惶惶然中进入2009年。
就在12月31日傍晚，我和远在山东的袁伟静嫂子通了一次电话，很庆幸能拨通她的号码，熟悉的人都知道，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袁伟静嫂子家里固定电话等被掐断，移动电话被屏蔽，只能在屋角某个点才能偶然有信号。
仔细数数，从2005年9月份开始，陈光诚一家就开始享受24小时都有人守着家门的待遇，最多时20多人看着他们家的院子，一天3班倒，8小时一班；这种待遇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光诚2006年被临沂警方带走、随后正式拘留后，就由光诚妻子袁伟静继续享受这种“待遇”；就在2009年的这个元旦，在我打电话给袁伟静嫂子那会儿，光诚家院子四周还有十多人把着。
这些看守，绝多数是临沂当地政府从本地雇佣的流氓，带队的是沂南县双堠镇上的干部，这支干群结合的暴力队伍，在光诚家门口已经耀武扬威两年多了。这两年多里，他们打过陈光诚，打过来看望陈光诚的朋友们，打过来帮助陈光诚的志愿者与律师…两年多来，他们顶着现政权的名义已经干下了无数恶行。2008年9月中旬，我接到陈光福大哥转来的短信，全都是这些龌龊的看守们发到他和袁伟静嫂子手机上的短信，这些短信里充满了最恶毒肮脏的语言，甚至还威胁到陈光福大哥的女儿。当时袁伟静嫂子跟我来了一个电话，她又苦闷又疲惫，她问我，男人怎么可以向女人说出这么恶心的话语？她还告诉我，陈光福大哥去监狱探望陈光诚的当天，这些看守故意去撞光福大哥的电动车，把他都撞到沟里去了，光诚和光福的妈妈因为这件事又吓得一夜睡不着。
不仅如此，从2007年9月份开始，一年多时间，袁伟静一直得不到允许去监狱探望陈光诚，直到这次元旦前夕才第一次见到陈光诚。光诚看上去面黄肌瘦，健康状况非常的差；他从2008年7月份开始拉肚子一直拉到年底，每天少的三次，多的五次，整整拉了5个月，就算是铁人也禁不住这样折腾。监狱开始只给他吃治泻肚子的药，因为不对症，根本不管用；也给光诚做了几次检查，每次都查出便里带血，监狱诊断说是慢性肠炎，但是始终不肯把诊断报告出示给光诚家人，而且也没有采取任何救治措施。监狱里不提供热水，光诚能喝的上不过只有温水，更不用说其他的生活条件了。
作为残疾人，光诚要忍受的不仅仅是这些身体上的折磨，因为眼睛看不见，周围对他来说永远都是黑暗的，在监狱那种充满了不友善的地方，这给他带来的心理压力是十分巨大的。袁伟静嫂子特地提到一个细节，在见面结束后，光诚被狱卒带着往外走时，因为有台阶，又没人提醒他，他一脚踩空了——这种突然的陷落感让陈光诚发出了充满极度恐惧的尖叫声。
我虽然不在现场，但光诚的这一尖叫声却永远定格在我心里。我从未见过这么充满恐惧感的光诚。我所认识的陈光诚，是一个爽朗、细腻、充满阳光般力量的人，只有最最可怕的黑暗才能把恐惧布进他的心灵。我很少很少见到他脆弱的时候，甚至在开始接触时连他是盲人我都没有发现。那是2005年的夏天，上海的记者朋友翟明磊跟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山东一位民间维权的律师有事情要来北京向北京的朋友求助。光诚夫妇来北京后，我们相约在五道口见面，光诚戴着墨镜，伟静嫂子挽着他，两个人偎在一起走的很自然，坐下后交谈，光诚举止适当，表达也从容平静，单从外表判断，几乎确定不出他的盲人身份，直到临别，看到嫂子又很体贴的过去扶住他，我才忍不住问光诚是否盲人，至今犹记得他笑笑说自己是盲人时我心里涌出的惊讶之情。
的确，即使在生活上，他都比一般人强。我和滕彪随同陈光诚一起去临沂调查暴力计生时，到临沂市后，陪同照顾光诚的村民不认识市区的路，经常在某个路口犹豫时都是光诚指挥向左向右的继续往前走。在临沂某个村调研时，为了躲开尾巴，光诚带着我和另一个村民，倒来倒去的换交通工具，中间一个环节是到高速公路上等车，得从高速公路边上的一个豁口爬到高速路上，很陡很险，光诚却昂着头带头开始爬，没有一点儿畏惧。光诚家里有电脑，有传真机，都是光诚在亲自使用，我们去的那会，传真机坏了，光诚居然起身摸索着传真机的线路动手修理，留我在一边看的目瞪口呆。
那时，常常能见到光诚微笑，即使在我们被临沂当地警察追堵的路上，在与沂南县计生官员对峙时，在被便衣跟踪和我们用英语对话嘲弄便衣时。他的微笑很好看，嘴角微微翘起，脸部线条分明，配上他的墨镜，还有一口洁白的牙齿，十分有感染力。
我也见光诚哭过，还是嚎啕大哭。他不知道2004年成都小女孩李思怡饿死的事情，我告诉他，还说了小思怡留下的痕迹，门上细细的血痕、衣柜、窗前的凳子，还有小思怡破损的手指甲以及踢肿的小脚等等。当时夜幕已垂，我们在从费县一个村子回县城的路上，准备去县医院找一个受害者了解情况，我坐在车前座，光诚和滕彪在后座，忽然听到后座传来哭声，转身看到光诚一个人枯坐在车的角落里，路边灯光透过车窗，忽明忽暗的打在他的脸上，他就坐在那，嚎啕大哭，看起来那么孤零零，哭的那么无端端。光诚是一个情感那么敏感细腻的人，他一定是想到了小思怡在漫长的17天里慢慢死去的那种无助。里尔克在《严重时刻》里说，“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哭，无端端在世界上哭，在哭着我…”，光诚就这么对着无边的黑暗嚎啕大哭，我和滕彪则在黑暗里默默的陪着他。
后来当我们在临沂市被20多人堵在一个宾馆时，他又对在场的临沂市沂南县双堠镇朱洪国镇长（他父母也是残疾人）转述了小思怡的故事，说着说着又嚎啕大哭起来，撇下一屋子面面相觑的官员。
光诚就是这样一个人，让人喜爱又让人心疼。世道这么坏，人心这么险恶，多少健全人、有知识的人还在积极的论证保存力量的积极性时，他已经在行动的路上了。他为临沂十几万被野蛮强制结扎的村民出头，结果最终让自己身陷囹圄。在他尚未被有司收监，还在自己家里院子被一群流氓看守时，每次有朋友从四面八方来看望他，他总是第一时间冲出家门去迎接朋友，结果每次都被流氓看守（其中最突出的是李先干，一个脱产干部）打的遍体鳞伤。当地政府（以李群为首），为了打垮光诚，用尽了各种手法，造谣、暴力、拘禁… 但是，我知道，直到最后被送入监狱，光诚都没有失去心中对光明的信仰，他是黑暗中的舞者。
… 可是，光诚那踩空时的一声尖叫，像锥子一样扎到所有关心他安危的朋友们的心里。从2006年3月份被带走，2年9个月的牢狱生活，居然让这么有力量的一个人内心充满了恐惧，我无法想象他那颗敏感的心在监狱里感受到了多少屈辱。而且此刻，我确实恐惧了，恐惧如果再不给他治疗，不让他有机会通过保释或者保外就医得到更好的生活与医疗条件，他会被疾病整垮在监狱里。我也无法理解监狱方对光诚健康的漠视；从最现实的角度看，光诚在临沂开展的为被侵害的村民合法维权的行动已经被官府强力镇压了，社会也重新“稳定”了，相关的村民都已经噤若寒蝉，相关的官员该升官的也升官了：他们弹冠相庆之余，还不放过这么一个善良的人吗？
尽管光诚与光诚的家人所受到的遭遇是如此不可想象、难以思量，但是他的道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并不遥远。他和他的家人在为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人的自由而承担责任，他和他的家人也正在为我们每个人的自由而失去自由。
承担这样的责任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光诚的母亲只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妇女，她对子女的担心程度和所有的父母一样。2005年我们在临沂调研结束准备走时，光诚的母亲还满怀忧愁的悄悄问我，我们走后他们一家人会不会受到报复？… 一个月后，光诚从北京被绑架回临沂，她家的院子门口布满了如狼似虎的看守；七个月后，她亲爱的孩子被送入了监狱；一年后她和她的孙子在北京滕彪家楼下被临沂的一群官员绑架回临沂；两年多后，她的媳妇在北京机场被再次绑架回临沂。如今，三年四个月了，她家院子门口依然布满了看守。她的另一个儿子，陈光福大哥，还时不时的要受到看守们的身体威胁。
光诚的家庭，已经被权力切断成了一座孤岛。恐惧正是如此产生。在当下中国，所有选择出来担当公共责任的人们，都或多或少要面对这种恐惧，也或多或少的为他们的承担付出了一些代价。正是这些代价，撑起了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所享有的自由。自由不是免费的，我们付出的这些代价总和有多大，我们享受的自由就有多大。
陈光诚的家庭，包括他的妈妈、他的哥哥、他的妻子儿女，是一群最值得尊敬的人；他们和我们所有人的父母兄弟一样，都很普通，都想过上平安的生活，但是最终正是他们，做出了我们多数家庭无法做到的事情：他们克服了恐惧，用他们的不自由为我们大家的自由付出了代价。
家庭责任与公共责任之间是最难权衡的，它是一道门槛，一抹界线；从根本上说，承担责任越大的人，享受的自由反而越少，反之，享受自由越大的人，很可能所承担的（公共）责任也就越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一个享有一定行动自由的人，都要感激光诚与光诚的家人，他们承担了我们守卫我们自由的部分代价，也降低了我们每个人在家庭责任与公共责任之间权衡的为难程度。
但是，和我们一样，光诚的家人毕竟还是普通人：被一群流氓“合法”的看守在家里的日子是难以煎熬的，尤其当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看起来没有尽头时。袁伟静嫂子一度以为在08年奥运会结束后境况会好转，可是，就在残奥会期间反而遭遇到了更恶劣的对待，这种预期上的反差最容易让人失去信心，可幸的是，袁伟静嫂子和曾金燕女士一样，都是既坚韧又坚强的女性。虽然生活与未来充满了坎坷，但她们依然在坚持守望着他们的丈夫和信念。
曾金燕女士的丈夫胡佳，和光诚一样都是十分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家庭也和光诚的家庭一样也战胜了恐惧，但也因此承担了许多代价。如今，在旧年已去、新年来临的时刻，在万众欢腾、多少家庭欢聚的时刻，光诚和胡佳的家里却因为光诚和胡佳的缺席而一片冷清。而且，光诚和胡佳都身染恶疾而不得有效治疗。除了祝福和祈祷，我们这些还可以自由上网、上街、聚会的朋友们，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郭玉闪
2009-0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