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飞速崛起，成为统治者甚至被统治者的共同骄傲，也成为一个对传统经济学、非传统经济学乃至任何经济学的巨大挑战。即便是最激烈的持不同意见人士，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改革开放”所造成的宏伟“政绩”，而只能尴尬地在“但是”后面做文章。无论在公开或私下场合，我从来不敢对这一“中国奇迹”苟同。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与常识的成年人，都会对这个奇妙的“千年盛世”问一个为什么。（自然，他必须还葆有提出问题的能力。）——是社会制度先进吗？是科技教育领先全球吗？一概不是。
可以简单而不失深刻地说：“中国奇迹”并非任何一种经济活动，因之也并非任何一种经济学可以解释，因为它完全溢出了经济范畴，而是一场这个星球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大规模抢劫。
抢劫的核心点，在于资源与环境。
本文试图简略地勾画出其大项。其中最大一项，即是对土地资源的掠夺和变卖。
第二大经济体：钱从何而来？
目下，媒体称中国GDP总量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计算，甚至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儘管这类纸上游戏可信度不高，但无论如何，中国政府已是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应该真实不虚的了。其财政收入已经超过美国、英国之总合，更远远超过希特勒德国和前苏联。即便扣除印钞机的贡献，这巨量的人民币、美元、欧元和黄金是一种结结实实的物质的存在。
这些钱从何而来？
去查一查各级政府的账本就知道了：倒卖土地——卖地收入高达财政收入的一半或以上。（最高的数字是佔年财政收入的71.68%。）然后才是产业——以盗卖土地为源头而拉动的房地产，再由房地产拉动的钢铁、水泥、製造、能源、运输等。其关键词仍然是“土地”。
譬如：
2011年全国卖地收入3.15万亿；
2012年2.7万亿；
2013年4.1万亿；
2014年4.2万亿；
2015年预计近4万亿。
按官方的帐薄，这5年卖地收入加起来高达18万亿。
土地制度沿革：从暴力土改到让步政策
中共建政前后的“土改”，依仗暴力把土地从最善于经营的富裕农民手中夺走，分给乡村贫民，以诱使他们参与中共革命。1949年1月31日，史大林派米高扬在西柏坡同毛举行了一周秘密会谈。在谈及土地政策时，米高扬委婉地表示，把没收来的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又分给农民太可惜了。按照马列主义观点，集中起来搞集体农庄才好。毛的解释是：农民分到了土地才会真正感到翻身解放，才会踊跃参军参战。我们就是因爲有两百万农民参军，几百万农民支援前线，才取得了今天的胜利，才有可能夺取最后的胜利。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我们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帮我们打了二十年仗。”
所谓“共产主义”、“共产党”，就是要剥夺私有产权，消灭市民社会。深谙统治术的毛泽东早在延安窑洞中就透彻地洞悉了这个秘密：“有财産就有个性，有自由，有独立，有人格，没有财産就没有这一切。”（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编印：《毛泽东思想万岁》，第256页，《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的讲话》）米高扬完全没有必要提醒他。
全国“土改”结束于1953年。接下来，庄稼还没收第三茬，“合作化运动”开始，然后又一日千里地推行“公社化运动”，土地国有，土地又从农民手中收走，成为党国所有。从此，中国农民沦为没有土地、耕牛、马匹、犁铧，因之也没有个性，没有自由，没有独立，没有人格的农奴。
在农民的持续怠工和反抗下，毛逝世之后的中共领导集团作出某些让步，开始在全国推行承包制，农民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和部分人身自由，并由此而迎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是发生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事情。
被掠走了土地的中国农民欢欣鼓舞，张开怀抱迎接“改革开放”的伟大新时代，只有极少数头脑清晰者看懂了这是一个经济怪胎。
“这种土地制度的産生……实际上是权衡各种利益的结果。土地使用权的私有化满足了农民佔有土地、佔有土地出産物的欲望，大大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土地所有权的继续集体所有符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传统理解。对土地使用权的平均主义分配又迎合了农民的传统意识。所以这种土地制度的成功之处，或者说它的不成功之处，是在不触动土地集体所有权、缺乏産权保障和不存在土地市场的制度环境下，和平地完成了土地在农户中的重新配置。……
保留土地的集体所有，也使大陆农村保留了以前农业生産合作化的某些制度要素，这自然减少了党内、政府内一部分人对责任制的激烈反对。”（美籍华裔经济学家文贯中 1994）
曾广泛参与过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经济改革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着名农业经济学家盖尔•约汉逊（D.Gall Johnson）教授直截了当地指出：“简单地说，……改革并未改变农地的所有权。到底谁拥有土地的问题，至今仍如公社时期一样含煳不清。假如有人问起土地的所有权归谁，他会得到许多不同的答桉——国家、生産队或村。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的模煳之所以能够维持至今，主要是因爲这样做符合干部的利益。很明显，清晰地定义土地的産权将会大大限制各级干部任意干预的权威——不管他们是村、乡、县、省一级还是中央一级的。”
在这裡，文贯中与约翰逊两位教授以及任何经济学家都未能注意到一个已经开始蔓延的可怕的灾难：土地产权的模煳化以及使用权和所有权之“两权分离”这种“权宜之计”，开通了中共政府及其官员大规模侵占土地的道路。
深圳官员的发现：把土地变成黄金
春江水暖鸭先知。
就在推行“土地承包制”同时，也就是七、八十年代之交，深圳发生了一件具有标志性的“土地”事件。关键性的人物是当时深圳房管局副局长、后来中国大陆第一家房地产公司——深房集团的创办者。
在深圳设市之初，骆锦星受命在一年之内建成240套房子，作为科级以上干部的宿舍。但政府没有钱，让他自己去找办法。骆锦星从一些香港友人处得知：在香港，土地就是黄金。在禁止土地买卖的中国，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提示。——直接的思路就是卖地。但宪法条文阻止了这条“平地揭饼”“空手套白狼”的生财之路：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骆锦星去找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要政策”，任仲夷让他学会走“边沿政策”，自己去找理论依据。骆锦星在朝鲜当自愿军时学过政治经济学，记得《列宁选集》有记载：苏联在经济最困难时期曾经把土地租了出去。这时候又适时地出现了另一位关键性人物：港商刘天。骆锦星到市政府研究如何变通，市政府的人说：“你来得正好，港商刘天就在里面，这个家伙胆子大，和你谈最好。”刘天确实胆大，明知违法还敢干。说“我出钱你出地，建房子在香港卖，卖的钱我们分。我知道你们困难，赚的钱你七我三。”骆锦星对香港行情略有所知，便跟刘天讨价还价，刘立即让到八二开，骆提出85/15分成，对方爽快认可。这个分成比例，显示了土地的惊人价值。
1980年初，骆锦星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家房地产公司。同时以政府的名义收取“土地使用费”，并推动全国人大立法加以追认。
骆锦星总结道：“就这样，我们把土地变成了黄金”。说得更准确一点：深圳官员发现了一个秘密：土地是黄金，并找到了绕过意识形态和宪法把这黄金兑现的方法。由于政府对土地的不讲道理、不受监督的超级垄断，中华民族最大的一笔财产开始化为党、政府及其官员的私产。
哄抢土地：官府街与空心村
在深圳政府率先“出让”公有土地之后，稍迟一些，从八、九十年代之交开始，中国形成过三次官员大建私房的浪潮。每省官员所建私房一般爲两三万户，多的在七八万户以上。房子档次较高，不是党政官员凭工资收入就能盖起来的。甚至在一些贫困地区的县城，也同样出现了民衆称之爲“官府街”的成片干部私房，与一般简陋民房形成鲜明对比。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不准干部盖私房，但屡禁不止。但官员们做好动工前的各种准备，一旦有人带头冲破禁令便大干快上，转眼之间就形成大建“官府街”之热潮。
同样是从八、九十年代之交开始，中国农民也掀起了佔用耕地大建新房的全国性浪潮。这就又出现了一个新词彙——“空心村”，即在原有的村庄周围大兴土木，另建新村，旧村的房屋任其閒置亦不拆宅还田。其原因，既可能是受“官府街”之启发，也可能完全是自发。虽然土地承包制拒不放弃土地所有权公有，但毕竟有所鬆动，把所有权的一个子权利——使用权还给了农民。那么，有谁不愿意借承包（即经营使用权）之名，在公有的土地上蚕食下来一块属于私人的宅基地呢？新佔的宅基地上盖了新房，但旧房不拆，因为那是一块传统上属于自己的、已经到手的土地。因此之故，实行这种“灰色”土地制度的头几年，农民建房势不可挡，如春风野火，瞬间席捲全国，其数量竟等于1949年建政以来三十多年之总和，其佔用的耕地，至1990年已达到2.42亿亩。
深圳政府“出让”公有土地和“官府街”、“空心村”席捲全国，在时间上一概在全面推行土地承包制之后。这其中的因果关係不言自明，都是在土地制度鬆动之后，政府、官员与农民不约而同地哄抢土地。但是，政府迅即制止了民间的带有恢复正义色彩的哄抢，而把土地变成了自己武装守卫的金库。
八九民运失败：疯狂圈地开始
同样在八、九十年之交，1989年发生了一件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以“反官倒、反腐败”为口号的全国性民主运动。所谓“官倒”、“腐败”，其来源就是“价格双轨制”。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样，这个“双轨制”也不是经济运动的自然结果，而是一种人为的制度设计。其思路是这样的：既不能坚持原教旨的政府控制经济，因为必将导致经济崩溃，是死路一条；又恐惧市场调控的商品经济，因为共产党将会失去权力，是绝不允许的；剩下的，只能是一条中间道路，即在坚持统治权力的前提下，部分引进市场机制。不管是不是经济学家，都能看出这必然造成普遍性的腐败。果不其然，“双轨制”立竿见影式地产生大规模社会腐败，并引发了席捲全国的89民运。政府当局对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以及随后东欧、苏联相继垮台，使中共统治的合法性遭到普遍性怀疑。邓小平的对策是继续硬干下去，以刺激经济发展来缓和民愤，以钱来换取统治合法性，其口号是“坚持改革开放”。他在南巡讲话中毫不隐讳地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在这个讲话之后，土地制度方面的“继续改革开放”就是土地审批权下放，到处疯狂圈地，房地产业井喷式发展。全国房地产公司从过去的3千多家暴增到1992年底的1.2万家，再继续暴涨到1993年底的3万家，是两年前的10倍。
——“官府街”与“空心村”这种自发式的耕地流失，现在汇入了新的狂热的动力。
最后一个扭转国运的机会：政治局内激烈斗争
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1993年春，在一次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着名的改革派、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田纪云坚持要求会议讨论原订议题之外的农业问题。田纪云大声疾呼：农业的严重局面刻不容缓，这次会议上非讨论不可。执政党的会议如果总是象这样一次又一次地以人事问题爲唯一重要内容，而不以国计民生爲头等大事，总有一天政权会出现危机。在万里、乔石和李瑞环等的支援下，会议临时改变议题。田纪云列举了种种农村危机之后，提出了一整套方桉，其中最重要的是得到数名省级领导赞成的“在农村逐步落实已承包土地归己所有”的方桉。田纪云认爲：过去写进宪法的关于土地方面的有关规定已经産生了无穷的社会弊端。田纪云的建议有两条：第一、向农民宣佈他们各自承包的土地从此在法律上归私人所有，农民则向国家缴纳土地税；第二、尚未分配承包的荒地、山岭、滩涂等，可宣佈收归爲三级国有（国家、省、县），今后的开发者须依法向政府购买或订立承包合同。
田纪云的彙报还没结束，已经忍无可忍的左派元老宋平和姚依林便打断他的话，指责这种建议是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
这时，首先支持凤阳小岗村“秘密承包”的改革派万里支持了田纪云，他说：我在国务院工作时下面就有同志提这样的建议。另外，还有地方干部建议是否可以採取动员农民出钱购买他们已经承包的土地，这样至少可以爲国家和地方财政增加一大笔收入。我建议在农民中搞一个调查。没想到大多数农民并不赞成。他们说：共产党打天下的时候向我们许诺穷人可以得到土地，土改的时候我们倒是分了土地，但一个合作化，又都收回去了，号称是集体所有。可现在，又要把土地卖给我们，这土地原来就是我们的，凭什么要卖给我们？万里建议学习西方国家的做法，佔有土地者，无论个人或企业，每年都要给国家缴纳土地税和所得税。这样就理顺了。姚依林和宋平反对万里的意见，甚至最后说到“共产党的政治局会议不能被你们当成宣传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场所”。
在这场中共党内罕见的剧烈争论中，江泽民李鹏不表示任何态度。最后乔石表态说：党内会议提倡有批评意见，但批评应该以理服人，不能乱扣帽子，不能用“无限上纲”的手段对待提出自己建议的同志。最后的结果是，田纪云土地私有化的提议被搁置，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江泽民李鹏坚持了所谓的“土地公有制”。——二十年过去，我们眼睁睁地看见这个产权模煳的土地制度一步步蜕变为“官员抢劫制”。
如果实行了田纪云的变法，如果中国的土地有了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主人和守护者，今天就不会有对土地的疯狂抢劫，不会有官员的腐烂、暴富，不会有剧烈的社会对抗，不会有环境的急剧恶化以及无可逃遁的环境、资源、经济、道德总崩溃。现在看来，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最后一个扭转国运的机会。遗憾的是，在每一个十字路口，中国一定会准确无误地选择最坏的道路。
卫星图片四进中南海：认知溷乱的最高层
我无法确定邓小平、江泽民和李鹏是否已经意识到断然拒绝土地私有化（民有化）为中国（并中共）打开了通往毁灭之门。因为就在那次政治局会议之后，他们还试图控制土地“流失”。他们多半是沿袭共产老路，尚未醒悟土地“流失”的真正秘密：哄抢黄金。
耕地大量“流失”，历来是令中央政府大感头痛的问题。国家土地局作为最高监管部门，觉察到耕地大量流失的情况，但碍于获利者层层隐瞒，无法查清真实数据。从八十年代中期算起，中央政府部门至少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努力，仍然理不清这团乱麻。1995年8月，总理李鹏在听取“模煳”汇报时，突然想起他有一次从飞机上看到大量土地闲置的情况，便亲自调拨了直升飞机，要土地局官员从空中去调查。这位一直被民间讽刺为智商过低的总理，这次终于找到了一个绕过自己手下庞大官僚机构的妙方。
检查组从飞机上轻而易举地看到了大片閒置撂荒的（圈佔的）土地，“空心村”大量存在，村边空地面积超过村庄等等。但照片清晰度不够，也无法定位定量，更不能反映全局。于是，国家土地局向中科院购买了卫星数据，联合几所高校，开始制作17个城市的监测图。
这些卫星照片一做出来，国家土地局上上下下大吃一惊——耕地的损失大大超过统计数字，城市的发展盲目而不合理，闲置撂荒的土地也大大超过统计和地面监测的数据……卫星照片明白地告诉人们：近年来，我国城市的盲目扩展和耕地的快速减少，呈现了一种可怕的趋势。国家土地局决定将这个监测成果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
1996年岁末，卫星照片两次进入中南海，得到了级别越来越高的重视。
1997年1月8日，江泽民提出要看更大的照片。于是，17张卫星图片被抬进中南海会场。这是国家土地局利用美国的一颗资源卫星TM于1987、1991、1995年三个时间段的监测结果所制作的大型展板，直观形象地显示了17个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侵占耕地的规模和速度。TM卫星的分辨率是30米乘30米，任何一小块土地所发生的变化都逃不出它的监视。2月18日，卫星图片第4次进入中南海。严峻局势终于震动了高层，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立即作出决定，用世界上最严厉的措施来保护耕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裡，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家土地局发出一系列紧急“红头文件”：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立即冻结，并从严控制15年。百万人以上城市建设用地（特别是耕地）原则上不予批准，五十万人以上城市建设用地从严控制。还设立了“违法占地举报电话”，向全国公布了电话号码。
从这种紧急处置的急迫来看，直到邓小平死后，中共最高层还没有透彻理解“出让”、“批租”及房地产疯狂背后的真实意义。他们实行着矛盾的政策：一面下放土地审批权，放纵“圈地”与房地产疯狂，一面又收紧土地政策，试图用“世界上最严厉的措施”禁止“土地流失”。但是，“土地即黄金”的再次发现，使他们习惯性的意识形态的管制迅速消解于无形。
在历史急转直下的当时，从上到下，大约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秘密。无论土地的批租者、划拨者、倒卖者、建房以谋暴利者，都与“官府街”与“空心村”的创造者一样，最初是凭着直觉行事。但是他们很快都会明白隐藏在土地背后的重大统治秘密，而开始迅速行动。只是在多年之后，被掠夺者终于过迟地意识到一个惨痛事实：八九之前是偷，八九之后是抢。不是传统的抢财货、抢银行，而是抢财富之中的财富——土地。
中国经济奇迹的核心秘密：变卖土地
土地是一笔难以想像的巨大财富。垄断土地及其买卖，遂使中国政府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奢华的政府。前重庆市长黄奇帆先生自我表白说：“我们（重庆政府）十年花了六千亿。怎么能做到债务不高呢？我的奥妙就是土地储备。我2002年刚到重庆就储备了40多万亩地，这十年用了20万亩，每亩地赚200万，这就四千亿。”黄奇帆这不算什么，据统计，2013年北京卖地的收入已达664亿元，远超重庆。有人计算，如果把北京的地皮全部变卖，总价为134万亿人民币，美国2012年的GDP是16.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0万亿，也就是说，美国一年的总产值不及北京土地的市值。（换言之，北京地皮价值超过全球GDP总值的1/5。）当然北京不可能卖这么多地，但全国所有省、市、县都在卖地，如果贪官污吏们没有把大部分挥霍掉、黑掉，这该是多大的一笔财富呢？
政府对土地的疯狂抢夺，是房地产业的疯狂崛起的基本条件。
官员们又有令人欣喜若狂的不可思议的发现：生产的另一要素——需求——早已构成经济史上罕见的超级积蓄，在那裡等候他们30多年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城市居民已经不存在私有房产，社会主义改造使得他们最终变得上无片瓦，下无立锥。房地产业不是凋敝，而是彻底剷除。取而代之的计划经济压榨着居住空间，两对夫妇共居一室和“三代同堂”的现象屡见不鲜。可以这样说：没有数十年对私房拥有及建造的限令就不可能积累起世所罕见的巨量需求。而这种规模和数量级的需求，是任何一个供求大体平衡的正常发展的国家不可能具有的。好了，现在有了几乎无限制的土地供给，又有了旷世罕见的房屋需求。——有了土地和需求这两隻翅膀，不用说经济，就连一头猪一匹驴一张桌子也会起飞的！
接下来，疯狂的房地产就像火车头一样，拉动了疯狂的钢铁、水泥、能源、建材、有色金属、运输、机械製造、……一言以蔽之：拉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没有疯狂的房地产业，就没有所谓的“中国特色”、“第二大经济体”和“千年盛世”。
既然产生这巨量财富的原始资本来源于对国民土地、房屋的剥夺，民众理所当然地应该分享其红利。换句话说，稍有良知的统治者都会对两代中国人灾难性的生存状态做出相当的补偿。但是不，钱硬是被政府拿走了，民众得到的，不过是政府指缝裡遗漏下来的金末儿。就是这一星半点的金末儿，已经使被欺骗的民众做起了“中国梦”。
深圳骆锦星总结道：“就这样，我们把土地变成了黄金”。其实不止于此，他们不仅从民众手中抢夺土地，还垄断了转手倒卖的价格。商品房用地只有政府有权“徵收”，因此可以把价格压得极低，抢了农民。再由政府以百倍甚至千倍的价格卖给开发商，造成过于高昂的房价，又抢了城市居民。
马克思曾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大胆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中国今日之现实，远远超出了马克思最大胆夸张的想像。资本家不过是以本牟利，中国各级政府是无本万利，明抢，“空手套白狼”。但他们无须冒“绞死的危险”，他们自己就是法律的化身。
他们终于有了清醒的自我意识：自己和自己所依附的那个党，是历史上最为凶悍贪婪的匪盗和抢劫集团。
手中握有暴力的“赵家人”用“圈地”“圈水”“强拆”抢劫了百代祖先开拓、保卫并留给中华子孙的最宝贵的遗产——国土。
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敢于如此明目张胆地反复洗劫本国的人民！
迟来的觉醒：土地所有权
原有的主人——农民——始终在为夺回土地所有权而抗争。
其中最为漫长而悲壮的，是30万黄河三门峡水库移民返回家园，收回故土的斗争。这个故事首见于作家冷峻所着长篇报告文学《黄河的弃民》（香港《开放》月刊，1996年8、9、10、11期）。梗概如下：上世纪五十年代，因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库，政府把30万农民从他们祖居的80万亩土地上驱离。在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大饥荒的夹击下，移民们大批饿死，幸存者一贫如洗。然而，水库很快被淤成废库，强行腾空的土地并没有被淹没。当移民们闻讯返回故乡时，土地已被机关、厂矿、学校、军队等各种国家机构瓜分。回归的农民遭到政府方面的层层阻挡刁难甚至镇压。从1956年至1986年，在长达30年的时间裡，黄河移民历经十七次返库风波、三次返库大潮，表达了他们夺回土地的不屈意志。
1984年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返库运动爆发了。这是一场真正的农民起义。四大农民领袖各自重新组建了自己移民大军，其建构一般包括由总部、常委班子和基层指挥部构成的指挥系统，由知识青年爲主体的参谋系统，触角一直延伸到省城、专区、县城的庞大的情报系统，起草文告散发传单的宣传系统和由精壮青年所组成的总部卫队。他们召开了总指挥部联席会议，划分了势力范围，议定了统一行动的日期。在预订的日子里，八县上百个乡的安置区仅剩下老幼看家，青壮男女全部开赴库区。这一次，返库的移民不仅仅抢种土地，抢佔房屋，而是从一开始就着手建立秩序。他们规划街道，划分宅地，打井垒牆，分田承包，一切有条不紊，秩序井然。当局仍然沿袭镇压的老套路，动员了全渭南地区九县的人力物力，企图以人海战术，驱逐移民。但是，在组织严密、有备而来的“起义军”面前，一切软硬战术都无法奏效。双方从1984年秋一直相持到次年春天，事件终于“通了天”：中央大员胡啓立和田纪云主持召开会议，决定从国营农场和军队农场佔用的50万亩土地中划出30万亩安置生活特别困难的移民。黄河移民夺回土地的正义之举终于获得迟到的承认。
从1986年到2006年，又是20年过去，黄河移民庄严地向全国人民宣告“收回土地所有权”：
一，我们各户对现在各自承包的原村集体总共15万亩土地拥有永远所有权。土地归我们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我们有权利使用、出租、继承，如果什么人想要开发、租用、或占用，请直接与我们交涉。
二，我们各户对国务院划拨归农民的，且长期被各级官员侵占私分的15万亩土地，也拥有永远所有权。我们将组织起来直接按农民平均亩数划归各户永久占有，结束各级官员多年来的非法占有私分行为。”
他们根本不理会一切无良知识分子和御用经济学者的种种貌似深刻的诡辩，直截了当地宣布：“我们摒弃土地的原‘村集体’占有形式。这种土地形式不能保证农民对土地的永久权利，……无法阻止官员和黑势力对土地和其他农民利益的非法侵占。”
紧接其后，次年，2007年，江苏宜兴省庄村250户农民向全国公告土地所有权：
改革开放以来，有了‘村集体所有’、‘承包经营’的新名词。但我们农民从来认为，不管叫什么名词，土地还是我们农民的地，是供我们世世代代住居、耕作和发展的。新政府应该象过去的旧官府一样对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利承担保护的责任……
现在我们省庄村全体农民按照天理、按照历史和我们现在对土地的实地占用情况，向全国贴出公告。
一、我们省庄村的全部宅基地归全村各户永久所有，耕地和竹山归全体村民平均永久所有。这些土地曾归我们的世代祖先所有，现在归我们和我们将来的世代子孙所有。
二、除非经我们全体农民共同同意，并按照国家相关法律办理手续，任何拆迁和侵占土地的行为都是非法的，我们永远不予承认。
同样在2007年，黑龙江省富锦市东南岗村等72村4万农民向全国宣布拥有土地所有权：
农民各户对土地的所有权利包括使用权、收益权、继承权、处分权，以及政府或开发商要开发时的谈判同意权和要价权。
由于长期以来的所谓集体所有实际上架空了农民作为土地主人的权利，富锦市各级官员和豪强以国家名义、以集体名义不断大肆侵占和私分农民土地，成了实际的“地主”，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却被迫成为租种“地主”土地的农奴。我们共同决定改变这种土地占有形式，通过土地的农民家庭所有和农民个人所有真正落实和保障农民土地主人的地位。
……我们农民受够了被掠夺，被欺压，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命运。现在我们认为农民只有自己直接实践权利，农民才能拥有权利，农民的人权才会提高。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最大的人权，真正拥有了土地所有权，我们农民才能安身立命，中国农村才能立身安命，整个国家才能立身安命。
——乾柴已堆满国土，只等一颗火星。当政者从土地财政中划出巨款，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暴力“维稳”系统，用无数摄像头、电脑、进口反恐装备严阵以待，公开宣称要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扑灭于萌芽阶段”。
——这可能吗？太野蛮，太愚昧无知了！
这不是一篇对“中国奇迹”的全面论述，仅仅是一个业馀观察家的粗疏解读。这裡提供的仅是我长期追踪观察中印象深刻的若干历史关节点和断片，其间必然存在许多疏漏和空白，谈不上完整，更有欠于深刻，不过是一个有待补充的轮廓。囿于我的能力和写作时间分配，也只能如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