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的记者之路

提要：我在党内生活了五十几年了，大风大浪经过了许多，党的胜利与失败，我都参与了，深知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国家工作人员，任何时间，任何一件事上，都要实事求是，都要以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为最高标准。我总结了大半生为人的经验是八个大字：实事求是，光明磊落。它成了我为人做事的座右铭。违心的事再不能做了，违心的文章再不能写了，违心的检讨我也再不写了！——杜导正于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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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定襄县是我的老家。我生于斯，长于斯。我出生于县东北角的蒋村。父亲是附近几个村庄的小学教员，母亲是村庄里手工纸坊的晒纸工人。亲戚朋友邻居多是贫苦农民，我从小和农民的孩子厮磨在一起，切身感受到中国农民的疾苦，8岁便逢集打听柴米油盐的价格。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事迫近家乡时，我就读的定襄中学停办，我和众多同学一起卷入革命队伍里来，入了党，长期从事根据地的青年工作、农民工作。那时，更是日日夜夜和农民泡在一起，出生入死，一刻不敢离开过农民，深深懂得了中国革命者一旦离开农民，便将一事无成。1942年尾，我在中共应县县委做***部长时，11月份30天，敌人“扫荡”了我们31次，没有农民的掩护，我们连一天都存在不下去。抗日战争中期，我在繁峙县做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住在五台山东麓深山脚下的老爷庙村，一天，《晋察冀日报》的一位记者来访，知我正兼办县的油印小报，有点文化，鼓励我给他们写稿子。我试着磕磕巴巴写了几篇小东西。有一篇是写一位妇女干部的。1942年初，和我共事的赵明升，是大地主女儿，才十七八岁，模样很秀气，刚结婚几天就从阜平县凋来繁峙，做县妇女抗日救国会宣传部长，到五台山北麓岩头村附近工作时，负伤被日军逮捕。刑前，日军让她跪着死，她说中国人不会下跪，笔挺地昂着首被日军举枪击倒在血泊中。我含着泪写了篇1500字的通讯纪念她，登在雁北地委机关报上。读了的同志受到感动，这使我感到新闻的力量。但我并没有当记者的愿望。我正式的记者生涯是从1945年秋开始的。那年，日军投降，我刚从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党校毕业，分配到中共北平(今日的北京)市委工作，市委任命我作市委机关报《新闻报》(兼新华社北平平郊分社)采访科长。那时，市委机关驻在北平市西北山区。北平的国民党军天天进攻根据地，杀害共产党人，我写稿子揭露他们的罪行。四个月里，《晋察冀日报》发了我的六七篇消息，在《新闻报》上发的更多。领导和同志们夸奖我，说“小杜写东西可以嘛!”我受到了鼓舞。这时我的稿件署名就是杜导正了。其实我的乳名叫杜银光，在定襄县神山的第二高级小学校，定襄城的第一高级小学校读书时学名改叫杜毓芷。1938年初，在五台县东冶镇党员训练班学习，要毕业了，大家都要改名，那时改名是一种时尚，都想改个响亮点的名字。有六七人坐在煤油灯下土炕上七嘴八舌。其中一位说我要叫“导政”，就是指导政治的意思。有的说这名字好，有的说不好。这位同志放弃了，我却把它暗暗记在心里。毕业后，中共晋东北特委把我分配到繁峙县做县青救会主任，我就叫起了“杜导政”，后来把“政”改为“正”，一直用到现在。

1946年初，我被调到《晋察冀日报》社作编辑，驻张家口市，工作，学习、生活条件优裕多了。我夜里值班编报，白天拼命读小说，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大部头，一大本一大本地读，我有强记的长处，有效地提高了自己的文字水平。同时，也受到了新闻业务的初步训练。当时在新闻工作方面给我以直接影响的是邓拓同志。他是《晋察冀日报》总编辑。他关于新闻的定义，作用、性质的说法，关于新闻的群众内容、群众形式、群众语言的说法，我是全盘接受的，我在担任随军记者和建国后亲手采写和组织过一些育影响的典型报道和连续报道，效果不错，人们夸我“有一套”，殊不知这些都是从邓拓那儿受到启蒙的。

邓拓同志在新闻报道中一个显明指导思想就是记者要到第一线去，同战士、同农民、同工人在一起生活。写谁就得跟谁在一起，尊重他，了解他，熟悉他。1946年8月解放战争爆发了，邓拓同志带领儿名记者，奔赴大同前线，做战地采访，其中有我。邓拓和我们一起冒着炮火到战壕里去了。在战壕里我写出第一篇长篇通讯《攻克沙岭子》，两天后就在《晋察冀日报》上以显著地位登出来了。张家口的同志来信说这篇东西感人。在大同前线一个月，我写出了四篇战地通讯。以后，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派我到晋察冀野战军作新华社随军记者，任新华社晋察冀野战军二纵队支社副社长，第三兵团分社副社长，华北军区分社副社长，兼任过《华北解放军报》副社长。在这三年多的随军记者生活中，我总是以一个战士的身份出现，与士兵行军在一起，打仗在一起。这样，有生活，有感情，有材料，我写的东西多，在《晋察冀日报》上，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也多。战斗英雄蔡春吉钢铁班的连续报道，我在写最后一篇《哭蔡春吉》时，泪水洒满了稿纸。文字这东西总的自己先动了感情，才能激动起别人的感情。蔡春吉的连续报道在晋察冀几十万士兵和一二百个县里影响颇大，为此，野战军二纵队(后改为67军)政治部给我记了两个小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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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后不久，我告别了部队，调回地方工作，先在新华社华北总分社任采编副主任，后来又兼任华北局主办刊物《华北人民》的副主编。这时，我回老家，将母亲接到北京来一起居住。1947年我曾回家一次，知道我父亲因给八路军送情报，被日本人逮捕，受刑不过自杀了，那次我把弟弟杜银贵和妹妹杜志先都动员出来工作。弟弟当了解放军67军的连队副指导员，妹妹在晋察冀日报工厂—作工。不幸的是不到两年，他俩先后都英勇地牺牲了。这次我接母亲出来，安度晚年，也含有代弟弟妹妹补偿一份孝心的意思。

    1947年初，我在河北省定县北关搞过土改，农民对土地的那种渴望，分到土地的那种喜悦，我是深切体会到的，办《华北人民》我就紧紧抓住土改、互助组这个中心，反映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宣传党的政策，宣传种田的科学技术知识，宣扬英雄人物，揭发坏人坏事。刊物办得通俗活泼，很受农民欢迎，发行量由8万份上升到42万份。这以后近40年，我就一直工作在党的通讯社，报纸。刊物行列中，五十年代初做新华社河北省分社社长，新华社广东省分社社长，六十年代做广州《羊城晚报》总编辑，粉碎“四人帮”后，任新华总社党组成员兼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

    开篇就说，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八年抗战我在根据地做农民工作。解放战争中当随军记者，这“军”是穿着军装的农民。解放后，办通汛社，办报纸，办刊物，写新闻，写文章，继续写农民的事。《光明日报》是以科教文理学术为主要内容，是中共中央办给高中级知识分子读者对象的全国性综合报纸，我虽是它的总编辑，但我关心的热点仍是农村问题，给农村问题以最大的关注。就是撰写新闻业务理论，写出国考察报告，甚至写回忆故人的文章，我也往往是围绕着农民问题去展开的。1990年我编辑出版了一本集子，书名叫《是与非》，27万字，节选了我自己的新闻通讯文章56篇，百分之八十是说农村问题的。有朋友几次问我：“老杜，你为什么对农民问题如此感兴趣?”我说，毛主席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陈云同志说：“中国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农民这个大头安定了，天下太平，否则……。”这些至理名言，和我的经历上和感受一拍即合，我是衷心地接受了这些思想的。我以为，过去，现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农民问题在中国始终是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绝不可能不极度地关注这个问题。这种认识支配着我的大半生，我老想往农村跑，总想写写农民的事，成为一种兴趣和习惯。所以我说，我实际上是个农民记者，我近50年记者生涯的是与非，都与农民紧紧相连着。成功、经验，喜悦，因为是它，失败、教训、苦涩也是它。如何实事求是地看待农民问题，宣传农民问题，实在是一门大学问，也是个大难题。

    1952年9月至1954年8月，我在新华社河北省分社任了两年社长，经常下乡调查研究。我在大名县北李庄住了35天，和几十个农民交朋友，恳淡他们的心思。我写了一篇《三间堂屋》的通讯，比较成功地反映了农民土改翻身、互助合作后盖起新房的喜悦心情。又写了一篇《不要满足于形式上组织起来了》，是说一个互助组被富裕中农把持，在组内剥削农民的故事。这后—篇的观点，现在回头看，不完全正确，但是那种深入群众获得材料的采访方法，确是成功
从1954年9月起，我带职到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了整整两年(我在这里获得大学本科毕业证书)。我在这里受到理论、文化的全面训练。马列学院共设有22门课，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联共(布)党史，中共党史、世界史，中国史、汉语语法修辞等等。《资本论》也看了个轮廓。在我的一生中，这一段读书最为系统、全面。新闻理论、新闻技巧也全学了．1956年9月毕业，我被分配到新华社广东省分社任社长，时年32岁，风华正茂，我当时想，我有20年的革命实践经验，又掌握了系统的马列理论，又有刚刚结束的“八大”精神，很希望在有生之年，为党，国家和我的民族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谁想到，从这以后，反倒开始了我在政治上跟着瞎胡闹又跟着挨棍子，整人又被人整的苦涩迷惘时期。

从1950年开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16年的时间，我以为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党的正确路线逐渐向消极方面转化的一个渐变长过程。1956年以后，这个转化速度加快，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1959年反右倾运动，……一个政治运动挨着一个政治运动，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巨大的严峻的政治考验来临了，我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政治局面。

    所说的严峻考验，就是面对党的路线中膨胀起来的消极气流，如何正确看待?顶着?顺着?反正“世外”不了。在这一个接一个的考验面前，我杜导正，有时跟着犯历史错误，有时顶住了；犯错误有时是主动的、自觉的，有时是盲目的，被动的，我不象有的同志那样，头脑清醒．一直抵制。但也没象另一些人，坚定不移地跟着错误干。我还有点头脑，有思考，在一些问题上有所抵制，但抵制不住。实在说，那个时代，一个大潮来了，作为个人，是很难抵制住的。

    1957年反右派，我主持的新华社广东省分社按兵不动。后来动员大会一开，我就跟着干开了，先划了两个右派，后来又要划两个，在处理决定上要我签字，我就下不了手。我知道这四个人都是广东分社记者群里的佼佼者，只是平时骄傲，说话过头，怎么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呢?可我还是违心地签了字。原以为划成右派分子后，是惩戒的意思，哪料到后来这几个同志被弄到敌对阶级那里去了，整得他们非常惨．我还写过一篇《麻袋包下》，是挖苦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一位老同盟会员罗翼群的。这些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都平反昭雪了，我也多次口头上书面上向这些同志道歉，但良心上一直受到责备。

1958年搞三面红旗，我写的新闻报道很多，有公共食堂的，有大炼钢铁的，有农业放“卫星”的。到肇庆城去看土高炉炼钢,将炼出的东西拿起一块来敲敲，噹噹响的就以为是  钢，连县星子公社有亩晚稻，说收获二万四千斤，记者拿稿子给我看，又说是23亩地的水稻穗归堆在一起的，我就把它注录在稿子上，送给省委秘书长看，他说怎么把这个也写上?我就违心地抹掉这段注释，把稿子发往北京。在这一段岁月里，毛主席头脑热，全党头脑热，我的头脑也热得很。实事求是，这个念了几十年的‘真经”，被高热熔化了。1959年初，广州市一百多万人口，国家粮库里只有供应七天的粮食了。广东省处处粮食告急。广东省委和我还怀疑是不是农民把粮食藏起来不卖给国家，省委便在东莞县搞反瞒产运动试点,在东莞召开反瞒产现场会，我去看“搜粮”(其实是事先专藏下的)，我又发了几篇长篇文章，说广东城乡缺粮是假相，1958年粮食大丰收，是农民将粮食藏起来了。所以陶铸、赵紫阳同志领导的反瞒产运动是正确的。1959年3月末4月初，我陪《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到湛江和海南岛去转了一圈。在海南岛我目睹了许多村庄农民患有浮肿病，村镇商店里货架子空荡荡的。联想到前后听到的广东农村浮肿病严重，很多农民要饭吃，我内心深深地被震动了。

    从海南回来，经过慎重的思考，4月19日晚上，我给新华总社副社长缪海稜写信，报告广东农村缺粮的真实情况。我写道：广东目前发生饥荒，农民大部分处在饥饿状态，浮肿的很多，有的已断炊，情况非常严重。信中写了我亲眼看到的现场情景。然后说，粮食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政治问题，是个政权能否维持下去的问题。还写了广东农村现在闹饥荒，是1958年三面红旗出弊病了，我党犯有错误。

    那天天气闷热，我在灯下奋笔疾书，一口气写下4900字，夫服都被汗水湿透了．这封长信写完不久，又联想到记者的调查研究是多么重要，又多么艰难，于是又挥笔写了<记者的调查研究》一篇长文，登在新华总社主办的《新闻业务》上。以后这篇文章被多家书、报、刊转载。

    谁知我写给上级组织的这封反映农村实在情况的长信，招来了我参加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大祸。

    1959年8月，原定以反左为宗旨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广东省委根据上级传来的中央精神，布置反“左”。一天晚上，我参加省委一个电话会，散会后在走廊里，省委书记张根生悄悄对我说：  “不好了！庐山传来了消息，要反右，已经搞出了彭德怀。”我震惊之余，立刻想到4月间我给缪海稜的那封信，心想．这可捅了大漏子了！


    果然．两个月后，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去北京开会，缪海稜把我那封信给他看了。他便写信给省委，建议省委就这封信“组织对杜导正的批判”。不久，《人民日报》主编的《新闻动态》上点了新华社九个分社社长的名，我是第二名，说我们这些人怀疑三面红旗，怀疑中央路线，是一些右倾分子。于是对我的批判开始了。起初是小范围，限制在广东省新闻界处长以上党员干部二三十人．批判范围逐渐扩大，最后一场在广州流化体育馆，参加大会批判的约六千余人，火力自然可以，我也作了两小时的“自我检讨”。


    前后共批了我16场，主要批三条：一，怀疑中央的三面红旗；二，自以为是，脱离实际，把大好形势说成大坏形势；三，狭隘的农民观点，悲天悯人，把自己打扮成救世英雄。对这些批判，我开始想不通，后来慢慢通了些。列宁说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曲折散布惊慌情绪，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我想，我反映的情况尽管属实，但我是否估计严重了，我又想，我将情况看得这么严重，自己知道便可以了，还偏偏写信给上级，这岂不是像列宁说的散布了惊恐情绪吗?以后，批判继续升格。因为有人又揭发我说过“人民公社办早了”，  “大炼钢铁影响了粮食生产”，“炼出的钢铁跟牛屎一样”。最为严重的是揭发我反对毛主席的总路线。


    事情是这样的。1959年夏，我到高要县去，与地委书记罗光明有过一次淡话。我们俩很熟。罗说，1958年毛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这条总路线，没有提客观规律。我同意罗的意见。以后我就和一位要好的老同志在汽车上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讲人的主观能动性。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讲的目的。这总路线的表述，没有讲客观规律，这就是1958年失败的根本教训。”我继续说，“如果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与‘多快好省地建设会主义’之间加上‘实事求是’四个字就好了”。这位同志这时把这事也提出来，说我妄图篡改毛主席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罪可就大了。所以批判会上有人说“你这一套与庐山会上彭德怀的一套一模一样。你就是广州的小彭德怀！”把我的错误上升到彭德怀那么大的“错误”，可把人吓死了!我不同意也得接受。1960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对我正式做出书面处分决定：“兹定杜导正同志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另行分配工作。”


全是为了说几句实话。我内心慨叹：真难啊！


我戴着党内右顿机会主义分子帽子，被下放到农村劳动了—年多。直到1962牛2月中央七千人大会后，广东省委派人代表省委跟我淡话，说：“陶铸同志让我们转告你说，杜导正同志对当时广东农村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


我听到此话，泣不成声。

我得到了彻底平反。恢复了新华社广东省分社社长职务。

经过这次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予平反、招人深思的经历，我独立思考的能力增强了些，盲从减少了些。在六十年代初最困难的形势下，我赞成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同志的主张，很同意采用灵活方法，如借地给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甚至单干等，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我写过一篇“内参”给北京，介绍了陶铸、赵紫阳同志肯定的佛山地区农村政策上十几种灵活变通的好办法，如“旱地包产到户”，“田间管理责任制”等．我的老上级，河北省委常委胡开明，兼张家口地委书记，在蔚县试验包产到组很成功，但1962年秋北戴河会上，受到毛主席错误的严厉批评，毛说：“开明是开明，就是胡开明”，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胡开明受了委曲，带着苦恼来广州找我面叙。我安慰他说：“你的意见对的，以后看吧！”当然，这些独立思考的实事求是的言行，在以后的“文革”中，又变成了我“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