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体谅“先生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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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叶新先生新作《我说了什么》近日在网上热传后，几个朋友为我打抱不平，说：你冒着极大风险帮助沙叶新说出了他“批江”“嘲余”的最勇敢的真实想法，他怎么却以“沙叶新按语”来转嫁危机敲打你？他有些失
厚道。

我对朋友们的意见不以为然。我说，沙叶新先生发表有些费解的《我说了什么》，表面上是责怪我未能及时地传播他的“修正意见”，“升华”了他的“极端”，实则让人弦外听音：他接受我采访后，又遭遇到了更大的政治压力。这个压力不是局外人能想象的，沙叶新先生需要一种应对危机的新方式，我们都要多多体谅沙叶新先生。他年届古稀，大病虎视，不要多计较。对于沙叶新先生，我要再致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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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朋友则说，虽如此，还是可以平和的方式提醒一下沙先生，因为沙先生主张“一个不允许别人对他说‘不’的人，绝不可交”，既与之交往，不妨也“说说不”，他也必定不会反感对他的善意提醒之言。冷静之后，甚至会感谢你的直言。你若不便说，我们来说。

这样的形势下，我只得说，与其让局外人雾里看花带来更大误会，不如我自己来“如鱼饮水”，说明几句。针对众友关心的几个问题，答复如下。

其一，沙叶新先生这次发表《我说了什么》，的确事前没有通知我，其中有许多对我的原话和重要观点的擅自修正（超出了他传给我看过的文本），而它又与“为了避免封杀”无关。按常规，沙叶新先生有权不断修正自己的言论，但不能未经他人同意擅自编造他人意见。这有悖“我虽不赞同你的意见，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之自由民主准则。但是，我在读到《我说了什么》后，决定暂时追认沙叶新先生对我许多原话和重要观点的擅自修正（自然，在以后适当的时机，我会全文发表自己原话原观点，还历史存真相）。这一决定的原由在于，我以为，沙叶新先生此次的《我说了什么》有一个重要贡献，他创造了一个新词“六点水时代”，此词为大陆网络流行“江时代败坏了整个中华民族”开启方便之门，意义重大。沙叶新先生此时仍然坚持认为“六点水时代败坏了整个中华民族”，没有说我记录有误，难能可贵。从这一点来说，沙叶新先生永远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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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沙叶新先生此次有些意见属于学术问题，需要由学界共同结论，而不能由沙叶新先生一人拍板。比如，我不能赞同沙叶新先生说：“我需要郑重声明的是，任何对我的采访，都不能完全真实地的代表我的看法，那怕这个（采访）是很忠实地根据我的录音（录像）来整理的，甚至这个（采访稿）是我审核过的， 都不能和经过我深思熟虑的白纸黑字相比。”

我质疑此论的理由在于，首先，现代心理学认为，一个人的真实想法的判定权，并不在其本人，而要由客观程序裁定。许多口误、笔误，往往比当事人“深思熟虑的白纸黑字”更能真实地反映其深层思想意识，他人有权据此分析当事人的真情实感。如弗洛依德的心理学几乎就建立在这一理论上。其次，许多著名学者作家都有体验，采访中当事人的即兴之谈，常常更能闪现其灵魂意志的隐秘，因此，现代国际流行的新闻采访规则，不提倡让当事人审核采访稿，以免除当事人的“深思熟虑”反而掩饰其在特定时间的真实思想。意大利著名女作家法拉奇当年采访邓小平的采访稿，虽然中方强行要求审稿，并代为改动题目和主题，但法拉奇在西方发表时，仍然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所以，至今许多媒体发发表的“口述历史”，多是没有经过所述对象“深思熟虑的白纸黑字”授权的，比如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可以设想，如果所有的人都要求媒体发表的“口述历史”都必须经过“口述对象”的“深思熟虑的白纸黑字”授权，那我们的历史研究与文化传播，将寸步难行。若孔子后裔提出，《论语》未经孔子“深思熟虑的白纸黑字”授权，不可传播，是什么结果？

自然，沙叶新先生要求“任何对我的采访都要有我深思熟虑的白纸黑字授权”，也可自成一家之言，甚至成为一个学术流派，参与“人物访谈”规则的学术争鸣，但在定论未出时，只能作为参考意见，而不是必须遵循的准则。

沙叶新先生重视“能够让我负责的，只能是经我反复思考、自己书写、多次修改、并亲自署名的文本”没有错，但不能排斥由采访者署名负责的“访谈稿”——“访谈稿”虽然不能代表被访问者最终的思想，但能够代表受访者在被访问时那一刻的“时点思想”。“亲自署名的文本”和“访谈稿”是两种体裁两种概念的记录方式，可互通有无，可取长补短，而不须独尊一家。研究历史人物时，不全以当事人的署名文章为准，而须参考他人有关访谈回忆和客观史料，这已是历史研究的常识。

至于沙叶新先生希望“记者在采访中最好不要宣说自己的观点，只要提问就可以了”，也只是一种参考意见，因为记者采访，依惯例也有两种方式，一是只提问的单纯纪录被访者的思想，一是与被访者对话交流双方的思想，重在对话与平等互动启发，而不是只纪录“论语”。而我的人物访问，多是遵循后一方式。这一个人的个性选择，当可允许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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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对有人在《我说了什么》的跟帖中怀疑“朱健国写沙叶新先生的“批江论”是为了赚稿费”，我可告诫：本人此次访问沙叶新先生为自费采访，旅差费花了三千多元，采访、整理录音前后费时半月，而稿费不过二千元，从经济上看，纯属“赔本买卖”（顺告想以写访谈赚稿费者：人物访谈的经济收入最不合算！费时多，投资大，麻烦多）。但对于从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我来说，文化收获甚大。就像当年北大人有“幸遇先生蔡（元培）”之感，我也大有“幸遇先生沙”之喜——不是此次与沙叶新先生一席谈，岂知上海还有一知名作家敢于公开批判“江时代”？在我采访沙叶新先生之前，沙叶新从未有文章明确论述此观点，是我与沙先生的互动对话，才促成了这一论断的问世。如此巨大收获，当然要付出相当代价，权势专制者的压迫，不会只针对沙叶新先生一人，自然会通过种种方式转嫁一些于我——寒舍楼下近日新装几个摄像头，可以佐证。所以，对沙叶新先生以《我说了什么》来抱怨我，也早在意料之中。好汉做事好汉当，套用一句历史剧的台词：“纠纠秀才，共赴国难”，我理当与沙叶新先生一起承受放言之苦果。

无论沙叶新先生的《我说了什么》对我有多大误会，也不影响沙叶新先生对我的感动。

我早说过，完美主义是需要警惕的。对于沙叶新也不能要求他十全十美，沙叶新先生不是神，不是圣人，他对余秋雨的有限嘲笑，对“有关部门”的曲意缓和，对采访他的人必须通读他文章的过多要求，擅自公布他人信件……如果说这些真是一种缺点，“有缺点的战士”终究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永远不能与其同日而语——比如，“余含泪”之流。

2008年 11月20日 于深圳 早叫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