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1989年5月19日，天安门广场上绝食静坐的学生（网络图片）
(谨以此文纪念八九学潮和那些死去的亡灵)
八九学潮和六四大屠杀对我们这些参与者是刻骨铭心的，它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性格、命运和生活轨迹。每年的这个时刻，都免不了要以某种方式纪念和反思。
1989年学潮发生前后，我这个带有自由化倾向的潜在颠覆犯尚在安徽省检察院工作，不可能像有些学生那样跑到北平去声援，甚至不能公开参与，好在新婚之后刚分到福利房，能借口装修房屋迟到、早退甚至请假，以隐蔽方式参与本地学潮，并在镇压后的追查中成为漏网之鱼。对运动中心发生的事情，除了高潮期间本地高自联与北平高自联密切的通讯联系，我知道的都是当时和事后的公开报道和当事人回忆。好在这方面资料比较多，地方性记忆则比较少，也不平衡，有些地方记录者多些，资料丰富些，合肥似乎就比较少，我也只是偶尔在一些文章中提及，作为地方性参与者，希望能从个人视角贡献一点难免带有偏见的记忆。大屠杀后出于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考虑，我从不写日记，后来不断被抓捕、抄家，干脆把早年日记都销毁了，甚至刻意选择性遗忘一些人和事，加上年代久远，虽然从网上能检索到一些大事件时间节点，有些记忆在时间上仍然不确定，事件描述应该比较准确。
1986年学潮和反自由化前奏
我的母校安徽大学是一所省属综合性大学，在1980年代启蒙运动氛围下，青年教职工和学生思想比较活跃。1989年学潮中，安徽大学青年教职工和学生积极分子在本地学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后受到迫害的也比较多，甚至是1986年学潮的发源地。参加工作后，我仍然跟安大教职工和学生保持密切联系，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开始后，还顶着单位压力，跟一位北大毕业的历史系教师G君在安大附近合租一套民房居住，每天上下班从学校穿过。即使不方便直接参加学生社团活动，也能及时了解动态。
我一直对跟工作无关的学术思想问题和“非组织”社会活动保持兴趣，在单位年轻人中多少有些另类。1986年10月，因为一篇探讨经济转型时期犯罪问题文章，同时获得《青年论坛》（后来流亡美国的胡平主持）在武汉主办的一个研讨会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上海市社联、《社会报》（该报反自由化中被关闭）六家单位联合主办的“改革中的社会问题研讨会”邀请，因为时间上冲突，我决定去上海。如果分管检察长知道这个会议不久后会被定性为自由化“黑会”，肯定不会同意我参加。会议地点位于五角场的空军政治学院礼堂，与会者主要是从事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专业人员，也有少量像我这样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邀请来作报告的都是一些带有自由化色彩的知识界名人，如曹漫之、王若望、刘宾雁、邓伟志等。听会务组人员介绍，本来还邀请了于浩成、苏绍智、方励之和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时被批判的作家戴厚英等人，可能是这些自由化头面人物社会活动比较多，未能与会。
社会学家邓伟志当时在上海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究竟讲了些什么已经没印象了，只记得开幕那天似乎是他主持，中午跟我们坐一桌吃饭。曹漫之因为党内资历比较老，很受尊重，大会报告说什么也记不清了，但至今还记得他在小组会议上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出异议，介绍他曾跟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的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丕显争论“宪法是摆设，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当时家喻户晓、号称“刘青天”的人民日报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是会议结束那天匆匆赶来作报告的，他利用手中那支笔到处帮人打官司，至死都对社会主义保持第二种忠诚，追求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他在报告中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谈到张志新在狱中被看守轮奸。即使后来被中共平反，追认烈士，官方媒体也从来不敢报道这种惨无人道黑幕。不过三十年后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王若望在开幕那天做的报告。满头银发、精神抖擞的王先生，用一口上海话公然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说他喜欢跟个体户交朋友，资本主义、自由和自由化都是好东西，认为中共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与法治，必须开放党禁，实行多党制。这句振聋发聩的话让与会者为之一震，也是后来被人举报后，中共把这次会议定性为“黑会”的主要罪证。
当时知识界和学生政治参与热情都非常高，高校各种社团很活跃，有各种讲座和学生办的报刊，我不仅为这些报刊写过稿，甚至还参与过编辑活动。从上海回来后，安大研究生会请我为他们办的“反思与超越”系列讲座作报告。我说可以当回二道贩子，结合自己的看法介绍一下曹漫之、王若望、刘宾雁、陈奎德等人的一些观点，因为话题比较庞杂，难于定义，我让他们视需要拟个题目。11月下旬某晚，直到报告前看到贴在教学主楼海报，我才知道自己做的报告是可以海阔天空的“政治问题漫步”，地点在当年上课的西侧阶梯教室。
赶到后才发现，这个不伦不类话题居然很有吸引力，教室已经坐不下，走廊上都站满人。因为开夜车通宵赶写讲稿，白天又要上班，我当时满头虚汗，主持人很体贴，让我坐下说。尽管我在上海作完犯罪问题大会报告后，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副主编蓝永蔚立即不客气的说我年纪轻轻思想却有点保守，这次讲演却非常成功。几个小时下来，同学们兴犹未尽，簇拥着不让走，结果被几个年龄比我还大的进修生拉到宿舍继续恳谈、留宿。学潮发生后，听说当时有个负责军训的现役军官也带着录音机听报告，事后要举报我思想反动，幸亏当时学校领导比较开明，没有坐实此事。
稍后，合肥市开始县区级基层人民代表换届选举。
12月初某天上午，安大中文系83级C同学跑到办公室跟我说：老沈，安大开始闹事了。邻桌负责我们这一片的检察员W警觉地看过来，我心里叫苦不迭，在桌底下用脚踢他，学生哪知道党政机关人心险恶，继续兴高采烈的说：昨天食堂工人M跳出来竞选人民代表，晚上我们就开始贴大字报支持竞选。我只能苦笑。C走后，W问我跟他什么关系，警告我不要跟学生来往。当天下午，处长安排我这个书记员独自代表本处去滁州地区检察分院参加该地区法纪工作会议、会同该院和嘉山县（今明光市）检察院法纪科共同调查一起当地警方非法拘禁致人死亡案件，会后应分院检察长要求陪他们去南京市检察院交流、观摩开庭，然后再到嘉山进行案件调查。
等我从两地兜一圈回来，才知道合肥发生学潮并蔓延南京、上海等地。这时，反自由化运动已经开始了。第二天上班时，同事用异样眼光看我，有人悄悄问我到底干了什么，搞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安大研究生会听说此事，为了替我开脱，自作主张写封感谢信交给分管副检察长L，说我报告如何如何，没想到好心办坏事，坐实同事自由化指控。单位召开处级以上干部会议，检察长F不点名批评说：有人自由化思想严重，还不主动向组织交代。过了很久我才知道，邻桌思想狭隘、行为怪癖的W检察员和同年参加工作、思想比我还解放的K书记员分别向处里和机关党委汇报了我在办公室和住处流露的自由化问题。一气之下，我不顾处长警告，以替单位节省开支为借口，搬出与K同住的旅社，在安大附近租房居住。
外界虽然知道1986年学潮与1919年五四运动、1966年红卫兵运动、1976年四五运动和1989年学潮都是从政治中心北平开始并且以北平为中心不同，是从相对偏僻的安徽合肥开始的，但是都误以为这次学潮发源地是中国科技大学，跟科大在高校的影响特别是方励之对学潮的影响密不可分。科大是排名前列的全国重点大学，时任校长管维炎和副校长方励之都是思想开明、成就斐然的物理学家，后者同时也是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当时到处作报告鼓吹自由民主思想。当年从上海回来后，我还在安大听过他报告。如果说刘宾雁的影响主要是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出发反对特权腐败，带有“第二种忠诚”的道德化色彩，方励之则是更彻底的异议，从源自西方的普世价值出发直接鼓吹自由民主思想，中共把他视为两次学潮罪魁祸首，可谓慧眼识英雄。学潮被安大食堂工人竞选人民代表点燃，是偶然擦出的火星，点燃了早已被自由化运动风干的柴禾。
写作本文时，我通过谷歌检索确认1986年学潮第一次游行发生在12月5日，由此推断C同学来办公室告知学生要闹事应该是此前一日。9日，合肥高校爆发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两千多学生冲进市政府大楼。
尽管这次学潮经验不足，缺乏组织和思想准备，提出的诉求从改善食堂伙食到自由民主五花八门；一哄而起，反自由化后迅即偃旗息鼓，其规模之大和存在的问题，都为1989年学潮做了铺垫，可以视为后者的前奏。
1989年学潮和大屠杀悲剧
中共实行改革开放后，一党专政极权国家性质并未改变，从镇压西单墙民主运动到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运动依然像前三十年那样不断间歇性发作，但是除了镇压西单墙和1983年严打（前者表明对政治反对的态度是一贯的，但在当时背景下对整个社会触动并不大，接踵而来的是改革开放蜜月期；后者针对治安问题，虽然靠砍人头震慑了一些人，表面上似乎跟意识形态无关，知识界并没有被触动,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麻木不仁也导致智识上的障碍，无视极权国家绞肉机并没有废除，甚至从未停摆，随时可以吞噬任何真实的和想象的敌人），意识形态控制能力和专政手段都有所弱化，清除精神污染固然雷声大雨点小，在党内开明派和知识界反对下草草收场。1986年学潮和反自由化运动虽然导致胡耀邦下台，邓小平钦点开除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三人党籍，其他一些自由化头面人物被劝退（比开除党籍温和的处罚方式），但对整个知识界和社会打击并不大，那些开除和劝退的在人们心目中反而成了悲情英雄。印发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自由化言论供全国批判，反而起到宣传自由化思想的作用，让原本局限于知识界和高校的自由化分子及其言论变得家喻户晓，偷鸡不着蚀把米。正是这次教训，后来除了镇压法轮功、近两年打压异议和维权人士，采取大批判和电视游街方式，基本上都是暗箱操作，只严打不批判，甚至连六四大屠杀都从平息反革命暴乱变成了语焉不详的风波甚至根本没有这回事。到1987年夏季，接任胡耀邦的赵紫阳就开始纠偏，反自由化运动偃旗息鼓。中共十三大报告更是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
1980年代是官方主导的国家机会主义改革和民间追求民主化同床异梦的蜜月期，语焉不详的改革开放让很多人误以为官方和民间存在所谓改革共识。秦晖认为这种“共识”仅仅是需要改的共识，至于怎么改从来没有共识。撇开少数先知先觉不谈，这种说法大体准确。据赵紫阳后来披露，中共实行改革的目的原本就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跟民主化诉求南辕北辙。这个致命误会，既给体制内外异议提供了一定空间，也制造了虚假希望，制约了反对派独立发展空间。对中共来讲则是既弱化了意识形态和专政手段，也导致1989年图穷匕首见，最终不得不用坦克碾碎改革迷梦。
无论如何，正像邓小平在镇压得手后接见戒严部队师以上军官时说的：“这场风波迟早是要来的，早来要比晚来好。”
当时知识界普遍认为，不仅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改革，孤军突进的经济改革还遭遇未能配套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瓶颈制约，导致官僚主义、腐败等社会经济问题，迫切希望把民主改革提上日程，政治参与热情高涨。到1989年初，很多人都预感局势会发生变化。一方面恰逢三个对中国现代史影响重大，很有象征意义的纪念日：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中共建政四十周年。另一方面是知识精英发起一系列要求释放政治犯的请愿活动：1月6日，方励之给邓小平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释放包括魏京生在内的全部政治犯，引发一系列集体上书请愿活动。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2月16日，陈军在北平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公布了方励之、北岛和其他32名知识精英请愿信，要求释放魏京生等所有政治犯，甚至连冰心那样从不给当局添堵的作家都参与联署。3月份，这些公开信被张贴到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大学校园里。万事俱备，只欠一根合适的导火索。
4月15日胡耀邦去世，终于在北平点燃1989年学潮并蔓延到全国，最终成为学生主导、全民参与的八九民运并遭到中共血腥镇压，酿成六四大屠杀悲剧。
胡耀邦逝世后，安徽大学也开始出现标语和大字报，但是很快被校方铲除，学生没有像北平和西安等地那样动起来。到4月19日，按《李鹏日记》的说法：“各大城市（17个）都有学生骚动，已成为全国性事件，矛头直接对邓。”我感到有点着急，跟安大校工M君和学生骨干SH君、Y君等人商量能否鼓励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我在检察院工作不能公开出面）。M君认为时机不成熟，要等等再说。人民日报4.26社论（李鹏主持常委会根据邓小平谈话精神决定4月26日发表的《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杀气腾腾，把学潮定性为“动乱”，导致学潮进一步升级。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成立。这次学潮吸取1986年学潮经验教训，组织形式、行动能力和政治诉求都表现的很成熟，能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行动和诉求。
合肥学生发动起来比较晚。因为时间太长，我记不清是在4.26社论、赵紫阳五四讲话和亚行讲话，还是5月13日北平学生开始绝食后，可能是赵紫阳讲话或者北平学生绝食后：前者表明中共内部存在分歧，赵紫阳讲话充分肯定学生爱国热情，是对4.26社论的否定，能起到激励作用；后者则具有强烈震撼力。那天下班经过安大学生食堂时，学生聚集在食堂门口，中文系教师H君、校工M君和SH同学登上人防工程通风口圆台发表演讲。SH看到我，招手喊我上去，我正在跟一位老师说话，怕被其他人认出，摇手拒绝。知道当晚学生会上街，我赶忙回去弄吃的。天快黑回到安大时，游行已经开始。游行队伍似乎是分成两路，一路出北门经安徽农学院直接从长江路进城，一路出东门沿绩溪路、金寨路经过安徽医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安徽教育学院进城，各校学生汇合后，从长江路经过省政府转到市政府广场静坐示威。市府大门紧闭，办公楼前站了一排武警。学生喊市委书记、市长对话，幸亏没人理睬。学潮刚开始，尚未成立学生组织，就算现场推出代表，也不知道该谈些什么。
虽然每天都要去安大看看，但是为了防止暴露身份事后遭到清洗，我只是私下跟一些熟悉的教工、学生骨干打交道，除了大屠杀发生后唯一例外，从未公开发表讲话，也不参加学生组织活动，对安大学生自治会和合肥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成立细节并不清楚。事后听说安大新闻系学生S君成为高自联主席颇有戏剧性，别人发表演讲时，他在下边拍照，被学生当成特务喊打。为了保护照相机，他索性跳上台发表演讲，后来被选为高自联主席。
学生组织成立后，组织、宣传、联络、后勤工作井然有序开展。因为官方内部分歧公开暴露出来，总书记赵紫阳五四讲话和亚行讲话明显有同情和支持学潮的味道，很多人对学潮前景非常看好，根本意识不到会遭到镇压。李鹏跟学生代表对话后，地方党委也有样学样，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跟合肥学生对话时，宣传部长牛晓梅慌不择言，稀里糊涂表态支持学生去北平（声援），被老奸巨猾的卢荣景不客气纠正，用一些官场上模棱两可的政治正确话语搪塞学生。校方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基本放任不管，学校广播站被学生自治会接管，高自联在市府广场设立了人民之声广播站，站长是合肥工业大学学生杨峰。安大一些青年教师也在兼做大礼堂的一食堂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支持学生。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已经没有印象，只记得风度翩翩、擅长表演的化学系教师N君似乎最受欢迎。自命不凡的中文系教师K君，后来在清查阶段靠检举他人顺利过关。
翌日下午在篮球场东侧学生楼看大字报时碰到N君，他得意洋洋告诉我：M这帮人不行，已经被淘汰了，我们组织了一个由高层人士组成的团队，负责跟官方对话。N说的高层人士，估计就是以科大化学系教师W君为核心的一帮秀才。W是上海人，头脑灵活，因为鼓吹改革名气比较大，但是因为太聪明，对本地官方和学生的实际影响都很有限，跟虽未直接出面，却被学生视为精神导师的前科大副校长方励之没法比，徒然带出一帮投机取巧的青年才俊。N当时已经停薪留职做技术转让生意，后来去国失联，多年后突然听说成了公知大V，因为抱今上臭脚，被网友戏称为N舔舔。
我虽然不能预见学潮会以血腥大屠杀收场，也没有乐观到认为一场学潮可以改变一切。根据我在机关工作经验和对中共政权理解，这次学潮比1986年学潮对中共政权冲击大得多，不仅目的明确、诉求集中，还出现了学生、工人和知识界自治组织，引发党内斗争更加激烈，很可能会遭到更严厉的镇压和秋后算账。为了提醒大家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我用化名写了张大字报《怎么办》贴到安大校园里。
5月20日，北平宣布戒严后，学校态度大变。翌晨上班经过安大时，校园显得很安静，只有一小队学生准备上街游行，领队的生物系Z同学头上还绑着代表绝食的红布条。他们刚走到生活区邮政所附近，就被安大党委副书记夏某拦住，指名道姓喝令Z同学要对此负责。擒贼先擒王，Z同学愣住了，游行队伍停下来。我见情况不妙，上前冲着夏书记喝道：学生游行示威是宪法权利，你凭什么阻拦？这下轮到夏书记愣住了。学生见状一下就冲了过去。我推着自行车陪他们走出安大北门，才掉头骑车去单位上班。
大家意识到很快会遭到打压，尽管都没想到会以大屠杀结局。一些学生继续去北平声援，一些学生主张空校回家发动群众，更多的人则留在学校继续罢课、游行示威。我知道共产党是可以杀人的，动用野战军和重武器戒严不是儿戏，看法更悲观，开始物色没有冲在一线的学生积极分子和社会人士，准备在学潮被镇压后组织抵抗运动。
六四大屠杀发生后，学生开始做抵抗和撤退两手准备，高自联主席S君退出，换成学潮发生前就有组织社团经验、颇孚众望的Y同学。6月5日晚，我破例决定陪安大校工M君和Y同学、SH同学一道去省教院参加高自联、工自联联席会议，商讨如何应变。一路上，我们商量如何支持北平学生市民抗暴、有计划组织撤退，不把撤退变成溃败。
当晚联席会议上，有人主张解散两大组织，有人主张面对大屠杀要进一步号召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支持北平学生市民抗暴。我不是高自联、工自联成员，大多数与会者并不认识我，见状还是发表讲话，强调政治斗争是利益和实力决定的较量，面对当局暴力镇压，我们虽然处于劣势，但是撤退也要体面撤退，不能是一场溃败，合肥并没有实行戒严，完全有条件在当局动手镇压前打一场阻击战，支持北平学生市民抗暴。主持会议的高自联秘书长、省教院进修生刘芳国激动地鼓励大家：“是骡子是马，上场遛遛就知道了”。
高自联学生代表是各校学生推举的，能够代表学生决定行动。工自联代表虽是积极分子，却不能代表本单位工人决定罢工，他们提出需要学生帮忙动员，甚至设路障迫使工人罢工。当时社会情况跟后来也不一样。一方面，因为中共内部有分歧，从赵紫阳亚行讲话后，直到戒严部队占领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等媒体前，媒体一度放开，民众知道学潮和戒严、屠杀真相，对学生很同情，甚至连党政机关干部都参与游行示威支持学生。另一方面，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不公、腐败现象也没有后来那样严重，工厂不仅不存在下岗问题，还能利用贷款发奖金，工人对生活状况比较满意，实际上不大可能罢工。
会议多数决定：次日组织学生大规模游行示威并在主要路口设置路障，只允许自行车和行人通行，呼吁工人罢工、商家罢市。有人提出合肥钢铁公司是本地最大企业，如果罢工能带动其他工厂，建议派人与该公司领导谈判，同意工人罢工（回头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求），也得到采纳。次日下午，我和M君一行人带着贴有北平传来的大屠杀照片展示牌乘车去合钢。因为合钢党委书记女儿也在省检察院工作，我担心他认出来，没有跟大家一道去会议室谈判，独自留在楼下举着展示牌向过往行人介绍戒严部队对学生群众进行大屠杀情况，呼吁罢工。这次谈判不仅没有结果，对方还偷偷做了录音并提供给警方，成为秋后算账证据。
游行示威和堵路持续了好几天，期间包括中小学教师、新闻界在内，不少市民都带黑纱、抬着花圈参加游行，抗议大屠杀暴行。学生设路障虽然造成交通瘫痪，给市民出行造成不便，人们不仅不反感，反而很支持。军队转业的省检察院监所检察处老处长T君，买了一箱汽水送给在三孝口堵路示威的学生，并应邀发表演讲，谴责军队屠杀暴行，后来上级要求开除他的党籍，监所处党支部几次开会都未能通过，被撤销职务提前退休。
清查追捕行动开始后，当初义正词严的刘芳国主动向警方自首，检举揭发他人，M君、安大S同学、工大Y同学陆续被捕判刑。我虽然也被刘芳国检举，他只知道我在检察院工作，并不知道具体姓名和单位，年龄描述也比实际年龄大得多，知道底细的那些人没有出卖我，得以漏网并迅即组织地下抵抗运动，直到三年后被捕。
尽管历史事件带有测不准的偶然性，且无法假设，事后诸葛亮式的检讨对未来政治实践仍然有很大参考价值。但是这种检讨不仅要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有同情的理解，更要充分考虑包括组织发育、思想准备程度在内的群众运动特性、环境和条件，更要考虑博弈双方都程度不同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就此而言，我对激进和保守的两大看法都不赞成。激进者认为，当时政治、知识精英和学生过于保守，如果在上百万人支持的绝食和戒严受阻期间一鼓作气冲进中南海，就什么都解决了。问题是，当时的改革派政治、知识精英和学生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政治愿望吗？从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涂污毛泽东画像被学生扭送公安机关看，即便有少数人冲进中南海，届时抓捕他们的很可能不是戒严部队，而是广场上的学生群众。保守者认为学生太激进，未能见好就收，与党内改革派实现良性互动，导致以邓小平为首的老人帮用大屠杀中断了渐进改革进程。这不仅是对学生的苛求，更是对中共政权和极权国家绞肉机性质的误判。考虑到这是一篇纪念性文稿，我不想就此展开论述引发不必要的争议。
2016年5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