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先生在八九事件的艰难时刻，力劝学生忍退广场，曾说“我们老了，无所谓了”。这话当然是极沉痛的，真有家国之慨，似有风木之悲。我想赵先生的感慨，是混杂着自己身处峰顶而即将下位，复念血洗恐将不免的复杂心情而说这番话的。中国自古伤心地，民众而今仍是屁。复何言哉！复何言哉！
当然以晚生责备贤者的眼光来消极地看，赵先生这话，也不是没有一些负作用的。因为赵先生这话，有极强大的民众基础，以至于成为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君不闻乡村僻野至繁华都市，我们的国人、我们的父兄常如此说：“我们这一代就这样了，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吧”。一代代地说着这样的话，人皆得以隶使之，惨死户牖之下，弃置荒野之中，人之尊严几不曾闻。虽然活得悲惨，但国人的子息繁衍观念从未曾稍减，正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信条，以及为祖宗存一血脉，为家族留一点生气的观念，左右着夫妇俩为生育而奋斗，至于说他们是否活得幸福，子孙是否有真正人一样活着的尊严，他们是不大考虑的。而对于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虽然也曾有些努力，但却总是易于灰心失望，而无不寄望于下一代，此种想法，代代相传，真可谓子子孙孙无穷尽矣。
这种将过上美好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的想法，推给下一代，寄望于他们。我认为是我们长辈不负责任，不努力的表现。有许多人把自己不努力尽一些社会责任，包括批评政府的许多措施失当，不发出自己应有的声音，归于自己有家有室有子女。这样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我认为正因为自己有子女，才更应该为子女的未来努力。这种努力，当然不只是让他们过上比较好的物质生活，更要的是接受良好的教育（有人说我小孩子上的是好学校，但在党天下的笼罩之下，你的学校有多好呢），做人有尊严（这尊严是有豪车巨宅就自动有的吗？一个没有制约的大黑社会组织，拉肥猪是常有的事。黄光裕的问题可能很复杂，但拉肥猪之嫌岂能完全避免？），恐怕不能完全一代代毫无止境地寄望下去，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努力才行。自己的责任不推诿给别人，自己的负担不随意卸担，才有一点起码的做人态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许太责怪普通老百姓了。但对于有一定知识的阶层来说，恐怕此说就不能算苛求。
把任何事之不成，都推给罪恶的制度和恶势力的强大，当然是很减省的法子，也是自我逃逸的最佳法宝。自己不负此生之责，却屡屡只寄望于下一代去改变，天下宁有如此之老滑头耶？制度之改变之改良固然是当下中国的大问题，但在制度未改变之前，就不能做些微的个体改变吗？就不能做积跬步以至千里之努力吗？这说明我们自己不仅少责任感，更是急功近利、成王败寇的嫡传信徒。做任何事，就希望速成，看得到可以掌控的结果就去做，否则不想与闻，这正是国人太过“聪明”的自我戕害。专制制度当然是造就我们对美好生活缺乏理性预期的大敌，也是让许多人包括知识分子在短视中自我愚乐、自我欺骗的“护身符”。把责任都推下一代的同时，也还喜欢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比较刚性的制度（我再次重申，制度之害是我们美好生活的大敌，但不是全部）。前两天我写了几篇关于告密的问题，有不少人就认为完全是制度的错，告密的个人似乎不应该负自己的责任。似乎中国人全是受害者，没有加害者，好像害中国人的都是外星人。所有加害者都把自己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不特如此，还以只是受害者身份混淆视听。
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一个情感缺点，就是充满暮气，悲哉秋之为气也。装嫩固然肉麻，但卖老尤为可叹。人生还没有畅快地活过，就开始盘算如何苟活，了此残生。这样的生命质量虽可以理解，但实在不敢恭维。吾国之人的心态，常是三十岁即开始言老，四十岁即可抬去活埋了，此正是钱玄同在五四时期，大胆狂言四十岁以上之人“皆曰可杀”的愤极之语的内在因由。国人卖老作风之文化遗传，正所谓心如死灰，枯井无波，无人不作心伤语，见人即作感怀诗，自然受到彼时许多有名的知识分子用“少年中国说”、“新民说”来针砭。
任何人都有自己个人选择的自由，我们固然不能命令该怎样做，更不能规划别人的生活。但我认为要真正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我们每个小人物都应该从自己开始做力所能及的改变，使制度趋于合理而良善，而不劳大人物来“传檄而天下定”，这样的梦想我们做了几千，只不过迎来了一批批“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的朱元璋、毛泽东。
2008年12月6日9：30分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