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四月一日“愚人节”当天，中国政府宣布了设立雄安新区的决定。这个新区的地域范围涵盖北京以南、天津以西的雄县、容城、安新以及周边地区，现行开发面积为100平方公里的起步区，远期控制面积为2000平方公里。官方在宣传这个决定时称：“这是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的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并且罕见地将此举提到“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政治历史高度。
为了凸显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这一决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官方还特意透露，习近平曾经在今年的二月二十三日专程前往该地区实地考察，并且主持召开了“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座谈会”。河北省的领导人在传达北京的部署时强调了雄安新区所要著力实现的七大目标，那就是要将雄安建设成一个绿色智慧新城、打造优美生态环境、发展高端新产业、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构建快捷高效交通网、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开打全方位对外开放。
分析家们指出，中国政府的这个决定似乎意在疏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机构，同时打造与深圳、浦东类似、甚至超过上述两个地区的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这一决策充分体现了中国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特色，也有著非常浓厚的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性格色彩。也正是这种体制特色和个人色彩，迅速地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企业界和普通民众的严重不安。决定公布之后，除了官方控制的媒体之外，网络上的吐槽声一片。民众的不安并非没有理由。
首先，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决策，但是迄今为止它完全没有体现出一丝一毫的民主化、法治化和向社会透明的规则。即使根据中国现有的法律，设立一个新的经济和行政区域，最终也必须经过立法机构的讨论和批准。人们不会忘记，中国的所谓“最高立法机构”上个月刚刚举行，但是整个会议期间，所有的立法者却被执政者完全地蒙在鼓里。可见，这是中国领导人对中国人大制度、对两千多“人民代表”再一次的公然玩弄和放肆羞辱。
其次，根据已经公诸于众的信息分析，这个所谓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充分揭示了中国领导人对区位经济和现代中心城市的理解力十分落后。自以为接近北京和天津两大都市，加上目前“一穷二白”和便于规划建设的现状，便以为能够随意地“画一个圈”，从而打造出一个现代都市，在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之后，中国领导人依然遵循的这种完全“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实在令人吃惊。
那雄安与深圳和浦东类比也显得不伦不类。香港和上海两大中心城市的强大吸引力，为深圳和浦东提供了建立起新增长极必需的市场、信息、技术和人才配套条件；当时中国旧有体制对其他地区严重束缚，使得对旧有体制不满的企业家和其他生产要素纷纷到深圳和浦东寻求发展，正可谓“为渊驱鱼、为丛驱雀”。雄安新区实行的却是既有模式，完全依靠中央政府举全国之人、财、物力，违背市场规则，这样的发展难以成功。
第三，这个决策所体现的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那种充满帝王色彩的“雄才大略“，更是令人不安。为了体现个人色彩，不惜抛去基础设施已经完备的滨海新区，从零开始创造一个地标城市，此类事情只有在没有约束的极权制度下才能产生，这与前两年提出的所谓“一路一带”如出一辙。如此依靠挥霍国家的财力来“建功立业”，与举国上下大小官员的“政绩工程”又有何异？历史将会证明，所谓的“雄安”计划是一个令国人感到“雄而不安”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