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圈子特首选举形势未明朗:获「钦点」者,可能高票提名低票落选;最有「民意」支持那位,凑够提名票也有困难;余下的能入闸即可左右大局。民主派有三个堪称有理的提名选择(曾、胡、梁);如果策略性投票也考虑,则还有第四个(叶刘),是以坊间已有不少方案、攻略,合纵连横,既有精算思维,也包含各种政治态度。如果把民主派选委的复杂性也算进去,以笔者有限智力,实在无法推导出甚么才是民主派的最佳策(optimal solution)。
梁振英当政,给香港带来严重损害。最值得留意的是,他仅以689票当选,而且是靠了西环发功;既无当权派大多数实质支持,民意也因甫上任便丑闻缠身而极速跌破纪录,所以做起事来很多阻滞,他那「大有为」的破坏力因而受到制约。因此,689之数虽是他的个人耻辱,却是香港不幸中的大幸。试想,他那年若以800至1,000高票当选,当权派空前团结地支持他施政,则不待甚么廿三条立法,香港也早跟大陆融合了,甚至可能在多方面比大陆更大陆。
复杂问题简单决 着眼601
这故事教训香港人:小圈子选出来的特首不可能是民主的,故得票越低越好,最好仅仅过半,即以601票当选。这个数字后面必然是一个分裂的当权派,其中败选一方或不合作或搞对抗,往往能产生政治上的负负得正。这就提示了这次小圈子特首选举的民主派便捷策(heuristic solution)。
民主派怎样做才最可选出一个601呢?答案简单之极:尽量让当权派的候选人像2012年那次一样,斗个死活。具体做法,就是如很多人直觉认为的那样,保证曾及叶刘获提名,而不必顾虑政治洁癖。
如此,三个当权派入闸,票越分越薄,一轮投票定胜负的话,胜者便很接近601。若需两轮投票,第二轮若是如一般认定的「奶妈对薯片」,便几乎是2012年的翻版;所不同者,是这次更势均力敌。原因是,奶妈有西环全程压阵,薯片便是赢,也会是仅赢;但薯片不会太弱,因为「真的唐派」已经苦撑五年,这次不全力搏杀、再衰五年的话,可以休矣(此派若被迫「支持」奶妈,会止于提名)。
笔者说的便捷策,中文维基有另外一个叫法──「启发法」,意指依据有限知识或不完整信息,依赖经验在短时间内找到的处理问题方案。如此得到的方案通常有弱点,几乎不可能是理论上的最佳策,却简单可行而且往往不太差。上述「601便捷策」的一个弱点,就是不提示让哪一个参选人当选。另外一个弱点,是不与民意挂钩。
其实,在本地的小圈子选举里用此法,这两者都不一定是弱点。比方说,若林郑当选,会延续梁振英的高压反民主政治手腕,社运人要继续付出高昂代价,却会激起第二波分离主义思潮,更深入影响港人特别是年轻世代对2047二次前途问题的看法。况且,她若以低民意支持而靠北人撑腰上台,港人看不起她,当权派和公务员的一大半反对她,很可能促使她提早下台,进一步激起民怨。
曾当选,社运人或也可有一阵子「休养生息」的机会,但在相对怀柔的政治政策底下,民主运动可能反而败于温水煮蛙,未到2047便偃旗息鼓。林郑固然不懂经济金融国贸,最终不利民生,曾亦可能因「太懂」经济而不自觉地延续深港一体化等融合政策而轻忽了背后的赤化政治。甚至可以说,以曾的圆滑手段和比谁都高的「民望」,推廿三条立法,可能比林郑和叶刘都更到家。
西环说不出为何林郑好
因此,谁当选特首对香港比较好、对民主运动及二次前途问题的解决更有利,都是说不准的。一些民主派要帮这个入闸助那个上台,另一些更在乎以参选作手段,宣扬公民提名等民主概念,等等,笔者都认为无可无不可,大家可以各显神通,不必因之而伤了民主派内部最近稍多了一点的和气。专制政权底下,谁掌权并不最重要,民主派却必须见招拆招、见佛杀佛。
这次有京官试图全程操控特首选举,搞出的疑点特别多,满天神佛。北京去年底狠下决心炒了梁振英鱿鱼,理应是对他的不满大大超越了他对北京的贡献;当时,港澳办中联办那条线大感意外,但其后竟力捧梁特的左右手林郑上位,却说不出个所以然。如果两办是欣赏她与梁特的共同点,那么北京在香港问题上就有两个分裂了的「中央」,互拆墙脚;两办(一般认为是江派)负隅顽抗,另外那个「中央」(习派)则一言不发暗里发功。
这个说法不是唯一可能,也非十全十美,例如不能圆满解释为何有些参选人斗胆受落中央某一派支持、与中央另一派对着干,为何江派明推林郑但习派却只是暗撑曾。
姑且以此说为真,分析习派的想法。习是当今领导,每天最关心的事情,一是大陆经济,一是中国的东、南方面地缘政治(从朝鲜半岛、日本、台湾、越南、澳洲到印度的半月形包围圈)。内政问题如藏疆等地的独立运动等,几十年来高压对付行之有效,习不会太担心;港独亦然。香港是半月形包围圈上的中心点兼突破口,更是交通中国与西方的唯一一扇经济窗户。这样看,香港自是在中国本身经济和地缘政治出问题的时候最有用。
可是,梁特把香港变成一座以反港独为主要任务的政治城市,经济上搞中港融合、深港同城,对习而言无甚可取。如果梁特思想搞通了,政治上他当然可以降调,但经济上要放眼世界靠拢西方,他就无这方面的办法和能力,西方也不会卖这位「地下党员」的账。至于女版689,则更为不济;梁特起码懂得量地度价,她就连这个也不会。曾有能力发挥香港的经济潜力而有助中国,因此若说他有习在后面挺,也不无道理。
添烦添乱 习头痕
那么,到底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问题有多严重呢?本文只能简单谈经济问题,地缘政治以后再说。
一、央行外汇存底跌破三万亿美元心理关口。《华尔街日报》估计中国一月份外汇存底只减少十亿美元,但结果减少是估计的12倍,可见各种外汇管制手段都几乎无效,今年必须加码才能防止人民币急跌。
二、信贷继续猛增,北京无法压抑。去年北京央行「闩水喉」,特别是收紧银行对私企的贷款,目的是压抑房地产和股债市泡沫。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陆信贷资金杀出另外一条血路,以致今年一月份的全国非公营环节贷款猛增,资产市场又回暖。这条血路就是所谓的「委托贷款」,指由银行安排的企业对企业贷款;一般是私企向拥雄厚现金的国企借钱,由银行拉拢借贷双方以及处理有关的资金往来,但不负责评估信贷风险。去年一年,这种信贷增加两成,是GDP增速的三倍,利润很高,借给地产环节的,年利率可达30巴仙。然而一般国企不像银行,缺乏风险评估能力,很多时不熟悉借方偿债能力和所在市场的风险,会导致系统出现危机。
三、人口雪崩,比此前认为的严重。今年北京春晚传出完全开放生育的讯息,其它渠道也释出一些「令人鼓舞」的中长期人口增长目标,背后其实是极为严峻的人口和劳动力减缩前景。国家统计局数据指,2010到2014年的总和生育率(TFR,育龄妇女终身育孩数)分别是1.18、1.04、1.26、1.24、1.28,平均为1.2。2015年跌到1.05,低于全世界199个国家的2014年数字。
中华民族正在自我灭绝
要保持人口长期平稳,TFR一般应该是2.1。考虑到中国的出生性别男高于女10%,1.05的TFR也就只相当于发达国的1.0。这个数字若持续一代人(一般指25年),则下一代人口数便只有这一代的一半还不到。中国人口收缩之快,可想象为中华民族正在自我灭绝!
其实,上述各年TFR统计数字还很可能偏高。2015年夏,湖北宜昌做了大规模生育调查,抽样比例是30%的育龄妇女,理应非常准确;结果显示当地的TFR只有0.81。
开放和鼓励生育的政策起码十年前就应该开始,无奈大陆计生委有自己的利益考虑:限制生育政策底下,超生罚款是部门收入来源(更是贪污财路),鼓励生育则要庞大支出。有此不等诱因,所以计生委专家的TFR估算,一直以来严重偏高,直至最近还坚持1.5至1.8的浮夸数字,就是为了营造「控生政策没啥大问题」的假象。不过,政策改为鼓励生育,正面效果也很微弱。2015年是开放「单独二孩」政策的第二年,大陆专家不少认为会出现新增人口高峯,该年出生人口可望大幅攀升100万。然而,2015年实际出生人口不升反降,比2014年还减少32万。
大陆同样需要「休养生息」
鼓励生育困难是世界性问题,在中国尤其不易解决,原因其实很简单:以典型三代五人双职工家庭为例,多生一孩,净抚养比便增加20%;如果祖父母年老,中间代多生一孩,家庭要变成单职工的话,净抚养比更急升140%,这不是大陆中产或低收入家庭可以轻易应付的。几十年来一孩政策造成的经济毒瘾已经无法改变。
人口老化、劳动人口收缩,在日本这个技术发达国也造成严重经济困难,多年来的GDP增长都在1%左右甚至更低。中国经济劳动密集程度比日本高,遇上同样的人口问题,困难便大得多,政策上还要坚持GDP6.5巴仙的增长并不健康,人民太辛苦。如果还要全国总动员支持打仗,应付得来吗?看来,要「休养生息」的,不只是香港。
习近平面对的问题一大堆,碰上特朗普当美国总统,实在难应付。大家看他处理香港现阶段问题,是要一个「好打得」的人继承689路线,撕裂当权派、公务员以至整个香港社会,挑起分离主义思潮第二波,把「休养生息」也当作大逆不道的东西狠批?理应不至如此,但共产党人的德性,谁说得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