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对普世价值的批判甚嚣尘上，矛头主要指向民主自由。
10月22日的《北京晚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峰”的文章，题目就很吓人：《拳头里的“民主”》！
文章以海协会副会长张铭清在台南遭到民进党暴徒殴打为由头，借题发挥，说这件事“给台湾自我标榜的所谓‘民主’以致命一击，暴露出其虚伪和丑陋的面目。”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充分表露了作者歪曲事实、强词夺理的写作风格。
首先，民进党暴徒的暴行，怎么能同台湾的民主联系在一起呢？这种逻辑，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都够不上，因为，攻其一点，总算还有一点把柄可抓，而张铭清被打，同台湾民主一点关系都没有，作者却硬要把它们拉在一起。为什么要这样？说他不择手段地毁谤民主，大概不能说是冤枉吧。
其次，说台湾的民主是“自我标榜”的民主，完全是只手遮天的手法。谁都知道，台湾自从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后，就逐步走上了民主的轨道，虽然基本上还处在“婴儿学步”的阶段，但它的民主政治体制，已经被全世界所认同，我们从一些国外媒体的有关报道里，不难发现这个事实。只手是遮不了天的，把台湾民主说成是“自我标榜”的民主，不过是毛左派的自我陶醉罢了
再次，在作者的笔下，民进党暴徒的拳头，居然能够给台湾民主以“致命一击”！台湾的民主岂不太脆弱了？我国的成语有所谓“不堪一击”，一击就足以“致命”，台湾的民主也未免太“不堪”了。这样贬低台湾民主，既可笑，又可悲。
复次，作者还认为，台湾的民主既虚伪又丑陋。类似诋毁台湾民主的用语，在文中还有一些，:如：“极为劣质的民主”，“毫无道德理法的‘民主’”，“这种民主是一个‘大大的笑话’”，“成为反面教材”，“狰狞的面目”等等。作者把自己放在台湾民主的审判台上，肆意放言，不但是对台湾民主的毁谤，也是对台湾人民的侮辱。
又次，作者还“为台湾人民享有这种‘民主’感到不幸和悲哀”。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所谓“杞人忧天”，使人感到杞人的无知，而作者“忧台”，却让人们看到了这位反民主勇士的狂妄和虚伪。“感到不幸和悲哀”的，应该是这些既不知民主为何物，却又热中于对民主挥舞唐吉诃德式长矛的狂人。
最后，作者大言：民进党“这次的表演，不仅给台湾，也给大陆一些对西式民主抱有幻想的人上了一课”。把民主称之为“西式民主”，是一切反对民主的斗士的最重要的法宝。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7月26日就在社科院的一个座谈会上说：“不能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尊奉为所谓的普世价值。”我不知道这些逢西必反的先生们究竟是真的无知，还是心怀偏见。凡是稍微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一百多年来，中国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一直是以西方的现代观念为范本的，从洋务派的“师夷长技”到“五四运动”的“德先生”、“赛先生”，再到当代的市场经济，都是学习西方的经验；连执政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启蒙思想的产物。这是因为，近代西方出现机器工业比我们早，机器工业带动了整个社会生产力，推进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这些价值观念，正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封建反专制的强大武器。就因为这些价值观念的普适性，才能够推翻封建专制势力的政治统治。先进者的经验，当然值得我们这些后继者学习。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并不仅仅是适用于西方的价值观念。我们今天提倡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不仅因为这些价值观念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只有社会成员普遍实现这些权利，才能建立起真正和谐的文明的社会；而且，在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广泛存在的专制主义还表明，中国人民目前还面临着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我们只有学习西方的民主革命前辈，高举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大旗，才能完成反封建反专制的历史任务。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学习西方的这些价值理念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西装、汽车、面包、电视机，原先都是从西方传进来的，为什么我们这些反西方斗士不因为它们是“西式”而加以拒绝，却对民主那么反感呢？
无独有偶，在此之前，在8月29日的《北京晚报》上，我还曾经读到另一篇署名为“文锋”的文章（也许就是这位文峰，因为两者的观念和文风，有着奇异的类似），题目是《虚伪的“新闻自由”与媒体的社会责任》。作者自称在4月11日曾发表《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一文，指斥“国内一些以西方（又是西方！）新闻理念武装起来的人”，“用‘新闻自由’的标签遮盖住意识形态的私货。”在8月29日的文章里，作者抓住“德国之声”电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被停职一事，大做文章，对言论自由和普世价值，竭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他把西方国家形容为“社会分裂，政治动荡，执政效率低下”，并且把这种现象归罪于新闻媒体；甚至泰国最近的动荡、韩国民众的抗争，也被他说成是“媒体所起的不良作用”；“台湾地区的‘新闻自由’更是族群撕裂的祸首”。“新闻自由”为什么如此可恶呢？因为在作者看来，“新闻媒体从出现之日起就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新闻自由则与此相悖。他还说：“中国的媒体肩负起凝聚民心、达成共识的社会责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新闻理念。这个理念的核心就是要做中国富强和发展的建设者和参与者，以积极的态度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不是把自己放到所谓‘监督者、批评者’的角度，用负面新闻去造成社会的纷扰。”在这一段话里，“为意识形态服务”、“凝聚民心、达成共识”，似乎都不无道理。问题在于为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服务，是为专制主义，还是为民主主义？要达成怎么样的共识，是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做“驯服工具”，还是达成对普世价值的共识？至于说新闻媒体不能充当“监督者、批评者”的角色，不能“用负面新闻去造成社会的纷扰”，就更暴露出作者的深刻用意。那就是：对于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官员的腐败、民众的苦难、官商勾结、社会不公等等，都不要揭露，不要批评。所以，不让新闻媒体充当“监督者、批评者”的角色，实际上是要掩盖社会上那些黑暗的落后的东西，以免民众起来抗争，“造成社会的纷扰”。
在这里，作者无意中透露了毛左派的理论秘密，他们反对民主自由，就因为民主自由是反对专制体制的强大武器。所以，批判普世价值也好，诋毁民主自由也好，归根到底，都是为了维护现行的专制体制。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2008年10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