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6日谢阳律师（前排第一人）诉湖南司法厅
日前，有知情人士透露，人权律师谢阳于二零一五年八月在指定监视居住点遭受酷刑，乘警察不注意时在窗口大呼救命，后被打昏，送163医院急救。二零一六年七月，长沙市第二看守所刻意安排死刑犯住进其监所，经蓄意挑衅后，谢阳遭死刑犯用手铐猛击，酿成严重的人身伤害。
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二日，谢阳家族就谢阳遭受酷刑发表了一份谴责声明，签名者包括谢阳的父母、哥哥嫂嫂、姐姐姐夫、妹妹妹夫、侄儿侄媳妇等十多人。这份声明指出：“作为谢阳的家属，我们对于长沙二看这种私自启用公权力、对在案人员进行非法施暴的行为感到异常震惊和愤慨，并严厉斥责和督促当局停止践踏人权，追查施虐者及相关公职人员责任，共同维护中国作为一个法治大国的清誉。”
这份声明也强调了家人对谢阳的品格与职业操守的认同和信心：“作为谢阳的家属，我们一直以谢阳为豪，对谢阳所从事职业的神圣属性引以为傲。多年以来，谢阳一直是家中二老的精神支柱，是家族里的顶梁柱。……谢阳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对内，兄弟姐妹有困难他总是竭力相助、鲜有推脱，在老家声誉很好；对外，与同事朋友坦陈相待，为人慷慨，也喜欢打抱不平。我们相信，谢阳自始至终从未有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非法动机，他只是在面对公权力违法时多了一份敢为人先的胆识与勇气。”这是一份掷地有声的声明。这是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遭到残酷的政治迫害之后，罕有的一次由整个家族一起发出抗议之声。
709大抓捕中失去自由的的多名律师的妻子都是单纯善良的家庭妇女，此前并没有像丈夫那样深切关心中国的社会问题。但是，当丈夫人间蒸发之后，她们开始回溯近年来丈夫从事的社会公义事业，在营救丈夫的同时，也承续著丈夫的事业和理想。在这一群妻子当中，谢阳的妻子陈桂秋大概是学历和社会地位最高的人，她是湖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陈桂秋没有“爱惜羽毛”、沉默是金，八月二十五日，她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一封公开信，谴责国保这个“中国的盖世太保”机构的滥权行径：“在我暑期休假期间，国保找到我单位的领导，几度派人到我家试探我是否在家；国保找到谢阳的辩护律师，一直想知道我到底在长沙还是在北京；国保找到我周围的各种亲戚朋友，试图做通我的工作去劝谢阳认罪；国保甚至不惜派我亲爱的同事们到北京，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门口迎接我，陪同我回长沙……”同时，她也严正反驳那些给她以“善意劝告”的同事和领导：“当我依法维权时，我收到了最离奇的忠告：你要注意你的形象，你要为自己的生计留一条退路。到底是我在违法，还是对方在明目张胆地违法地给我的单位施压，给我施压？作为妻子，当谢阳案件事实上存在诸多违法的地方：谢阳被酷刑、妻儿被限制出境、辩护律师权利被侵犯（不被安排会见、不被安排复印案卷、不被安排听取律师意见等等），是选择维护国家神圣的法律？还是与少数人群一起去践踏法律，事后接受法律的制裁？”
陈桂秋更是坚定地宣佈，要跟遭受酷刑的丈夫站在一起对抗强权：“我选择了和多数人群在一起：维护国家神圣的法律！维护我和谢阳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当知道丈夫被毒打，作为妻子，或者作为一个有心跳的人，你能坐得住吗？你能坐在观众席上默默注视着此场景，并心里念刀着：打，接着打，谁叫他不认罪？或者，你闭上眼睛蒙上耳朵，怕一旦吭气儿遭到旁人的指责，立马声明：此事与我无关！”陈桂秋也从法治和普世人权价值的层面反驳那些官方安排的“劝客们”的言行，希望他们认识到自己成了独裁的帮凶，成了汉娜•鄂兰所说的“平庸的恶”的一部分，提醒他们必须诚实地面对三个事实：“无论犯了什么罪，法律都不允许有酷刑；劝认罪是基于缺乏犯罪事实，罪是证据证成而非“劝认”出来的；谁犯罪谁受罚，法律不允许株连妻儿。”
对于当局向亲属施加的种种压力，甚至有可能让自己失去工作、失去教职，陈桂秋也作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如果失去工作，正好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营救丈夫的活动之中：“谢阳的营救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不能像其他的‘709’家属们一样，全心全意地为推动丈夫案子的进程而四处奔波，与律师们进出公、检、看，与朋友们一起分压解难。因为我的工作需要我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若没有工作的束缚，我将与帮助我的人一起，出现在任何可能帮助谢阳的场所，为谢阳的案件平冤，为法律正言！……我绝不接受划清界限的文革式做法，我的工作给了我很大的束缚。没有工作未必不是一件好事，那样我将更好地营救我的丈夫。因为，没有什么比营救我的丈夫更重要！”对于这样一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勇者，中共当局还有什么卑劣的伎俩可用呢？
在中国，“株连九族”的时代并没有完全过去：作为良心犯的家属和亲族，如果选择与亲人划清界限、漠不关心、不闻不问，就可以保有平安，无论是在体制内的工作，还是从事商业活动，都可以继续下去；但是，如果要跟受迫害的亲人站在一起，就会受到种种有形无形的压力、警告、威逼利诱，如果继续往前走，公开爲受迫害的亲人发声，一系列严峻的打击会落到头上——丢掉工作、无法经商、孩子在学校受到骚扰、甚至连房子都租不到，最后你自己也有可能成爲“国家的敌人”。刘晓波、高智晟、李和平的亲人们都有过这样的遭遇。共产党运用种种卑劣手段，让家人与受迫害者隔绝，让被迫害者彻底孤立无援。
这种用摧毁人伦关系、血缘关系来让异议者和反抗者屈服的方式，自中共建立政权以来，便是其屡试不爽的杀手锏。中共的极权统治与帝制时代的专制的主要差异也正在于此。帝制时代，皇权不下县，虽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公共空间，但家庭和家族是始终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社会结构。对于中国人来说，先有孝才有忠，换言之，中国人对家庭、家族的效忠，超过了对皇帝和国家的效忠。皇帝一般不会自讨没趣地去“解构”根深蔕固的家族结构，而是无可奈何地接受其存在。
中共建政以后，为了缔造由“原子化的个体”与“无所不能的国家”所组成的二元社会结构，就必然要去摧毁数千年以来一以贯之的家族纽带和亲情关系。思想史家钱理群在分析文革的制度和观念源头时，特别指出：“承不承认人伦关系锺存在著‘天生的爱’——这是一条线；这条线一越过，下面一系列眼中的后果都由此发生。”这些后果包括文革中常见的学生打老师、父母与子女甚至夫妻之间互相揭批和敌对。老舍受到红卫兵虐待后被家人拒之于门外，故而绝望地投湖自尽；薄一波被党宣佈爲叛徒之后，儿子薄熙来以一记飞毛腿踢断父亲的几根肋骨。那个时代，此类事件，司空见惯、比比皆是。钱理群认为，任何人一旦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让步、妥协，产生迷乱，下面所发生的一切，都将是身不由己：只要宣佈人伦关系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或父或子，或夫或妻，等等）是“革命”的敌人，他就自然的被排斥在一切社会（人伦）关系之外，人们也就用“革命”的名义与自己被宣佈爲敌人的亲人划清界限，这就是所谓的“大义灭亲”。
儒家文化对“大义灭亲”一般只是说说而已，而共产党却将“大义灭亲”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共产党的“群英谱”中，有不少就是勇于“大义灭亲”的人物。如果民众普遍接受“大义灭亲”的观念，文革的来临也就水到渠成，正如钱理群所指出的那样：“当一个人否认了人类最初，也是最基本的人伦关系，越过（抛弃）了对同一血缘的亲人的天生的爱，那他就实际上越过了人之所以爲人的那条线，泯灭了人爱的天性，就必然导致对人的内在兽性（嗜血性）的放纵。”而这种“兽化了的人”正是毛泽东掀起血腥文革的马前卒——那些手上沾满鲜血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不都是如此吗？
习近平时代酷刑泛滥，直追毛泽东的文革和史达林的大清洗时代。国保警察像当年的苏联克格勃一样，洋洋得意地炫燿说，对他们而言“没有拿不到的口供”。习近平向毛泽东学习，要从道德上彻底击垮反抗者，并且将他们从亲属和家族关系中剥离出来——全社会都不允许出现对异议分子的同情和支持的声音。在未来若干年内，在习近平的统治下，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及其家人的处境将更加严峻。中共统治的秘诀，一是靠赤裸裸的暴力和杀戮，比如一九八九年开进北京城的坦克，比如现在正在街头巡逻的武警肩上扛著的一击致命的狼牙棒；二是靠看不见摸不著、却又像阴沟裡的气味一样渗透进人的骨髓、思想和灵魂裡面的恐惧。这是一场中国版的、枪口对内的“肮葬战争”。
“肮葬战争”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阿根廷军政权製造的人权灾难的总称，那是独裁政权对人民发动的一场名副其实的战争：军队和祕密警察为所欲为，由电击囚徒之后获得的信息，会使得抓捕的黑名单变得永无止境。受难者的亲人们永远不知道被捕者到哪裡去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仗义执言的人权律师早已失踪，记者和作家也不敢对国家恐怖主义行径发出谴责。甚至有很多医生参与刑讯，使受刑者能够清醒足够长的时间以便说出更多的信息。那时，将军们就是这个国家的上帝，他们在无数份逮捕、酷刑和暗杀文件上签名。
一九八零年代中期，由于阿根廷人民的持续抗争，终于结束了军政权的统治。文人政府成立了调查失踪人口国家委员会，针对军政权在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三年间以“国家重整”之名实施的侵犯人权事件进行调查，于一九八五年发表了长达五万页的名为《永不再重蹈覆辙》的调查报告，列出八千多名受害者的名单，并有六百多名军政权时期的加害者遭到起诉，包括两名军政府的总统——魏地拉和比奥拉将军——被判监禁。
习近平的“肮葬战争”已经进化到了让阿根廷的将军们望尘莫及的地步。但习近平不会是最后的胜利者。谢阳的妻子和家人发表的这两份可以收入中国未来公民读本的声明足以表明，任何暴政也不能消灭中国公民的良心和勇气。在臣民和暴民之外，真正的公民群体已经诞生并迅速拓展开来。同样是709事件受害者的胡石根被判重刑之后，友人们发起了为之募款的行动，短短数日便有上千人参与。可见，今天的中国，黑暗已深，白昼将近，越来越多的公民战胜恐惧，撕开重重黑幕，让民主宪政的曙光正徐徐洒向神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