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其实上个世纪也曾困惑过许多进步主义者，英国作家奥维尔通过《1984》这本奇书，给出了发人深省的答案：一种完全建立在谎言之上的极权统治与现代的物质文明并非不可兼容。在柏林墙倒塌、前苏联和平解体之后，所有人都相信，《1984》的噩梦不会重演，但2017的世界却让我们惊讶地发现，《1984》对世人的警告并未过时。目前百老汇正在上演《1984》改编的话剧，令观众最为震撼的就是，奥维尔的故事，竟能在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引起强烈共鸣。
理解21世纪进步主义面临的挑战，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理解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中国极权统治近40年的变革，始于粉碎“四人帮”开始的讲真话时代。被毛泽东打倒的邓小平及中共元老就是借著当时讲真话的大潮，回到权力中心。邓小平清楚地认识到这个真话大潮对中共政权的颠覆性威胁，同时也看到了用改革来推迟危机的可能。因此，在打压激进真话的同时，邓大体维持了讲真话的空间，从而推动了经济改革的成功。可惜的是，邓的政治改革失败了。
六四惨剧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至少对邓小平这一代中共元老来说，不可能让他们拱手交权，接受一种羞辱下台的结局。而六四之后，美国很快就恢复姑息中共的对华策略，其重要假设，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可以导致中国政治的“和平演变”。
江泽民、胡锦涛秉承邓小平韬光养晦的遗训，一面闷声发财，一面空话治国。空话治国看似给了自由主义一定的话语空间，但“伪自由”的语境也为掩护权贵资本主义提供了烟幕。自由主义者虽然也看到了权贵资本主义给中国带来的深重危机，但他们坚信，当空话治国难以为继的时候，中共就只有走宪政民主之路。但历史的进程总是会嘲弄那些过于简单化的决定论思维。
中国今天的现实是，习近平从普京主义的崛起得到启示，开启了他的“梦话治国”时代。那么，梦话治国与空话治国有何不同？梦话治国是《1984》在21世纪的升级版，其共同的内核，就是统治者利用国家权力，利用人性中固有的恐惧和自欺，指鹿为马，通过造成一种真假是非难辨的语境来获取和维持权力。“梦话治国”的语境与各说各话的“空话治国”语境不同，“空话治国”的统治者，完全不能容忍任何揭示真相和真理、从而挑战其梦话的话语。而我们发现，现代信息技术并不必然有利于挑战统治者的一方。
就中国来说，现代信息技术还创造了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国家通过货币数码化和财富资本化，全面管制普通人的生计。这不仅增加了国家发布“另类事实”的效力，而且为国家主导的庞氏骗局打开了大门。“梦话治国”无疑只会加剧而不可能克服中国的危机，但仅指望“梦话治国”搞不下去，并不能化解中国危机。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梦话治国”也是中国精英找不到出路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