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我十六岁，初中毕业。在六四屠杀之后的愤懑与痛苦中，偶然在书店发现了一本蓝色封皮的《刘晓波其人其事》，那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批判“六四黑手”刘晓波的书，收入多篇御用文人的批判文章，以及刘晓波“最反动”的文章及言论摘要。我不会读那些等而下之的批判文章，它们跟刘晓波的文章不在同一个档次上；我只读刘晓波的原文，那电闪雷鸣般的思想、丰富充沛的感情、锐利明快的语言，让我如受电击一般。我暗自怀疑，该书的编辑是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故意用这种方式传播刘晓波的文章和思想。其中，最让我拍手称快的一篇文章，是首发在香港《开放》杂志的《混世魔王毛泽东》，那是我看到的对毛泽东及中共暴政最全面、最彻底的批判，我反复阅读、爱不释手乃至倒背如流。
那时，我没有想到，多年以后，我也成为《开放》杂志的专栏作家之一，在长达十多年时间裡，在每一期的《开放》杂志上，我的文章都与刘晓波的文章同步发表。那时，我也没有想到，我跟刘晓波会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我的命运会因与刘晓波一起从事人权事业而发生逆转，刘晓波于二零零八年被中共警察秘密绑架、二零零九年获刑十一年、二零一零年荣穫诺贝尔和平奖，而我则流亡美国。我更没有想到，我会成为《刘晓波传》的作者，并有幸受托编辑多卷本的《刘晓波文集》——在整理刘晓波在网络上发表的上千篇评论文章时，我惊喜地发现，批判毛泽东一直是其锲而不捨的主题，刘晓波批判毛泽东的文章足以彙集成一本厚厚的文集，正好用《混世魔王毛泽东》作为书名。
近年来，中国的言论的空间不断萎缩，其标志之一就是：民间社会争取到的批毛的言论自由，正被习近平政权压缩乃至取消。经济学家茅于轼、历史学者袁腾飞以及央视节目主持人毕福剑，都因为在不同场合发表批毛的言论，遭到来自权力部门的打压和民间毛粉的骚扰——后者以主流民意自居，更得到公权力部门的鼓励和纵容。茅于轼、袁腾飞和毕福剑的遭遇表明，中国人仍然需要爲“非毛”付出沉重代价。
儘管如此，我对海内外沉渣泛起的“毛泽东热”并不特别担心。因为，一旦中国实现了民主转型，民众拥有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揭毛和批毛的着作可以自由出版和流传，那么对毛的偶像崇拜必定会不攻自破。如果近年来在海外出版的三本批判毛泽东的力作——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能在中国国内出版，并成为中学生和大学生历史课上的指定参考书，年轻一代中国人就不会成为“毛粉”。刘晓波的评论集《混世魔王毛泽东》亦可跟以上三本书併列，成为年轻一代中国人瞭解当代中国的入门读物。
毛泽东是中国黑暗文化的集大成者
同样是批毛，刘晓波与很多批毛者的思路截然不同。很多“半截子“的批毛者认为，毛的核心思想来自西方的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是中国文化的破坏者，批毛即意味着去掉“外来”的现代专制主义，并恢复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观点在华人中颇有市场。比如，很多到台湾旅行的中国人，由衷地讚歎台湾人的温文尔雅、繁体字的古朴大方，认为这是台湾没有经历文革，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保存。他们讚扬蒋介石当年在台湾推行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认为蒋介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神。所以，蒋毛之争被描述成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与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
刘晓波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刘晓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勐烈批判者，他对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生关係有着深入的分析：“谈到暴君毛泽东，有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认为，毛泽东的罪过之一是破坏了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对文化传统的毁灭可谓前无古人且举世无双。然而，这种观点违背了起码的事实。”刘晓波认为，毛虽然不喜欢儒家、批判孔子，但毛对法家的权谋术和厚黑学相当推崇，毛是中国传统文化黑暗部分的集大成者：“在制度文明和现实政治的层面，毛泽东是传统的最大继承者，那种贯穿中国历史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独裁，从秦始皇到毛泽东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古代家天下独裁发展为现代党天下独裁，最后变成绝对的个人极权。”如果只从“外来邪教”角度批毛和反共，并不能揪出毛共的根源——毛共深深扎根在中国黑恶的文化土壤之中。同样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欧洲和在亚洲的实践即有明显差别：在共产党国家中，越往西，越多存留一些文明和人性的部分；越往东，越多呈现那些野蛮和兽性的面貌。中国、北韩和柬埔寨共产政权之邪恶、野蛮，让苏联东欧集团甘拜下风。
毛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係，从其读书习惯和知识结构即可看得清清楚楚。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四人帮”的笔杆子朱永嘉，一生都是忠心耿耿的毛派。毛泽东晚年曾通过姚文元让上海市委写作组为其整理、标点古文，印刷成大字本呈送。朱永嘉在《毛泽东晚年重读古文内幕》一书中，收入八十六篇毛重读的古文，其中有些是毛特别推荐给身边的人读的，如让周恩来读《史记•汲郑列传》、让王洪文读《后汉书•刘盆子传》、让江青读《后汉书》中黄琼与李固的列传、让姚文元读《旧五代史•李袭吉传》等。朱永嘉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偏爱的人，每逢遇重大问题时，他不是从西方文化，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吸取养料，寻找啓发他解决问题的答桉。在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精通，并且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自如，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作为毛的崇拜者，朱也吞吞吐吐地指出毛在知识结构上的不足，毛只会从中国古书中找答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毛泽东的短处。他面对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运用新的思维方式，提出新的应变策略，那就显得有些不足了”。
刘晓波对毛泽东的批判，有一箭双鵰之效果：既批判毛本人，又批判毛身上的黑暗文化传统。美化中国传统文化，无法彻底梳理毛泽东何为毛泽东。对此，历史学家余英时也指出：“毛泽东的真本领是在他对于中国下层社会的传统心理的深刻认识。但这裡所谓的「下层社会」并不是千千万万安分守己的农民，而是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之类。用价值中立的名词说，即是社会边缘的人物。大陆上写毛泽东生平的人往往强调他「好读书」，尤「好读史」。其实他早年和中年读得最有心得的是所谓「稗官野史」，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他读这些旧小说，自然不是为了消闲，而是为了从其中汲取如何造反、打天下的教训。”所以，必须改变中国的文化土壤，才能消除第二个毛泽东式的暴君破土而出的可能性。
毛泽东从西方“拿来”现代极权主义
与秦始皇、朱元璋等毛泽东欣赏的古代暴君相比，毛泽东的独裁统治自有其独特之处。毛从希特勒和斯大林那裡学到了若干现代极权主义运作模式，延安整风是其最初的尝试。
刘晓波特别注意到延安整风和文革之关联性，从而打破了某些党内开明派对毛一分为二的看法——毛是“开国有功，建国有过”。共产党在其夺取政权之前就无比邪恶，而不是在夺取政权之后才蜕化变质。延安割据政权的本质爲何？在记载和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着作中，昔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军事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和已故历史学家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两本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前者作为亲身观察者，在日记中栩栩如生地记载了其所见所闻；后者作为掌握最多史料的学者，用史料複原了延安整风之来龙去脉。刘晓波对这两本书高度重视，在多篇评论文章中引用。他评论说：“中共所进行的「阶级灭绝」，不要说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字狱」、宫廷倾轧和改朝换代难以比拟，就是史达林的集体化和「大清洗」，希特勒「种族灭绝」的残酷，也不能与之相比。毛泽东不仅要从肉体灭绝生命，而且要在尊严上和人格上彻底地摧毁人性。中共对人的公开的、系统的羞辱，开始于上世纪四○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登峰造极于「文化大革命」。”换言之，延安整风是文革的序幕。
毛泽东曾经自我标榜毛主义是“秦希斯主义”。换言之，他是秦始皇、希特勒和斯大林的集大成者。在中共建政之前，毛泽东没有出过国，很少接触外国人，不像蒋介石那样直接跟来自纳粹德国的军政人员来往并派遣使者（如宋子文等）向希特勒致意；也不像王明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那样，有长期在苏俄留学和工作的经验。长期以来，斯大林并不看好毛这个“土包子”。但毛善于学习，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在任上学到了苏俄用现代媒体对民众实现洗脑的方法。毛深知文宣的厉害，终身亲自撰写或逐字修改社论。毛也善于用人，在延安整风时期，原本属于王明集团的留苏派要角康生，很快被毛泽东收归麾下，成为毛泽东打击党内其他派系的忠实走狗。康生在苏联受过克格勃的训练，将克格勃的做法运用到延安整风运动之中，比如：建立严密的档桉制度、对被整肃人员刑讯逼供、鼓励高级官员身边的工作人员告密、召集大会让当事人当众忏悔等。这些做法在以后的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中得到更广泛的运用。
在夺取政权之前，毛泽东冷酷毒辣的这一面深藏不露，西方左派和中国知识界人士大都将其看作风流潇洒、极具理想性的诗人与哲学家。前辈学者徐复观是少数较早洞察毛及中共本相的先知式人物。当年，徐复观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派驻第十八集团军少将高级联络参谋的身份在延安生活了半年多，撰写了一份对于共产党和延安革命的报道。徐复观认为：“整风运动即系一元化运动，即系思想一元化、领导一元化、工作机构一元化之运动。……党、政、军、民（民众团体）之领导权，一元化于党；而其工作之目标，则一元化于军。”他亦看到毛的一人独裁呼之欲出：“其领导之方式，在党内确系采取民主集中制，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他对国民党提出严重警告：“与奸伪之斗争，不全胜即全败。全胜则奠定国家民族千百年太平之基，全败则沦数千年文物为异类，其中绝无中和之理。将来斗争正式展开以后，其惨烈远过于往时。”蒋介石对此文作出批示，下令国民党高干认真阅读。可惜，国民党早已丧失了斗志，这篇报告并未成为国民党的救命药。
在延安期间，徐复观与毛泽东有过五次以上长谈。其中一次，徐询问“应当怎样读历史”，毛回答说：“中国史应当特别留心兴亡之际，此时容易看出问题。太平时代反不容易看出。西洋史应特别留心法国大革命。”毛只提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故意迴避苏俄十月革命的历史，可见其心思缜密、骗术高超。在这本文集中，刘晓波有多篇文章分析毛共与苏俄之关係。在斯大林生前，毛甘当斯大林的儿皇帝，访苏时备受斯大林羞辱，也忍气吞声；斯大林死掉之后，毛轻视赫鲁晓夫，要争夺共产阵营老大的交椅，导致中苏关係迅速恶化。毛的外交政策围绕其国内独裁统治的稳定性展开，即便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要硬着头皮头走到底，其遗产之一就是中共始终不能丢开北韩这个包袱。
毛泽东的幽灵仍然在地球上游荡
在今天的中国，批判毛泽东并不是一件已过时的工作。反之，批判毛泽东是迫在眉睫的、不可绕开的思想啓蒙运动的重要环节。
吊诡的是，有不少跟刘晓波一样经历过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以及六四血雨腥风的知识人，近年来华丽转身成为毛粉。比如，当年担任过北大研究生自治会主席的孔庆东成为铁杆毛粉，甚至肉麻地吹捧卡斯特罗和金正日；在六四中坐过牢的诗人张广天，将毛泽东和格瓦拉作为其精神偶像；六四后流亡美国的作家苏炜，执笔大型歌剧知青组歌《岁月甘泉》并换来回国的门票；八十年代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旗手甘阳，在香港抛出“通三统”之说，即建议当政者打通孔夫子、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三个“伟大传统”；八十年代最早引入西方基督教思想的学者刘小枫，以“毛子”（如同孔子、老子）尊称毛泽东，并提出将毛泽东打造成华盛顿加林肯式的“国父”……与这些“与时俱进”的人物相比，刘晓波数十年如一日地批毛、反专制，如愚公移山，如精卫填海，不惜为此先后四次入狱。
中国人自己不愿清除毛的毒素，西方人也就不把毛与希特勒、斯大林併列。在西方，如果谁爲希特勒说好话，一定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在德国甚至是犯罪行为。但若爲毛泽东歌功颂德，却被众人熟视无睹。比如，毛泽东的画像常常跟格瓦拉的画像放在一起，被做成半尊崇、半解构的“波普艺术”。若有人使用希特勒的画像作为艺术创作的素材，会得到怎样的反响呢？希特勒屠杀数百万犹太人是罪孽，毛泽东屠杀更多的中国人难道就不是罪孽吗？希特勒遗臭万年，毛泽东却香火依旧。
再比如，《红色娘子军》等文革样板戏再度走红，还在台北的两厅院上演，评论人龙应台撰文讚扬这是台湾社会“宽容大度”的标志。被毛泽东迫害致死的学者储安平的儿子、音乐家储望华在澳洲悉尼歌剧院演出毛式文艺的典型代表《黄河钢琴协奏曲》，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美国白宫举办圣诞派对，前第一夫人米歇尔亲自在圣诞树上挂上一张有毛头像的卡片，奥巴马和米歇尔是哈佛大学法学院高材生，为什麽连毛泽东是混世魔王的这个常识都不具备呢？这些人物曾应当好好读一读刘晓波这本掷地有声的文集。
毛泽东热的背后是一种根深蔕固、心甘情愿的奴性。在西方许多大城市的唐人街，都有生意火爆的“毛家菜”餐厅，似乎没有多少华人前去杯葛、抗议。每当看到“毛家菜”的店名，我就想起一则新闻报道：数年前，在华府郊区有一家越南餐厅挂出胡志明画像，引起越南移民社区的强烈抗议。数千人当年深受越共残害的越南移民到餐厅门口示威，迫使餐厅老闆取下胡志明画像，并公开道歉。同样是被共产党荼毒的两个国家，国民素质为何如天壤之别？
在《混世魔王毛泽东》一书中，刘晓波的反思和批判环环相扣、步步深入：第一步是批判毛本人，包括那具躺在毛主席纪念堂中的僵尸；第二步是批判毛身边的“共犯”，如江青、周恩来、林彪、郭沫若等文武弄臣，他们助纣为虐、罪不可赦；第三步是批判狂热愚昧的民众，他们如僵尸般被毛驱赶着骂人、打人、吃人。刘晓波在狱中可以看到《人民日报》等官方报纸，对入狱后这几年来习近平的种种亲毛、崇毛言行必定瞭如指掌，也有所思考和评论。我相信，当刘晓波获得自由的时候，当中国实现民主转型的时候，这本书必定能在中国出版，并将增加刘晓波批判企图成为“毛二世”的习近平的文字。所谓“毛病不改，积习难除”，如今踌躇满志的习近平不敢打开这本书读，等到他读这本书的时候，他必定像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那样被关进笼子、接受审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