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大陆与台湾（网络图片）
一
按照美国学者的描述，台湾是一个“不满现状安排的非现状国家”（non-status quo state），这句话道出了台湾当前最大的困境。中华民国得不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一直被排斥在众多的国际组织之外，甚至无法以本国国号的名义跻身某些国际场所。然而它事实上有领土，有人民，有政府，有军队，明明是一个主权独立、政治民主和经济繁荣的国家。长期以来，台湾人民及其政府都很不满所陷入的这一乖谬现状，它限制了台湾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上的活动，同时也引起本应和平发展的两岸关系风波时起，不断激荡出凶险的危机。
其实两岸关系从来就不单纯是海峡两岸之间的关系，它一直都被裹挟在冷战与冷战终结的国际体系结构内，尤其受到美国西太平洋战略的牵制。大陆方面总是指责美国霸权的介入干预了中国的内政，而就中华民国在台湾存亡继绝的历史境遇来说，多亏有这股势力六十多年来一直在扼制中共强权过于猖獗的趋势，才确保了台湾的主权和安全，并促成台湾社会从威权向民主的转型。
中共一直推行的“一中原则”从未在两岸之间达成真正的共识，若说曾有过什么“共识”，也只能说是毛泽东和蒋中正两个独裁者之间的共识：毛高喊“一定要解放台湾”，蒋时刻准备着反攻大陆，两个强人均坚持以一方消灭另一方的战争来成全他们各自的“一中”偏执。无奈天意人难测，太平洋上风云突变，正当国共在台海间剑拔弩张之际，韩战意外爆发，美国的第七舰队随之开进这条不算多宽的海峡。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当时已被华盛顿放弃，只因那座极具战略价值的孤岛上控日本列岛，下接南洋各国，美国才眷顾到它作为反共基地的存在，于是与台湾当局签下条约，共同防御起就要来犯的共军。并无海战实力的解放军只得东向而望洋兴叹，从此驾驶上他们那些来自苏联援助的小舰艇在沿海一带来回打转，再也没越得过金门和马祖的近海防线。而这边的反攻大陆计划也在美方的一再阻挠下最终搁浅，致使“毋忘在莒”的老总统满怀遗恨，没能够改变他终老台湾的人生结局。两岸就这样熬过漫长的冷战年代，在炮轰金门的象征性戏打中对峙到大陆与美国建交的七十年代之末。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共强权一直都把彻底消灭中华民国视为其革命功业的终极目标，更把两岸统一奉为振兴中华的民族大义。在武力夺岛难以得逞的形势下，中共又从排除中华民国的中国代表权入手，以达成其独占“一中”的强权攻势。中华民国乃联合国创始国之一，并拥有常任理事席位。退守到台湾，虽说已丧失对大陆的治权，但受到美国及其盟国的支持，仍得以留任联合国，长期代表中国。
美国与台湾的结盟关系始终都有它的两面性：既有其呵护国民党政府抗拒共产极权的一面，也有利用台湾岛的战略优势来维护其制衡西太平洋局面之核心利益的一面。基于前者的理想主义价值，美国一直多方阻挠中共入联，致使相关的提案表决长达二十年过不了的门坎。但随着国际局势发生变化，美国的现实主义算盘拨来拨去，后来竟盘算到与中方尿到一个壶里的地步。华盛顿一向标榜的理想主义价值于是被置诸脑后，接着就有意无意地促成了《2758号决议文》在联大的通过。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入联一举成功，从此捞到代表“一个中国”的法理依据。决议文最后还特别宣布，“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国民党政府从此成为国际弃儿，蒋所坚持的“汉贼不两立” 从此一蹶不振，反弄得自己跌到胡平所谓“贼立汉不立”的可悲境地。
抚今追昔，我们该如何看待美国促成的这个变局，又应如何理解中共由此而得势的运作呢？那时候深陷越战泥坑的美国急于撤军，中苏交恶的局势更让尼克松看出了制衡东亚军事局势的一个突破口，那就是拉拢中共去抗拒苏联。先是基辛格来华秘访，紧接着尼克松与毛泽东会面，这些前期行动实际上已对中共入联传出默许的信号，尽管美国后来在会议上仍做样子投了反对票。大势所趋下，美国只好顺水推舟，对中共放了一马。众所周知，中共能夺取政权，除了打胜内战，成功地统战民主党派和激进的知识分子也是其得逞所欲的重要因素。为争取入联，中共在他们的外交战线上灵活地施用起统战手段。为赢得那些第三世界中小国、穷国的支持，中共不惜大把撒钱，以重价进行广泛的收买。联系到阿尔巴尼亚、坦桑尼亚等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入联而热心搞提案和踊跃投票的事实，就不难想见中共一直给他们花钱如流水的原因，及其收买手段之厉害了。此类收买行径在后运用得更加广泛和有效，自两岸接触以来，包括岛内的政党、群体和某些个人在内，都在双边关系的推进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收买。
和平发展两岸关系的主线之得以起步，是武力犯台的进程一再受挫，中共不得已而作出的别项选择，也是1979年1月与美国正式建交，屡经磋商和妥协，最后才郑重签署的对美承诺。美国一面支持中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一面又在与中华民国断交的同时立下《与台湾关系法》，答应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并明确表示，对于中方“以非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的任何努力”，美国持“严重的关切”的态度。至于对中共强调的一中原则，美方仅以模糊的“认知”一词搪塞。也就是说，美方只表示他们知道中方有这个说法，但并未明文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份。《上海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于是互为表里，交相牵制，前者把和平发展确定为两岸关系的主线，后者则针对中共仍未放弃武力犯台的图谋，预设了有可能干预的立法。华盛顿左手拉扯中南海，合力制衡苏联，右手依旧紧握住台北，力求保持台海的安全和稳定。美中台三方从此在它们的三角战略结构中进退周旋，因各自的策略选择而互动出或紧张或缓和的两岸关系。
大陆方面一再援引《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之类的新闻报道，宣称台湾是日本投降后归还给中国的领土，因此认定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部分。事实是否如中共强调的那么有理和简单呢？让我们就针对中共惯用的“历史主权”论——所谓某地某岛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那些说法——来回顾一下六十多年前的历史。直到1951年9月8日，美国操纵的《旧金山和约》由四十八个国家签订而生效，其中对台湾和澎湖两处领土的处理，仅要求日本放弃所拥有的主权，并无明文确定将此主权交何方掌握。可以隐约地看出，对台湾这样的战略要地，美国的含糊其词似乎给自己的有所谋求留了一手。还可以再往前回顾，日本投降之后，美军要到不同的战区实施接管，因人手不足，便由赴台受降的国军全面占领台湾。当是时也，利益攸关的英国和澳大利亚均在台湾的主权归属问题上插嘴干扰，直接质疑美国，明显流露出对台湾实行盟军托管的意图。这也是后来旧金山会议召开，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均缺席会议的一个背景。幸亏已经退守台湾的国民政府反应敏捷，在《旧金山合约》正式生效前的七小时急速与日本在台北单方面签署《中日和约》，率先通过法律手续收回台湾和澎湖的主权，从此打消了国际上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无稽之谈。
这样看来，中共尽可以按成王败寇的逻辑宣示其统治大陆的主权，但若要尊从国际法上有关领土变更规定中“先占” (Prescription) 和“时效” (Passage of time)的原则，中共不管把手伸得多长，也断断够不着中华民国早已拥有其领土主权的台湾和澎湖。正是基于此不容否认的法理事实，国民党始终坚持“一中各表”，蔡英文至今都闭口不提“九二共识”。联合国既然已剥夺了中华民国重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领土上的那个代表权，其结果不也就等于把中华民国搁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占领和统治的地方，以否认的方式默认了前者在台湾和澎湖六十多年来拥有的主权吗！
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土归属都有可能发生变化，或因战争的占领或被占领而导致领土扩大或缩小，或因条约的签订而获得或失去领土。从古至今，中国的领土及其主权也经历过很多此类已成事实而无从追诉的变化。台湾曾属于大清王朝，但一经割让给日本，其领土主权即与中国曾拥有过它的历史一刀两断。日本战败后按条约规定放弃了台湾，所放弃的主权首先是由盟军主导的条约来处理其归属手续。国军属于盟军成员，又是抗日主力，理所当然先赴台占领，然后再通过签署条约，合法重获其领土主权。挑起内战的共军当时正按毛泽东的命令发起军事行动，在大陆范围内四处抢摘抗战胜利的桃子，并没参与台、澎主权移交的过程。台湾的领土主权经这么一转手，其法理上的归属问题就变得比较复杂，不再是中共的“历史主权”论所争辩的那样唾手可得了。再退一步来说，中共尽可以否认“先占”和“时效”的国际法原则，“台湾地位未定论”者甚至可就民意归属的问题质疑国民党政府在威权年代的主权资格，但在台湾民主化的今日，民选的总统和议员已历任多届，这一全民直选的程序本身即以间接的公投方式确立了中华民国在台湾作为独立主权国的合法地位。这个合法的地位正是不满现状的台湾多年来被中共强权横加贬抑的国格。由此也可以想见，中共为什么特别忌讳“中华民国”这个国名，为什么见不得青天白日旗在任何公共场合出现了。
二
中共的“一中原则”造成台湾在国际上的困境，国民党为维系其威权统治而固守的“法统”更造成他们自己在岛内的困境。加剧此困境的动力来自党外人士的冲击及其台湾意识的觉醒。在狭小的台湾岛内，中央与地方近在咫尺，国家与它唯一的一个省彼此重迭，地方选举不管闹得多么热闹，竞选者都难以凭获胜的选票取代万年“国代”内那一批老朽。正因这个代表大陆各省的投票机构让台湾人感到完全外在于他们，所以台湾人总是视其为“外来政权”。为促成国民党接上地气向本土化发展，党国的执政方针不得不调和各阶层的利益，让党组织面向各阶层开放，以便党的势力通过介入地方选举来主导地方自治。此即通常所谓收编地方精英，建立侍从网络的做法。这种操作既会引起派系竞争，又可在党的监控下保护派系的利益，而由此产生的权力追逐正好对党外人士的参选形成了阻碍。党外的反对运动就在此一争夺资源的拉锯中展开，踫撞出挑战威权的社会力量。所谓民主化运动，确切地说，就是党外的不同利益群体奋起争取各自权利的政治诉求。党外力量以突出个人或群体的弱势受压来赢得民众的支持，这种斗争方式为此后的“暴力边缘路线”酝酿了牵动民意的情感基础。
所谓“暴力边缘”，其具体的运作就是挑逗威权越过暴力的边缘，骚扰得警察行凶打人，刺激得国家机器一时间露出狰狞。应该看到，蒋经国时代的威权政府受到美国方面促进民主化改革的影响，已开始重视其国际舆论关注下的民主橱窗形象，时代的进步也远远走出那种随意给反对者加上“匪谍”罪名的白色恐怖。当党外人士以其挨打受压的惨状暴露出威权的野蛮落后，而在国内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一律倒向弱者——中共当年也是在类似的情况下赢得了国内外左倾势力的支持——的情况下，政府这一边就陷入尴尬的被动。威权发现一味强行镇压，付出的成本过高，这才逐渐由强硬转为缓和，以便降低转型过程中不测的风险。学者们普遍认为，“台湾的民主化是社会压力和统治精英互动的结果。作为政治领袖而言，蒋经国在民主改革的局势中能够扮演开启与布局者的角色，是计算了容忍成本与镇压成本后的结果。”
另一方面，身为党国第二代领导人的蒋经国也是为摆脱党内老一代权势的掣肘，才主动转向本土，培养基层的新生力量。党外的反对运动于是紧抓上层松动的有利形势聚集力量，自下崛起，加速了台湾的民主转型。但转型的过程仍举步艰难，直至蒋经国死到临头，他才迫不得已宣布解严，接着开放党禁和报禁，包括他一直坚持的“三不”政策，也相应地有所松动。面对大陆方面释放出和平发展两岸关系的意向，台湾这边才出于抚慰外省人郁积多年的亲情和乡亲，开放了大陆探亲之行。
李登辉继蒋经国之后接任总统，他一上台就终止了对中共的动员戡乱条款，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有效统治中国大陆的政治实体。由各执其“一中原则”的互不承认到台湾这边单方面承认对岸的主权，毕竟算是在国家认同问题上作出了务实的转变。李登辉此举看似向对岸妥协，实质上颇具挑战意味和进取策略，可谓促使国民党政府自己给自己顺势解套。他紧接着成立“国统会”，与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招降幡针锋相对，新成立的“国统会”通过订立《国家统一纲领》，向对岸发出让中共怯场的喊话。该纲领提出的近程互惠交流建议是：“两岸应摒除敌对状态，并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在国际间相互尊重，互不排斥，以利进入互信合作阶段。”远程的愿景则是：“成立两岸统一协商机构，依据两岸人民意愿，秉持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社会公平及军队国家化的原则，共商统一大业，研订宪政体制，以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这是一个明知中共不会接球而有意作出投掷姿态的战略性纲领，也是要敦促国民党内很多顽固派面对新的形势，换一下脑子，从两岸互不承认的紧张对峙中缓解出来，尽可能找一条最佳的出路。
中共在国际上四处孤立中华民国的做法并没挡得住台湾在东亚经济起飞阶段的和平发展，威权政府纵有不少压制民主诉求的罪责，在基础建设、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还是成绩显著，有其值得肯定之处的。早在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之前，台湾已跃居亚洲“四小龙”之列。面对台湾经济繁荣的走势，中共当局为吸引台商来大陆投资，并引进台湾的科技设备和经营管理方式，也只有暂且以模糊的态度接受两岸分治的现状。那时候双方政府的代表仍不便出面，于是安排号称为民间团体的海协会和海基会到香港会面，好比跳一场戴上假面的交际舞会。双方代表从1992年直至其后多年，反复就“一中”原则的议题扯皮讨论，最终还是在各说各话的敷衍中才达成言不由衷的共识。针对大陆方面强硬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主体的“一中原则”，台湾方面一再强调双方在相关的政治内涵上认知不同，始终都没放弃“一个中国，各自以口头表述”的立场。直至2015年新加坡席马相会，台湾方面能够在口头上接受的所谓“共识”，应该说也只是为继续推动双方会谈而做出的最低妥协，是为了在国际间塑造出两岸对等的地位而维持的体面姿态。
最可惜的是，被外界誉为“一国良制”的《国家统一纲领》终成一纸空文。中共集团始终死抱其一党之私利，至今对该纲领中的良策无一字诚意的回应。中共不但不敢回应该纲领，还反过来对李登辉有关两岸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之表述大肆批判，污名其为“台独”言论，进而向台湾岛近海发射导弹，一时间造成震惊中外的台海危机。美国不得不派出航母战斗群，进入海峡维稳。中共的文攻武吓总是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导弹威胁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成全了台湾的民主进程，逼出了台湾民众的台湾主体意识。1996年，导弹落海后溅起民主高涨的雪浪花，结果李登辉以高票当选中华民国首届全民直选的总统。此后的连战落选，陈水扁上台，以及陈的终止“国统纲领”和“一边一国”论，直至他为了竞选而高调提出防卫性公投和台湾制宪时间表，这一路直下的“台独”操作都是中共强硬套给台湾当局的“一中”金箍圈和“九二共识”紧箍咒逼出来的。归根结底，中共的频频碰壁和台湾难以突破的困境，全都是中方拒不回应台方“民主统一”的愿景而造成的恶果。
由此可见，两岸在国家认同上的根本冲突乃由于制度不同，而非拥戴“一中”或赞成“两国”的分歧。统与独的争论只是一个症状性的现象，专制极权与民主制度的绝对对立才是病根，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障碍。近几十年来，中国境内的居民大举移民国外，至今已汇为一股去此危邦，适彼乐土的大潮。可见专制极权为渊驱鱼的祸害之深。台湾民众已享有民主自由，过上了小康生活，他们怎会弃明投暗，自愿往火坑里跳呢！
陈水扁的台独作势立刻遭到美中双方的夹攻反应。大陆方面祭出《反分裂国家法》，宣称对台独走势会以武力制裁。针对台方单边改变现状的做法，美国总统小布什也配合中方，提出强烈的批评。面对中美双方的压力，阿扁再次当选后发表讲话，立即嘴软而改口，被迫退回中间路线。这说明随着台湾民主化大潮的壮大，每当中方对台湾增强其“一中原则”的压力，就会逼出“本土台湾意识”的高涨，反而起到助选绿营选情的作用。而一旦台湾意识高涨到影响台湾安全的地步，其趋于失控的局面又会受到美中台三角关系结构的约束而有所回落。按照杨永明的描述，“基于中产阶级和都会阶级价值观”的“现状台湾意识”往往就会群起抗争，力主维持美国和对岸可接受的局面。他们“对于现状和平的重视程度，高于主权议题的诉求，因此特别强调两岸关系维持现状的平衡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选情又会向支持蓝营倾斜。马英九即在此形势下当选总统，连任了两届。蓝营一旦得势，像连战、宋楚瑜等好往大陆赶场的人士便及时扮演起亲善大使，纷纷到北京会见中共高层，热心参与博鳌论坛，发起促进两岸经济交流的计划。
三
尼克松为了联华反苏，坐视中国入联，结果铸成台湾至今仍无法突破的国际困境。克林顿没能守紧WTO的大门，轻率地接引中国跻身世贸，直接促成了中国的崛起，导致其肆意收买的范围从全球市场扩及普世人权。美国政府只看到发展美中经济可缓和美中关系，有助于建立双方的互信。华盛顿的智库炮制错误的理论，说什么中国人的收入提高到一定的程度，自然就会促成中国社会的民主化。按照他们的说法，只要大财团、跨国公司与中国广泛做好生意，就可以透过经济全球化把中国导入世界秩序，进而促使中国大踏步政治改革，对外开放，还可以避免美中因战略分歧而发生武装冲突。
事实与西方的预期完全相反。崛起的中国早已度过“六四”屠城后遭遇欧美制裁的难关，中共现在转守为攻，开始拿欧美的投枪反刺欧美了。如今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国，CCTV国际频道以各种语言播放中国华丽转身的俗艳图景，中共财团对海外华文媒体大量投资，施展起毛泽东“掺沙子、甩石头和挖墙脚”的故技，意识形态的乔装和文化绥靖话语在浸淫海外华人受众，其封口噤声的效力已危及欧美院校的言论自由，其大肆并购的操作在台湾书报业初露头角，已引起各界对“文化共谍”纷然入侵的担忧。两岸在文化产品上至今仍呈单向交流，大陆书刊可在台畅销，毛像和五星红旗可在台露面，台版书刊却被大陆拒之门外，更别提中华民国政府和台湾人民有关民主和人权的言论了。随着两岸的生意越来越热络，台湾的经济越来越依赖大陆，执政当局和在野群体对人权的关注难免被所谓的“双赢”和中华民族复兴的愿景所收买，一步步趟入“九二共识”的深水，到头来恐怕只会是中共的单赢。
马政府致力建构“一中市场”，无形中配合了中国“以经促统”的策略，其走势难免屈从中国的“经济一体化”方针。与中国签署ECFA及后续的18项协议一旦全面执行，两岸间商品、人员、资金、服务与信息全面自由化，台湾恐将沦为中国经济的附庸。对中国政府来说，两岸的经济交流向来都不是纯粹的经济议题，而是自始即包裹着政治期待。北京希望从低阶议题逐次提升至高阶议题，直升到“终极统一”的条件水到渠成。中共操控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嘴上甜言蜜语“两岸一家亲”，乃至“心灵契合”云云，实质上是在对台湾进行和平演变。正是意识到这种经济交流走势的危机，台湾的年轻一代发起了反服贸的太阳花运动。“本土台湾意识”于是再次强烈地冲击到“现状台湾意识”，从早先的反威权升级到反国民党，至今已发展到反“中国霸权”。民进党的选情随之高涨，苦心维持现状的马英九政府最终栽倒在美国与中共合伙所玩的游戏规则上。
从蔡英文总统的就职演讲可以看出，她显然吸取陈水扁的教训，在谈及两岸关系的问题上能够综合平衡“本土台湾意识”和“现状台湾意识”，更以不冷不热的语调抚慰选民和敷衍中美，在蓝绿对立的政治光谱上，含蓄地显示出她那更偏向中位靠拢的绿色。不管媒体如何讥弹蔡英文借壳上市，她一再恳切地强调说，新政府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处理两岸事务，并以维持现状作为她对选民的承诺。她在去年还说过，“民进党不等于台湾，国民党也不等于中华民国 。”俨然以超越党争的口气，在她赖以登基的中华民国旧殿堂之内营造一派新台湾的精神气息。面对中共在“九二共识”问题上一再发出的强硬逼问，蔡英文的反应不卑不亢，她明确向媒体表示，她“不对抗也不屈服压力”。她仍旧承诺和平发展两岸关系，但她有言在先地宣示，“不得伤害台湾的主权与安全，必须能确保台湾自由、民主、开放的生活方式，应该积极凝聚台湾内部的共识，作为两岸对话的基础。”
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有言：“强者做他们所能做的，弱者忍受他们必须忍受的。”台湾有一家亲共媒体便援引此话教训蔡英文，告诫新政府最好学乖就范，趁早给对岸交出有关“九二共识”的完整答卷。对以上所引的名言，我要在此作一补充：强者所能做的毕竟有其极限，而弱者的忍受也有忍不下去的时候。中共的“一中原则”之所以咄咄逼人，说到底也就是有武力威胁做后盾而已。在本文的结尾，我还是要重复开头所点明的话，两岸关系不单纯是两岸之间的关系，它始终都受到美国西太平洋战略的牵制。中共的武力犯台之战一旦打响，不但会在民怨沸腾大陆内部触发难以预估的大动荡，更会牵动美、日关注，在亚太地区燃起范围更大的战火，其玩火的结局必然是引火烧身的自焚。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六十多年来，连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未能做到的事情，岂是沉溺“中国梦”狂想的习近平能做到的？
川普最近与蔡英文的直接通话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和反应，特别激起了中方强烈的不满。川普这一敢冒中共之大不韪的做法让我们看到，他不会再延续自克林顿以来美国政府对中共一味示弱的政策，而显示出向美国对台政策本源回归的倾向，特别是恢复里根时期对台政策的可能。1982年，里根政府在签署“八一七公报”之前，曾向台湾当局做出“六项保证”，即不设定对台军售终止期，不修改《与台湾关系法》，不事先与大陆磋商对台军售，不在两岸之间扮演调解人，不迫使台湾与大陆谈判，不正式承认大陆对台湾的主权。总结此“六不”的保证，一言以蔽之，就是一再强调，对于中共的“一中”立场，美国仅表示“认知”，但从未全盘接受。美国政府的这一立场显然为川普的对台政策保留下可以演变的空间，也很有可能为台湾突破当前的“一中”困境闯一条可行的出路。川普执政后将会怎样演变，蔡英文又会如何配合，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