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
《圣经 箴言》十四章34节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
《圣经 罗马书》十二章12节
概要：
本文首先论述的是，执政党在其制度基础不变的条件下改变其统治模式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效果。由于统治模式所造成的张力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无法解决，中国的公共治理面临失效乃至失败的现实危险，中国社会也因此步入高风险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迫切需要政治秩序的重建。然而，在此紧要的历史关头，曾经以改革为执政大旗的执政党却同时失去改革的意愿和改革的能力。因此，中国社会主动或被动地进入由民间自下而上地主导的\”转型时期\”，这同时也意味着由执政党自上而下地主导的\”改革时期\”的结束。
接着，笔者指出，作为对中国现代化（尤其是政治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回应，《零八宪章》是知识分子群体和其他社会阶层为解决各种社会冲突并避免社会和政治暴力所提出的富有远见的转型建言。它因应了急剧现代化过程所导致的执政秩序失调问题，试图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来重建适合于现代社会的政治秩序。它既是对传统专制秩序的告别，更是对现代文明价值的拥抱。
最后，笔者对中国转型的前景抱持一种乐观其成的态度。不管经过多少艰难险阻和试炼考验，中国的转型必将迎来拥抱公义、否弃罪恶的新时代。
一、引子：改革的官方判决书与转型的民间宣言书
公元2008年12月18日，执政党在纪念中共改革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执政党自身的改革正式划上一个句号。该讲话中有一个新鲜的说法：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简言之，\”三不\”的核心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努力维持现状。既然是维持现状，改革就没有意义了，以前所附着于改革的各种理想和蓝图也就失去了着力点，因此，这就等于改革被当局正式宣判死刑了。之前，中国民间早就认定由执政党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已经终结了。但是，更有启示意义也更有趣的是，现在的执政党亲自给它判了死刑。虽然这只不过是对前几年中国现实状态的一种确认，但它依然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它正式宣告中国执政当局无意于融入人类主流文明的态度和想法。
在上述讲话的大约十天之前，由300多名中国各界人士发起的《零八宪章》也在网络上公开发布，并接着获得几千名中国各阶层人士以及部分中国籍与非中国籍华人的签名支持和声援。《宪章》明确提出\”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的问题。它给出的答案是\”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这同样昭示了民间融入人类主流文明的决心和意志。
在短短十天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和民间的两种不同宣示，两种不同的决心和意志。在笔者看来，上述两种宣示都具有某种深刻的历史意义，因为它们预示着中国整个社会演变的动力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官方的主导意愿和控制能力的逐渐衰退以及相应的民间的主导意愿和推动能力的逐渐增强。换句话说，《零八宪章》在2008年末的正式登场以及执政党的上述讲话正式预表着2009年将成为中国转型的元年。
二、执政党治理模式及其治理绩效和统治能力的衰减
1. 总论：执政党治理模式和中国政治结构的嬗变
执政党的\”三不\”所要维系的现状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从短时段来看，这种现状是指执政党六十年来在国家治理方面一系列方针、路线和政策所沉积下来的历史性遗产。
众所周知，在毛泽东时代，执政党的统治是靠枪杆子和笔杆子，也就是靠强力手段和愚民政策，而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时代，其统治支柱中的笔杆子渐渐失去威力，而钱袋子的重要性日渐上升。尽管1980年代的中国还残存着意识形态之争，那也只是毛泽东时代笔杆子威力的回光返照。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中介人物是邓小平先生。邓小平先生在1992年时曾提出著名的\”不争论\”主张，并且自豪地宣称：\”不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邓小平先生的另一个广为人知的主张是：发展是硬道理。如此一来，到了1990年代之后，执政党笔杆子的威力迅速衰减，而钱袋子的能量急剧上升。当时光流转到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2008年时，人们暮然回首，就发现一个令人恍若隔世的现象，执政党的笔杆子已经失去往日的光辉，而钱袋子却出人意料地膨胀，完全取代了笔杆子的地位，成为执政党统治的两大柱石之一（而另一柱石枪杆子则依然如故）。也就是说，执政党过去六十年的治理方式有一个明显的演进轨迹：从依靠强力手段和愚民政策到依靠强力手段和收买政策。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执政党依旧在教育系统和宣传系统延续其愚民政策，但笔者判定，这种政策已经不足以构成其统治的支柱，因为其有效性已经大打折扣。
从总的实际成效看，在过去三十年中，执政党的治理策略的转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执政党基本维系了其统治的稳定，尤其是在经历1989年的政治危机之后，这种执政地位的稳固对执政党来说是一种真正的胜利。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增长周期，这为统治模式的转换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尤其作为新支柱的钱袋子发挥了相当出色的维护稳定的功能。
与这种治理策略的转变同时发生的还有当代中国政治结构的嬗变。笔者认为，当代中国的政治结构包含了过去六十年中的三重镜像。第一重镜像是制度的设立：专政制度，它本源于毛泽东时代；第二重镜像是政治权力的分配：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它是由邓小平维系并重新确认的；第三重镜像则是政治利益的分配：精英联盟，这是执政党第三代领导人认可并推动的。对于毛泽东来说，不管是官僚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只要是专政就行；对于邓小平来说，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只要是共产党的猫就行；对于第三代领导人来说，不管是三个代表还是四个代表，只要是代表\”精英联盟\”的利益就行。（注：这里用\”精英联盟\”这样的提法并不表示他们是真正的精英人士，乃是沿用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因此，现在中国的政治结构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共产党领导的以精英联盟为基础的专政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两者的对比，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除了专政这个在六十年前确立的制度之外，其他方面几乎都是南辕北辙的。这是中国政治中潜规则压倒显规则的一个无法辩驳的事实。
笔者认为，现在的执政者推行的科学发展观所要调整的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元素：精英联盟，但对于邓小平的遗产（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以及毛泽东的遗产（专政）还是要维持的。所以，如果要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可以这样下个判断，执政者所要维持的现状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专政制度。换一种说法就是，如果精英联盟有违于这一目标，也会成为打击的目标，但是当局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则是非常有疑问的。此是另一个话题，在此不详述。
2. 执政党治理模式的思想和历史渊源
从统治思想的角度看，当代中国政治生活则有另一个三重镜像：马克思主义；奉行实用理性和有德治与民本思想的儒家；以及作为实际行政思想的法家。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乃至列宁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或者半西方的意识形态（笔者认为列宁主义是半西方化的，因为俄罗斯思想本身是半西方化的）与古老中国的政治思想显然是相互扞格的。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它们还有某种意识形态宣传的作用，那么它们在当下中国的政治思想中的实际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了。而表面上起到支配作用的则是体现在邓小平的实用理性中的儒家思想，同样，第三代的\”以德治国\”和第四代的\”民本\”思想乃至\”八荣八耻\”也都是儒家思想。在过去几十年官方表面上主导政治思想的流变中，我们看到一种几乎与统治策略同时发生的演变轨迹：从马克思主义向儒家思想的回归，也即从西方或者半西方渺不可及的乌托邦理想一下子回转到孔孟的暧昧的现实主义怀抱中。必须要说明的是，由于执政党现在还无法完全放弃其\”道统\”，它的这一转变犹抱琵琶半遮面。关于统治思想向儒家的回归，笔者在另一篇文章已有论述，在此不再重述。另外，执政党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道出了其中的端倪：中国特色才是真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说而已。
可是，正如执政党虽有统治策略的转变，但其内在的垄断政权的诉求从来没有消失一样，执政党的主导行政思想也是一层不变的：法家的\”法、术、势\”思想从毛泽东时代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一点从毛泽东自称自己是秦始皇已经表露无遗。法家思想的最大特征就是实力主义，以力服人，不管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反正要能压制住人就行。在毛泽东时代，这种实力主义表现在对社会生活实施全面控制的政治军事强力手段以及在思想上进行愚民和操纵的文化强势，而在毛泽东之后的改革开放时代，前一种实力手段（政治军事强力手段）基本没有变化，而取代文化强势的是经济强势，也就是经济上强大的控制与收买能力。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实力主义的行政基础都是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自上而下的官僚或者准官僚（军队）体制。这也是毛泽东所说的\”百代都行秦政制\”。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看到，中国的统治意识形态其实也有一个潜规则：名义上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真实的指导理念是儒家理想，实践上的做法却是法家治国方略。这和上面的关于政治结构的潜规则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现代的潜规则只不过是中国政治史上历久常新的\”阳儒阴法\”的翻版。\”阳儒阴法\”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大行其道，其最根本的原因必须从现代政权形成的历史深处去考察。笔者认为，当下政权是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上个世纪获得令人吃惊的胜利的结果，是传统王朝体制在二十世纪之中国的\”创造性转化\”的成果。由于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具有非常强烈的传统游民造反的特征，其所建立的政权自然也就具有非常强烈的农业专制社会的特色。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特色\”。在过去三十年的历史中，中国无论怎么改革，如何开放，上述\”中国特色\”的底色是一点都没有变化的。因此，毛泽东所留给当代社会的专政制度是一种产生于并适应于传统农业社会的专制体制。由于后来三十年的改革时期没有着手解决这一政治制度遗产，它就基本原封不动地保存到今天。
因此，今天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业专制体制和思维与建基于自由体制和思维之上的现代化事业的冲突和矛盾。处于停滞状态中的这种体制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这直接导致执政党的治理危机。这是下面要讨论的主题。
3. 执政党现有治理模式的成效
上面已经提到，从政治上看，执政党统治模式的转换到今天为止是相当成功的，因为它维系了执政党的统治。这里要考察的是其统治模式的社会经济成效。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执政党的统治模式转换是以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为里程碑的，所以笔者也以这一年作为考察的历史边界。另外，笔者认为，这种模式定型于朱镕基所奠定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下面，笔者尝试具体分析儒家式的\”为民做主\”的理念和法家式的集权行政手段所导致的国富民穷，国强民弱的基本格局。
在上面所讲的现实政治结构的制约以及思想意识的推动下，一个不幸或者有幸的人物朱镕基先生应运而生了，我们甚至也可以说他横空出世了。作为邓小平先生所\”钦选\”的经济\”沙皇\”，朱镕基先生可以说是在适当的时候坐上了适当的位置：他在执政党最需要统治模式转型的时候为其奠定了统治的第二根柱石：也即所谓的钱袋子。朱镕基先生在邓小平先生儒家实用理性的指引下，用一种彻头彻尾的法家办法完成了中国经济治理模式的转型，从而使得执政党的统治机器能够继续有效运作了十几年。在笔者看来，朱镕基经济治理模式的特征就是对内的经济集权国家主义与对外的重商主义。其对内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中央政府或者国家要对经济拥有强大的控制能力，这一方面要求中央财政实力的扩张和对关键产业和部门控制的增强，其对应的具体措施有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及国有大型企业的重组，后者导致现在中国各个巨型垄断企业的产生，比如中石油、中国电信、中国国航、中国银行和中国铝业。另一方面则要减轻政府的负担，包括让国有中小企业破产以及连带的剩余工人的下岗、以市场化的名义推动教育、医疗和住房制度改革从而减少政府的社会性支出。但是，这会导致一个问题：由于政府控制了经济资源而民众的社会支出扩大，中国国内的消费能力将变得非常有限，经济增长的动力从何而来呢。这样，作为朱镕基经济治理模式另一个关键构成部分的重商主义就派上用场了。对外的重商主义的逻辑是这样的：由于国内需求不足，只好依靠国外的需求，而为了赢得国外市场，就要适当地将本币（人民币）贬值，同时压低国内资源的价格（包括土地、各种矿产资源以及环境资源），并降低劳工的待遇和人权标准。
朱镕基所奠定的上述充实钱袋子的模式在其离任后依旧发挥着作用。很明显，新一代执政集团基本上是萧规曹随。我们在过去几年中看到的情形是，中国整体上改革事业已经进入僵化停滞阶段。可以说，在新一代执政集团到目前为止的任期里，还没有任何一项可以值得在此说道的改革措施，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其他任何方面的改革。既然没有任何像样子的变化，我们似乎可以认为，中国过去十几年的经济成效或者问题都基本上源自朱镕基的经济增长模式。
幸运抑或不幸的是，朱镕基的经济增长模式达到了其原初的目标。首要的标志便是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官方资料，中国1992年的财政收入为3,483亿元人民币，2007年的此一数字则为51,304亿元人民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将近20%，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相应地，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从1992年的13%大幅增加到20%。而且，据原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先生估计，2008年的财政收入将达到创纪录的6.2万亿元人民币，又比2007年增加了21%，这当然也远远超过2008年GDP的增速。（笔者想提醒读者的是，上述的财政收入不包括地方性和其他各种预算外收入。据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估计，2007年其他各种预算外收入大约和当年的财政收入差不多。预算外收入的数额由此可见一斑。）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财政收入的构成中，中央财政收入所占的比例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差不多维持在一半以上的水平，而在实行分税制改革前的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只有22%。据财经评论人士叶檀博士的统计，在分税制改革之后，\”从1995年到2004年，中央财政收入平均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2%，财政支出平均只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29.8%；同期地方的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平均为48%，但财政支出却占国家财政总支出平均为70.2%。\”这清楚地说明了中央财政集权政策的\”成功\”。
同时，作为增强中央经济控制能力的另一个重要手段的整合关键产业和部门的政策也获得显著的\”成效\”。据新华网2008年12月8日报道，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两天前于上海举行的\”2008全球管理论坛\”上说：\”2002-2007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长到14.92万亿元，年均增长15.9%；营业收入从3.36万亿元增长到10.03万亿元，年均增长24.4%；利润总额从2405.5亿元增长到10055.7亿元，年均增长33.1%；上缴税金从2914.8亿元增长到8792.1亿元，年均增长24.7%。\” 李荣融先生在自豪地引用上述数据以显示其\”政绩\”的时候，不知道想过没有，上述的增长率都远远高于同期中国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事实上，根据官方的统计，从2002年到2006年，城镇局面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仅为11.1%，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只有可怜的9.7%。作为一个负责国资管理的官员，李荣融先生想过这些问题么？他表面上的这种沾沾自喜隐藏着什么信息呢？这难道是来自他所代表的官僚集团对自己控制整个国家经济命脉的自豪和自信么？更可悲的是，省级乃至地市级政府上行下效，建立其自己的省有企业和市有企业控制体系。这里的企业名义是国有的，其实已经变成省有和市有，或者更直白的说，是省市官员所控制和掌握的，与真正意义上的国有企业没有关系。不过，它们相较于中央所属的国有企业，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都差很远。这从另一个侧面反应了中央经济集权的成功。也许更为糟糕的是，上述中央企业都基本上处于垄断地位，它们依靠自身的商业地位和政治身份毫不留情地攫取垄断利润，并有效地充当了执政集团控制整个经济体系的工具。
还有，朱镕基先生对外的重商主义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中国的出口额在1992年只有849.4亿美元，到了2007年，这一数字增加到12180.2亿美元，是1992年的14.3倍，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9.4%。与之相伴的是中国外汇储备的急剧膨胀：从1992年的194.4亿美元，狂涨到2008年底的19460.3亿美元，刚好翻了100倍。巨额的外汇储备成为执政集团在国际政治中的筹码和炫耀的资本，他们与美国华尔街贪婪的金融巨头们勾结在一起，兴风作浪，成为国际金融和财经界的新贵和宠儿。他们所到之处，那些贪婪的金融巨头像苍蝇叮肥肉一样围着他们团团转，昔日的北京红卫兵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令人垂涎的会下金蛋的财阀。
4. 执政党现有治理模式的局限
在朱镕基先生的模式里，我们找不到执政者希望提高民众生活水准的痕迹。对于这一隐衷，笔者最近找到一个佐证。在2008年末的《财经》年会上，央行行长周小川在闭幕发言中表示，\”近代中国一直在过\’穷日子\’，政府过去关注更多的是如何扩大生产，因此在扩大内需方面一直相对缺乏经验。\”这等于相当坦率地承认了执政当局制定政策以及治理国家的思路并没有将民众的福利放在首位。对于一个口口声声宣称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执政党，其居然缺乏\”扩大内需\”经验，也就是让民众过上\”好日子\”的经验，这岂不是天大的讽刺么？
还有，在一个以官僚为主导力量的政体结构中，朱镕基的经济发展模式最终会演变成一种别具特色的党国资本主义，成就了权贵们发财致富的美梦。我并不是指朱镕基先生有意为之，而是想指出：由于朱镕基仅仅只是经济沙皇，在一个政治高于经济，执政党党魁高于国家总理，省委书记高于省长的政治格局下，政治对经济的控制、影响和侵蚀实在是无所不在的。所以，所谓的经济沙皇最多也就是半吊子沙皇而已。最后成全的是精英联盟在中国社会的稳固和定型，而不是朱镕基先生的\”清官\”乃至作为能干的大臣名留青史的梦想。
在后邓小平时代，由于个人政治权威的弱化，执政党试图以加强经济上的控制力来维系其政治上的统治，也即政治上的\”沙皇\”邓小平被经济上的\”沙皇\”朱镕基部分地取代了。尽管有上述的种种问题，毫无疑问的是，朱镕基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事实上是强化了中央政府的经济乃至政治的控制力。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种模式已经造成了国富民穷和贫富分化的严重问题。关于这方面的数据和事实，我在另外一些文章中谈到，而且很多其他文章也都谈到，我在这里就不再详细涉及。我所关心的问题只是：这种模式是可持续的么？因为正如上面的分析所揭示的那样，这一问题的答案将直接决定执政党统治模式的有效性。
对于法家式的治国方略而言，民穷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它要的就是民穷。可是，竭泽而渔式的农业专制主义统治只适用于自给自足的封闭农业社会，对于处于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当下中国社会，其寿命注定长久不了。在传统中国的农业社会，奉行法家政策的统治者们把农民的剩余产出全部剥夺，只留下足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资源给农民，因为农民只要依靠土地和自然条件就可以从事再生产了。如果说这一执政思维在毛泽东时代还能有效发挥作用，那也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确实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人口占到中国总人口的85%以上。而现在，在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实质上已经是一个工业化程度颇高的半农业社会，尽管相应的城市化率并不是特别高。基于此，传统法家的惯性统治方式必然与这种新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发生很大的冲突。其中的原因在于，在工业化时代，工厂或者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是需要别人来消费的（不能仅仅满足于企业主及其家人的简单再生产），消费就需要有收入，如果收入都被政府拿走，中国人自然就没有消费能力，所以中国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只能依靠海外市场。当海外市场需求也减少甚至消失时，经济增长自然就无望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杀鸡取卵式的与民争利政策很容易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中国无法建立起有效稳固的市场体系。换言之，法家的治国方式其实是不适合处于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的。一般政治学理论认为，稳固的民主政体需要一个人口占多数的中产阶级作为社会支撑。其实，对一个成熟的市场体系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因为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中产阶级，就没有足够多的消费能力，也就没有一个蓬勃发展的现代经济。而且如果一个市场体系主要依靠外部需求来维系，那这种市场体系承受冲击的能力将是非常有限的。最终，一有风吹草动，整个经济体系就会崩塌，紧跟着整个统治方式就会出现危机。
从官僚集团内部的动力机制来看，在强调中央集权的同时又要依靠各级地方官僚进行统治的政治格局会在官僚集团内部造成一种张力。在笔者看来，中国过去十年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就是精英联盟集团在分税制大背景下利益博弈的恶果。这种利益博弈带有明显的双重性；于公方面，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于私方面，则是各个精英官僚与专制体制本身的博弈。在前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分税制后的财政制度下财力困顿，入不敷出，只好另辟蹊径，与房地产市场有关的税费收入成为地方政府的支柱财源。在后一方面，各级官僚由于无法染指中央所控制的企业，自然也有另辟财源的意愿，而房地产市场无疑成为他们猎食的重要对象。所以无论于公于私，房地产都是各级官僚们要全力以赴地支持的产业。上面的分析也告诉我们，房地产市场扭曲的繁荣就是这种经济控制模式直接的后果。 这个问题现在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房地产产业已经成为攸关中国经济生死的巨大的不定时炸弹。
总而言之，执政党经济治理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它本身缺乏充分自主的动力源，而且其内部的张力也对其造成很大的威胁。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已经观察到很多这方面的苗头。首先就是财政收入的问题。据财政部提供的数据，2008年10月份，全国财政收入5329亿元，比2007年同月下降0.3％。其中，中央财政收入下降幅度更大，达8.4％。而在2008年11月份，全国财政收入3792亿元，比2007年同月下降3.1%。其中，中央本级收入下降8.4%，也远远高于全国财政收入下降幅度
如果剔除一次性增收因素进行同口径比较，则该月中央财政收入的降幅达到令人吃惊的15.8%！其次，根据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的说法：\”2008年中央企业预计实现利润7000亿元左右，同比下降30%左右，而这是2002年以来中央企业年利润首次出现下滑。\”第三，在出口方面，2008年11月份出现近些年少见的下滑局面，而且这一趋势在2008年12月份继续延续，这两个月的出口额分别同比下滑2.2%和2.8%。第四，一直处于高位的房地产价格出现回调的明确迹象。来自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08年12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下降0.4%，环比下降0.5%。这是自2005年7月以来首次出现同比下降。\”这是官方第一次正式以统计数据显示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不妙的苗头。与此同时，北京、上海和深圳这三个中国最大都市的市长或市委书记分别表示不愿支持高房价。在民众普遍预期房价下跌的市场氛围下，中国房地产市场面临着崩盘的危机。这将使得中国的经济困局雪上加霜，并直接导致地方财政收入的枯竭。
可以说，朱镕基的经济治理模式一方面维系乃至强化了执政党的威权统治，另一方面又为这种威权控制体制埋下了失效的伏笔。公允地说，这并不是朱镕基先生一人的错，而是专制体制以及传统专制思维的错。他的不幸在于，他在恰当的时候以恰当的方式成为这种专制体制和专制思维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有趣的是，由于执政党治理模式的转换，捍动专政体制的将不是共产主义极权政治的崩解，而是党国资本主义体制的危机。这是中国历史曲折前行的一个侧面。
5. 执政绩效的局限对执政党统治有效性的侵蚀
中国有很多人指责执政党不进行改革是没有真诚为国家民族考虑的意愿，只图自己的私利。这种指责是道义上的，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却只揭示出一半的真相。真相的另一半是：执政集团已经没有改革的能力了！这是一种现实的政治格局，与主要当政者的主观意愿无涉，当然也与道义评价无关。
笔者认为，正是当政集团没有能力进行改革的事实才是最可怕的。如果有能力而没有意愿，问题还不算太严重，因为意愿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也会被逼出来的。可是，如果没有了改革的能力，即便情况再危急再紧迫，改革也无法进行下去，因为主政者失去了必要的资源和手段去推动改革，哪怕他有非常强烈的意愿和决心。可以说，执政者过去几年基本上就是在既缺乏改革意愿也没有改革能力的局面下任由局势糜烂下去的。由于执政集团统治模式所带来的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相应的中央政府的强大财力，即便在局势持续恶化的情形下，中国整体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还能大体保持稳定。不幸的是，随着可以预期的执政绩效的滑坡，当政者将很难再像过去那样继续维持现状，他们将很可能不得不面临新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将会从三个方面削弱其统治的有效性。
首先，执政党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默契或者隐形契约关系将面临考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中国公民的这一宪法义务完成得是非常好的。不过，遗憾的是，同一部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却没有落到实处。笔者认为，根据执政党的统治逻辑，这里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在某种程度上被经济权利所取代了。后者就是执政党所说的：发展是硬道理，或者发展权是首要人权。所以，宪法上明确的\”纳税义务-公民与政治权利\”的契约关系也被\”潜规则\”化了，在某种程度上变形为\”被统治者身份-经济发展机会\”的隐形共识或者甚至影子契约关系。这样的潜规则就是：政府提供经济上持续成功的机会，而民众认可政府的统治地位。这也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潜规则\”之一。根据这种\”潜规则\”的逻辑，当经济发展停滞，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失业率上升时，执政当局就成了破坏\”潜规则\”的一方。接着，作为\”潜规则\”另一方的民众就可能质疑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了，因为他们会认为执政者\”违约了\”。如果经济发展严重下降，失业率大幅上升，那当然就是执政者的\”严重违约了\”。执政党严重违约的后果就是民众对其统治不满的增强，这会大大削弱其统治的有效性。
其次，执政党对精英联盟中的部分成员的吸引力下降，从而威胁到其统治基石。由于执政党提供的获利的机会减少或者消失，精英联盟的凝聚度就会出现问题，有些成员对统治集团的忠诚度会大打折扣。这些成员要么是企业家、高收入的职业人士，要么是大学教授，具有一定的经济地位、社会影响力和思考能力。由于他们可能的背弃，执政党对社会的整合能力和统御能力将进一步降低。对于已经失去意识形态感召力的执政集团来说，失去社会上层人士的效忠将极大地加速其统治效能的流失。
第三，执政集团的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协调和配合将更加困难，可能会恶化政府治理失败的几率。如果说社会大众和部分社会上层力量的不满对执政当局还不构成致命的威胁（虽然威胁很大），更为关键的威胁可能就来自地方执政集团与中央政府的失调乃至失和。众所周知，地方官僚集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分利集团，他们依附于现政权的唯一目的就是从中获利。不管经济发展状况如何，他们的这一趋向不会改变。在经济陷入危机的时候，如果他们依旧巧取豪夺，民怨的进一步积累将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中央政府自己财政实力的下降，其所能给予地方官僚的好处自然就下降。地方官僚集团对中央政府的所谓方针政策的偏离可能更大。最终，地方官僚的做法完全脱离中央政府的治理目标，事实上就会出现治理失败的结局。之所以说由此导致的治理失败问题极其严重，乃是因为它会迅速放大上面所讲的社会大众和部分社会精英分子对执政集团的不满，并使得执政集团在应对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时不够迅速有力，从而催生大范围的危机局面。
三、中国社会治理危机与《零八宪章》的新道路
1. 执政党治理危机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社会危机
已故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在社会发生现代化变革时，失序的问题就会发生，因为原有的政治制度无法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因此，如果社会现代化过程没有伴随相应的政治和制度变革以处理和缓解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张力，结果就可能会出现暴力问题。归根到底，中国社会最近这些年出现的各种乱象、矛盾、冲突和失序都是源于政治与制度安排与社会现实格局的日益脱节。2008年的瓮安事件和杨佳事件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种脱节所带来的社会后果。
然而，由于执政党在处理政治和制度落后的问题上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冲突只会继续日积月累，并时常以群体性事件或者恶性刑事案件的形式显露出来。随着执政党治理模式的失效和执政绩效吸引力的减弱，社会冲突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将直接演化为普遍的社会危机。也许是已经预见到这种可能的结局，执政当局提出\”和谐社会\”的口号和理念。虽然这一单纯的口号或者理念无懈可击，但由于没有相应的政治制度安排用以化解乃至消除社会冲突或者危机产生的根源，它注定将只是一句美好的口号或者良好的愿望。
换句话说，维持现状的治国思路的无可回避的后果就是中国非常有可能出现越来越多的瓮安事件和杨佳事件，这无疑会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遭受重大挫折。特别是，在前途未明的社会动荡期，执政党将不得不调整其统治策略和方式。如果执政党固执于其统治的两大支柱：笔杆子和钱袋子，而由于钱袋子的功能下降，枪杆子可能会被派上更大的用场。毫无疑问的是，强制力的广泛使用对转型中国现代化进程（更不要说和谐社会的理念和想法了）的破坏力将是空前的，而由于缺乏钱袋子的支持和配合，强制力能否最终维持中国社会的基本稳定还将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会问：执政党治理危机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将把中国引向何方?
2. 《零八宪章》与中国政治的现代化
由于执政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出让人充满希望和期待的新愿景和新方向，中国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对此已经心急如焚，原因是他们担心中国社会可能会面对政府和社会暴力泛滥并彼此激荡的悲剧性场面。鉴于此，为了不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遭受重大挫折并建设真正的和谐社会，中国人必须找到一条摆脱上述危险局面的出路。《零八宪章》可以说就是负责任的中国人在这方面非常出色和富有理性、建设性的一个尝试。正如《零八宪章》所明确声名的那样，\”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全体中国人面临着\”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零八宪章》开宗明义地提出：\”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我们不难看出，其中所蕴含的新思维大大迥异于执政党所崇奉的西方与半西方专制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与东方专制主义（阳儒阴法）的奇特混合物；其中的新路径也完全不同于适合于农业社会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也就是说，《零八宪章》既是对各种专制思维的诀别，更是对自由精神的憧憬，既是对旧专制统治的否定，也是对新民主制度的展望。一句话，《零八宪章》要正式告别执政党所延续的农民起义带来王朝更替的旧模式，并将中国引入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政治现代化的新时代。
它所昭示的中国政治新时代必将抛弃发挥着新瓶装旧酒功能的三大\”潜规则\”，而代之以名副其实的明规则。首先，在政治基本价值方面，表面上尊奉马克思主义，实则阳儒阴法的统治意识形态将为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所取代，后者将成为中国公共领域广泛接受的核心价值观。统治思维从以力服人转变为以理服人：这个理是真理的理和理性的理，也是凝固了人类核心价值的理想和道理。其次，在政治制度方面，名义上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专制体制而事实上共产党领导的以精英联盟为基础的专政制度将变为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民主制度。可贵的是，这样的制度将排斥中国历史上成王败寇的丛林逻辑，执政党或者执政党的部分成员可以在新的自由民主制度下大展拳脚，竞争合法的执政地位。第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将明晰化。以经济权利交换政治权利的政绩合法性模式将回归宪政民主的实质与程序合法性模式。宪法的至高性和严肃性将得到维持，政治程序的透明度和法治化将得到尊重。
如果上述几大政治潜规则被取代，《零八宪章》所主张的政治理念、原则、制度和公共政策将引领中国的公共政治进入现代化的新境地。实际的政治生活将发生革命性的转变：以和平理性代替强制颟顸，以公平正义代替实用主义，以透明诚实代替虚伪欺骗，以契约平等代替巧取豪夺，以程序规则代替黑箱操作。笔者认为，这是包括执政党富有责任感的成员在内的所有中国人共同期待和盼望的。
3. 《零八宪章》与社会变迁中的政治秩序重建
客观地说，执政党也在试图重建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科学发展观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但是笔者在上文中已经指出，科学发展观最多能够解决的是精英联盟对共产党领导的专政制度所造成的危害问题，但却不能解决中国政治秩序重建也即政治现代化的根本问题。与此不同的是，《零八宪章》目的则在于解决这一根本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08宪章》是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时期日渐成长的民间社会的大胆诉求，也可以被视为是对中国传统王朝政治的停滞与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演变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的明智回应。下面笔者简单谈谈中国社会的变迁状况，以证明相应的政治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起点是毛泽东所遗留下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均很低的农业社会。到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眼前的中国已经演变成一个半城市化的工商业社会。根据社科院的一项研究，中国城市化率在2006年已达到43.9%，并且三分之二的GDP出自城市。如果我们将不设市的县城和乡镇包括进来，城市化率以及城市GDP的比例会更高。在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演变的历史拐点已悄然而至。这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首先就是严格的户籍制度的逐渐消亡。户籍制度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专制王朝维系统治的一项有效的社会政策。中国从汉代起就有非常严格的编户政策，中国历朝历代为维持对社会的控制都实行这种政策。由于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城市移民浪潮，这一社会政策逐渐开始崩解。除了一些超大型城市外，中国所有地区的户籍制度都已经松动。这同时也意味着统治者对社会秩序的控制力大为减弱。
其次是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中国农村地区的中小学教育逐渐普及，现在几乎所有的农村孩子都能完成初中教育，并且很大比例的孩子能完成高中教育。这样的人群结构已经不是传统农村社会所能容纳的了，因为不可想象的是，中国的农业耕地上都是这些受过比较完整的基础教育的人。他们必然要求到相应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工作。
第三是电视文化的渗透。据研究，中国农村的电视普及率已经达到95%以上。由于电视大众文化的传播，农村地区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们不再是目不识丁、见识狭窄的传统中国农民了，他们的观念、思想、甚至情感已经纳入无远弗届的文化全球化过程之中。结果是，农村地区的年轻人已经完全无法过面朝黄土背朝天、\”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生活了。他们出生在农村，但向往的却是电视里的城市生活。
总之，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将保持相当的动能，城市化的洪流将继续。最终，中国社会的结构会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农耕时代，也不同于毛泽东时代，这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活生生的现实演绎。吊诡的是，所谓的\”三农\”问题将逐渐减缓，因移民而导致的城市问题则将日益严重。笔者可以预言，由于新一代的农村人受到相对好的教育并且有着电视文化所塑造的现代城市生活观念，到城市务工将成为他们人生职业的唯一选择。所有为让新时代的\”农民\”留在土地上而开出的药方终将归于无效。
笔者在上面只指出了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导致的农村社会的巨大变迁，还没有论及城市生活本身的变迁。由新兴信息技术推动的全球化对城市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深刻，互联网的普及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的信息流，使得城市人口获得信息的渠道更加多元。与农村移民浪潮相伴的是城市生活的日益多元化，市民社会的活力逐渐彰显，原有的单位体制开始解体，社会诉求复杂多变。
中国的传统王朝体制和官僚体系对应的是一个停滞不动的农业社会，而对于一个变动快速的工商业社会，其治理能力则日见捉襟见肘。尤其是，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涌入以及城市人口本身流动性日益增加，中国社会的矛盾焦点将开始转移到城市，社会冲突的爆发点也将以城市为主。不可避免地，农业专制主义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结构面前将失去其用武之地，新的政治秩序的重建势所必至。
就此而言，《零八宪章》的提出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并不是书生们的臆想或者理想主义者的一厢情愿。与中国现有政治体制全面控制个人及公共生活的做法不同的是，《零八宪章》表达了一种开放自由的现代政治观，其对应的则是中国日益开放自由的社会。它不仅包括对基本自由和人权的呼吁，对具体政治制度的设想，而且还包括对一些社会政策的建言。这其中所倡言的政治理念、制度规范和公共政策可以有效解决中国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到的各种问题、挑战、冲突和矛盾。比如说，其所倡导的\”民主财政、公共财政、责任财政\”可以有效地遏制政府官僚体系对经济资源的过渡占有和浪费，实现藏富于民，并以此拉动内需，让中国经济的成长获得坚实的制度基础。再比如说，其所提倡的\”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将有效减少政府的滥用权力和腐败行为，缓解中国的官民冲突，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更根本的是，它所设想的政治治理模式和办法将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提供一个安全稳妥的制度框架，为各种可能的矛盾冲突和利益诉求找到和平的解决渠道，而避免暴力相向和鱼死网破的结局。任何不怀偏见的正直人士都不难看出，《零八宪章》指出的道路是一条让中国摆脱现代化困境的道路，是一条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名实相符的道路，是一条富有建设性和前瞻性的道路。
4. 《零八宪章》与中国转型元年
由于中国现在实际上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上，笔者相信：《零八宪章》于2008年末的登场预示着中国的历史演进动力将由执政党主导的\”改革模式\”变为民间主导的\”转型模式\”。换言之，2009年将成为中国的转型元年。笔者提出这一论断的理由如下。
第一，执政党改革意愿和能力的双双丧失让\”改革模式\”在2008年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笔者在上文中已经明确指出这一点，这里不再重复。也许有人会质问：执政党依然掌握着最多的资源，拥有最大的组织网络，乃至完全且牢固地把持着中国的各级权力机关，怎么能说他们不再决定中国历史的航向和航程呢？不错，执政党当下确实是中国政治资源的唯一垄断者和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的部分垄断者，可是，它却失去了对社会演进和进步的支配作用，而且往往成为拖后腿的力量，而不是建设性的力量。《零八宪章》虽然只是一份宣言性的声明，但它却明白无误地显示，中国知识界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中国未来前景有一种成熟和理性的规划，同时也表明，民间有智慧和气度带领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所以，民间已经占据战略上的制高点。
第二，笔者认为，从2009年开始，民间力量和官方力量的发展趋势将出现有利于民间的变化。在1989年之后，中国民间的力量一直在增长，只不过与此同时，官方的力量最近十几年其实也一直在增强（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控制力和吸纳力的增强：把精英分子和中产阶级都吸纳进体制，并对相当部分的准精英分子形成非常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到2009年之后，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齐步增长的态势将被打破。原因是，由于经济增长潜力的衰竭，政府的吸纳能力和控制能力开始下降。而且由于历史负担日益沉重（比如养老、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的负担），执政党的公共治理能力将越来越无法跟上局面的演变。与此相反的是，在互联网以及各种各样的草根行动的推动下，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势头却方兴未艾。民间社会在引领思潮理论、设定政策议题、推动公民参与、发起社会运动，监督司法个案等等方面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民间社会将日益成为决定整个中国转型方向、力度和步伐的主要力量。这正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而《零八宪章》所包含的信息也正是民间社会诉求的先声，也可以说，它为民间社会的各种活动树立了一面旗帜，成为它们的愿景和最终目标。
笔者在此乐观地期待，假以时日，《零八宪章》将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中国社会的转型也将因此走上康庄大道。诚如上文所多次强调的，笔者的这种乐观是基于对中国社会变迁进程的一种判断，而不仅仅是书斋中的狂想。在全球化冲垮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之后，接下来要被冲垮的将是传统中国的政治结构。而这种结局是有着根本性之意义的。自1840年以来的中国政治现代化努力之所以不能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一直是一个封闭停滞的农业社会，而现代工商业只在沿海和内陆城市才有，且所占比例也不高。而2009年之后的中国转型的基础是一个日益多元活泼的全球化的工商社会。过去几代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是社会变革会导致传统的王朝更替，值得当代中国人感到幸运的是，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还了。笔者愿意在此断言：中国也许还会出陈胜和吴广，但是凭借农民起义而登皇位的朱元璋和毛泽东将永远成为历史的陈迹。
四、结语：指望中的喜乐，患难中的忍耐
正所谓鉴往知来，在戊戌变法开启的中国政治现代化走过一百一十周年之际，回忆一下当时对中国的制度变革着力甚多的基督教团体广学会的看法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当时的广学会在传教士李提摩太的领导下，致力于帮助推动中国的革新。当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时，广学会的会员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形势仍旧感到兴奋和乐观，提倡变法的信心也非常坚定。其中，作为会员的英国领事哲美森先生的说法非常有代表性：\”新法未曾遗弃中国，此次失败，不足为虑，此水势已成，一浪过去，他浪必继起。后人必曰此为中国觉醒元年\”。即便后来经历过庚子拳乱，广学会中的很多外国人依然对中国的进步事业充满信心。他们深感责任重大，汲汲于调和中西、激励华夏的热忱不曾消失。最终，十年之后，中国局面为之一新。
也所谓旁观者清，广学会中诸外国人看待中国革新的态度为当代中国人看待转型元年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参照系。当下的诸位仁人志士在推动中国转型过程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困难、阻挠、迫害和试炼，笔者在此想将《圣经》中的这一金句送给他们：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
当笔者在写下本文最后一行话时，窗外的寒风凛冽，而我却分明听到春天临近的脚步声。
2009年1月24日星期六定稿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