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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听“反革命”一词，令人毛骨悚然，不得不回顾起残酷斗争的毛泽东时代。什么是“反革命”？没有什么确切的定义，凡是出身不好、不同政见、不同观点、不同意见，都是反革命，甚至不小心“说错话”，不小心用党报擦屁股、不小心摔坏了伟人像，都可能被定为反革命。你无法真正琢磨透，人人胆颤心惊，人人谨小慎微，生怕被扣上“反革命”帽子。反革命，轻则批斗，重则坐牢，甚至枪毙。
“反革命”一词多年难得看到，难得听见，“反革命罪”早已从刑法中删除，代之的“煽动颠覆罪”和“颠覆罪”。不过，经过那个年代的人，怎能忘记“反革命”一词？“反革命”意味着暴力、专制和恐怖。这一周，网络上“反革命”一词铺天盖地，原因是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杨师群被学生向公安机关告密，说杨先生在课堂上批评了中国传统文化、批评了政府。大学负责人找杨师群谈话，证实学生将他告上了公安局。开始有媒体说已经立案，后又被公安部门否定。杨教授年仅花甲，自然经历过血雨腥风的年代，“文字狱”见多了，本来这也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一听说学生告密，愤愤不平不在话下。于是写出博客《有同学告我“反革命”》一文，谁知一是激起千层浪，新闻媒体跟踪追击，网民们议论纷纷，激辩其中是非。
其实我不相信告密的学生把杨教授称为“反革命”，不仅是因为80后、90后对“反革命”一词陌生，非常用语；同时，学生的幼稚和愚昧是长期政治灌输教育的结果。倒是杨教授熟悉“反革命”一词，本质就是“因言治罪”。大学校园是畅所欲言的场所，否则哪来什么学术讨论？学生竟然告到公安局，显然是要治杨教授的罪，这个罪名不管是什么，都是因言治罪，与过去的“反革命罪”没有区别。
的确可悲！在21世纪的今天，老师与学生之间不能言论自由，老师不能批评政府，告密的学生就象“特务”，从卢雪松到杨师群，大学校园成了恐怖的场所，而不是追求真理的殿堂。
本周的新闻焦点还有，法国总统萨科齐会见达赖喇嘛，引发中法关系危机。国内网络已再次掀起“爱国主义”浪潮，抵制法国货呼声又起。
●杨师群教授的自白和媒体的报道
▲杨师群博客：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
今天被领导叫去谈话，说有上《古代汉语》课的学生到公安局和市教委告了我，说我在上课时批评政府等内容，上面已立案侦查。真令我啼笑皆非：政法大学的学生居然还和文化大革命时的思路一样，为了告发老师为反革命，可以不择手段。可悲啊！这几个中国的大学生。
记得在上《古代汉语》课时，我当然会批判一些与课文有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些传统文化问题上如果与当今有一些关系的话，我也会联系当今和批评政府。
记得下课时有二位女同学找我，愤慨地指责我怎么能批评中国文化！批评政府！甚至眼睛里已经含有泪水。这样热爱中国文化与中国政府的同学，我很敬佩，你们有这样的权利！但为什么我就没有批评中国文化和政府的权利呢？所以我告诉她们：我也有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如果你们不愿意听我的课，以后不要选我的课就是了。不料，她们居然到上面去告我，甚至还添油加醋地给加我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真让我大跌眼镜。
要知道，这种事情如果说它发生在清朝末年，可能还会有人相信；而要说它发生在民国初年的“五。四”时期，就不会有人相信了。你们知道那时候的青年，已经基本接受了“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所以一般不会发生这样的怪事了。而如今，却依然还会时常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并且就发生在中国的大学里，这就太让人匪夷所思了。想到最近中国的学校中发生的一系列怪事，我只有默默地为中国的社会和人民祈祷：什么时候中国社会才能走出愚昧？中国教育才能走上正轨？中国的学生才能比较正常的思维？
▲南都报记者采访杨师群：希望两女生再来找我交流
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告示栏的名师风范榜,右上角的就是杨师群。本报记者杨传敏摄
我上课欢迎学生反对我的观点，这个很正常。
难道只有闲聊的时候可以谈个人观点，上课的时候不能谈个人观点？
网上骂我的人一点都不懂，以为我不让学生上课。其实我们开什么课完全是按照学生需要，如果低于30个人，这门课就开不出来。这20多个人到其他班级，你没有课，就失业。
我在第一堂课，讲的就是房龙的《宽容》———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个是我做人的准则。
我其实倒希望这两个女生来找我，交流一下，为什么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杨师群最近有点烦。上月底，他所在的人文学院、校方分别找他谈话，谈话内容是关于他在学生必修课上的言论。11月21日，他在自己的博客上贴了一篇《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的文章，这篇博客迅速把他推向了风口浪尖，并成为各方舆论关注的焦点。
杨师群生于1951年，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和研究，著述颇丰。杨师群在博客里的个性介绍中自称：“江湖小隐，隐而不驯，超凡脱俗。”
目前可以确认的是，杨师群教授处在一场舆论风波的中心。昨日，华东政法大学党委宣传部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杨师群被告事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仍不方便发表意见，不过该校近期可能会向媒体公布一个初步的情况说明。而华政所在的松江区公安局亦未对此事件作任何表态，不能确定是否真的有立案。
杨师群还在正常上课，除了媒体的关注和博客上更多的点击与留言，他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12月3日，杨师群在结束了一堂课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谈了自己崇尚独立思考、不肯照本宣科的教学风格，并坦诚这确实会让部分刚离开中学迈入大学的学生不适应。但他认为，作为老师，在课堂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并无不妥。他说他不排除自己搞错了，并非那两个女生告了自己的可能性。
我还在照常上课
（当时）一个质问我，你怎么能这样，批评传统文化批评政府
南都：杨教授，这篇博客引起的社会反应这么强烈，超出你的预料吧？
杨师群：对，我也没想到。我本来是写给学生看的。后来什么人都上来了。赞成的有，谩骂的也有。博客点击率一天增加了4万。我想，这确实太乱了，就把它删掉了。
南都：我看到很多学生在网上支持你。
杨师群：也有很多反对。
南都：一般这个博客平时什么人会来看？
杨师群：比较赞赏我的学生，会上来留言，聊聊。
南都：把这个作为交流的方式？
杨师群：对，一个教学平台。但我没有想到会引起社会上的反应。但这也是件好事情。我希望这件事情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不论是对我个人，还是对社会的影响。
南都：网络上有很多声音，但大家对基本事实还并不了解。
杨师群：都想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我作为当事人，也想搞清楚。
南都：那据你了解，学生告的究竟是什么？
杨师群：如果仅仅是告针砭时弊，学院和学校不会来找我谈话。学生告的是涉及到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但我对这些言论根本不懂，从来没接触过，所以我在博客上说，我根本没有谈论的资格。我匪夷所思，不知道这些学生是怎么编出来的，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告我。
南都：现在教学受到影响吗？
杨师群：没有。我的课还在照常上。
南都：类似于这样的事情，以前遇到过吗？
杨师群：据说已经立案了，这还是第一次。但几年前，曾经有学生去学院告我，反映我教的不是课本上的东西，言词上比较偏激。如果仅仅是告我讲课堂无关内容，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无中生有我就觉得可笑了。
南都：为什么这次这么肯定出问题的课程是古代汉语课呢？
杨师群：因为学院说，是必修课上的学生反映的。我这学期只有这门必修课。
南都：你认为是两个女生告了你。当时这两个女生给你的印象一定非常深刻？
杨师群：对，有一个女生有点热泪盈眶的味道，另外一个质问我，你怎么能这样，批评传统文化批评政府。
学生不选我的课我就失业
我就只回答了两句话———我有表达我的权利，如果你不喜欢，以后不要选我的课就可以了
南都：你还记得那堂课讲了些什么内容吗？
杨师群：记不得，我讲课的时候喜欢结合课本内容，随性发挥。你可以问问我4个班级的学生。很多话，就是在分析课文，讲到传统文化的时候，会说几句针砭时弊的话。如果连这样也要追究，也太可悲了。一个大学教授，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
南都：网上有学生发文，说曾经上过你的课，为了传统文化，和你当堂辩论过。据说，辩论了一堂课，你说，中华文明五千年，没有一年是光辉灿烂的。
杨师群：这句话说得有点歪。只是，你说五千年是光辉灿烂的，这个观点我是鲜明反对的。当然，古代文化也有优秀的成分，但不能说光辉灿烂。所以上课的时候我就是这个观点。我非常坚持，所以辩论了几句。
南都：那你和这两位课后来找你的女生，你们当时是怎么辩论的？
杨师群：没有发生任何辩论。我就只回答了两句话———我有表达我的权利，如果你不喜欢，以后不要选我的课就可以了。
南都：你的意思是，我有表达的权利，你也有选择的权利？
杨师群：对。因为我们学校的制度，如果你不选我的课，我的课不受欢迎，我就失业了。
南都：这怎么讲？
杨师群：华东政法大学在学生选课上是比较民主的。一般本科生从第二个学期开始就可以自由选择老师，即使是必修课。
比如下个学期的写作课，一共有14个老师上。但一共只有2800个学生。每个人的课堂最多可以选400个学生，如果一个老师选课人数不够200，他这门课就开不了。所以我说你不选我的课，这个话说得很理智，你不愿意听，就不要来选我的课。如果超过一半的学生不选，我就失业了。
南都：所以你认为，两个女生来找你的时候，你也只是提出了一种自由的选择方式，而不是站在教师的优势地位？
杨师群：对，以后不要选我就是了，我们学校这一点是做得不错的，学生是有优势的。
南都：实际上学生是更主动地？
杨师群：是这样，教师反而是全部被动的。所以我们现在根本不敢得罪学生，他们是衣食父母。网上骂我的人一点都不懂，以为我不让学生上课。其实我们开什么课完全是按照学生需要，如果低于30个人，这门课就开不出来。这20多个人到其他班级，你没有课，就失业。
南都：收入也是和课时挂钩的？
杨师群：完全挂钩。所以教师压力很大。总是想把课上好，很多学生都选我，我的饭碗才不会丢。谁想把课上砸了，没人选你。你怎么办？
南都：那现在选你的学生多吗？
杨师群：还可以吧，我现在一周20个课时。可以这样讲，学校没有人上的课比我多。
讲课也可以谈个人观点
老师只是代表一个人的意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南都：是不是你一般上课会涉及到评论一些时事？
杨师群：要看什么课吧。像古汉语这样的课，因为课程紧，我评论的比较少。主要是讲传统文化，我对传统文化是持有批判态度的。
南都：如果在课堂上遇到和你观点对立的学生，会怎么办呢？
杨师群：首先是让他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发现问题，我反驳他，他也可以反驳我。当然，不可能无限制下去，学生也没有这样的能量，一般两三个来回。
南都：这种争论你认为是学术层面的吗？
杨师群：不一定，或许谈不上学术，对于宏观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你如果上过我的课就知道了。我上课欢迎学生反对我的观点，这个很正常。老师只是代表一个人的意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哪个人会是真理的化身？这是很可笑的。
南都：在上古汉语这门课的时候气氛怎么样呢？会不会也有学生反对你的观点？
杨师群：也有。各个班级不一样，有的班级会活跃一点，有的班级比较沉闷。
南都：现在一种主要的反对观点是，认为你不应该在课堂上表达过于有倾向性的观点，可能会以教师的身份影响学生。
杨师群：这种观点其实非常可笑的。我只要完成教学任务，我倾向讲什么你有什么资格来管呢？
南都：你的意思是不是，教师也有在课堂上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
杨师群：对。难道只有闲聊的时候可以谈个人观点，上课的时候不能谈个人观点？
南都：你在博客上也提出，希望学生不要屈服于教师的权威或者固定的思想，鼓励学生自己去思考。
杨师群：对，这个很简单，就是陈寅恪的思想。鼓励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我希望这样，但效果不一定很好。
我算是个另类
曾经搞过（开卷考试），但马上就被“枪点击查看QQ秀毙”了。
南都：我在人文学院的告示栏上看到，你连续三届被评为十佳教师，说明学生还是非常欢迎你的。
杨师群：只有两届，他们写错了。教学成果奖是真的。
南都：现在学校里像你这样的老师多吗？
杨师群：我感觉很少，我算是个另类。
南都：你觉得对学生，有没有通过辩论让他们获得独立的思考能力？
杨师群：应该也有一些，但不多，我的粉丝学生也有好几个。
南都：但让你印象深刻的这两个女生没有成为您的粉丝。看你博客上的叙述，会不会在当时和这两个女生说话的时候也有一点点激动？
杨师群：没有，我觉得是心平气和、很平常的一种说话方式。
南都：但会不会这两个同学并不理解你的这种说话方式。两个女生，一个还红着眼眶，她们可能真的伤心了。你又说，以后可以不选我的课，但她们正在上你的古代汉语课呢。而这门课第一学期是没法选择的。她这学期还是必须来听。
杨师群：实际上这个问题我曾经提出过。和教务处联系一下，即使是古代汉语课，如果不想上我的课，可以换一个老师。但这种说法没有制度上的依据。这还需要和教务处去提建议。
南都：通常你上课联系课本的即兴发挥，大概会占到多大比例？
杨师群：说不清，要看上什么课，心绪如何。
南都：会不会像有的人说的，大半堂课用来发挥？
杨师群：不会。课程要按工作量完成。比如古汉语，这门课要完成这么多内容，学生要通过统一考试，考试内容还是按照书本来的，对吧。
南都：有的学生说，你教学非常开放，还会采用开卷考这样的形式来判断他们对课程的领悟。
杨师群：如果是我自己主考的部门，曾经搞过，但马上就被“枪毙”了。为了这件事，和教务处吵了几次，他们不让开卷考，说开卷考，学生基础知识不牢固了。但我主要考分析能力，书上都有，死记硬背做什么。
学生缺少独立思考能力
碰到我这样的老师，你可能就不适应，我是绝对不会照本宣科的
南都：如果一个学生交了学费，你认为他应该在大学里接受什么教育？
杨师群：这个问题蔡元培他们这些教育家早就说过了。
南都：但这个时代正在发生变化，社会竞争激烈，可能有的学生，他来学校会希望学一些比较实用的知识，让他毕业以后能够在社会上找到一个饭碗。
杨师群：现在的学生想法确实和以前不同了。
南都：那么这样的学生，他在课堂里希望得到的东西，和你的个人表达之间，可能会有一个差距。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杨师群：所以很简单。只有古汉语这门课是不选的，其他课都是选的，你如果不喜欢我的风格，可以不选我的课。这一点华东政法大学是非常民主的。
南都：在大学之前，学生可能比较习惯应试教育。
杨师群：所以你跑到大学里，碰到我这样的老师，你可能就不适应。我是绝对不会照本宣科的。
南都：但如果回想一下，像那两个红着眼眶的女生，你如果循循善诱，会不会她们有所改变？
杨师群：我当然愿意坐下来聊聊，其实我鼓励学生下课以后也来找我。但关键是，当时没有这样一个机会，她们也不是抱着这种态度来探讨的。
南都：实际上你也不愿意强迫学生接受你的想法？
杨师群：我为什么要强迫？我本来就崇尚个人自由思考、观点独立。
南都：你个人最喜欢上的那门课是什么？
杨师群：我自己开的选修课，一门《世界通史》，我非常喜欢，选的学生也特别多。只有200个名额，有400-500个学生选。还有300来人没选上，因为教室装不下。这门课选的人多，我也蛮有成就感。每学期都有很多学生和我说，老师，我还有很多同学没选上呢。
南都：像《世界通史》这么受欢迎的课，你的教学经验是什么呢？
杨师群：不是照本宣科，讲一些在书本上找不到的，和他们以前学得几乎是不一样的，开放他们对整个世界的认识。
南都：这门课的考试是什么方式呢？
杨师群：写论文。我不会为难学生。
南都：你上课气氛很活跃吧，学生可以马上举手起来？
杨师群：我第一堂课就会告诉学生，希望他们能够提出问题，能够在不同意我观点的时候来反驳我，而且给足他们时间，古汉语也是这样，如果学生对我的名词解释有意见，可以当堂提出来。但现在我感觉学生最大的问题就是，接受书本的能力强，独立思考能力太弱。自己主动思考的意识太弱。
南都：而独立思考恰恰是你鼓励的。
杨师群：对，我在第一堂课，讲的就是房龙的《宽容》———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个是我做人的准则。
希望和两女生交流
我不会主动找她们，否则像是兴师问罪，我也不希望知道她们是谁
南都：经过这个事件以后，对你的教学风格会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杨师群：不知道，看学校怎么处理这件事。
南都：其实这个事情会影响到很多老师对教学的看法。
杨师群：对，今天有个学生和我说，事情出了以后，老师都不敢讲话啦。
南都：其实告你的也有可能不是这两个女生，对吗？
杨师群：不排除这种可能。
南都：如果再见面，还能记得起来谁是她们吗？
杨师群：记不起来了。
南都：你希望和这两个女生交流吗？
南都：我不会主动找她们，否则像是兴师问罪，我也不希望知道她们是谁。我其实倒希望这两个女生来找我，交流一下，为什么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
南都：你希望引导她们的想法改变吗？
杨师群：我有什么资格？只是相互交流启发。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自诩为别人的精神导师。
网络争议
舆论激辩杨师群事件
杨师群博客公开后，一石掀起千层浪，在网络上被各大论坛迅速转载，成为了舆论中心。
网络舆论的第一个阶段，很多网友义愤填膺于学生对老师的背叛，两个被认为是告密者的女生被网友称为“红小兵”。虽然人们根本不知道她们究竟是谁，甚至不能确认是否真的是这两个女生告了杨师群。
许多网友发言支持杨师群课堂上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有杨师群的学生在网络上旗帜鲜明地支持老师，说杨师群的课让他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大学精神。
但也有网友指出，没有证据证明是两名女生告了杨师群，从博客看更像是猜测。甚至警方立案也只是猜测。
几位评论家纷纷支援杨师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撰文指出，学生告教授反革命太荒唐，“忘记了大学本应有学术自由”，难道忘了“全民互告时代”的教训吗？文化批评家王晓渔也撰文指出，教师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在一所政法大学里，这样的事件比荒诞派小说还要荒诞。
但马上有网络舆论反对杨师群，并反对声援他的张鸣和王晓渔。反对者持有的观点，认为杨师群有“学霸”之嫌。理由是，既然杨师群作为一名领取学校工资的教授，就应该付出相应的劳动。反对者认为，杨师群既然独霸着教学资源，就不应该说“不爱听就别上我的课”。
网络舆论的第二阶段，杨师群的反对者增加。反对者说，学生为什么不可以告老师？美国中学里因为不满教学内容、家长和学生告到学区地方教育董事会的比比皆是，让老师卷铺盖的也不在少数。
反对者还搬出了韦伯的例子，这位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曾这样告诫，教师应该保持警惕，不在讲台上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将任何一种态度强加于学生。
虽然相关文章已被博主删除，但时至今日，杨师群教授的博客每天仍有上万人光顾，声援和批评均不绝于耳，而它引起的社会思考仍在继续，大学究竟应该是怎样的？老师应该用什么方式授课。
▲《南都周刊》记者石扉客采访报道：杨师群教授的“反革命”风波
杨师群是华东政法大学法制史研究中心的教授兼硕士生导师，11月21日，他在自己博客上贴出一个帖子，标题为《有同学告我“反革命”》，这篇700字不到的博文，让这位年近六旬的老教授处于一场风波中心。
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
—杨师群在《古代汉语导论》课件上引用台湾学者殷海光《怎样才算是知识分子》一文
杨师群希望这个意外袭来的事情早点平息。
一篇发而复删的博客
半个月前的一篇博客文章，彻底打破了杨师群的平静生活。
杨师群是华东政法大学法制史研究中心的教授兼硕士生导师。他开设在某门户网站上的博客，有个颇具学术意味的冗长名字，叫《还原历史，正视当前，探索未来》。
这篇后来引发极大轰动的博文，就发在这里，标题叫《有同学告我“反革命”》。
在这篇博客文章里，杨如是描述他的一次遭遇：“……上《古代汉语》课的学生到公安局和市教委告了我，说我在上课时批评政府，上面已立案侦查。”
杨在这则博文里承认自己在上课时，“当然会批判一些与课文有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些传统文化问题上如果与当今有一些关系的话，我也会联系当今和批评政府。”
他回忆某天下课时有两位女生前来找他，“愤慨地指责我怎么能批评中国文化！批评政府！甚至眼睛里已经含有泪水。”在博客里，杨估计可能就是这两位女生去举报的，他表示钦佩两个女生热爱传统文化的勇气，但无法理解她们的这种做法。
在这篇不到700字的博文最后，杨感叹 “这种事情居然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发生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太让人匪夷所思了！”
这篇博文于2008年11月21日下午4点19分上传，11月25日晚7点多被隐藏。在上传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点击率和跟帖量迅速上升，在杨的博文后面，数以百计的跟帖展开火药味极浓的争论。
杨回忆，一些媒体人士也在博客上给他悄悄留言，希望了解此事的来龙去脉，但已经慢慢平静下来的他，拒绝了所有的采访。
他对一位记者说，他判断学校的态度还是在试图保护他，他的动机也只是为了在私人博客上一舒胸臆，并不想扩大事态。11月25日晚，接到一位朋友电话提醒后，他甚至主动隐藏了这篇博客。
他同样没想到互联网的巨大威力，会让一篇博客迅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公众热议的话题。会在短短几天内让他的同行，王晓渔、张鸣等同样栖身高校的学者先后参与进来，撰文抨击这种告密现象。
事实上，这篇现在只有通过搜索引擎快照才能找到的博文，缘起于当天的一次谈话。
两次接踵而来的谈话
那天是11月21日，恰好是周五，杨师群没课。他接到电话，叫他去人文学院办公楼，一进门，学院几位院领导都在等着他。
一位院领导开门见山，说有学生直接向市公安局和市教委举报你在课堂上的言论，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就这个事情立案。我们现在主要跟你核实两个事情，一是你是否在课堂上讲了有关某非法组织的事情，二是你是否提到了某海外网站的事情。
杨回忆，他当即回答说不可能，关于前者他既不相信也不了解，根本不会去涉及，后者他也知道分寸所在，更不可能去碰。
谈话很快就结束了，但这次和院领导十几分钟的接触，让杨师群心里很不平静，教了近20年书，他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当天下午回到办公室，他便发表了这篇博文，回过头来看这篇《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杨承认自己当时比较激动，语句带有情绪也在所难免。
第二天是周六，但杨师群的这个周末过得并不平静。
这一天他被叫去谈话，地点换到了华政长宁校区4号楼的校长室，分管教学的一位副校长在那里等他。和这位校领导一起在等他的，还有前一天跟他谈话的人文学院领导、校教务处、保卫处等四五位领导。
这次谈话由这位副校长主导，内容还是集中在对前一天那两个问题的核实上，问是否在课堂上谈过某非法组织的问题，杨再次否认。
这次谈话不到半个小时，让杨觉得不安的是，他发现一位领导手里似乎拿着一份笔录材料，他估计是举报他的学生写的。
杨心里觉得难过极了，他反复对这位校领导说：“发生这种事情真是一种悲哀啊。”
这位校领导也是他在法制史研究中心的同事，最后也安慰他，说我们也只是核实一下相关问题，没其他意思，以后上课应该多讲主流的东西，更要尽量少讲和课本无关的内容，对大一的新生们尤其要注意，千万要记住：“学术有自由，课堂也有纪律。”
三个月的松江课堂
杨师群以前过的是很有规律的平静生活，周一、三、四去学校上课，其他时间在办公室看书搞科研，很少跟人往来，他自称是与世无争的人，但这两次谈话，让他心里再也难以平静。
这位老教授陷入了从没有过的迷惘之中，每天都要情不自禁地仔细回忆自己上过的每一堂课，在课堂上的每一句话。
除了带研究生，58岁的法制史教授杨师群每周还有多达17节的本科生授课任务。本科生们在几十公里外的松江校区，而他家在苏州河畔的华政长宁校区。杨的身体其实并不强健，头发也早已花白，每周有三天，这个做事认真勤勉的上海人，清早六点半就得起来赶来往两地校区的班车。
在他的学生眼里，这也是个不太好糊弄的老师。在华政校园网的BBS“韬奋钟声”上，有人文学院的学生发帖打听杨的世界通史课给分情况，有学生跟帖说他的课“给分一般”，而且“每学期必然会有几次点名”，建议“想混时间的就不要选了。”
杨师群曾经开设的必修和选修课程，包括世界通史、古代汉语、大学语文、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外政治制度史等十几门。
但这次出事概率最大的，居然是看似和当下距离最远的古代汉语课，这让他有点始料未及。
杨师群自己分析，事情很明显是从9月到11月这三个月给本科生们上的课堂教学引发的。
这门课，是给刚刚进入大学的大一新生们开设的。在杨师群精心制作的PPT课件里，第一堂课名为《大学语文第一课的漫谈》。
他总要在这堂课里强调大学和中学的区别、教育的目的和价值、强调这门看似和现实遥远的课程意义重大，因为“不了解中国的昨天，就不会看懂中国的今天”，而“中国现代化道路之艰难，可从传统文化的历史中得到解释，也必须从中得到一定的突破”。
在第一堂课的课件最后，杨师群的习惯做法向学生公布自己的电子邮箱和博客地址，欢迎学生随时和他讨论任何问题。在他的博客链接里，除了身边的好友外，基本都是刘军宁、贺卫方、秦晖等极为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
第一课之后，第一篇课文是节选自《左传》里的《郑伯克段于鄢》，他会给学生讲述这种骨肉残杀的残酷政治斗争泯灭了人性，对后来的政治传统有重大影响。
在随后的课文《勾践灭吴》、《苏秦始将连横》里，他会引导学生思考战争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巨大破坏力，思考知识分子总是喜欢依附权贵的劣根性。
他沮丧的是，这几年来学生的质量明显一届不如一届，他在课堂上兴致勃勃地讲这些时，相当多数学生是“呆若木鸡”。
他更沮丧的是，回忆这近三个月的课程，很难确认到底是哪一天哪一堂课促成了学生的举报。“我自信没有在课堂上说过任何举报所指控的话，但似乎每一堂课都可能引发事端，特别是第一堂课。”
对博客里引述的那两个课后来找他争辩的女生，他摇头苦笑，表示也已经完全无法记起具体是哪一堂课，讲的是什么内容。
四方袭来的风雨
很少见的是，杨师群不用手机，他说做学问时“很烦那种随时被人打扰”的感觉。但这个古典意味甚浓的习惯，现在被他华政人文学院办公室的同事抱怨不已。
事情传开后，办公室里每天都接到无数从四面八方打来的电话，密集的电话都在寻找杨师群的联系方法，到后来，学院官网主页中包含机构设置电话名录的网页目录甚至也被删去。
无法联系到他本人的媒体记者最后只好一个个上门来打探寻访。12月2日上午，在终于成功地把杨堵在办公室门口后，一位上海本地媒体的女记者甚至表示准备第二天去松江校区亲自听听杨师群的课，看看到底讲得怎么样。
与此同时，在华政BBS“韬奋钟声”人气最旺的时事论坛里，一篇名为“告密，也是公民的基本言论权”的主帖正在受到不少人追捧。
一个叫“许四多”的ID表示，“有些问题只能在小范围内讨论；大是大非面前决不能糊涂；最后的裁决还是应该交由司法机关处理。”另一个学生则对此事可能对学校本科教学评估的结果构成不良影响而忧心忡忡。
在另一篇名为《杨师群老师：自由与启蒙》的主帖里，几个学生借此对华政的人文教育进行了认真的讨论：ID名为“往事并不如烟”的发帖人自称大一时也曾上过杨的古代汉语课，很尊敬他，但由于杨老师的受众是一群大一新生，社会知识是一张白纸，一旦新生接受了老师们宣扬的自由民主理念后，很自然就会用这套理论来思考社会问题，“这是非常危险的。”
他的结论是“杨师群的一些言论，包括对政府的评论，学术上讨论是另一个概念，但是在新生面前讲，那是错误的。”
另一位ID名为“bat_vampire”的学生则认为，“在那两个女生身上，有无数种比告发更合理更有效更有逻辑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教师“在法学院，如何能够既传授这些通识，又不造成强加于学生观点的影响呢？”
他的同事赵庆寺在他的博客链接里，把杨师群称为“孤独的思想者”。他的另外一位同事则在电话里责怪他完全没必要在课堂上跟学生去讲真话，“应付一下不就得了？现在搞得人人自危。”
他并不满意于这种劝说，如果是这样，“连师生之间都不能讲真话，大家都互相提防，这个社会还成什么社会，大学还叫什么大学？”
到现在，杨师群相信那两个来跟他提意见的女生未必就是举报者，他只是愤怒于这两个强加在他身上的莫须有的罪名，“这不是近似于陷害么？”
他还是希望看到真相，他希望有关部门出面告诉他，到底学生举报了他什么，到底他在课堂上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如果有可能，他表示愿意好好和这两个举报的学生“坐下来谈谈。” 他甚至能理解孩子们做这个举动的幼稚，“他们也许压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也就是教育的悲哀和社会的悲哀！”
让他稍显宽慰的是，也有他教过的学生在悄悄支持他。一个松江校区的学生专门给他发来邮件，也表示自己曾经和这些去举报的同学一样，“单纯到近乎傻,很少听到异样的声音,很少会去思考似乎确定但充满谎言的事。”
“当她们突然听到您异样的声音时,她们会难以接受,因为这意味着她们先前20年艰难形成的世界观,历史观都充满谎言,她们会难以接受自己生活在谎言里,她们无法接受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政治成绩,历史成绩是她们愚昧的见证,她们难以接受曾经自己敬爱的老师告诉她们的会有谎言。”
“因为我也曾经这样,所以我深深的理解她们.但是她们不知道,人的成长就是不断重新认识世界的过程。”
还讳莫如深的细节
这个事件里面，杨师群到底被举报了什么，有关部门到底是否立案了，这些细节至今讳莫如深。在杨师群的记忆里，学院领导第一次约谈时曾明确指出此事有关部门已经立案侦查。但12月2日，上海警方接受新民网采访时，表示并未发现类似报案，而华政校方则表示事情真相正在调查中。
人文学院一位院领导参与了前述两次和杨的谈话，但他对本刊记者表示不愿对此事作出回应，因为学校规定“这个问题由校宣传部统一回答”。12月3日上午，记者致电华政党委宣传部，电话无人接听，校党办一位工作人员表示，都出去检查工作去了。
校保卫处一位吴姓女士则首先表示保卫处没有介入此事，接下来说领导指示一律不接待电话采访。
唯一对本刊记者明确回应了此事的，是主持上述第二次和杨师群谈话的华政副校长。12月3日，这位校领导致电本刊记者，一方面没有否认曾找杨师群谈话，另一方面他认为杨的博客对此事的记载显然有出入。
“你这个事情，先去问杨师群，问他三件事，你拿笔记下来，第一件事情，哪个学生说过他是‘反革命’？第二件，哪个公安机关立案了？第三件事情，是不是那两个女同学讲了？叫杨师群把证据拿出来，问题就解决了！你们报纸在全国有那么大影响，我给你指一条路，先去问他，不要问我，问清楚了，新闻的真实性就有了。如果他拿不出证据来，说明他有问题，不是我有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杨师群这篇博客，是记录在这位校领导和他约谈之前，院领导约谈之后。
杨的太太忧心忡忡，她感叹丈夫的父亲和两个哥哥都是复旦、浙大等名校教授，虽然出自书香门第，但丈夫却大半辈子不顺利。因为受父亲“反动学术权威”的连累，身为老三届的丈夫曾在贵州黔东南地区插队8年，回到上海攻读完硕士已是年近四十，又个性耿直不拐弯，担心他“老了老了还惹出事情来了”。
杨师群并不太愿意去过多考虑将来的事情，他现在发愁的则是，按照学校领导的要求，以后不能再这么对大一学生讲课，那他还要想办法重新备课，修改课件。
法制史研究中心是华政在法学界最负盛名的机构之一，在中心所在地的40号楼，学校给中心每位正高职称的老师安排了一个单独的办公室。这个绿树丛中的静谧之地，拥有古色古香的木质构造，离他家只有区区5分钟，是他最喜欢呆着静静看书的地方。
能在红尘闹市里有这么一个安静的书桌，自觉与世无争的杨师群很感激学校，又忍不住有点黯然神伤，他希望这个意外袭来的事情早点平息。
现在的华政40号楼礼堂，是原圣约翰大学的大会堂。每次从这里走出来，杨师群总是忍不住要回头看看这栋楼，正门的墙上左边挂着他安身立命的法制史研究中心的铭牌，右边则是一块孙中山先生演讲处纪念碑，上署：
“1913年2月1日，刚刚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在这里发表演讲，师生历久欢呼，中山先生在演讲中论述了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告诫青年：既有知识，必当授人，民主国家，教育为本。人民爱学，无不乐承。先觉觉后，责无旁贷。以若所得，教若国人，幸勿自秘其光。”
▲自由亚洲电台（RFA）12月4日报道：上海教授课堂批评政府 各界关注事件发展
上海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杨教授日前在个人博客发表文章，文章提及两名女学生向上海市公安局和教委告发他在课堂上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对此社会议论纷纷，最引人注意的是杨教授博文中提到的“反革命”一词，以及课堂上是否可以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公安局会否立案。
本台星期三致电上海市教委党委宣传部接听电话的一名官员要求记者出示书面采访信，否则不予回答。本台又致电政法大学宣传部，工作人员表示，对杨老师的事情，校方会给一个“说法”：“今天下午，还是明天上午，学校大概会有一个说法吧”。
记者：哪个部门在调查他的事情？
工作人员：我也不知道是哪个部门，应该是校方，记不清是哪个部门在调查。
宣传部不愿透露杨教授是否被公安立案，也不愿对此发表评论。
人文学院一名声称对杨教授非常熟悉的老师表示：“杨老师说，他一律不接待，对外来的记者不接待”。
记者：你们对杨教师有何评价？
老师：我们杨老师很好的，很正常的。
记者：那他干嘛说，学生说他是“反革命”，学生有没有说他是“反革命”。
老师：没有说啊，你看杨老师（博客）上面还有吗？“反革命”啊，没有的呀。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替杨教授来否认博客中曾出现“反革命”一词。本台试图再次登陆杨教授的博客，但还是不成功。当记者询问老师对这两个学生的做法是否认同，老师间接的回答，其实不认同。
记者：那您对这两个学生的这种做法，您认同吗？
老师：我跟你说，学生让他们去，学生慢慢成熟，你知道嘛，你只有这样想。
北京异见学者陈子明认为，杨师群事件主要还是要追究体制的责任：“因为在三十年代以前，就是党化教育以前，大学教师讲什么，首先是由他自己定的，学生愿意听他的课就听他的课，不愿意就听别人的课，现在教师在课上要讲什么，不讲什么，还要照顾学生的考试利益，等等，这些都是从国民党到共产党，这种党化教育这种体制的恶果，当然国民党到台湾以后，已经逐渐改变了这个做法，如果我们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什么变得最慢，就是教育机制”。
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三的一篇评论认为，更叫人失望的是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大学不仅是一个传授知识的地方，更是追求真理的殿堂，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理应是校园内所有成员共同和至高无尚的追求。今日，何勤华不仅没尽责保护老师、挺身捍卫学术自由，反而协助公安调查自己的教授在课堂上有否“反政府”言论。对于校园出现的这类告密者陈子明表示：“三十年的党化教育的时候也有，那时有所谓国民党的专业学生，学生特务，共产党后来在五十年代时候，人人都是特务，所以不需特殊的了，现在到了21世纪，愿意当特务的人少了，所以就得专门培养”。
珠江晚报星期二发表资深评论员羽戈的评论文章认为，报案者抡起的政治棍子是“反革命”。可反革命罪在1997年刑法修订之时已经被废止，那应该定什么罪呢？杨师群批评政府，可以衍生为“散布谣言”或者“诽谤”。评论说，你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本是学术课堂上批评政府，政府作为公权力之代表则没有名誉权，批评政府属于《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言论自由，如果因批评政府而涉嫌诽谤，言论自由的根基将受到毁损，最终将导致整个国家万马齐喑，道路以目。至于学校会对杨教授作出何种结论，社会试目以待。
▲英国广播公司（BBC）12月5日报道：“学生告老师反革命”引起网民热议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杨师群在他自己的网络博客中称，有学生去公安部门举报他是\”反革命\”，因为他在课堂上发表了批评政府的言论。
一时间，“学生告老师反革命”在中国网民中掀起轩然大波。
有人叹息中国学校的学术自由仍然受到政治大棒的威胁。也有人质疑杨师群说的是一面之词，将其同中国高校教师学术腐败，不敬业联系起来。
“反革命”的指责在消失多年之后再次出现，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在美国的独立时事评论员张伟国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出现这样的事情，主要根源在于中国的教育制度。
他说，“中国的教育体制旨在培养党和政府的工具，即所谓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政府自有一套人才的标准，超出上述标准的思想言论，自然会被认为是异端。”
“按照这个标准看，民主和自由等所谓自由化思潮会被看成是反面的东西。”
张伟国说，学生告老师的事情听上去也很荒谬，因为按照中国的传统，儒家讲究师道尊严，而中国当局也开始提倡儒家学说。
他认为，除了政治争议，这个事件也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现象。
他说，“在几十年改革和社会变化中，高校教师不少已经成为既得利益群体，享有高收入，较高的社会地位，但他们当中也存在许多学术腐败的问题。学生当中有不少贫困生，很多学生因为贫困无法进入大学校门。”
▲新民网12月5日杨涛报道：华政女学生状告教授“反革命” 75%网友支持教授
近日，有媒体曝出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师群因在授课时发表批评中国文化及政府的言论，被两名女学生以“反革命”告上市公安局与市教委，杨师群在其博客中讲述后被校方找去谈话，校方称有关部门已对其行为立案侦查。
对此，新民网12月3日下午18时推出题为《华东政法教授上课批评政府被女学生告发为“反革命”，你怎么看》的新民民调。
截至12月5日午前的调查数据显示，75%的网友倾向于支持杨师群教授。其中46%的网友认为“教授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29%的网友认为大学生缺乏公民权利意识，很“可悲”。IP为60.213.47.*的新民网网友留言说：这两个女生的悲哀错不在他们，而在于中国单一的教育，培养了这样愚昧的人，真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16%的网友认为“假如教授违法，学生有义务告发”，9%的网友称“教授做秀，用另类观点哗众取宠”。IP为221.131.71.*的网友留言说：我看是此教授为了自我炒作。一个高等学府的“砖家”，不潜心研究学问，闹出这样的事情，对的起国家的培养吗？IP为218.79.34.*的网友认为：学生上课是花了钱来买知识的，现在知识也是商品，教授在课堂上应讲授知识。你对政府有意见，可以通过其它渠道发表，没必要在课堂上讲。
另有网友表示在该事件水落石出前不便做判断，IP为116.224.214.*新民网网友留言称：我想知道那个教授到底说了什么，这样才能对他作出评判。
●学者和评论人士的观点
▲上海学者王晓渔发表文章《政法大学里的“以言获罪”》
在“天涯杂谈”等网站，出现一条引起网友热议的帖子，帖子转载了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杨师群先生的博客，博客透露学生到公安局和市教委检举他在上课时有批评政府等内容，有关部门已立案侦查。追踪到杨师群先生的博客时，相关内容已经被删去，无法得知最新的情况进展，但是有不少网友留言，支持杨师群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
近年来，以言获罪的事件屡有发生，诸如重庆“彭水诗案”、山西“稷山文案”、河南“孟州书案”、陕西“志丹短信案”、海南“儋州歌案”、安徽“五河短信案”、山东“高唐网案”、辽宁“西丰诽谤案”、四川“通江诗案”，不胜枚举。这些事件往往发生在经济上欠发达地区，行政上县市级以下单位，即法治观念相对“飘浮”的区域。由于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当上述事件被媒体曝光之后，往往迅速得到纠正，主事官员以辞职或被免职而收场。辽宁“西丰诽谤案”中被责令辞职的县委书记张志国，最近被任命为沈铁城际轨道交通工程办公室副总指挥，经过媒体曝光再次引起关注。11月26日，中共铁岭市委公告，称关于派张志国担任有关办公室临时负责人一事，属铁岭市个别领导同志的个人动议，责令撤销。由此可见，不管政府还是公民，都已开始认识到言论自由属于公民权利，不能随意侵犯。
杨师群事件，很容易让人联想起2005年的卢雪松事件。吉林艺术学院教师卢雪松，因为与学生谈论《中国青年报》等媒体介绍过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被学生告密，并被校方剥夺授课资格。卢雪松事件引起知识界广泛关注，事发之后，知识界的朋友在谈论此事时，有一个共识，即此事之所以出现，并且构成一个事件，与吉林艺术学院这种自我封闭性的地方院校有关，如果此事发生在中心城市的全国性高校，可能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可是从杨师群事件来看，情况不容乐观，华东政法大学不在彭水也不在西丰。在一所政法大学里，大学教师居然“以言获罪”，这是比荒诞派小说还要荒诞的事件。
陈寅恪先生坚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对大学精神的最好概括。坚守大学精神，首先就需要保障师生享有言论权利。教师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包括对政府的一些决策大胆直言，这也是政府所期待的，很多官员会主动邀请学者或者网友对政府决策提出建议，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前不久做客东方网，邀网友当面拍砖，拍砖自然是以批评为主。学生同样拥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如果不同意教师的观点，可以进行面对面的商榷，如果要走法律程序，那就必须切实尊重法治原则。卢雪松事件和杨师群事件的共同之处在于，学生都试图将老师塑造成“反政府”的形象，以政治方式解决学术或思想问题。学生年少无知，尚可原谅（其实已经成人，仅用年少无法解释他们的无知），有关部门则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再重蹈前车之鉴。“反右”扩大化期间，坚持司法应该独立的学者甚至被公检法机构视为反动分子，等到“文革”砸烂公检法，再来重温那些学者的言论，为时已晚。
这一年来，各所政法大学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在转型进程中，政法大学应该成为推动法治理念的开路先锋，而非反面典型。期待杨师群先生的言论权利，能够得到切实保障，这不仅关系到一人一校，更关系到大学精神的坚守或放弃。
▲专栏作家李平在《苹果日报》发表文章《北大书记狂撑新红卫兵》
上海华东政法大学两名女大学生告发授杨师群在课堂散布反革命言论后，内地舆论广泛关注这些新红卫兵是如何诞生的，结果发现，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早已狂撑新红卫兵，三年前做客人民网时就叫嚣「绝不允许师利用课堂散布违反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言论」。
荒谬条文扼杀真理探索
中共中央、国务院2005年颁布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育规定时，正是应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闵维方的要求，加入勒令大学老师言论必须与当局保持一致的条文，这无异于要求授们与学生讨论现实问题时不得有个人观点和思想、否则学生有权造反和举报，因此成为内地大学孕育新一代红卫兵的思想基础。
闵维方的荒谬，其一在于继续扼杀大学老师探索真理的空间，令人感叹北大抛弃了老校长蔡元培所提倡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办学理念，难怪近60年来未能培养出新一代哲人、大师。
当权者容不得老师批判
北大在1998年动所谓「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但10年来除了吞并北京医科大学、扩充校园规模之外，在国际社会的声誉未见提升。思想的矮人，怎能挺立于世界大学之林？
其二，台湾作家柏杨说过：「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闵维方所谓师不能散布错误言论之说，显然是基于当权者的优越感，容不得老师批判当权者的错误，并让一些具政治野心的新红卫兵有机可趁。
网上盛传，杨师群被批判的反革命言论，包括毛岸英（毛泽东长子）之死令中国幸免于毛家世袭专制统治、共产党的肃反和反右与美国南北战争后北军的绅士风度无法相比、台湾凭甚么要与不民主的大陆统一等，这当然触动了闵维方和新红卫兵的文革神经。
▲人大教授张鸣发表文章《如今学生告教授反革命太荒唐》
最近，华东政法大学的杨师群老师有点烦，他被他的学生告了，说他是反革命，而公安局已经立案。这样严重的罪名，严重的事态，无非是他在讲课的时候，批评了中国文化，而且语涉政府。
这年头，学生告老师，从来不是个新鲜事，老师上课稍有不慎，被哪个非常具有正义感的学生看不顺眼了，一个小报告打上去，过两天，学校就要找你谈话了。
但直接将老师告到局子里，而且居然能让公安局立案侦办，好像还很少听说。
学生能不能告老师？当然可以。现在的老师，早就没了师道尊严，如果老师触犯了法律，做了类似收受贿赂，占女学生便宜的事，学生当然可以告，而且应该告。可惜，纵观海内，学生告老师，还真的就不是这些事，我所在的人民大学一位著名的金融学教授，涉嫌股市内幕交易，还是外面的股民嚷出来的，学生，即便炒股的学生也一声不响。看来，我们的学生，对于教授们真刀实枪的不法之举，都有较强的免疫能力，见怪不怪，打死也不说。对于那些内容陈旧，言语乏味，听了不惟没有任何收获，纯属浪费时间的老师，这些学生也相当有忍耐力，从来不想想这些老师才真的侵害了他们的权益，既浪费他们的时间，也浪费他们的金钱（学费）。反过来，一些学生的政治觉悟倒真是高，对老师的言论，严格把关，告了又告，这不，学生告老师的一幕，眼看就升级了。
大概这些学生和立案的有关部门，忘记了大学本应有学术自由这回事。学生认为老师课上讲得不对，当然可以讨论，但因观点的不同，把老师告到公安局，道理何在？而公安局竟然为此立案，难道从此以后，大学的学术观点问题，要由警察来断吗？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全民互告的时代，儿子告老子，妻子告丈夫，有密告，有明告，或者批判大会上当众揭发的。我本来以为，文革结束以后，中国人因言而获罪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只要不公然煽动推翻政府，学术上有些不同意见，不会再惹上官司。现在，我发现我实在太乐观了，完全低估了传统管理模式对学生和老师的影响力，即使在讲究和谐的今天，在人们互相敌视、互相告发的文化环境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四川作家冉云飞发表文章《大学为何就像监狱？》
从繁华都市的居委会老大妈线人，到偏僻乡村的村庄积极分子；从大城市铺天盖地的天网工程，到学校教育从小的告密教育；从专业跟踪盯梢他人自由的特务，到可以不亮证破门而入的查夫妻看黄碟的警察，无不使人感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是一座大监狱。不安全感，不只是经济不稳定下的失业、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吃不起饭，而且你还有随时丧失人身自由的危险。王怡说做人要顶天立地，顶天就是人生而自由，立地就是人要有栖身的私有财产。但现在中国民众的财产权都是浮财，因为对于土地你只有有限使用权。正是基于此，那种“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理念，在中国甚为淡薄，把公民私房当作随便可自由踏入的菜园，因此你即便住在家中，也是类同半个监狱。至于你出了家门后的不安全感，被他们有罪类推的实践当作嫌疑犯的概率，当然是很大的，那更是一座广大而无形的监狱。也就是说，在中国，你不要以为你被关进去，才叫进了局子；你被拘留了，才叫生活在不自由中。其实，你就是看上去走在大街上或者住在家中，都是不自由的，正可谓监狱无处不在。
前不久我写篇《大学里的极品告密者》，主张对告密者作法治教育上的惩罚，将他们告上法庭，让更多的人知晓告密有多么违背做人底线。这里面除了杨支柱兄的一篇《告密是否道德，不可一概而论》有相当的法理及道德讨论外，很少有真正深入的讨论。更有甚者，说我叫杨师群老师将学生告上法庭，是毁了学生，是压制了学生的言论自由。我要简单地说，大学老师的讲课有最大限度的言论自由，这应该是个普遍的学术和教课原则，这毋容置疑。为什么要维护老师在课堂上的言论自由，改天我写专贴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学生当然有探讨问题的权利，与老师平等争辩的权利，但不表明你有向公安局、教育主管部门告发之权利。大学生都不是小孩子，应该深知在中国社会的告密，给当事人带来的危害。大学生不是小学生，是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人。应该对自己所做的事，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给老师带来的伤害，特别是产生的比较恶劣的社会影响，深加考虑。大学告密本身在官方的倡导下，已成为一种公开的秘密，有的学生甚至以得到这种潜规则的青睐为荣。官方提倡告密，对中国的危害，尤其是对中国教育的危害影响至深，这应该是一个普通的常识。
官方是以培养职业学生在学校闹事和告密，并以搞乱社会起家的，所以他们深知学生这股有理想但不够冷静的势力，是如何可以拿来利用的，因此四九年后对学校尤其是大学实行铁幕管理，有目共睹。而在发生八九事件后，对中国大学采取软硬兼施的方式，来尽量榨掉仅有的一点大学精神。软的一面，搞高校扩招，把高等教育完全搞成一个收费的教育产业，通过政府的财政拨款和垃圾科研经费的颁发，来最大限度地笼络高校老师，使高校老师近乎集体失声，不仅没有思想和学术原创，而且对糟糕的社会问题闭口不谈；再者对学生严苛管理，政治课的愚弄，辅导员制度的管制，还安插无所不在的“信息员”（线人）以便给管理者打小报告，只要能弄住学生的招数，无所不用其极。
最近我又读到湖北大学数学系的创举，即每个人都有机会当秘密警察，把另一个人当作潜在的嫌疑犯来对待，使得大家都处在人人自危中度日。在这等环境下，他们当然“听话”、“安分守己”，但大学是什么地方，仅仅是“听话”和“安分守己”的地方吗？没有比监狱更听话，更安分守己的地方了，他们正是这样来管理大学，来培养学生。据《湖北大学一班级新班规：同学抽签暗中监督他人》一文报道，这种无所不在的监督计划，还被叫作“小天使计划”。这和任何邪恶的举动，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一样。无度盘剥人民者叫“为人民服务”，摧残学生、使学生在恐怖中度日的计划叫“小天使计划”，这简直是辅导员制度下的班主任尤俊桥的“创新产品”。尤俊桥也许会因为他这个“创新产品”获得提升，甚至会因此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而也未可知，在中国是什么“人间奇迹”都能无耻地创造出来的。几年下来，这些互相伤害而又自害的学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特别是心理上、道德上），真是不敢想象。他们这样做事，除了他们是受害者且是自害者以外，只有学校特别是尤俊桥是最直接的获益者，或许他“吃糖”的机会将有所增加，但愿我这样的猜想是小人之念。
中国大学的质量为什么越来越糟糕，当然拜我们糟糕的政治制度所延伸出的教育制度之赐。大学里面党棍横行，行政干部统治天下，教师实用主义成风，学生只为文凭读书者不在少数，这样的大学教育，你能指望其对中国社会的改变起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吗？大学是学问勃郁、思想原发的地方，但像中国官方这样把大学搞成监狱的管理和教唆方式，只能产生一大批学术垃圾、奴才和告密者。
▲学者陈壁生发表文章《学生告老师是独立批判精神？》
近日，华东政法大学杨师群老师因在讲课时，批评中国文化，而且语涉政治，被他的学生告了。他在博客中写到：“今天被领导叫去谈话，说有上《古代汉语》课的学生到公安局和市教委告了我。记得在上《古代汉语》课时，我当然会批判一些与课文有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些传统文化问题上如果与当今有一些关系的话，我也会联系当今和批评政府。下课时有二位女同学找我，愤慨地指责我怎么能批评中国文化！批评政府！甚至眼睛里已经含有泪水。这样热爱中国文化与中国政府的同学，我很敬佩，你们有这样的权利！但为什么我就没有批评中国文化和政府的权利呢？所以我告诉她们：我也有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如果你们不愿意听我的课，以后不要选我的课就是了。不料，她们居然到上面去告我。”并且，据传已经立案。
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底线的问题。如果这一事件是学生闹上网络，与权力无涉，那么，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来讨论教育问题，讨论老师有没有权利在课堂上发表和上课内容并不直接相关的内容，这些内容的范围多大，讨论选修课教师能否建议学生不要选他的课，等等。
但不是。这是两个个无知的学生，凭着她们心中对教科书坚定的信仰，不择手段地捍卫他们的信仰，以至于准备着用“公安局”这一个她们认为最权威的机构，狠狠地把反“真理”的老师送上一条她们也不清楚是什么样的道路。——但是，可以肯定，在她们心目中，这是让老师服从“真理”最有效的办法。
但是，马上就有自称“美国费城天普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徐开彬者，把矛头指向被告密的教师。他说：“学校既然在选课系统列出您的古代汉语，学生来修这门课，就是看在您古代汉语的知识上，而不是指望在课堂上来聆听您的政治立场的。课堂是自由讨论专业知识的场所，而不是老师们发牢骚和发表政治高见的场地。”不错，学生选古代汉语，当然是想听古代汉语的知识。教师在讲课过程中，是否就一定必须按照课本一条一条地讲，不能涉及任何“专业”之外的其他话题？难道只要有一句涉及政治问题的话，就是把课堂变成“发牢骚和发表政治高见的场地”？
这两个告密的女学生，在徐开彬眼中，成了“敢于挑战自己的老师，正是具有独立思考的表现。”按照这种逻辑，文革中任何一个把老师整死的学生，任何一个雄赳赳的红卫兵在往他们打喷气式的老师身上踢一脚，都是“勇于向老师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说明她们也没有愚昧地照搬传统文化里的‘听从老师’之言，因此都是“独立批判精神”的表现。
最令人诧异的，是这位美国“助理教授”，在这个时候抛出这篇文章。这个事件的问题，是“学生可否告密”、“公安局可否立案”的问题，而这位“助理教授”把它变成了“老师该怎么讲课”的问题。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譬如一个少女，业已被强奸了，但评论者不是面对强奸这一主要的事实，居然从理论上论证这个少女被强奸的理由——穿得太妖艳。并且振振有词地说：这个问题不是强奸的问题，而是穿得妖艳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人要不是没脑子，就是没良心。
中国真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国家，没有自由的时候要求自由，得到的却是贪官污吏瓜分社会资产的自由，搞到民不聊生；没有责任的时候特别强调责任，但却不是强调那些真正有权力者的责任，而是强调那些本来应该最自由的群体（教师）、时刻（讲课时）的责任，他们所强调的“责任”，实际上不外乎枷锁。
▲评论人士慕毅飞发表文章《学生告发教授为“反革命”让我愕然》
老师讲课，被学生以“反革命”的罪名告发，这事在30年前，司空见惯。我初中时的语文老师上课，每写几个字，都得停下来看看，就怕出错。
谁能想到，文革结束30年了，在培养法治人才的华东政法大学，有两个女大学生竟然到上海市公安局和市教育局告发她们的老师“反革命”，只因为这个叫杨师群的教授，在《古代汉语》课上，批评中国文化，批评政府，据说还“立案侦查”了（12月1日《新快报》），这不能不让我愕然。
愕然之一，是“反革命”这个已经从《刑法》中消逝10多年了的罪名，怎么还会出现在华东政法大学两个学生的嘴里。现在的大学生可能不知道，这“反革命”曾经是让无数人蒙冤的弥天大罪。1979年生效的《刑法》，第一条还是“反革命罪”，等到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就再也找不到“反革命”的字样。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在这两个华东政法大学的学生身上，怎么得不到丝毫的体现？都说现在的大学生有许多让人失望的地方，但让人失望到这个地步，无法不让人愕然！
愕然之二，是这两个大学生告发前后所表现的那么一种热忱。据杨教授说，“记得下课时有两位女同学找我，愤慨地指责我怎么能批评中国文化！批评政府！甚至眼睛里已经含有泪水”。这“愤慨”的“泪水”，让人感到的不是可爱，而是可怜，可悲。她们的脑子里肯定装了许多她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现在被杨教授侵犯了。于是她们先是指责，继而告发。在她们看来，这指责与告发，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正义的，却丝毫感觉不到其中的荒诞、荒谬与荒唐！中国的现代化和法治化进程，还要拖着这样的大学生前行，而且还是有可能从事法治工作的大学生，实在不能不让人感到悲从中来。
愕然之三，是竟然还有人给这两个学生灌输了貌似神圣实则荒谬的观念。80后出生的学生，90后懂事，读的是21世纪的大学，怎么会带着早在30年前就僵化了的头脑？在华东政法大学的同一个教室听课，很可能来自不同的地方，这说明，仍有不少地方的中小学教师，还留有30年前的脑筋。直到最近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央还在要求“解放思想”，足见绝非易事。中国文化可以批评，政府更欢迎批评，“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么一些最基本的文明守则，怎么还无法被这两个华东政法大学的学生接受呢？中国要走向真正文明社会，实在是步履艰难！
当然，如果上海的有关部门真的根据这两个学生的告发，“立案侦查”了，那无疑更让人愕然。除非能证明杨教授在煽动学生颠覆政府，否则，以言获罪的历史，不该再回来了吧？纪念30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出现学生告发教授“反革命”的事件，实在是鲜活的教材，说明要清除30年的文革之害，光靠这30年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评论人士张恒发表文章《当“小天使”成为“秘密警察”》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杨师群一次上完课后，遇到两位女同学，他们眼含着泪水，愤慨的指责杨教授怎么能批评中国文化！批评中国政府！接下来，杨教授就被举报到了公安机关和教育主管部门，说他犯了反革命罪。
张鸣在知道这件事后后的反应是，这件事情太荒唐了！我们确实曾经经历过一个互告的时代，学生可以告老师，儿子可以告父亲，老婆可以告丈夫。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了，当大家以为大学生都在为找工作而发愁的时候，没想到还有大学生会因为批评政府，批评中国文化而举报自己的老师。这背后的原因，不得不让我们反思。
理想状态下，大学是一个思想更开放的社区，是一个不同意见可以争辩的地方，是一个依靠理性而不是权利来获得尊敬的地方——但是大学唯独不是一个培养告密者的地方。
那两个女生为何眼中常含着泪水，也许是因为她们自以为对祖国爱的深沉。但是我们为什么对她们的做法难以接受，是因为我们坚持着理想中的大学状态。我们不希望有人打着爱国的旗号，或者让“天使”来守护我们的理由，来毁坏我们对于大学的理想。
所以，当湖北大学推出所谓的“小天使计划”后，遭到了舆论的一致批评。比如有评论认为，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锦衣卫计划，是一种特务式的管理。
坦白来说，这些评论有些过度阐释的嫌疑，但是我们仍旧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猜度这个所谓“小天使计划”的结果：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场以善的面目出现，旨在加强班风、学风建设的计划，但实际上可能会如伏尔泰所说的“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地走向罪恶”。我们不得不承认,世界上许多本质为坏的东西,最初总是以善的面目出现的。
这场“小天使计划”就是如此，虽然学校借着爱的名义，想让每个学生都成为了天使，但是本质上确是给他们布置了一道“魔鬼的作业”。抛开那些所谓班风建设和学风建设的冠冕口号，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学生与学生之间进行的一场“告密游戏”。
也许正如我在前面所说，对于这件事情的解释，我们有些过度阐释。但是看看华东政法大学杨师群教授遇到的事情吧，难道我们能够认为，两位女大学生的“告官”行动，仅仅是一时意气用事，是偶然为之？
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于1785年提出了一个“圆形监狱”的比喻：在这种 “圆形监狱”里，隐身在中央塔楼的狱卒可以便利地观察到囚室里的罪犯的一举一动；同时，由于囚犯看不到塔楼的情况，从心理上便感觉到自己始终处在被监视的状态，就会时时刻刻迫使自己循规蹈矩。我们对比之下，这个这个“圆形监狱”比喻和“小天使计划”实在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完美例子。同时，这也正好告诉我们这个计划的真相：这些所谓的天使，不过是在一座监狱里面的“秘密警察”而已。
▲评论人士陈奉孝发表文章《关于学生告老师“反革命”的问题》
关于华东政法大学有两个女学生告杨师群教授“反革命”的问题，目前已成了一个话题，其实这件事根本无需大惊小怪，这是从四九年以后一直延续下来的。五一年我上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教物理的张连谔老师课讲的很好，很受同学欢迎，不过这位老师讲话太随便。有一次在上课时讲过这么一句话“七七事变前我在清华读书，因为时局混乱，部分学生都有手枪，我也有一把，后来搬到昆明西南联大，我一直还保存着。”我身后坐的是一位姓齐的同学（文革后他完全变了，因此我不提他的名字），他正在记张老师的话，被我回头看见了，对此我当时非常反感。解放前国民党在学校里安插一些特务学生对进步学生进行监视，难道共产党也这样？这位姓齐的同学当时是全校唯一的党员。
七九年我在北大朗润园招待所等待落实政策，有一次在北京的中学老同学聚会，我去了，那位姓齐的同学也去了。说老实话，我本不想跟他打招呼，可他主动过来跟我讲话，而且告诉我散会后一定到他家里坐坐，说有好多心里话要跟我讲讲，态度非常诚恳。在他家里他对我讲了他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谈到他因为对文革的不同看法被关押批斗，特别是谈到他对毛泽东的重新认识，言辞之尖锐，当时连我都是不敢讲的。我问他还记不记得当年你记张连谔老师在课堂上说他有一把手枪的事情？他说：“我怎么能忘呢，那是学校党支部交给我的任务，重点是监视张老师和班主任孙老师。因为我是全校唯一的党员，必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那时我的思想实在是太单纯、太幼稚了。”
前几年发生的吉林大学丁雪松老师因被学生告密失掉了工作实际上就是我讲的事情的延续。华东政法大学两个女同学告杨师群教授的事，也是丁学松老师被告密的延续。
不过这两位女同学告杨教授“反革命”倒使我感到吃惊。学政法的学生竟然不知道“反革命”这一罪名好多年前已被取消。我真不知道她们的法律课是怎么上的！这样的学生毕业后若当了法官能尊重宪法，能严格按照法律办案吗？实在令人怀疑！
▲评论人士魏文彪发表文章《告教授“反革命”折射公民意识缺失》
两名女大学生因为教授讲课时有批评政府的内容，便到公安机关检举，说明她们尚未充分认识到公民依法享有批评与监督政府工作的权利，更未认识到批评与监督政府工作实际上也是公民的一种责任。
近日，在网络上，一条题为《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的帖子引起网友热议。
帖子转载了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杨师群教授于11月24日的博客文章，博客透露两名女大学生到上海市公安局和市教委检举他在上课时批评政府等内容，有关部门已立案侦查（详见今日本报A17版）。
无论哪个国家的政府，都由具体的官员与工作人员组成，既然是人，政府官员就难免犯错误。由于公权力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性，而公权力又是一种威力巨大的权力，所以政府官员犯错比一般公民犯错危害可能更大。因此，公民的批评和监督，不但有利于减少政府官员犯错的可能，有利于公权力受到更多的制约，还能够减少权力不当使用可能造成的危害。正因为如此，公民的批评与监督是促使政府工作做得更好，防范权力滥用的重要条件。
同时，由于政府工作与公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所以批评、监督政府权力，实际上也是在维护公民的切身利益。而从公民权利角度上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由此可见，批评与监督政府工作，是公民的权利所在，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
从这个角度来说，两名女大学生因为教授讲课时有批评政府的内容，便到公安机关检举，说明她们还未充分认识到公民批评对于做好政府工作及防范权力滥用的积极意义，尚未充分认识到公民依法享有批评与监督政府工作的权利，更未认识到批评与监督政府工作实际上也是公民的一种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生举报教授讲课有批评政府内容，实际上反映了一些国民还缺乏现代公民意识。
我们不但要努力建设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更要努力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法治国家，而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法治国家，首先需要具有现代法治意识与民主观念的现代公民。这就要求将普及、推行公民教育作为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培养普遍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国民，为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法治国家打下坚实的基础。
▲山东评论人士牟传珩发表文章《“红色记忆”的世纪传承——杨师群被谁构陷“反革命”？》
上海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师群，日前在部落格发表题为“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文章，透露2名女学生到上海市公安局和教育委员会，检举他在上课时批评政府，当地公安部门已立案侦查。这起21世纪学生构陷老师“反革命”的事件，引发社会舆论一片轩然大波，令人不敢相信这竟发生在官方声称“改革开放30年辉煌”的当今时代。
日前，联合早报网刊发了一篇《教授课堂批时政挨告反革命》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上海出现文革！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杨师群在课堂上批评政府，结果竟被两名女学生以“反革命”的罪状告发。不少网友直言，太恐怖了！大陆“以言获罪”的时代还远没结束。对此，网上时评家张鸣先生也说，“我本来以为，文革结束以后，中国人因言而获罪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发现我实在太乐观，完全低估传统管理模式对学生和老师的影响力。即使在讲究和谐的今天，在人们互相敌视、互相告发的文化环境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对此，有网友称“XX洗脑的成功”。记得今夏北京奥运火炬在重庆市区传递时，由官方控制的迎接仪式上上演了文革的“红卫兵”场面。中新社记者唐贵江7月28日还发表《北京奥运遭遇“文化大革命”》的文章称北京京城的一个餐厅：红旗漫天飞舞，红色标语张贴在所有显眼的角落，激扬壮烈的歌曲响彻云霄，拿着“红宝皮书”的“红卫兵”们向毛主席画像激昂地宣誓效忠……。作者本以为这不过一场另类闹剧而已，但现在看来，“红卫兵”式的学生还真得在向“和谐社会”大摇大摆地迎面走来。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国家公权力竟也支持学生对老师课堂教学言论的构陷，进行所谓刑事犯罪“侦查”。此据东方网记者刘华宾 12月1日报道：华东政法大学宣传部一位负责人透露，警方确已介入调查，学校也在配合调查。此新闻一出，等于立即向海内外舆论作了官方印证：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根本就不存在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蔡元培主政北大时代的兼取包容精神，早已在中国革命的“红色记忆”里死去了。
在这起杨师群被构陷“反革命”的事件里，涉及相互配合的有三方面：学生、公安与校方。
首先，事发原因在学生。两位大学生，居然不能容忍老师在课堂上批判中国文化和批评时政。更有甚者，她们竟将“言论自由”视为犯罪，用文革时代“红小兵”抓“特务”思维，到公安部门进行揭发诬告。学生认为老师的观点有错误，有权反驳与争鸣，但视老师的言论为犯罪，进行刑事诬告，这可不仅是认识问题，更是陷害他人的道德问题、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更是极其恶劣的侵犯人权问题。而作为政法大学的学生，竟不懂得罪与非罪的最基本法律常识，不知道“反革命”罪早被从立法上取消，真不知他们又是怎样考进政法大学的。如果这样的学生毕业进入司法领域，不制造大量冤假错案，那才是咄咄怪事呢！当然学生毕竟年轻，“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就成为这个社会强制灌输“红色记忆”的受害人。只从中共建制后，红色意识形态就已全面、深入、无所不在地控制了社会的所有神经，“阶级斗争价值观”垄断了中华文化的所有语话权，成为全民族的行为准则、社会规范和国家原则。学生刚入学，最先学写的就是 “中国共产党万岁”，之后便读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课本，最终狂热地走向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断革命”的深渊。这对每一个中国少年心灵的毒害可谓都是终生的。从反右到文革，以至演绎到21世纪的今天，“红色记忆”，就是不断制造出政治“敌人”，与其长期斗争，刑事处罚的记忆，而且通过这种记忆传承，一代一代地“坚持”下去。于是，这两个学生再现了文革时期学生告发、甚至批斗老师“反革命”的一幕。
再说公安机关。当地公安竟然对大学教授讲课内容涉及批评政府言论“立案侦查”。这是一种赤裸裸侵犯人权的行径。批评政府本是公民的权利，更是公民的责任。只有忧国忧民的好公民、负责人的公民，才会挺而批评政府，抨击时弊。言论自由更是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共安当局竟然如此执法违法，用对言论“立案侦查”行为，挑战宪法权威，实在是中国法制现状的耻辱。不久前，中国“人权花瓶大使”黄孟复还在美国不顾中国人权污垢百出的严重现实，竟援引美国专栏作家纪思道的话说，根据他的亲身实验，他可以在中国互联网上自由发表言论，包括政治上敏感的内容。说什么30年来，“中国人权状况得到迅速改善”，“到过北京的朋友们大都知道，出租车上似乎随时都在举办谈论政治社会话题的沙龙，人们可以随意评论时政，不乏有人言辞尖锐，但并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不妥，更没有人去追究他们。” 如今，公安当局对讲课言论“立案侦查”，岂不是给这位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在美国进行人权公关的“人权花瓶大使”黄孟复一记响亮耳光吗？。
最后，再看学校当局。校方在涉及维护基本人权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卑躬屈膝，不敢理直气壮地出面维护教师课堂讲学的合法权益，竟还“配合公安调查”，实在令人不耻。记得美国芝加哥大学就发生过类似一件事：1935年，百货大亨查尔斯？？瓦尔格林起诉芝加哥大学向他的侄女“灌输共产主义思想”。而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金斯就理直气壮地支持本校教职人员，申辩强调公众自有能力析辩共产主义的好坏，大学是思想百家争鸣的自由阵地，不容政治压制。他说，“教育是一种持续的对话，而对话本身就要求有不同的观点”，“一个缺乏对重要问题持续争议的文明就是通向极权主义和死亡的文明”。这才是一种健康的大学当局应有的责任、风范与自信。这个案例反衬出当今中国的教育家们思想境界与气骨的低下。这令人不禁想起几年前发生于吉林大学丁雪松老师因被学生告密而失掉了工作。百年大计，教育为先。中国教育落后的症结，根本不在于是否实行了素质教育，而在于老师从小就培养学生学唱赞歌，崇信教条，做驯服工具和承袭、积累已然的知识结论。我们有多少创新性的人才，从小就被这种裹足型的教育范式扼杀在摇篮里，从小就被“红色记忆”洗残了智力。今天当老师启发了学生一点不同官方的批判思维与异见观点，就被当成反革命“立案侦查”，可见“红色记忆”意识形态霸权，至今都不允许社会有任何新思想的诞生，批判精神更在所有大学里都瘫痪失语了。无怪乎杨师群痛心疾首地发问，“什么时候中国社会才能走出愚昧？中国教育才能走上正轨？中国的学生才能比较正常地思维？”。然而，可悲的是，如今网上竟还有人支持这两位学生构陷老师。可见当下中国仍有不少人骨子里就遗传了整人害人的潜质。他们躲在阴暗角落里时不时地向社会发射“阶级斗争”冷箭。如果这些人一旦得势，中国眼下日趋萎缩的制造业也许就有救了，失业工人就会被“帽子工厂”“棍子工厂” 大量吸纳，如果再来个出口贸易，“输出革命”，恐怕世界上就没有几个不是“封资修”“黑五类”“反革命”的了。
当今中国社会，并无人权保障，“文字狱”这个意识形态构筑的堰塞湖，时时都在威胁每个公民的人身安全。因此“文字狱”一向为人们所唾弃。如果说阎崇年因辩护“文字狱”遭人掌掴似有些牵强；那么，意欲制造当代“因言治罪”案件的两学生与赤臂上阵侦查的公安机关，以及学校当局的 “配合调查”，遭到文明社会的舆论掌掴当是不屈不枉的。
▲评论人士毛牧青发表文章《不出卖自己灵魂去充当“告密者”》
告密者，告发他人的秘密活动是也。
告密不是个好东西，它会让人想起那些叛徒、特务和无赖，以及那些借人之错无限上纲甚至无中生有践踏道德良知上爬谋私的不光彩小人行为。
为什么会有告密现象？首先有人为了某种觊觎的需要，其次就会造就一批告密者。因此告密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实用卑鄙伎俩。这种伎俩不但能毁灭他人或一群人，而且告密者自己也往往是获取“秘密”方所鄙视的破烂货，所以自古告密者几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告密现象在专制国度尤为盛行，也是统治者惯用的手段。历代的“保甲制”、大周的“酷吏、铜匦”、元代的“连坐制”和明朝的“东场、西场、锦衣卫”等，就是利用这种“特务管理机制”鼓励告密者，借以捕杀异党政敌和造反者甚至满门抄斩灭五族予以“警示”，目的是用“剑与火”的残酷血腥镇压来维护自己的腐朽独裁统治，“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因告密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导致了无数志士人头落地，酿造了无数家庭大悲剧和社会文明的大倒退；一些告密者是建立在他人鲜血和尸体上出卖灵魂的奸人佞臣，最为人们所痛恨。《圣经》中那个叫犹大的“忠实门徒”，因金钱诱惑出卖耶酥上演了“最后的晚餐”和“十字架受难”，不但为所有基督徒唾弃，也成为世上所有良知人比作“告密者”的代名词。
当然，后来直呼“告密”名声不太好听，称呼上就改弦更张变得高调些。于是“检举”、“揭发”、“汇报”乃至“小报告”也就演变成“告密”的时髦语。我记得很清楚“文革”时期，我们街道居委会都有一些老太太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紧蹦阶级斗争这根弦”四处游窜八面观风，谁家说了什么“反动”话、家中来了陌生人，晚上有多人入户，都会被悄悄反映到办事处或派出所，于是我半夜梦中常会被砸邻居门和吆喝声惊醒，又是查户口又是审问，发现有可疑处立马连夜带回审讯，弄的我们四邻不安人心惶惶。因为这些“报告”的老太太多为小脚，故大家戏称“小脚侦缉队”，这或许是当年上级所肯定的“群众运动”、“互相监督”、“互相揭发”妙用吧。结果做法弄得人人惶恐难保自身，生怕哪天自己也被划入“阶级敌人”行列，于是当时社会也造就了一批专门靠“整人”的形形色色告密者。现在回想起来感觉老太太们没有罪，只是旧社会过来没有文化过于传统的“朴素阶级感情”被利用罢了。关键是鼓动这种做法的人，说他们是搞“现代化连坐”，大约一点都不冤枉。
后来国人进步了，社会和谐了，告密现象就成了过街老鼠，也就没有太多市场。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时不冷丁还会冒了出来。这不？刚刚有两则“告密”消息又让我不寒而栗。
华东政法大学杨师群教授在课堂上借古讽今，没想到事后被两名听课的女学生以教授是“反革命”报案于公安局，还被立案调查。无独有偶。湖北大学数计学院某班推行“小天使计划”，保证同学间都有一人暗中监督，并要定期写监督报告。据说这项活动开展以来，该班既无迟到者、提前上自习的人也多了。
呜呼哀哉！如今“小脚侦缉队”队员大都作古，便“革命自有后来人”，新产生一批告密大学生，不禁让人似乎产生又回到从前的恍惚感觉。切！如此高度的“成熟警惕”和“政治敏感”，让我不得不为现今我们教育和我们培养的“伟大成果”高声喝起彩来。
现实中的意见相左，绝不能诉诸政治手段。这是一个民主法制社会的起码准则。上述两则告密消息，表面为女大学生的扭曲心理，实则质问的是我们传统教育。正是我们某种教育的潜移默化，才会酿造出一批匪夷所思的“狭隘爱国”和“神经敏感”的社会畸形儿。此刻，大约最应该反省的是我们的一些教育、一些学校、一些掮客和一些“道德家”。
东西方对“告密”的理解不同，但鄙视作为不光彩的告密现象，实质是一样的。这里，我不禁想起前些年看的一部美国电影《闻香识女人》中，双目失明的退役中校史莱德，为使自己重新获得活下去勇气的诚实学生查理不做“告密者”的经典辩护演讲，发出“不会为了自己的前途而出卖任何人”、“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强烈呼声。史莱德先生演讲目标是针对学校弊端和校长问题的，他最后一段辩驳台词最为精彩让我难以忘记，或许更能 “像对相”点中我们从刚发生在学校里的这两则消息的要害。请看最后这段精彩对话：
校长：请你肃静斯莱德中校！
斯莱德中校：我还说完呢！我刚一进到这里，就听到那些话：“未来领袖的摇篮”。如果架子断了，摇篮也就掉了，它已经掉了，它堕落了，造就青年，培养未来的领袖，看吧！要小心了，你们在培养什么样的领袖，我不知道！今天查理保持沉默是对还是错，我虽然不是法官但我可以告诉你，他。朋友们！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正直，这就是勇气，这才是未来领袖所具有的品质。现在我到了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一向知道哪条路是正确的，这毋庸置疑——我知道，可我没走，为什么？因为作到这一点他太艰难了。轮到查理了，他也在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必须选择一条路，一条正确的路，一条有原则的路，一条成全他人格的路，让他沿着这条是继续前行，这孩子的前途掌握在你们的手里委员们，他会前途无量的，相信我，别毁了他！保护他！支持他！我保证会有一天你们会为此而感到骄傲！
…… ……
不想继续说下去了，想必大家也会悟出一些什么。我只引用鲁迅先生在他的《半夏小集》中那段颇令人深思的对话作为结束语吧：
A：B，你是一个可靠的好人，所以几种关于革命的事情，都没有瞒了你。你怎么竟向敌人告密去了？
B：岂有此理！怎么是告密！我说出来，是因为他们问了我呀。
A：你不能推说不知道吗？
B：什么话！我一生没有说过谎，我不是这种靠不住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