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上星期的《王歧山：必需旗帜鲜明地否定邓小平！》一文中介绍了之所以要“理直气壮”而且还要“旗帜鲜明”地否定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邓小平当年力主推行，甚至得到了党内保守派元老陈云和李先念支持的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党政分开”，王歧山给出的理由是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政府”历来是广义的，承担着无限责任。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法院和检察院，在广大群众眼里都是政府。言下之意，“政府”在普通中国百姓眼里是“权力”的象征和体现，所以倡导“党政分开”，就会令老百姓不再把“党”放在眼里了。
如果说王岐山在此时此刻不惜背上“鞭尸邓小平”的恶名也要彻底否定“党政分开”还有另外一个令他“是可忍孰不可忍”的重要原因的话，那就是自从习近平和他王歧山的政权宣布要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所谓“重大政治改革”之后，居然召至海外敌对势力的一片赞扬之声。无论习近平还是他王歧山本人，本来已经解释的非常清楚，所谓的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目的是构建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工作体制，但海外媒体偏偏要“善解人意”，主动帮助中共进行大张旗鼓的正面宣传，评价“权力集中高效”的（未来的）监察委会成为中国的“廉政公署”，为中国的政治生态带来翻天复地的变化。
此这等看法的人士中口气最为乐观的当属程晓农先生。他在接受记者记者采访时表示：两年前北京开始流传一个“顶层设计”的说法，这次关于设立国家监察委的机构变革看来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很可能十九大之后的全国人大将修改宪法，把以前学自苏联的“一府两院”行政体制变成类似于中华民国“五院体制”（立法、行政、监察、司法院，但没有考试院）那样的国家体制。
程晓农先生认为：王岐山负责组建新的国家监察体制的任务，这个体制要到十九大之后的下一届人大才能正式建立，显然，十九大他将继续连任政治局常委；十九大之后，中纪委的办案功能转交给国家监察委，中纪委只负责日常党纪维持，王岐山可能就不再担任中纪委书记了，他有可能以人大委员长的身份来领导国家监察委，继续维持对官场的反腐败压力。设立监察委，王岐山换个舞台，还是演相同的角儿。
不久前笔者还曾在海外媒体上读到一篇文章题目为《设立国家监察委 将开启中共第三次政治体制改革！》，文中夸赞说：国家监督委员会的确立，最终可能转型成党政分开，王岐山从中纪委书记，转向监察委员会任主任。他的身分的转型，标志着中国将从中共党治理国家的体制，转向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框架下的国家体制。
如今上，我们学习的王歧山的最新讲话，总应该清醒过来，成立监察委的目的不但不是什么党政分开，恰恰是为了让党政合一的作法“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程晓农先生的如上分析把当然是不会隶属国务院的未来的国家监察委员会类比为中华民国五院体制的监察院，实在是高估了中共政权。至于其中纪委办案功能转交监察委的说法，更是满拧。
读读中共关于建立监察委的试点改革方案就会很明白，所谓的国家监察委与中纪委不过是一块牌子，两个机构，此后的中纪委与国家监察委的关系就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的关系，不是相似，而是完全相同。
所以，与程晓农先生同时接受记者采访的《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毕竟是中共高层体制内出来的人物，对中共政权鼓吹的所谓“重大政治改革”的看法非常理性和接近实际。他认为：设立监察委，官媒大力造势，称之为“第三次政改”，这纯属忽悠。区别真假政改的试金石是共产党至高无上，还是法律至高无上。设立监察委，搞的还是党国一体，同体监督，换汤不换药。中纪委权力过大，手伸得太长，早就被人诟病，成立监察委，就是为了给中纪委遮羞，为王岐山因人设庙，十九大留任铺路。监察机构改革的关键在于，由谁来监督党，谁来监督习近平？不解决共产党凌驾于宪法之上的问题，一切都是放空炮。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既然中纪委和国务院监察部合署办公已经实行了很多年了，为什么又要“改革”出一个监察委？
却原来，中纪委与国家监察部之间的关系有一个不对等的问题。试想，习近平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兼任“国家军委主席，这个国家军委本来从机构角度就是”莫须有“，只不过是一块对外进行军事外交时才派得上用场的招牌而已。但是，从”法律“的角度讲，这个机构的级别是清清楚楚的，与同样是要通过”选举“产生的国务院是平级的。
而与中纪委合署办公的国务院监察部只是一个国务院下属的部级机构，与表面上也是国务院下属的，其机构实体是中央军委外事办公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同级。
众所周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同时就是“国家军委”主席，而国防部长则一般由一名军委副主席兼任。而在监察委未成立之前，正国级的中纪委书记当然不能屈就国务院监察部长，所以一直以来只能由一名正部级的中纪委副书记兼任监察部长。
如此一来，中纪委书记直是一个无法有“行政”职务的专职党干，对外活动很受制约。比如王歧山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可以满世界跑，但出任中纪委书记之后，虽然官至正国级，他唯一具备的中共党内身份太有局限性—-特别是他想出访西方民主国家的时候。
当然，未来中纪委书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身份出访可以得到相当于西方国家议长的外事礼遇也只是成立监察委的考量之一。而成立在行政级别上与国务院平级，如此一来就能够与党内的中央纪委在级别上对等的国家监察委，就能够让中纪委在对内施行权力的同时，还能打着国家监察委的名号，名正言顺地对所有中共政权治下的所有有人的系统实行所谓的“全覆盖“。第一，国家公务员法所规定的国家公职人员，具体是中国共产党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工商联机关的公务员，以及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第二，由法律授权，或者由政府委托来行使公共事务职权的公务人员；第三，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第四，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体育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第五，群众、自治组织中的管理人员；第六，其他依法行使公共职务的人员。
成立监察委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因驱动，就是要让中纪委日后可以打着国家监察机构的招牌行使检察院和警察的权力，详细的内容，留待下篇文章详细介绍。这里最后要说的是在中共内部已经早有讨论国家监察委的领导人使用什么名称的问题。既然叫委员会，应该只有委员长和主任两个称呼较有可能，但委员长的称呼与全国人大雷同，应该不会列为首选，可以仿效的是习近平上台以来新成立的第一个正国级机构叫国家安全委员会，他自任主席，那么即将成立的另外一个新的正国级机构既然也叫国家什么什么委员会，那么其领导人也应该是称之为主席才是。所以中南海里已经风靡的说法是：“王歧山不但十九大上留任政治局常委，而且还要当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