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是胡耀邦101岁诞辰。“胡耀邦”三个字背后的政治意涵变化，贯穿在他逝世后至今的27年间。在这期间，中共中央曾经发表过三次纪念胡耀邦的重要文献：第一次是1989年4月胡耀邦追悼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所致的悼词（以下简称“悼词”）；第二次是2005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纪念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90周年讲话”）；最近一次为去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百周年诞辰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百周年讲话”）。细读这三份文本，可以发现，三次纪念胡耀邦的时代背景和指导思想为胡耀邦的形象打上了不同的底色。
“胡耀邦”的“脱敏”历程
纪念胡耀邦，首先需要从如何评价“胡耀邦”讲起。
1987年1月，长期担任中共中央重要领导职务而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决”，“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有失误”而被迫辞职。但自他逝世至今的27年里，官方在公开文件中却一直没有再提到胡耀邦因何下台的缘由，中共中央的官方对他的公开评价也始终只提正面的，把对他的评价表述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参见悼词）。尽管如此，胡耀邦名字在官方媒体上，却经历了一个成为敏感词而被封杀到逐渐脱敏的过程。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病逝世，引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政治风波，最后以对天安门广场上民主示威的血腥镇压收场。此后，“胡耀邦”三个字开始成为媒体上避之不及的敏感词。1993年4月胡耀邦逝世四周年，他的几张照片和纪念诗登上了大陆知名的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的封面和封底，成为公开提及胡耀邦的首次突破。次年7月，该杂志又转载了《同舟共进》1994年第3期首发的文章《胡耀邦与真理标准讨论——纪念“理论工作务虚会”15周年》一文，胡耀邦的名字登上标题，且成为封面头条推荐。《炎黄春秋》的这期杂志曾被官方要求停止发行，但后来也不了了之。
在1995年胡耀邦80岁诞辰之际，《炎黄春秋》在11月刊发表了新华社记者戴煌的文章《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引起震动，这是大陆媒体唯一公开发表的纪念文章。2005年，田继云、胡启立、李锐等“十四老”为《炎黄春秋》11月刊纪念胡耀邦90周年诞辰专刊撰文，另加采访组稿，共11篇，杂志经过了一番曲折和博弈，最终得以顺利发行。11月，以中共中央名义举行的纪念胡耀邦90周年诞辰座谈会，三位中央政治局常委温家宝、曾庆红和吴官正出席，官方媒体上胡耀邦的名字开始有限度的解禁。
5年后的2010年4月，温家宝以总理身份在《人民日报》发表《再回兴义忆耀邦》，回忆1986年初随同胡耀邦到贵州等地调研，称赞其“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忘我工作，再次将胡耀邦引入公众视野。2014年8月，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之时，胡耀邦的形象频繁出现在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2015年初，中共中央宣布，将在2015年隆重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历经16年，“胡耀邦”三个字终于突破了纪念和讨论禁忌，重新回到公众面前。
不同时代的“改革”，不同的胡耀邦
“改革”二字可谓1980年代胡耀邦主持中央领导工作时的核心词汇。因此，这两个字成为此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三篇纪念胡耀邦的文献中最常提及的词汇之一，其中悼词提及9次，90周年讲话13次，而到百周年讲话已增长至21次。三篇提出的“改革”，都主要用来指代经济改革（悼词至少5次，90周年至少8次，百周年至少11次），尤其是描述“改革开放”决策实施前后胡耀邦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但三篇均未用过“政治改革”的表达，只有90周年的讲话提到了胡耀邦“努力探索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
三次讲话提及“改革”的意涵各有差异。在胡耀邦追悼会举行时，中国尚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起始期，“改革”二字是推动经济体制转型的代名词。悼词中提到胡耀邦“重视调动八亿农民的积极性，主持制定和执行了农村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了我国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扩大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分别对应的是80年代农村和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
在迎来建国40周年和改革开放11周年纪念的1989年，中国其实站在“改革”与“求稳”的两端之间。4月间，胡耀邦的追悼会在广场上数万学生的压力下进行。悼词的起草高层也有过争论，但赵紫阳仍然顶住压力，高度评价“胡耀邦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强调胡耀邦推进改革的各项举措， “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
到2005年的胡耀邦诞辰90周年纪念，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已有13个年头。金融改革、财税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则成了当时政府的新重点，充分体现出“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发达阶段”。当时的中国刚加入WTO，全球化发展机遇来临的同时，贸易摩擦加剧，同时国内区域差距加大、生态环境破坏加重。于是强调“统筹、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之一，出现于90周年纪念讲话，成为当时纪念胡耀邦的时代意义。
经济越高速发展，就越需要政治上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因此，继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高涨之后，“党内民主”再度成为中共的政治舆论热词。在胡锦涛担任总书记后，中共中央在十六大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中央政治局加强了向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的制度，公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党代表常任制、党内差额选举等改革开始酝酿试行。一些地区还出现了“公推直选”（即在基层党组织选举中，让党员和非党员的老百姓一起推举候选人，再由党员直接选举）的实验性做法。
于是，在胡诞辰90周年纪念讲话回顾胡耀邦的改革功绩时，曾庆红特别突出了他努力探索“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贡献，相较于悼词和百周年讲话中提及的“领导班子年轻化和干部制度的改革”，显得更为大胆。讲话还突出强调了“胡耀邦同志胸怀坦荡，按党的原则办事，敢于讲真话、讲实话，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优良品质和工作作风。
到了2015年胡耀邦诞辰100周年的时候，中共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更加重大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首段便提出纪念胡耀邦的意义在于“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应和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十八大以来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的执政理念，也即“两个一百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逐步并最终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于是，“改革”在纪念胡耀邦诞辰百周年中的主题，在习近平的讲话中，等同于在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取得更大的成绩”，胡耀邦身上“敢于担当”、“廉洁”的品质就被更加突出了出来，成为对党员克服改革阻力、深化反腐行动的号召。习近平的讲话不仅要求党员要“敢于较真碰硬、敢于直面困难”，同时以胡耀邦“公道待人”、“刚直不阿”的正气作为典范，以“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抓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这件事”。对胡耀邦反腐、廉洁品质的高度评价，契合了当前习近平对于党内和军内的反腐决心。
党性贯穿始终，“共产主义”色彩愈浓
三次纪念最大的共同点是强调胡耀邦本质上是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是优秀的共产党员，着重谈“党性”。
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共产党员“党性”的标志词，只在悼词中出现了1次。这反映了中共在1989年学潮初始时的政治求稳心态。1986年学潮后，胡耀邦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同年，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逐步开展，“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提升。但因当时社会的敏感形势，公开于4月22日的悼词中并没有更多地谈论这个问题。
2005年的胡诞辰90周年纪念讲话则没有提及“四项基本原则”。但曾庆红的讲话特别强调了“胡耀邦同志忠于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和“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提到了悼词和百周年讲话中从未提及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并称胡耀邦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共产党员的四个“榜样”：“共产党人始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不懈奋斗的榜样”、“共产党人始终保持进取精神的榜样”、“共产党人始终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榜样”和“共产党人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的榜样”。
到了百周年纪念讲话，胡耀邦的“党性”更加被突出。一个重要特征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的“共产主义”高频出现。习近平的百周年讲话多次提及“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提及“马克思主义”4次，“共产主义”多达12次，大于前两次纪念之和（悼词和90周年讲话分别5次提及“共产主义”）。
百周年讲话更注重阐述胡耀邦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修为。讲话将胡耀邦的履历评述下来，使“共产主义”成为贯穿他从革命战士到卓越领导人成长历程的主题词，例如，赞扬他早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就“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战士；在他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注重在实践中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团员青年”；尤其是在胡耀邦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后，“共产主义”更成为他做出重大决策的指导思想、鉴别错误思想的准则。
百周年讲话还直接引用了胡耀邦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的一段话：“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实践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那种认为‘共产主义是渺茫的幻想’、‘共产主义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包含着共产主义，都离不了共产主义。”百周年讲话起草者似乎全然忘记了1985年起草《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时党内高层曾经发生的那场是否继续提“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争论，和当时得到邓小平支持的胡耀邦关于“不再沿用‘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句话”的意见。据历史学家徐庆全的研究，当时胡耀邦认为，“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容易引起误解，会导致实际工作中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而且要求全国不同阶层和人群都用共产主义思想对待精神文明事实上办不到，这个提法台湾和广大爱国人士也难以理解，不利于统一祖国。
同样的评价思路，也体现在习近平近年在纪念邓小平和陈云诞辰110周年的讲话中。讲话赞扬邓小平具有“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无比坚定的崇高品格”，陈云则“始终坚守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不动摇”。在这两次讲话中，“共产主义”出现的频率，也分别高达7次和10次。在邓、陈、胡诞辰纪念会上的几次讲话上高调张扬“共产主义”的旗帜，是与习近平总书记上任后屡次提及“共产主义”相呼应的。
习近平讲话中消失的几项内容
相较于悼词和90周年讲话，百周年讲话有几个提法消失。
一个是“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这一说法在悼词和90周年纪念讲话中均有提及，意指胡耀邦“按照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准备”（参见悼词）。笔者认为，百周年讲话中这个提法的消失，与华国锋辞世后官方评价的变化有关，也与近年来关于华国锋当年是否明确支持“两个凡是”的讨论有关（参见韩钢：《澄清华国锋的几个重要历史问题》，《文史参考》2011年第15期），取消这个说法，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
同样消失的，还有90周年讲话曾提及的、由胡耀邦于1980年主持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份文件除了表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尤其强调发展党内民主、党内真正实行民主选举、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准则》提出，“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同时，“由于认识错误而讲错了话或者写了有错误的文章，不得认为是违反了党纪而给予处分。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
对于胡耀邦在党的民族政策方面贡献的肯定也在百周年讲话中消失。悼词中曾说：“他为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促进民族团结、繁荣民族经济文化，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90周年讲话也说胡耀邦“积极推进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宗教工作”，肯定他“为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而百周年话中提到的“民族”都是代指“中华民族”，并非少数民族，与“中国梦”、民族复兴的观点一致，并未对胡耀邦的少数民族政策做出评价。
对比三次讲话，可以看出，百周年讲话更突出胡耀邦作为共产党员的良好作风和纪律性，而前两次讲话对于胡耀邦的个人品质、政策水平贡献展现得更充分。
胡耀邦的工作水平，在地方上已初见成果，其最突出的工作作风之一就是“反对浮夸”。90周年讲话还原了在60年代，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反对大跃进的态度。文中提到“在地方工作中，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反对浮夸，关心群众，扎实工作，推进了当地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此时的胡耀邦主张推动工农业生产、搞活经济，他在任的1965年也成为建国以来陕西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一年。
在90年纪念讲话中，胡耀邦是一位大胆革新的领导者，他 “锐意改革”、“勇于创新”，“坚决拥护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推进改革开放进程倾注了大量心血。”而到了百周年讲话，他的突出品质变为 “实事求是、勇于开拓的探索精神”和“求真务实、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胡耀邦就此隐去了“革新”的锋芒，成为一位脚踏实地的实干者。
同时，百周年讲话和前两篇相比，运用了更多形容词而非事迹以评价胡耀邦的品质。例如，用“夙夜在公、呕心沥血”评价其为了党和人民事业辛勤工作的状态，所作出的贡献则是“彪炳史册”。描述其如何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克服困难、拨乱反正，则用了“顶风破浪、披荆斩棘”。
胡耀邦注重学习、广泛涉猎的形象，更多地被前两次纪念讲话勾勒了出来：悼词中说他“光明磊落”、“谦虚好学”；90年讲话中，胡耀邦“博览群书，追求新知，不断丰富知识、增长才干，为我们树立了共产党人始终保持进取精神的榜样”，而以上评价在百年讲话中均未提及。
27年过去，“胡耀邦”三个字被附上了不同的时代内涵，逐渐褪去了个性化和领导者的标签，成为普遍意义上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最近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再次张扬“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背景下，胡耀邦一百零一周年诞辰又将来临。如果中共当局还要纪念这个日子的话，想必“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会再次被戴到胡的头上。
周炜乐，自由撰稿人，原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