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肃反-延安整风-十年文革（红太阳的升起）
　
祸起于1966年中共《5•16通知》的文化大革命，至今已经过去了50年，及至1976年9月9日、10月6日毛泽东驾崩和“四人帮”粉碎，这场祸国殃民肆虐10年之久的红色浩劫才结束，后被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彻底否定。
　
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和民间都把“史无前例”和“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串成口头禅。这是一个绝大的误会！其实，1966年的文革浩劫，并非毛泽东的“处女作”。早在86年前，毛就在中央苏区过了第一把“文革瘾”。1929年6月，在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中共总前委书记的职务落选，陈毅当选。经陈毅前往上海中共中央做工作，1930年8月，中央决定恢复毛的总前委书记职务。毛复职后，迅即在中央苏区发动肃“AB团”运动，对苏区党政军及地方干部进行大规模的清洗和镇压。此可谓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第一次文革运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与1930年的肃“AB团”运动，尽管两者相隔36载，却如出一辙，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或曰一个恶腔娩出的“孪生”孽胎。此论，绝非生搬硬套，我们不妨从“毛文革”的专利性、私欲性、欺骗性、野蛮性、破坏性五个方面进行两厢比较。先摆1966年“毛文革”，然后再拿1930年的“毛文革”来对照。
　
其一，“专利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专利，理应姓毛。这不是笔者妄言，有中共官方文献为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认定：“‘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笔者系1966届高中毕业生，亲历文革造反，深受其害，深悉其恶，以为上述定论，比较客观。只是，把“罪恶”说成“错误”，未免轻描淡写，过于敷衍。
　
说文革姓“毛”，是毛的“专利”，也完全符合毛本人的意愿。他的阴魂地下有知，对此“雅号”，一定欣喜若狂，大喊大叫“好得很！”因为，毛泽东是把文革浩劫当作辉煌不朽的丰功伟绩来标榜的，他临死前曾对华国锋等人说过：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几个海岛上去了，另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要求把这两笔遗产交给下一代。
　
其二，“私欲性”。对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一些“毛粉”“毛痴”、尤其是既得利益者，为毛戴上了种种冠冕堂皇的“革命桂冠”，譬如，“反修防修”、“永葆无产阶级江山不变颜色”、“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实践”等等，绚丽多彩，不胜枚举。一言概之，都是在为“开国帝王”诿过和开脱罪责罢了。毛泽东亲自发动和直接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的和唯一的目的，就是发泄私愤，打倒刘少奇肃清其影响，大树特树自己绝对权威，制造个人迷信，把自己捧上神坛。
　
毛泽东权力欲极强，强烈向往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1958年3月，毛在成都会议上公开提出要搞“正确的个人崇拜”。善观风向的柯庆施，就在会上鼓吹“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地步”，毛竟然默许。1965年初，毛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指出，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之一就是“缺少个人崇拜”，明确表示：中国“需要更多一点个人崇拜”。文革后期，毛在会见非洲一个国家的客人时直言：“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冯锡刚：《毛词双璧：咏雪词与游泳词》，《随笔》2007年3期）。毛毫不讳言自己的个人独裁，他1962年在庐山会议上说：“如果讲个人独裁的话，如在王明和毛泽东之间选择时，我投自己一票。”他甚至自豪于被人比做大独裁者秦始皇，他说：“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他并且补充说，“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沙叶新：《“检讨”文化》，《随笔》2001年第6期））
　
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私怨是如何结下的？毛、刘1922年相识，刘1943年3月第一次担任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成为毛的亲密助手，关系一直很好。两人的分歧始于1962年七千人大会（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会议总结“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刘在大会口头报告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观点，严重地刺激了毛的神经。正如江青所言：“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鲁阳：《读〈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随笔》2006年第6期）19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造成的困境，毛主动退居二线，让刘主持一线工作，解决大跃进造成的困局。七千人大会后，毛感到刘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形成很强的势力，出现了两个主席、两个司令部的局面，深感威胁。1967年，毛在接见阿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鲁库时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在后来“社教”性质的争论中，毛、刘矛盾进一步尖锐。毛容不得别人对他的权威的挑战，平等的讨论就意味着蔑视他的权威，稍受顶撞，便勃然大怒。他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2000年11月2日《报刊文摘》）从此，毛痛下狠心要彻底解决刘少奇。毛在1970年会见斯诺时，明确表白：“1965年1月，决定‘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冯锡刚：《愤怒出诗人——毛泽东1965年诗词纪事》，《随笔》2007年第1期）1966年8月4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会上，毛大发脾气，严厉批评刘少奇害怕群众。刘忍无可忍公开顶撞：“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毛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搞专政，刘又当堂抗辩：“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这是刘平生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公开顶撞毛。毛的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的心理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冲击，于是他第二天就抛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无异于给刘下达“死刑判决书”。（据《王光美谈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始末》，来源新华网）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还与他的另一个秉性有关——仇视知识分子。尽管他在需要利用的时候，也会假惺惺地拍几下文化名人的马屁，但其灵魂深处始终充满对知识分子的蔑视、排斥和仇恨。毛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说：“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92年版）早在19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中，毛肆意贬斥知识分子，说狗屎还可以肥田，知识分子的知识连肥田的用处也没有。（李普：《〈李普自选集〉自序》，《随笔》2006年第1期）所以在文革浩劫中，知识界首当其冲遭受迫害，无数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学者、教授或被无休止地批斗、关押或被迫害致死和自杀身亡。
　
其三，“欺骗性”。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蛊惑人心，危言耸听地造势：“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公开的、全面的、自上而下的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于是被毛的谎言洗了脑、中了毒、丧失了理性的青年学生和工农兵群众，便走火入魔，围绕其魔杖歇斯底里地横扫一切，彼此恶斗，互相残杀。动乱结束，噩梦醒来，国民方才明白，毛氏玩的原来是一场极端卑劣政治骗局，既不存在“资产阶级司令部”，也不存在“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中央既没有头号、二号“走资派”，地方也没有大中小号的“走资派”。一切都是毛泽东凭空编造的谎言和鬼话！遭罪十年的中国人民，惟有空悲切！
　
其四，“野蛮性”。在文革红色风暴中，人的兽性被最大化地释放。“群众专政”，灭绝人性。各种造反组织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给任何人凭空编造一个反革命的罪名，进行批斗、刑讯、关押、游街示众。万万千千的无辜者，在残酷的刑讯之下，自认是叛徒、特务、走资派、三反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造反，站队，派仗，武斗，没完没了，举国惶惶。昨日的革命派，今日有可能沦为批斗对象；今天你打倒别人，明天你有可能被别人打倒。挖不完的敌人，站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夫妻为“站队”反目成仇，父子为造反割断亲情。
　
文革浩劫的惟一赢家是毛泽东！他如愿以偿，彻底了却了心头之恨，整死了刘少奇。时至今日，还有一帮专讲鬼话的人，胡说刘少奇的惨死是“四人帮”瞒着毛泽东整的，与毛毫无关系。这种鬼话，恐怕连三岁娃娃都不会相信。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栽赃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将他“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大会是毛亲自主持的，文件是毛亲自签发的，如何解释？从刘被批斗关押到被迫害致死的3年多时间里，毛若能发一句“善待”的话，刘也不至于惨遭非人虐待并被致死。特别是，1967年1月13日毛在人民大会堂召见刘时，刘向毛恳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刘爱琴：《我的父亲刘少奇》）毛根本不答应，他非要整死刘不可。毛为了打到一个刘少奇，让全国数以亿计的无辜者“陪绑”遭罪，甚至无辜牺牲。
　
其五，“破坏性”。文革的破坏性是全方位的，无可估量的，而对于人权的践踏和生命的毁灭，更令人触目惊心。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文革红色恐怖的血腥过程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毁掉一大批人，批判“资反路线”毁掉一大批人，打倒“走资派”毁掉一大批人，“清理阶级队伍”毁掉一大批人，清查“五一六”毁掉一大批人，“斗批改”毁掉一大批人，“全面内战”“文攻武卫”毁掉一大批人。1996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披露，文革中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8万余人非正常死亡，13.5万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执行死刑；武斗中死亡23.7万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12万家庭被毁。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中整了一亿人，死了二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最能说明文革对中国经济破坏性的是官方文件和主流媒体的一句话：“十年文革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
　
下面让我们依照上述的“毛文革”的“五性”，来对照一下1930年的中央苏区的肃“AB团”运动，看其是否与文革是同一个恶妇所产下的一模一样的孽种。
　
第一，肃“AB团”运动也是毛的“专利”。因为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直接领导的。当时的历史背景是，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后，毛泽东身为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被派往湖南领导秋收起义，9月19日，秋收起义失败，毛率部南下井冈山，与朱德部队会师，建立中央苏区根据地。1930年8月起，毛泽东担任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中共总前敌委员会书记。在此需要说明一下，中共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是红军时期的特殊组织，负责统一领导和指挥中央苏区红军及其游击活动区、农村根据地全面工作。“一日权到手，就把专制搞”。毛泽东置国民党封锁围剿于不顾，却“窝里斗”，发动肃“AB团”运动。运动也是先拿知识分子开刀。1930年2月毛泽东在江西吉安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发布公告强调：“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这些要开除出党的对象，多为赣西南一些较为富有人家的子弟早年外出读书，接受了新思想，信仰了共产主义。大革命失败后，他们纷纷返回家乡，发动农民暴动，开展土地革命，成为赣西南党组织的创始人及各级党政领导骨干，为创建根据地贡献巨大。毛对这些革命知识分子极不信任，将其统统划入地富行列，进而又与肃“AB团”纠集在一起，予以清除。到1930年10月，赣西南3万共产党员中，被开除出党的有1000多人，被冤杀的所谓的“AB团”分子1000多人。这是毛仇恨知识分子品性的首次大暴露。
　
本来“AB团”是早已灰飞烟灭的东西。毛却揪住这个子虚乌有的敌人大作文章，别有用心地发动群众打“空”肃“假”，把肃“AB团”列为红军和根据地的头等大事、当务之急，使之不断升温，愈演愈烈。
　
第二，肃“AB团”运动源于毛泽东发个人泄私愤，提高个人威信。毛之所以要借子虚乌有的“AB团”，在中央苏区全面发动旷日持久的肃反运动，目的就是要借此来改变自己落魄的政治处境，提升自己已经衰败的政治影响。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失败后擅自率兵上井岗山的行动，激起中共中央愤怒。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认定，毛是“对抗中央路线，临阵脱逃”，撤销毛湖南省委委员、开除其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3月上旬，湖南特委派周鲁到井岗山传达中央精神，把开除毛政治局候补委员传达成了“开除党籍”。此后一段时间，毛成了“党外人士”的第一师师长。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前委在龙岩召开第七次党代会，毛虽被中央指定为前委书记人选，结果落选，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会后，组织决定让毛离开红四军去闽西指导地方工作，毛到闽西即休息养病。1929年9月朱德在上杭县城主持召开红四军党代会（书记陈毅去上海中央汇报工作），朱德等人联名请毛回来参加会议并主持前委工作。毛复信曰：“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够随便回来，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不能回来！”鉴于毛的态度，前委给了毛党内警告处分。此间，在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陈毅，极力为毛评功摆好，请求中央让毛主持红四军前委工作。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同意了陈毅的意见，安排他以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前委写信“九月来信”），安排毛担任前委书记。10月下旬陈毅从上海返回根据地，立即将中央“九月来信”并附上自己的亲笔信，派人送给托病休养的毛泽东，恳请他“千万回来主持工作”。毛未予理采。次月18日，陈毅同朱德再次致信毛，请他回来主持工作，毛仍不回来。23日，陈毅亲笔写了一封认错检讨信，专门派一支部队带上，前往迎接毛。26日，因丢官一“病”7个月的毛泽东终于随同前去迎接的部队回来就任前委书记。28日毛即向中央报告：“我病好了。”“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通知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在此，我不得不赘句题外话，在此事件上，足见毛之心胸狭隘，小肚鸡肠，太过计较；陈毅的确心胸坦荡，大丈夫也！
　
再后来，毛又多次受到中央处分（现在中共官方都可以说那是错误路线对毛的迫害），已经无什么威信可谈。毛完全被排斥在中央决策层之外，“政治局开会很少通知毛参加”，甚至“有一股力量要把毛开除出党”，“有些人可不想让毛参加长征”。1934年10月10日，临时中央决定：博古、洛甫、周恩来、朱德领导长征，项英、陈毅留守江西，毛到最后一刻才接到撤离的通知。毛泽东曾说：“长征事前并无计划，没有让我参加长征的准备工作。”
　
长征临出发前，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与项英话别时，“项英最后警告要提防毛泽东。他说毛眼下是沉默了，但不应受他的迷惑。毛泽东在军中支持者的协助下，一有机会就会重新攫取党和军队的控制权。李德表示有同样的担心”。（笔者注：后来的事实，与项英的警告完全一致。）长征途中，中央领导干部差不多都是坐担架行军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第七章标题是“担架上的‘阴谋’”，说“担架变成了讨论政治的舞台”。长征初期，毛与洛浦（张闻天，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政治局候补委员）“形影不离，晚上一起宿营，谈呀，谈呀，谈个没完。”“毛、张和王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见，他们都认为应尽早要求召开会议，以解决军事领导权问题。”“李德、博古对于担架上的‘阴谋’一无所知。”（笔者注：显然，毛泽东这是搞非组织活动。）1935年1月遵义会议，毛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被任命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遵义会议前，周恩来是毛的对手。周恩来“承认，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至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他从来没有主动去征求过毛泽东的意见。”遵义会议“是分水岭”，从此，毛“牢牢地掌握了领导权”。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赘述这么多的背景材料，目的就是要说明，在1930年毛泽东发动和领导肃“AB团”运动时的倍受压抑的忧郁心境，非常需要发泄。直到1956年9月10日中共八大预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还特别提到过这一段难忘的往事：“‘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
　
在面临国民党大军持续围剿的危机境况下，毛泽东无视外忧险境，却全面地大张旗鼓地搞“窝里斗”，发动肃“AB团”运动，自相残杀。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个人私欲，通过肃反，发泄不满，排除异己，培植势力，树立个人权威。
　
第三，看肃“AB团”运动的欺骗性。毛泽东死后，中共中央调查结论是：共产党内从来没有过“AB团”一类的组织，肃“AB团”“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2010年8月6日中共新闻网，李金明：《宁都会议解除毛泽东军权内幕》）1930年代在中共地方割据的地盘上，取得中央苏区最高领导权的毛泽东竟然也肆意实行专制统治，不惜采取造谣欺骗手段。
　
第四，看肃AB团运动的野蛮性。毛泽东主持制定的肃“AB团”的文件明确：“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方法，继续不断的严行（刑）审问”，“检查私人来往信件，如发展可疑时必须提出追问。”“凡是时常邀人去茶馆酒楼或僻地方谈话的同志或群众，必须严密观察。”“留心同志间的一切行动，如表现可疑时，即严行（刑）追问。”对AB团分子的处决政策是：“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
　
毛泽东派亲信李韶九（总前委秘书长、肃反委员会主任）率兵前往江西省行委（所在地为福田））督办肃反，李一到福田就把省机关包围起来，捆绑党政领导，严刑拷打，裸体跪地，香火烧身，逼迫他们承认自己是AB团。一些前来看望自己丈夫的领导人的妻子们，也被当作AB团分子施以酷刑，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房。在刑讯逼供之下，短短5天内，省机关就清出“AB团”分子120多名，要犯几十名，处决了40多人。省机关上下内外一片恐慌。
　
由于红二十军军部被围困，多名军部领导人被无辜关押，便逼出了“富田事变”——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眼看自己也将被错定为“AB团”遭逮捕，于是率部队到富田包围当地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高喊“反对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宣布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
　
“富田事变”发生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召开紧急会议，认定事变是“AB团”的叛变行为。1931年2月22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主持会议研究富田事变问题，会议结论与毛泽东的意见区别很大，认为事变客观上是反革命行动，但在组织上不能证明参与事变者全是“AB团”分子。要求今后在“清党”、肃反中“绝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不能随便叫人乱供乱咬，乱加逮捕”。当时掌握中共中央大权的是王明，在他的左右下，中央政治局否定了项英的正确主张，撤销项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接任。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兼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将富田事变错误地定性为“AB团”反革命行动、反革命暴乱，大开杀戒。先将事变为首者谢汉昌、刘敌等处决。然后以召开会议的名义，把红二十军军长、政委以下、副排长以上所有干部集中起来，全部处决。红二十军番号被取消，其余部被编入红七军。
　
毛泽东镇压“富田事变”使肃“AB团”运动迅速蔓延至湘、鄂、赣、闽等各苏区，几乎处处都有“AB团”。凡工作消极，说梦话，讲怪话，发牢骚，不挑禾草，不去开会，不正当男女关系，两人以上聚谈等等，均被视为“AB团”分子。并且把肃“AB团”与肃“社民党”等组织（根本不存在）以及与查田、查阶级、反逃兵斗争纠结在一起，“快捉快杀，血腥遍野”，愈演愈烈。
　
第五，看肃“AB团”运动的破坏性。闽西在肃“AB团”、肃“社民党”运动中，杀害军队和地方干部6200人，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30多名，被处决近半数。因为大批党政军骨干被捕被杀，元气大伤，闽西苏区原有48个区，急剧减少到22个区。据萧克将军回忆，第四军7000多官兵中，一千三四百人被打成“AB团”分子，占全军人数五分之一。1980年代，中央有关部门派员调查核实，中央苏区肃“AB团”共杀人7万多，无一人是真正AB团分子，全盘皆错，而非“扩大化”。另据相关资料披露，1983年中共中央为当年苏区“肃反”中被冤杀的人平反，仅江西省就有238844人被追认为烈士。
　
一方面要舍死忘生地反击国民党大军疯狂围剿，一方面又要承受来自内部的旷日持久的肃“AB团”运动的凌辱和迫害，军心、民心怎能不寒不散不乱？对于中央苏区反围剿最后失败的原因，众说纷纭，其实，与毛泽东误地发动肃“AB团”运动，致军心大乱，战斗力锐减有相当关系。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灭绝人性的手段“自相残杀”，伤透了军心民心，反围剿不失败就怪了。“在长征途中特别是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了中央苏区肃‘AB团’的错误。因此，到陕北之后，不仅没有继续抓‘AB团’，而且及时纠正了陕北根据地肃‘AB团’的错误。”这可视为毛泽东良心的迟到。
　
结论：以“毛文革”的“五性”作为衡量标准，在中共历史上，起码毛泽东亲自发动和直接领导过三次“文革”运动，第一次是1930年初的中央苏区肃“AB团”运动，第二次是1938年10月至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长达7年之久的延安整风运动，第三次是1966年5月16日肇起的10年红色浩劫，其皆符合“毛文革”的“五性”。
　
“毛文革”，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造成了严重危害，罪恶罄竹难书，不仅是毛本人之耻，也是中华民族之辱——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度，却遏制不了一个专制独裁者的倒行逆施！
　
10年红色浩劫已经被否定了40年，但是，当下为文革招魂的妖言和表演仍甚嚣尘上，妄图以此对抗改革开放，拉历史倒车，复辟毛泽东极左路线。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要么是文革运动的既得利益者，要么是在文革中没有直接感受到切肤之痛的人，要么是缺乏文革经历、对文革悲剧无知的人，要么是长期受极左思想洗脑中毒过深不知醒悟的人。综而观之，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没有引导国民彻底否定文革，认真总结惨痛教训，反而采取“一张纸掀过去”的暧昧态度，甚至将文革设为“敏感词”，列为研究禁区。既然如此，为文革招魂的反动闹剧频繁上演也就不足怪了。
　
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最讲政治。什么是中国当前最大的政治？根除毛泽东极左路线余毒影响，荡涤文革复辟思潮，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但凡复辟文革，都将脱离不了“毛文革”的“五性”，具体旗号、套数和手段有所变化，但第二条是绝对不可能变的——“私欲性”，无非是巩固势力，排除异己，清除对手，制造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把自己举上神坛，实现个人独裁专制。当年，封疆大吏薄熙来不就是在重庆这样搞的吗？那完全可以叫作“薄文革”。毛泽东生前曾经厚望于接班人：“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今后，谁“再来一次”，那他的尊姓都可与“文革”连在一起，譬如“赵文革”、“钱文革”、“孙文革”……除了薄熙来外，但愿不要有人再上这个历史的耻辱柱。
 
2016年5月6日第三稿
 
注：本文参阅以下相关资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唐宝林、陈铁健：《陈独秀与瞿秋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2月版；戴尚清、罗惠兰：《AB团与福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张万禄：《毛泽东的道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版；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第二卷），重庆出版社2009年11月版；《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周永祥：《瞿秋白年谱》，学林出版社1992年8月版；《AB团肃反之法理依据与文化根源——读〈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札记》，江苏省党史办：《党史资料与研究》2007年第二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