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表于一九八一年七月的一篇文章中，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提到了一个幻想故事。一群阿根廷人决定在一片适宜的平原上建造城市，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知道盖房子的地方是一块墓地，它一点昔日的痕迹也没留下来。只有头头们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保持著沉默，因为这是他们整体计划的一部分。
新城市建成了，明亮的灯光与繁荣景象让人骄傲。但也在同时，一种奇怪的骚扰出现了，人们产生了怀疑和担心，总觉得某种奇特的力量在干扰、控告他们，竭力赶走他们。最敏感的人终于明白，他们是住在墓地上，死者以他们的方式回来了，走进人们的家中、梦中和幸福中。
「这似乎是我们时代的某种理想得到了实现，我是说，这是一种技术上的胜利，是被电视机、冰箱、电影、大批金钱和爱国主义的自足保卫的现代生活的胜利」，科塔萨尔在讲述完这个故事后评论说，「它慢慢的惊醒了最可怕的噩梦，惊醒了寒冷而黏滞地存在的无形的鄙弃和一种诅咒。这种诅咒难以言表，但是将其不可言喻的恐怖传染给了那些人在墓地上建造的一切。」
科塔萨尔借由这个故事来说明一九七零年代末流行的「阿根廷模式」。在经过一个动盪不安的时期后，现任军政府给阿根廷带来了表面的平静。国际舆论都认定阿根廷正在「进入一个物质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积极稳定的时期」。至于之前几年，政府对于反对派力量的大规模清洗，则没人再提。
阿根廷正展示著它的新面貌，成功举办了一九七八的世界杯，还在重工业和核能源进行积极探索。而对于这一切，科塔萨尔写道：「一个不同的、畸形的现实已经形成，它像一座迅速安装、掩盖著基础的舞台一样耸立。这是一个由劳动阶级的屈从和贫困形成的基础，是一个蔑视一切思想和表现的自由基础，是一个使用著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有效的爱国语言和沙文语言的无耻和实用的基础。」
二零零六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读到了这个故事。我犹记它给我带来了惊颤，好似一把利器刺穿了一直蒙在脸上的一块又湿又厚的棉布，我大口呼吸到了新鲜空气。在二零零八年即将过去时，这个故事以一种更鲜明的姿态出现在我脑海中。对于改革开放三十週年的庆祝与记忆，正瀰漫于公共生活的每一处，这是一次精心准备的盛大欢宴，是对我们业已取得成就的肯定。
记得一九九八年，也有过一阵类似的喧闹。那一年是改革开放二十年，邓小平则在一年前刚刚故去。两次週年庆祝没有太多的差别，一样的逻辑，一样的细节，从小岗村到联产承包制，到第一家外资企业的兴起，中国人由满街的「蓝蚂蚁」变成了「街上流行的红裙子」……人们感觉到生活的越来越富足和自由，选择的多样化，与外部世界重新建立起联繫.
这一切变化是置于这样的逻辑下的——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了这一切，因为政府拨乱反正，新生活由此到来。人们似乎懒得去追问，为什麽一九七八年之前整个国家是如此封闭、匮乏与凝固，倘若不是整个社会早已积鬱了要变革的情绪，政府的一道政策，就真的能产生如此大的变化吗？更糟糕的是，人们也对这变革业已产生的牺牲者们、付出的高昂代价，视而不见。
倘若说一九九八年的改革开放二十週年时，牺牲者们的怨恨仍被局限在一部分人身上，到了此刻，你会发现社会愤怒的情绪，已侵扰了大部分人的生活。官僚力量与市场力量的结合，正在造就一个更为严密的联盟，它们控制了主要的资源与声音。消费主义发散出无穷的诱惑力与操纵力量，让人们放弃了追问的欲望。对于道义的漠视，从原来的一种暗暗默许的状态，变成了公然的接受——人们觉得它一直如此。
毫无疑问，此刻的中国就像科塔萨尔笔下的阿根廷模式——它是一场技术性的胜利。但是，地下的幽灵终究会显现出来。即将开始的二零零九年，是另一个充满了週年纪念的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週年，西藏事件五十週年，天安门事件二十週年，它们所蕴涵著更複杂的象徵意义，这些意义都与深埋在底下的幽灵相关系。
倘若，我们能够成功的、开放的、富有创造性的面对这些幽灵，它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和解，部分释放出长期积压的情绪。但倘若，它仍是一种强烈的、不公正的选择性记忆，那麽终有一日，这些情绪将以我们不可控的方式喷涌而出，将整个国家推入动盪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