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将取消区级政府”，是深圳官方近日的得意新闻，自诩这是“敢为天下先”的深圳再次大胆解放思想改革的结果。一些“喉舌”为之欢欣鼓舞。但许多深圳百姓则以为，这其实是深圳再次显露“不治之症”，“深圳取消区级政府”实为一种周期性腐败，必须刮骨疗毒，放弃这种无聊无效的“机构改革腐败游戏”，老老实实进行民主宪政改革。
“六四”后深圳“机构改革”全是瞎折腾
深圳建立经济特区28年，先后经历了七次机构改革、四次审批制度改革，实践证明，自1989年“六四风波”停止政治体制改革实验后，三次深圳“机构改革”皆陷入瞎折腾，结果只是扩大官权，助长买官卖官的寻租空间。
这里略举两例。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深圳特区，只有市委市政府，没有照搬内地的花瓶摆设，设立“橡皮图章”“人大”、“政协”，而是走广泛建立民间社团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市民社会之路。但1990年开始的深圳第五次“机构改革”，不仅大踏步“内地化”，建立了“人大”、“政协”，而且终止了蛇口工业区“特中再特”的政治体制改革试管之探索权，关闭了许多边缘媒体和社团。深圳遂由“小政府大社会”复辟为“大政府小社会”，市民社会变为臣民社会。官员腐败日甚一日。震惊全国的前深圳南山区书记虞得海腐败案，就是那次“机构改革”的后遗症。
2003年开始的深圳第七次“机构改革”，打着“精减机构”的名义一举撤消了深圳各区的19个镇。看起来，这一改革使深圳行政架构由市、区、镇、街道四级变为了三级，但实际上，官员却比改革前增加了许多，办事更麻烦。如撤消宝安区龙华镇后，一个镇变成了龙华、民治、大浪三个街道办，三个街道办的主任、书记皆与原镇长、书记平级，等于是借“撤镇增街”，让深圳的处级干部一下子增加了几倍。这么多处级干部调整，不要说送了多少红包，就是请客吃饭，也不知花了多少黑银子。而且，原来龙华镇的税务工商城管等职能部门，也因“一分为三”而再增设两个，这就使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也激增数倍，财政负担倍增。
如若官员增多、开支增大能带来行政效率提高，也还罢了，但是“撤镇增街”后，由于街道办不如镇政府有自主权，街道办管理辖区的积极性远不如镇政府，市政建设等许多事情反而不如原来办得快办得好。于是民谣说，“新官上任先撤庙，撤了老庙建新庙，卖了老官卖新官，收了老财添新财。”近二十年，深圳新任市委书记上任，皆是两板斧：一是大肆空谈解放思想，二是厉行“机构调整”，既借“精兵减政”之名，行扩大集权之实，又可借调整干部之名培植亲信，增加卖官名额，还可博得改革名誉，可谓一箭三雕。
然而，“书记改革机构，改革名存实亡”。上世纪八十年代，深圳市本没有设立一个区级行政架构，是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发动深圳第五次“机构改革”时，于1990年1月设立福田区、罗湖区和南山区，后又增加宝安、龙岗、盐田三区，从此深圳多了许多感恩李灏书记的区级官员。如今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发动的深圳第八次“机构改革”，将取消区级政府，建立“政府派出机构”，不知又要增添多少“感恩官员”！将此说成是“借鉴香港、新加坡的经验”，真是天方夜谭。如果真的成功地“取消区级政府”，再取消“人大”、“政协”，也不过是恢复到了1989年的深圳行政架构，远远谈不上什么“建立全新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倘若这深圳第八次“机构改革”不出现大面积买官卖官，冗员倍增，真是旷世奇迹。百姓真有此福？
没有宪政护航的“机构改革”越改越坏
2008年11月20日，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向媒体透露：深圳特区下一轮“改革攻关”的重心：在条件成熟时，将借鉴香港、新加坡的经验，取消区级政府，改区、办事处为政府派出机构，实现扁平化管理。到2013年，深圳将建立全新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比全国提前7年时间完成。
虽然刘玉浦这里所说“条件成熟时”的“条件”没有明指什么，但可以肯定，刘玉浦书记的这个“条件”与政治体制改革毫无关系。因为，刘玉浦在深圳一年来从未有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言半语。
然而，历史经验证明，要想真正“建立全新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必须先有政治体制改革。这不要说西方先进国家的制度可以论证，就从深圳历史也可以证明——当年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可以说是接近“公共服务型政府”：其干部全部来自民主选举，其新闻媒体可以自由监督本地最高官员。离开了民主授权和民主监督，任何机构改革都不可能带来“公共服务型政府”。这是现代宪政最起码的常识，但是主持深圳第八次“机构改革”的官员却毫不知晓，这说明什么呢？
刘玉浦日前宣称：“重新界定设置政府的职能，优化政府组织机构，建立起一个精干、高效的公共管理组织体系”，话是不错，但缺乏主语——由谁来“重新界定”？在民主选举程序没有真正确立时，“重新界定”实则是在没有宪政监督下的人治。深圳的一切皆以刘玉浦意志为是。
这只要看看近日湖南郴州市纪委书记刘光跃在媒体的自白，就可明白。尽管前任郴州市纪委书记腐败成全国惊人大案，但中共并没有吸取教训从制度上作根本改革，新任郴州市纪委书记刘光跃坦陈：“自己做了一把手，也感觉一把手确实很难监督”，“关键靠自律”。一个市纪委一把手尚且确实很难监督，一个市委书记就更难监督。一个内地小小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尚且无法监督，一个副省级的深圳市委书记，更是难以监督。连纪委书记都腐败不堪。又何谈其它官员！
每一次“机构改革”皆是“书记卖股票”
深圳前三次机构改革的失败与腐败，皆因“一把手确实很难监督”。而今“一把手确实很难监督”的环境丝毫求变，新一轮的深圳机构改革，怎能不再蹈前车之覆？处于“确实很难监督”之下的刘玉浦，谁能相信其主持的深圳第八次“机构改革”，不出现官员大买“刘玉浦股票”？深圳官员将寻求保护伞称为“买股票”，将每一次“机构改革”讥为“书记卖股票”，将市委书记称为“老板”，是无数次血的教训换来的。
2003年，深圳曾以“行政三分”的机构改革宣传名燥一时，结果却是因市委书记与市长意见不合，市长被书记挤走，而无人再敢提“行政三分”。 前车之鉴在此，此次深圳第八次“机构改革”，任何与市委一把手意见不同的改革建议，必将打入冷宫。在这种可以预料的一言堂之下，深圳第八次“机构改革”只能是一种劳民伤财的“书记卖股票”腐败游戏。
与其将人力财力浪费，不如无为而治，墨守成规。与其请一批饿肚子新蚊子来新官上任猛吸血，不如让一些已吃饱肚子的老蚊子保持原位。与其让“机构改革”成为“书记卖股票”的暴富机会，不如禁止任何“机构改革”。
这既是对深圳第八次“机构改革”的诊断，也是对中国任何机构改革的好言相劝。什么时候真正实行民选政府，再来议论机构改革吧。
谓予不信，再读读深圳龙岗区舞王火灾，虽然烧死44人，却只抛出了一个赃款上亿的区公安局副局长作替罪羊。一个仅仅管治安的区公安局副局长就能赃款上亿，那么能管许多官员生死的大官，该有何等“不明财产”？
如果来个民间调查，多数深圳百姓肯定不希望搞什么机构改革，盼望的是民主改革——让百姓民主选举深圳长官，让市民民主监督深圳政府。
只有贪官才获利的“书记卖股票”之“机构改革”，应该永远禁止！
2008年 11月26日 于深圳 早叫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