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与民主转型（网络图片）
引言：与流亡问题有关
大数据的「大」在普通人心目中之形成，是因为它具有「数」的基础。其实，这是一个致命的误读。由于这个误读存在，人们对大型计算机即运算与储存的能力表现出崇拜。当然，运算与储存手段是必要的，它是工具理性。余杰批评台湾作家洪雪珍【注一】之背后事实，很好地说明了上面的误读状况，即是说洪雪珍对「大」与「数」的崇拜不只是个体行为，还是一种社会现象。这里没有为洪雪珍辩护的用意，也没有一定支持余杰的先入为主之阵营观念。
余杰流亡美国本身就是个大数据事件。体制的主流文人认为异议作家一旦流亡就失去对国内影响，所以，很是欢欣。而即便没有网络条件的时代，流亡作家对母国的影响从未消失过，甚至比在国内时的影响更大。即便某国（不是隐晦指中共国家）主流方面能够有效封杀绝大多数关于流亡者的信息，那么，它也没法预防流亡作家对思想史、文学史书写的影响。阿根廷文学产生于流亡【注二】的思想史与文学史确认再明白不过。也恰是由于这点，阿根廷的当代知识分子史才成为西方知识分子史的一部分。
一、中华文明有灭亡的可能
余杰流亡与阿根廷知识分子史（非仅限于文学）看似不相干，但是，「大」与「数」崇拜之外的大数据意义则是私人情报学的重要性。展开来谈大数据与私人情报学的关系，请见本文第三个小标题下的内容。而在最基础也最原始的意义上，中国的大数据可以说最具外形特征。庞大的历史著作系统就是一套大数据，其次，目录学方面的著作（如《四库全书》）也具有大数据特征。不过，中国人向来不能有效利用原始大数据。
具体到史学方面，是人们偏好人物行为记录（纪与传），而少有制度史（志）兴趣。这些决定了中国文化暨思维方式在现代科技条件下，不可能利用好大数据。形象地说：现代人可以给最聪明的动物（如电影中的「星猿」）最好用的自动步枪，但后者（在现实而非电影中）根本形不成最基本的武器防卫能力。这不是污蔑中国文化以及文明，而是说管制型思维不仅存在于高级政治层面，也存在于普通人生活层面。于此，不难明白：大数据就其哲学本质是开放型系统。
作为具有杂家背景的经济学家（其如茅于轼老先生曾对我的评价【注三】），我判断：在未来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中华文明有可能灭亡。这次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分析意义的文明灭亡，肇因是中国不幸地（可能也有宿命因素）选择了苏联制度体系，而制度范本本身已经消失，中国还在坚持变种。如果不想灭亡，就得抛弃苏联制度体系。这也是我坚持为中国民主转型做微薄理论贡献的原因。我没有「天灭中共」的仇恨感，但我能判断得出来：中共灭掉中华文明的同时，它也必然消失在那个过程。尽管中共目前极力添加自己的传统因素，但是，它不具备文明演进的能力。
大数据时代，文明自身演进的工具理性更好了，加进制度民主因素，可以解决文明既存悖论，其如在历史学方面更好地研究制度史，其如在文化思维方面接受开放观念。目前，还看不到这样的体制可能性。有些希望，就是在泛异议群体这边，有推进民主转型的努力。努力的成果也有，其如茅老在今年二月份与我的电邮对话【注四】。他认为中国的现实话语权掌握在自由主义一翼，极左一翼没实质性影响。
二、拯救过程与演进性更新
极左一翼虽然缺乏实质话语权，但是，它具有政治动能。比如说，在「非法信息」认定与打击上，它不限于政治性的，对娱乐八卦也如此【注五】。这种控制性旨在维护极左方面自定的主流信息之市场份额。随之而来的博弈也相当激烈，这是因为技术进步改变制度结构，坏的制度也会极力压制这种改变。
之于这一内在逻辑，中国现在实质上处于内战状态：其一，关于制度道德性的话语内战，其中以司法个案为焦点；其二，关于文明优越性的价值内战，其中以中美比较为中心【注六】；其三，关于政治正当性的网络内战，其中以数据属性为趋势。这样，避免中华文明灭亡而不关心中共本身命运如何，泛异议一方就要打好这三项内战——促进中国民主转型实质是文明自救行动。
大数据的利用现状有利于泛异议群体，因为体制方面是非开放的，它要强行筛选掉绝大部分有用的数据。在这个现实下，泛异议群体具有族群性，有机会成为中华文明的拯救力量并实现拯救，在拯救的过程中也实现文明演进性更新。
大数据虽然级量为「大」，但终归为价值理性上的「小」，即它本质上不属于公共情报学，而是私人情报学。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决策者，他（她）的私人情报系统是决策的基本支持。比如说，丘吉尔在二战远没有胜利希望的一九四一年，就开始运作大西洋联盟，是私人情报系统的作用。
三、从成语提炼到成语反思
情报系统包括间谍信息系统，但后者很次要；私人情报系统必然利用公共情报系统，但后者很次要。私人情报系统是一个微观构建，但不是私人（尤其政治家）去搞间谍活动（以助微观构建）。私人情报学具有神秘性或曰宿命色彩。比如说，丘吉尔的合作人如果不是罗斯福，会是什么结果？即是说，在私人情报学方面，两者严重不匹配就不可能出现大西洋宪章。
再比如说，如果罗斯福身后的国家不是英语民族，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即是说，在公共情报学方面，两个背景国家有一个具有异教性质，也就不可能出现大西洋联盟。由于大西洋联盟在今天失去了基本效用，才出现了英国退出欧盟、美国走向半孤立主义的重要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与中国达成太平洋联盟没有任何可能性，因为双方的决策者不具有大数据之下私人情报学的匹配可能。这也是朝鲜半岛问题无可能有效解决的根本原因。
回归大数据的本质讨论，我可以举一个纯粹私人情报学的例子：对于《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的一段记录（第四章第三十八节，【注七】）可以提炼出一句成语，是为「劳轻获重」；尽管基督教神学与中国典籍均无此表达，但是，在工具（未必是计算机）理性方面，这个成语提炼至少有利于个人记忆；在价值理性方面，这个成语提炼是文明可通约性的微观收获。紧接着，再对中国标准成语「黔驴技穷」进行解析：在一般含义之外，作为一个规则现象，被拴着且驯化好的驴子为什么会被放置在以生命为代价的竞局里面？它如何能对付一只野生（非驯化的）老虎呢？这只能说明：最初模拟设局者，先天就不会考虑公平竞争的先决性【注八】。中共国家的制度实质也是弱势是「黔驴」，尽管数量极为庞大，而统治阶层则是非驯化的虎群。
从成语提炼到成语反思，是一个大数据运用、价值理性「小」化的过程。在基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日后发展中，它们是否产生提炼成语与反思成语的能力，尚是个疑问。仅仅就这个疑问而言，也是人工智能的「考题」。这个考题会有不同的变种，而基本问题是——人类思维的开放性是没有止境的，所有反对这一开放性的行为都是反人类的。换言之，中共国家虽力促大数据，但它的大数据行为不具有一般人性意义。
结语：台湾正在经历第二次转型
正是余杰通过洪雪珍的表述看到了中共国家在大数据作为方面的本质，才将后者的赞赏与「身穿纳粹军服」联系起来。这次批评与余杰流亡作为大数据事件一样，它再次反映出「据」的本质性远胜于「数」的表象性。
具体到台湾岛内政治生态，某些政治派别识「数」为优、知「据」为劣，恰好说明台湾正在经历第二次政治转型。尽管有邦交数量减少的风潮，但是，美国的民主力量程序性支持【注九】更大幅度提高了台湾的国际影响。
注释部分:
[一]参见《民主中国》网刊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四日文章《羡慕马云的「大数据」比身穿纳粹军服更可怕》（作者：余杰）。
[二]参见米歇尔·莱马里、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主编《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史》（汉译本，顾元芬译），第六十三页（戴安娜·加托西—瓦松<阿根廷知识分子史？——一个边缘社会的困境>，第六十一至第七十四页）；顾译版本：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
[三]参见我的经济学著作《真实的交易——提高生活质量的通俗经济学》之茅于轼序言<我为什么愿意推荐这本书>，第一页（与正文单另页码）；拙著版本：机械工业出版社，二〇一〇。茅老写道：「在这本书中他自称是半个经济学家。大家也许会奇怪他另外半个是什么。我觉得他的另外半个可以称为杂家，既有政治，又有历史，还有各种新奇的想法——不好归类的想法。所以不得不称为杂家。」
[四]参见我的访谈文章《茅于轼电邮答六问》，载于香港《动向》杂志二〇一七年二月号。
[五]参见《南华早报》网站二〇一七年六月七日报道《中国审查部门关闭了数十个网上娱乐新闻账号》（记者未详）；新华社《参考消息》报（非译介）六月九日，《中国重拳整治八卦新闻账号》，第十六版<中国大地>。
[六]同[五]，非译介，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二日（本报讯）《中国官员选拔模式值得西方借鉴》（记者未详）。该报道是对清华大学外籍教授Daniel Bell（汉语名：贝淡宁）著作《中国模式：政治精英体制和民主的局限》的介绍。北京权力当局为了强化社会认知，在该年十一月二日译介日本外交学者网站十月三十一日的文章《中国的精英统治对决西方民主》（作者：戴维·沃洛兹科），同[五]报，《中国精英统治是否优于西方民主》，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七]原文：「sent you to reap that for which you did not labour. Others have labored, and you have entered into their labour.」
[八]参见我的学术随笔文章《颠覆成语：一个倒叙的通俗考察》，载于[一]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六日。
[九] 参见凤凰资讯·台湾版块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七日转刊环球网报道《美众议院通过草案鼓励台美官员互访 蔡英文高调示谢》（记者：张朋辉、萧师言、卢长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