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台湾统独问题（网络图片）
引言：革命与民族的双重困境
台湾形成超过半个世纪之长的政治实体历史，并且，在可预测的时间内，它与中共国家的政治分治状况会持续下去。如果一百年的计量时段实现，那么，「中国梦」的第二项无疑会泡汤。也就是说，「两个一百年」的二〇四九不太可能出现两岸统一情形。更简单地说，中共国家无力改善台美高度默契的以拖待变战略【注一】，「不统、不独、不武」是两岸均衡性选择。当然，「变」之内容为何，中共国家十分清楚，尽管它文骂此者【注二】，但不敢对国内民众讲清。
对于中共意识形态而言，无论是在革命传统还是民族主义上衡量，台湾现状都是巨大的负资产：（一）是革命造成了国家分裂，因此中共应当承担这种分裂的现实政治、历史锻铸造两方面的伦理责任；（二）民族主义要求回归大一统地理状况，尽管这个地理未必有确切边界，但它一定是扩张型的，至少也是收复失地的愿望实现。因此，在二〇一一年关于美台关系前景的国际讨论中，有论点说：「除了军事和战略上的重要性，台湾在经济和政治上对中国也很重要。两个中国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意味着中国可以说自己实现了重要的历史性目标，当然也将确保它获得重要的政治红利。」【注三】也正是历史伦理的压力之巨大，在国家治理诸方面均较失败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在台湾问题上却有相当建树，其如，创立海协会（Association for Rel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再如，首提「两岸什么都可以谈」【注四】，尽管这项主张至今已无疾而终【注五】。
一、异议败笔：选错了一国良制的主导者
很显然，革命与民族的双重困境终得解决才能使中共国家获得文化合法性。而在建政一百年还不能获得文化合法性，其经济绩效合法性泡沫也会破裂，假定到二〇四九年还有中共国家这一政权形式的话。所以说,不仅习近平的「两个一百年」后一项包括统一台湾，而且，设想为同时解决革命与民族双重困境的理由是江泽民在后邓时代确定的政权合法性汲取原则，其曰：「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崇高愿望，是我们党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注六】由于此一巨大历史锻铸伦理压力存在，稍后的「两岸什么都可以谈」可以视做对一国两制邓氏设计的淡化，尽管「一国两制」一词并未在中共国家的台湾政策文件中消失。
一国两制的淡化或者「两岸什么都可以谈」给异议力量带来巨大幻想空间，因此，非主流统派暨一国良制主张渐成重大话语点，最终形成了「回归民国」的异议政治主张。当然，一国良制的异议想法亦有台湾政治的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江泽民「两岸什么都可以谈」之前（一九九〇）就被传入了，尽管其仍然是中共意识形态的批判对象即指它不过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翻版【注七】。而大陆学者以「非主流统派」身份提出明确的统一主张（如我在一九九九年五月中华民国侨委主办的《宏观周报》上发表《台湾的贡献与非主流统派论》一文）时，中共国家的刑事究问随之而来（判决书写明此举系「诬蔑共产党政权，鼓动推翻共产党，以台湾『民主』为模式，实行多党执政」【注八】）。尽管单一个案不足以说明主张以一国良制方式来实现中国民主转型就是异议败笔——败笔之处主要是幻想中共国家可以作为主导者，但是，这个躬身自问的结论确实与个人系于政治见解的学术声誉关系不大。
由零星政治镇压个案形成的描点可以证明中共国家绝对不会接受一国良制，其如高瑜案件所涉及的泄密内容「七不讲」【注九】，它不仅是习近平政治的意识形态宣言，还是对作为其「前奏」【注十】的二〇一二年七月意识形态安全警告的认可与理论继承。简单地说，胡锦涛反对「改旗易帜」且视之为邪路，习近平同样如此确定。所以，指望中共国家出现蒋经国式的宪政转型领袖无异于缘木求鱼。在另一端，虽然异议方面出现了巨大败笔，但中共国家更是面临一国两制难以落实的极艰难局面：它在香港未形成稳定机制，对台湾不仅无示范收效，结果还适得其反。所以，时至台湾执政力量放缓「法理台独」、反以推进「文化台独」方式突出本土主体意识之际，中共国家最大程度地淡化了一国两制的提法，又不得不提出「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注十一】，而文化台独包括去蒋化、去中国化。
中共国家源自江泽民的对台文攻武吓政策不再起实质作用，但又不得不维持底线说法，其如「『台独』之路走到尽头是统一」【注十二】，云云。虽然「法理台独」仍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即使用大量双引号【注十三】才能在纸面做出描述，但始自一九九一年二月的《中华民国国家统一纲领》在二〇〇六年二月被终止（cease to apply），其实就是「法理台独」，尽管此文件只在行政院通过而未至立法层次。也可以预见，无论后蔡时代是民进党继续执政还是国民党上台，恢复该纲领的可能性已经没有。
二、文明活力：在儒家思想被动松弛条件下的提升
对于统独问题，异议一方从未升至纯思辨层面考虑，更多地出于民主转型、宪政形成的简单功利考虑。在中共国家一方，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无法实现历史锻铸伦理意义上的统一，长期维持现状是无奈之选。还有，基于历史锻铸伦理意义，江泽民倒不失为明智，尽管其思维深度不足明了历史锻铸伦理的含义而是出于功利。他认识到一个侧面而言：「我们以什么方式实现统一，都要取得台湾同胞的广泛支持，否则就会遇到很大阻力，统一后台湾也难以长治久安。」【注十四】可以推演的武统前景不只是泛泛而言的「长治久安」无可能，当地民众发动的丛林战、游击战将会让中共国家彻底体验苏联在阿富汗战争时的遭遇（教训）。
就长轴中国历史而言，强行统一的结果对整个社会大多是灾难性的，秦隋两朝的「匆忙灭亡」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尤其是隋朝的过度统一（试图征服高丽）导致了巨大的政治灾难。秦隋重要个案之外，非统一时代则是中华文明兴盛的波段，其如南北朝对峙，有《三国志》加注本与《后汉书》产生于南朝。放下此等个案举例，以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一九八五)认可的坦普尔(Robert K.G.Temple，一九八六)「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为源资料【注十五】，可以列出朝代（时代）的科学与技术成就排名：西汉，二十一件；战国，十三件；东汉，十三件；唐朝，十二件；魏晋，十件；南北朝，十件；北宋，八件；春秋，四件；商朝，三件；秦、隋、五代、金、元、明，各一件。以计量史学（Quantitative History【注十六】）的方法列出上序后，可以发现：西汉在统一下的科技成就源于制度相对宽松，即鉴秦敝而使（半统半独的）战国创造力有了后续发挥条件；唐朝的情形与西汉相似，鉴隋敝而进行制度松驰，使南北朝的创造力得到后续发挥条件。魏晋与南北朝那一个大时段（中间有短暂统一）是科技创造力很好的时期。在那个时期里，中华文明对世界最大的科学贡献是祖冲之父子的圆周率（称为「密率」【注十七】），达到了十位小数；对中华文明区域的最大技术贡献是「西门子式」炼钢法，綦毋怀文的「宿铁刀」技术【注十八】直到十一世纪仍是专业典范。
至于与上述计量后分析相连续，反面的秦、隋、明只有可怜的各自一件，尤其明代为专制主义盛期，统治的宿命性任务就是扼杀文明的活力。同时，应当理性地指出：统或独只是文明存在的某个界面，或者说，根本问题是统独背后的文明活力基础——魏晋南北朝之所以有文明活力（科技与文化双丰收），是因为压制型的统一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基本失败，至少也是被动地大幅度松弛；勉强统一江山的明代只有可怜的一件不仅因它更像秦隋，而且那段历史长度是反动理学最发达的时期，即儒家思想拒绝再度松弛而极力实现体系内部统一。
在完成简单计量化分析之后，应当对计量史学本身做出评价，毕竟多数人文学者并不了解它。然而，对于资料完备的历史现象其如坦普尔对中国科技的一百个世界第一之列示，仍然可以得出准确的计量分析结果。作为一项晚兴的人文学科力求自己有科学形式本无可厚非，但是，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un)的批评还是值得注意，「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之所以重大，恰恰是因为它们不能计量」【注十九】。当然，施莱辛格并未能注意长轴历史的专项资料的不完备性，其如以气象历史变化考察大中华地区北部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战争关系，则由于历史书写方式不同而造成了结果的荒谬。具体一些，标准的《辽史》里面没有志部分（更无从谈属于五行志的气象状况），同样，新旧《五代史》也没志部分，但在中原政权的帝王纪里会零星涉及到气象灾害。而相对系统的《金史》当中有五行志，但气象灾害的发生与其对南部汉族政权的侵扰并无关系，相反，是内部政治原因（比如政变者追求合法性）才做出征战决策。通过大量检索五代辽金史料，至少证明当下的中国量化历史研究是有很大问题的，即过于注重数学表达形式而致游牧民族与中原政权的冲突（在人类历史上最为持久），是「导致中国的辽阔而统一」【注二十】之结论并不成立。由于更详细的计量史学（量化历史研究）分析超出本文主题，不再论述。
三、灵州之战：作为北宋国家弃统的转折点
在春秋意识形态的传承中，大一统观念之于王朝政治是不易的信条，长轴历史上并非没有反对统一的时期。比如，北宋仁宗皇后在神宗（仁宗嗣子英宗赵曙之子）朝的重大统一政策上的反对立场：神宗以太皇太后之孙与皇帝的双重身份到仁后的住处请求决定「己与大臣定议」【注二十一】的收复（统一）燕蓟计划，但遭到后者否决，仁后曰「事体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动，得之不过南面受贺而已，万一不谐，则生灵所系，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复久矣，何待今日」【注二十二】。仁后是不错的书法家，估计对传统经典有较大阅读量，其如反对立场表达中用《易经》术语「吉凶悔吝」，因此，有可能她的古典依据来自《国语·周书》之〈祭公谏穆王伐犬戎〉（为全书首篇）。依据《国语》记载，祭公所谏未被采纳，征伐结果也很不理想，「自是荒服者不至」【注二十三】。另一种可能的情形则是仁后对其公爹真宗时期的统一问题争论有「当代史」借鉴，或者说，在其参与国家高级政治活动之后，将《国语》古典与「当代史」案例结合起来，才有了反统一立场。
宋真宗咸平年间（公元九九八至一〇〇三年），朝廷曾激烈争论是否弃守灵州（治在今宁夏青铜峡市之东）问题，左司谏、知制诰杨亿主张弃守，并以汉武帝时期筑朔方郡（城）为例，认为经营灵州如同汉筑朔方一样是「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注二十四】，尽管汉时政策争议以统一（开拓）派胜利而告终。而在北宋国家实力上升时期，真宗是愿意经营作为「朔方故墟」【注二十五】的灵州的，借以显示宋继承了汉之文化与政治血统。在真宗咸平之议前，太宗中前期，宋与西夏争夺灵州未得胜算，并影响了国家形象。对此，杨亿的描述是「但坚壁清野，坐食糗粮，闭垒枕戈，苟度朝夕，未尝出一兵驰一骑，敢与之角」【注二十六】。后来，北宋不得不放弃灵州即复现汉代盛况的梦想，但是，神宗在仁后死后两年（元丰四年，公元一〇八一年）做了一次军事冒险，联合吐蕃、五路攻西夏，其中两路获胜至灵州城下，但再遭敌方坚壁清野之策。宋军攻城不下，西夏决黄河灌宋军并抄绝粮饷，宋军溃败。是为宋夏关系史上重要一役灵州之战【注二十七】。灵州之战也是神宗对仁后反统一立场的事后反击，但反击失败，从而北宋国家选择了实质性弃统国策。
历史有许多重大细节可引述，其重要性对不同的讨论主题之作用固然不同，就像施莱辛格反对计量历史时所言的内在含义，那几乎有些宿命。但是，主张相反的观点也可以引用另外的史实来论述同一主题、反驳不同的观点。这正是历史哲学的迷人之处。然而，一切基于史实的引证均不能事先扭曲史实，或者，对自己的阅读量缺乏视而不见。在这层意义上，计量史学的可能性更狭义地反映在研究者（持论者）的文献拥有量与熟悉程度上。因此，计量史学最有发展前景的地方是中国，即其可资统计的全系性资料较各个文明都多。此等重要发展也能抵销历史虚无主义与辉格党史观的坏影响。
中共国家是最危险的历史虚无主义政治实体，危险的核心在于它以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之名而行历史虚无主义之实。比如，在革命与民族的双重困境下，它高举统一史观，而拒不检视历史上反统一立场的存在。如果不计较这一点，仅看对台湾「二·二八事件」的话语权争夺，也颇有强将已见为历史的特点，就像败坏的宗教领袖往往以己意为神意一样。「二·二八事件」被中共国家认为是统一史观里的东西，「与祖国大陆人民开展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相互呼应，汇聚成了全国同胞爱国民主运动的巨大洪流，展现了台湾同胞薪火相传的强大爱国精神」【注二十八】，云云。实质上，即使是台湾本土的统派历史学家在大陆出版的著作里也不得不折中表述：「如果说二二八与『台独』全然无涉，那也全不尽然。」【注二十九】毕竟，事件过程中，「台北出现了『台湾独立』标语」【注三十】，以及台大、省立师范的集会学生举出了「拥护独立」的标语【注三十一】。研究这两个历史细节，即便不讨论两岸政治实体的统独取向与政策表述争议，希望中国实现民主转型、宪政形成的人士也应该更深入地研究「二·二八事件」历史以及台湾历史全系。当然，具有优于官定意识形态的广义计量史学能力也是不容忽视的。
结语：最现实地看待两岸关系
应当看到：中共国家不可能复现汉唐盛况，因为蒋氏大陆政权颇似于秦隋，前者在取得绝对优势并没有如汉唐借鉴秦隋那样进行制度暨意识形态松驰，反而是制度苛酷甚于前者，极大压制了文明活力，所以，晚清以降至民国初期的那样人文自由在中共国家全面消失。总地看，中共国家更像十三世纪分裂时期的南宋，既无真实科技成就又压制思想活力——南宋无像样历史著作。至于中共国家的所谓科技创造也绝大多数是反向设计的结果，如果反向之源被关闭，不用战争，中共国家就会陷入科技停顿状态；其高调回复所谓传统，但连一部像样子的历史著作都拿不出来，仅仅是印刷质量好于前代而已。另一方面，商业发达，奢靡成为最大时尚，官员的平均道德水平远不及普通百姓。
致力于中国实现民主转型、宪政形成的人士应当在文明伦理层面进行哲学思考，本文作为这样思考的一个结果，结论是：与其要思想专制型的统一，勿宁要存在抵消控制机制的非统一；现代政治里的政治地理统一必须以统一后的思想活力为唯一伦理指标，而只有民主政治、宪政结构才能提供这一点。最现实地看待两岸关系，结论则是：民主可能导致分裂即不同地理区域自决并有结果，但存在统一机会；不民主必然不能统一且诸多潜在独立诉求终会显性化，战争「撮合」不出真实的统一，丛林战与游击战是基本前景。
注释部分：
[一]参见香港《动向》杂志二〇一七年一月号文章《蔡英文掌握台湾总方向》（作者：姬策清）。文章对「以拖待变」的描述是「蔡政府无意改变台美之间长期对中政策的默契，会继续推进『以拖待变』，即等大陆民主化后再决定两岸实质关系」。
[二]参见人民网·台湾版块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二日转刊《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民进党两岸政策调整「以拖待变」》（记者：王平、孙立极）。报道有两个小标题，第二个是〈换汤不换药以拖待变〉（未同大题目一样使用引号）。该小标题下的内容只有一句涉及「以拖待变」，是为「民进党处理两岸政策仍将采『拖』字诀以拖待变」。
[三]参见俄新社网站二〇一一年三月二日文章《决定东亚未来》（作者: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助理教授阿列克谢·皮尔科）；新华社三月四日译介（另含美国《外交政策》网站三月二日、美国传统基金会网站二月二十八日文章），《美国会「放弃台湾」吗？》，第十三版〈海峡两岸〉。
[四]参见《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共三卷，各卷单另页码），第一百五十三页（全文〈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和原则〉，第一百五十一至第一百五十六页，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七日）；江著版本：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
[五]同[一]，二〇一六年六月号文章《台海维持现状之必然——「什么都可以谈」无疾而终》（作者亦同）。
[六]同[四]，第一百二十七页（全文〈新形势下对台工作的任务〉，第一百二十七至第一百三十一页，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一日）。
[七]参见李家泉著《李登辉主政台湾之后》，第二百〇四页（全文〈「一国两府」与「一国良制」——评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第二百〇三至二百〇九页，原载《光明日报》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李著版本：中国言实出版社，一九九七。
[八]参见《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二〇〇〇）沧刑初字第四十九号。与此判决书表述大同小异的文件是《沧州市国家安全局起诉意见书》沧国安诉字一九九九第一号。可参见《大参考》网刊总第一二二二期（二〇〇一年六月五日）报道《綦彦臣的言论罪：沧州市国家安全局起诉意见书（全文）》（记者兼主编：李洪宽）。
[九]与[十]参见维基百科全书，〈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
[十一]参见台湾《中国时报》二〇一七年三月四日报道；同[三]三月五日（另含香港《明报》三月四日、《香港经济日报》网站三月三日、美联社北京三月三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三月四日报道和电文），《政协报告涉港台内容掷地有声》，第八版〈中国大地〉。
[十二]参见凤凰资讯·大陆版块二〇一七年三月六日转刊环球网报道《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台独」之路走到尽头是统一》（记者：齐潇涵）。
[十三]这种情形主要是针对二〇〇七年三月的陈水扁「四要一没有」，即云：台湾要独立、台湾要正名、台湾要新宪，台湾要发展；台湾没有左右路线，只有统独问题。在张春英的《「法理台独」的历史溯源》一文（华夏经纬网，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中，除了法理台独概念名本身被加了引号，内容解释里竟有八处使用引号，其形如右：「所谓『法理台独』，就是利用手中的执政资源，以所谓『宪法』和『法律』的形式，打着『民主』的招牌，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达到『宪政改造』或『制定新宪』的目的，为『台独』提供『法律』支撑，从而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达到把台湾分裂出去的目的。」
[十四]同[六]，第一百二十九页。
[十五]该书汉译本，陈养政、陈小慧、李耕耕、夏侯炳、顾卫亚、赵仲芬等译；版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一九九五。
[十六]参见罗德里克·弗拉德《计量史学方法导论》（汉译本，王小宽译），第一页（〈译者的话〉，与正文单另页码，第一至十二页）；王译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九七。该处的概念是，「（计量史学(Quantitative History也称为定量史学或数量史学)并不是一个严谨的概念。从一般意义上讲，它是对所有有意识地、有系统地采用数学方法和统计学方法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总称，其主要特征为定量分析，以区别传统史学中以描述为主的定性分析」。
[十七]同[十五]，第三百〇一页。
[十八]同[十五]，第一百三十二页。
[十九]同[十六]，第三页（正文）。
[二十]参见陈志武、龙登高、马德斌主编《量化历史研究》（第一辑），第一百页（全文〈怎样理解近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来自现代经济学的解读〉，第九十八至第一百四十九页，作者：龚启圣）。
[二十一]与[二十二]参见脱脱等撰《宋史》，第八六二二页（全文〈后妃传·慈圣光献曹皇后〉，第八六二〇至第八六二二页）；脱著版本：中华书局，一九八五（繁体竖排版，共四十册，〈曹皇后传〉在第二十五册）。
[二十三]参见陈桐生译注《国语》，第八页（全文〈祭公谏穆王征犬戎〉，第二至第八页）；陈注版本：同[二十一]，二〇一三。
[二十四]与[二十五]同[二十一]，第一〇〇八〇页（全文〈杨亿传·附弟伟、从子纮〉，第一〇〇七九至第一〇〇八四页），第二十九册。
[二十六]同[二十四]，第一〇〇八一页。
[二十七]参见邓广铭、程应镠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第二百三十三页（〈灵州之战〉词条，词条撰写人：王曾瑜）；邓程编版本：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八四。
[二十八]参见新华网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报道《纪念台湾「二·二八」起义七十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记者：齐湘辉）。
[二十九]参见戚嘉林著《台湾史》，第三百七十一页；戚著版本：海南出版社，二〇一一。
[三十]与[三十一]同[二十九]，第三百七十二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