制的大问题了”。
旅居美国多年后返回北京定居的法学理论工作者、原群众出版社长于浩成说，即便是提到了土地流转，这个流转也是一个非常含糊的词儿：“即使提的话，流转也是非常模糊的一个名词。是否允许出卖土地？这是个实质问题。”
于浩成说，中共中央的决定应该是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书，因为一个党的决定，不能代表全国人大。这是典型的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虽然是一贯和习以为常的，但也仍然是错误的。
北京资深新闻工作者高瑜说，这次全会没有什么成果，基本是原地踏步，最根本和重要的问题是没有相应配套的政治改革：“现在整个问题，就是一个政治改革的问题。三农问题的根子在哪里？就是对农民的盘剥，包括福利教育等等落后于城市。要想改革有突破口，给你17大树碑立传增点光，就必须从政治改革入手。”
高瑜说，政治改革不动，在会议上争议一起来，有中央或地方的高官一反对，当然决策者就要往后缩。“这不需要什么毛派什么左派出来反对啊”。
北京的宪政学者张祖桦一直高度关注各种高层会议和政治时事动态。他说，这次全会，官方只发表了一个公报，他通读了公报，看不出任何改革新意：“三农问题，是它很早就计划的。但面临了毛左派和很多党内的老人的反对，它不得不做出让步。但很快恐怕它的重心，要转到经济问题上来。”
这次中共17届3中全会结束后，官方通讯社星期天随即发表了一个全会公报。但是，公报中提到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一直到星期一上午都迟迟没有公布。
▲英国《金融时报》10月13日发表社评：中国应审慎推进农村新土改
中国共产党容许城市内存在某种形式的私有房产制度为时已久，有时这带来了无序、混乱的产权之争。但这也使7.3亿中国农村公民被排斥到一边，他们只对自己耕作的土地拥有微薄权利，其中许多人享受不到中国30年迅猛增长在这一领域所提供的机遇。
中国领导层表示，现在已准备好解决这种不正常现象，使农民更容易买卖自己的土地使用权。昨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没有宣布具体的授权农民转让、出租甚至抵押为期30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改革。
上述改革若能出台，将给实践中时而出现的操作提供令人欢迎的法律保障。那将是告别集体化这一灾难性实验的重要一步，集体化在最糟的时期曾导致大规模饥荒。然而，如果要避免引发新的不公正现象乃至社会动荡，就必须审慎把握以私有化为最终目标的过渡。
危险之一是腐败。中国地方官员通过“变更”土地使用权，已经有巨大机会谋取私利。手法之一是支付少量补偿金获得农地，然后将农地变成住宅或工业用地，一举增加土地价值。
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比如延长土地承包经营权至70年，可能有助于对付这种圈套。但是，任何新规则，若不能审慎制定和（最重要的）执行，都有可能导致一次性的大规模剥夺。
即便能避免这种情况，贫穷的农民也可能承受要求他们出售的沉重经济压力。中国的社会主义医疗和教育体系已经崩溃，这意味着只有那些有钱的人才能得到良好的基本服务。政府正在支出更多资金。但是，除非基本服务得到根本改善，否则危险将是农民出售土地使用权，变得无地可耕。
整个难题的重要环节之一是中国的户口登记制度。根据该制度，未经许可就在城市居住是违法的。迄今，在城市非法务工的农民，仍能回到自己那一小块土地，换句话说，这些土地起到了安全网的作用。要使中国的郊区城镇不致成为贫民聚居的边缘地区，就必须让农村人口更容易获得在城市合法居住的资格。
社会变革总是危险的，即便变革的方向是私人产权。北京应审慎推进上述改革。就改革而言，公平比速度重要。
▲英国广播公司（BBC）10月13日报道：中共通过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决定
星期天（12日）闭幕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三中全会10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
会议发表的全会公报说，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全会研究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特别提到农村经济发展趋势。
农村发展
全会认为，中国目前已经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
公报指出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是：
农村经济体制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
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显着进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
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制度更加完善，农民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
经济形势
除此以外，全会还全面分析了当前的经济形势，认为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国内经济运行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
全会提出，要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
全会还充分肯定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成就。其中包括\”夺取抗击南方部分地区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斗争重大胜利，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圆满完成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但全会并未提及近期毒奶粉事件的爆发和处理，只是在谈及农业生产时说要加强农业标准化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严格全程监控，切实落实质量安全监管责任，杜绝不合格产品进入市场。
▲德国之声10月13日报道：“土地改革并未触及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
10月12日结束的中共中央17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是农业和农村改革。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的通过，被称为自78年11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最重大的土地改革措施，但有关具体内容尚未公布。
谈到土地改革，必然涉及到土地支配权，至少是使用权有所变化。但从有关17届三中全会以及相关议题的媒体报道看，这一改革到底改在何处，似乎还十分模糊。前不久，胡锦涛在视察安徽小岗村时表示，土地承包制要长久不变。在目前为止发表的会议公报中，人们看到的表述也是“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北京法律学者范亚峰对德国之声表示：“从公报来看，还都是一些比较抽象的宣誓，看不到具体的措施。”
按照以往的惯例，中共中央全会上通过的有关决定的文件，将在一周之后才公诸于众。
此前媒体和分析人士所期待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在会议公报中并没有得到体现。根据会议前就已公开的消息，新的政策将赋予承包土地的农民更多使用权限，例如允许土地转租，或以土地为抵押申请贷款。甚至还有消息说，迄今为止实行的30年承包期限将延长为70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徐小青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中央不会对承包的具体年限进行规定，而土地流转的方式可以加强，比如向种田大户集中，但这一政策已经实行了15年，并非全新举措。而大面积规模经营也不适合中国国情，还是要以家庭承包为主。对于这次农村改革出台的背景以及特点，范亚峰认为：“中国现在需要政治体制的变革。但长期以来，在变革的动力和整体的方案方面，一直缺少足够的准备，包括理论准备和实践中的各项准备。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台的农村改革，一个特点就是，理论的准备和实践的方案，都显得整体性不足。”
在农村改革的报道中，一个被讨论得颇多的关键概念是土地流转，其目的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和现代化水平，同时鼓励更多农民进城，推进城市化进程。上述目的能否通过土地改革的途径来实现，范亚峰认为值得质疑，因为在他看来改革并未触及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首先是经济市场化和政治制度间的矛盾：\”就是说，传统的经济自由加政治威权的控制模式需要加以改变。需要在政治方面注入更多的自由和公众参与，就是民主以及法制。另一个矛盾是官民矛盾，也就是政府和公民的矛盾，这里就需要赋予公民权利更多的保护。\”
对这一改革持批评意见的人士则认为，放宽土地流转将造成农村土地集中，造就一批地主和更多的失地农民。早就有专家指出，工资低廉的流动民工是支撑中国制造业腾飞的关键因素之一，而民工的工资之所以长期以来能维持在低水平，就是因为他们在老家还有土地和房屋可以安身，大大降低了社会福利成本。而一旦进城的农民没有了土地可以依托，劳动力成本就不可能维持在如此低的水平。
另一个担心是，新措施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受到腐败，法制不健全等因素影响，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将失去更多权益。范亚峰也指出，在缺乏法制，民主，宪政等公权力制衡的情况下，土地改革的单方面措施，尽管有良好的出发点，但同时可能带来社会矛盾加深，贫富差距拉大的负面效应。
●学界的观点
▲耶鲁大学教授、经济学家陈志武发表文章《农村土地私有化后结果不会比现在糟》
目前关于土地制度的讨论，是先画了几个不可碰的“圈圈”：政治组织对农村的绝对领导、土地公有制、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不能合一，并且土地不可兼并转让。如果这四个圈圈不可碰，那么不要说找农村发展专家，即使叫上帝来给中国三农问题出主意，他也可能无能为力。
现在讨论农村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时，大家都喜欢以“如果这样做，会不会出问题？”来判断方案的可不可取，所以，也总拿不存在的“十全十美”的方案作为参照的对象。
土地私有后会不会有问题？当然会有，但是不是比现在的局面更糟糕？各国的私有制经验证明——不会。现在的事实是，在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制度下，土地照样在转为非农用途，在此过程中权力和资本获益最多。
相比之下，如果土地私有，在转让过程中拥有地权的农民至少还有点发言权，是交易的主体方，在许多情况下农民的所得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少。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收益是，农民会更富有了；其制度成本是，那些掌权者少了捞钱、捞权的基础。
我自己家还在湖南农村，有哥哥弟弟在那里务农。我们不能再拿农民去试验什么“第三条道路”，而应该在世界各国已经试验过的“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选择一种。看看今天成功的国家里，有哪个是以公有制成功的呢？答案不言自明。
有些“圈圈”应该碰目前关于土地制度的讨论，是先画了几个不可碰的“圈圈”：政治组织对农村的绝对领导、土地公有制、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不能合一，并且土地不可兼并转让。
如果这四个圈圈不可碰，那么不要说找农村发展专家，即使叫上帝来给中国三农问题出主意，他也可能无能为力。这就好像去找最好的救命医生，同时又先规定这些医生不能用哪些能救命的药方与药品。甚至说，“他们大多数不是专家，只是十足的白痴！”我们反倒应该问问自己：是真的要解决农民的问题，还是只为了自己以及权贵的政治前途，借农民的话题为既得利益说说而已？
联产承包制度的建立以及其成功恰恰说明一点：应该让农民个人的责任感尽量地发挥。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制度设计都要围绕这样的基本原则：农民自己比官员更会对自己负责，农民自己比官员更知道什么、以及怎样做，对自己、对后代更好。
照这一理念继续走下去，下一步只能是把土地产权分回到家庭个人，这才可彻底发挥出农民最自然的责任感。也可以让农民自愿、自发地形成以家族、宗族为基础的经济自助体，也可让他们自发“计划生育”等等。如果没有土地产权私有，这些自发的行为都很难。相反地，以生育为例，现在的制度反倒变相鼓励多生。我所了解的农民，谁都比官僚们更负责任、更为自己的后代着想。
如果不通过土地私有等改革尽最大可能发挥农民自然的责任感，让个人的空间尽可能达到最大，那么农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事事靠国家，也只能事事怪国家。
与此同时，农民只是官方指令的被动接受者：他们只能听命于官的安排，也任由官的摆布。一方面我们说官员的权力太大、太不受约束，另一方面又把对农民最要命的东西——土地权控制在官的手中，这让农民的腰怎么能挺得直？解决官员权力过大的最起码的办法，是减少他们手中能控制的资源，把土地权还给农民。
十全十美、让每个农民都好的方案是等不到的。不能因为几个不负责任的农民，就要求所有负责任的农民都付出代价。
制度问题严重有人说，上面的“几个圈圈都不存在‘不可碰’的假设，实际上这几个问题在80年代就开始碰了”，这可能是我与他们理解的重要差别之一，我讲的核心是对行政权力、对官员权力的实质性制约。而他们讲的“土地私有公有在学界有争论，但全国农村的实践没有什么争论”，“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的统一，在80年代在很多县市就开始了”，以及“土地的兼并和转让在贵州进行了20年了”，这些都是一些“换汤不换药”的尝试。
在政治组织对村、对基层的绝对领导没有改变之前，如果在这些尝试中问题不出现，那反倒奇怪了。
这些实验都没有形成气候一点不令人吃惊。那么，为什么没有进一步在那“几个圈圈”上做文章呢？只要行政权力(官权)、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不受到实质性制约，那些“换汤不换药”的尝试，起初对改善农民收入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举例说，前些年在农村试验过的农村信用社，当时允许他们完全按照市场规则去运作，政府放手不干预，这听起来不错。可是，当掌握大权的村长、乡长、村支部书记、乡支部书记开始写条子，要这些乡村信用社为其关系户提供贷款时，这些乡村信用社就不好办了。如果遵命就意味着不良贷款、信用社未来可能要垮；如果不遵命，信用社今后的存在资格可能要泡汤。
这些权力当然还掌控着许多其他。只要这种权力结构还在，产权保护、合约权益保护、农民的致富空间都会非常有限。什么做起来都是四不象。
阻碍农民致富、阻碍农民享受公民待遇的障碍之一是现存的权力结构，而土地公有不仅没削弱官权，反而加强了，使官权掌握了更多的物质基础。如果是这样，减弱官权的答案之一，不就是把土地权还给农民自己吗？
如果有些农民选择把地卖掉然后进城生活，这又有什么错呢？如果我们真的在为他们的权益与福利而努力的话，那么看到他们境况的改进理所当然是令人高兴的。有人可能会说这对留在农村的人不公。其实不是这样，因为一方面留在农村的人可以有更高的人均耕地面积，他们的生产力可以提高，有利于其生产效率的改进；另一方面这些农民也有权选择把地卖掉进城。要知道，改变中国农民收入的必然出路只能是让相当多的农民进城，改为非农。
道理很简单，人们对食物的需求是不会因农业的增长而增长，但非农需求却无止境，新的技术创造新需求。因此，如果农民选择把地卖掉进城生活，我们应该恭喜他们，那才是我们为他们做了一件好事。
因此，不能再保留维护行政权力、维护城乡和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维护城乡和地区间发展机会不平等的公有产权基础了，“还产于民”才对。
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却是“乡村社会的官权过剩，民间权力衰落”。导致这种局面又是由于两方面原因：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所有财产(包括土地)公有。
有一点是显然的：在腐败盛行的社会里，规避腐败的首要方法是把腐败所能碰到的资源减到最小。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社会腐败盛行，同时你又把所有的资源和土地交给他们控制，那么没办法在世界上找到比这更糟糕的组合了。
在中国农村，现在掌握在官权手里的资源有两大块：第一，公有的土地；第二，他们不受约束的行政摊派、各类名目的税费权力以及行政审批权。只要这两块还不变，农民的鼻子只能被官权牵着走，“还权于民”和“以民为本”都不可能。
上面讲的第一块资源——公有土地——如果能通过土地私有，那么那些官权就少了牵着农民鼻子走的最重要物质基础了。而土地又是农民的命根子，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就只能求着官权，就不会有“还权于民”。有了“还产于民”才会有“还权于民”。但如果像在一些地方试验的那样，只有名义上的“私有产权”而同时行政权力不受制约的话，那么真正的“私有产权”会很难，因为行政权力可随时侵犯你的产权。
因此，官权是问题中的最关键之处。这一点就涉及到政治与组织行政架构这个最关键之处。实际上，只要官员的权力结构不改变，任何意在制约官权的努力都难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些尝试最终都难以成功的原因。因此，我个人认为，行政的领导权首先要退回到县这一级(就像中国历代皇权都到县一级为止一样)，让乡村权力真正由农民选举的人担任。实现“乡镇自治”。
▲中共元老杜光发表致党中央。中央党校的公开信《关于把土地还给农民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
中央党校党委并请转
党中央：
欣闻10月9日至12日将召开十七届三中全会，讨论农村改革发展和贯彻科学发展观问题，甚感欣慰。如何运用科学发展观来推进农村的改革与发展，确实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关键问题。在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我想围绕这个主题，提出两点建议，供中央参考。
（一）目前农村问题的决定性关键是土地所有权问题。五十年代的合作化公社化，全面剥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是造成“三农”问题的总根源。30年前安徽农民掀起包产到户，夺回了对土地的经营权，并获得了党中央的承认，极大地发展了农村的生产力。但由于农民没有进一步取得土地所有权，包产到户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在经过几年之后，很快便发挥殆尽。由于指导思想上没有意识到土地所有权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对发展生产力的重大意义，一直没有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以致农村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现在要推进农村的改革与发展，首先要治本，即解决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这是因为，第一，目前农村的生产力水平仍然是小农经济，而与小农经济最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是小农的个人所有制，目前农民只有经营权而没有所有权的生产方式，极大地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要解放农村的生产力，就必须把土地还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第二，当前，市场经济在我国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小农经济只有溶入市场，实现与工业、服务业的联系与协作，才能迅速发展，逐步变小农经济为现代化的农业经济；而要溶入市场，首先要求农民是独立的、自主的劳动者，是自己劳作的土地的主人，有权携带自己的土地参与经济协作，进入或退出市场。第三，农业合作化无疑可以促进小农经济的发展，但它必须以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为前提，实现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的统一，而且进退自由，这样才能把竞争引进合作经济，促进合作经济的健康发展，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的合作化、集体化，难免会重复五十年代合作化的错误。第四，农民有了土地所有权，就可以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大大减少基层贪官污吏利用“集体所有”的土地谋取私利的机会，消除导致群发性事件的主要诱因。我国耕地十几年来减少一亿多亩，官民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稳，土地的“集体所有”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五，马克思说：“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农民有了土地，有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也就获得了能够成为自由、独立、平等的公民的经济基础，具有公民意识、权利意识的经济基础，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经济基础。第六，许多经济学家早就指出，我国的经济发展应当从依靠出口和投资的推动，转变为由国内需求来推动。农村应当是最大的内需市场，而目前城市繁荣、农村萧条的现实，却使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农民丧失了应有的购买力。把土地还给农民，发展了小农经济，允许土地流转，让它进入市场，加上适当的社会政策，解决医疗和子女上学等问题，农村市场就会很快繁荣起来，内需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胡锦涛同志最近考察安徽小岗村时，强调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这当然不失为解决当前农村问题的一个良策。但是，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而且土地还是集体所有，仍然无法避免贪官污吏对土地的侵吞。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应该把土地还给农民。这是发展小农经济、使农业溶入市场、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条康庄大道。在具体操作上，如果以现在的承包地为基础，进行必要的调整，改变所有制，发放土地证，这样，难度不会太大。虽然这次三中全会不大可能解决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但我还是希望这个问题能够纳入党中央的议事日程，在条件适当的时候加以解决。
（二）三中全会前党中央在全党范围内推动科学发展观的学习与宣传，是非常必要的，它有利于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推进农村的改革与发展，有利于深化、完善今后的改革开放。但是，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与实践，需要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往的经验教训表明，由于贪污腐败成风，即使是十分正确的指导方针和政策，也会被那些贪官恶吏转化成为谋取私利的机会。只有在党政机关保持清廉、公正的前提下，科学发展观才有可能顺利落实，贯彻于改革开放的实践，而目前我国的政治环境却远非如此，其根源在于现有的政治体制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相适应。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温家宝同志9月24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星岛日报》等六家媒体座谈时说：“中国要加强民主建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污腐败。”我完全同意。
党的十三大曾提出要推动以党政分开为首要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无疑是解决我国政治体制诸种弊病的重大措施，但与21年前的十三大相比，现在要推行党政分开，阻力更大，困难更多，因而是很不现实的。我认为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改革措施是大力加强监督机制，可采取以下三方面的改革措施：
第一，在政府机构自身未能实现相互制约的情况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无力“监督宪法的实施”，审计署的监督作用逐年削弱，法院不能“独立行使审判权”等等），十分有必要加强民主党派的监督功能。而要加强民主党派的监督功能，首要条件是民主党派要摆脱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控制，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建议党中央彻底改变同民主党派的关系，切实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建立起真正的“多党合作制度”，合作必须平等，平等才能合作；而平等又应当构筑在自由的基础上。民主党派应该可以自由发展、自由活动；目前事事都由统战部操控的局面必须彻底改变。民主党派一旦能够独立地、自由地、平等地参与政治活动，就可以有效地发挥监督功能。在建立起平等的、真正能够互相监督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考虑开放党禁问题，允许民间自由组党。
第二，加强舆论监督。媒体的舆论监督是最具威力、最有成效的监督形式，也是当前控制最为严格、最无自由的社会领域。媒体是党政领导机关的最好的耳目，也是社会生活的风向标，它的触角可以伸进社会的各个角落，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加可贵的是它可以报道各种各样的黑幕和劣迹。那些贪官恶吏不怕有名无实的法律，也不怕鞭长莫及的中央，却害怕新闻媒体。许多地方在发生群发性事件或天灾人祸导致恶性事故时，首先考虑的往往是封锁消息，驱逐记者，目的就在于掩盖自己的错误甚至罪恶。所以，要杜绝贪污腐败，最有效的方法无过于让媒体把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媒体是贪污腐败的克星，开放报禁，鼓励民间办报，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舆论监督；而管制舆论，控制媒体，等于是保护贪官恶吏，纵容贪污腐败。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宣部的问题。中宣部的任务应该是组织、推动对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而不应扮演扼杀舆论的新闻检察官的卑劣角色。近几年来，只要社会上出现比较大的事件，中宣部就会出来发布禁令，不许媒体报道，理由往往是为了社会的和谐稳定。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是切断了党和人民的联系，保护了贪官恶吏的腐败行为，败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为社会积累了更不和谐更不稳定的因素。这种局面应该及早改变。为了更好扭转这种现象，我建议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召开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对党的宣传工作进行全面的检查和反思。
第三，加强社会监督。社会监督的主要载体是社会团体。由不同社会群体组织起来的形形色色的社会团体，代表着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是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他们可以及时地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建议；当人民群众的权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又可以为了捍卫人民的利益，起而抗争。所以，他们应当是监督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的有力工具。在这个领域，目前存在着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民间组织很不发达，大量公民没有被组织在社会团体里，如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就没有自己的农会；城市里的出租车司机、农民工，城乡各地的复员军人、教师、医护人员，等等，他们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需要维护，但没有一个可以依赖的团体为他们说话，一旦权益受到侵害，便只得上访，甚至聚众抗争，不但问题不容易解决，也造成了社会的纷乱不稳；而侵害他们利益的那些有权有势的贪官恶吏的不法罪行，也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所以，社会团体的健全发展，对于克服贪污腐败现象、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有关职能部门应该遵守宪法关于结社自由的规定，让民众组织起来，建立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特别是农会，应该及早组织。三中全会既然以推进农村的改革发展为主题，就应当把建立农会问题列入议程。另一个突出问题是现有的社会团体中，有许多是官办官控，自己没有独立自主、自由活动的余地。在处理官民矛盾时，他们往往反映官方利益，代表官方说话，这就完全丧失了社会团体的固有功能。我国目前的社会团体，多数属于这种类型，包括传统的各级工会、青联、妇联、文联、作协等等，甚至某些行业协会（如有些律师协会），也成了官方的御用机构，要他们履行监督职能，可以说是缘木求鱼！为了使他们发挥社会团体的应有作用，应当逐步改变这种状态，使他们成为独立自主、自由活动、能够真正代表群众利益的社会团体，发挥他们联系群众、监督党和政府的社会功能。如果我们社会的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如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社会服务、学术研究、劳动保护及兴趣组合等等），都能普遍建立起能够独立地自由地开展活动的社会团体，那么，不但社会监督有了可靠的保证，而且整个社会生活也将因此而出现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新面貌新气象。这是一个多么值得争取的前景啊！
最后，我还建议，为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希望准许“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和它的会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恢复活动。这个研究会成立于1988年7月12日，挂靠在中央党校，名誉会长是薄老（一波），顾问为中央党校校长高扬和有关部委负责人共23人，会长周杰（当时是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会刊创刊号出版于1989年1月。“六四”以后，经研究会常务理事会讨论决定，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势，研究会和会刊都暂时停止活动。19年来，因此事关系重大，一直没能恢复活动（我当时是研究会干事长兼会刊主编）。
以上建议如有不妥之处，请给予批评指教。
顺祝三中全会圆满成功！
中央党校离休人员 杜 光
（60年前入党的共产党员）
2008年10月3日
▲专栏作家孙嘉业发表文章《“三农”问题根源在城市》
随覑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近期「三农」(农民、农村、农业)话题在内地十分热门，虽然中央在开会伊始，就澄清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不关产权事，在所有制的问题上先封了指摘「私有化」的左派的口。但其他很多的配套改革，仍有很多悬念未解。
依笔者之见，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只眼盯覑农村。以本报近日的「新土改前瞻」系列报道为例，当局有意让农民离乡入城，变成新市民，但农民却对当局的美意不领情。结果，很可能令7亿农民2亿入城的美梦难圆。
农民为什么不愿做城里人？道理很简单，大部分农民工的低收入及工作不稳定性，根本无法令他们在城市终老，很多农民工的收入保证自己在城市生活，尚可有些馀钱寄回家，但若家中老幼也跟来，在城瑞安家，就只能领低保(综援)了。
大部分农民工做的是体力劳动，上了年纪就无法干了，到时想不归根也难，所以说，所谓落叶归根，还不止是观念问题，也是现实问题。
生活无保障农民拒入城
中国现在的城市化不是过头的问题，而是很多社会服务容量有限的问题，如河南的户籍改革，农民自己不进城，而把子女都送到城里上学，令城里的学校爆灯，只好叫停。据说，深圳已在为建校土地而苦恼，再涌入新学生，也没地建校舍了。
至于农村信贷，更是离不开城市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在城市有稳定的收入和足够安家本钱、子女又在城里受教育的农民才会变成市民；风险投资愿意支持农民，农业才可发展。问题在农村，根子却在城市。
▲专栏作家邓聿文发表文章《农村土地改革是解决内需问题的关键》
正在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把农村的改革发展作为讨论的主题，这实在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说它明智，是因为它找到了解决中国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内需问题的——钥匙。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苦于内需不足，因此只好寄望于投资和出口。由于投资存在很大浪费，而出口又以透支未来为代价，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受到限制，是一种质量很差的增长。
内需不足在于消费不振，消费不振又主要是因为农村拖了后腿。可以引两组数据来简单说明。去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210亿元，比上年增长16.8%，其中城市增长17.2%，县及县以下增长15.8%。今年前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8439.2亿元，虽然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1.9%，但按地区划分，市县零售总额54292.9亿元，县以下零售仅为14146.3亿元。广大的农村地区仅为城市消费的近1/4，这正是我国内需经济薄弱的要害之处。
农村市场的消费水平低下，并不是因为农民不愿花钱，而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钱花。农民收入不高又有四个原因，一是农业生产效益低，目前中国基本上是用财政补贴的方式来降低农业的生产成本。二是尽管很多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但从事农业的人口还是太多。一些专家估计，中国目前只需要1.6亿农业劳动力，农村至少还可以转移2亿劳动力出去。三是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等资产不能变成资本，这使得很多农民守着“财宝”却受穷。四是国民财富在城市和农村分配中，明显偏向城市集团，城市居民有基本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以及最低收入保障等，而农民则一切皆无，只能靠自己自力更生。
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懂，政府也曾采取多种方式来刺激农村消费，但效果不大，原因就在于，政府本质上代表的是城市集团的利益，而要解决农民的问题，仅靠农村和农民的力量是不够的，城市集团必须配合，放弃或让出自己的部分利益给农村。
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可能会让很多城市集团的利益既得者对解决农村内需问题的紧迫性有更清楚的认识。
这次金融危机暴露了外向型经济的弊端。对于已经全方位拥抱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中国来说，要想在这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中自善其身是不可能的，差别只在于，损失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
要减少外部经济动荡对自身损害就必须实现从外向经济向构建世界最大的内需经济体系的转型，而这个转型的焦点，就在于中国农村生产力的再造。正是过去谁也不重视的农村市场，或许能拯救中国经济免受下一次金融风暴的冲击。这也是为什么此次执政党要拿出勇气重构城乡分配关系的根本原因。
农民土地使用权和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应该是这次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的一个切入点。农民只有获得可以自己支配、处置的资产和房产，才有参加市场经济竞争的资本和立足之地，并使得多余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根据一些学者的估算，农村仅宅基地的市场价值就高达20万亿元，如果18亿亩耕地使用权可流转，那么将释放出更多财富，从而成为带动农村消费、城市化等一系列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
土地改革涉及到敏感的制度属性，废除城乡二元体制会触动城市集团包括政府自身的利益，推动起来肯定会有很大困难。但中国现在必须解决农村的内需问题，才能实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学者吴稼祥在博客发表文章《“土改”应该回到毛泽东时代》
别误会，我所说的“毛泽东时代”，当然不是“人民公社化”时代，或者说，不是“三面红旗”时代，或第二次土改时代，而是第一次土改时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时代，实现耕者有其田；今天要打的不是土豪，而是贪官。
我有一个判断，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肥的只有两种人，贪官和肥商；害的也只有两种人，农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的购房者。要解决三农问题和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问题，不对土地制度进行根本改革，是不可能的。
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实质上是双重所有权制度，一是集体所有，或者承包者所有，二是国有。集体所有的，只是农产品定价的土地价值；国家所有的才是商品开发的土地价值。
这就是说，不管土地价值如何增长，农民作为土地的第一所有者，只能得到农作物补偿，巨大的商品开发价值被各级政府拍卖成高价据为己有。农民得不到因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就富裕不起来，从而失去社会保障；土地价格被两次抬举，一次是农作物补偿，一次是政府拍卖，如此高的地价，怎么可能有廉价房？
据说，现在要搞第四次土改（第一次是分田，第二次是入社，第三次是承包），这一次听说叫“流转”。流转什么还不知道，但我希望是“扭转”，对土地制度进行根本改革，回到毛泽东第一次土地革命时代：让农民享有土地的最终所有权，只有这样，他才能分享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所带来的福利。
减免农业税，是一个壮举；耕者有其田，是一个更大的壮举。如果能两壮并举，那就太雄壮了。
▲维权律师、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刘路发表文章《谁是“新土改”的受益者？》
近日，党国魁首胡锦涛南下安徽小岗村吹风：中央将考虑“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熟悉中共政治语境的人都能解读出，这将会是中共三中全会所主要讨论的内容。
根据此前大陆媒体报道过的“成渝模式”，所谓“土地流转”应该是：“既不是把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的私有化，也不是归集体所有的公有化，而是把土地向大股东强行集中的一种形式。其特点就是把农民各自承包的土地集中起来，以入股方式交给大股东支配。如同城市股份公司中散户投资者的命运一样，农民除了得到一串表示股权的阿拉伯数字之外，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作为补偿，政府取消他们的农民身份，和他们那些九十年代买断工龄下岗的工人老大哥一样，成为下岗农民。”（张宏亮《沉没前的最后一块木板》）
为什么要出台这样一个表面是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实际上是要剥夺农民土地的大私有化（官权化）方案呢？因为中国经济到了2008年已经持续了高速增长了30年，所有的动力都已经耗尽，经济发展面临一个拐点。中共权贵集团必须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实行土地流转，等于全国土地有了价格进入市场，陡然增加了百万亿的财富。这笔财富对刺激经济增长将产生巨大作用。至于是否出现权贵集团借机开展圈地运动，洗劫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后一点依靠，党国在所不问。或者可以说，这也正是共产党权贵集团中的某些人心里打的鬼主意。
土地流转不是为了农民
虽然中共口口声声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民而推出土地流转的举措，但恐怕这是共产党制造的最大也是最后一个谎言。笔者在去年年底就撰文指出：中国大陆已经出现了中小企业倒闭、股市狂泻、楼市面临崩盘的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大陆经济危机总爆发，是30年畸形改革积累的恶果，2008年将是大陆政权的一个关口。破局无非三招：第一是大规模减税，让利于民，让工厂复工，让工人回到车间；第二、大规模进口食品、能源等生产生活资料，把积累的外汇储备花出去；第三、出卖土地，弥补因减税造成的财政亏空；实现土地私有化。
虽然举办奥运和四川大地震造成的灾区重建部分刺激了生产，延缓了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但是因为内需不足，经济发展仍然举步维艰。在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可能转化为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如果经济发展停止了，企业破产，工厂停工，大批工人失业，90%的城市人口将没有隔夜之粮。而目前脆弱的社会保障（低保每月260元，退休工资平均不到800元）还不够买几只面包。这种情况出现以后，我们的城市贫民就会一夜之间完成从顺民到暴民的转换，所有的人都不能指望我们的饥肠辘辘的城市贫民们会像90年代初俄罗斯人民那样在肃杀的寒风中排2公里的长队去购买土豆和面包。他们将立刻冲向市政府、省政府和新华门，你会看到所有城市的政府衙门都燃起熊熊火光，权贵官邸、富人别墅、精英阶层的香车宝马都将成为怨气冲天的暴民们袭击的目标。在经济大萧条导致的大饥荒的威胁下，每一个城市都将是翁安，每一个公民都将是杨佳。这是一副多么可怕的末世景观！
为了化解这场危机，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维持政权的稳定，“土地流转”的新土改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有人说，共产党是靠土地革命起家的，它消灭了土地私有制，怎么可能又重新搞私有化？这不是自打耳光么？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过“六四”之后的共产党早已彻底演变为一个利益集团，已经没有任何原则和底线，即使有一天它宣布卖淫、赌博、贩毒合法化，你都不必吃惊。而且实际上，卖淫和赌博也确实在大陆变相合法化了，只不过这个特殊的行业被警察机构彻底垄断，别人不得染指而已。青岛一个街道派出所的所长的位子，明码标价50万才能拿到。有一个所长升迁到市局了处长，居然非常郁闷，因为他不可以从赌场和妓院取得暴利了。这位新处长见人就骂自己的上司阴狠歹毒。更何况，这种私有化不是真正的私有化，而是他们垄断土地的大私有化。
新圈地运动将危及政权存亡
有学者担心“土地流转”将提供一个让权贵阶层洗劫农民的新圈地运动，导致农民变成流民。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1、土地有价，农民无地
土地流转，土地就有了市场价格。无论一亩地3万也好、5万也好，拥有几亩土地的农民理论上手握了几万资产。但这和当年几万元钱买断国企工人工龄、彻底割断工人与企业的联系一样，彻底割断了农民与土地联系。
2、土地逐步向少数人集中
土地流转之后，由于资金、劳动力、经营能力、家庭负担等方面的差异，土地将呈现逐步集中的趋势。贫富分化逐步加剧。
3、失地农民生计堪忧
从目前情况看，农民种地获利微薄，种地是赔本的买卖。土地流转之后，除了迫于生计被迫流转之外，不排除农民主动出卖土地的行为。两种力量结合，很可能产生大量的失地农民。他们失去了在农村务农的退路，又被高房价、高物价、可婚配女性缺乏等因素阻隔于城市之外，将成为“流民”，酿成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4、耕地保护红线将被冲破
土地流转之后，暴利的诱惑将无情蚕食耕地。即便有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当基本保护农田被城市人口、市政设施、城市垃圾山和排污工厂包围的时候，农田即便面积不减，也会失去绿色。
5、外资进入将导致大量圈占土地
土地流转之后必然导致投资主体多元化，其中也包括外资。进入农村的外资将利用他们技术、资金和公关能力上的优势，大肆圈占我国耕地，彻底掌握中国经济的命脉。
6、腐败和地方势力崛起引起政策不落实
腐败和地方势力的崛起，导致中央很多政策不能落到实处。土地流转政策即便是一套非常好的政策，也难保地方贪腐势力乘机对农民下手。面对一次百万亿资产的重新分配，没有非常公开、严格的监督机制，无人敢保证不出现当年国企改制时的疯狂掠夺。
可以预见，随着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闭幕，新圈地运动将大规模开启。中共的新土改政策虽然能够暂时刺激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增长点，但在目前社会矛盾多发、阶层冲突尖锐的态势下，没有成熟的法治保障和严格的社会监督机制，当国者无疑是在豪赌一把，一招不慎，遍布全国各地农村的圈地与反圈地的“战争”烽火，就将在中国广大的农村燃烧起来。中国社会就将永远失去30前土地承包获得的农村大致稳定，这个依靠土地革命建立起来的暴力政权恐怕难免要毁灭在土地上。这真是一个具有悲剧意味的历史宿命。
笔者认为，中共当局的新土改政策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维持政权稳定迫不得已走的一步棋，但却不能真正破局，反而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它只有真正实行土地私有化，给农民切实的土地所有权，并进一步启动宪政改革，将土地的私有化过程置于宪政框架之下，实现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的双着陆，才有可能避免社会危机的总爆发，实现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但中共官僚是否会有这样的政治智慧和魄力，却是我们不敢奢望的。所以，我们只能远远的站在大洋彼岸做个历史的见证人，或者神州陆沉，或者凤凰涅盘。
▲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发表文章《新土改：败家子倾家荡产的最后赌注——写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
改革派苦苦期盼的私有化措施和土地流转，不期而至。从近一个月的表现来看，他们蒙了，就像一个男人苦苦追求了几年一点戏都没有的姑娘，突然飘然而至，要嫁给他。除了官方的喉舌学者之外，几乎很少看到热情洋溢的颂歌。
三十年被蛇咬，一朝怕井绳。对这样改革措施的警惕，远远高于欢呼。一个很好的取向是，不惜一切代价推动改革的革命精神，好像已经被放弃。不在把改革当作万分重要的，而把改革的原初目的带了回来，用来评价每一项具体的改革措施是否值得推动。
这里就面临着民间改革派的改革焦虑，与官方改革教喉舌学者的严重对立，就拉开了距离。这样的心理状态，也说明已经过了改良的心理临界点，已经忍耐等待到头了。
这时候，民间改革派就显出后改革的特征，不管是叫做新改革，还是反思改革。在后改革的特征中，改革的原初目的，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推动改革，会成为总体要求。能不能做到，不再取代应不应该做。对当下和未来一相改革措施的正当性审查，不再考虑官方能不能做到，而在于他们应该。改革的立场，已经原来官方民间一致，现在转由官方独占。民间就是后改革。
总体性上的考虑，就高于可行性。不是能推一点就是一点，而且必须考虑是，是不是杀鸡取蛋。其政治效果，对于未来来说，是不是更坏。例如把地给农民这个措施，是更多人参与了分赃。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从自由主义来看，好像为未来准备了条件，可是另一方面，却深化了原来恶毒的政治经济结构，把剥削进行到底，更多人参与分赃，将来的难题更大。未来维度与当下推动之间，不好一概而论。
三农问题是政治问题，可是十七届三中全会还是依赖于市场解决。市场解决对于内部殖民的本质特征，只会进一步深化，而造成政治后果更加恶劣。下面从针对两个改革要点，展开两个方面讨论。
第一，目前中国约有六亿农村人口，其中二亿是剩余劳动力，企图修改户籍制度的理由，主要是希望将二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至城市，藉由修改法令允许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流转，在制度上一并修改户口制度，将城乡二元户口转为\”统一户籍制度\”，化解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间的经济地位不平等。
这就是我前一篇文章《三农问题：内部殖民的市场解决？》中说的，前现代的农村，纳入现代都市解决，然后把前现代的农村用剪刀剪除干净。且不说再用几十年的时间，来慢慢放开国民待遇。就当下而言，城乡一体化是否有用，是值得深究的。
在城乡二元体制之中，获得城市市民的资格，是有吸引力的。城市市民比农民，有比较可靠的社会保障，过去从摇篮到坟墓，目前所以减少，但是比赤裸裸一无所有的农村，还是值得羡慕的。也就是说，城乡一体化之所以有用，是嵌入城乡二元体制之中。当城乡二元体制取消，特权变为\”普遍权利\”，就没有任何吸引力了。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用罗马公民权的历史来论证，罗马公民权，由于是罗马城贵族和平民的特权，一开始对其他省份的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由于范围扩大，最后全罗马帝国都是罗马公民，这时候公民权就是废纸半张。
特权才有利益，把特权扩大，利益就稀薄了。那么城乡一体化中的农民，还是得到了一种欺骗。当没有的时候，还有混含着利益的时候，人们还渴望的时候，偏偏不给他们，到了当下，更别说遥远的未来，这种特权拿来搽屁股都不要。人们要的，并不是户籍制度的取消，而是与城乡同等待遇，尤其社会保障。国民待遇原则，没有的时候饥渴，有了的时候一点也不重要，或者一点用也没有。
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国民待遇原则的扩展建立在特权和差异之上，没有特权和差异，城乡一体化就没有任何吸引力，那么特权和差异会被比较长久地维持，国民待遇原则的扩展将比乌龟爬的还慢。
第二，本次土改恰逢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与中国经济增长下滑风险增强，这时候需要扩大内需。而让农民可以土地流转，是让郁积于土地之上的财富，大约30万亿，变为货币。那就是说，不外乎让百姓卖家产消费拉动内需。
这与计划经济时代一脉相承。马社香的《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一书后，摘了这么一段：
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 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
从计划经济到今天市场经济，把民生都歧视，而不惜牺牲农民，完全服务于一种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农民完全被绑架卷入洋吃人的全球商业殖民地系，如今要倾家荡产继续投入，把最后的保障土地，也拿出来，让当局搞险招最后赌一把：转让土地的人，那有什么出路，那就是市场经济要提供充分就业机会。除非一举成功，否着全赔。
在全球经济大漩涡中，全赔是注定的。
▲专栏作家林保华发表文章《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与农村改革利弊》
10月9日中共召开3中全会。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国庆前夕的9月30日亲自到了安徽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考察。30年前，小岗村18位村民率先实行\”大包干\”，迈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步。胡锦涛在参观纪念馆后高调宣布了即将召开的中共17届3中全会上将作出允许农村土地买卖交易的决定，他说：\”我要明确告诉乡亲们……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胡锦涛以此为自己塑造改革继承者的正统形象。
这个宣布立即引发不同的反应。中国的农村改革，自从30年前的\”大包干\”后，几乎没有甚么重大的改革措施出笼。因此农村经济的发展没有重大突破口可能与此有关。因此农民土地的经营权可以买卖，中国才可以突破\”小农经济\”的桎梏向\”大农业\”发展。
然而，如果说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完全不准买卖，也不是事实。例如这些年来各地发生的维权运动，许多就关系到土地经营权的买卖，其中一部分是城市土地，一部分则是农村土地。例如广东番禺大石村，与汕尾东洲村的流血冲突，就是涉及土地买卖的不公平。这些土地买卖多为城市掠夺农村的买卖，收购一方也因为有官府的支持，才会对抗争一方进行流血镇压。鉴于这些流血教训，对这次的农村的\”改革\”，难免也会使人产生一些想法，未来的收购一方是不是也会动用官府势力进行不公平的收购？中国城市的发展，是靠对小市民与农民的原始掠夺，难道农村的发展，也必须走这条道路？
西方国家的原始掠夺是在几百年前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现在已经自我修正而有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成份；而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难道不能在公平方面多做一点事情而必须重演西方资本主义的黑暗部分？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已经相当严重了，因此对现在的中国广大老百姓来说，中国的政治改革，远比买卖土地来得迫切。只有开放资讯，加强民众与舆论的监督及司法独立来遏制贪污腐败，防止在农村土地买卖进一步吸干农民的血汗才最重要。
至少，在目前中国经济开始走下坡，大量中小企业倒闭，会有相当多民工因为失业而从城市流回农村时，在农村社会保险制度还很不完善时，以及农村人口还不能自由转为城市人口的配套措施还没有制定出来时，去推广土地的兼并，势必激化现在已经存在的社会矛盾。
目前中国问题重重，天灾人祸、黑心产品危害民众切身利益，最需要政府去关心。但是在这方面，中共不同利益的江泽民集团与胡锦涛集团还在那里斗得不亦乐乎，争夺因为黑心食品及泥石流掩埋市集和数个村子而是否需要问责下台与必须填补的人事空缺。也因为这些斗争，才在中共政坛上出现一系列怪异事件，例如全体政治局常委突然在国庆节到天安门广场鲜花（这应该是明年建国60周年的事情）；而温家宝到美国，居然准备\”鞠躬尽瘁\”而留下遗言，并在接受电视访问时，说他六四期间陪同赵紫阳探访绝食学生是\”民主\”；以及官方媒体莫名其妙的忽然大捧去年去世的江泽民亲信政治局常委黄菊；而前中共第二把手的李鹏也在中风以后出游，显示他如何\”精神矍铄\”为他的子女及部属撑腰。在这以前，胡锦涛与温家宝已经开辟官方网站，以\”什锦饭\”与\”八宝饭\”的网名争取\”粉丝\”们的支持；至于已经退休的江泽民与李鹏是否可以以\”乌贼炒姜丝\”和\”鲤鱼炸大鸟\”的网名上网与胡锦涛、温家宝争夺粉丝，恐怕要政治局讨论了。
这些眼花缭乱的政治怪象显示，三中全会无关中共改革派或保守派，右派或左派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中共利益集团进一步共同掠夺农民的共识；也借此转移民众对天灾人祸的关注，以及对政治怪象的诧异。
总之，如果处理不当，这次农村改革，可能反而是共产党最后的杀鸡取卵。
▲联合早报专栏作家叶鹏飞发表文章《中共三中全会：土地改革缓解社会矛盾》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召开，虽然有国际金融危机可能导致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会议的主要议程仍然锁定在土地改革。
官方报道指会议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先前提出“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都显示相较于改革开放走向或金融危机，土地改革已经是当局无法不正视的问题。
土地制度之需要改革，诚然有各个面向，从粮食安全的角度，农地逐年大量的流失使得国务院一再下调耕地保护红线却难得逞。从政治改革的角度，“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只要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不拥有自己的土地，发展现代公民社会的基础便一日无从建立。
这两个角度固然都要紧，然而中共必须面对土地制度的政治逻辑，却在于“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的后果。现有的土地问题，已经累积了太大的社会矛盾，若不尽早拆除引信，最终将爆发严重的政治危机。
最严重的就数官员任意征地圈地所引发的官民冲突。官方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2年，中国农民土地被征用的面积高达4736万亩，13年间推算有至少663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这些失地农民既没有从征地补偿中获得足够的创业资本，又无法享受城镇居民的社保福利，大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流民。
征地问题屡禁不止
北京虽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然而地方征地的冲动依然屡禁不止。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等机构在2003年及2004年间的调查显示，农民维权抗争集中在土地纠纷上，土地已经成为农村的首要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2005年4月也指出：“我认为这种征地已经成为农民利益流失最严重的一条途径，已经成为农民最不满的一个领域。”
但是问题并没有缓和。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张新宝今年6月透露：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土地违法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肆无忌惮”。
今年头5个月，全国土地违法案件2万5153起，涉及的土地面积达到1万2241.7公顷，同比上升了近20%.一些城市的违法用地宗数和面积分别占新增建设用地宗数和面积的60%左右和50%，有的高达90%以上。
长期关注农村问题的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认为，本次三中全会关于土地“流转”的讨论，其实关键在于对治地方官员征地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后果。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调查发现，2004年以来130起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中，有87起因土地而发生的警农冲突，占总数的66.9%.
新华社下属的《瞭望》新闻周刊最近引述官方统计说，2006年中国爆发的群体性事件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土地问题无疑是其中一条主要的导火线。
胡星斗分析，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使用权（流转），虽然并没有根本上解决农地产权，但是至少增加农民对土地的主导权，遏制官员随意征地的权力。如果配套得宜，还可以增加农民与开发商集体议价的能力，保护他们从土地获得的利益。
国土资源部8月对媒体放风说，未来三年每年征地不能超过270万亩。这个被形容为“极其苛刻和严格的数字指标”，已经“得到主要领导的认可”。
中共通过土地公有制保障统治基础的立场至今虽然一致，但是内部在如何解决土地问题上显然存在争论。总理温家宝2006年宣示，要给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以长期的保障“永远不变！”十七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做出根本性决定，外界的期待并不太高。
可以预见的是，面对持续累积并日益尖锐、大多因土地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中共势必要拿出一定的手段来处理。改革开放的去向固然重要，金融海啸对经济的威胁固然紧迫，缓解土地纠纷所导致的治理危机，才是三中全会的中心议程。
▲专栏作家梁京发表文章《胡锦涛为何赌博“新土改”？》
据媒体报道，此次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重头戏，就是做出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决定。9月30日，胡锦涛前往三十年前私下包产到户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进行象征性考察，亲自为自己上台以来第一个“动真格”的改革举措造势。
有消息说，这个被大陆媒体称之为“新土改”的主要政策内容，包括把农村土地承包期限从现在的三十年延长到七十年，使农民对承包土地具有转让权、出租权、入股权及抵押权，农民可用土地向农村金融服务机构融资贷款。其实，早在二十年前，这些“新土改”的内容就已经是广大农民的强烈要求，多年来，这些改革的建议也多次摆在了决策者的面前，中共当局为什么迟至今日才迈出这一步呢？
胡锦涛上台六年，“只张弓，不放箭”，在改革三十周年之际，面临着空前的政治压力，拿出一点“真货色”来证明自己的政治领导力。这是“新土改”的重要政治背景。
那么，胡锦涛为什么选择农村土地政策而不是其他方面的改革来进行政治赌博呢？这其中既有经济的原因，更有个人的政治算计。经济方面的原因，是中国以官僚资本和外资相勾结，以大规模出口和城市建设来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这种增长模式使得中国本来非常严重的城乡对立发展到危险的地步，农村和农业的凋敝，尤其是官商勾结，对农民土地权益的大肆侵犯和掠夺，把数以千万计的农民逼入绝境。在政治方面，落实农民土地权利，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呼声不绝于耳。层出不穷的农民冲破地方政府的阻拦，进京上访，而一些地政府也开始突破中央法律的限制，擅自进行土地政策改革，这些都使得胡锦涛很难继续视而不见，无动于衷。
当然，胡锦涛“新土改”的赌博并非没有风险，这也正是他一再拖延改革的重要原因。“新土改”的风险首先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这项改革拖延太久，早已错过时机。对于几千万因政府巧取豪夺而失去土地的农民来说，可以想象，他们对”新土改”的第一反应只能是愤怒。倘若几千万人的愤怒发生共振，其政治后果将难以预料。
最根本的风险来自于这样一个现实，改革以来的中共政府，尤其是六四以来的中共政府，绝非像一些学者说的那样，是所谓的“中性政府”，而是没有法治和民主制约的“官本主义”政府。在官僚利益的驱动下，这个政府一直不愿意建设能够公正处理土地权益纠纷的司法能力。“新土改”的实质是提高农村土地的资本化程度，从而提高农村土地资产的市场价值。这样一来，必然导致土地权益纠纷的急剧上升，因为在土地资产的市场价值难以实现的情况下，人们会忽视许多权益的纠纷，而一旦资产价格提高，并能够立即变现，冲突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
对于这些风险，胡锦涛不可能没有考虑，那他为什么还是要冒险一博呢？我相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相信自己有很好的机会把”新土改”带来的许多难题，特别是把补偿失地农民的大麻烦留给他的继任者。胡锦涛任期过半，还剩四年，他相信自己有足够的政治技巧，控制住实质的改革步伐，即收获政治利益，又不至于在任期结束前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官僚资本，为什么能够接受甚至支持“新土改”。事实上，没有官僚资本利益的认可，胡锦涛很难做出”新土改”的决定。我的理解是，现在提高农村土地资本化的程度，有可能对官僚资本利大于弊。这正是胡锦涛敢赌“新土改”的深层原因。过去二十年，中共的官僚资本已经完成了血腥的原始积累，不仅有能力以市场价格获得更多农民的土地，而且，提高农村土地资本化程度，有利于提升官僚资本现有资产的价值。当然，出现这种前景的前提，是中共有能力解决堆积如山土地权益纠纷旧案，有能力建设起一套大致有效的司法体系来处理新的土地权益纠纷。
有人认为，中共的“新土改”是自掘坟墓，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呢？我认为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胡锦涛选择具有巨大符号意义的“三中全会”推出“新土改”，意在宣示自己继承了中共改革的新法统。但是，所有人心里都非常清楚，此“三中全会”非彼“三中全会”，当年那些尚有一点天下情怀的革命元老已经被一群平庸而贪婪的官僚所取代。与当年真情激荡的包产到户相比，胡锦涛闭门造车的”新土改”，只不过是邯郸学步，走的是歪路而不是正路。一个没有法治和民主约束的土地市场，到头来真有可能成为中共政权的葬身之地。
▲专业评论人士王维洛发表文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买卖不能解决中国农村土地问题》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据报导，在2008年10月9日至12日的中共中央第十七届三中全全会上将讨论《关于农村承包土地实行终生包产和实行可流转》的提案，这份提案将是这次全会决议的重点。
为此，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9月30日到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考察，那里是三十年前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发源地。胡锦涛在考察过程中说：“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他的讲话已经透露出未来在中央全会将形成决议的最主要内容。
中国的一些学者已经发表了一些文章来吹捧这个尚未出世的决议。
二、提案并没有什么新内容
其实在五年之前，在2003年10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就已经做出有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的决议：
“全会认为，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要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流转办法，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按照保障农民权益、控制征地规模的原则，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要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切实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要加大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2006年笔者回到当年插队的农村。村子里的老人告诉笔者，全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全部卖给了来自温州的老板，老板向村书记和村长支付了一笔钱，但是具体是多少，怎么分配，怎么使用，村民不知道。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温州老板反过来再雇用村民为他们种地，和过去给地主做长工没有什么区别。这个温州老板所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比过去地主还多。过去这个村还有三、四个地主，现在只有一个大地主。这二十多年来，村民的生活基本没有改善。村子里只有村书记和村长几家新盖了房子。
所以说，第十七届三全全会将通过的《关于农村承包土地实行终生包产和实行可流转》的决议，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在过去几年已经实践的、并没有展示什么效果的老套路。
三、连“买卖”一词都不敢使用
什么是农村承包土地的“流转”？其实就是农村承包土地的买卖。如果说，三十年前万里在安徽省搞分田到户，冠以“农村土地承包”的美名，在当时的环境下，可以称得上改革的话，那么在当今的条件下，在房地产市场、城市土地使用权的买卖已经被广大民众接受的情况下，中央决策者还像小脚老太太一样连“买卖”一词都不敢使用，只敢使用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流转”，其改革的勇气可见一斑。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买卖，就会形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市场。请问，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将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形成一个有别于市场的东西？在“流转”过程中，什么在起作用？
实行农村承包土地的“流转”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而且适度经营规模也是一个没有定量的指标。100亩是适度经营规模？还是100公顷是适度经营规模？农村承包土地“流转”内部并不存在这样的机制，农村承包土地“流转”到适度经营规模之后就停止流转了。一旦农村承包土地“流转”起来，土地(承包经营权)就会迅速地向一小部分人手中集中，让他们更加富裕起来。而广大失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绝不会成为这项政策的得益者，他们将更加贫困。
四、中国怎样走法治的路？
中共中央第十七届三中全全会上将讨论通过《关于农村承包土地实行终生包产和实行可流转》的决议。而决议的内容肯定是违反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和行政条例，如物权法，土地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律和条例，因为这些法律和条例都明文规定：农村承包土地不能流通，不能买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物权法等法律，不是中共中央的任务，而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如果中共中央的决议可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那么中国如何走上法治的路？
同样，中国人总是被要求，在思想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问题是谁和党中央不保持一致？过去，党中央说，农村承包土地不能流通，不能买卖，法律上也是这么规定的。中国人在思想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认同了农村承包土不能流通，不能买卖的理论。现在党中央说，农村承包土地可以流通，可以买卖。是现在党中央和过去的党中央不保持一致，是现在党中央偏离了过去的党中央。
五、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关键
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农村承包土地是否可以流转，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关键在于：
第一：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不是一个完善的所有权，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缺乏所有权中最为重要的处置权。
第二：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不是土地公有制，而是土地私有制。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必须按照土地私有制4规矩实行管理，而不是按照土地公有制的规矩实行管理。
第三：既然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土地私有制，就必须实行实名和份额登记。
只要解决上述几个问题，中国的农民就会解决好农村的土地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不用党中央费心。
▲专栏作家邵建发表文章《让农民掌握自己命运》
从土改、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到小岗式的承包，再到即将开始的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如果进一步的指向是农民拥有土地产权，那么，这一历史的指向其实就是土改以前。千百年来，农民自然是土地的主人，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了。土改是以强力的方式使部分农民手中的土地流转到了全体农民手里，它喊出的口号是“耕者有其田”。这里不便讨论土改方式，但口号本身具有自然正义。只是好景不长，农民到手的土地还没捂热，它便一步步离开农民，以集体的名义，最终成为国家的土地了。
谁应该真正是土地的主人，农民，还是国家。按照常识，自然是农民。土地是农民的衣食父母，农民之于土地，好像鱼儿离不开水。这是一种自然关系，正如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是一种自然权利。可是，就是这种人类绵延已久的自然状况被一种人为的乌托邦打破了，国家本来应该保护农民的土地产权，结果它越俎代庖，反而成了最大的土地产权者。我不明白，国家又不事耕种，它要土地干吗，特别是农业土地。土改之后，土地本来是（农民的）权利，由此转化为（国家的）权力。农民生命中的最重要的权利之一，就这样被权力上缴了。
因此，有学者把由土地流转所代表的土地产权化倾向，称之为“还权于民”，这是很准确的表述。土改以后的集体化（其实是国家化）对亿万农民极不公正，而且几十年下来的农业集体化经济难以维系，又证明其效率极差。既无公正，又不效率，实在找不到不把土地归还给农民的理由，何况这本来就是在还历史的欠账（想想土改前对农民的许诺，曾几何时，这许诺竟连张纸都不如）。更重要的是，返土归农，就是回归一种本来的、自然的农业文明状况。这是先秦时代农业文明中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里的“帝力”就是权力。让土地脱离权力，回归权利，让农民成为土地的真正的主人而非国家，这是一种自然归位。
殊为不解的是一些知识精英，尤其是一些研究“三农”出身的精英，却反对土地回归农民。他们认为：“土地是8亿农民的社会保障”，“既然土地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是8亿农民的社会保障，怎么可以买卖呢？”原来他们担心：“土地一旦被私有化，中国农民在2到3年内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失去土地，比如说农民生病了，因为缺钱而不得不卖掉土地……”我实在看不懂这里的逻辑，因为我不是研究农业的专家。专家的声音值得倾听，但我不免发生疑问。如果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那么就把它直接交到农民手上。且不说，几十年来的土地非私有，土地到底保障了农民什么。假如土地真正在农民手中，1959-1961，我的可怜的农民兄弟也不会那么巨大幅度地自然减员。这里的逻辑何其怪异，承认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却不愿让农民真正拥有自己的土地，谁能给它自圆其说。另外奇怪的是这样一种推定：农民一旦有了土地，两三年间他们就会卖掉。似乎精英比这些农民更爱惜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这也太小看农民了吧，也不符合我祖父为农以及自己做过知青的生活经验。怪诞还在继续，知识精英害怕农民生病卖地。其实，农民为了治病，如果有地可卖，倘能救命，这便是返土归农的功德了，它毕竟保障了农民的性命。假如无地可卖，又人命关天，农民岂不活活等死。难道现实中这样的例子还少。能举出这个例子的学者，我不但没有感到他是为农民着想，反而感到了一种冷酷。
精英有时是可怕的，他们为农民好的方式，不是让农民自己做主，而是擅自代表农民。好像农民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只有他们知道。然而，土地不归还权利，是让权力为权利作主。土地归还农民，是让权利为自己作主。让农民掌握自己的命运吧，不要再让权力掌握农民的命运，哪怕它是精英。我们一直都说农民是国家的主人，不如先让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如果他们不能成为土地的主人，他们成为国家的主人，也肯定是空话。
▲评论人士暮宾发表文章《中南海新土改：耕者可卖其田？》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10月9日上午在北京开始举行。此次会议的一个主要议程是：研究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并审议《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因此，完善土地制度改革成为是次会议的热点，而围绕土地制度的相关政策调整也将成为本轮农村改革的关键。
从1924年孙中山提出“耕者有其田”到现在，整整84年。84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无不对农民、农业和土地问题给予特别的关心，因为这始终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
本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将定位于研究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之所以锁定“农村改革”话题，在于尽管改革开放已然实行30年，但中国农村还有一个大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就是农村改革的相对滞后。
例如，现行的《土地管理法》禁止集体建设用地出租、转让的条款已完全滞后于农村土地市场的现实，其根源在农村建设用地土地流转权的不完整，同时也没有赋予农民宅基地及其房屋所有人以完整的物权。而在现行制度之下，农村土地进入市场须先转为国有土地，农民所获的征地补偿仅与其土地农作有关，土地征收、转用过程中的级差收益被政府拿走，而农民所得微乎其微。
一些乐观的评论人认为，胡锦涛9月在安徽小岗村的讲话，暗示农村改革将涉入土地私有化的敏感禁区，三中全会将试图突破土地不得买卖的限制。根据分析，这次农村改革估计不会触及土地私有化的红线。关键是要了解所谓“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含义，若新政策允许农民抵押土地的经营权，以此来进行融资或获得财产性收益，将具有重大意义。
因此，此轮农村改革将包括发展现代化农业以保障粮食安全，保障农民利益，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等等。不论从哪个角度看，授予农民以充分的土地权利都是理所应当的，也是人们普遍欢迎的。但是，仅仅依靠一份文件授予农民权利是不够的，还需要更细致地设计一整套保障农民权利的制度。
应该看到，本次会议召开之际恰逢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与中国经济增长下滑风险增强之时。如何应对经济波动、投资下滑、外需下降以及内需仍未提振等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对中国来说确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今年以来，外需的锐减就对中国的出口、中小企业、就业，乃至股市和通胀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扩大内需是中国今后发展的一个战略问题，因为内需不足，长期以来，国家不得不把经济增长的基点放在政府投资尤其是出口上，这既透支了中国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造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也使得经济发展受制于外部环境。
而内需不足又主要在于占人口多数的农民收入较低，消费能力疲弱所致。所以，要解决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内需问题，必须首先提高农民的收入，使他们有能力消费。
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土地制度改革至为关键。现有的土地制度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土地可以对价取得贷款，农村土地就不行，这使得农民的土地、房屋等财产不能交易，不能形成资产，从而令农民无法扩大再生产，只能维持小农经济模式。
解决的办法，需要在稳定土地承包的基础上，使农民获得可以自己支配、处置的资产和房产，农民才有参加市场经济竞争的资本和立足之地，也才能把多余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显然，耕地的集中和流转，是中国农业摆脱小农经济的束缚，进行集约经营的前提条件。
▲评论人士李普曼发表文章《又盯上了农民的钱袋子？》
费正清在他的汉学著作《美国与中国》中，曾经描绘过西方国家这样的一个希望：只要每个中国人把他的衬衫后身加长一英寸，兰开夏纺织厂就可以永远不停地开工。
似乎从那时开始，西方国家对中国广大的市场前景就保持着浪漫的乐观情绪，这种乐观情绪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破灭后，又在三十多年后重新燃起——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企业继续因为中国这个广大的市场而蜂拥进入。
而我，也时常产生与西方国家一样的幻想：如果每个中国人给我一元钱，我将拥有十几亿的资产。
按照算数原理，以上的种种愿望都是合情合理的，但现实是这并不仅仅是算数。目前那些将中国平安渡过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希望，寄托于扩大内需，拉动农民消费增长的如意算盘，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状况：扩大农村的内需，不仅仅是一个算数问题，还是一个心理问题。
任何一个稍微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会清楚农民在推动近现代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牺牲。但是结果并没有换来相应对等的回报，尤其是新中国之后，可以说农民经历了一个从当家作主的主人，逐渐沦落到事实上的从属地位的命运。可以说，经历了数千年的传统积累，加上改革开放后地位的逐渐下降，让农民成为最没有安全感的一个群体：城乡剪刀差，让农民收入没有明显增长，消费却在不断的变大，贫穷如影随形；不断发生的侵权事件，让农民始终处于中国政治结构的最底层；诸多对农民利好的政策，在基层政府执行过程中的屡打折扣，让农民开始对政府的政策持有怀疑态度……
所以，中国政府想要激活农村市场，刺激农村的消费，拉动内需增长，除了提出实质性的政策之外，还需要考虑到如何减小农民的不安全感。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当“土地经营流转”这一政策被提出来的时候，许多农民不是想象自己应该怎样利用这样的政策，来规划自己的未来行为，而是担心这一政策是不是成为基层政府层政府侵占自己耕地的帮凶？
而且一个显然的是事实，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的扩大，其相应的权利在过去也拉开了差距。农民不但和比自己收入要高很多的城市局面一样面临着看病难、物价上涨、房价上涨——任何一个有儿子通过考大学进入城市的农民，都面临这样的难题——等问题，同时他们还有自己作为农民所特有的情况：农村福利制度不健全，老能否有所养成为担心的一个问题；过分分散的个人种植经济，严重缺乏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
在这些问题下，许多农民当然秉持着勤劳持家的传统，实行着从紧的消费政策，让那些盯着自己钱袋子的人们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他们的未来比城里人的未来充满着更多的不确定性，他们必须将自己的钱袋子看好了，以应对明天可能出现的大问题。这种现实，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心理问题。
所以，即使土地真的能流转，我想农民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承包权；即使收入真的有所上升了，农民也不会养成美国次级贷款制造者们那样今天花明天的钱的习惯。
如果中央政府真的有决心要改变现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的话，真想通过农村的改革实现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话，那么首先要解决农民的心理问题。不要一上来就对农民那仅有的钱袋子心存幻想，而是先打开自己的钱袋子，加大对农村设施的投资力度，并且加强对基层政府的管理和法制建设。先让农民觉得踏实了，再跟他们提钱的问题。
●中外网友对“新土改”的评论（BBC）
▲土地市场化, 允许流转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土地就能买卖。在这过程中，绝对是中共地方官僚大饱私囊的机会。农民们翻身到底层做奴隶的时候就要来了。
民工 洪村
▲土地改革只是转移人们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视线，同时也显的自己是一个改革，愿意进步的政党，掩盖自己专制、 保守、倒退的实际面目，这才是中共的真实目的。
土地改革的提出就像闭门造车，或者只是一个另有目的幌子。
中国现在不需土地改革，急需的是政治改革。
民主万岁 北京
▲共产党在显示它的进步，这有什么不好。中国传统思想里有循序渐进，中国搞循序渐进的改革是很适合中国的国 情的，中国切不能像俄罗斯那样搞休克疗法，搞得经济衰退。
民主也需要循序渐进，先实行村级直选，OK了，再搞乡镇直选，然后县市直选，省级直选，最后自然的实行国 家领导人直接选举。
胡 猛勇 wuhan 中国
▲独裁政权的利益集团，利用所谓的“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国企改革，股改”疯狂清洗城市居民的财富 之后，现在开始“土改”，瓜分中国最后一块蛋糕：农民的土地。利益集团会巧言令色，巧取豪夺，逼迫农民贱 卖 土地，把他们赶出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家园。
浙江永康 嫌犯应广美 yuighr 英国
▲我对所谓民族主义和民族文化主义的西方价值观有所反驳。文化融合是保好去缺。悠久文明的中华文化难免在东亚文化融合中显明雏形。不是推动家族和族群文化的目的。就如古埃及和古希腊文化呈现在中亚和西方文明中一样，对人类仍然是有一定的贡献。给西方糊混宣传为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是优秀文化的副产品。不能尽程启发爱国精神的西方文化对中国的爱国主义难免有些嫉妒。三百年前野蛮无道的西方列国霸占了世界新大陆，残杀了当地土民和毁灭了他们的文化和自然生态。难道说西方目前的先进文 明是受到了新大陆上土著文化的影响吗？要在英语社会里谋生存就要学英语，是不可否认的事。难道说在华语社会里谋生存就可以用藏语或是吾维尔族语吗？荒唐茅盾和带有私利的轮调竟然不惭地用来当作维 护世界小数民族文化的所谓正义国策。
物极必反，在哲轮上到了穷兵绝武时，往往会抛出似理非理，甚至是妖言惑众的荒轮。
nao2
▲中国不是没有民主，只不过是中国的民主程度还没有达到完全开放的程度。凭良心和根据事实来话说，伊拉克，阿富汗，菲力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和一些所谓深受西方民主影响的国家，他们的民主还远差于目前中国的民主程度呢。 中国古圣哲言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先。这就是目前西方常常挂在嘴边所谓民主的根源。如果西方政客是真心为了中国民众的民主来说话，就请献出实际行动别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诸多阻挠和打击。西方还正在无理取闹不择手段地诋毁中国呢。一旦中国人民生活水平达到相等于西方人民的生活水平，看看那一方的民主来得比较完美。有人说空着肚子穿上名牌是不着实，愚蠢的行为。
nao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到头来被剥夺的人们还不是那些二等公民的农民吗？因为农民的地还是属于国家所有，地方官员“如果需要”要收地就收地，不管农民的利益，农民是没权利来保护自己的土地。一党执政的，无论怎么样的改来改去，中国的财富与土地还是掌握在一小撮人的共腐党的手里，这一小撮的人又掌权有腐败，农民是没办法的， 腐败真要命。
[评评理。宇宙光]
▲独裁政权的利益集团，利用所谓的“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国企改革，股改”疯狂清洗城市居民的财富之后，现在开始“土改”，瓜分中国最后一块蛋糕：农民的土地。利益集团会巧言令色，巧取豪夺，逼迫农民贱卖 土地，把他们赶出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家园。
在不远的将来，会产生大批被迫贱卖土地，流离失所的农民，沿街乞讨。
他们，将为独裁政权的坟墓挖出最后一铲土。
草化雨 上海
▲革命在深化？
50，60年代：打土豪，分田地。斗地主，抢财产。批判资产阶级，一切生产资料归公。
如今二次土改，目的是什么？把财产归还地主资产阶级？
政治教导员
▲什么政策也没有比反腐更迫在眉睫，近几年我接触一些官员，局厅级干部一到重要日子，他们的车子里装满了虫草 和路易十三.李察等…..洋酒。我相信如果中国能杜绝腐败，这些高档东西会在世界市场上大掉价。
我看过一个公安局长的司机，每次打牌输赢几千几万不在话下，看来他们在自己领导的腐败过程中也分到一杯羹 ，
而且我得出一个结论，在中国无官不贪，越是大官越贪，因为他们每次升迁都会有较大的进贡献礼。否则升迁肯 定没戏，所以中国的官员在升迁过程中就存在很大的腐败，以致于人民常说的；随便拿出100名当官的全枪毙， 99人不会喊冤。
大洋 中国
▲政令与执行是两回事，我们老家的土地刚刚在这次三中全会之前被地方政府全部收回了，我们那里的农民都没有土 地了，政府每人补贴180元买粮钱，真不知以后他们靠着180元怎么生活。
以前毛是靠农村包围城市共产党才取得胜利，现在是城市包围农村，农民以后会一无所有，土地都会流到特权阶层的！
xiaoxu shanghai
▲增加土地流转或许不能解决很多农民贫困。但目前的农村制度肯定不能解决农民贫困。回到解放前不见得是坏事。解放前的贫困说实在是战争太多。特别是刚结束日本抗战大规模内战开打。打仗的国家能富吗？看看这些战争都不是农民起义起头，可以想象当时农民的困境不见得如我们被告知的。 白毛女，收租院毕竟是少数，除了小说我还真没听见和看见真人传说有这等事纪录下来。目前的农村制度真的迫使农民远 离家乡， 承担矿窑，砖窑的奴隶。和白毛女，收租院有一比。任何土改不会比现在更糟。
一得 英国
▲呵呵，中国将要完成向资本主义体系过渡的关键一步，那就是把土地变成资本流动，很快广大农民将失去土地使用权，而新兴的农业资本家将崛起，中国在经济领域将进一步资本主义化。所谓一将终成万骨枯，社会的进步和变革总是以很多人的牺牲为代价的。中国只是在重复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很多年前走过的路而已，相比而言，中国的资本主义进程已经非常人性化了，没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
luo tianyong Japan tokyo 中国
▲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执行制度,土地的流转肯定是好事,它实现了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交换,是提升农民 走向富裕的最直接政策.
比方说:我是一个农民家庭,我家4口人,共有4亩地,现在生活的还算可以;可是,如果土地可以交换了,假 设这4亩地可以交换100万人民币,我是肯定乐意的,因为,我是农民.
有了这100万,我的孩子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也可以永远留驻城市了,我就不需要土地了.
有100万的城市人,可以得到4亩土地,他可以享受更好的生活,没事到自己的土地上种点小菜,自寻其乐.
对国家来说,交换将产生巨大的GDP,中国的土地还是那土地,人还是那人.
其实,一切都没变!
222 222
▲这次农村改革还有个很大的进步就是城市农村户口一体化。中国的户籍制度把农村和城市分割开，形成两个不同的 世界。改革开放后，城市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农村的发展去很缓慢。8亿农村人口因为拿的是农业户口，所以被 当成二等公民。
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村的经济发展真的很落后。如果政府不处理好农村问题，只会让社会的贫富分化更加严 重。希望这次的农村改革可以拿出更多的政策，扶持农村经济的发展。
胡 猛勇 wuhan 中国
▲中国的北方土地辽阔不知道这回要怎么改革中国想发展就得进行城市化的改革，小农户的经营方式注定要被农场所取代。但是对农民耕地补偿应该有法所依不要让一个政策再次成为贪官们再次敛钱的法宝。现在有在中国东北开始了一场农村户籍改革就是把原来郊区的农村户口人民换成城市户口，每个换完户口的农民补偿11万大概每个农民的口粮田是1200平米。现在正在施工的公路和高速公路的征地价格更低每平方米价格是30元每个人只能得到 36000元就要失去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现在生存矛盾日益增加真是到了贪官污吏一手遮天的地步。一个市级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全然不顾人民的感受，纳税人的钱随便花而且还多设名目巧取豪夺，人民完全成了当权者的奴隶。有权的有钱，没权的没钱成了当今中国社会的不二法则。
SHE 中国
▲家里还有几亩地，父母都盼望能早日被征用，起码可以获得8000元每亩的补偿费。如果土地允许扭转的话，他们估计会把土地转包出去收租。不过现在父母已经年近中旬，不知道他们过世后这些土地是否还属于我们家族。
jodo uk
▲我出生在农村，现在在厦门上大学，有国家贷款和学校补贴，买了电脑，在宿舍上网看bbc，玩魔兽世界，10 年来我看到了中国的变化，现在我很满足，毕业了我就回农村继续我的梦想。
Naruto 厦门
▲那些地产开发的大恶们又可以勾结贪官污吏来瓜分农民的土地了！
Jr.Fuld Fullstreet
▲城市已有不少资本家了 但农村还没有地主老财呐 土地流转能产生许多地主 工人和农民不知道何时才能过上旧社会的日子了[就是现在台湾人民的日子]
徐羊羊 上海
▲从中国目前的国内状况看,农村的二次土改完全是梦想.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政治体制应该适应经济体制.中共应解 除\”党禁\”\”报禁\”由此让伟大的中国人民学习民主,学习参与.而不是把无边的权利交给无人监督的贪官污吏
▲新土改的目的是为了制止地方政府屡禁不止的圈地造成农民失去土地农村矛盾日以激化。但圈地不止的实因是官员权力过大。这种土改无法抑制官员权力，其结果不但制止不了圈地反而使圈地合法化，因为官员们可利用手中极大的权力资源和不良开发商一起使用各种手段‘合法地’迫使农民出卖土地，最终将重演15世纪的英国圈地运动。其实，中共自知其权力独大是政体腐败的根，但想用不触及其权力的手段进行政改，是本末到置，终是徒劳。就像艾滋病人用酒精给糜烂疮口消毒以期康复，终究无法延命。只有下‘鸡尾酒’猛药杀死体内病毒才有望新生。希望中共不要再转弯末角地表演政改了，该是切入权力独裁这个要害的时候了。
马克思
▲49 年以来，中国农民的地位始终没变化.从合作化到邓的三中全会，到今天的三中全会，农民始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的土地.有恒产,才有恒心,这是保证农民拥有恒久的权益的核心.不管胡的三中全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都只是在逐步纠正错误之中.至于为什么不一步到位,真正还地于民,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余怀谦 杭州 中国
▲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试点了,有些事情是农民自己不断在生产实践中的自觉探索.四川有些地方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将土地经营权转让给经营者,成立公司,农民自己拥有股份,定期公司给股东分红,农民自己可以到城里打工,有些农民为土地经营者打工,这样就实现了土地耕种的规模化,同时化肥/种子在集中大量购买的时候可以谈判压价,土地实现了规模效应,粮食价格的定价权也掌握在经营者和农民手中,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中国土地制度的改革源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农民自我实践的一个过程,中国政府只是在这个形势下,顺应民间情况准备进行一次有力的推动!网上的轮子功/民运他们懂个屁,自我封闭,整天活在自己编织的所谓民主自 由的幻想里,是一群无用的废人！
中国平民
▲中国农村问题之严重，一言难尽。文革结束后，包产到户、联产承包制之所以成功，根本一点就是农民在自己的这块土地上有了自主权，至少有30年的自主支配权。后来由于城市改革的推行没有与农村改革同步，或说没有协调好，城乡差别扩大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农村形势极度动荡，农民抗争连连，苦难冤情得不到申诉，暴力抗争事件正以几何级的频率增长。中共以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起家，现在却要落到即将被孕育着火山爆发之势的动荡农村所吞没。前几年小恩小惠的让步政策已不足以扭转局面，于是高层想到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耕者有其田 ”那一招，有可能将土地私有化，但又不敢大大方方说出来，于是很有可能把土地的租赁期限延长至70年，甚至更长。不管中共高层主观上怎么想，客观上对农民、对整个社会是有好处的，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广大的农村地区，减少农民流向城市，加上其他有利于农民的经济政策的出台，不但农民可以得益，农业生产也可得到好的发展。期待着中国农村有一个根本意义上的改革，更期待着胡温核心能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党国存亡的关键时刻对中共的体制作一个流芳百世的英明改革。让人民真正做国家的主人，让全国上下政通人和，利党，利国，利民。
CN WiseMan 中国
▲我生活在城市，但对于这次土改我寄予的希望很小，因为我知道只要是触及到共产党即得利益的事情是绝对不会发 生的，就像个人所得税的调整一样，只是希望这次共产党不要借这次土改把老百姓搞的太惨。
龙缺水 北京
▲中国城市的财产被少数人瓜分完后,少数人向农村开始新的巧取豪夺!最后绝大多数人遭殃.
浙江永康 嫌犯应广美 yuighr 英国
▲巧取豪夺新手法。
多少官宦人家已经靠经营地皮发了财？照宪法的说法，这土地可是公有的。陈良宇只是不得已抛出来的。别的大 头儿呢，特别是江泽民和李瑞环的子女。
如今，共产党的名称已成了幌子，只是用来坑骗平民百姓。
权力不使过期作废
▲无论怎样，改革总比不改强——不论政府是否真正为民所想，还是为政所谋。
不要怀疑农民的智商，难道他们不愿意让土地私有化吗
怕就怕是基层政府和利益集团打着某种幌子进行圈地运动。
李 Tallinn
▲土地改革对当前中国并不是当误之急的，必须的。
我作为一个生活在农村的人，并没有感觉到农民有要求改变农村土地现状的愿望。同时政府进行土地改革是否已 进行充分的调研、论证，在土改中会出现那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否征求过农民的意见？
从现在情况看，中共只是利用并不是急需的土地改革这块招牌，在国际国内重新树立一个改革开明的政党形象， 改变自己在世人心目中的专制、顽固保守的不良印象。同时迷惑要求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国内外民众的眼睛。
当前，中国和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是进行民主政治改革。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公平、包容的中国，这是中共 必须面对，不容回避的。
在国人面前像魔术师变戏法儿，玩弄权术心计，迷惑百姓，不仅失去民心，也必将失去政权。
雾里看花 中国
▲〝杨白劳〞劳苦一生不仅在饥寒交迫之中折腃，他的漂亮女儿〝喜儿〞被大地主〝黄世仁〞奸淫后，又被狗腿子〝穆仁智〞卖了，南下深圳红灯区讨生活，还盼着大春哥早来打救她脱离苦海。想不到当年参加革命几十年的〝大春哥〞回来了，说要实行二次土改，让更多的高干有机会成为恶霸地主〝黄世仁〞，为更多基干创造就业成为〝穆仁智〞。毛主席若泉下有知，定必放声痛哭！江青说得好：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提议在全中国的影院举办电影《 白毛女》影展，配合二次土改会议的召开。
居中人
▲所谓国企改革造成几千万工人下岗，沦为城市贫民，这还不够动摇国本。再接再厉搞土地改革，所谓规模经营再让 几亿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游民，彻底摧毁国家的基础。出这种主意的“专家”都是些什么人？代表哪个利益集团？ 做过他们的背景调查吗？吃这些“专家”的亏吃的还少吗？
游客
▲中国经济要有大的良性发展,必须让农民真正做土地的主人.农民对属于自己的土地才会倾力去爱惜和投入.才能从土地上获得最大的效益.这样农村才能真正富裕起来.农村富了内需就会大步提升,经济就会大改观.土地完全私有化,农民才能真正做土地的主人.增加几年承包期的土改没有实质意义!因为政府和恶劣商人随时可以强力剥夺农民的承包权.此类例子各地都有.必须强调的是土改如果没有系统的政改作后盾,没有公正独立的法律和新闻支撑监督,土改绝对是不会成功的.近些年各级政府信访办门口涌堵的告状人群中,因土地被剥夺而蒙冤者占很大比例.他们会用亲身经历告诉你假土改是行不通的.因此我对眼下的新土改不会感到乐观.它仍然会让农民们空欢 喜.
匹夫 中国昆明
▲土地改革 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能够使人才走进农村，使农村有吸引力。
经济建设使得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
如果能做到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进行互流。那么土改才能说是有效。
至于农民受不受益? 一个有活力的农村，估计很难不受益……
问题在于如何搞活农村….
封 签 广东 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