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共和广场（网络图片）
引言：又是「人民」资格问题
中国社会要往民主转型是我们这个文化共同体的唯一共识，尽管这个共识很表面化。内里的巨大差别是：传统的革命势力在取得建设、改革成就后，仍秉持封建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民主专政」，尽管「专政」稍微淡化、「民主」被做了看似较新的描述；坚持权力分系间相互制约的自由主义力量则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实无必要，应建立世界公认的国家治理体系，体现普世价值。「型」之如何「转」仍是一个争议未尽的重大政治话题。
无论如何转型，「人民」资格问题仍是二十世纪左翼政治遗留下的负资产。以「人民」的名义建立了以人民为敌的政权是以苏联共产党为领导的左翼政治恶果【注一】，在苏联消亡之后，「去人民化」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一大关键【注二】。尽管中共国家不敢真实面对此问题，统治精英伪化也使他们无能为力，但是，在「专政」稍有淡化后，前两者还是秉持人民素质低下而致难以施行民主的政治理念。
一、分域共和与个人共和
人民素质决定着民主质量是很现实的问题。在贵族共和的古罗马黄金时期即「两个安东尼」【注三】的统治，正是怀疑人民的质量，进而涉及贵族集体的能力，伟大的马尔库斯才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将帝位传给儿子。对此，历史学家写道：「一直有人指责马尔库斯，不应该偏爱一个一钱不值的孩子而牺牲了千百万人的幸福，不该不在全共和国，而在他自己家里选定一个继承人。」【注四】至今天，国号里有「共和」的中共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罗马共和的坏处——由于担忧人民的质量也忧虑新贵族的忠诚度，从而把共和国交给了「一个一钱不值的孩子」。这是对共和，尤其是对现代共和的无情讽刺！
罗马共和与现代共和有很大的差距。不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理想对它情有独钟，马列主义实质上就是罗马共和里的哲学家皇帝模式。列宁主义单列，更好地实现了这点。而同样，「人民」的质量问题也困扰了苏联政权，并与它相始终。以「人民」的名义建立与人民为敌的政权可视为巨大的历史倒退。说得好听一点，叫做复现罗马共和。
现代共和的源头与罗马共和没有多大关系，它是英国光荣革命（詹姆斯二世失败、威廉由荷入英）的结果。在那个「戴皇冠的共和国」【注五】里，「人民达成了这样一种默契，那就是，他们可以立王，也可以废王，正如他们可以选举议员，可以罢免议员」【注六】。至此，是人民（有选举权者）之间的共和而不是贵族之间的共和，决定了一个共和政体的质量。不过，这绝不意味着「人民」的质量问题消失了，只是变得次要了一些。个人之间的共和未被注意或曰没引起较为专业的学术研究，主要原因是美国的共和政治基于英国传统的自由（立废王）而转向了地方分域之间的共和，从而形成一个权力联盟，联盟的功能大小一直是到今天仍然争议的问题。它的国家根源可借用一句话来简单说明，「赞成中央集权的人被称做联邦派，聚集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领导之下；他们的反对派称为共和派，由詹姆斯·麦迪逊和托马斯·杰弗逊所领导」【注七】。
现代共和精神使美国得以在公众心理、社会习俗上「成为美国」，社群内的个体间共和既弥补了政府治理的缺位，也自生出一些政府职能，如规则约束，乃至对侵害社群利益者进行审判。于是，「到一八四九年淘金热的时代，对于那些『在我们国家法律不能提供保护的地区』冒险的人们来说，把自己组成一个政治社群，这已成为一种确立不移的惯例」【注八】。以个体间共和精神形成的自治，对英国的北美殖民地「成为美国」的重要性是难以计量化的。而在网络时代，社交平台最初出现在美国以致无可替代，它们实在源于共和精神。
二、远离体制与自由意志
个体间的共和精神在美国出现过大削弱情状，以致影响至今。罗斯福新政带来的政府过度福利责任被认为是「与共和主义政治思想的决裂」【注九】，新政固然是美国在二十世纪强大的重要原因，它却是以牺牲共和精神里的自由为代价的。这样，美国的思想界在上世纪七十年末确实想以重温共和精神的方式来提振民众素质。比如说，「人民」资格暨政治参与者素质被思想史家高度关注。「在国家事务的『合格参与者』的严格政治意义上，国家总人口中究竟哪一部分或哪些部分被看作『人民』？」【注十】，这样的问题越来越成为美国社会的政治伦理焦点。也正是因为过度福责任导致了国家债务上升，美国第四十五任总统唐纳德·川普才想废除前任的医疗改革方案。当然，在大联邦政府已全面功能化的情况下，川普难以削减国家债务，并且要增发新债来实现基础设施投资。
回归共和精神可以使美国获得重新强大起来的政治伦理资源。过度福利责任不可能立时卸掉，但让公众重拾共和精神显然已是美国社会的一个道德指向。在实践哲学层面，即便美国社会不必回到一八四九年，也确实能让更多人在工作福利下获得尊严。「关键不仅仅是有一份工作表明你能够照顾自己，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你正在履行你的那份社会义务。你的同胞这样去想你应该是主要的」【注十一】。参照美国重振共和精神的思想脉流，实现中国的民主转型，必须有清晰的个人治理思路。那些有志于转型的人们应当选择：（一）放弃对现体制的「反攻倒算」式利益诉求，不再与既得利益集团而及整个中共国家作心理与数量上的利益博弈，从而也就不再因利益诉求而为其追加合法性；（二）积累「我们内部」的共和精神并以此完成许多看似零碎的有助于转型的细节工作，也将共和精神推行到网络社交与家庭生活当中去。
共和精神在个体层面不乏精英意识，「我们内部」的自动精英化是十分必要的。个体层面的共和精神不仅能高质量地实现组织化，而且还是为后转型时代储备智力资源。在这个意义上，有尊严的生活是必要的，而远离现行制度体系的思维方式更加重要。为避免过于抽象，不妨以杰弗逊对孔丘思想的认知为例来说明问题。在涉及到若干天赋人权（生活、自由、幸福）被压缩为「享受财产之权利」时，杰弗逊表示反对，他引用中国古代哲学家孔丘的思想来证明「志在唯心」比「志在唯物」的优越【注十二】，前者可培育出有教养的人。杰弗逊由于曾在法国受教育，得以间接了解孔丘的思想，他的引证不乏过度诠释与辉格党式历史观发挥，但是，「志在唯心」的理想仍能说明杰弗逊作为（从英国制度到美国制度的）转型领袖何以是坚定的共和派。
所有参与中国民主转型活动、期望普世价值的人乃至包括有此愿望的人，其与体制的距离决定着其接纳共和精神的多少：一个人离体制越远就越容易接纳共和精神并产生更深体悟、自由意志，其如杰弗逊所指「在精神上获得适意与遂志」【注十三】；一个人离体制越近就越拒绝共和精神并不自觉将贼性挥发出来，其如张纯如自杀事件就是贼性发作所致【注十四】。一般人难以理她作为生于台湾的华裔美国人何以会受体制影响，但细究家世与作品则可知之：其一，家世高度儒化，名字出于《论语·八佾》，国民党治理台湾依靠儒家传统，从而形成文化自觉【注十五】；其二，作品是急就章，一个汉语并不熟练的作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依据汉语资料写出巨著，没有体制力量鼎力相助是不可能完成的【注十六】。
三、刑轻党袒与贼性淋漓
贼性，是共和精神的最顽固敌人，原因则在于经过很长历史时间的专制主义锻造，贼性成为生存策略，即「不仅仅是历史书籍所指斥的造反，更不能以文艺中的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来形象化。贼性，更多地是隐忍于体制，悄然从中博取超额利润」【注十七】。发生在二〇一六年的雷洋死亡事件，其后续的集体表达很好地证明了这点。写给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虽然要求收信人干预写信集体认为的不合理决定（五位警员免于起诉），但是，他们表扬司法体系「为推进依法治国可谓殚精竭虑」【注十八】。并且，写信集体未加引号地使用「天子脚下」【注十九】俗语称谓北京，这表明习近平是他们心中的皇帝。既为皇帝，自然有权力一下子拍出一个简单正义的结果。
在三百二十七名签署人当中，有二十五人是法学或法律专业毕业生（未计专门法学习者），二十五人中更有一九八九年以前完成学业者六人。当然，无论以何种结构细化分析那些人，他们均系体制身份。然而，简单正义往往会掩盖了问题本质，从而使贼性变得正当。不过，简单正义的社会效果一点不比以他人为手段的阴坏好一丁点！
致死雷洋的五名警员被以不起诉决定免于刑事责任，不存在程序与法条上推翻的可能性，在这个不可能背后是立法恶意在自动发挥作用。无论是玩忽职守罪还是滥用职权罪都量刑畸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巨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从立法目的上，它们已经设置了偏袒公职人员的功能，以换取公职人员对体制的忠心。党管司法是统一意志发挥的自设正当性，对于公职人员犯玩滥二罪的案件，党权功能会发挥袒护作用。刑轻党袒是中国任何一件公罪案件的处理规则，除非案件加入反对某个层次（或至最高）当权者因素。比如周秀云被警察殴死事件，涉案三警察只有一个被判处五年实刑，另两个都缓刑【注二十】。
这是对公众情绪的藐视，也是对法理学常识的挑衅，但是，以现行法系与法条衡之，判决结果又无可挑剔。
那些为雷洋案呼吁即签署公开信的人们当中有人已是法学学人或法律从业者，他们从未对立法恶意问题进行过法理学批判。集体抗议不但变得十分滑稽（将公开信弄成劝进表【注二十一】），而且，抗议不果（雷洋家属与警方和解，接受一千二百万元赔偿），它在逻辑上说明这是一次血酬事件。对于上指的那些法学学人与法律从业者而言，「没有良知虽然不必然导致宿命性惩罚，但是，概率是存在的」【注二十二】。将公开信委婉操作成劝进表是贼性的淋漓表现，也是体制内精英伪化的又一重大例证，更是体制消灭共和精神的「巨大成果」，尽管中共国家名号里有「共和」一词。在此，也有必要借鉴美国人反思罗斯福新政的结论，是谓「共和主义传统教导美国人要警惕集中的权力，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认为这对自由是有害的」【注二十三】。
结语：「个人修行」的资源积累功能
在现代政治实践中，特别是二战后专制主义国家也打出「共和」名号以来，由英美政体表达的共和主义遭到严重的概念模糊。不过，它的第二特征「强调平等、政治民主、政治参与和公共精神」【注二十四】仍然是甄别真假共和的标准。在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的左边是威权社会主义，在其右边是以个人自由取向为特征的自由主义。不过，共和精神缺乏了，自由主义也就缺乏了根基。一个依靠社会福利生活的人是自由的，但其自由因没有尊严而不完整。
基于共和精神的自由主义才是完整的自由主义，更是中国民主转型的实证政治学重大命题。似嫌重复，这种基于共和精神的自由主义，有其不忽视的功能：第一，使「我们内部」在共和政治学术成果相对匮乏的条件下，重新认识共和主义的含义；第二，在转型前，确立以「个人修行」为要点的体制距离观念，不被立法恶意左右，更不会陷入简单正义之恶；第三，积累存在于「个人修行」的共和主义精神，为转型后的高质量智力资源使用提供可能。
注释部分：
[一]参见我的博文《历史尚未钙化——想想前苏联那些政治笑话》，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原文已被屏蔽，但开心网有转载，在百度输入题目，可搜索到开心网转载结果。
[二]参见我的实证政治学论文《论「去人民化」的政治伦理——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学术思考（九）》，载于《民主中国》网刊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九。「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是该刊二〇一五年度征文主题。
[三]两个安东尼（皇帝），一指安东尼·皮乌斯，公元一百三十八至一百六十一年在位；一指马尔库斯·奥雷利乌斯·安东尼，公元一百六十一至一百八十年在位。参见爱德华·吉本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汉译本，黄宜思、黄雨石译），第十三页（上、下册单另页码），译者小注；两黄译版本：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七。「马尔库斯·奥雷利乌斯·安东尼」亦译为「马可·奥勒留」。他的《沉思录》广为推崇，除此以外，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在接班人问题上的巨大败笔，尽管「康茂德也并不像人们所描述的那样，是一头生来喝不够人血的老虎，从儿童时候起就能干出最不人道的行径」（第八十三页）。
[四]同[三]，第八十二页。
[五]参见丹尼尔·汉南著《自由的基因——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汉译本，徐爽译），第二百〇八页；徐译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五。
[六]同[五]，第二百〇九页。
[七]参见艾伦·布林克利著《美国史（1492-1997）》（汉译本，邵旭东译），第一百八十六页；邵译版本：海南出版社，二〇〇九。
[八]参见丹尼尔·布尔斯廷著《美国人：建国的历程》（汉译本，谢延光译），第八十二页；谢译版本：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译文出版社，二〇一五。
[九]参见迈克尔·桑德尔著《民主的不满》（汉译本，曾纪茂译），第二百五十四页；曾译版本：凤凰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八。
[十]参见莫特玛·阿德勒、查尔斯·范多伦编《西方思想宝库》（汉译本，周汉林等译），第六百七十二页（〈民有和民治的政府——共和政体与民主政体〉部分提要）；周等译版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一九九一。
[十一]参见阿米·古特曼、丹尼斯·汤普森著《民主与分歧》（汉译本，杨立峰、葛林水、应奇译），第三百一十六页；杨葛应译版本：东方出版社，二〇〇七。
[十二]与[十三]参见张岱年主编《孔子大辞典》，第一〇三九页（〈杰弗逊〉词条，第一〇三八至一〇三九页；词条撰稿人：杨焕英）；张编版本：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九三。
[十四]、[十五]、[十六]与[十七]参见我的评论文章《张纯如死于贼性发作》，载于《参与》网刊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九日。
[十八]与[十九]参见《文立通讯》，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美国东部时间）。
[二十]参见深圳新闻网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日转发太原法院网消息《「河南女民工被警察踩头发死亡」案一审宣判》（记者未详）。
[二十一]与[二十二]参见我的评论文章《公开信还是劝进表？——关于雷洋事件致徐文立先生公开信》，载于[十八]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二十三]同[九]，同页。
[二十四]参见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汉译本，邓正来等译），第五百七十二页（〈共和国/共和主义〉词条）；邓等译版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