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不找拉比，可能会更好一些

 

信仰，作为社会学现象，它隐含着一个残酷的道理——其实，多数人不配有信仰。不过，狡猾的社会学家们谁也不敢直接提出这样的命题。而在经济学的角度，问题就不那么复杂了，信仰就像流行音乐——开车疲劳的独行客可以播放给自己一首存在优盘的精选歌曲，这就像一位至少表面信仰基督教、需要歇歇大脑的学者，随机读一段《圣经》那样。

 

我倾向于后一种判断。当然，信仰作为普通精神消费，有时会变得十分昂贵。比如，作为匈牙利犹太人的奥斯伦德尔•索尔在纳粹集中营，就遭遇了这样的情况。他要救助一位被做活体解剖的少年，没有保住孩子的命，转而希望找到一位犹太教士给孩子做丧礼祷告并埋葬。

 

死掉以及被杀掉的犹太人都被火化掉，把大量骨灰扬进河里不仅是纳粹销毁证据的必要，而且还是集中营里犹太人的重要劳作。在这样的条件下，索尔要保存尸体并完整埋葬，几乎相当于我坐在书房设计到阳台上就可上月球。运载工具呢？自身适应素质呢？

 

不管这个比喻是否恰当，索尔的设想确实接近疯狂。剧本赞扬这种疯狂，借此宣扬信仰的纯洁性。对此，我能理解，但是，有更深的见解。那就是，不找拉比，可能更好一些。在这个基础上，可能的推导结果是——不进教堂的信仰可能更纯洁一些。

 

拉比（Rabbi）是犹太教里的律法专家兼仪式主持人，他相当于汉语里“夫子”，不是普通学者。这一点，英语道白、汉语字幕的电影算个缺陷，它没使用“拉比”一词而在汉语界面表达为“犹太教士”，严重地与英语道白偏离。

 

如果按着中国语境的理解来再理解，教士（牧师）本身是有巨大问题的。问题远比“两满主义”严重！

 

“两满主义”者，“满嘴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的男盗女娼”也。不过，以生活层面论之，无论是人前人、背后鬼的官员还是事儿事儿的面上人，有“两满主义”行为均可原谅。正所谓“来路各异，养家一般”。但是，教士则不然，因为他们传播的是信仰，还是非常仪式化的信仰。也正是由于这一点，目前，世界上的教士自杀现象还有。就是说，每当他们在绝对私人意义上考虑自己的行为与信仰之矛盾时，无解之状迫使他们结束生命。教士自我了结生命，无疑是对上帝的侮辱。

 

 

教士在教堂往往口若悬河地讲着，听众感动得泪流满面，教士也很可能自我感动以至于布道让位于哽咽。凡此等等。历史有过教士的可耻记录。黑死病发生了，他们慌忙逃出城，颇有“领导自己先走”的意思。留下的是医生。不过，我不敢奢望有一天有黑死病那样的事件发生时，医生不跑在“教士”们前头。坦率地说，我对医生与律师两个职业总体上是持道德否定态度的，尽管这不排除我与个别医生有较好的其职业外的私人关系，而律师则一律无之。

 

在索尔所处的集中营里，第一位教士（拉比，名叫雅尼）面临索尔的请求时，根本不肯承认自己是拉比。索尔设计逼他，结果被德军处置，两人都要枪毙。死了一个，索尔由于匈牙利语讲得优美，而免于被枪毙。德国人普遍对匈牙利语有好感。第二次，索尔以弄丢了暴动火药为代价找到另一位拉比。这回，拉比承认身份，因为几乎是索尔从死人堆里拉回了他。包括这位拉比在内的新来者被推进集体处决程序，索尔混进去，把拉比拽出来。

 

暴动还算成功，索尔扛出少年尸体（名义上是儿子），拉比也跑了出来。在极度惊惧中，拉比祷告不成句，改为用木棍挖土，跟索尔一起给儿子挖葬坑。不可能完成，后面德军追上来。索尔与拉比都跳河了，索尔之子的尸体也被激流冲跑。上岸后，幸存者们躲进森林破木屋。拉比与索尔都在内。索尔思念儿子，出现了幻觉——这在剧本写作角度，暗示是上帝给予的恩典——孩子复活了，在木屋门口晃。索尔起身去追，孩子跑远，路遇搜索而来的德军，被捂住嘴，而后推开。孩子飞快逃脱了，木屋那边枪声清脆。索尔还有拉比、数个逃跑者被屠杀。

 

电影至此结束。电影对信仰的褒奖不可谓不成功，或者说在拉比因恐惧不能尽责的时候，上帝自有恩典显现。

 

 

作为电影艺术的门外汉，我对这部电影视觉艺术的成功绝对点赞，但是，它却遗漏一个巨大命题——没有拉比，可能更好一些。如果不是费尽心机乃至几番冒丢命的危险去寻找拉比，那么，索尔可以在同伴掩护下埋葬儿子，还有，不用专职人员（拉比）祷告，自己祷告也不冒犯上帝。简单地说，存在一个不经过中介（拉比，还有教堂）而直接与上帝对话的途径。

 

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事实，尽管极端稀缺。像帕斯卡，像富兰克林，他们都不进教堂，但前者的虔诚至今也是基督教历史上的口碑之一，后者则以财富创造来实现荣神益人的理想。在我看来，索尔的信仰是绝对虔诚的，他的巨大错误在于把中介当成了本体本身。把中介（神的代言人）当成本体本身即神本身，不仅仅是智力问题，还是对上帝的冒犯。更简单地说，用个人崇拜代替对上帝的崇拜是可耻的！

 

当然，拉比在极端困境里不尽职责是人性不完整的具体表现，而且拉比也远远不能神圣到是上帝代言人的地步，拉比更本真地是混饭的职业。既然流于混饭，不但“来路各异，养家一般”之属可以理解，而且，轻松到“哪天我请请你”也未尝不可。
我生活的小城市有一句话，讽刺重诺寡信，是为“哪天我请请你”。也许当时的主动许诺是真心的，后来呢，由于财务预算约束而无法实现。时过境迁嘛！不值得严重讽刺。

 

 

拉比们的绝对职业化是犹太教堕落的标志，也是基督教兴起的理由。耶稣作为宗教改革家曾使用简单暴力驱赶那些占据神殿做生意的犹太人，以至于成为他被自己同族判处死刑的重大导因。然而，在当时的场景，拉比们要靠收费来养活自己并发展事业。一点不复杂，就像中国小说《水浒传》里鲁智深所在的五台山，庙里出资金贷给山下生意人，收取利息来发展信仰事业。结果，就出了犯禁之事——僧人不但喝酒，还大吃狗肉。

 

回到主题，如果信仰的精神消费效用如同流行音乐，那么，有自己在静谧环境里选歌的权利才是真消费，而不是去歌厅哇哇。有自己跑调的权利，愿意唱哪首就哼哼，才是自由消费权利的体现。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初稿，绵逸书房，小城泊头；下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