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求意见稿之三十四）
杜 光
1988年7月12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成立大会，宣告了自己的诞生。研究会的宗旨是“广泛联络从事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团体和个人，通过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为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服务。”它虽然自我定性为“全国性的群众学术团体”，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这个主题的特殊敏感性，不能不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研究会的名誉会长是党内元老薄一波，担任会长的是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周杰，另聘请24位有关部委的领导人为顾问。
研究会在它的章程里规定自己的任务是“（一）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探讨和政策研究，在研究活动中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二）促进国内外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学术交流和合作。（三）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提供咨询。（四）进行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和活动。”为了完成这些任务，研究会有着开展活动的广阔空间，只要认真踏实地进行研究和活动，就可以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作出有益的贡献。但是，谁也没有料到，研究会成立只有一年，便因为发生“六四”镇压而政治形势突变，不得不于1989年7月决定“暂时”停止活动，偃旗息鼓。之所以是“暂时”停止活动，是希望不久就能形势好转，出现政治体制改革的良好环境，研究会便可以恢复活动。谁知道这一停竟停了19年。什么时候能够看到恢复活动的曙光呢？这就很难说了，也许永远恢复不了而成为历史的陈迹。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记下这个研究会的活动情况和短暂的生命历程，让后人知道，在那个改革即将发生逆转的岁月里，曾经有人为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而执着地组织理论研究，宣传鼓吹，摇旗呐喊。他们的努力虽然因为情势的突变而没有奏效，但这种精神却仍然值得后人延续、继承，发扬光大。在中国政治体制没有脱离专制主义的阴影之前，政治体制改革依然是摆在中国人民和一切政治力量面前的严重课题。
（一）研究会成立的背景
1987年7月25日，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里提出：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政治报告提出了七个的改革任务，第一条就是党政分开。
开展政治体制改革，并把党政分开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是邓小平在1986年6月和9月的几次讲话里提出来的。9月18日，赵紫阳邀请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等座谈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启动的问题。23日，他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建议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由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等5人组成，研讨小组的任务是为政治体制改革探讨思路，设计蓝图，提供中央政治局常委决策。小组下设办公室，作为研讨小组的日常办事机构，办公室的基本工作方法是阅读材料，议论问题，由鲍彤、严家其、贺光辉负责。赵紫阳的建议经过常委分别批示同意后，10月4日便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办公室（以下简称政改办）。
政改办成立后，从中央机关等处陆续抽调了二十余名中青年学者才俊，参加政改办的工作。他们除积极开展自身的研究讨论外，还邀请专家、学者、民主党派成员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官员，举行座谈会，听取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建议。11月中旬，根据政改办的建议，又建立了7个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专题研究组，要求他们组织人员，分别就以下专题进行研究：1、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由廖盖隆牵头；2、党政分开，由温家宝牵头，陈俊生、王汉斌参加；3、党内民主与党的组织，由周杰牵头；4、权力下放和机构改革，由贺光辉牵头；5、干部和人事制度改革，由王兆国负责；6、社会主义民主，由胡绳牵头，李定参加；7、社会主义法制，由佘孟孝牵头。
接着，又在中央党校建立了7个同样专题的研究组，由中央党校副校长陈维仁牵头。
从这个阵势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吸引体制内大量知识精英、志士仁人广泛参与的研讨活动。在1986年11月到1987年4月的时间里，政改办自身召开了三十多次座谈会，14个专题研究组分别举行的座谈讨论，更是不计其数。在此期间，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在赵紫阳主持召开了7次会议，听取政改办的汇报，讨论、指导进一步开展研讨的具体措施。
1987年4月，政改办在自身研讨和吸收两套各7个专题研究组的研讨成果的基础上，开始起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经过深入讨论、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后，于8月底报送中央研讨小组。9月14日，党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总体设想》，决定提交十二届七中全会。9月27日，邓小平在《总体设想》上批示：“完全赞成。”10月20日，七中全会讨论通过了《总体设想》。赵紫阳在十三大政治报告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就是经过这样广泛、充分的讨论研究，在集中了无数知识精英的聪明才智的基础上产生的。
中共十三大提出了以党政分开为首要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任务，开启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但是，怎样贯彻落实，却难度很大。实现党政分开，把国家政权交还给政府，无疑是克服现行政治体制的各种弊端的最佳选择，它被十三大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选目标，可以说是理所当然。《人民日报》在十三大后不久的11月26日发表了赵紫阳10月14日在十二届七中全会预备会议上的部分讲话内容：《关于党政分开》，赵紫阳说：“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领导体制的改革。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政治体制改革都无法展开。”
如何开展以党政分开为首要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步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是实施十三大政治报告的最重要的课题。由于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和利益攸关，推行党政分开的每一个改革措施，都会遭遇到体制内部的强大阻力。为了扫清障碍，非常需要从思想理论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它的性质、意义和步骤等等，进行系统中肯的研究和广泛深入的宣传，使以党政分开为首要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全党全民的共识，保证党政分开这个伟大变革得以顺利展开。
另一方面，十三大以前的研讨，主要是在体制内部的高层进行的，而且一直处于闭门研究的状态，不公开，不登报。这在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形成过程中当然是必要的，适宜的，但在正式提出改革方案后，为了贯彻实施这个方案，使它能够获得广大民众的赞成和支持，就必须在全社会的范围内，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讨论和宣传。
这两方面的实际情况，使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群众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成为迫切的需要。
（二）研究会为什么要挂靠在中央党校？
按照社会团体管理办法，任何社会团体都必须挂靠在正式的机关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是挂靠在中央党校的，工作人员多由党校教师兼任，办事机构也设在中央党校。这个情况是同中央党校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特殊条件分不开的。
在酝酿成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的时候，曾有人建议把研究会挂靠在十三大后成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由研究室主任鲍彤任会长，但这个建议很快就被否定了。他们拒绝成为研究会挂靠单位的原因，据我分析，有以下三条：首先，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作为党中央的直属机构，负有特殊的政治任务，不适于接受群众性的研究团体的挂靠；而中央党校虽然也是党中央的直属机构，但毕竟是一个教学和研究部门，挂靠在这里，不会有太明显的官方色彩。其次，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是在政改办的基础上建立的，政改办的任务就是具体组织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讨论，为党中央提供改革方案的参考。十三大的召开，意味着政改办的任务已经完成，有些人员回原单位，留下来的人数不多，无暇指导、参与并推动研究会的工作；中央党校则不同，它有四五百名教师，还有大量对政治体制改革怀有浓厚兴趣的研究生，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可供研究会调遣。再次，研究会需要面向广大民众，研究室由于本身的特殊性质和特定任务，在联系群众方面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虽然党中央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成立后，各省市地县的政策研究室也纷纷改组为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从中央到地方，构成了一个业务系统，但在联系群众、开展研究、拓展活动等方面，还将会力不从心。中央党校则不同,复校以后（按：全国党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全部被摧残殆尽，粉碎四人帮后才逐渐恢复），到八十年代中期，全国已经建立起两千七百多所党校，有三万余理论教师，几年来经过业务上的来往，加上召开多次党校工作会议、党校系统科研工作会议、各个专业的学术讨论会等等渠道，上下级党校和各级党校之间，已经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此外，各级党校出于教学与科研的需要，同当地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关，都时有交往。这些情况表明，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挂靠在中央党校，依靠这些有利条件，便于尽快地在全国范围开展活动。
除了上述客观条件外，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中央党校自身的主观条件。
中央党校的师生在教学和科研的实践中，一贯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对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最大的实际——体制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理所当然地给以密切的关注。早在1985年春，中央党校理论部有的研究生就成立政治改革研究小组。他们座谈讨论，调查研究，十分活跃。1985年暑假期间，部分研究生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支持下，对县级领导体制，进行了有重点的调查研究。随后编辑出版的《县级党政领导体制调查报告集》，收集了28篇关于县级政治体制、机构改革、人事制度等问题的调查报告。其中，《党政分工是县级领导体制改革的关键》（陈怀鹏）、《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远还没有解决》（黄海、陈小平）、《改善党政关系，促进体制改革》（牛安生、李健），都涉及党政分开问题。这个调查报告集还附录了几篇有关深圳特区政治体制改革的调查报告，如《对特区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几点看法》（迟福林）、《特区政治改革刍议》（李永春）、《深圳的行政管理体制如何跳出原有的框框》（聂高民）等。
邓小平在1986年6月10日、28日连续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并强调党政分开。7月9日，薄一波到中央党校作报告，传达了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同月16日，王兆国也到中央党校作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报告。两个报告，进一步推动了中央党校师生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情。6月下旬到10月，理论部研究生连续多次举行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题的座谈会、研讨会，其中有两次是和其他高等学校研究生和研究部门联合召开的，在国防大学举行。10月18日，中央党校召开教研室主任会议，组织教师到各地，进行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调查研究。
中央政改办成立后，从中央党校抽调了几个研究生到政改办工作，包括迟福林、吴伟、黄海、陈小平、严书翰等。在政改办10月10日的例会上，迟福林介绍了近一两年来中央党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探讨研究情况。根据中央党校在这方面具备的条件，政改办决定在中央党校也建立7个专题研究组，与中央的7个专题组同步进行研究。为了适应这任务，中央党校也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由副校长陈维仁、副秘书长史维国、科研办公室主任杜光三人组成，陈维仁任组长。
研讨小组成立后立即着手组织7个专题研究组，并迅速投入研讨活动。各个专题研究组的负责人分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崔佩亭、蓝蔚青；党政分开：史维国、聂高民；党内民主：万福义、王贵秀；机构改革：王哲民；干部人事：蔡长水；社会主义民主：沈宝祥、董新民；社会主义法制：李用兵。每组成员从七八人到十余人不等，大部分是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中央党校房管处在22号楼三层给我们拨出12间房间和一个会议室，作为研讨小组和各专题研究组的活动场所。从11月下旬开始，这几个活动场所就洋溢着热烈激昂的讨论声、争辩声。特别是到了晚上，白天有工作或上课的人都来到这里，经常讨论到深夜十一二点，经过再三劝告才回去休息。
为了及时交流情况，反映问题，党校研讨小组从1987年1月15日开始编发《研讨简况》，到6月25日，共出了24期。
在研讨过程中，党校研讨小组和各专题组分别参加了中央研讨小组的各专题组向政改办的汇报和讨论。党校研讨小组成员还参加了赵紫阳主持的历次中央研讨小组会，在2月14日和3月28日的第三次、第四次会议上，陈维仁和史维国分别汇报了中央党校各专题组的研讨情况。
在记叙中央党校的研讨情况时，似乎有必要提一下当时的反自由化高潮。
1987年1月胡耀邦被迫辞职后，“左派人士”得意忘形，到处开会、讲话、做报告、印文章，掀起了反自由化的高潮。中宣部甚至发布正式文件，把反自由化定为全年的中心任务。中央党校的一些反自由化积极分子也蠢蠢欲动，有人散布流言，说：“杜光助长了研究生中的自由化思潮。”“中央党校一些青年干部的自由化观点根源就是杜光。”“这个人三十年来同党离心离德”，“到现在还是一个右派。”有人收集了我在一些文章上的批语，上报给党校领导人。这些人想以我为主要目标，在中央党校也掀起一场反自由化运动。幸而中央党校当时的校长高扬不为所动，按兵不发，使中央党校不致卷入“左派”煽动的反自由化的漩涡。
赵紫阳5月13日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刹住了这股反自由化的妖风。在此以前的几个月里，反自由化的消息纷至沓来，许多“左派”人士的讲话、报告也广为传播，这些情况对中央党校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虽然没有明显的妨碍，但在这个政治阴影的笼罩下，多少也影响了一些同志的积极性。我们的研讨报告就是在外面的反自由化高潮汹涌期间完成的。
从1987年1月起，各专题组的研讨报告陆续完成初稿。由于初稿是按专题分别撰写的，体例文字不甚一致，内容也有一些交叉重复，很需要进行统一的调整、修改。于是又成立了综合组，由杜光、崔佩亭、王贵秀、董新民四人组成。他们对7个初稿逐一地加以研究讨论，进行修改，最后由研讨小组审议定稿。在修改过程中，研讨小组还邀请部分学员和教师，举行了十多次座谈，听取他们对各专题研讨报告的意见。每份研讨报告都经过反复修改，如社会主义民主的研讨报告是在第八次修改稿的基础上改定的。
中央党校各专题小组最后完成并向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上报了六份研讨报告。第一份报告《党政分开专题研讨报告》于2月8日正式上报。接着，2月22日完成了《关于党内民主与党的组织的研讨报告》，4月16日上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若干问题的研讨报告》和《关于机构改革的几个问题》，5月6日上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研讨报告》和《关于法制建设的研讨报告》。
与研讨小组开展专题研究的同时，有些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也自发地组织编写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书籍，其中最值得一说的是王伟光和李永春分别主持的两套丛书，王伟光主持编写的是《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丛书，共9册，1988年7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永春主持编写的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与资料》丛书，共22册，也在1988年由春秋出版社出版。
在专题研讨报告进入尾声的1987年3月，政改办考虑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十分需要开展有关的理论研究；为了组织最广泛的理论研究队伍，亟需收集古今中外有关政治体制的著作，汇编一套资料丛书，为研究者提供便利的条件，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繁荣与发展。于是，就有了“政治体制研究资料丛书”的设想。政改办委托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制有关的目录索引，由中央党校的政改研讨小组组织人员汇编书稿。
这项工作从1987年9月正式开始，由冯仑、洪承华等具体策划。我们动员了校内外的一百多名教师、专家、研究生参加，计划按照6类39个题目，选取国内外的第一手资料，编出58本资料书。这个巨大的工程，也展现出了中央党校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方面的实力。
以上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把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挂靠在中央党校，以中央党校的教师和研究生构成为研究会的主力，是理所当然、势所必至的选择。
（三）生气勃勃、蒸蒸日上的一年
研究会虽然只存在了一年，但这一年里的生气勃勃的各项活动，为研究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不是“六四”打断了它的蒸蒸日上的势头，它将有可能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作出无可限量的贡献。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是1987年底开始筹备的。12月16日，陈一谘和严家其来到中央党校，同史维国、杜光探讨成立研究会的问题。3月2日，中央党校正式致函国家发改委，说明：“为了广泛团结从事于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理论工作者，深入开展改革理论的研究，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发展，中央党校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经与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商洽，以中央党校为主发起成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挂靠中央党校。现报上研究会筹备组名单和章程草案，请予审查，并望准予备案。”同时上报了筹备组成员的名单：史维国（召集人）、陈一谘、严家其、陈群林、杜光、陈小鲁、高山。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研究会于7月12日举行大会，宣告成立。成立大会前夕，已经有会员1221人，其中个人会员273人，团体会员34个，948人。400多名会员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成立大会，通过了筹备组提出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章程》，选举了理事会和常设机构。
按照这个章程，研究会的领导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执行机构为理事会。理事会的常设机构是常务理事会，由会长、副会长、干事长、副干事长组成；常务理事会的办事机构是干事会，由干事长、副干事长和各部主任、副主任组成，干事会设会务、研究、联络、出版、事业等五个部。各部干事均由干事长提名，经常务理事会审定。
在7月12日成立大会通过的常设机构是：名誉会长薄一波，会长周杰，副会长史维国、陈一谘、高放，干事长杜光，副干事长唐欣、盛斌、朱满良，顾问有于恩光、李定、杜润生、宦乡、高扬、范荣康、赵复三、尉健行、崔乃夫、鲍彤、贺光辉、蔡诚等24人。（筹备时原拟由严家其出任副会长，严再三婉拒，需要重新物色一位学术界人士，我提出高放，理由是：1、他的理论专业包括政治体制；2、他对政治体制改革颇有一些独立的见解；3、他长期从事理论教学，桃李满天下，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大家同意我的建议，推举高放为副会长。）
根据研究会开展活动的需要，研究会建立了学术委员会，由高放兼任主任，崔佩亭任副主任。干事会各部的负责人，分别是：研究部主任王伟光，副主任李忠杰、卢中原、齐连池；会务部主任侯少文，副主任张峰；事业部主任朱满良，副主任李中印；出版部主任柏铮，副主任姚鹏；联络部主任韩康，副主任马小军。另外，研究会成立后还陆续建立了几个民间性的研究所，包括：国家公务员研究所，所长仝志敏，副所长初尊贤、李如海；社会调查所，所长于冰，副所长卢中原；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史维国，副所长盛斌；国外情报信息研究所，所长王小平，副所长唐云、张海洋；政治理论研究所，所长刘德福，副所长荣剑。已经报来准备成立的还有县级政权建设研究所、祖国统一理论研究所、政党制度研究所、党章研究所、党内民主与党的建设研究所、政治发展战略研究所等。正在准备建立的还有湖北孝感的社会调查中心、沙市的企业领导体制研究会。此外，还有两个挂靠在研究会的二级研究机构，一个是青年外语人才联谊会，一个是成都的人事产业研究中心。
研究会成立后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发展会员。常务理事会认为，研究会初创期间不宜大量发展会员。为慎重起见，第一步先发展团体会员，同时在北京适当吸收个人会员，外地暂不接纳个人会员。以后可以在开展研究活动的过程中逐步扩大组织。
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在7月18日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1988——1989年工作计划纲要》，提出18项活动内容，其中由会务部承担的3项：发展会员；定期召开听取意见的座谈会；每年六七月举行理事会；后来还加上编印《会员通讯》。研究部承担的有4项：组织会员的研究活动；成立课题组，筹办研究所；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筹办政治体制改革信息咨询公司。联络部承担的4项：与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建立联系；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组织会员出国访问进修；筹备1989年将要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国际学术讨论会。事业部承担3项：创办经济实体，实现创收；与国内企业界和基金组织建立联系；开展有偿服务。出版部承担的任务有3项：办好会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组织编辑政治体制改革丛书，筹办出版发行公司。另有一项是建立政治体制改革实验基地，由干事长、副干事长直接承担。这个工作纲要，基本上就规范了研究会此后一年的活动。
（2）《政治体制研究资料丛书》
但有一项重要任务没有列入这个纲要，这就是接续《政治体制研究资料丛书》的编辑工作。这套丛书是中央党校研讨小组接受政改办的委托组织编辑的。研讨小组在十三大后即告结束，为了加强这项工作，1987年11月成立了丛书编委会，由鲍彤、周杰、贺光辉、史维国、严家其、陈一谘等六人组成，但实际工作仍然照常由我们进行。编委会成立的时候，已经有四分之三的书稿完成初稿。下一步的工作主要是审核、修订，或删或增，统一规范，保证质量。有的书还请了有关的专家作为顾问，进行指导，如《民主政治总论》请了于浩成，《选举制度》请了萧蔚云，《宪法监督》请了应松年，《政党制度》请了季方。为了及时汇报、交流丛书编辑、修订的情况，我们从1987年11月到1988年5月，印发了14期《编辑简报》。
这套丛书包括政治制度、政党体制、政府机构、人事制度、民主制度、司法制度等六大类，39种，58册，约三千余万字。各卷内容按照三个部分九个方面的材料汇编：第一部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中外政治家、思想家的有关论述，与该专题有关的重要文献；第二部分包括中国历史上有关制度的改革，解放以来中国有关制度的改革，社会主义各国有关制度的比较，西方国家有关制度的比较；第三部分包括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有关理论观点摘编，重要的书目论文索引。
按照分工，这套丛书中的9种12册有关人事制度的资料，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曹志、刘俊林主持，由劳动人事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其他5大类30种46册，由我作为中央党校研讨小组成员负责组织，研究会成立后，我作为研究会的干事长继续主持其事。丛书编好后将全部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1988年7月，陈一谘通过邓朴方，请邓小平题写书名。我们本来想请他写的是“政治体制研究资料丛书”，他却写成了“政治体制研究丛书”，少了“资料”二字。我们一开始有点失望，但后来一想，这样反而更好，我们可以把正在编的这套书列为丛书的“资料卷”，以后理论研究开展起来了，研究成果编辑成书，可以列为“理论卷”。在我们的想象里，将会有大量出版物由于我们的辛勤劳动而问世。现在看起来，当时的想法是过于乐观了。
从1987年11月到1988年5月，我们分五批把这套丛书交给华夏出版社。华夏出版社非常重视这套书的出版，为此投入了大量的工作，还聘请了一些社外的出版界人士参与审定书稿。10月25日，华夏出版社在政协礼堂召开《政治体制研究丛书——资料卷》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丛书的主要内容和编辑过程，宣布丛书的书稿已经全部加工整理完毕，正在陆续发印，年内即可有部分卷册问世，预计到1989年9月底全部出齐，向建国四十周年献礼。
1989年初，北京大学出版社率先出版了《各国公职人员工资福利制度》上中下三册，华夏出版社也有部分卷册已经印出，准备发行。我们本来期望，这套丛书适应了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将会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并有力地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华夏出版社也希望丛书能大量发行，带来可观的利润。但是，发生在1989年春夏之际的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却彻底破坏了我们的想当然的期待。由于某些书稿收有赵紫阳、胡耀邦的讲话、文章，这些资料当时都成了不许出现的禁忌，有一部分丛书华夏出版社已经印好，放在仓库里，不得不重新处理。赵紫阳、胡耀邦的报告、讲话，当然都要拿掉；扉页上的编委会和编辑部名单，因为有鲍彤、陈一谘的大名而撤消，高山写的总序也被撕下。华夏出版社为此支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浪费了许多时间，直到1994年才得以正式出版。这个时候，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被领导人从议事日程上取消，这套丛书的滞销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一百多位编书者的劳动没有产生应有的社会效益，华夏出版社因此遭受了十几万元的损失。虽然这个趋势不是我个人所能挽回，但十多年来我一直引以为憾。
这套丛书在当时没有发挥作用，当然是十分可惜的。但它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的价值是不能抹杀的。近几年来，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兴趣逐渐增加，在朝者在野者都时有论及。我热切地希望，在今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中，这套丛书能够得到重视，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除了资料丛书外，研究会的其他活动，也因为形势的剧烈变化而受到极大的影响。1988年夏，邓小平提出“价格改革闯关”，并表示“长痛不如短痛”。8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第十次会议，讨论姚依林主持制定的价格改革方案。这个消息传出后，社会上很快就出现挤兑存款、抢购货物的风潮，这是1950年后三十多年来未曾有过的。价格改革的失败，既引起了民间的不满，也导致了领导重心的转移。吴国光在《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里是这样描述这个转折的：“从‘新秩序’转到‘整顿秩序’，从改革闯关转为治理环境，从发展民主转为强化党的领导，中国的政治局势在1988年夏季发生了重大的转折。”9月下旬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相对迟缓下来，而政治体制改革则基本上完全停滞。”这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成立后只有两个多月，形势就变了，无论是领导机构的政策指导，还是广大民众的关切重点，都已经离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的活动当然不能不受到严重的制约，以致有些活动虽然下了很大工夫，最后却劳而无功。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本着研究会成立时的宗旨，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而努力，在这短短的一年里，兴致勃勃、干劲十足地做了不少工作。
（3）研究会的其他活动
第一，组织理论和对策的研究，如建立一些专题研究组，确定了参与研究的人员和带头人，课题的主旨和纲要，完成的大体期限，需要支付的最低限度的经费等等。另外，在1988年9月16日的《会员通讯》第二期上，公布了第一批参考选题，欢迎会员选择申报，报来选题或推荐课题者有52位个人会员和6个集体会员，已经立项的专题组有《中国政党制度的现状与前景》、《各国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县级政权体制研究》、《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日本政治现代化的过程、条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党内民主之路》，《廉政建设》，还有浙江丽水报来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政权建设研究》。中央党校的教师和研究生有的打电话联系，有的当面商谈，有的提出书面申请；校外也有人来电话询问，或寄来论文，反映颇为热烈。可惜，这些努力都被淹没在“六四”的枪声里，有些连阶段性成果都没有来得及产生，成了虽然绚丽却没有结实的无果之花。
第二，组织了7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座谈会，其中两次邀请有关研究机关和大学的学者参加，两次座谈会的参加者分别是党校的教师和研究生。还有三次座谈会是邀请党校学员，分别就加强法治、廉政建设和企业领导制度进行座谈。
另外，还曾计划召开两次规模较大的研讨会，但都没有开成。一次商得中共江苏省委同意，与南京市委合作，定于1988年12月16日到20日在南京华康宾馆召开“县级领导体制研讨会”，讨论县级领导体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改革县级领导体制的基本理论，“议行合一”是否可行等。会议筹备基本就绪后，于11月10日发出通知，邀请部分县长、县委书记和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参加，但中途被告知应该停办，只好打住。
另一次是与中共河北省委、保定市委联合召开“为政清廉研讨会”。1989年1月，在保定举行了有研究会副会长史维国和保定市委书记韩立诚参加的筹备工作会议，商定于1989年3月24日到29日在保定古城宾馆召开有800人参加的大型研讨会，由我和保定市委秘书长靳伯仁担任研讨会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并致开幕词。开幕式上将请中央党校校长高扬讲话，闭幕式则请河北省委书记邢崇智总结。这两次会议都因为当时全国形势比较紧张，周杰会长临时叫停，使得我们和南京市委、保定市委都非常被动。
按照原定的计划纲要，1989年将召开一次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国际研讨会。我们初步准备在9月里召开一个约有40人参加的小型研讨会，国内25人，国外15人，会期5——7天。为了解决会议的经费问题，我们向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申请资助，他们同意资助3.7万元。我和盛斌在4月20日前往该处签订《批准项目通知书（代合同）》。当时北京的学生运动初起，后来的发展使这个计划无法实行，真是遗憾！
计划中在1988年内还将召开几次小型研讨会，主题分别是：关于多党合作制，社会团体的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与传统文化等，但都没有实现。
第三，同国外学术团体建立联系。
A、研究会邀请日本亚洲政治经济学会理事长、都立大学教授、中日二十一世纪委员会日方顾问冈部达味和琉球大学副教授天儿慧于1988年12月19日至25日前来访问。访问期间，两会介绍了各自情况，就今后建立联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在推进资料交换、学术交流、进行联合研究等问题上达成原则协议，并共同拟就《会谈纪要》。冈部等回国后，在四五月间发来日本亚洲政治经济学会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开展学术交流的意见书，建议在1989年11月4日至5日或11日至12日在东京举行学术座谈会，就中国政治体制的现状、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比较研究、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及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讨论，中日双方各出5人与会。意见书除提出邀请杜光、高放二人外，另建议在研究会的4位理事谭健、迟福林、王振耀、王逸舟中，邀请3人与会。但当时国内形势已经十分紧张，我们无法明确答复是否接受他们的邀请，只好通过我们驻日本的联络员李廷江告诉他们，待国内形势比较明朗后再确定。接着发生了“六四”，座谈会无从谈起，此后也没有再同他们联系。
B、1988年10月，我以研究会干事长的名义向国外有关研究机构发出建立资料联系的信函，得到许多积极的回应。美国政策研究所寄来了他们编的四本书；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寄来该所季刊《Orbis》；布鲁金斯学会发来介绍该会活动、人物和出版物的资料；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来信表示，欢迎研究会的学者访问华盛顿时，与该学院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安芳湄来信，祝贺研究会成立，并表示希望建立资料交换关系。此外，同斯坦利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也进行了联系和接触。对于这些建立起初步联系的单位，我们都寄赠了会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六四”以后，有些联系单位还发来他们出版的刊物，但我们却没有回应，所以关系也就中断了。至于与苏联、德国、法国、韩国等学术研究团体建立联系的计划，连书面计划都还没有完成就吹了。
C、经过外交部办公厅同意，研究会致函我国驻美、日、苏、法、英、西德、意大利、印度、新西兰等九国的大使馆，同他们建立联系，请他们在提供国外政治体制的资料方面给予协助。我们则向他们寄发每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第四，研究会下属的几个研究所也分别开展了一些活动，如：社会调查所在全国三分之一的县里，组织了县级政权建设的社会调查；又受长城空调器厂委托，进行“全国同行业名优产品市场情况”调查；他们曾经准备邀请美国马里兰州社会调查中心主持人罗宾森教授来华访问，并做一些社会调查，常务理事会没有同意。国家公务员研究所在1989年二三月间举办了一次国家公务员制度研讨班；还曾计划9月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研讨会”，但后来没有实现；他们还着手编写一套《国家公务员丛书》，第一册《国家公务员概论》已经完稿，“六四”一来，计划就无法完成了。国外情报所在1989年1月编印过一期《国外政治体制改革信息》，办了一期中级英语培训班，还编了二百余种外文期刊的目录索引，发起成立了“北京青年外语人才联谊会”，于1988年10月16日在友谊宾馆举行成立大会。廉政建设专题组编印出版了《廉政制度建设经验专辑》。为了拓展活动范围，有些研究所还同国内外的一些学术团体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成都的人事产业研究中心的情况比较特殊。它是由成都人才技术交流咨询服务中心成立的。所谓“人事产业”，指的是以人事和资金双担保的形式，组织城市的科技管理人才支援乡镇企业。这个实验在成都初步取得成功，他们希望推广这个经验，所以成立“人事产业成都研究中心”，并且提出挂靠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我和朱满良于1989年3月25日前往成都考察联系后，认为这个实验同时涉及人事制度和企业管理，处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衔接点，很有研究和试验的价值，建议常务理事会接受他们挂靠，把他们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验基地，得到了常务理事会的赞同。但不久就发生“六四”事件，研究会暂停活动，就没有再联系下去了。
第五，我们还准备：1、组织九十年代理论沙龙，成为比较松散的定期聚会形式。每次有主题，但又不限于这个主题。参加人员多少不拘，还可以带自己的朋友来参加。2、筹备建立出版发行公司；3、酝酿成立政治体制改革信息咨询中心；4、在有条件的城市建立分会；5、在研究会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召开理事会。这些打算都落空了。
第六，编印会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编印出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杂志是研究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在研究会成立前就已经开始策划准备。按照原定计划，初期出版双月刊，16开本，每期96页，一年后再改成月刊。创刊号在1989年1月15日出版，订阅者六千余户。
这是一份国内唯一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内容的刊物，选登的文章，全部围绕这个主题，而且特别注重联系实际，不尚空谈，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知识界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成果。它本应发挥团结改革力量、唤起民众的积极作用，有力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但由于发生了“六四”而形势急转直下，只出了三期便无可奈何地结束了，第四期已经印好，却因为内部意见分歧而未能发行。
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的具体情况，我正在起草另一篇回忆文章，题为《短命早殇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这里恕不详述。
1989年6月4日的枪声，扑灭了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希望，也扼杀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的生命。7月28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举行第四次常务理事会，“暂停活动一个时期，下属各研究所予以撤消”。我提出研究所也暂停活动，不要撤消，但没有被采纳。于是，刚满一周岁的研究会就这样从社会上消失了。
（四）结束语：我们丧失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好时机
中共十三大点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火把，却没有燃起足以烧毁专制政治体制的熊熊大火。先是“价格闯关”转移了指导思想和整个社会的关注重点，接着是“六四”造成了政治形势的全面恶化。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一年里所作的努力烟消云散。我们终于丧失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好时机。
今天与20年前相比，政治体制改革的优势和劣势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成立的时候，朝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情都很高。1987年9月27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提交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上批示：“完全赞成”；10月25日，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里描画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形成为全党的统一意志。在民间，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热门话题；1985年和1986年在大学校园里兴起的学生运动，都把改革政治体制、实现政治民主化列为主要的口号；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学生运动中，政治体制改革更成为学生们两大诉求之一（另一诉求是反腐败）。而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势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程度，包括：1、因政治特权而获得物质利益的官僚，尚未形成为强大的利益共同体，他们以权谋私，大部分是偷偷摸摸的个人行为。2、那些死心塌地地维护旧制度，甚至梦想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毛左派，被粉碎四人帮后的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和胡赵新政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打得蒙头转向，还没有清醒过来，用俗话来说，还没有缓过劲来。3、有些群众因受长期的政治思想教育而习惯于接受旧的政治体制，但是，民间思想观念的惰性是可以通过宣传教育而改变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杂志就可以在这方面发挥重大的作用。
“六四”前的学生运动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天赐良机，它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提供了广阔的群众基础。对于因特权而获利的官僚和毛左派，学生运动可以发挥巨大的震慑作用；对于广大的民众，则是深刻的启蒙和有力的带动。自从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以来，朝野的意志取向从没有这样契合过，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可惜，部分当权者为了捍卫他们既得的特权地位，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学生运动这个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的后援力量，淹没在血水之中，毁灭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
“六四”的镇压，扼杀了民众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反腐败两大诉求，这意味着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可以肆无忌惮地随意运用。于是，官商勾结，坐地分赃，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敲诈勒索，贪腐遍地；有权有势者侵吞国家资产，掠夺民众财富。一个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团，构成了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成为抗拒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在民间，十九年来，经济改革走上邪路，工人大批下岗，农民土地被占，学校成了学店，医院如同衙门；与官场极度腐败同步，贫富两极分化，弱者投诉无门。这些社会现实，为毛左派的崛起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他们打着“社改派”的旗号，提出要为“四人帮”翻案，“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成为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代言人。
由此可见，目前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比20年前要困难得多。机会一去不再来，这是无可奈何的。但是，历史不能倒退。政治体制改革是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目前的社会形势是如此严峻，迫使我们不能不认真考虑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因为，改革现有的政治体制，对权力实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以纾缓人民的苦难；同时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是解决官民矛盾和社会紧张局面的最有效的选择。历史还能给我们留下多少和平非暴力的改革机会？现在还很难说；什么时候会出现陈胜吴广式的人物？更是难以逆料。我热切地希望，最高当局能够以高度的勇气和胆略，正视这个非常严肃、非常严重的问题，作出符合历史趋势的选择，避免使中国人民再次陷入火坑血海的悲惨命运。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杂志是两面鲜亮的大旗。到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再度高举这两面大旗？但愿我们还有实现这个愿望的机会！
2008年11月15日完稿，12月12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