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11年的「茉莉花事件」为标志，中国结束了自1979年以降的后极权时代，进入了新极权统治时代。新极权的建立基于中共对其独裁统治合法性前景的预判与忧虑。
后极权时代长达30多年的市场化使民间获得了有限度的政治松绑、社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自由度，新兴社会阶层得以崛起，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出现多元化，同时互联网的普及使自由、人权、宪政、法治、公民社会等普世价值观广泛传播，要求更多的公民权利和更多的参与公共生活成为社会的广泛诉求。而中共不可能放弃其独裁统治，这使党与社会的矛盾不可调和，双方几乎在社会所有领域严重对立，中共一党专政的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在对其统治前景的末世恐惧下，为了维护其极权统治，自2011年起，中共政权撕开了多年的韬光养晦伪装面具，重新复兴列宁主义的极权统治，强化对民间社会的控制与镇压，新极权主义由此正式形成。
新极权主义把所有公民视为假想敌，一反后极权时代的意识形态弱化被动防守，主动进攻以刚性专政铁腕对付民间社会。在新极权统治下，社会自由空间无限缩窄，政治天花板的高度越降越低。新极权体制采用更精细更严密的手段控制言论，压制异端思想，取消社会自我发育，压制社会反抗，消耗民间社会资源，封堵一切危及极权控制社会的路径。
由此，监视、控制、骚扰、恫吓、威胁、打压、迫害等越来越频繁的大规模侵犯人权状况成为新极权体制对社会刚性统治的常态。这种侵犯人权的常态既是独裁统治下不受制约的权力为一己之私、一党之私而肆意压迫人民的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的结果，同时也是互联网与社会运动结合的中国民间政治抗争壮大已经威胁到独裁政权的稳定，因而新极权对民间社会实行有目的、有步骤的全面清场，无限缩窄社会自由空间的结果。
所以，中国目前的人权灾难不是什么法治大倒退，不是维稳机制的惯性运行，而是极权主义
——后极权主义——新极权主义此专制体制的世代升级3.0版，反映了专制体制在内外压力下的不断调适，试图以新的形式控制社会以维持独裁统治的意图。在新极权的视野下才会了解到中国近年来愈加严重的维稳控制和愈加深重的人权苦难状况真实的原因。
二、所谓「法治」：以维稳为根本目标的钳制
新极权登台后大肆鼓吹法治，到处是「依法治国」的口号。但事实上新极权统治下的中国却是更强化极权统治和限制人民自由。而所谓「法治」，中共党魁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得很清楚：「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也就是说以法律来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一党专政才是中共的核心利益。如此法治，只不过是极权政体愚民术而已。
2016年，中国政府通过了多部以维稳为根本目标的钳制与控制公民权利及自由的法律。以新极权其它管控社会的举措一样：意在把诸多侵犯人权的行为以合法化的工具体现。
1.3月16日，通过《慈善法》，9月1号开始施行。在此法下，中国公民的个人公开募捐被严厉禁止，即使是在微信朋友圈募捐也被视为违法。
《慈善法》的禁止公民个人公开募捐，意在对近年来的人权律师死磕＋公民围观＋资金募集/网络舆论动员此三位一体的民间抗争模式中的资金募集一环加以打击。在此民间抗争模式里的资金公募公用，意味着民间运动的参与扩大化，不同社会阶层在抗争的不同环节里得以资金、人力等不同资源配置聚合，从而使抗争运动的组织与动员得到更大的影响力。2015年的709事件事实上不应视为对人权律师的大抓捕，而是对人权律师死磕＋公民围观＋资金募集/网络舆论动员此民间抗争运动模式的围剿。在对抗争运动清剿外，基于维稳控制社会的需要，中共在《慈善法》里对此模式的资金公募公用进行了源头上的控制。
2.4月28日，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要求NGO机构必须有主管单位、不得在中国大陆境内募款、向大陆境内输送资金也加以限制、不得从事「政治活动」等原则性条款。
活跃的公民社会是稳定与繁荣的基石，但是中共认为西方价值观和政治秩序观念可能推动政治自由化，NGO的发展对社会自治、公民参与国家事务、公民社会的培养等的影响都是新极权体制所不能容忍的，于是通过制定《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意图通过切断境外NGO与境内NGO的合作以及资助关系，赋予警察更大权力监视、讯问和干涉NGO机构，压制社会的自我组织，成为对社会维稳的重要手段。
新法给数千家在中国工作的国际NGO竖起了高墙，特别是对跟国际NGO联系最紧密的权力抗议型的中国大陆境内NGO，完全成为专制统治选择性对其边缘化和打击的对象，使中国大陆境内NGO的资金、理念、能力建设等各方面都受到严厉限制，清剿NGO得以生存的土壤，以达到维稳的目的。
3.11月7日通过《网络安全法》。该法案进一步强化中国互联网实名登记制度，要求用户个人信息和数据应当在中国境内存储，网络运营者应配合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授予公安部们近乎无限的网络审查权力，扩大公安部门获取数据和审查信息的权力，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可采取断网等「网络通信管制」权力。
《网络安全法》从赋予管理部门超级权能、强化网络运营者全面责任和义务，以及对网络个人用户的实名监控这三个方面组成了严密控制公民网络言论的系统，形成了一个无所逃於天地之间的严密管制的网络空间，显示了新极权维持专政体制这一根本目的。
对以维护政权安全，防范「颜色革命」作为维稳目标的新极权体制来说，互联网对其极权体制的挑战已到颠覆性的地步，所以必须严厉控制与打击。《网络安全法》强调网络主权是国家主权的体现和延伸，是为了阻断境外自由信息的流入，消除对中国民间抗争和社会运动的声援和支持；强化网络运营者的责任和义务，则是为了全面清除对於体制的根本质疑声音，消除各种异议表达和抗争行动的存在；网络个人用户的实名监控，可以将对体制的反对者识别出来，彻底清除出互联网空间，达到「提前性」维稳目的。
《网络安全法》显示了新极权体制对互联网的全面清洗、全面封锁、全面调用和全面渗透，361度无死角。中国已成为全球互联网最不自由的国家。
4.12月1日，公布《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稿）》。该法称制定本法「为了规范社区矫正工作，正确执行刑罚，帮助社区矫正人员顺利回归社会，预防和减少犯罪」。
然而就其立法动机明显以维稳密不可分，意在填补劳教制度被废除后对社会进行控制的空白。通过《社区矫正法》，官方对以合法方式行使公民权利、表达利益诉求和政府不同的意见的公民，都可能先采取拘留等方式进行强制，然后通过取保候审等轻罪化控制措施使到公民成为被适用于《社区矫正法》的对象，再通过社区矫正机构进行所谓的「矫正」，限制人身自由。在此模式下，通过全国数十万个社区把社会抗争积极分子、维权人士置于其严控范围，把社会监狱化，达到维稳的目的。
三、网格化维稳：云极权下的天罗地网
1.云极权控制社会的到来
一部人类的文明史，科技的发展成果原本是为了能让人们的生活更舒适方便，但是在极权主义为维护一党之私的目的下，人类的科技成果却被应用成为更精细更严密的控制社会维稳手段。
所谓「云极权」，就是基于互联网大数据技术，通过对人民的通讯、交流等人际往来方式以及个人收入税收金融信用网络信用出行记录等全绑定的监控分析，用大数据模式挖掘、收集、分析、排查社会抗争积极分子、维权人士等「高危人士」并以网格化加以管控。
从国家局域网到纳税人识别号、从推行网络身份证、全面实名制到社会信用评分，以对全社会的严密监控和强力信息封锁为主体的云极权已悄无声息地在中国铺网完成。
国家局域网构成了封闭平台式网络，以国家控制的网络平台来取代国外信息传播平台，万维网及其服务完全都被国家局域网中的仿制品取代，并处在国家的掌握之下，目的是控制和监视网民，阻止任何自由信息的流通和传播，为极权主义愚民术的新形式。
「纳税人识别号」会使公民的经济信息共享到当局用于控制民间的各种信息网络当中，从而实现时时、处处的活动监控。公民的信息，尤其是维稳对象「高危人士」的信息被实时更新，而非像过去那样需要大量的人工事后添加，成为官方应用到网格化体系维稳的重要信息支持。
网络身份证把公民的姓名、住址、电话、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搭载在银行卡芯片上，和网络实名制的结合使政府更方便容易地获得公民的网络活动信息，能迅速反应地以维稳手段对付公民的网络信息传播、动员等网络行动，迫使公民由于恐惧而在网络的言论进行自我审查，使公民言论自由权利遭到收窄和侵犯。
社会信用评分是中共公布的要到2020年基本建立「社会信用基础性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这个模糊的用语涵盖了全社会所有公民的个人、职业和财务记录，量化全体中国公民的政治倾向。评分将根据公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来计算，包括亲社会（如参与官方组织的活动）和反社会（如在互联网上发表「恶意」言论）行为。公民的个人信用得分被与工作、住房、融资等挂钩，所以公民的政治立场表态影响到了就业、求学和出境等社会活动，从而量化全体中国公民的政治倾向。特别是在此噩梦式的体现极权主义控制社会最高体系建立后，不只是公民个人的社会活动影响到了社会信用评分的分数，其社会交际网络上的亲友们的社会活动亦影响到分数，从而导致维稳对象的社会孤立，甚至鼓励为维护自己的高分数而「告密」揭发举报其他公民，把原本就孤立无援的政治反对群体进一步推向了悬崖，消除公民一切自发的政治生活，把社会中的人分裂成一个个的原子，从而达到全面掌控公民人身的维稳目的。
2.网格化维稳直接控制社会
网格化维稳出现于2004年，到2016年基本涵盖中等以上城市和绝大部分村镇。网格化就是将城区行政性地划分为一个个的「网格」，使这些网格成为政府管理基层社会的单元，网格内所有固定物都被一一编码、定位，网格内所发生的任何治安、刑事案件、群体性抗议、敏感人物活动等均被分类、编码，被随时采集和报告，并以此数据为基础布置各种监控设备，线下的网格化维稳与线上的云极权大数据维稳「相辅相成」，完成对社会的控制能力。
网格化维稳配置了网格管理员、网格助理员、网格督导员、网格警员、网格党支部书记、网格司法力量等六类人员，要求提前发现并预防潜在的对体制的挑战，实现「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做到「抓早、抓小、抓快、抓好」。网格化维稳内容包括了每日维稳对象的信息收集、报告制度，对维稳对象的现场处置、软禁式控制，号称「确保各类不稳定因素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掌控、第一时间化解」。
在中国官媒的宣传中，网格化管理是一项提高执法和处理民生问题效率的惠民举措，但事实上的网格化把重建中共对社会的控制置于第一位，从而使网格化维稳制度成为现代极权专制对中国古代皇朝集权保甲制度的复辟，同样都意在实现对社会个体的全面掌控。
网格化维稳强化了国家权力向基层渗透，限制了社会的自我组织与发育，通过一个个网格约束控制维稳对象，有效地限制了维稳对象之间的人际交往和联合，从而有效地遏制了对极权构成挑战的联合行动的产生，减少了社会形成抗争网络挑战维稳体制的概率。
3.网格化维稳以恐惧治国
云极权与网格化相结合的极权主义维稳体制是一种刚性的控制社会方式。这是「压力型」体制的典型表现形式，在「稳定压倒一切」以维持一党专政的核心目标下，网格化维稳用政治动员的方式来动员资源，而新极权的铁腕封堵及扫荡民间社会自由空间作为其意识形态整肃的最重要内容，使维稳力量以政治上「正确」作为最高的衡量标准，把一切社会问题泛政治化，动用各种手段以强制性方式来执行而不是是否遵守了法律成为网格化维稳控制社会的最主要表现形式。
因此，暴力打压，株连家属，上电视认罪，喝茶，传唤，上岗，警告，殴打，非法骚扰，跟踪，蹲守，围堵，拦截，被旅游，被停职，被搬家，被失踪，被关「黑监狱」等种种匪夷所思耸人听闻的残酷邪恶手段成为网格化维稳的常态应用手段。
特别是在「709大抓捕事件」后，对被捕良心犯的家属进行的打压与控制行为鲜明地体现了此网格化维稳的特色。
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峭岭租住的房屋房东2次被国保叫去训话施压，在压力下房东只能在2016年8月11日租约届满后，便不再租房王峭岭和她女儿居住。当局同时拒绝发暂住证，令已被小学取录的6岁女儿因证件不齐不能保留学位而失学。王峭岭为了追问丈夫李和平的信息，数度遭到警察的短暂拘留。
王全璋律师被捕后，当局派人到王全璋家乡向王全章的父母和姊姊施压，要求他们劝儿子认罪，又在他妻子李文足的北京住所门口，安装监视镜头，家门外每日都有被称为「朝阳群众」的秘密警察和大妈守着，每次出门都被人拦阻和跟踪，要用不同方法才能摆脱追踪。2016年8月27日李文足接到房东电话，对方称无法再将房子租给她了，无奈之下，她于一天后出外寻找新的住所，但在随行国保的介入之下，新的房东当即就表示不能租房。
律师谢燕益的母亲在他被拘押期间过世，谢燕益的妻子原珊珊仅仅是想要求当局允许丈夫出席他母亲的丧礼，却被拘押三天，怀着身孕的原珊珊被关在警局侦讯室，没有足够的食物和饮水，不能上厕所，还有二十多名警员围着她恐吓、斥责。2016年7月，原珊珊和三名子女被迫迁出租赁房屋，因为她的房东受到警察威胁。迁入新居次日，她又遭新房东下逐客令，说有「来自当局的压力」。在不得已下原珊珊让孩子借住在姐姐家中，她的姐姐也因此受到当局骚扰。
对良心犯家属的政治株连甚至殃及未成年人。当局对人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的未成年子女采用的手法有绑架、强迫失踪、拘禁、殴打、禁止入学、单独讯问、贴身监控、禁止出境等侵犯人身自由的手段，遭到辱骂、恐吓、威胁、污名化其父母、孤立、当众羞辱等心理和精神折磨。
用国家机器制造恐惧的手段治国已成为网格化维稳基本统治手段。在此主导思维下，借助国家机器对公民实行防范，管理，压制，挤压、蚕食、侵入公民的个人生活空间，践踏公民的基本权利，把镇压变成为常态。
新极权以云极权编织成庞大的天罗地网，畸形而无限膨胀的网格化维稳体制，把触角伸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以制造恐惧来维持其极权主义专政。
四、2016年的维稳之恶
利用权力管道和暴力压制民间和控制社会是极权主义一脉相传的主旋律，而就新极权的运行逻辑和机制而言，对其统治前景的末世恐惧必然促使其重视和强化极权统治的传统镇压手段，故而对民间的维稳与打压只有一年甚于一年。在过去的2016年，新极权对中国社会的高压统治为自1989年以来迄今最残酷的一年，对民间社会的维稳、打压与控制席卷社会各领域。包括本工作室创办人刘飞跃等著名人权捍卫者被捕足以说明当前形势的残酷。
民生观察工作室自2012年起每月发布《中国维稳与人权动态》，专业性地纪录和关注中国维稳时代的人权灾难。在2016年全年，根据民生观察工作室不完全统计，综合全年共1661个维稳案例，其中至少有4515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必须指出的是，由于网格化维稳已成为中国官方控制社会的主要手段，每时每刻每地都在发生以维稳名义制造的侵犯人权现象，所以民生观察工作室的纪录仅仅是沧海一粟，即使如此亦可管中窺豹，新极权主义的中国梦，是赵家人的美梦，却是每一个普通中国公民的噩梦。
【一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89个维稳案例，其中至少有179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拘留、关黑监狱、办法教班、被精神病等各种任意羁押情况，包括梁颂基、黄敏鹏、谭爱军、王沛江四人因南周事件周年而被强制传唤行政拘留等，共29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失联、下落不明）情况，包括张永生三名记者曾想深挖武威「巧克力女孩」事件而遭武威警方抓捕等，共12个案例。
3.被拦截、被殴打、被绑架、被喝茶、被传唤、被跟踪、被上岗、被警告、被旅游等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情况，包括北京维权人士倪玉兰再次面临被房东逼迁等，共21个案例。
详情见：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6/0210/13914.html
【二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87个维稳案例，其中至少有278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拘留、关黑监狱、办法教班、被精神病等各种任意羁押情况，包括成都青年活动人士蒋先建因街头民运活动被处行政拘留等，共31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失联、下落不明）情况，包括西藏昌都地区八宿县青年藏人作家索南次培在拉萨被地方公安人员拘捕等，共12个案例。
3.被拦截、被殴打、被绑架、被喝茶、被传唤、被跟踪、被上岗、被警告、被旅游等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情况，包括709维权律师大抓捕的代理律师余文生律师与澳大利亚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比尔在天津看守所附近被扣等，共27个案例。
详情见：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6/0314/14091.html
【三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95个维稳案例，其中至少有592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拘留、关黑监狱、办法教班、被精神病等各种任意羁押情况，包括曾是拥护共产党的网络「五毛」的武汉大学学生劳业黎因为接受了民主思想，转而在校园宣传民主理念，经同学举报后被学校和父母强制送进精神病等，共26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失联、下落不明）情况，包括湖南黎建军因撰写关于清末民初宪政运动发展的《宪政的危机》一书，被湖南国保带走调查后失去联络等，共10个案例。
3.被拦截、被殴打、被绑架、被喝茶、被传唤、被跟踪、被上岗、被警告、被旅游等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情况，包括流亡美国的上海独立作家王一梁，因母亲在上海病逝试图进香港入境奔丧，但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签证处拒发入境签证等，共29个案例。
详情见：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6/0412/14221.html
【四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80个维稳案例，其中至少有318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拘留、关黑监狱、办法教班、被精神病等各种任意羁押情况，包括深圳网络作家天佑被当地派出所传唤并以「涉及传播谣言」为由处以行政拘留，据信与他在社交网站评论「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有关等，共38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失联、下落不明）情况，包括北京维权人士李美青、李焕君的母亲李玉芬欲赴美国探望受伤的女儿李焕君，在北京国际机场遭拦截并失去联系等，共9个案例。
3.被拦截、被殴打、被绑架、被喝茶、被传唤、被跟踪、被上岗、被警告、被旅游等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情况，包括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为狱中郭飞雄健康堪忧仗义发声，而因此手机被当局再度强制停机等，共49个案例。
详情见：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6/0510/14361.html
【五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29个维稳案例，其中至少有264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拘留、关黑监狱、办法教班、被精神病等各种任意羁押情况，包括四川甘孜道孚县尼措寺僧人强巴格列因曾试图自焚抗议及在僧舍内挂雪山狮子旗被警方拘捕等，共43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失联、下落不明）情况，包括福建人权捍卫者范燕琼因欲出境遭遇强迫失踪等，共12个案例。
3.被拦截、被殴打、被绑架、被喝茶、被传唤、被跟踪、被上岗、被警告、被旅游等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情况，包括著名人权律师刘士辉刚到上海朋友家不久就被上海国保强行带走，期间遭到殴打侮辱，第二天被强行遣送到深圳等，共45个案例。
详情见：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6/0609/14473.html
【六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36个维稳案例，其中至少有354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拘留、关黑监狱、办法教班、被精神病等各种任意羁押情况，包括民间维权事件的网上平台「非新闻」创办人卢昱宇与其女友李婷玉被以「寻衅滋事罪」抓捕等，共44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失联、下落不明）情况，包括青海同仁县僧人郭么日·更顿从印度途经尼泊尔准备返回家乡，但在抵达西藏边界樟木口岸之后便神秘失踪，从此至今生死不明等，共9个案例。
3.被拦截、被殴打、被绑架、被喝茶、被传唤、被跟踪、被上岗、被警告、被旅游等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情况，包括广西律师吴良述为一宗合同纠纷案到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法院立案时，遭该院法警殴打，裤子被撕破只剩下内裤，几成祼男等，共40个案例
详情见：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6/0713/14619.html
【七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44个维稳案例，其中至少有363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拘留、关黑监狱、办法教班、被精神病等各种任意羁押情况，包括安徽大学生王伟因发布了一张习近平的PS照片而被警方行政拘留等，共50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失联、下落不明）情况，包括青海玉树藏人扎西旺秀为保护西藏语言文化踏上艰难的上访之路却被拘捕至今失踪长达五个月等，共15个案例。
3.被拦截、被殴打、被绑架、被喝茶、被传唤、被跟踪、被上岗、被警告、被旅游等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情况，包括中国国安胁迫留学瑞典的留学生阿布里克慕女士为其工作，搜集、监视、破坏世维会工作，其家人和本人都不断受到这种威胁和骚扰等，共35个案例。
详情见：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6/0812/14755.html
【八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51个维稳案例，其中至少有395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拘留、关黑监狱、办法教班、被精神病等各种任意羁押情况，包括无锡市梁溪区访民汪荷娣被原北塘区公安分局带人强制将其押送到无锡市精神病医院关押，期间遭到殴打、灌药、虐待等，共29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失联、下落不明）情况，包括被失踪逾一年半的秦永敏妻子赵素利至今音讯全无等，共7个案例。
3.被拦截、被殴打、被绑架、被喝茶、被传唤、被跟踪、被上岗、被警告、被旅游等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情况，包括前清华大学政治系讲师博士吴强和部份自称蛤丝的人，本想在今日举行派对为老江庆生，但有公安日前上门制止，并警告他们「不要在网上提江泽民」等，共50个案例。
详情见：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6/0919/14945.html
【九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56个维稳案例，其中至少有447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拘留、关黑监狱、办法教班、被精神病等各种任意羁押情况，包括浙江乐清公民陈宗瑶（陈晨）、陈志晓父子因挂了「宪政面馆」招牌遭警方控「妨害公务罪」被逮捕等，共34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失联、下落不明）情况，包括河北晋州访民牛领钗抵达石家庄与几位朋友相会失联等，共8个案例。
3.被拦截、被殴打、被绑架、被喝茶、被传唤、被跟踪、被上岗、被警告、被旅游等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情况，包括「2030宣教中国」济州岛峰会前夕中国多名家庭教会领袖分别在北京、上海等地机场出境时被边防检查站拦截无法成行等，共44个案例。
详情见：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6/1014/15066.html
【十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54个维稳案例，其中至少有578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拘留、关黑监狱、办法教班、被精神病等各种任意羁押情况，包括山东青岛教会的几位女大学生因在校园内向同学传福音被公安带走后行政拘留等，共34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失联、下落不明）情况，包括四川阿坝州若尔盖县索克藏寺僧人洛桑西热和更敦扎巴自八月被当局拘捕后至今处于失踪状态等，共7个案例。
3.被拦截、被殴打、被绑架、被喝茶、被传唤、被跟踪、被上岗、被警告、被旅游等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情况，包括旅美中国维权律师滕彪的妻子王玲披露由于中国当局向其所在工作单位中国利亚德公司施压，她被迫离开了已工作17年的岗位等，共35个案例。
详情见：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6/1108/15153.html
【十一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40个维稳案例，其中至少有425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拘留、关黑监狱、办法教班、被精神病等各种任意羁押情况，包括民生观察创办人刘飞跃先生已被随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等，共44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失联、下落不明）情况，包括六四天网负责人黄琦于家中被警方带走失联，而其义工蒲飞也下落不明等，共13个案例。
3.被拦截、被殴打、被绑架、被喝茶、被传唤、被跟踪、被上岗、被警告、被旅游等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情况，包括因网上发表言论被重判19年徒刑的新疆张海涛遭酷刑事件，其妻子李爱杰被抢夺手机及遭遇恐吓、被要求禁止发布其丈夫海涛被酷刑消息等，共42个案例。
详情见：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6/1212/15256.html
【十二月】
不完全统计，综合本月100个维稳案例，其中至少有322位人士受到程度不等的维稳和打压。
1.拘留、关黑监狱、办法教班、被精神病等各种任意羁押情况，包括归国留学生权平因穿著一件写有批评习近平的文化衫在街头游行遭警方秘密拘押等，共22个案例。
2.各种强迫失踪（失联、下落不明）情况，包括四川阿坝州阿坝县麦尔玛乡藏人丹巴示威抗议要求中国当局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让西藏自由，随后被警察殴打并拘捕处于失踪状态等，共7个案例。
3.被拦截、被殴打、被绑架、被喝茶、被传唤、被跟踪、被上岗、被警告、被旅游等各种骚扰、限制与监控情况，包括因披露父亲吕耿松狱中受虐健康恶化，女儿吕飘旗竟然遭杭州西湖区国保去工作单位恐吓威胁等，共21个案例。
详情见：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7/2017/0117/15391.html
五、结语
中国的维稳体制得以存在的原因就是一党专政这个根本性的政治制度问题。不结束一党专政的极权主义，亨廷顿的著名公式「高参与/低制度化＝政治不稳定」只能继续在中国存在，代表中共权贵利益集团的新极权体制对民间的权利诉求和政治参与诉求只有零容忍的立场，以全面的网格化维稳体制的高压手段来控制及打压。民间没有正常渠道可以参与政治和表达诉求，因此非常规的政治抗争亦络绎不绝，国家与社会、中共与民间此根本的持续矛盾冲突就不可能得到解决，维稳体制将继续制造惨痛的人权灾难。
所以，只有结束一党专政，才能终结维稳体制。
我们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正义可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7/3/10 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