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邓的五大情结
在人们印象中，邓小平为人果断，沉稳干练，说一不二，刚愎自用。
但是，倘若深入细致观察，却发现他有另外一幅面孔。邓的后半生，其实被多种矛盾复杂的心结所纠缠，欲罢不能。这些情结从各个不同方向影响着他的政治决策。在整个八十年代，中共“逢双反左，逢单反右”，左右摇摆，出尔反尔，即根源于他的相互冲突的“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四个坚持。路向矛盾的方针正如两匹南辕北辙的奔马，在撕裂邓的灵魂和事功。
1979年，作为一道鸿沟，把邓的生涯一劈为二。粗略地说，前半生邓的事业是协助共产主义的魔咒笼罩中国，后半生邓的事业却是在中国解除共产主义魔咒。这两项事业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这是悲剧人物邓小平一系列情结和矛盾举措的深部根源。
观其一生，邓的根本转折点在文革。文革风暴掀开了这个政权过去被精巧覆盖的黑暗和污秽，邓也被它扫到了社会底层。除了本人遭致的迫害外，他无疑也目睹乃至亲身体验了他协助建立的这个体制的种种弊端和荒诞，于此，他立定志向当有朝一日重返朝政时，要鼎故革新，扫除弊政，挽国运于既倒。
鬼使神差，上苍果真把中国的国运放在了他肩上。
毛的哀乐骤然鸣响，邓的使命翩然降临。然而，正当邓着手其自诩的民族中兴的宏图时，他发现自己陷入了多种两难困境中。
如果要懂得邓晚年的许多矛盾的政治决定及其基本困局，不能不剖析邓晚年的“五大情结”。这些情结支配了邓的举措，控制了这个复杂政治人物心理状态，提供了洞察他矛盾行止的基本线索，它们分别是：
1.后半生与前半生事业逆反的情结，2.毛泽东情结，3.文革情结，4.胡赵情结，5.天安门情结。
让我们分别检讨之。
一、前半生对后半生
邓的改革能走多远？这是一开始就困扰着邓，也困扰着中共的基本问题。作为邓本人，他的基本政治利益逻辑上应当使他走向何方？正如前述，邓的前半生和后半生的方向是冲突的。同时，与此相关，对中共言，党内的合法性和党外的合法性也是冲突的。
诚然，前后两段生涯的逆反，是驱使邓出尔反尔、进一步又退一步的基本心结。但是，这并非必然如此的，若把逻辑推到底，从利益的角度看，无论于国于己，邓都应当有充分的动机把改革推向彻底，扩展到政治领域才是。遗憾的是，以邓的睿智，他并未能看透这点，即：虽然前后方向逆反，但他的前半生和后半生所占的的分量却是不同的。且不说对中国乃至世界而言，前者为灾难，后者乃福趾。即使仅仅对邓自己的利益和名声而言，前半生虽然历时较长事功宏大，但邓却不是主角，他只是协助毛泽东的一个配角。后半生虽然历时较短，但邓却是赫然主帅，并因此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性人物。即是说，前者归属于毛泽东时代，后者才真正开创出了一个独立的邓小平时代。后者是他国际声誉和历史地位的源泉。孰重孰轻？他本来应当有个掂量，不难作出抉择的。
但是，正如常例一样，要一个人放弃在青年时代就确立并伴随了五十多年的意识形态，否定自己的大半辈子，是极其痛苦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更何况与这一意识形态相连的，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共了。邓在支配党，党也在制约邓。这已经不是邓一人抛弃历史包袱的问题了。邓要获得党外的合法性，势必就要失去党内的合法性。反之亦然。而更要命的是，在原有架构下，邓还只能依靠这个利益集团来推行改革，而真正彻底的改革，实质上就等于要求这个党自己投票赞成逐步结束自己的生命。其结论是可想而知的。
这是他个人的遗憾，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二、毛泽东情结
毛泽东是邓小平政治主张的克星，同时又是邓的早期从政生涯的启明星。
毛带给了邓及其家人以浓重的阴影和“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恩怨怨。
作为一个毛式左倾路线的两次受害者，作为因毛氏红卫兵批斗致残者的父亲，邓当然已经清楚地看到并切身体会到毛的思想和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从感情上对毛作出否定应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作为毛创建的的政权和利益集团的继位者，作为毛早期的党内追随者，从理智上他却不得不洗刷毛的大部罪行，而把它转嫁到毛夫人及其同伙身上。作为一个实际的政治家，他无疑已经清楚地看到，中国问题的症结根本上正在于制度和意识形态，但是作为自己前半生为之奋斗的、执政合法性源泉的马列毛主义的信奉者，他又不能“砍旗”，只能“挂羊头，卖狗肉”，在原有意识形态旗帜下改变其内涵。即是说，仍然使用马列毛的话语系统，但是通过把强调重心的移位，通过把部分语句反过来说，通过颠覆原有的内容等方式，邓为自己的政治转向作了实用主义的辩护。
但是，辩护仍是危险的。
邓的两难悲剧在于，他必须用反(马列毛)意识形态的经济方式才能挽救党，而公开声称反(马列毛)意识形态又必定摧毁共产党。因此，非毛化和非意识形态化只能做，不能说。这就是他提出的“不争论”方针的奥秘。
毛泽东与邓小平，虽同为共产党，但作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历史上的两个象征符号，却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路向和治国风格。毛吟诗作赋，耽于梦想，不守常规，蔑视法制，置几亿生灵的日常生活于不顾，大起大落，折腾了中国近三十年。邓低调求实，少说多做，乾纲独断，毅力非凡，把中国向世界打开，聚焦经济，提高了普通人的生活水平。然而，不可原谅的是，也正是邓，把坦克车开上大街，血腥镇压了和平示威的民众。这是连毛也不敢公然下手的罪行，势将成为他永远抹不掉的历史污点。
从邓的继位者当今的作为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如何在毛邓这两极之间摆动。它预示着：毛邓两个符号在今后中国还将多次相互交战，起伏涨落，支配相当多中国人的政治想象，框限中国未来的政治格局。
今后中国人及希望开拓新局的政治家面临的使命，在于解脱毛邓魔咒，超越毛邓的视野，用党外的合法性来取代党内的合法性，彻底突破共产话语系统，开拓一个崭新的政治符号空间。
三、文革情结
文革是邓的炼狱。
作为邓一生事业的最低点，文革同时也是他反省自己前半生的起点。这一特殊的际遇使他看到了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之令人吃惊的贫穷悲惨的真相，也亲身感受到毛氏乌托邦文革路线在实践上的荒谬、残酷和血腥。有鉴于此，对文革的翻案成为他后半生事业的原点。
没有文革，就没有人所熟知的“这个”邓小平。
经过文革炼狱的烧烤，邓小平已非复过去的邓小平了。
文革带给邓的遗产，一方面是使他看清了共产意识形态的失败，从而令他出山后放弃教条，推行求实的经济政策，并打开国门，使中国逐步进入主流国际秩序。另一方面由于他深受毛式“大民主”之苦，因而对民众运动深怀恐惧，对“大民主”有一种特殊的过分敏感，从而为他在“六四”时施行“铁血政策”埋下了伏笔。
也就是说，邓式改革开放时期的基本成就和罪过，都与邓的文革经验直接相关。
本来，文革期间无法无天的经历使邓复出后誓言厉行法治，渐行民主，恢复社会的基本秩序。在一九八零年八月十八日，他曾发表了一篇有关民主法治的不错的讲话，指出类似斯大林和毛泽东那样的严重破坏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并强调中国走上民主法治道路的必要性。然而，他无法看清的是，作为最后的“底线”，他提出的“四个坚持”是与法治完全冲突的。把一个垄断性的党及其意识形态凌驾于任何法律之上，缺乏对党和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平衡，逻辑上必定走向严酷的专制和典型的人治。
1989年的事件戏剧性地昭示了这一点。
四、胡赵情结
胡耀邦与赵紫阳，作为邓的左右臂，在当年，构成了中国最高层的“铁三角”。也许，这是其时中共所能找到的最开明的统治集团了。
无疑，邓对胡赵是相当信任的，甚至可说是情有独钟。他竟然公开声称，天塌下来，有胡赵撑着。胡赵对此知遇之恩和提拔信任也怀有某种铭谢之情。更重要的是，三人之间，在对毛式主要遗产的反叛上，在经济改革的理念上，是大体契合的。而胡的热情诚恳，开朗豪爽，大刀阔斧；赵的精明能干，思路开阔，厌恶教条，与邓的务实主义正好相得益彰。在政治改革方面，二人走得比邓稍远。因此，八十年代前期的中国，在这一“铁三角”的推动下，以“真理标准”问题为开山斧，拨乱反正，平反冤狱，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把偌大神州，搞得风生水起，虎虎有声，蒸蒸日上，成为中共49年执政以来仅有的一段“黄金时代”。
然而，这种“君臣”式的“铁三角”，却隐藏着某种致命的结构性危机。祸根在于权力的名与实不符，以及权力和责任的不统一、不对称。
所谓名实不符，系指最高权力的名义与实际是分裂的。它们不是统一于一人身上，而是分处于两个不同人身上。名义上的最高权力者是胡，实际上最高权力者为邓。
所谓权责不统一、不对称，系指权力与责任分离。这意味着最高指令的发出者可以不负与该指令相应的责任，而须由执行者负责。即，邓拥有最高权力而不需承担该权力相应的责任，责任由胡赵承担；但是倘该权力运用获得成就，则荣誉仍归于邓。譬如，1988年的所谓“物价闯关”，赵曾犹豫，决心是邓最后下的，然而最后失败的责任却须由赵全部承担。
但是，权力的运转自有它趋向名实相符的逻辑。光绪当年的“百日维新”，除了是其思想倾向的结果外，从权力运作的逻辑看，也是虚君(仅有名位者)寻求名实相符的实权的自然趋归。胡赵当然也不例外。
上述结构性困难一旦遇到危机时刻，就会突然显现出来，产生结构崩塌的效应。如在1986年底和1987年初，在胡耀邦推行邓式“新政”过程中，爆发学运。党内保守元老趁机发难攻击“新政”，邓亦隐感胡“功高震主”，因此也就顺水推舟，放开闸门。胡(为邓路线的后果)承担责任黯然下台。“铁三角”顿失一角，已呈不稳。1989年，类似事件以悼胡为导火线在更大规模下重演，赵亦戏剧性地被罢黜。从此，邓失双臂，“铁三角”已收缩为孤立一点。“新政”的颓势已不可避免了。
邓对胡赵的感情是复杂的。平心而论，他曾力排众议，力荐二人担负重任，对他们有很高的期许，视之为自己想法的最好阐释者和执行者。然而，当政治危机惊涛拍岸，风起云涌时，当二人在政治改革方面超出了他划的界限时，他为自保，也为防止逸出邓式轨道而抛弃了他们，(当然，赵在最后一刻也已挣脱了邓的笼罩，亮出了独立的姿态)。从邓偶尔流露出的悔意以及他对二人的整肃留有余地，人们不难想象，事过之后，在垂暮之年回首事功，这两个人当已化成他的两块心病，在清夜咬噬他的灵魂。
五、 天安门情结
天安门是邓小平的滑铁卢。
1989年，当邓小平望着天安门广场上如海的人流、标语、旗帜，当他听到那一阵阵的呐喊如潮汹涌时，在他的视野里，出现的是1966年同样这个广场上的红卫兵人潮，是毛泽东和林彪的身影在这些人潮的上空若隐若现。这些勾起他旧痛的影像在支配着邓的判断，影响着他的决策，那致命的、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决策。
仅仅才是五年之前，仍是这些学生，自发的在游行队伍中打出了“小平，你好”的横幅，邓亦在城楼上向他们微微招手致意，构成了一幅邓事业巅峰的盛世图画。然而转瞬之间，他与青年、民众间的蜜月就结束了，横亘其间的，是千年古城北京极难现身的铁甲怪兽—坦克。
表面上，他的坦克和军队“战胜了”赤手空拳的学生和民众，但是这场战斗没有胜利者。
邓小平失败了。他惨淡经营的后半生事业，骤然被抹上了一笔浓重的血腥。天安门，将成为一个狰狞的黑色符号，与邓的壮观的改革事功一起，永远载入历史。他的形象将被一劈为二，一半为白，一半为黑。并将成为历史学家永恒争议的话题。
中共失败了。在全世界的聚光灯下，这个政党的残酷真相已赤裸裸地无可逃遁于天地之间。从此，它的宣传工具已被废了武功，无人理睬。它的统治合法性已被自己的坦克车碾碎了。
中国失败了。一百年来念念有词反复纭绕在中国人心中的梦，又一次被击成碎片。同时，中国历史，又一次闻到了血腥味。而闻过血腥味的历史，常常会染上循环性的嗜血症。天安门事件，再次给中国当代史投注了一股暴戾之气。他开启了典型的国家恐怖主义的先例，从而为将来可能出现的无边的暴力循环注入了“第一推动力”。
本来，随着中国人世代交替的变迁，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上一代或上两代中国人在国共内战中结成的重重恩怨和仇结已经在逐步化解、淡化乃至消泯。但是，天安门事件，给中国社会再次注入了极化的种子，仇恨的种子，造成了新的危险的社会张力，种下了新的一个世代的仇结。从而，使全国和解社会宽容的降临更加遥遥无期。整个中国重新成了绷紧的弦，内蕴着血腥暴戾之气。
虽然，为挽救自己的政治声誉，为扭转中国在六四之后的全面倒退，1992年，邓以自己毳老的巍巍之身，南下“巡视”，疾呼“不问姓社姓资，加快改革”，从而在中国掀起了一阵更加疯狂的“淘金热”，并且因胡赵时期奠定的基础以及遭逢国际资金流入的历史机遇，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奇迹般起飞。
然而，只要你踏上中国大陆，就不难发现，这里发生的，基本上是一场空前规模的无规则游戏。深入考察，你会体会到，无论对官方还是民间，它的“解放”机制，蕴涵在如下未曾明言的前提里：在大街公开杀人之后，一条最难的心理“禁忌”和防线都冲破了，那么，还有什么不可做的“禁区”呢？于是，姓社姓资、道德规范、法律条文，礼仪廉耻，亲情信用……通通丧失了约束力。一个空前的制度化的腐败和伦理真空降临中国。除了政治禁忌，其余百无禁忌。
这种价值系统的崩溃，这种嘲笑一切，撕毁一切的痞子态度，这种毫无敬畏感、毫无神圣性的社会，也许会使中国几代人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
出路何在？
我想，能够拯救这个民族、并在中国重建某种人类基本道德(禁忌)系统的，也许正是在于冲破当前中国的最大禁忌、冲破百无禁忌时代的唯一禁忌：六四事件。
人们注意到，正当邓的丧钟响过，一纸邓为六四事件道歉的“遗嘱”流传海内外。天安门的幽灵再次降临中国。
或许，“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是六四情结在缠绕着邓弥留前的心灵，使之不能宁静瞑目，必欲完成妥当而后安。
或许，是邓的家人预留后路，为邓开脱，为己消灾。
或许，是异议人士为打破僵局，为下一步中国的革新规划一个动力源。
…………
无论是真是假，无论动机何在，但有一点却是千真万确的：它表明，六四都是中国人绕不过去的一个巨大创痛。我们无法不面对它。它是近代中国史留给我们的巨大的十字架。
要之，六四将为这个民族输入某种宗教感，输入一种神圣性的资源。
当六四真相被昭告于天下后，殉难者的血，将洗涤净化国人的灵魂。
殉难者的魂魄，将化成永恒的十字架，高悬在中国大地上空，借以昭告国人：天地之间，是存在神圣之物的，有些东西，是值得人们永远敬畏的。
在正义的基地上，才谈得上真正的全国和解。
而宗教式宽恕，宽容，则是这个民族最后的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