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回忆文革中的北大

谈起1975年第一次中国之行的经历，维也纳大学汉学家魏格林教授（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将其比作”登月之旅”。因为这是对一个几乎完全未知世界的探索，当时的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仍然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而文化大革命也已经持续了将近十年。

在那之前，中国的文革就已经引起了这位年轻德国女性的关注。70年代初，还是中学生的她曾经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那时候刚刚传出消息，尼克松政府和北京的领导层建立了外交联系。有关中国以及所谓”乒乓外交”的报道充斥着美国报纸。对于文革也有不少报道，但是角度极为不同。部分报纸以及学生运动组织将文革称作指引道路的运动；而保守派的报纸则揭露了文革中所出现的骇人听闻的残暴事件。这引起了魏格林的好奇心，她当即决定要学中文，因为不知道该相信哪一派媒体的报道，所以她要去中国自己亲眼看一看。

文革的尾声

与14名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奖学金生一道，魏格林在1975年9月踏上了中国的土地。1976年，在通过语言考试之后，魏格林从原先的语言学校转入北京大学就读，因为她希望多与中国人接触。在北大宿舍里，有一位中国女生和她是室友。”按照当时的习惯，外国学生总是要和中国学生一起居住的”，她回忆道。

魏格林教授资料照片

魏格林和同行的德国学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会直接面对文化大革命。其实当时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运动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在报纸和宣传板报上，仍然随处可见否认文革结束、呼吁发起新的文革的言论。”当时的北京大学政治气氛十分浓重”，魏格林回忆道，”我的中国同学们也在不断地写大字报，尽管他们不是自发自愿的。是上面对学生下达的指示，要求所有人都要写这个或者那个题目。”

所谓的开诚布公

最初魏格林感觉，自己和中国教授以及同学之间的交往是坦诚的。但问题逐渐浮现出来。”当我们和老师交谈之后，很快就发现，有些谈话内容是不能告诉第三个人的”，魏格林讲述道，有些内容其实也并非批评性言论。在学生宿舍里，魏格林还发现自己的中国室友常常在深夜里哭泣。当魏格林问她为什么哭时，这名女生说是学业上遇到了问题。直到后来文革结束之后，魏格林才得知真正的原因：这位同学的母亲饿死了，她在为之伤心的同时还担心自己年幼的弟弟也会饿死。

毛泽东的去世

在文革的多年浩劫中，不断地有新的政治运动掀起，而且这些运动的思想部分是互相矛盾的。然而造成政治混乱的责任既没有记在四人帮的账上，更没有人去责备毛泽东。”当时的中国学生和我们都意识到，中共高层内部存在激烈的斗争，谁也不清楚未来应该往什么方向走”，魏格林说。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成为一个巨大的转折：”在那之前在我看来对毛泽东持批评态度的人，也突然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她回忆道，她和其他的德国留学生还扎了一个花圈，送到学校的悼念堂去。”我们的导师–其实我们对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也略有耳闻–想要对我们表示感谢，但却忍不住哭了起来”，魏格林表示，她坚信那些都是真诚的眼泪，”这是出于绝望的眼泪，因为对于他来说，从此再也不会有任何一个这样让人绝对信任的领袖了。”

最后的肖邦

1976年10月21日，四人帮成员被捕。这一天早晨，北大所有的外国留学生都被送上了大巴车，带到了郊外。在京城外的一个人民公社，这些外国学生被要求下车，然后在一片稻田里收割。他们并不知道四人帮被捕的消息。直到晚上，累得精疲力尽的年轻人被送回了北大校园。”当车在我们宿舍楼门前停下来的时候，我们突然听到肖邦的音乐从扩音喇叭中传来，大家都在街上跳舞”，魏格林回忆道，”那天的校园沉浸在欢庆的气氛中。”经历了十年的混乱、暴力之后，文化大革命就这样结束了，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对于文革究竟是好是坏这个问题，我带着明确的答案回到了家乡”，魏格林总结道。”在1976年10月之后，我的朋友、相识还有教授以最为直接了当的方式向我所讲述的一切，包括文革中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冲击和斗争，至今都给我对文革的见解打上了深深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