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016年3月12日（农历二月初四）凌晨两点左右，我的父亲突然去世了。那时，正好是美国中部时间的3月11日下午一点左右，而我获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大约是在两个多小时之后，是我的外甥通过网络告诉我的。
在此之前的2016年2月8日，也就是大年初三那天，父亲因嫌邻居（我亲伯父家的二堂哥）
家放在门口用晒粮食的斗筐挡路（如下图），要将其下面压着的木头移走。让他没想到的是，当他动这些木头的时候，这些斗筐倒了下来，压在他身上，并将他的右腿压断了。
事件发生后，我大哥和邻居将父亲抬进屋里，但当时还不知道压断了大腿。后来，父亲一直喊疼，腿也没有力气，才怀疑腿被压断了。当天下午将父亲送到古蔺县中医院治疗。
医生说，由于父亲有高血压，加上年纪很大，如果做手术，风险很大。后来在医院输了几天液之后出院回家养病。在医院里，不知道为什么医生都没有对压断的大腿进行包扎。直到回家之后，我二姐夫才找了一个赤脚医生，将父亲压断的大腿进行包扎。
那时，已经过去十多天了，时间太长了，甚至断掉的腿骨都已变歪了。医生要求包扎七到十天，并且不要动，到时断掉的腿骨就接上了。但包扎几天之后，父亲嫌疼，偷偷的将包扎的布条解开。随后，我二姐夫又带着赤脚医生来再次进行包扎，但包扎四、五天过去了，父亲又嫌疼，又将布条解开。对此，我母亲非常生气，表示不再管他了。过了几天，父亲开始说他胸口疼，3月11日，母亲去找来医生，给父亲开了治胸口疼的药，当时就不疼了，但没想到几个小时之后，父亲胸口的疼痛加剧，疼得父亲呼天喊地的，后来就去世了。父亲去世之后，我妻子分析，是不是因为当时东西压在他身上，伤到了内脏，所以才导致胸口疼痛。
从正月初三摔断腿到二月初四去世，正好一个月的时间。在父亲被摔伤之后，曾要求不要去医院医治，因为不想花钱，要求拖一段时间死了算了。而在父亲去世之前，曾要求家里简单安排一下葬礼就是了，不要花太多钱。
一
父亲，名叫丁远贵，出生于民国三十年农历六月二十（1941年7月14日）。我的祖父名叫丁延宽，生有三个孩子，分别是伯父、姑姑和父亲。我的祖父一共是四兄弟，大祖父没有成婚就去世了，二祖父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三祖父就是我的祖父，四祖父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
据母亲告诉我，由于曾祖父是在1949年之前去世的，所以中共建政之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没有将我祖父家定为富农而定为上中农，如果我曾祖父没有去世，就会被定为富农。
我们村的就有一家人被定为地主，他叫丁延恩。母亲告诉我，他的妻子本来是来自大村区里的大户人家的小姐，土改时让她跪在瓦砾上。后来丁延恩还被劳教，其妻子改嫁到一杨姓人家，生下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依着她改嫁之前的辈份，我应该叫她奶奶，但她改嫁后的辈份与我父亲的辈份一样，后来，她还让她的大儿子做我父亲的干儿子。丁延恩劳改十多年后回家，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过日子。80年代末期，丁延恩已经六十岁左右，村里来了一个女哑巴，丁延恩就收留了她。不久之后，这个女哑巴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再后来，丁延恩去世之后，女哑巴又走了，女儿留给他前妻一家抚养。
我的伯父比我父亲大十多岁，而我伯父又结婚的早，当我伯父才12岁时就娶了20多岁的伯母，所以我伯父的大儿子实际上比我父亲小不了几岁。后来我伯父的大儿子去参军，转业之后分到攀枝花市电影院工作，1984年，大堂哥将他妻子和儿子还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农转非去了攀枝花。那时，我才四岁左右，虽然当时年纪很小，很多记忆忘记了，但我还记得我妈背着我，翻过一座山目送他们一家去攀枝花的情景：当时，因为他们孩子多需要照顾，我大姐特此跟着他们去了攀枝花，照顾了孩子一段时间。母亲告诉我，在我堂哥的双胞胎女儿没去攀枝花之前，她俩只比我大半岁，她俩带着我出去玩时，为了照顾我，一定让我走在她俩的中间。2011年7月，我到攀枝花去拜望我的堂哥时，堂嫂子告诉我，当他们的双胞胎女儿到攀枝花后，还嚷着要找三爷（我）。
中共建政之后，开始搞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因为大跃进导致从1960年到1962年之间，全国有几千万人被饿死。据杨继绳在其《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中估算，四川是重灾区，死亡人数在800万左右。
四川800万死亡人口中，我们家就有三人。我的祖父和祖母以及我的外祖父就是在这场大饥荒中被饿死的。我的祖父出生于光绪26年，也就是1900年（庚子年），死于1960年，又是一个庚子年，整整只活了60岁。我的祖母出生于光绪25年，即1899年（乙亥年），死于1962年（壬寅年），只活了63岁。我的外祖父出生于光绪30年，也就是1904年（甲辰年），死于1960年（庚子年），只活了56岁。
我祖父和外祖父被饿死的1960年，我父母还没有结婚。祖母被饿死的1962年，父母才结了婚。
二
后来，父亲担任村里的会计，在土地承包制度实行之前，负责记“工分”。直到后来我上学以后，我们家还保留着很多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四川日报》以及很多那时的纸张很厚的帐薄册子。我读小学和初中时，每学期发新书之后，我就将那些旧的但像新的一样的《四川日报》用来做书皮，用来包书。由于书的封皮被包着，所以每个学期结束之后，我的书的封皮都像新的一样。
70年代中共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之后，我父亲后来担任村里的计生员。1980年我出生之后，由于我之前已经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因此我被算作超生的。受此影响，我父亲的计生员的工作不能再做了，村干部的工作也不能做了。不仅如此，还要对我们家进行罚款。但由于没有钱交罚款，计生人员还到我们家，将我们家养的一头肥猪拉走了。后来，又让我的父亲去做了结扎手术。
后来，我的大哥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姐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二哥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二姐生了两个儿子。他们都因为超生，不仅被罚款，大哥、二哥、大姐夫、二姐夫都分别作了结扎手术。
在我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我们那里的计划生育搞得很疯狂，每个季度，镇里都带着几十人的计生队伍一个村一个村地搞，到了每一家，如果有已婚妇女没有去参与普查，甚至她们在外打工，其父母也要被罚款，如果交不了罚款，就把其家里养的猪牛拉走，如果没有猪牛，就把家里的家具搬走。我现在还记得，我们一个远房堂嫂子，因为超生，其结婚时娘家陪嫁家具包括桌子、板凳、办公桌、洗脸架等物品就被几十人的计生队伍搬走。当我看到这些计生人员一人拿一件东西，浩浩荡荡地从村里走到集上时，为这个堂嫂子感到痛心，也促使我开始怀疑中共计划生育政策的合理性。后来上高中，暑假我在家时，计生人员来我家对我二哥进行罚款，我还质问这些计生人员。
土地承包制度实施之时，由于我是超生的，没有被分配土地。虽然我们家有七口人，却只有六份土地。在玉林一组，与我一样没有土地的有八人，我们被承认“黑市人口”，并因此还遭到小伙伴们的嘲笑。
土地承包之后，我们一家栽种了烟草，由于种得好，父亲在1984年还获得了一张奖状。父母是辛劳的，为了挣钱以后给大哥、二哥盖结婚的房子，父母还租种了别人家的土地。为了盖房子，父母每年都用余钱买一些砖瓦以及木材，直到1990年，我们家终于将三间新房子盖了起来。那时，在我们村里，能够盖新房的人家很少，别人家都是因为没有房子住盖新房，我们家是为了大哥二哥结婚而专门盖新房。
按照父母的安排，新房一共三间，大哥、二哥一家一间，中间的堂屋两家合用一家一半，一共一间半。而我的房子就是老房子，两间半，加上我堂哥去攀枝花时，将他的两间房中挨着我们家的一间送给了我们。我的老房子就有三间半。
记得我上小学前后，我父母还养了一只母猪。母猪每年要生两次猪仔，每次猪仔长到两个月去卖时，如果赶集的日子正好是星期天，我就会跟着父亲去集市上去卖猪仔。从我们家到集市，走路要走一个小时，每次父亲都是用背篓背着两三个猪仔去卖，天一亮就出发，到集市上卖了之后，一般都快到中午了，父亲就会带着我去下馆子吃炒手。因此，在我的记忆中，集市上的抄手是非常好吃的东西。为此，2011年7月份，我回老家时，专门到集市上去吃炒手，但总觉得没有记忆中的好吃。
在我五个兄弟姐妹中，大哥出生于1964年，后来读书读到初中毕业；大姐出生于1966年，小学毕业；二哥出生于1970年，小学毕业；二姐出生于1975年，小学未毕业。
1987年9月，我进入小学一年级读书。1992年9月，我考入初中，进入复陶中学（创建于1972年）读书。当时，复陶中学不是正规的中学，是一个“戴帽”的中学。在二郎镇，正规中学就只有二郎中学（创建于1988年），但由于二郎中学在镇上，需要住校，而复陶中学在乡里，不需要住校，所以很多学生更愿意到复陶中学就读，使得复陶中学的录取分数高于二郎中学。复陶中学每年招收两个班，每个班70多人，而二郎中学招收四个班，每个班具体人数不清楚。
在我上初中后，父亲曾对我说，初三毕业后报考中师中专，如果考不上，就再复读。那时，在我们那个地方，往往都是初中毕业就考中师中专，很少有人去读高中考大学。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我上到初三时，县里为了鼓励更多人读高中考大学，在县一中（古蔺中学）和五中（蔺阳中学）分别办实验班（也叫特高班），在全县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100人，分成两个班，一个班50人，分别在古蔺中学和蔺阳中学就读。按照教学与师资力量，古蔺中学比蔺阳中学好。
这样的实验班从我们的上一届也就是94届就开始了，复陶中学的94届有四个人考上，其中三个在蔺阳中学，一个在古蔺中学。到我们那一届即95届，也是四个人考上，三个在蔺阳中学，只有我一个在古蔺中学。
初三上学期快结束时，就通知报名考试，由于要求是应届生，虽然复陶中学两个班共有150人左右，但由于有一些学习好是复读生，他们就没有资格，还有一些人不愿意读高中考大学，所以后来报名去考试的就只有20多人。这样的考试还不能在复陶中学考，需要到二郎中学去考。
后来，复陶中学考上四个，二郎中学考上四个。在复陶中学考上的四个人中，只有我和另一个同学是真的应届生，另外两个实际上也是往届生，只不过通过关系办理了假应届的手续而已。再后来，到蔺阳中学就读的三个人，两个男生一个女生，其中一个男生是真应届，就读一段时间后，不愿意再继续读，愿意回去考中师中专，又回复陶中学去了。另一个男生是假应届，后来因为下河洗澡被淹死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假应届的女生。后来这个女生嫁给了她的高中同班同学，也是我大姐夫的弟弟。我大姐夫的弟弟当时在大村中学读书，也考上了实验班，他们中学考上的好似也是四人，其中两个后来与我成为同班同学。
参加考试之后，我也没想到我会考上，后来我一直也不知道当时考了多少分。记得是初三下学期开学不久（3月中旬），一天去上学时，刚进教室，就有同学告诉说教导主任邓平远老师找我。我就去找他，他就给我蔺中的通知书，让我回家准备一下第二天去蔺中报道。我拿着通知书，转身到教室北上书包，然后就回家了。回家告诉父母之后，父亲非常高兴，还去叫了一个堂哥来我家聊天。这个堂哥的儿子在此几年前考上了泸州医学院的专科，成为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记得那天晚上，父亲和那个堂哥聊到很晚，堂哥反复对父亲，既然已经考上了，就去读吧，还是读高中考大学好。
第二天早上，父亲带着我先走到集上，然后又走到镇上。从我们家到县城，只有镇上才有班车，从我们家到集上，有五公里路程，从集上到镇上又有七、八公里路程。这是我第一次去县城，也是第一次坐长途客车，甚至是我第一次出远门。那时，由于县城到镇上的公路都是土路，速度很慢，本来只有几十公里左右的路程，却需要开两、三个小时。正因为是土路，一路颠簸，使我感到晕车，刚到学校门口下车，就吐了。
到蔺中报名之后，我们继续就读初三下学期，当时蔺中的初三已经有四个班，因此我们被命名为初三五班，也叫高98级特招班或实验班。刚到学校，就要求进行入学考试，由于我晕车，没有恢复精神状态，导致我那次考试没有考好，很多之前会做的题也不会做了，总共五科（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才考了280多分。班主任后来说，这次考试超过300分的算是合格的实验班学生，而不到300分的暂时不算实验班的学生，但可以继续在班上就读，只是没有奖学金；到期中考试，如果考好了又算是实验班学生。与我一样没考到300分，全班50人中有10人。后来五一前后进行期中考试，我发挥好了，考的成绩在办理排名30名左右，又被算为实验班学生了。
后来初三结束进行中考，班主任又说，如果中考考好了，就继续是实验班学生，会重新发录取通知书，如果没考好，就不会发录取通知书。记得中考总共考了七科，分别是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政治、历史，其中语数英三科还有附加分。我后来也不知道我总共考了多少分，但还是收到了通知书，继续作为实验班的学生就读。
在父亲送我到学校之后，给我留下了几十元钱。后来父亲又来看我，给我留下170元钱。从三月中旬到六月中旬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我省吃俭用就只花了这两百多元钱。当时父亲到学校看我，前后两次都是住在我的宿舍，一个宿舍住了10个同学，我与父亲一起挤在一起睡觉。
三
进入高中以后，我们班上总共50多人，除了有实验班的42、3人之外，还有十多个不是实验班的学生，他们不享受实验班学生资格，也就是没有奖学金和助学金。高一的时候，在全班50多人，我的成绩排名20左右，全年级总共有五个班。高二进行文理科分班并分快慢班，我选择理科分到快班，在理科快班上也是20名左右。虽然我的数理化成绩不错，特别是化学很好，但由于语文和英语很差，考试经常不及格，只有80多分，但我在高三上学期期末考试时，一下子考了班上的第四名。不过，此次考试的成绩却没有张榜公布，而此前的每一个月的考试成绩都会张榜公布。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我考了558分，在蔺中是理科第三名（包括复读生），其中数学还考了138分，比班上一直被称为“数学大王”的张豪还高一分，他考了137分。我的化学和物理都是116分，语文是99分，英语是97分。
1998年四川理科重点线是531分，我的分数比重点线高20多分。1998年，古蔺中学考上专科以上的有70多人，而蔺阳中学是30多人。1997年，古蔺中学考上专科以上的是30多人，1996年，古蔺中学考试专科以上的只有10多人。
后来，我获悉被中国农业大学化学系录取，成为我们村第一个重点大学生。当时，一个同学带信息给我，让我到蔺中找陈正雄老师领取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到学校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刚出校门，碰到班上同学、也曾经担任过班长的许愿，他知道我家里经济情况不是很好，建议我找班主任郑涛老师，再推荐找县教委主任同时兼任蔺中校长的蒋先玉。我到郑涛老师家里后，他给蒋先玉主任打了电话，然后我就去教委办公室，他们给了我1000元钱的资助，又推荐我去找县委办公室的王主任，当时已经快下班了，已经拿不到钱，王主任让我第二天早上再去，并安排我住在附近的一个宾馆里。第二天早上，王主任给我了1000元的资助，并让我见了副县长曾宏。随后我从县城回家，路过二郎，我去找镇政府，当时镇里计生办的工作人员听说我考上大学无钱读书的情况后给我捐了两三百块钱，镇委书记郑敏让我第二天去找他。
当天，因为我考上大学，父母正在家里办酒宴，当我从镇上走了一个小时的路到集上时，天就已经黑了。我再走了一个小时的路到家时，已经晚上九点多。来参与酒宴的亲戚都基本走了，他们都没有见到我就走了。虽然办了酒宴，实际上来的亲戚送的钱并不多，加起来也才几百元钱。
在高考成绩知道我能考上大学之后，父母决定将耕地用的牛卖了，记得当时卖了1000元左右。当时，我也给我在攀枝花的工作的伯父家的大堂哥和我在广东打工的二哥二嫂写信，告知他们我将考上大学的消息，堂哥随后给我寄来1000元钱，二哥也给我寄来1000元钱。
第二天是8月26日，我拿着5000元钱就到北京去上学，我父亲和大哥送我到镇里，我找到镇委书记郑敏后，他代表镇政府给我500元，自己给我100元。并且，他还写了一封信，让我到学校后给学校领导。
当时由于我第一次去重庆坐火车不熟悉情况，我伯父家的二堂哥的孩子丁刚送我到重庆。虽然他比我大三、四岁，但由于他降级，与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就是同班同学，一直到初中毕业。由于他之前去过攀枝花，知道怎么在重庆坐火车。我们从二郎坐车到贵州习水，当天下午再从习水坐卧铺车到重庆。当时习水到重庆的卧铺车一路要用将近10个小时，到重庆时正好天刚亮。
到重庆菜园坝火车站后，他帮我买火车票，在排队的时候正好碰到两个也是到北京的大学生，他们都来自四川邻水，都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其中一个正好与我一样是农大西校区的，而另一个是北方交通大学的。虽然如此，丁刚还是等我下午五点多坐上火车后才离开。
当时，从重庆到北京的390火车要用将近36个小时，我们是在29日早上才到北京。从北京西站出来，我没有与那个是同一个学校的同学直接去学校，而是我自己坐52路公交到北京站。因为通知书上说在北京站有农大的接而北京西站没有。
但是，由于学校要9月2日才正式开学，还有两天时间，当时在北京站也没有接的人。我后来就想找一个地方住下，正好碰到一个人问要住宿不，我问她多少钱一晚，她说17元钱。我就坐上她们的车被拉到广渠门附近白桥大街的白桥旅社。
那是一个建在地下的旅社，旅社的经理是一个姓韩的阿姨，她看到我个子很小一个人就到北京读大学，就让我免费在旅社吃饭。住了两晚后，9月1日，我又坐了他们拉客人的车到北京站，离开的时候，韩经理还给我50元钱。
到北京站，正好碰到两个同是农大西校区的两个新生（一男一女，与我不在同一个学院），我就跟着他们一路先坐2号地铁到西直门，再坐375到北宫门换乘362到农大。到学校后，领了床单被子后去宿舍，才知道是可以提前到学校的。
晚上的时候，与我一样都是古蔺中学毕业的师兄付才力来看我。我们在高中时就认识，他高我一级，是97年毕业的，也是实验班的学生。在蔺中读高中时，有一年春节后开学不久，我和付才力还曾经一起打牌玩。只是他毕业后，我不知道他考了中国农业大学。
我们不在同一个学院，我在化学系（属于基础学院，后来又改名叫应化学院，现在叫理学院），他在食品学院，而我在重庆碰到那个邻水的同学，正好与他是一个学院的，他们也相互认识。邻水的同学到学校后，告诉付才力，说他的师弟，也就是我在北京西站走丢了，还让他很担心。
一个月后是十一假期正好是中秋节，我和付才力买了月饼去白桥旅社看望韩经理，她又给我50元钱。大一暑假的时候，韩经理让我去旅社帮忙值班，我去做了一个月，最后她给我了300元钱。
到学校之后，第二天正式报名，交了学费3000元和住宿费500元还有其他的费用一共是3850元。当时，农大的农林专业的学费是1700元，非农林专业的是3000元。我的专业化学系不属于农林专业。不过，我们专业化学系是国家理科人才培养基地。中国农业大学只有两个是理科基地，一个是生物系，另一个就是化学系。
交了学费之后，我才想起镇委书记给学校的信，我就把它给了学院的党委副书记，她看了之后，提醒我应该一来就给她。随后，她根据这封信给我免除了学费。虽然已经交了学费，她让学校退还给我，让我存起来下一年再用它交学费。当时，长安女子俱乐部发起资助农大的贫困生活动，一共资助30个人，资助两年，一年1500元。随后，这位副书记又向学校推荐，使我获得了长安女子俱乐部的资助，后来，在长安女子俱乐部的帮助下，我们这些受资助的学生发起成立了中国农业大学向日葵爱心社。当时负责资助我的是一位女律师，她是重庆人。
大一时，学校实行平均奖学金助学金制度，每个新生每个月可以获得90元的资助。大二开始实行一、二、三等奖学金制度，每个班有75%的人可以获得奖学金，一等奖学金占10%，每月150元，二等奖学金占25%，每月是90元；三等奖学金占40%，每月是40元。此外还有每个月的助学金40元。
大一、大二的时候因为有奖学金与助学金，加上获得资助，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就够了，不需要家里再寄钱。大三的时候，由于没有了资助，每个月就需要家里寄150元，再加上大三年一年的学费3000元，至少需要家里寄4500元。大四时，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3000元的学费，以及每月150元的生活费，一共申请了4650元的助学贷款。由于这些资助，大学四年，我实际上所花的钱不多。
在大学期间，虽然我的本专业是化学，但从大二开始，我发现我并不再喜欢自己的专业，我喜欢人文社科方面的东西，于是我自己去图书馆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籍，甚至在专业课堂上，我也不怎么听老师讲，自己在下面看书。
也正是从大二开始，我准备转专业报考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的研究生，但遗憾的是大四毕业那年我考了300分多一点没能考上，后来工作后又继续考了一年，还是300分多一点，后来就没再报考。如果我当时不换专业，继续就读本专业的话，相信考上研究生是没有问题的，甚至有可能直接保送上研究生。因为我们班总共才30人，当时就保送了7人，其中一人保送到北大化学学院直读博士。
四
2002年大学毕业后，我到北京华戎生物激素厂做技术工作，这个工厂以前是北京军区创办的，后来转变为民办。这儿可以解决北京户口，但工资不高，而要求签5年合同，实习期半年一个月才1000元，转正后才1500元。我在那里工作了1年多一点，到2004年3月，因为工厂总是在周末加班，我给老板说，可不可以我周末不加班，因为我周末有事，我想去参加各种活动，但老板不同意。我就决定离职，不再去上班，我当时已经做好不要档案，不要户口的打算。但几天后，老板让我去办理离职手续。根据合同，老板要求我给赔偿金，一年一万，我没有钱，老板让写欠条，我说我不写。老板就说，你还是写一个，我好给别人交代，要不然别人像你一样都走了怎么办，我就给他写了一个。后来，我也没付给他赔偿金。2012年初，我去办理大约有1万元钱住房公积金取款手续，见到了老板，他又开玩笑，要把住房公积金扣下来作为赔偿金，但还是让我取走了住房公积金。实际上，在那里工作期间，根据工资缴8%份额，实际上每个月才100左右，一年才1000多，加上公司上缴，也才两千多块钱。我去办手续时，碰到一位旧同事，我告诉他我来办理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他说你的钱不多吧？我说，在这里工作时挣的不多，后来别的公司上缴的多。也就是后来我去博客中国和凤凰网工作的两年时间里，因为工资高一点上缴得多一点。
对我与父母的关系来说，1995年3月到古蔺读实验班是我的转折点。以前读书时跑通学，每天早上离家下午回家，而从那时开始，只能在寒暑假回家，而且回家的时间越来越短，间隔时间越来越长，次数越来越少。
在古蔺读高中时，每个寒暑假都回家，但因为有时寒暑假要补课，实际上在家呆的时间并不多。而1998年9月到北京读大学后，每年只能寒假回家，暑假不回家。只有2001年暑假，因为我带领农大的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到古蔺二郎进行社会实践，才在暑假回了家，但当时因为带着其他同学，只在家里住了一夜，其余一个星期都住在镇上。
大学毕业之后，我也只在2003年春节、2004年春节、2005年春节连续三年春节回了家，因为春节后从老家返回北京的车票难买，我后来决定不再春节回家。随后在2006年7月回家了一次，也就是一年半后回了一次家，又是一年半后，我于2008年4月，带着女朋友回家，父母为我们在老家办理婚宴。此后，因为孩子出生，直到三年以后的2011年7月，我才一个人回了一次家。2012年7月，我们被迫流亡美国之后，到现在已经四年多了，而我已经有五年多没有再回到老家，回到父母身边。而现在父亲已经去世了。
现在回想，实际上上大学时寒假回家，能在家能陪父母一个月左右。后来大学毕业之后，每次回家，能够陪父母的时间却只有十来天左右，其中有些日子还因为去探望亲戚朋友而缩减。
在我2011年7月最后一次回家时，我与父亲一起到二舅家小住了两晚，这是我与父亲最后单独相处的机会。遗憾的是，当时没有询问父亲以前的具体经历。此后，父亲的耳朵越来越不好了，每次打电话回家，他都听不清我说话，只能是母亲接电话。
在我们老家，因为是山区，交通不好，在公路未修通以前，种来卖的粮食和烟草，都是用肩膀一背篓一背篓背到集上卖掉，然后再从集上买了要用的东西，又一背篓一背篓背回家里。公路通到我们村里，那是1995年前后的事情，而通到我们家里是2006年以后的事情。
父亲是辛劳的，但他的腿因为有关节炎而不好。记得在我读大学时，父亲每次挑水还是挑粪，甚至背东西，都要拄着一根棍子。
在我大学毕业之后，一直想让父母到北京来住一段时间，看看北京的样子。但由于我一直没有安顿好，所以未能成行。
2010年10月，我的小儿子出生的时候，本来希望父母能来与我们住一段时间，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照顾一下孩子，另一方面到北京来看看。父亲是想来，但母亲却一直在推辞。一会儿说家里养的猪牛种的庄稼而走不开，一会儿又说路途遥远身体不好。后来又说父母分开，一个人留在老家一个人来北京，但这样我不放心。最终依然是没能成行。
2011年这次回家，本来又想让父母与我一起来北京，但因为我当时准备去攀枝花看望我的大堂哥，再加上当时我们准备逃离中国，一心在谋划离开中国，没有别的时间和精力。
因为我们的被迫逃离，使得父母一直都还未能见到我的孩子，这实在让人感到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