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中关系的重大节点习特会，我予以了高度关注，主要是看美国方面的公开信息。总括了解后，发现美中关系里面的人权因素受到关注，这是特朗普竞选时未涉及项目。
美国国务院的简报说习特会时，美国要求中国尊重美国的价值，其中包括对人权的关注。同时，简报未谈到作为会谈话题之一的网络安全与相关准则问题。可以预见，年内有眉目的对话是经济关系，其次会涉及泛泛的人权话题，其如非登记基督教会遭受打压的状况、刘晓波是否可以提前释放，乃至于新疆西藏的特质信仰生存问题。
网络人权问题不会涉及。但是，从二〇一四年以来的酷苛互联网管制造成的人权后果十分严重，并且，严重状况还在持续。这项侵犯人权的恶劣行为在普通人权方面不是明显一般化的，即是说不像限制少数民族信仰自选仪式那样对特殊但在区域内大众化的群体造成伤害，只是对整个社会的知识精英的“精确打击”。
这种“精确打击”是极小众人权问题，但它的长期后果是对知识积累造成压制与扭曲，进而对自身文明更新、人类文明演进造成难以估量的伤害。
这种“精确打击”主要表现网络方面，直接表现是对网络文章的屏蔽。屏蔽的典型情形是：管制者认为敏感的文章，只有作者（博主，都是名博）本人在登录博客的状态下才能看到，而普通访问者在公共引擎上搜索不到，点击名博名下的所有文章亦无法看到管制者认为敏感的文章。简单地说：管制者（网络人权侵权行为方）对博主本人与普通读者，进行了区别对待。
如此区别对待，表面上只是侵害了作为知识生产者的博主的网络人权，实质上则是对普通读者知情权的剥夺，也是对普通读者知识更新机会的剥夺。
以上规范性说法有实证支持，我本人作为网易<历史·文化>版块的名博博主（http://sihoen.blog.163.com）从二〇一四年以来就遭遇了上述“精确打击”形式的网络侵权，侵权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更具体的情况是：我在写作一篇实证政治学论文时做自我引用，发现有三篇学术随笔博文没法在外部访问的情况下找到——凭原来发表后的打印留存档案件与博客内容核对，找不到发表状况——改成登录，则“找到”了三篇博文。将三篇博文的博客发表日期与题目列示：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怎么不骂日本民主啦？》
[博主登录后显示的网址：http://sihoen.blog.163.com/blog/static/12962192720144215277985/]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饿死一人即为不道德，况绝户乎！》
[博主登录后显示的网址：http://sihoen.blog.163.com/blog/static/129621927201482282629210/]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数据事实与道义事实——探求走出双输社会的可能性》
[博主登录后显示的网址：http://sihoen.blog.163.com/blog/static/129621927201482392219409/]
最后，胪列三篇学术随笔全部内容，供读者（特别是网络人权关注者）参考。
怎么不骂日本民主啦？
2014-05-21 17:27:07| 分类： 默认分类|字号 订阅
民主作为精神现象，像其他任何精神现象一样，可以深度探讨。今天，全球行性的对西方民主的反思就是这样。制度层面还在其次，主要是民主作为人类精神现象是否能给出一个历史终结的可能。
没有定论。事实是，民主在制度层面遭遇困境不能说明它完蛋了。因此，在中国新兴的左翼理论家那里，民主并没完全被否定。他们要探讨更高级形式的民主。这个更高级的民主在精神层面是什么样子的现在还无法断言，可以看到的是在制度层面它追求实质民主，不把投票选举作为必须。它是民本民主。简言之：给够了民众福利，制度层面的问题，就不用民众操心了。
在激进的民本民主或者激进的新左翼那里，这个条件被暗含，或者说还拿不出一套像样的体系来铺开宏大叙事。因此，骂民主，尤其骂西方输出的民主成了必答题。比如说，乌克兰一民主，国家分裂了；再比如说，泰国八十多年的民主，还是个乱。如此之类的说法也不是全无道理，尽管它们都回避了精神现象层面的探讨。
曾几何，在中国骂日本民主也是不错的政治时尚，最有骂点的是日本走马灯似地换首相。不言而喻，日本也得了泰国早前曾出现的过的「民主不适症」，这不用提现在的再度犯病；更深地，指向了美国在刺刀下给的日本民主制度。日本人乱了，美国人错了。
世事流变，日本走马灯在安倍晋三的脚下打住了，原来主流性预测称安倍长不了也就错了。不仅安倍稳住了，而且其内阁也是超稳定的。十八位阁员无一耍叉，也无一被免。安倍的政治成功还给了中国右翼一个挑战。民族主义一定是民主的敌人吗？如果是，安倍政权的民族主义硬牌为何打得如此之好？如果不是，那么安倍政权一定是不民主的，更该骂了？至少像骂乌克兰与泰国那样，骂不出精神层面的东西，也能骂出点制度层面的绩效来。
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不依靠美国而自己保卫自己，也可以对外宣战）竟然得到了七成民意的支持。这种情形当然对中国不利。那些曾经开骂日本民主的学者们（普通百姓免谈）即便不方便骂日本民主，也该骂骂日本的民族主义。
很奇怪，日本的民族主义褊狭也好合理也罢，中国学者没人公开骂。就不用谈把民主制度与民族主义合起来一块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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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死一人即为国家不德，况绝户乎！
2014-09-22 20:26:29| 分类： 默认分类|字号 订阅
读到《网易·新闻》转发人民网文章《社科院媒体刊文反驳中国3年困难时期饿死千万人》（见本文附件），非常震惊。因此，写了数段微博表达不同看法。而后，又觉得应该串成文章（当然要加进一些内容，并删掉情绪化的表达），对所指文章作者北原（原文注明为「安徽社科院退休职工」）做出回应。
首先说事实的性质。媒体说的几千万，还有待核实。就算把数据缩小一万倍，只有几千人饿死了，也是非常不道德的事实。去万留千，今人怎么面对饿死这个事实本身，才是真问题。
其次是那时国家粮食状况问题。那三年，国家粮食状况是净出口——往国外卖的数量远远大于进口数量。这是国家主流文献确认的。即便不赞同用死人数千万数据攻击现体制（执政党）的做法，那么，仍能看到国家工业化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我现在坚持那时只饿死了数千人，不到一万，但是，可以推知这里面的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农村是产粮之所，反而饿死人，这说明什么问题？
复次，理性地评价毛泽东，但不能有绑架意识。我曾撰文数篇批判毛泽东，但反对妖魔化毛泽东。毛作为个体，学习能力非凡，是值得尊敬的；毛在对美战略上是清晰的，中美缓和是毛打下的基础。但是，毛作为最高权力人士，有饿死人的故意，如同计划打核战的代价。有数种史籍，我们国家正式出版的，提到一个细节：毛泽东希望打核战争，以中国死三亿人为代价。这个说法虽然不能直接印证执政党故意饿死人，但牺牲民众利益乃至生命换取国家强势国际地位，确实是执政党早期的国家治理暨统治思路。
第四，国家道德底线问题。饿死一人也是国家之耻，讨论数千万还是数千人，其实没有意义。在饿死数据扯上「敌对势力」问题，更是不负责的做法。就我个人经历而言，没经历过三年大饥荒。但是，我父亲有饿昏在村头的经历，我们村在那三年一个人没饿死也是事实。相对应，我姥爷因扛不住饥饿，偷了生产队的粮食，被发现后，上吊身亡。这是比饿死更残酷的事实，姥姥家全体的尊严也受到了严重伤害。
我力求情绪平静地对待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历史。也以听亲历者所讲为研究资源。比如，河北易县的一位有名的企业家，姓魏，是回民，来我们小城市办事，我出面作陪，讲起大饥荒，他说他们村子曾有一家饿绝了户，全死了。就是全国只这一例，政府暨执政党也有道义亏欠。
第五，微观历史还是有重大意义的。说道自家历史，固然没有公共说服力，并且我姥爷偷生产队的粮食也不是什么光彩之事，但是，那是“连蚂蚱也逮不到”的时候发生的。在以往，我姥爷为补贴家用，会在秋季逮大量蚂蚱供家人充饥；在冬季，会砸开冰凌逮些鱼，但是在大饥荒状况下，不但蚂蚱被捕食完了，而且冬季逮鱼也没了任何希望。他在秋季偷盗了，在秋季自杀了。因为冬季不会有鱼，最后一点希望丧失，压垮一个顶家立业的中年男人。
我没权力要求北原先生一定接受我的观点，但是他既然撰文涉及一个关乎公众基本道德情感的历史问题，那么，作为公众之一分子，我仍希望他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粮食净出口是不是事实？或者也是「敌对势力」的编造？
第二，国内公开出版的翻译文献如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提到毛泽东打核战死三亿人的说法，是否事实？如果不是，中共党史权威为何不反驳？
第三，中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邓小平改革前，是否明确采取了牺牲农业与农民利益而成就工业化的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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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社科院媒体刊文反驳中国3年困难时期饿死千万人
2014-09-22 17:34:02 来源: 人民网(北京)
作者：安徽行政学院退休职工 北原
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反复炒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而且一再夸大，把它描述成是中共的“蓄意性罪恶”，企图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
我去欧洲旅游，在巴黎街头，碰见一位年轻的华人妇女向旅游团无偿赠送和分发一份报纸，头版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毛泽东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3500万人”，记得还有一个副标题：“揭露中共刻意隐瞒的惊天秘密”。后来，我又去日本、中国台湾等地旅游，在那里也接到一些类似的赠阅报刊，都有“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内容，只是数字有些不同，有的说饿死4000万人，有的说饿死5000万人，甚至有说饿死7000万人的。
“三年大饥荒”，中国饿死几千万人，到底根据何在，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我非常不解。后来，看到国内一些学者也这样说。在理论界，不同意上述结论的学者也有许多。如江苏师范大学数学家孙经先、山西大学教授梁展东、山西省数学学会理事长李胜家、清华大学讲座教授王绍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等。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种人口学研究被某些西方媒体和一些敌对势力所利用，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炒作，已经远远超出纯学术范围了，并且以此质疑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若干年以来，说到全国三年困难时期大量饿死人问题，举例最多的首推安徽。有文章说，安徽一个省就饿死300多万人。有的还把新中国成立初期反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中所杀的人同其他所有非正常死亡人口算在一起，说什么安徽饿死、错杀400多万人。有教授认为，1959—1961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应有630.6万人。这些数字是怎么来的不清楚。
据我了解的情况，在全国31个省市中，安徽当时确属非正常死亡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我过去先后在蚌埠地委办公室和安徽省委办公厅工作，常能接触到省、地、县负责同志，曾不止一次听到他们私下谈过：在全省约有1/3左右的县人口非正常死亡较严重，其中有无为、巢县、庐江、宣城、定远、凤阳、肥西、肥东、亳县、阜阳、阜南、临泉、颍上、涡阳、蒙城、宿县、濉溪、五河、怀远、萧县、灵璧、寿县、六安等县。《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叙述到“三年困难时期”群众生活状况和人口变动情况时说：“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等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许多地方城乡居民出现了浮肿病，患肝炎和妇女病的人数也在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这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的严重后果，其沉痛的教训应该认真总结和记取。”这里记述的全国1960年人口减少1000万，是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和《当代中国》丛书《当代中国的人口》等书的权威性记载。公安部的户籍人口档案资料与此也是一致的。
如果《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的全国1960年减少人口1000万是可信的话，则一些学者所说的安徽饿死300万、400万、630.6万人的可信度是要大打折扣的。因为，安徽一个省绝不可能占这么高的比例。何况安徽1960年、1961年减少人口中，除大量饿死外，还有大量外流人口(即“逃”的部分)。除此，还有相当一部分正常死亡人口、其他非正常死亡人口等。完全详细准确分类统计是很困难的。
对这个问题，我有以下几点粗浅认识：
第一，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因“左”的错误所造成的农村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确实是存在的，损失是极其惨重的，应当永远记取这一教训。但是，我仍然难以理解“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4000万甚至更多人的“研究”和“推算”之说。因为按照国家正式发布的人口统计数据，全国总人口1958年为65994万人，“大跃进”从这一年开始，经过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发生了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到1962年总人口为67295万人，较之1958年总人口并没有减少，还增加1301万人。当然，如果不是发生大量非正常死亡，本应增加的更多一些。5年中，逐年对比，只有1960年比1959年净减少1000万人，其他年份都是略有增加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只载明1960年减少1000万人，是有依据的。因而，我对“饿死3000万、4000万甚至更多”的说法，难解其中奥秘。尽管有的刊物经常不断地刊出全国各地一些饿死人的典型事例，这些事例也许是无懈可击的，然而典型事例毕竟不能代替全貌。因为也可以举出更多的并未饿死人的不同典型。除非证明国家发布的数据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数据是错误的，我方能有所明悟。还有，按照常识，不应该把减少人口都说成是饿死的，还应包括其他非正常死亡等。即使在今日盛世，各种非正常死亡也在所难免。2014年2月间，全国许多网站发布说，近10年平均每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320万。这个数据真实性如何，不得而知。但由此推论，三年困难时期的减少人口中也应当有相当数量的其他各类非正常死亡，不能说都是饿死的。在一个省范围内考察减少人口数，还应想到其中还包括大量的外流人口。
第二，这一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也就是说，既然是探索，就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因而，这是一种探索性质的错误。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反复炒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而且一再夸大，把它描述成是中共的“蓄意性罪恶”，企图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
第三，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像西方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刻意隐瞒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不然，就不会将全国1949—1982年的逐年人口状况加以公布。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人口状况更是逐年发布。
第四，安徽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字，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中央检讨所陈述的数字是可信的，有人夸大死亡数字为300万、400万、630.6万人是没有科学精确统计根据的。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安徽的问题不严重。之所以说曾希圣检讨的数字是可信的，是因为这是基于当时“揭盖子”所统计的资料。所谓“揭盖子”，就是根据中央指示，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有组织、有领导并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参与，揭露“五风”(共产风、平调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饿、病、逃、荒、死”问题的真相，特别是饿死人的数字要一个不隐瞒地逐级上报，并规定如隐瞒不报要给予撤职和开除党籍等处分，有直接罪责的要逮捕法办。事实上，当时就有一些地、县委书记因“揭盖子”不力或饿死人问题严重而受到严厉处分。同时，各级公安部门还要相应地逐一核实户籍人口资料。在那种政治气氛下所统计上报出来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字，一般来说是比较可信的。改革开放后各地编修的地方志有关人口变动数字，大多也是基于这些资料。有的刊物，不断地引用一些地方志的材料和一些当时负责人的口述材料，曝光安徽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寻根溯源就是来自这些“揭盖子”的材料，因而并没有什么特别稀奇的，既不是共产党“刻意隐瞒”的，也不是“研究”和“推算”中的新发现。只有不了解上述情况的人，才会相信海外一些报刊所渲染夸大的所谓“惊天秘密”，并进而认为“中共刻意隐瞒”，孰不知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自觉纠正“左倾”错误的实际行动。曾希圣在检讨中所说的“把原汇报的数字缩小”只是在“年度上”的调整(即把1960年死亡数中扣除1959年的死亡数)，而且在“报告附件中都说明了”。所以，曾希圣检讨中所说的人口死亡数字比一些人所推算的饿死300万、400万、630.6万人要可靠得多，也说明共产党勇于承认和改正错误，是光明磊落的。
第五，人口变动是经济社会变动的重要参数。人口学研究对研究一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经验教训有借鉴作用。如果与社会经济制度及安全环境联系起来，安徽的情况也会对人们有所启迪。例如据《安徽省志》(黄山书社2005年12月版)记载：清咸丰二年(1852)，安徽人口为3765万人，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安徽人口为2786万人，几乎近1个世纪，人口不但没有增长，还减少979万人。这与当时战争和灾荒频繁有直接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安徽人口增长很快，到1959年仅10年时间，全省人口就增加到3426万人。“三年困难时期”虽然人口大量减少，但由于党和政府纠正了“左”的错误，饿死人现象很快停止下来，外流人口陆续返回，到1963年即基本恢复过来，随后又进入人口快速增长时期，到了70年代又实行计划生育。这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整和纠错的能力是很强的。如果一些研究只是没完没了地一味向人们描述饿死人的惨痛景象，甚至无根据地加以夸大，这除了激发和加深人们的痛苦回忆和愤恨情绪外，其他还会有什么正能量呢？至于西方某些敌对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极力鼓噪“毛泽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险恶用心则更值得警惕了。
链接
2013年8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评论”版刊发了江苏师范大学孙经先教授的文章《“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该文提出，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营养性死亡”现象，作者利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营养性死亡”人数进行了估算，估计出这一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
2013年9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评论”版再次刊发孙经先教授的文章《“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该文指出，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这一重大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起了极大作用。该文逐一查证和分析了《墓碑》中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确认其中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是虚假的。(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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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对“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的若干解析)本文来源：人民网责任编辑：NN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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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事实与道义事实——探求走出双输社会的可能性
2014-09-23 21:22:19| 分类： 默认分类|字号 订阅
关于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人数据问题，再度成为热点话题。成为热点话题的主要原因是一位论者认为有国外有「敌对势力」夸大饿死人的数据，弄到三千五百万的巨量级。前者在国内的考据则是二百五十万，以至于导出国家暨执政党责任很轻的结论。这个结论有政治上正确的考虑，论者的道德上正确的标准显然与多数网络发言者不一致。
我在上一篇博文《饿死一人即为国家不德，况绝户乎!》已经讲了几个重要观点。不过，在那篇引起可观的共鸣文章（——我指的是跟帖量与阅读量的比例）里面，还没有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三年并不是自然灾害，而是风调雨顺。归咎于天灾而不是人祸，在特定政治条件下也可以理解。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在经济学上十分专业的问题，观察一个现象不仅要看数量标志，也要看品质标志。通俗一点地说，我说「饿死一人即为不德」是从品质标志上说的。更具体地，是本文题目点出的道义事实。
道义事实，从经济学角度看，当然地要依靠数据事实。如果数据为零，那么，道义事实也就没有；如果数据不为零，那么，道义事实一定存在。如此，跨过经济学专业边界，从政治学上来讨论问题，「饿死一人即为不德」是成立的。也就是说，无论三千五百万还是二百五十万，它都大于零。
普通公众不会有这样的分析逻辑，但在实际生活中，有道义感的人们实质上是按这个逻辑来发言的。比如，有新闻说某个家庭主妇只顾自己搓麻将，把孩子扔在家里，给饿死了，网络舆论绝大多是责骂这个主妇的。还有，一个妇女她吸毒，犯了法，也没有合法丈夫，被警察抓走后，孩子饿死在家里，于是，网络舆论大多是谴责警察不人道。通过这两个没有宏大历史背景的新闻事件来看，实质上，我们这个社会有了巨大进步，当然，这个进步是民间的，也可能是边缘化的。简单地说，「饿死一人即为不德」已经是可以观测到的公共伦理。还有，网络时代，信息供给天文级充沛，民间的暨边缘的迟早会成为主流的与公权的。所以，我一直以来，对中国社会进步都持乐观态度。
曾经让国人高度关注的动车「七·二三事件」，有人说抢险后车厢一个人也没了；相反的观点则说，看见了，里面还有人。问题不是大家没争论里面有多少人，毕竟绝大多数没死也被救了，本质是有一个人也不行。所以，后者虽然有嫌造谣，但本心是一种人道关注，第一个说还有人的那个人肯定不是为了造谣，而是希望每一个幸存的生命都得到救助。这有点「拯救大兵雷恩」的意思，继续往下想，被极左叱骂为美帝的美国电影文化在许多情况下，是讲道义事实的，而不会强调数据事实。
道义事实有多么重大的意义，需要深刻探讨，它最终是一个宗教命题——好牧人为羊舍命，这里的羊和牧人都是比喻，但想想我这年龄的人少年时代看过的连环画《龙梅玉荣》，也就不难理解了。关于道义事实的宗教性质不讲了。简单说一下数据事实的政治含义。二十五年前，我们这个国家发生一件十分令人痛心的事件，我虽不是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但是它是决定我人生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对那个事件，有一个叫肖斌（音）人在接受采访时说，死了好多人，血流成河。结果，因为夸大数据事实被判了刑。但是，就我看批判性新闻介绍（揭露）他讲话的感觉而论，他首先不是想造谣而是表达对一个道义事实的个人感觉。那个道义事实可能是以二百人的性命为代价，而且也不全是「屠城」的结果，还有无意中的伤害。关于那个事件的性命数据还有待日后慢慢揭示，但道义事实早已经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历史难题。可以说，动车事件不管是否车厢里还有人，在道义事实那里，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肖先生的「血流成河」。肖先生被判了刑，负担了夸大数据事实的责任，这对他本人是不幸的。但更大的不幸，是这个国家，是这个社会，因为肖先生一人被判刑，生成了一个新的道义事实。
我们是一个高举国家而贬低个人的社会与传统文化，既然生活在这个社会，每个人就要分摊一些成本，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不愿意的且有能力，就移民了。在分摊成本的时候，一个道义事实是存在的——国家与个人之间本质上是平等交易关系，破坏这种平等关系或不承认它，导致了双输结局而不是零和游戏。抓了肖斌，国家并没赢得什么，这已经是事实了，是建立在肖先生这个一人之「一」基础上的数据事实。如果极左势力还以对付肖先生的模式，因着三千五百万是「血流成河」那样的诋毁，而把所有持三千五百万观点的人归入「敌对势力」，那么，二百五十万那个数据再真实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饿死二百五十万也是社会的不幸与国家的罪错，这是要历史性地面对的问题。罪错是需要一个补偿机制来消除的，问题是国家补偿那些有人饿死的家庭了吗？没有。现在，连数据事实都在争论，补偿一时半会儿是操作不起来的。有比饿死要小一些的宏观历史事件，也没有用补偿机制来消除后果。国家有赔偿老右派的计划吗？没有！那些人都已经风烛残年，钱作为数据事实对他们已经没多少意义，但是赔偿与不赔偿是个道义事实。若任由这些人自然生命消失而国家不做赔偿，那实际上等于又「饿死」了一批人。五十年后，有人可能争议被「饿死」的风烛老右的数量是否准确，为几千个或几十个打嘴吵子。那实在是今天无法想象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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