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过去的这个被称为“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期，在中国现代史上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意义，无论是民间、官方，还是国际社会均关注乃至高度评价中国这三十年的变化。这个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及其罕见，唯其如此，对这个历程的回顾和思考，就显得意义非常。
一、“三十年”揭示一个真相：中国的真正敌人在中国人心中
三十年，中国的GDP持续快速增长、经济迅猛发展，与此同时军事实力也迅速增长，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不容置疑，也无须重复那些数字。
不过，若干事实表明，随着这个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巨大增长，公众并没有产生相应的幸福感和安全感，甚至相反。在海外媒体和国内一些网站上，人们几乎每天都会看到关于中国普通老百姓不幸、悲惨和基本权益遭受侵害的报道，也越来越频繁地看到社会弱势群体为维护自身权益开展的勇敢而理性的抗争。同中共建政以来的所有发展阶段一样，改革开放也成了一个累积矛盾的发展模式。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处处可以看到无论是官员、公务员还是大款、中产阶级，都有相当多的人群处于一种浮躁、焦虑的情绪之中。用一句学术语言来描述：那就是：经过三十年的改革，中国社会的同质性已经得到彻底的解构。
透过经济迅猛发展这个表层现象，我们看到的事实并不是象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存在决定意识”所说的那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上层建筑会随之进步；而是经济发展，军事膨胀、政治文明停滞、道德问题丛生。
前三点已用不着笔者来证明，我只从行为主体的角度概括一下道德问题丛生的事实。让我们随便举例如下：（提示：如有了解，可直接阅读第二部分）
1、案例一：从“张君团伙系列抢劫杀人案”说起
2001年，湖南常德张君团伙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告破。该团伙在1992年至2000年间，流窜湘、渝、鄂，抢劫钱财500万，残害生命28条。被舆论称为新中国建国以来“刑事第一案”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素来有“黑道也有道”的训诫。而这个张君团伙杀人却毫无选择，为了试枪，可以随便杀死素不相识的无辜者。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团伙从不聚敛财产，也从不考虑既有财产的增殖，即象有些抢劫团伙那样，完成“原始积累”以后就置一份产业去过平静生活，而是得手后就挥霍一空，然后又去杀人越货。没有对社会的极度仇视，没有对自己人生的极度绝望，这种非理性的行为不可想象。
张军生于1966年，被枪决那一年（2001年）35岁。他第一次犯罪走上不归路是1991年，时年25岁。那么，我们要问，一个20多岁的青年，他的那种对社会的极度仇视、对人生的极度绝望感，究竟来自哪里？
令人玩味的是，“文革”结束时张军刚好10岁，按照教育学的理论，中学阶段是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这就是说，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阶段正处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初期。当然我们没有证据说是改革开放造就了这个罪恶的张君，但在逻辑上我们至少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并没有消解或者抑制张军心灵中在改革开放之前已经滋生的暴戾和邪恶。这就是说，对于张君这个个案来说，改革开放没有显示出道德上的积极意义。
《重庆商报》2008年04月09日刊载的一篇文章披露的事实，同“张军现象”“异曲同工”。文章的题目是：“重庆5年623名年轻干部落马 ，59岁现象变35岁现象”。 文章所引用的材料和数据，全部由重庆市检察院发布。文章称：据介绍，35岁以下干部群体已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群体，以贪污、受贿为主，涉案金额普遍较高……。另据广州日报报道：9月25日，记者在“广州廉政研究基地揭牌仪式暨反腐倡廉形势报告会”上获悉，广州纪委书记称年轻干部受贿渐多 权色交易严重。31岁—45岁是违纪违法案件多发段。
据此，我们难道不可以进一步置疑：对于这样一个年龄层面的群体而言，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在道德层面具有严重缺陷？
2、案例二：林肯轿车交通肇事案
2005年2月1日13时30分左右，29岁的男性付中涛驾驶一辆借来的白色林肯轿车在长春市亚泰大街调头时，将一个年仅10岁的小女孩撞倒，致使其挂在车底盘刹车管处。女孩的家人和当街群众见状，纷纷大声呼叫示意停车，但是肇事司机付中涛当时听见人呼叫，不仅没有停车，反而加速，拖着女孩行驶了近3000米，导致女孩当场死亡，随后驾车逃逸。
2月4日，隐匿4天3夜、流窜5地的肇事司机付中涛在沈阳落网，对撞人一事供认不讳。
3月3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付中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死者家人经济损失14万余元。付中涛提起上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4月5日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4月6日，付中涛被执行注射死刑。
导致一个年仅10岁的小女孩这样惨死后还要逃跑，你还上诉什么？一个29岁的男青年竟然毫无赎罪感！岂不令人深思而痛惜？而这并不是个别现象。
如果说上述现象只是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平民阶层的道德状况，那么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政治最高层。
3、案例三：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操守
先看曾经被吹捧为“开创了十三年盛世”的那个政治集团的经济总管、至今仍然被一些民众怀念的那位“铁面总理”朱镕基。
关心时事的人都知道，今年年初，在中国上海发生了几万名市民以“集体散步”的形式抗议市政当局修建磁悬浮列车延伸段的事件。居民的理由是磁悬浮列车将对沿线居民造成放射性污染和噪音污染。因为据那些居民了解，政府出示的数据同引进国德国公布的同类数据有较大差异，根本无法证明磁悬浮列车对沿线居民不会产生污染。须知，这一次发生争议的是上海磁悬浮的延伸线，也就是说，上海在修建第一条磁悬浮列车的时候，对可能造成多大的污染、对人体有什么危害根本就没有搞清楚。而那条只追逐所谓技术先进性而罔顾沿线居民乃至乘客生命安全的磁悬浮，正是在朱镕基的竭力推动下先建成的。
这还只是局部的事件，1994年开始的由朱镕基主导的国企产权改革，在没有任何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的时期，迫使数千万普通劳动者失业——继“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之后，导演了一场“改革吃掉了自己的儿女”的残酷闹剧。他的“减员增效”——通过大量裁员压缩固定成本增加帐面利润的做法，同人类未开化阶段一些部落因食物不足而杀死老弱病残者，有什么两样？
再看另一位前总理李鹏。谁都知道，此人是三峡水利工程的竭力推动者。今天，面临日益明显的后遗症以及越来越多的舆论责难，这位学水利出身、好大喜功的工程癖在他充满自我辩护的《三峡日记》中，哪里有一点对沿岸居民福祉的牵挂？
至于江泽民那位仁兄的道德素质，就用不着笔者来数落了。
虽然我们的先人没有创造出伦理学，然而，在中国人耳熟能详、浩如烟海的古典文学作品中，不乏有关军事伦理和政治伦理的训诫。如“一将功成万骨枯”、“自古知兵非好战”等都是祖先的明示。然而，在那个“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作秀、狂妄，对工程成就的狂热追逐以及对普通民众福利的冷漠！在一个集权政体中，最高权力集团的这种道德冷漠对社会道德素质的败坏起到的推动作用，无论怎样估计不会过分！
堂堂总书记、总理，道德素质竟如此低劣！令人震惊的还在于，在中共高层乃至整个官僚系统，这种情况绝非个案，难怪当年刚刚上任的胡锦涛忧心忡忡地要求中共官员“做官先做人”。
4、案例四：“易中天现象”和“赵本山现象”
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常常被比喻为“社会的良心”、“社会精英”。确实，在任何一个社会，这一群体的道德形象对整个社会道德风尚的示范作用极其重要。
2007年某一天，因“品三国”红遍中国的“学术超男”易中天做客中央电视台《小崔说事》栏目，接受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崔永元采访。节目最后几分钟，现场一个中年女观众提问，对话大意如下：你易先生天天在主流媒体上讲权谋，年轻人听了，脑子里成天装着这些东西对付周围的人，怎么得了？
向来敏捷的易教授这次显得有些迟疑和尴尬，他的回答大意如下：“历史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社会本来也有丑恶的东西，我们应该掩盖呢还是把真相告诉他们？” 作为一个教书育人几十年的资深教授，他大概意识到此话表达的不够完整，又补充到：“一个人的坏也不是教坏的！” “那么给年轻人讲什么呢？讲白雪公主吗？讲什么还要看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显然，观众是从传播责任的角度提出的问题，易教授则是用学术研究的态度来搪塞，这无意中暴露出自己作为一个自愿登台公演的学者的道德盲区。其实，“品三国”的那个“品”字早已把他“玩历史”以猎奇的心态清楚地显露出来了，表明他从来就没有考虑过道德责任这方面的问题。看看雨果、看看巴尔扎克，他们是怎样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自己的现实主义理念？难道我们不应该为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象易中天这样的“现实主义者”占据主流媒体，居然红遍大江南北感到悲哀？
如果说，易中天现象使人心生悲哀，那么，“赵本山现象”则使人感到讨厌、恶心。在这位出身贫寒的民间艺人身上，我丝毫体会不到哪怕一丁点儿喜剧精神，充斥节目的只有嘲弄底层社会和弱势群体的洋洋自得——那曾经是他自己发迹前的归属啊！可悲的是这种节目居然成为每年“春晚”的压轴戏。
不久前的汶川大地震引起的社会反应或许是当代中国道德图景的一副最生动缩影，我们可以从中管窥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众生相。在抗震救灾的日日夜夜，确实涌现出许许多多感人至深的生动事例，奇怪的是，在中宣部组织的报告团中，我们却看不到最值得称道的若干民间自愿者的影子。对于主流媒体组织的那些所谓的慰问演出，摇头晃脑的演唱，我仅想用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一段话来描绘：“……卖弄着所谓的高贵意向，实际上却在使人心变得干枯，对于严格的义务规范没有感觉，使任何对我们人格中的人类尊严的敬重、使人的权利（它是完全不同于人的幸福的）以及一般地使一切坚定的原理都不可能；……”
民间志愿者的奋勇当先、官方主流媒体长于煽情而恐惧问责的抗震救灾宣传，尤其是“文化名人”余秋雨、山东省作协官员王兆山之流的拙劣表演，恰恰暴露了当代中国社会价值分离的生动图景。
可以说，当代中国的道德问题，数不胜数，政治道德、商业道德、职业道德、伦理道德诸领域无一幸免。笔者不厌其烦罗列这些事实，是试图从这个社会的行为主体的角度简要勾画一下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图景。社会现象是由行为主体造成的，通过对行为主体的认识，我们可以确信那些现象不会是偶然的。
长期以来，中共当局以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自诩，一直把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归结为生产力落后，而上述那副图景说明，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当代中国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比一个简单的生产力落后的问题要复杂的多。不言而喻，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要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温家宝说“企业家的身上还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恰恰从一个角度证实了道德问题丛生的严峻现实。无独有偶，近一个时期，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也在多种场合批评了中国缺乏成为超级大国的道德价值。胡锦涛和达赖喇嘛从两个相反的立场说出了当代中国被道德问题困扰的事实。9月23日《德国之声》针对波及世界的中国“毒奶粉”事件刊载专题文章，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失去道德罗盘的社会”。
5、仇恨心态满神州
毛泽东继承马克思煽动仇恨的衣钵 透过道德问题丛生的现象，我们看到，当代中国社会种种道德问题的产生都与这个国家的国民长期笼罩并普遍蔓延的仇恨心态有关。善良是道德的基础性价值，一个内心被仇恨感笼罩的人，不可能是一个行为善良的人；同理，一个主流意识充满仇恨的民族，不可能是一个讲道德的民族。其他不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几个国家，哪一个不是靠煽动本民族的仇恨情绪而祸害世界？克劳顿•费舍尔在《德国反犹史》一书中指出：“纳粹思想体系及其核心精神是一战造成的公众危机意识的产物，……但对犹太人的仇恨是其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研究告诉人们，一个民族的仇恨感至少是一种极易被引向非理性，诱发大规模反人道罪恶的危险情绪。
煽动仇恨是马克思主义的魔咒之一。《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就是：“迄今为止的一切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后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自己也意识到这实在是胡说八道，就在一个注释中把“原始社会”排除了。尽管如此，这个论断的凶恶和荒谬性还是昭然若揭：文明到哪里去了？科学技术到哪里去了？如果几千年都是笼罩在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中，人类还能繁衍到你马克思恩格斯这一代，让你们来发这谬论？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这一衣钵。他自己曾经承认：我学马克思主义，只取四个字：“阶级斗争”。毛一辈子玩的就是制造仇恨，驾驭仇恨、利用仇恨的伎俩。基于仇恨意识的斗争哲学则是毛泽东的命根子和制胜法宝。
一个为仇恨而存在的国家 毛泽东钦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他对国民进行仇恨教育，灌输仇恨意识的一个重要工具。在中国，对国民的仇恨教育，从少年儿童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那一刻就开始潜移默化。
在中华民族“走向共和”的艰难历程中，曾经出现过不同版本的国歌：有直隶总督李鸿章作为外交特使出访时，临时使用的国歌（后称《李中堂乐》1896年）、清朝政府颁发的国歌（1911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临时革命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国歌（1912年）、袁世凯篡夺中华革命临时政权后废弃孙中山颁布的国歌后启用的国歌《中华雄踞天地间》（1915年）、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征集并颁发的国歌（1920年）、以及由《国民党党歌》代替的“中华民国国歌（1930年）。加上“义勇军进行曲”共有七首。
比较前面那这几首国歌的歌词，不难看出，虽然意境不同，但至少大都还有那么一点文明气息和大国风范的境界（虽然未必都具有正面价值），如：民物欣凫藻（《大清帝国国歌》，文言中常用“凫藻”表示欣喜）； “世界和平永保”（《中华民国国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征集并颁发的国歌，以《尚书》中的《卿云歌》为词）；“以建民国，以建大同”（国民党政府通过决议以《国民党党歌》替代的国歌，歌词是1924年孙中山为黄埔军校制定的校训）。
就连临时拼凑以应付外事活动的《李中堂乐》，也有“太平天子朝天日”的祥和语句，袁世凯篡位后颁布的国歌歌词也有“开尧天”这样的“承诺”。唯有这个名为“义勇军进行曲”的国歌，我们哪里能看到一个文明古国悠久历史的痕迹和对人民安居乐业的期许？
同这个国歌异曲同工的是毛泽东亲自撰稿的那个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他对中华民族历史追溯的界限是截止于公元一千八百四十年，他的视野是那些“英雄”。那么，公元一千八百四十年以前，中华民族生存的这块土地上发生过什么事？毕升到哪里去了？李白到哪里去了？祖冲之到哪里去了？还有王羲之、华陀……？甚至还有诸葛亮、文天祥……？
作为唱着这个国歌长大的一代人，我们不明白自己和这个民族是从那里来的？也不知道要到那里去？充斥内心的只是绝望、仇恨和宣泄的情绪。我不知道唱着这个“国歌”的国家，有什么正当理由以“中华民族”合法传人的资格去要求中华民国归顺？要去代理全球华人说话？
1941年12月7日，日本不宣而战偷袭了珍珠港，致使美军海军几乎全军覆灭。当时，美国和日本是和平相处的，并且根据日本的请求美国仍在同日本政府和天皇进行会谈。这种偷袭对美国的自尊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美国是怎样反应的呢？
偷袭发生第二天，罗斯福总统在国会上发表了宣战讲话，其中最激烈的语言摘录如下：“必须永远记住这个耻辱的日子”、“日本政府蓄意以虚伪的声明和表示继续维护和平的愿望来欺骗美国”、“美国的人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并且十分清楚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生存的本身”——这是一个大国在遭受欺骗和严重羞辱之后，国家元首的第一反应，是战争动员令！把这个反应同几十年后我们领导人那个无中生有、莫名其妙的“落后就要挨打”的“改革开放动员令”做比较，难道我们不为“中华民族”——如果能够代表的话——的狭隘小气汗颜？
制造仇恨、煽动仇恨是中共长期进行社会动员的主要手段 如果说，仇恨教育从唱国歌开始，那么，不断制造仇恨、煽动仇恨就是这个政治集团自我解嘲，甚至进行社会动员的主要方式。
作为同样遭受法西斯蹂躏的国家，对于那场战争，在欧洲被表述为“反法西斯战争”、“卫国战争”或者“苏德战争”；中共则一直使用“抗日战争”。美国历史上的“南北战争”，解放了黑奴，但那里的人不把那次战争称为解放战争。因为，他们铭记的是对一种主义、一种社会思潮的警惕和防范，对一段历史的记忆；而中共当局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段历史的表述，要人民记住的，则是对一个国家、民族的警惕和防范。近年来此起彼伏的那些涉世未深或者心理偏执的“爱国愤青”们莫非正是实践了这一意图？
建政的几十年间，每当中共因自己的严重错误给国计民生造成灾难，面对社会人心困惑责难的时候，当局不是反躬自问，而是用制造仇恨、煽动仇恨的伎俩转移公众视线。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本来是因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的“人祸”导致上千万人饿死，毛泽东却抛出一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来蒙骗民心；整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咒骂“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喧嚣、打击各类国内阶级敌人的“革命行动”充斥社会每一个角落。
于是，一个有理性的人不得不问：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敌人，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能生存下去吗？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需要思考的是，中共建政五十年来的“仇恨教育”究竟毒化了多少中国人的心灵？甚至，它对我们每一个为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奋斗的人自己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有无潜在影响？这也是值得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扪心自问的问题。10月10日，针对中国的“毒奶粉”事件，《德国之声》在《中国农民急需道德扶贫》一文中问道：“在时下这场仍余波不断的乳业危机中，奶农们真的完全无辜吗？”文章当然没有简单地批评奶农对社会的无意识报复，不过却给我们勾画出中国社会“道德问题丛生”的发生机制。文中指出：“人只有感到自己受到关爱才有动力去关爱别人，中国当今社会真正给予农民的关爱又有多少？”第二天，海外媒体在关于“中国民主运动2008年洛杉矶大会”的报道中又出现了“民运内部的不团结是道德修养存在问题”的小标题。
仇恨教育导致道德冷漠 中国社会的道德冷漠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话题。仅以信手拈来的案例为证：
生命何价？
（联合早报 2008-10-15）
有个在沪任职于会展协调公司的朋友，日前目睹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一名工人在高处工作时，不知何故从几层楼高的鹰架摔了下来。
这位新加坡籍的朋友赶紧趋前看个究竟，并要求围观的工人电召救护车。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无论她如何喊叫，所有人都站在原地，无一离开现场去打电话。有个看似工头的人甚至说，伤者不是其属下，最好是等他的上司来处理事情。
“人命关天啊，这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吧？”朋友愤怒地说，还好有关负责人很快就出现了，迅速把伤者送往医院。
过后，朋友依然愤愤不平，到处向友人抱怨沪上人情淡薄。更让她惊讶的是，好些友人都说她太“冲动”了，万一遇上存心要骗取赔偿或保险金的工人，她反而会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大伙儿都说：“让工人的上司亲自处理事情是比较明智的做法。”
众人的反应，让朋友更觉心寒，频频感叹：“生命何价？”
……
作为生活在中国大陆的读者，谁也不会怀疑此类事情不是绝无仅有。
仇恨的改革观扭曲了国民的开放心态和改革方向 稍微尊重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这三十年改革的第一推动力来自民间。具体说来，是来自生活在这个国家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求生存的欲望，有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那一份协议为证—— 1978年12月18日，十八户农民提心吊胆地私下签定的。这份协议现在还保存在当局自己的革命历史博物馆中。
奇怪的是，这个“人民求生存需要改革”的基本历史事实，后来在中宣部和邓小平的口中，被偷换成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改革逻辑。这也完全违背事实，试问：“文革”期间，在普遍贫穷落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些农村已经穷到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可穿的地步（1978年中央农研室调查证实），哪一个“帝国主义反动派”抑或修正主义打你了？
按照这个改革逻辑，人民就应该象战争年代那样付出牺牲，于是，在江泽民、朱镕基主导下，在“做大做强”加入WTO的幌子下，九十年代初的国企改革蜕变成了导致数上千万企业职工失去生活保障的狂热“革命”，成了权贵资本集团瓜分人民创造的存量资产的“盛宴”。与此同时，铺天盖地的以“经营城市”、“文化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为借口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则造成千家万户平民百姓的家园被强制拆迁而得不到公平补偿；读书难、看病难—社会公共产品严重短缺。而社会弱势群体对当局这个时期错误政策做出的无意识反抗的“法轮功”，则遭到国家机器的全面残酷镇压。
按照这个改革逻辑，“改革伦理”和“发展伦理”——蕴涵在“小岗村改革模式”中的这个改革发展的灵魂，再也无法凸显出来并影响以后的改革发展进程。惠及绝大多数人的“帕累托改进”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的野蛮掠夺。
与改革动因被歪曲同样荒唐的是，顺应世界潮流，融入国际社会的“对外开放”成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不知道，在当代世界，除了那个梦想当中东王甚至阿拉伯王、已被处以绞刑的侯赛因•萨达姆的政治集团被称为“复兴社会党”之外，还有那一个正当的政治集团以“复兴”自诩？
其实，近代史上的中西方关系，呈现出复杂的多面性。其中既有民族矛盾，更有文明冲突。从前一个角度看，有侵略和反侵略的问题，从后一个角度看，则是文明进步与愚昧落后的冲突问题。煽动革命情绪的毛泽东一句“先生打学生” ，把那样一种复杂关系篡改为单纯的民族仇恨，贻害无穷。“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国际事务的思维方式，正是不折不扣的毛氏遗风。
在处理国际关系中，“要实现伟大复兴”的江泽民继承了毛泽东“制造仇恨”的政治手腕，以“西方威胁”欺骗民众，公然抛弃“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一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关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基本判断，鼓吹“多极化”，向叶利钦抛媚眼，网罗流氓国家，暗中支持前南斯拉夫米洛塞维奇独裁政权，试图在全球组织反美联盟，受到北约以五颗导弹“误炸”使馆的严厉警告。顺便说一句，如果真是“误炸”，那说明美国在同中共武装对抗时实在太藐视对手了——当年刮“沙漠风暴”时密集轰炸巴格达，连重型炸弹都用上了，市区中的几百所伊斯兰教堂毫发无损，轰炸中国使馆是也太不当回事了，怎么就那么容易搞错呢！
当一批又一批民间维权者被捕入狱的时候，一个简单的道理却蒙混不了国际社会：既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避免“落后就要挨打”，那么，你强大了是不是就要打人呢？今天，胡温当局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积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然而，他们却没有勇气和政治智慧提出一个“科学的开放观”。从这个角度看，当局还没有显示出结束“仇恨教育”、融入国际社会、承认普世价值的意识或勇气；而这正是国际社会流行“中国威胁论”的根源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