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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令计划(资料图片/Public Domain)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令计划反党集团”里都包括谁?》中引述在北京的记者朋友的话说:其实中南海里外传闻的不是什么“胡家天下令家党”,而是“李家天下令家党”。李当然指的是李源潮。无论令计划当时有多狂妄,多嚣张,政治野心有多么的“严重膨胀”,当时的组织大权毕竟是掌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长李源潮手上的。

早在郭伯雄被正式宣布处理之前,徐才厚被宣布处理之后,中共军方“太子党”成员即对外公开了胡锦涛被时任两个军委副主席“架空”的事实。而当时的胡锦涛在军委里被“架空”实属被迫,而在中直和党务系统则是主动或者说情愿被“架空”,放任自己的“左臂右膀”李源潮和令计划为所欲为。

所以,在已经彻底清查了令计划的前提下,对李源潮的秘密调查肯定也在进行。问题在于李源潮在十八大前的“组阁”行为是以中组部长和十八大筹备小组副组长兼人事小组组长的名义进行的,不能说人家是“违反政治规矩”,所以只要他李源潮不被查出严重的个人及家庭成员的经济犯罪事实,在十九大上“到点下车”、“平安降落”也属正常。但是,如果查出他有类似郭伯雄的卖官鬻爵行为,那罪过可就大了去了。

笔者在不久前为本专栏撰写的文章《江苏帮正是习近平要打掉的团团伙伙》中引用了一段“习主席语录”,原文是:“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如此等等。有的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地步!”

习近平的这段语录被公开之后,好事者奇怪为什么习近平不使用与“拉帮结派”四个字最常排列在一起使用的“结党营私”,而是在“团伙”一词的基础上制造了“团团伙伙”这样一个新词。有内地网友调侃说,“拉帮结派”主要是针对周永康及手下的那批人,“四川帮”、“石油帮”什么的;“团团伙伙”应该是暗指令计划、李源潮这批人,“团团伙伙”就是“共青团同伙”!

内地网友的如此说法纯属调侃,但令计划被抓之后“习近平借机打击共青团派”的说法在外界媒体上很有市场。比如当时日本的《产经新闻》驻京记者即撰写报道说:“令计划是中共党内主要派阀——共青团派的中心人物,他的下台对共青团派是重大打击,其案存在与国家主席习近平率领的太子党抗争激化的可能性。”

笔者曾经在网上读到过一篇题为《思想敏锐背景“干净” 共青团系统高官迭出》的文章。文中说:从理论上说,共青团是一个属于青年人的群众组织,但是它和中国惟一合法的执政党之间有著密切的关系,共青团系统是党培养后备干部的一个渠道。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王长江教授说,当干部、从事政府管理不是学好哪一个专业就能胜任的,懂技术的人未必能搞好技术管理,因為社会管理本身也是一门学问。

从长远来看,国家的治理主要还是要靠学社会科学的人才。王长江教授据此认为,共青团出身的干部因此有一定的优势,因為党对一些优秀干部进行了有意的培养,让他们熟悉各行各业,熟悉领导艺术。另外,共青团的干部普遍比较年轻、文化层次高。

目前中国政治舞台出现了很有趣的变化,新的政治家将有不同的政治风格。共青团系统成长起来的官员多来自平民家庭,很多是农民的孩子,他们的成长经历将影响他们的执政取向。

该文中特别强调了“中央团校培训党后备军”,说是中央团校是中国共青团中央的直属院校,历任团中央领导冯文彬、胡耀邦、韩英、王兆国、胡锦涛、宋德福、李克强,都曾兼任团校校长。中央团校的轮训部承担了全国中级团干部的培训工作。近年来,轮训部在课程设置上“与时俱进”,已经不仅仅是政治理论的教学,诸如工商管理等专业也在培训的范畴之内。每年轮训部都组织大概20个左右班次、近3000人的培训。刘奇葆、令计划等都曾参与其中,是轮训部的学员。

该文中强调说:“共青团在中国一向被视为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针对“共青团系统高官迭出”的现象,该文引述政治评论人士吴稼祥的观点说:在自由与平等这两端,团系官员他们更倾向于“平等”,包括平等地被选举、受教育和做中央干部的权利,他们反腐败的决心也可能更为坚决,他们也更关心弱势群体,从胡锦涛近段时日的表现也可以看出他对底层民众的关心。

吴稼祥认为:眼下很多原共青团系统的干部走上重要的行政领导岗位,是一件深具积极意义的政治事件。“现在的团干部不是以前的红小鬼,他们知识结构新,受传统意识形态影响浅。一般而言,这些有共青团背景的官员大都年轻、有活力、保守观念少,善于团结,而且由于共青团一直处于较边缘的地位,因此这些人形成一种谦卑的性格,谨慎而不张扬。同时他们具有行政经验不足,对经济行政实务的历练不足的缺点。

该文中还引述了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的观点,认为这些曾在共青团工作过的官员比较“干净”,在他看来,2000年底之所以将宋德福从中组部调到福建任省委书记,绝非偶然。因为在“远华”集团案发之后,福建众多高官落马,派一个比较清廉的干部过去对当地的官场会有净化作用。

曾经有一个地方组织部的官员对康晓光私下说,现在在提拔干部时“提心吊胆”,不敢随意提拔人,因为经常有官员存在腐败问题,如果提拔的干部“出事”的多了,他的官位也就不保。康晓光认为,现在之所以有众多共青团系统官员走上前台,和他们的“清白”不无关系,从长期发展看,阅历和经验都可以培养,“清白”与否却不可替代。

当然,康晓光同时也表示,之所以他们会比较“干净”,也不一定就是他们素质高,这和他们的职务有无寻租机会有关系。

无论是吴稼祥还是康晓光,“共青团系”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是他们当年所万万没有想到的。而他们眼中的“干净”官宋德福虽然本人一直到英年早逝仍然都在“克己奉公”,但正是他把自己在团中央工作时的“得力干部”之一令计划调进中办系统继而又推荐给胡锦涛。

如今外界一说起令计划,多有人误以为他是胡锦涛秘书出身,但事实上此人因为当年的级别太低,在胡锦涛工作于团中央的那近三年时间里,根本就够不上和胡锦涛搭话的资格,胡锦涛离开团中央之后的那些年里,开始对他逐渐有所赏识的时任团中央领导人,正是接替胡锦涛团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宋德福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源潮。

查看一下令计划的简历就不难发现,此人进团中央工作要比胡锦涛还早,但只不过一个团中央宣传部报刊处干部,因为没有学历,故从1983年到1985年间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政教专业“脱产”学习两年。而这两年正是胡锦涛在团中央任职的两年。所以当时的胡锦涛应该根本就不知道令计划这个人。而令计划官至副处级的时候,胡锦涛已经是贵州省委书记了。

令计划真正被团中央高层所重视是1988年开始的,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二把手李源潮说服常务书记刘延东将自己领导的团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令计划提拔为团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

如此说来,令计划这位胡锦涛时代的“大内总管”早先还是团中央书记处的“小内总管”。也正是李源潮在团中央期间一再为他令计划美言,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宋德福才进一步把他提拔为团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

1993年初宋德福把团中央第一书记职务交给李克强之后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和国家人事部部长、党组书记兼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两年之后,李源潮请他宋德福出面调令计划到自己实际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外宣办任理论局局长,而正在在主持为中央办公厅等中直机关核定机构编制的宋德福也指给了令计划另外一个去处,即新扩编的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于是,令计划选择了后者。后续的故事,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