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相超教授因微博上发言遭致围攻（网络图片）
在毛泽东去世40周年之际，中国大陆又演了一场类似“公审茅于轼”闹剧。不过，这场闹剧的结果不是毛左当年“公审茅于轼”悻悻而退，而以毛左分子欢呼雀跃收场。
在所谓“辱毛”（此为毛左语言，在此暂且借用）语言程度上，邓相超远不如茅于轼“尖刻”。茅于轼公开点明毛泽东就是一大流氓，奸淫上千妇女；而邓相超仅客观地说了几句，如果毛早死多少年中国就会少死多少人云云，并且这也是大实话。中共前任当局对茅于轼所采取的态度是没动其一丝毫毛，而山东省政府先后对邓相超做出处理决定：解聘省人民政府参事，免除省政协常委职务，停职检查，提前退休。
从茅于轼和邓相超两人“辱毛”不同的结果所透露的信息来看，中国的政局已经明显地急骤“左转”。
今天毛左敢于向中共当局公开叫板是大有来头的。这次山东毛左上街游行打出的横幅和呼喊的口号完全是文革语言，他们竟举着“打倒邓贼！”横幅标语。这实际上是项庄舞剑，是以批邓相超向当局施压，来发泄心中的不满。毛左之所以敢这样肆无忌惮，就是凭借中共当局不敢公开否定毛泽东。因为那具僵尸至今尚停在天安门广场，头像还挂在墙上。这就成了他们的手中把柄。在此之前毛左向当局提出要求，要将12月26日定为“人民节”也是基于以上原因。
毛已经死了40年，那具僵尸停摆在那里已经发黑。然而这具“僵尸效应”却没有停业，并且愈演愈烈。当前围绕着毛泽东的问题，毛左派、民主自由派、执政当局各自采取不同态度，三方正在进行着一场巧妙地博弈，而这场博弈谁是赢家、谁是输家，还很难说。这其中缘故是什么？这倒是值得深入剖析一下的。
先说中共当局对毛所持的态度
用“烫手山芋”这句话来形容中共当局在毛的问题上的处境是很恰当的，毛为何成了中共手上的一块“烫水山芋”？这个问题要追溯到邓小平身上。
当年毛死后，“四人帮”倒台，从全国民众来看，除了一部分死心塌地追随毛的文革造反派头头外，从工人到农民；从“走资派”到知识分子没有不痛恨毛的。人们心里都明白“四人帮”其实就是“五人帮”，这个祸国殃民的东西把中国害苦了，可谓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准备搞一个《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据说当年参加《决议》讨论的四千多干部和知识分子，群情鼎沸，一致表示要彻底清算毛。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一锤定音，对毛定下了功过三七开的调子。
他在起草《决议》时发表意见：第一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他说：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1980年10月25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
他在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说：“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们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并说，“毛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不会象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邓小平为何要这样做？是夹杂着个人感情的。虽然在文革中，邓被列为第二号走资派，但除了有一个儿子摔瘫痪外，相对刘少奇来说，吃亏并不算大。而毛对邓始终是网开一面的。文革中大批老帅都被批斗过，甚至朱德，而邓从没有被批斗。就是文革下放在江西，也没受好多罪，并且儿子也获得回到身边，尔后还送到北京治疗。虽有周恩来在此游说，然得不到毛的首肯是绝对不行的。1974年邓再度出山也是毛同意的，他没被开除党籍，也是老毛在暗中保他。而毛保邓也是有原因的。毛最善于拉一个打一个，他也知道邓是个人才，通过搞刘少奇把邓拉过来，为毛氏王朝保驾护航，邓没有全买毛的帐，但没有象刘落得那样的下场，也一定心存感激的。何况邓是四川袍哥出身，还是要讲义气的。
然而，邓小平这样一搞，为尔后留下了后患。第一，错过了清算毛的最佳时机。二，后继领导人再没邓的权威来干这件事了。用通俗话说，过了这个村这没有那个店了。何况随着中共的半条腿子改革，贪污腐化、贫富不均现象越来越严重，引起低层百姓不满，他们浅层次的思维只会留恋吃大锅饭、绝对平均主义的毛时代，造成“清毛”更多的困难。这只是其一；
其二：除了对毛的情感一面，中共当局不愿否定毛还有利益一面，而这一个比起感情更重要。如果说，中共元老派对毛尚有情感的瓜葛，还说得过去，毕竟他们一伙人从打江山走过来的；而那些红后代们谈不上对毛有什么感情，何况他们的老子大多数被毛整过，甚至整得很惨。他们这一批人保毛纯粹从利益出发。因为一否定毛后面的事情就会接踵而至，毛的罪恶就被清算，共产党也完了。胡耀邦说：“如果要让老百姓知道共产党以前做的事，共产党必垮台不可。”若共产党垮台，他们的既得利益也保不住。所以，要想保住既得利益就得保党；要想保党先要保住毛。这已经不是对毛喜欢不喜欢、有没有感情的问题了，他们和毛已经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再来看“毛左”们的态度
可以说，真正“热爱毛”的，就在这批人中。这批人喜欢毛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没有得到什么实惠，看到一些人发了富，心生嫉妒，加上贪腐现象使得心中出现不平衡感。这批人大多数在城市下岗工人中以及文革后的一批落难者，而农民还占少数。另外还有一些半拉子的知识分子（如孔庆东、韩德强）和别有用心的投机者（如司马南之流）。这部分人的确是真心想回到毛时代，虽然现今当局并没有否定毛，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还是不满意的。他们认为今日当局还是在走“修正主义道路”，但他们还不敢公开针对当局挑衅，而是以参拜“纪念堂”和云集韶山来对抗当局，或“指桑骂槐”对手无寸铁的非毛的知识分子进行非难，以发泄心中怨恨。这一批民粹主义分子和当年义和团一样，很容易被人愚弄，并且成为政治野心家利用的工具，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就可说明。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批人现在越来越多，呈上涨趋势。这都是“僵尸效应”的结果。
民主自由派对毛的态度
民主自由派对于毛的问题是站在中国宪政民主的高度来认识的。毛的问题不解决，中国的民主宪政就无从谈起。而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第一突破口就是对毛作彻底的清算。不清算毛，就勿须奢谈民主!毛的僵尸横亘在民主前进的大道上，就像钉子户一样，死死地钉在那里，不铲除，就无法打通民主大道。毛已经成了专制、独裁、暴君象征，只要还把他的像挂在那里，就表示不愿意与封建专制彻底决裂。就好像墙头挂着独裁者像，口里高喊民主自由滑稽可笑。什么时候把毛像从天安门上摘了下来，中国的民主大门才算真正打开，否则，历史的悲剧随时可能重演。中国无论是将来走向民主宪政还是以法治国，想绕开毛这个坎是不行的。当今世界凡专制国家在通向民主的大道上，首先一步就是对暴君的清算，只有扫除这个障碍，后面的路才能走下去。这是实践已经证明了的，也是民主派对于毛的态度。
在毛的问题上三种力量的博弈
以上是三者对毛的不同态度。由于三种不同的态度，产生了一场博弈，而真正的博弈是民主自由派和当局的博弈，毛左只能算夹在中间的混乱分子，但他们的力量也不能忽视。当局也非常明白，毛左对于他们并不构成威胁，因为民粹主义是最容易被左右的人，他们没有深层次的思想体系的。毛左并不恨独裁专制，甚至可以成为独裁专制者的拥护者、同盟军和打手，如山东毛左在攻击邓相超时，政府部门公开偏袒毛左一边。而这些“义和团”很容易被慈禧太后利用去打“洋人”，事过之后，该杀的还杀；该斩的还斩。当然，毛左胡闹不能超过当局的底线，超过底线当局照样不能容忍，这个底线就是不能涉及到政权问题，如前不久河北石家庄一个叫王士吉（毛继东）自称马列毛主义反修圣斗士，毛主席红卫兵，以反修反复辟为使命。搞了一个“卫毛党”，并称该党为中共“兄弟党”，自封总书记，结果被当局抓了起来，据说还要判刑。
当局最担心的是民主自由派，而民主自由派永远是独裁专制的敌人，民主和独裁是永远水火不相容的，而专制独裁者一向把民主自由派认为是他们的克星。当今中国的政治现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民主自由派要当心在毛的问题上掉进陷阱
民主自由派批毛是为了扫清宪政道路上的障碍，在“清障”的同时，往往会受到毛左分子“搅局”。而遇到这种情况时，两派会产生激烈争论和口水战。而这些争论现在看来非常无聊，不仅消耗了大量时间并且也伤神。因为这些毛左多数是一些年龄进入迟暮者、思想简单而比较僵化的一群人，并且油盐不进，向这批人启蒙非常之难。这批人是在毛时代被长期洗脑，有的还得了斯德哥尔摩症。他们连“三年大饥荒”饿死人都不承认，对这样的人你是毫无办法。如果这种消耗仗打下去只会两败俱伤，而这正中了当局坐山观虎斗的意愿。
笔者在上面说过，今天的红二代执政当局，已经谈不上对毛有无感情的问题了，他们维护毛纯粹从利益出发。毛只要对他们的既得利益有利，他们就会保毛；如果对其有弊，他们就不会真心诚意去维护。假若毛左们当真地搞起来，要走毛的路线，他们是不会干的，但是他们又不好公开出面，过渡干涉，毕竟自己还打着毛的旗帜，这时就需要有一个社会力量去制衡，在此如果有非毛派出来和毛左对抗，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在这两派力量的对持中，他们坐山观虎斗、乐得一身轻松。当局现在采取的方略是：哪边过了就压谁，哪边构成了对其执政地位的威胁就打谁，举起左手打右；举起右手打左。
所以，今天的民主自由派要识破当局真实意图，要调整策略，避免无谓消耗民主力量，将斗争大方向搞准，将启蒙调整到中青年群众这一块，因为这批人被毛洗脑还不很厉害，尚有可塑性。
当前民主力量面临着执政当局和毛左联合进攻，处境比较艰难，但不能有丝毫的气馁和退缩。民主派人数虽说要少一些，然而我们的思想能量要超过毛左百倍千倍，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此时此刻更要加大启蒙工作，中国走向民主宪政这个大趋势是改变不了的，对于这一点我们是乐观的、是有坚定信念的。
2017年1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