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709纪事

The Chronicle of 709 Crackdown

 

 

 

 

 

 

献给我的女儿

 

 

一、       抉择与归来

 

人生无常、世事无常、生命无常！“人生的一切磨难乃至生死不过是修行、觉悟的契机！”这是我走向监禁前留在微信上的座右铭！历经553天的监禁隔绝，经历了各种磨难与考验乃至直面生死，特殊的人生境遇，更深化了这一感悟，本来我认定了，人生或者说生命的目的原本就是一场考验、一次抉择、修炼升华的机会。对于人生来说，完全是造物主赐予的恩典，对我进行一番熬炼。现在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我的思考记录下来，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其间不乏深省、感慨，几度虚空，恍如隔世！

 

2015年7月9日，震惊中外的709大抓捕拉开序幕，盖有300多名维权律师遭到当局非法传唤、拘捕、限制出境，此前自庆安事件发生后，已有数十公民及个别律师被抓后事态进一步升级，该事件似改开以来空前规模的公开践踏法治、侵犯人权的一次举动，无疑是一次历史的反动。我作为当事者（二十四名被捕律师之一，同时也作为过去十几年维权运动亲历和见证的所谓维权律师）以我个人的角度在此作一个历史纪录。

 

在这个监禁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信仰决定自由。我们所遭受的一切压迫与奴役，我们不自由，全与我们的信仰有关系，无论在看守所还是监居期间情形如何困难，假如我们始终相信，一切都由一个超越世俗的造物主所决定时，我们就不会那么恐惧与困惑、患得患失，一切都可以坦然面对，一切困难不过是考验与修行的机会，一切为你而准备。我们就可以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不断完善自我，对善的持守也会愈加坚定起来，也就能体会到，爱你的敌人这句话的意境了。对我们来说，一切伤害你的人、冤狱的制造者，都没有仇恨、敌意而更多是怜悯与同情。无论是号长、管教、还是面对专案组乃至一切所谓领导、当权者、专制统治者，看似命运好像掌握在其手中，而实则这一切皆有定数，一切自有安排。在监禁中如此，在社会上、人生中也是如此，时常考验我们能否做到与人为善，克服人性的弱点，做到“坚忍”二字，完善自我，无论对于个人还是一个社会，不历经苦痛何以得到提升与完善呢？诚如《和平民主100问》指出的那样，只有人性的觉醒与神性的复归，人类才能迷途知返得到救赎，建立向善的普适价值的信仰，摆脱奴役实现和平与爱的世界！

 

2017年1月18日，我遭受一年半非法监禁后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就是以我妻子的名义，给

各界发了一篇致谢辞：今天下午2：30左右（2017年1月18日），谢燕益时隔553天回到家中与妻儿团聚，第一次见到了自己10个月大的女儿。他想向所有关心帮助过我们的亲友们表达他的感恩和敬意，所有的善行和爱，我们都将铭记，哪怕是一闪一念也显弥足珍贵。善的力量正在每一次患难中积聚成长！谢燕益表示，他对和平民主的信念没有变，对人权事业及法治中国的信念及立场也没有变！由于自己的身体和现实情况，在一定时期内暂无力关注参与公共事务，需要多陪伴孩子跟家人在一起，在此期间谢绝一切采访和来访，希望大家谅解，再次感谢大家！原珊珊、谢燕益全家敬叩！

 

在我出来大约一个月以前，专案组为了做我的思想工作，让我的家人到看守所来看我。会见时，专案组天津公安局一位年长的戈姓局长在场（他一直代表专案组上层负责做我的工作），

我对该局长和在场的人表示，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社会将会有一大批大觉者和社会领袖从监狱当中走出来，同时我还对他们说，和平民主是我们共同的事业不分体制内外，大家应携手一起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好。

 

大肆抓捕律师和维权人士，在709事件中，只有手段，没有是非，只有强权，没有法治， 它已经突破了一切法律底线和政治伦理，即便是专制社会也世所罕见，连专制皇权时代，冤民尚可击鼓鸣冤告御状，言官御史尚可风闻言事而不治其罪，在二十一世纪，竟然律师、公民依法维权遭此荼毒以力服人，这充分说明了当权者的野蛮、傲慢、无知与愚蠢！这个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历史责任谁来承担？如果这个案子没人来承担责任，没有基本是非，那么这个社会必将走向丛林法则动荡的深渊，只有强权没有公理，依法治国成为笑谈！

 

 

二、    从酷刑说起

1.                 酷刑曝光

 

我回家后的第三天即2017年1月21日，我兑现了自己在监禁中给自己承诺的一件事定下的诺言，就是一定要把酷刑披露出去！我想办法联系到了一直关注709事件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将我所知道的709律师等可能遭遇酷刑的信息披露了出去，当时我的判断是王全璋律师、李和平律师遭受了酷刑（当时李、王二人都尚在监禁当中），根据李和平律师出来后披露的关于他个人的信息，他遭遇了工字链、强制喂药以及各种体罚殴打各种软酷刑，当然这其中大部分是当局的常规动作，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唯有工字链特别伺候了李和平律师。现在看来，胡石根先生是最有可能遭遇酷刑（电刑等）的重点人物之一，因为这次大抓捕的关键对于官方内部的合法性来说，就是对胡石根先生的突破，其实，回望整个709事件的发生，不能不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阴谋，律师与胡先生之间以及律师之间、律师与公民之间根本没有什么交集，当然按照官方的思维这可能叫做防患于未然，但是即便防患于未然也应该有个底线，这次官方彻底越过了底线，越线的原因很复杂，我后面要说到，第一统治危机，反腐用力过猛，当权者在攫取和巩固权力过程中要传递一种信息，就是要打压维权律师、打压自由派做给保守势力、中共的专制既得利益基本盘看，另一方面，下面的操盘手如叛将傅政华先生等急于表现自己、急于漂白自己的叛将身份转移视线塞进私货。这其中，胡石根先生是否能够按照官方既定的逻辑就范就显得极为关键了，而事实上，综观整个709案的全局，官方对其内部能够拿得出手的政治猛料也不过就是，胡石根先生在七味烧吃饭时说了几句“大逆不道”的话（可想而知，当傅先生通过非法监听的手段得知胡石根先生在与律师、公民聚餐时发表大逆不道的言论时是一种怎样的如获至宝的心情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若干年后对于专制统治大厦将倾之时一些爪牙酷吏不择手段丑态百出的表现恐怕会沦为笑柄）。这几句大逆不道的话几乎就是本案的全部内容，加之胡石根先生的特殊身份，尤其在专制政权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的当口，几句随性而发的话竟成了颠覆政权的罪证。我不知道这个政权到底怎么了，实在不敢相信这是在二十一世纪里。胡石根先生跟我本人只通过一次电话，我跟胡先生的和平民主理念契合，因此胡先生曾经给我打过一次电话，我也慕胡先生久已。而其他人，我以为都是709案的配角被生生制造入局的，周世锋律师原来并非维权律师圈的人，但是近几年周律师十分热心于维权事业，当然周律师本人或许有些小把柄为官方所掌握，但是不管周律师过去怎么样，无论如何那些都不足以影响周律师在大是大非面前的选择，不影响其大节，都无法改变周律师在关键时刻与广大弱势群体站在一道的历史选择这一事实，其顺应历史潮流争取人权、抵抗专制暴政、争取公道、追求和平民主、追求法治的付出与贡献更是难能可贵，加之周世锋做事比较高调又有实力、有能力、有谋略，他在此事件当中，无疑与胡石根老师成为民间标杆式的人物，他们的事迹必将记录在历史上。在这件事情上需要明确的是，不要说一个律师所的资深主任律师，即便是重大的腐败分子、过去犯过大错、做过大恶的人只要今天能够站在道义的立场上推助中国和平民主大业、人权事业，为终结专制独裁付出努力都将无疑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七味烧的一次偶然聚餐成为官方制造709的关键证据，当然维权律师存在一些跟NGO的合作，比如有些项目资金的运用和出境交流学习的情况甚至律师依法办案，官方借机把它们统统政治化，渲染成一种所谓西方反华势力的渗透，渲染成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颠覆国家政权大搞诛心之论，这是十分可笑的，不过是老套的文革遗风，就像贪官污吏们在拼命向海外转移资产移民的同时号召让普通百姓爱国那样荒唐。与此同时维权律师这个群体多年来做事比较认真运用法律武器死磕公权力。如上所述这就是709案所有的“罪证”，然后专案组就在这些“罪证”之间煞有介事的大作文章，把几乎维权律师的一切言行都牵强附会，把大家打包到一起，制造一起惊天大案：“境外资金资助、西方反华势力渗透培植、培训、维权律师与访民互动一起搞颜色革命……”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可是问题是，如果照此逻辑，那在民间社会又有多少人、多少事可以幸免呢？这势必将造成既然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局面。专制统治者一定会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后来专案组为了做我们的工作，让我们观看，翟岩民、胡石根、周世锋、勾洪国的庭审录像以及王宇律师取保的采访视频，我在观看庭审视频时被胡石根先生的眼神所深深震撼并受到启发，做了最坏的打算，其实那个时候，我已开始修炼，不那么患得患失了，只要能修炼在哪里都可以，惟有对家人有些愧欠和遗憾别无牵绊。胡石根先生在法庭上认了颠覆国家政权罪，但是他也同时获得了一个可以清晰向世人阐述他的政治理念和主张的机会，和平转型的三大因素、五大方案，借助中央电视台等官媒广而告之，我想有朝一日我要是走上法庭，像胡石根先生一样，也可以采取这个办法，把和平民主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方案诉诸于公，正是应了那句话，求仁得仁，不负自己多年来致力于推广和平民主文化、推进和平民主事业的愿望！当时想过种种开庭时的情景，如果开庭我的家人能到现场，我除了要传达和平民主的信念我无怨无悔，我还要告诉我的孩子们（当时还不知道有个妹妹），我想告诉我的两个儿子，爸爸爱你们，爸爸无法再陪你们捞鱼、逮蚂蚱了，爸爸注定将错过你们的童年时光，可是爸爸希望孩子们记住，良心是任何代价都不能交换的！

 

到了后来，专案组再来审我的时候，我跟他们明确讲，我尊重事实、尊重法律，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我去监狱还是在社会上都是一样承担责任，对我个人来说，哪个也不轻松。

 

后来我还对他们说，法治对于统治者可能比对被统治者更重要一些，我们这些律师过去不管心里怎么想的，但是我们拿起法律武器死磕公权力的行为客观上是维护了现行的这个法统，直至今天我们的坚守也是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而恰恰是你们的行为自毁长城，摧毁了你们的政权之基就是现行的法统，说我们颠覆国家政权，最终恰恰是你们正在做颠覆这个政权的事。除了胡石根先生，出于我对王全璋律师的了解，他肯定也没少受罪，全璋天性耿直，是个痴人，由于他的抗争与坚守还有他的率性而为，在一些没有底线罪恶集团手中，他的遭遇可想而知。不管怎么说，那些畜牲的反人类罪行迟早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迟早会受到人民的公审！

 

我刚出来把酷刑曝出去是有些压力的，没有经历这一过程的人可能不会理解，我很珍惜与女儿这场来之不易的团聚。好在当时陈建刚等律师已经把谢阳律师的酷刑情况公之于众，酷刑的问题开始在网上发酵，客观上降低了我的压力。有人可能要问，你是如何知晓其他在押人员遭受酷刑这方面信息的？我觉得这一切都似乎是安排好的，当局为了逼迫我们就范，自2015年9月8日将我们从北京监居场所转移到天津，天津这个监居场所应该在一个武警部队里，负责看管我们的都是武警战士（北京的监居场所也应该在武警部队里我猜测大概在北京昌平小汤山一带）。记得时常听到周围有放炮的声音，我想那可能会离公墓或者火葬场不远吧？到了天津他们就开始放开手脚，使用各种手段逼供，采取饿饭、禁止走动、殴打、恐吓、睡觉固定姿势、严管，一天在一个墩子上坐军姿16个小时连续半个月，我有几次听到有人哀号，当时的判断可能是，江天勇、唐吉田、王全璋他们，现在看来，王全璋、胡石根可能性最大（出来后得知，唐吉田、江天勇当时没有被抓）。转到天津后，我被监禁在08房间，我的对面是11、12号房间（这是在一次房间消毒我被带离时从眼罩缝隙中看到的）。2015年10月1日上午九点左右，我清晰地听到，在我头顶楼上的房间里，有人重重摔到地板上并轻哼一声便没了动静，似乎是动用电刑的情形，自10月1日至10月10日几乎每天我都在深夜听到审讯和有人哀号呻吟的声音，自此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克制自己，想办法尽早出去把酷刑揭露出来，我可以保证这绝不是我的幻觉而是真实发生的事实，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外面的人可以亲临酷刑场所参观一下，709专案天津监居场所一楼08号房间的楼上，一定是一个特殊的房间，我经常听到上面搬移各种设备设施、倒腾过来又倒腾过去，而且还有不断的安装调试的声音，至少持续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当时不知道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在709专案监居即将结束的那段时间，也就是我们被批捕前的几个晚上，我在天津监居场所的08房间曾听到上面的房间里有人整理文件的声音，一摞摞文件敦好码齐，上面好像时常有人开会，我经常听到上面的声音。关于酷刑的问题，我判断，胡石根先生遭受到的酷刑，主要应该来自于当局高层的授意，尤其傅政华先生立功心切想迅速突破胡先生从而在709案件全局上占据主动其利害关系显着，胡先生受到的酷刑主要责任将来按照反人类罪追究傅政华等加害者时具体的策划者、实施者则根据责任大小来定夺，而王全璋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王全璋由于性格耿直其遭遇的殴打、刁难、折磨，不排除与看押人员及办案人员的主动施暴有关，其酷刑折磨可能完全出于人性之恶压服对手意志迫其屈服的个人动机，而这个责任主要在具体实施者，而傅政华及天津公安局长赵飞等其主观方面无论是漠视还是纵容乃至暗示都应承担相应责任，无论如何作为对于整个案件能够产生决定性影响主动或被动参与策划、实施、包庇、掩盖者并且充分知晓案情的各个主体，按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来界定，对于实施酷刑、虐待、故意杀人等这一类严重的反人类罪一般不能得到豁免，诸如实行酷刑等这类反人类罪应当实行最严格的责任，共犯将来一定也要加以认定。王全璋整整两年多没有任何信息这本身就是恐怖主义行为，酷刑及反人类罪的追诉由于当权者公权力所处的支配地位，应该在证据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及程序上强化侵害方的责任，只要受害人进行了客观描述、只要发生了危害的后果有初步的事实，那么加害者就要承担合理排出的证据责任、程序义务。一切罪恶就像所有善行那样必将记录在历史上。

 

天津市公安局有对当事人动用酷刑的传统，后来我们转入天津二看后，起先我在D5监室，16年春节后转到C4监室，我的管教叫吴杨和袁溢，与我同监的一名叫张科建的在押人员向我披露起他的弟弟张耒曾经在批捕后一度转为监居两个月，即大概在2014年12月前后，在这离开看守所监视居住的期间，办案人员对他实施了严重的酷刑，这个案子后来判下来，老张给我看了判决书，明眼人一看便知，天津市公安局把一个纯粹的民事纠纷做成了合同诈骗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田文昌律师代理的天津张耒、张科建对博华基金的合同诈骗刑事案件，里面有一些具体的案情）。直至后来老张的弟弟张耒自杀未遂，酷刑才被迫中止。张耒为了申冤曾经几次以自杀的方式求见天津市公安局长赵飞，据说赵飞还亲自接见了张耒，张耒把自己的冤情告诉了赵飞，不知为什么最后这个案子还是被起诉并被判有罪，张耒与李闻雷先生被判无期徒刑、张科建被判五年徒刑。这个案子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不可能够罪，但是在天朝没有什么不可能（天津司法当局为了封口将张耒和李闻雷两个主要人物判了无期，这个案子有重大黑幕涉及权贵利益集团），作为律师在过去十几年的执业生涯中深刻领教了司法的黑暗，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的，司法黑恶化、板结化的程度十分严重，但是天津司法的邪恶黑暗程度还是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

 

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案子就是天津812大爆炸案，先进行排练，庭前会议都做好认罪工作，连所有参与辩护的律师也配合他们演好这出戏。我看了起诉书和判决书，完全是抓了判了一批替罪羊，真正的罪犯却逍遥法外。司法和喉舌狼狈为奸，这一笔笔血帐恐怕早晚是要还的。天津大爆炸案，坊间有各种传说，有阴谋论者认为，一、政治示威说、二、毁灭证据说、三、洗钱说。但无论哪种说法，大爆炸的司法审判就像一场荒唐的闹剧，由于我们监室有一位所谓大爆炸肇事企业瑞海集团的员工周X刚，每次被提讯，公检法如何做他们的工作我都知道，这个案子判得很奇葩，瑞海集团所有资质都齐备，最后还是判了非法储藏危险物品罪、非法经营罪、危险物品肇事罪。于学伟等一些企业人员和一些较低层级的官员被判死缓及有期徒刑成了替罪羊，于学伟在宣判时因为没有被直接灭口而高呼感谢习主席的口号，瑞海是一个有背景的企业，而真正的幕后特权利益链条并没有被揭示出来，这场惨剧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以及这个案子的真相到底如何也没有查清，司法一贯是包装掩盖、避重就轻的手段。这种暗箱操作的手法给权贵们在幕后进行利益交易摆平这件事大开方便之门，而平民百姓及士兵们的生命如蝼蚁一般白白牺牲。造成这一惨祸，真正该承担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历史责任的一概逍遥法外，这一处理方式，势必将导致此类惨祸无可避免的再度发生。还有我同监的一个杀人案，主犯通过送礼打点以其他罪名判了几年了事，而从犯们却重判十年以上至无期徒刑。另一个杀人案嫌疑人被制造背上不相关的案件。不知道天津市公安局、天津司法机关过去10几年来制造了多少冤狱、搞了多少徇私枉法、用法律杀人的罪恶勾当？而全国的公安、司法机关过去十几年又制造了多少冤狱、搞了多少徇私枉法、用法律杀人的罪恶勾当？

 

无论政治案、老虎案还是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案件，基本都是固定套路，千方百计逼迫当事人认罪以及自污，然后摆造型、进行舆论造势、道德丑化，开庭前严防死守，为了顺利进行秘密审判，让事先安排好的法官、检察官、官派律师各种角色悉数登场，庭审现场安排大量无关人员占据旁听席，甚至有时要进行庭前模拟排演，最后却还要在电视或互联网上向外界展示一个公开、公正审判的形象，虽然导演的水准绝对可以拿到奥斯卡不过绝对侮辱人的智商。程序正义、司法公信力则损害殆尽。由于在专制社会条件下当权者为了现实权力、利益较容易倾向于进行短期政治策略的选择、采取短期行为，这就容易导致专制与人治的灾难性后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在一些体制内改革力量及有识之士、专业人士的推动下，司法包括公检法以及羁押狱所正在从专政工具的角色逐步向社会法律功能的角色转变过渡，这个改革与转变在强大的专制保守势力的阻挡之下本已举步维艰，官僚权贵为维护其既得利益而产生的维稳体制进一步导致司法改革的历史大倒退，听党指挥、忠诚于党诸如此类文革式的标语在看守所、监狱及公安部门比比皆是，而一切法律则视若无物。

 

上面我讲到了酷刑，我在被监禁前也听说过死人床这种酷刑还有各种肉刑、水刑、电刑，然后打你内脏在外面却看不出来，一个镣铐有几十种玩法其中比较有名的如“秦琼背剑”、给你打毒针、吊起来、做老虎凳、坐飞机、数星星等等。我曾经代理过法轮功被酷刑迫害致死、致残的案件，还有打毒针的案件，受害人由于被打毒针整条腿都被碳化了看上去整条腿黑如焦炭。法轮功学员遭受的各种酷刑包括活摘器官等等都是外界难以想象的，它却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事实。关于强迫吃药，对你的精神意志进行摧毁，破坏你的神经、消除你的记忆、控制你的大脑，这些酷刑都是真实发生的。所幸这次被监禁的一年半时间里，除了强迫吃药、挨打、疲劳审讯、饿饭、强制长时间固定坐墩，我并没有经历其他酷刑。专制独裁不改变，这个黑白颠倒的世道我们谁都无法保证明天不会再被抓捕，我们也无法保障自己不会再经历酷刑和各种厄运。但是以我现在的心理承受能力包括信仰和意志力，可能其他酷刑我觉得都不是太大的挑战，因为只要能放下生死大不了一死比如说水刑，就是以毛巾盖在你的头上用水淋或把你的头按进水里让你窒息或者灌辣椒水等，这是比较恐怖的一种酷刑，用各种办法控制你的呼吸，这的确会让人很痛苦也很绝望，但是这些酷刑如果你能放下生死或许还是熬得过去的（当然这是在外面凭想象来说这个话，所谓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唯有我想象得到的一种酷刑我觉得是一种极限的挑战，就是死人床或者说活人棺材，即把人放进一个类似棺材、抽屉式的封闭空间中，在狭小的空间中，我曾经有过在出现故障的电梯中长时间滞留的经历，那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比如在2012年7月份，北京一场暴雨由于广渠门桥下积水过深，一名驾驶越野车的男子被困于车内窒息而亡，据说死前曾用头猛撞车窗玻璃，还有每年各地都要发生的煤矿瓦斯爆炸各种矿难，被困井下矿工只有在绝望的挣扎与煎熬中慢慢死去。据说明朝时期朱元璋、朱棣父子俩死后，他们的妻子嫔妃都被活活关死在地宫里殉葬，可以想象她们死前的那种绝望与恐惧的心情。这次709被抓后，在一个小房间里长期被关押与世隔绝，在那种困境中，你不知道此生是否还能活着出来，现在出来了在外面完全可以把它当作笑谈，可是当你置身其中时，的确是一段异常艰难的历程，对人性的弱点是一场严峻的考验。现在来看，对我来说，把一个人放进活棺材里面，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可能足以让人发疯，当然这也只有极其邪恶和残忍的人才能做的出来，我把这个想法公布出来，也无疑是向专制统治者、邪恶份子暴露了我的弱点，我的恐惧，它可能会被更广泛的用来对付异议人士，对付人民，但是我还是愿意相信人性，我对未来还是乐观的，并且我觉得，仁者无忧，只要人有自己的信仰，相信向善的普适价值的存在，它是绝对的，它超越一切生死与苦难，一切都由超越世俗的造物主来决定，那么我们就会免予恐惧，只要我们告别了恐惧，邪恶就会恐惧，他们的恐惧才是无底的深渊、万劫不复的，不仅此生而且永世。有了这样的信念，我就有勇气把我的弱点公之于众了！另外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支点，就是我的女儿，我真的愿意为她承受一切，哪怕再困难、再恐怖，我都可以为她承受。我在女儿面前还有那么一点点虚荣心，希望自己在女儿面前表现得好一点，做一个强大的爸爸，每个父亲都希望自己能成为女儿心目中的英雄，难道还会有爸爸害怕的事情吗？

 

 

2.                 强制监视居住是一种反人类的恐怖主义酷刑

 

2015年9月8日临近中午，我被告知清点扣押物品并让我签字，这天夜里我被告知因房屋改造修缮的原因转移羁押，我们自此离开北京的监居地点（自7月12日至9月8日在此羁押）被秘密转移至天津的监居地点。这种强制监居的方式，大概最早起源于党内斗争和贪腐的调查，尤其近几年有不断蔓延普及的趋势，这种非法拘禁的方式被各地纷纷效仿，用党内术语叫做双规或隔离审查，是一种变相的文革斗争、法西斯式的手段，这种法西斯式的非法拘禁正在日益被合法化。党内双规，纪委办案采用的十分普遍的一种做法，它可枉可纵，可宽可严，可松可紧完全凭当权者的需要和好恶，本质上是一种家法、私刑。像一种内部禁闭式的刑罚密不透风，尤其到周永康时期把它发展成一种酷刑，这种监禁方式本身就是极不人道的是一种酷刑。本来监视居住在刑事强制措施里是最宽松的一种方式，监视而不控制，人身自由不受限制，而现在这种由军队（武警）介入内政参与到司法里的监居俨然成了一种异常严厉的秘密关押，实行无限监禁，主要功能就是对被羁押人造成心理压力与恐惧，并可以为了达到办案目的为所欲为不择手段监审合一，以监为审。曾经看押我的人多次明确对我表示，一切都要听专案组的，一切都要配合专案组，事实上他们也是这样做的。我们的吃喝拉撒、坐卧行止都要由专案组定夺，看押我的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有什么事找专案组我们可以代你转达。专案组对你布置了软酷刑之后，然后就坐等你的央求。这种监禁方式完全是非法拘禁，应该说也是一种创新，是实行专制的重大成果，堪比厂狱、法外之狱，我们因此能有幸享受一次钦犯诏狱实属幸运。大家都知道，武警本质上就是武装部队，它的将领官兵时常与解放军置换，比如我们可以看看王建平上将、刘源上将等的简历。武警人员不仅通常不具备司法知识没有相关培训考核、专业训练，更缺乏人权常识和理念，而且在司法制度里它既不是一个执法主体更没有任何执法依据缺乏任何其权力责任的内容规定。武警事实上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军事组织，其训练、作息、建制均是军事化单位，其最高信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一切纪律、组织原则均是军队性质。在监禁人被羁押期间，没有任何外部制约监督机制没有救济渠道，甚至连生命健康、心理卫生等这些人道关怀方面都缺乏一个独立的法定保障机制，这一切都决定了在其中的监视居住完全有违现代法治原则，对人权构成极大威胁也是极不人道的。家属律师不知情，不能会见通信，外界甚至不知生死，也正是因为上述原因近年来屡屡听到监居造成的各种非正常死亡、精神失常、人身伤害的事件。在这一过程中滥施酷刑往往是无可避免的，谁也无法对这一法外之刑做出一个独立、客观、科学的审视与判断。谁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这种无比残暴野蛮的酷刑一天不铲除就如临到每一个公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一种反人类的恐怖主义酷刑，它是对人类文明的公然挑战，是对被羁押者的一场超限战！严重违反国际反酷刑公约、世界人权宣言、人权公约、联合国宪章！强制监居对被羁押人的种种残酷和不人道，我们具体每天是如何生活的，都经历了什么后面我会涉及到。

 

尽管当局在修改刑诉法时将一直以来非法拘禁的手段“强制监居”进行了程序上的合法化，列明涉及国家安全以及贪腐案件等可以指定监居场所，但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历史的反动，公然违背法治精神，严重践踏人权，它直接违背了宪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这一规定。假如这种监居形式可以存在那么宪法三十七条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像诸如此类历史的反动，充斥在近年来的立法活动当中，立法在司法、行政之后，为维护专制权贵既得利益俨然撕开虚伪的面具予取予夺公民基本人权。这种恶法开始逐年增多比比皆是，如保守国家秘密法、国家安全法、互联网安全法、民事诉讼法中禁止公民代理的条款、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刑法三百条、刑诉法中的秘密强制监居条款、游行示威法、警察法中任意查验公民身分证的条款等等还有出版管理条例、宗教管理条例、计划生育法、在民生领域、经济领域、财政税收、土地领域、文化思想、新闻出版、教育、卫生等等方面的法律，除此之外还有大量行政法规、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这些违宪违法的法律、政策不管是出于部门本位、短期的政治考虑还是专制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管控维稳的目的可谓不胜枚举俯拾皆是，几乎把改开前二十几年具有法治精神的法律体系破坏殆尽，这套法统已被近年来一些违法的立法、乱法弄得惨不忍睹信誉破产，总之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凡是有利于专制权贵既得利益特权者几无法律规限，凡管制公民自由的则罗网重重，凡是有利于专制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的动辄与国际接轨，凡是制约其权力的视而不见，凡强化公民责任的一概采纳，凡有利于公民自由、人权的必视若无物。

三、    709的发生是大概率事件！

 

709大抓捕发生的原因有很多因素，它的发生可以说是必然的。民间的因素往往成为专制统治集团内部进行博弈所要利用的一种手段。709冤案的发生大致有这样几个根源：第一、它是统治危机的产物；第二、它是维权运动突破专制统治打开缺口的历史必然遭遇。第三、叛将的阴谋！709案师出无名是一锅夹生饭，彻头彻尾的一场司法冤狱！第四、709导火索——庆安事件——为了尊严，底层社会一次绝望的抗争！

 

 

第一、统治危机的产物

 

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当权者面对全面到来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统治危机，反腐用力过猛，权贵们人人自危，专制统治的官僚权贵这一基本盘发生动摇。由于专制统治集团内部对权力、利益的无限追求，当官僚权贵成为一个阶级，利益板结化、利益固化愈演愈烈，利益垄断成为一种常态，新生的权贵集团必然要与旧有的权贵集团发生利益冲突，同时豢养起来的官僚权贵集团欲壑难填，专制统治集团的内斗、分裂加剧。既得利益格局的平衡因权力再分配而被打破，专制统治集团内部新生的权贵集团与旧有的权贵集团，维稳体系与技术官僚集团之间的分裂内斗加剧了专制统治危机，以打压自由派及维权律师来平衡左右赢得攫取权力、巩固专制权力的时间则成为一种选项。

 

 

第二、维权运动突破专制统治打开缺口的历史必然遭遇

 

2000年以来，由于专制体制造成官僚权贵日益成为一个阶级尾大不掉的格局，权贵阶层对权力、经济的垄断以及对民间的巧取豪夺、肆意压迫日益严重的情形下，全国各地冤狱遍地，百姓诉冤无门。另一方面，权利意识的逐步觉醒，一些维权律师、公民维权领袖渐渐意识到（其实也是被逼、迫不得已的选择），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在维权过程中只有抱团取暖、联合起来才有可能打破官僚权贵利益板结化的现状。以维权律师、维权公民为主体的维权运动在中国大陆的现实社会中迅速成长起来，这一现象的发生有其内在逻辑：尽管当局不断加强对维权活动、公民社会、政治异见还有宗教信仰方面严格管控进行所谓维稳（维稳维稳，多少罪恶假汝之名，有多少恶吏借此塞进私货！），无比精明的各级官吏看透了这个社会的本质，由于他们的权力不受制约官僚权贵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肆无忌惮疯狂利用公权力巧取豪夺无恶不为。不仅行政权、司法权被肆意滥用，各种腐败寻租相互袒护媾和，司法、行政权力利益日益板结化，整个专制既得利益系统几乎靠违法犯罪维系。司法、行政乃至立法上的罪恶日益深重，不断向流氓化、黑恶化发展，沆瀣一气、上下一体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面对这个贪婪的专制既得利益犯罪团伙，求公道、求生存，整个社会寻找出路的巨大现实需求催发出维权律师、维权公民领袖以及整个维权运动的出现。

 

贪官污吏们在只有利益没有风险时，大家铁板一块，这种联系也都只为私利各自为战。如果维权律师、公民朋友们互助互帮，集中力量展开对个别地方、个别违法官员、恶警采取控告、举报、曝光等手段一追到底、各个击破让其付出某种代价则完全是可行的。此时个体的受害公民、维权律师联合在一起对付个别贪腐、渎职官员在现实中则能够产生一种局部的优势，对其构成真实的威胁。个体的公民由弱小变得强大，并且维权公民、维权律师始终占据道义和法律的制高点，这种维权意识从自发到自觉渐已成势。与此同时，尽管一些台前、幕后的贪腐官员可能直接或间接与被“定点清除”、“围观”的贪官、恶警利益攸关，但无论是地方上还是中央的贪官污吏们由于其自身不干净对于其难兄难弟也不敢贸然出手相救，免得引火烧身，往往前台的马仔可能就会倒霉。由于专制权力的垄断、无孔不入，导致贪腐横行、官僚权贵阶级做大的同时内部也时常出现分赃不均而产生分裂与内斗，这就进一步给民间的维权运动带来了现实空间。

 

当然，对于维权行动而言，这里面有一些具体的对策和技巧比如：针对贪官、恶警个人而非机关政府、整个体制，不断加大对方的违法成本不断降低己方维权的成本等等。维权律师、公民们对于利用法律、自媒体、行为艺术以及民间力量的整合手段捍卫自身的权利与尊严推进法治愈发驾轻就熟、得心应手，而当局对此则无可奈何。这次709事件，官方狗急跳墙，体制内的黑恶势力联合起来，完全置一切法律程序与公义于不顾，彻底撕下所谓“依法治国”的虚伪面具而大打出手，将律师与公民们先抓起来再说，而后大搞文字狱未审先判，大肆进行舆论审判，把维权律师的正常的办案、学术研讨、对外交流渲染成颜色革命和平演变，意图政治化妖魔化，大搞诛心之论，炮制成“里通外国”，大肆展开运动式执法，泼脏水、扣帽子煽动仇视西方、抓汉奸抓特务等狭隘民族主义老套的文革遗风。专制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即使为了维系专制统治权力原本也大可不必剿灭民间维权行动，这些维权行动客观上也是帮助其维护既成法统并对真正危害其统治利益的内部腐败势力产生威胁给予其选择性清除异己的充分借口和机会。那些清廉的官员、体制内坦荡无私者更无需大惊小怪，无论如何这种维权活动都不会对其造成伤害。但专制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决策者、执行者一方面为了各自的私利另一方面长期受到专制思想的毒害，充满敌对思维。

 

专制统治者为了维系专制集团既得利益、专制权力一直以来，妄图让民间社会始终处于原子化、沙粒化状态，将其分而治之，避免民间产生任何组织化或准组织化的挑战。这种典型的法家专制思想、驭民之术、权术阴谋诡计在专制统治集团内部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与现代文明的意识、包容共建、多元互利的建设思维势如水火，专制意识形态并非文明社会中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价值取向而是一种斗争哲学互害模式。一切只是为了权力，为了江山永固，不择手段的趋势比如会出现诸如：将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分化瓦解、露头便打的邪恶之法。

 

 

第三、叛将的阴谋！709师出无名，是一锅夹生饭，彻头彻尾的一场司法冤狱！

 

709大抓捕的发生其实蓄谋已久，是叛将瞒天过海、暗渡陈仓的阴谋。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发生了两件足以改写中国历史的事件，这两件事客观上大大冲击了专制政权的合法性，其一是薄王事件，第二件就是令计划之子令谷车祸事件。坊间传言，2012年3月18日凌晨（薄熙来三天前被免职），北京海淀区保福寺桥附近，发生一起重大车祸，令计划儿子令谷驾驶的一辆法拉利跑车严重损坏，车上一男两女，男子当场死亡，两女送医后一死一伤。事故发生后，北京警方封锁现场，了解到令谷的特殊身份后，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先生向其顶头上司周书记汇报，周得到此信息如获至宝，此时正值十八大召开前敏感时期，如向外公布，则令的前途将不堪设想，于是周与到达现场的令进行沟通，双方达成秘密协议，民大两位女生的善后事宜由周安排中石油蒋洁敏出钱私了，据说周提出的条件是，帮助薄软着陆，令则要利用中央办公厅的权利在中委中进行摸底，以达到周令等十八大所预想的人事安排的目的。

 

但是，时任北京公安局长傅政华先生自知干系重大则向其老市长王先生密报此事（自此傅先生得以成为王先生的心腹一柄得心应手的利器，王先生近年来主导的反腐要案多有傅先生的报效）。据说王后来将此事汇报给其老上级朱先生，这件事最终得以被揭示出来。十八大之后，执政党新领导人顺利上位，而傅先生其实是周书记和刘书记提拔的人，可想而知其过往为上司扛了多少活。众所周知他在镇压法轮功的问题上不遗余力，在镇压异议人士上也毫不手软，包括新公民案、茉莉花事件他都痛下杀手尤其曹顺利女士的死他难辞其咎。至于他的贪腐以及利用公安大权给权贵集团充当打手保护伞、滥用职权大肆监控公民隐私的罪恶勾当尽人皆知。因此他急于通过制造709以及一些危机事件的处理向上头表衷心并通过一系列操演摆脱其派系色彩在新的政治格局中稳固地位、掘取权力，包括淡化转移当权者对其可能涉及到的一些利益交易、贪腐问题的查处，其用心可想而知（而在专制社会条件效忠从来都是第一位的，至于说傅先生的贪腐渎职不仅不会成为其得到升迁、手握重权的障碍反而成为其有利条件，因为专制统治者往往喜欢有劣迹、有把柄的能臣干吏为我所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一次的城门之火就殃及了709案的律师这些池鱼们。当然像曹顺利的死，傅先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权力的傲慢、有权就可以任性的必然结果，也是专制权力不受制约的必然结果，曹顺利病危之际，记得王宇律师和社会各界向北京公安局提出过取保的请求，这本身是人道主义的问题已经超越了一切法律与政治层面，但是遗憾的是，傅先生当时把控的北京公安局出于曹女士政治异议者的身份以及在国际上给专制极权造成负面影响的原因，有恃于政治正确就是死死关着不放，最终导致曹女士被活活关死的惨剧。这一事件的发生相信也并非傅先生的本意，他一定也会后悔不迭，如果时间可以倒流，让他重新选择的话，恐怕他也一定会竭力避免这样的惨剧发生，但是在专制社会条件下，这样的惨剧又几乎是无可避免的。这次刘晓波又被活活关死，这是怎样的一种残忍怎样的一种暴政，不管是有人主动投毒还是放任刘先生自身病情的发展与恶化都难逃杀人的罪恶。

 

2015年7月12日，在我被抓捕之前，我发表了最后一篇文章是《王宇、周世锋、刘四新抓得好！》。此后当局找我谈要求我不再发声被我严辞拒绝，并将当局找我的过程及相关录音发到了网上，我痛斥他们的罪恶直指黑恶势力今天我仍坚持我的这一观点，无论是接受采访还是与他们面对面，我都直言：这不是我个人的权利和得失问题，我进退的一尺一寸关涉到千千万万公民同胞的尊严和权利，直接关涉到我们的子孙后代，我退无可退！对于遭此一劫我似乎也有预感，《让和平民主成为全民共识！》是我在进去之前在互联网发表的最后一片政论文章，似乎我在等待着事情的发生！

 

709事件的发生，具体的操作人员，以及一系列政治迫害、打压民间维权、对公民社会严防死守，无关认识上的问题，纯属血债帮和既得利益集团为了防止被清算联起手绕开一切公义与法律而采取的违法罪恶活动，是非黑白大家都十分清楚。

 

所以，在中国社会整个和平民主转型过程中，明知罪恶而故犯，明知是非、善恶而为了一己之私争权夺利掩盖罪恶滥施暴行者，与认识上出现偏差，认识能力模糊不清，意识形态上由于被洗脑被封闭而做出错误判断的违法作恶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认识上有错误，完全可以宽宥谅解，知错能改则善莫大焉！而明知罪恶还要一意孤行制造人道灾难的酷吏恶霸们则要另当别论。到底属于前者还是属于后者，历史上可以找到大量的事实和证据来加以认定。

 

为何说709师出无名，是一锅夹生饭，彻头彻尾的一场司法冤狱呢？众所周知，709事件下手的第一个律师是王宇律师。在抓捕王宇律师的前夕，当局开始还打算按照法律程序进行，至少表面上看起来也要师出有名，比如15年6月底7月初还将王宇律师的旧账翻出来，所谓王宇过失伤害案的民事赔偿、刑事罚金收缴的问题，不管怎么说，这对于司法机关还是当事人来说，的确是一个法律问题，是一个需要进入司法程序解决的问题。可是当局的这一招在律师群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王宇律师迅速募得了相关款项以应不时之需，并且作为法律人，王宇律师本人及人权律师群体也都做好了应战的准备，要与执法机关在法律程序上一较高下，以化解这场危机。就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彻底撕下法治的面具撇开一切法律程序与公义大打出手、直接抓人采取一轮运动式的镇压。后来的势态发展证明，709文革式的这场运动如果师出无名，会向民间传递什么信号，带来什么后果呢？我认为民间通过709看清了当局的本质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法律是要你们屁民遵守的，法律对于当权者来说，我想遵守就遵守，我不想遵守你又拿我如何？关起门来养猪，爱谁谁？这叫做法无定法，世事无常。在这一过程中大家都看清了，那么既然你无所谓了，可以恣意妄为，那么民间的退路在哪里呢？连律师都想抓就抓了，那么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乃至官僚权贵们、普通百姓的出路又在哪儿呢？从草根到精英谁可幸免呢？对于民间来说，就是退无可退，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

 

大家也明知道，709案的这些律师和公民们是无罪的，连中共的口袋罪也不好装下去。这些律师和公民们，不过就是说几句真话喜欢仗义直言，吃吃饭，喝喝水，发表发表文章，做做维权案件，间或与国外有些交流合作项目，不过如此。权力却是如此任性，一些盗国贼们由于自身的原因深感恐惧（在专制体制下人人都没有安全感），律师和公民们则横遭一场人祸。这件事让我想起了，近现代以来，政治犯普遍废除死刑这件事，在近现代全世界各个国家普遍采取对政治犯废除死刑的做法，其实这并不是说明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恩赐，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态度变得更仁慈了，而是统治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害怕被政治清算而产生的结果。就是在现代社会里，应该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比过去都要理性了，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和大环境中实现了某种妥协，尤其是在一个开放的互联网环境下，人们有了比较高的理性意识，可以预见到的是，709大抓捕的师出无名，短期可能会震慑个别愚民，而长期来看，政治犯和民间抗争一定会向更高的形式发展下去。试想在互联网环境下，继续搞文字狱、因言治罪还想限制言论，搞文革那一套，是愚不可及的，由于成本过高，必然会加速专制统治的失效。因为发表文章、发微博、发推、发微信、聊天聚会就像喝水吃饭、呼吸空气一样，你怎么压制的了呢？这种逆流无异于向人性开战。所以明智、清醒的统治者都会判断自己的权力边界对自己有准确的定位，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709事件的发生不仅仅是专制统治者陈旧落后的敌对思维的反映，专制权力傲慢与凶残的本性，还折射出专制统治集团除了唯利是图，与这个时代、当今社会的发展严重脱节，对形势的判断与认知愚蠢无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事实证明专制统治的机制是彻底失败的。

 

当然客观来讲，专制统治集团内部对709事件的判断认识和心态也不尽相同，这些官僚的种种表现，其实很让人同情。具体到操盘手，上面恐怕也知道他们效忠的目的，他们永远忠于权势本身，周先生大权在握之时，这些能臣干吏何尝不是不遗余力的效忠，而一朝失势，后果则不堪设想，据说，周的专案也由傅先生来担当，难以想象，傅在审讯中是如何对待其恩主老上级的！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审周就像审薄、审令一样都只是政治审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审，只要达到政治上的需要即可，有所为有所不为，周等人大量的罪恶真实的犯罪被完全掩盖起来，这一点傅先生显然是行家里手，事实上不仅如此，如傅先生在公安安全系统浸淫了这许多年正如王立军先生一样，都是十分有想法的人，他们借助自己的工作之便掌握了专制统治的致命武器，就是情报系统，他们也乐此不疲，他们早就发现其中有一个巨大的金矿，他们精熟于各种监控、监听技术，可以说，不仅普通百姓，中共的百官以及巨商富贾的隐私乃至高层的各种机密和把柄恐怕都难于幸免，掌握了情报就等于掌握了命门，他们深谙人性，这些不受法律制约的技术手段和这些隐私把柄在一个专制社会里意味着巨大的政治资本和财富，这也正是尽管他们贪腐丑闻不断但是仍然可以屹立不倒的主要原因，傅政华先生们的这一特长恰恰是专制统治者最需要利用的，就是专业监控、监听搜集百官的隐私和贪腐证据以辖制百官，一个现代版本的百官行述故事发生了，在中共目下可能无人能出其右。

 

不管傅政华们得势与否，也不管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有更高专制统治者给他们授权，他们的所有工作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反人类阻止社会文明，与人民为敌。像709一案历时两年多时间，动用了无数的人力、物力、财力，可以说是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的，开动政法、宣传、网络、情报、安全从中央到地方等等整个国家机器，并且大大透支和损毁了执政党、政府、司法、当权者的社会信誉，炮制出这一冤狱，看似让人无法理解，实际上专制权力的存在本身就是每天都在做着残害百姓、镇压人民这件事。

 

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可以根据时局弃旧主而投新主以此作为投靠的筹码，而且必要时甚至可以黄袍加身。历史上不乏情报、警察、军队头子窃取政权的先例，总之，一些没有底线的野心家不仅是人民的噩梦也可能是统治者的坟墓，任何一个专制政权都无法解决这个权力的魔咒，只有靠民主制度才能解决。没有选举，只有成王败寇，谁也没有合法性、正当性。众所周知，在互联网的条件下，十八大前后发生的薄王事件以及周令事件，客观上，大大冲击了专制政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他们为了一己之私毫无底线可以不择手段。比如缅甸情报头子金农胁迫丹瑞， 韩国情报头子金载圭刺杀朴正熙夺权，伊拉克的萨达姆作为情报系统和警察头子夺取政权。专制社会的当权者无论是谁都需要清楚，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的道理！

 

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专制权力最高统治者需要选择，是维护权贵既得利益少数人的专制特权，还是维护大多数人民的权利，选择继续采取维稳机制那么无疑就是维护专制特权既得利益权贵集团，选择走和平民主的道路追求依法治国，就是站在大多数人民的一边，站在历史正义的方向上。

 

 

第四、709导火索——庆安事件—为了尊严，底层社会一次绝望的抗争！

 

众所周知，2015年5月2日，东北庆安火车站发生警察枪杀公民徐纯合事件，嗣后在网上发酵引发广泛关注。此事件发生后官方与民间的立场及观点泾渭分明，也是由此开始，关注庆安事件的公民、律师开始被抓，到5月底6月初已有多人陆续被抓。我被抓捕后，专案组反复问我庆安事件发生后，是谁组织去的，我告诉他们，其实大家都是独立行动，开始我承认是我带头去的，但其他人也都是自带干粮自己去的，我没有组织别人，别人也没有组织我。他们对于这个答案显然不满意，还是不厌其烦地反复问我怎么去的，为何那么多人不约而同，历经一两个月后，我被问烦了，最后告诉他们，如果非说庆安事件有幕后的组织者，那就是人心，是人心促使人们到那里去的。

 

庆安事件我和李仲伟、谢阳、刘书庆三位律师走访了受害人近亲属、庆安中医院、火车站、向出租车司机了解现场情况，与目击证人进行交流，察看民间目击证人大学生的视频（屠夫吴淦调取，因此他本人是709系列案中第一个被捕者也是至今未获释者之一）、央视公开播放的视频、公安部公安九局网络电子信息鉴定所调取调查报告及完整视频、向公安部及哈铁路公安局、公安处调取调查报告相关视频、向基层庆安县政府、公安局相关人员核实事发及事后处理经过及程序。下面完整回顾709导火索庆安事件的前前后后。

 

2015年5月2日中午徐纯合被警察枪杀在庆安火车站，事件发生后，我于5月3日深夜看到一则庆安事件的新闻报道，该报道宣称庆安火车站有人暴力袭警遭到现场击毙，在网上搜索后其中新华网黑龙江分社、中国网络资讯台、人民网、新浪新闻、中青网等媒体报道口径基本一致，一边倒认为属于暴力袭警事件，开枪合法正当，出于职业本能，我反复查看了新闻现场图像照片显示，被击毙嫌犯既没有袭警动机，又不符合暴恐分子身份，并未携带任何作案工具，况且扶老携幼拖家带口，明显违反常识。遂于 4日中午，发表了《庆安枪杀公民肇事警察涉嫌故意杀人检举书》，至此网络舆论也开始转向，很多网友开始对这一事件发表质疑和批评的观点。5日早晨，我根据网友提供的号码，联系上了徐母权玉顺女士并在通话中觉察到其似乎受人控制，便于当日中午乘北京至哈尔滨的航班前往庆安，嗣后，李仲伟、谢阳、刘书庆律师陆续抵达庆安，在此期间我们与徐纯合的妻姐以及徐纯合的母亲签订了委托代理手续，其时徐母果然被铁路公安和地方当局软禁在庆安中医院，我们是强行突破官方的阻挠才得以见到徐母。为了防止公权部门错误定性误导公众，再纠正起来成本较高，我们在得知公安部发布成立庆安枪击案调查组时当即抢先发表了《四律师联合声明》，对调查组将要发布的调查报告企图包庇掩盖罪责的意图预先给予了必要的提示和警告。即便如此还是未能阻挡住违法意志对该案的主导，公安部主导的调查报告面世后仍坚持警察开枪合法正当的错误立场，央视歪曲报道后，我们又立即作出起诉央视的决定并发表对央视的民事起诉状，接下来在近一个月内，我们又向公安部在内的责任主体提出若干《信息公开申请书》、为了以正视听对全社会有个交待发表了《庆安枪击案律师调查报告》，该报告直揭本案源于非法截访、警察构成故意杀人和有关方面包庇渎职的真相。上述文件无一幸免均被有关部门删除，在此期间我们还向包括黑龙江省检察院、公安厅提出了法律意见书向有关部门进行交涉，由于黑龙江省公安厅对我们避而不见对我们的合法诉求回避推诿不作为，我们便在公安厅门口打标语、静坐抗议。与此同时我们还向哈尔滨铁路局提起行政复议，准备进一步提出行政诉讼，我有一百种法律方法要求他们把证据交出来。我们作为当事人的代理人一直试图将事件向法治轨道上牵引，我有信心打赢这场官司，无论根据事实还是警方的处置权、处置程序，还是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规定，我们都占据了主动，当一切才刚刚开始，遗憾的是，出现了被告抓原告的局面（即公安部等公权机关把律师抓起来），专案组在审我时，我向他们打了个比喻，我说，庆安等一些公共事件的发生就好比人体某个部位出现了问题，我们这些律师和公民就好比人体的神经线，把问题传导出来，可是你们却采取身体出现问题杀死神经线的做法，这无助于事情的解决，腐败及公权部门不作为乱作为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并非由律师、公民们制造出来。我们这些律师、公民拿起法律武器死磕公权部门，不管我们是怎么想的，客观上是对现行的法统起到了维护的作用，而法统才是一个政权的根基，怎么我们就成了山巅了呢？我一直抗议、反对他们搞斗争哲学、搞文字狱，给我们扣帽子、打棍子，反对践踏法治搞运动实行文革法西斯那一套！古人尚且知道，言路者，国家之命脉，以力服人，非心服也，以德服人，心悦诚服，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道理，可是在二十一世纪里，还会公然发生文字狱！当然后来，我对这个问题也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他们自己践踏法治自毁长城，我们这些受害者即使在监禁期间还在抗争，维护着这一套法统，是很傻很天真的！

 

庆安事件，经过调查了解，大致的经过是这样的：2015年5月2日，徐纯合携一家老小（包括81岁的老母亲权玉顺和一个7岁的女儿和5岁、4岁的两个儿子）准备乘火车前往外地，目的地是金洲，其是否转往北京不得而知，当然目的地这个问题其实既不重要也与本案的性质无关。他们买好票后在火车站候车，由于徐纯合一家在当地属于稳控对象上了黑名单，因此其通过实名制买票后，当地维稳部门获得该信息遂启动维稳机制，在进站口将一家5口拦截下来，拒不让其进站上车，徐纯合眼看列车将要出发自己被无故拦截遂与检票员发生争执，徐纯合出于义愤一度将自己的行李车放在了旅客通道上，检务员立即通知车站值班民警李乐斌进行干预，李乐斌到达现场后，先将徐纯合控制将其反剪双臂扣在站内栏杆上，而后又将行李车移开疏通旅客进站通道。如果李乐斌就此放开徐纯合，后面的故事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可是，李乐斌并没有直接放开徐纯合而是当着其老人和孩子的面众目睽睽之下，辱骂教训徐纯合，并煽了他两个耳光。 徐被放开后，怒不可遏，上去就与李乐斌理论争执并且情绪十分激动曾一度将李的帽子胡掳掉，双方推推搡搡，李此时曾伸手拔枪但又将枪放回枪套中，转身返回警务室，徐纯合尾随而至，李乐斌进屋后随手碰上门，徐踹了一脚门，随即李从警务室拿着一支防暴棍冲出后便追打徐纯合，徐自知不妙，边退边向李抗议争辩，李不容分说，继续追打徐纯合，经徐纯合家人栖息地直至自动售票机区域，现场录像显示在售票区域李乐斌挥棍至少向徐纯合头部猛砸5、6棍，徐纯合头部鲜血迸流，徐一再抗议，不敢还击，曾经用拳头狠命砸向售票机对李吼叫向李的行为表示愤慨和抗议，李步步紧逼继续追打徐狠狠击打其头部，徐退无可退被击倒在地同时抓住了防暴棍的一端（徐一只手臂残疾，只有一只手可活动），双方僵持下，防爆棍在你拉我夺过程中，李顺势放开防爆棍撤身掏出手枪，与此同时，徐起身后向李肩部挥打了一棍，此刻，枪声响起，李向徐纯合要害部位开枪射击，徐中枪后放开防爆棍捂住胸口蹒跚走回到亲人面前，坐在孩子和母亲跟前，最后看了看白发苍苍的母亲和惊恐万分的孩子们倒地而亡。在徐纯合遭受追打退却，双方纠缠的过程当中，徐的女儿向徐喊道：“爸爸，咱们回家吧！”徐和李都曾一度停下来向声音来处张望。

 

嗣后，网上有很多人也在议论，这件事迅速成为舆论的焦点，有人质疑警察开枪权，生命权至上，有人认为上访维稳机制祸国殃民，我是访民向我开枪等等。我常常在想，这一切到底为何发生？徐纯合当时如果不争执、不抵抗会不会好一点，他到底为何要抵抗？他到底在争什么？他难道没有考虑到孩子老人吗？他难道没有考虑一下后果吗？其实，当我再进一步审视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才发现，这些可能他都考虑过了，他被凌辱到那个地步，他被追打到那么惨，他还是有过踌躇犹豫，他的抵抗，无论是踹向警务室那一脚还是夺到防暴棍挥向李乐斌的那一下，感觉他都是那么犹豫、那么勉强，他女儿叫他时，他也怔住停了下来，一定是有所顾虑，他的抗争的举动似乎更像是象征性的，他何尝不知道，在中国现实社会面对以警察为代表的维稳暴力机器，任何反抗和异议可能会遭致何种严重的后果，可是，一个父亲、一个儿子，当着自己幼小的儿女和母亲，堂堂七尺男儿，不做一下抗争的表示又欲罢不能，因此他做出了象征性的回应，可没想到即便只是象征性的抗争一下也会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事件发生后，一拨一拨的律师、公民们前往庆安、在网上网下持续抗争，不惧艰险，全社会都沸腾了，毫无疑问，无论徐纯合还是围观者，尽管大家没有讲出来，但我们似乎都可以感觉得到，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为了尊严而抗争！到底是什么原因能够引发那么大的民愤，正是底层人民为了尊严的一次绝望的挣扎和抗争！李乐斌所代表的专制暴力机器的兽性无疑展示了专制社会中人性最丑陋、最邪恶的一面，它把专制社会中强势对弱者肆无忌惮的野蛮、凶残、傲慢的一面暴露无遗！

 

假如执勤民警李乐斌按照正常程序，控制住徐纯合疏通旅客通道后，直接放开徐纯合而不是对其进行侮辱和殴打，或者这个侮辱没有发生在徐纯合的孩子和老人面前，后来的事情或许就不会发生了，徐当着孩子和母亲的面遭受如此奇耻大辱进行交涉与抗议，毫无疑问他想保留一点作为父亲、做人的尊严，无论他跑到警务室门前踹那一脚还是他在售票机前的抗争，围观的人们尽管都没有准确表达出来，不过人同此心，足见到人心！反观肇事者李乐斌不仅是恶意滥用职权、侮辱寻衅、故意杀人而且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性质十分恶劣明显具有防卫挑拨、肆无忌惮虐杀受害人的情节，而吊诡的是，最终官方果然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李的一边。

 

我想，有朝一日我出来后，我们是否可以朝野上下，全社会，走到一起，都能在5月2日徐纯合失去生命的这一天，一起来纪念他，把这一天当作一个国家的特殊记忆、特殊的日子，因为它与我们每一个公民、每一个生命有关，让他成为我们这片受尽凌辱、压迫、奴役和苦难的土地上，每一个公民尊严的纪念日，每一个生命尊严的纪念日，纪念那些曾经为了做人的尊严一个个不屈的灵魂，即使再卑微身处绝境中也从来没有放弃过的抗争！

 

一个父亲当着孩子和老人的面受尽殴打和凌辱，然后被一枪毙命，媒体和当局嗣后再不遗余力地包庇掩盖罪恶甚至对肇事警察公开表彰，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操蛋的事吗？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专制社会对弱者的肆无忌惮的野蛮、残暴、欺凌和对强势的谄媚、乖巧、懦弱、顺服的这一体两面被扭曲的人性同样展示的淋漓尽致。

 

有心人可能会注意到徐纯合是一位基督徒，徐纯合时常向主祷告忏悔，圣经上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太5：10）。徐纯合的人生暗淡而悲惨，但是他的灵魂是觉醒的，他的抗争、他的死客观上唤醒了无数众生重新审视这个黑暗的世道、重新认识生命与尊严，他的死给了我们很多启示，至少让我们懂得看似低贱的却是高贵的！

 

无论我和李仲伟律师是去看徐纯合死后在福利院的孩子们，童真幼小的姐姐和弟弟们，还是收听网上流传的一位白鸽女士朗诵的《爸爸回家吧！》，我们两个四十岁的大男人根本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

 

庆安事件不仅触动了从地方到中央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直接或者潜在的利益，因为维稳机制长期以来是对地方以及中央贪官污吏既得利益集团起到保护伞的作用，维稳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钢刀，它是专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可调和的产物，当人们对警察开枪杀人开始质疑时，直接触动了专制统治者的敏感神经，仔细一想，人们对枪的恐惧、枪的震慑作用可能正是专制统治者维系其安危存亡的最后一根稻草！

 

宣传系统与警察系统存在着强大顽固的血债势力，这股势力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及安危千方百计制造事端，既可以掩盖罪恶让现政权背书加强其控制权同时又可以塞进私货绑架全社会。庆安事件发生后，最高当局无疑用其行动诠释了其立场和态度，面对一个同胞一个同类如此惨死的场景，竟然仍选择了遮掩、打压，任何辩解在事实面前都如此的苍白无力，这种背书是极愚蠢的，公然对这一重大罪行以及这一罪行背后掩盖的腐败特权包庇袒护一定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对于徐纯合案、雷洋案以及法轮功冤狱等如此是非分明的问题不能及时纠正采取断然的态度，充分揭示了专制政权包括最高当权者过于依赖警察维稳系统，当权者离不开维稳力量，维稳力量已与专制政权牢牢的绑在一起，这将注定在这个社会中人道灾难会相续不断！

 

长期以来，中国老百姓、普通公众始终有这样一种声音，就是底层的这些人道灾难、各种渎职贪腐、镇压人民、残害百姓、滥用司法冤狱、巧取豪夺，各种践踏人权、各种恶性事件和惨案，专制当局的最高统治者未必知晓，底下的人欺上瞒下，上面是好的，主要是下面做的坏事，你看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这种说法貌似合理，它之所以很有市场是自古为尊者讳的传统，对于善良的百姓来说这纯粹是一厢情愿的，而对于专制喉舌来说不过是帮专制统治者遮羞掩丑的勾当，专制权力的最高统治者由于他们掌控足够大的权力和资源，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借口为自己的选择开脱责任，告诉公众他们不了解真相这是十分荒谬的，只要他们愿意了解真相，他们就既有足够的能力了解，也有足够的能力解决问题避免惨祸的发生，除非他们不想那么做。面对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一场场人道灾难，谁也不要显得那么无辜！

 

 

四、    咎由自取为被抓律师、公民鸣冤自己终落网

 

后来在专案组审我的过程中，我向他们表示，我之所以被抓完全是我咎由自取，被抓的律师同行以及公民朋友们何尝又不是咎由自取。王宇律师近年来代理了一系列有影响的人权案件，而且王律师死磕贪官污吏、司法腐败有进无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是屡败屡战还是愈挫愈奋个中滋味只有她个人才能体会，不管怎么说，在专制铁幕下没有点痴傻的劲头是不好做人权律师的，有时真可谓是杜鹃啼血、绝望的抗争。如前所述，王宇律师被抓后、周世锋、刘四新等又相继被抓，据我当时得到的消息，刘士辉、王全璋、李威达、常伯阳、江天勇、唐吉田、李方平、王成、刘金湘、李和平、隋牧清、谢阳、包龙军等律师无一幸免，我发表王宇、周世锋、刘四新抓得好一文时，还来不及为其他同行呼吁。

 

《王宇、周世锋、刘四新抓得好！》一文内容如下：

 

今天（7月10日）一早，锋锐律师所周世锋、刘四新等被一锅端，与此同时，据说基督徒戈平也被抄家抓捕，干得很好！昨天（7月9日）凌晨，有司采取断网、撬门、查毒的方式把王宇抓了，不需要任何理由，并且株连九族连其老公包龙军、未成年儿子包蒙蒙也没放过，这就干得更好了！此前已有翟岩民、刘建军、刘星（任键财）、王芳、宁惠荣、何宗旺、邓福全、李燕军、张婉荷、姚建清、曾九子、张明厚、胡玉花、李延香、王素娥、郑玉明、李成立还有屠夫吴凎都难逃此劫。散户们任人宰割，抓人无需理由，谁可幸免？这也正是天朝本色，天朝没有什么稀奇事！人生幻起幻灭，世事本无常，一场游戏而已，玩得起就玩，玩不起就不玩。在命运面前，有人扮演智者，有人却扮演痴人！曾几何时，谭七爷舍生赴死义无反顾，其“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 ，快哉快哉！”气贯长虹，动魄惊心，何等潇洒，何等决绝！有大仁大智大勇者，千古一人也！今夕何夕？大厦将倾，国将不国，义人受难，是为记！

 

其实在庆安事件发生前，负责我的国保就几次警告我不要再发声让我收手（其实我这个人还是比较理性、温和的也没做什么，是维稳形势越来越紧他们搞得严防死守、草木皆兵，近些年来觉得在个案上越做越没意思，我一直想把主要精力转到和平民主方面来）。他们几次私下向我透露，当局要对维权律师动手，有人要倒霉，要抓一些律师以儆效尤，最早印象大概在建三江事件后不久他们就向我透露过上面有这个计划。我其实也相信当局可能会布这个局，但是我总以为形势比人强，并没有真拿它当回事。强加之灾横加之祸，谁也躲不过。多少年来，我跟国保在喝茶吃饭的过程中，也经常聊天探讨甚至辩论，一来，我理解国保们作为个人他们也是扛活，大多数都是善良的，二来，既然无法避免，我也想通过经常接触了解一下当局的情况，在接触过程中给他们一些建议，顺便济世救人，跟他们探讨一下历史、社会、政治、人性，把我看到的了解到的事实真相说给他们听，包括告诉他们如何不做恶、不要再抓信仰群体、对待上访人员要知所进退，对上级的违法命令要讲方法、讲策略等策反工作，我时常跟他们说，大家都是奴隶，这个社会应该共同解决好奴隶主的问题，他们嘴上不认同但是我觉得心里可能是认同的，这些年我每每看到警察、城管、法警等等与普通老百姓以及普通百姓之间发生暴力冲突、恶意相向我就痛心不已，这都是最底层的同胞兄弟姐妹们，大家产生的矛盾、利益的纠葛其实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庞大的专制官僚权贵集团垄断了几乎社会的所有资源和机会，巧取豪夺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才造成这个社会底层的人与人之间的撕裂与倾扎。当然我跟国保弟兄们很难展开一场真正的辩论，他们往往是只要一辩论不过我就转移话题或者总是用狭隘的民族主义、一套洗脑的东西、很可笑的抗日、反美什么西方反华势力、汉奸卖国贼那一套来跟我理论，搞得我哭笑不得（现在《和平民主100问》已经公开发表了，相信这篇文章可以回答一切洗脑问题乃至深度洗脑问题、包治百病）！我在被抓捕后专案组审问我的过程中，一直试图找到我与各方面的联系，包括境外以及国内各方面的朋友们，我向他们表示我一贯的言行立场和原则就是依法、客观、独立，我在多年来，国保过去找我喝茶维稳的过程中我也是一直强调，我的说话做事基本立场就是依法、客观、独立，我力争做到上述三点，而事实上这些年我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他们对我确实也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嘴。

 

其实我自认为，十几年来应该说自己越来越温和理性了，可是维稳系统一直在不断扩张，维稳系统与公民的正常生活以及维权行动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前些年，互联网上人称“六张网”，这六张网无孔不入，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这六张网不断升级，除了手机、互联网、交通、电话、电脑、身份证、金融等方面的监控、管制技术手段不断升级，包括最新的脸孔识别系统、声音识别系统、指纹、基因技术、大数据、脑控项目等等方面都在加紧、加密对公民的进一步管控，当然还有一张无形的人网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线上的五毛、网下的居委会、村委会基层组织的布置以及国内、外潜入到社会各个方面的各种线人、五毛、各种带有特殊使命的人群。总之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一些手段方法及用途可以参考奥维尔的名著《1984》。如果人们再不迅速觉醒起来采取行动，专制既得利益集团将芯片植入人脑也绝非没有可能。一个掌握着核武器，十四亿人口GDP位居世界第二的独裁专制政权，它向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派遣了成千上万的间谍以十四亿人口和诺大一个国家作为支撑不计成本不惜一切代价，而一个自由社会往往每个人包括政府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并且受到各种法律、道德的约束，在短期内是无法对付一个强大的独裁政权的。因此追求自由、为自由而战还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因为在你面前可能你会怀疑一切历史决定论，到底历史是否总是可以发生正义战胜邪恶、文明战胜野蛮这样的故事，而且归根到底你也无法揣摸造物主的意志，你的信仰都可能会发生动摇，这个世界是否存在至善这回事，你可能要面临牺牲，当你选择为自由而战时，那么可能注定你会为你良好的愿望而付出代价，而这一良好的愿望可能仅仅是一种虚妄、一个良好的愿望而已。这是一个终极的问题，历史上又有多少人认为天就要亮了，为理想而献身，想想苏格拉底、中世纪的布鲁诺还有杨涟、袁崇焕、谭嗣同、林昭、遇罗克，而三十几年来的秦永敏、刘晓波、王炳章、胡石根、魏京生、高智晟、千千万万的信仰人士、异议人士，哪一位恐怕不仅仅是理想主义者而且一定在那个时代也有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和判断，对于人生总有美好的期待和愿望，当你面临这个抉择决定踏出这一步的时候，可能意味着要为此付出一生的代价乃至牺牲生命，历史最终将如何演绎谁也无法预料，这就直接关乎我们的信仰了，我们被逼迫、被熬炼，向善的普适价值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它不仅超越了世俗层面的一切功利得失，也超越了彼岸的一切功利得失，这个假设没有人可以给你答案，没有任何人、任何历史给你证明，甚至可能没有人理解你、理会你，你注定是孤独的绝望的，这到底是否是人的一种狂妄和谮越而应受到相应的惩罚你也永远无法知晓，这注定是一场生命的孤旅和冒险，你面对的是整个世界，假如你对你的信仰是笃定的，一切都可以放下，那么你才没有痛苦。

 

面对专制的六张网，我们都浑然不觉在这个罗网之中，所以我们的行止自以为无可挑剔，但是官方可能并不那么看。我们的一举一动尽在当局的掌控之下。记得建三江事件发生前后周永康被抓后曾有一段时间，维稳工作似乎停滞下来，国保们仿佛一下消失了，也就大概一个月时间左右，那个时候让人充满了幻想，此后维稳系统不但死灰复燃而且感觉近几年社会管控形势越来越紧，维稳体制显然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就拿网络言论管控、各种实名制来说的确是一年比一年更紧。就是在这一形势下，我声援被抓律师和公民后，当局派北京国保来找我谈话并录像，让我写保证，我写了三点批评反驳他们的意见认定他们这种行为的违法性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并且再次把这个情况发到微信群里发到网上，2015年7月11日深夜回家直接睡觉了，第二天一早起来，看到头天晚上的腾讯新闻上转发了央视的一篇报道，其中提到了谢某某意旨本人，此前其他人屠夫吴淦、谢阳、翟岩民他们都用的实名曝光，可能是由于我在网上发表起诉央视的诉状，他们有所忌惮并提高了法律意识没有点我的名（我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我从来没有机会上央视，好不容易上一次还被匿名，央视的广告是很值钱的）。我意识到可能要坏菜，我还没来得及多想，就听到了敲门声，在猫眼里一看是国保王队他们，我收拾了一下就开门，他们说要到居委会去谈一谈，我跟他们来到居委会，除了密云国保还有市局国保，谈话内容还是一些老话题，谈话的间歇我曾到厕所解手，发现我所熟悉的国保竟然跟着我进了厕所寸步不离，这使我进一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谈话一直持续到中午时分并在那儿吃了快餐，饭刚吃完，突然闯进十几个便衣男性，头前一个向我亮了一下警官证说是天津公安局的，同时问我是否谢燕益？我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我也看了一下他的警官证姓刘名字记不清了，然后上来就给我戴上了手铐，我表示抗议他们也不理会簇拥着就往楼下走，到楼下我们坐上一辆越野车我身边左右各坐一人，大概后面还跟着两三辆车呼啸而去，不一会儿我们来到密云城关派出所，派出所的一间审讯室里有一张带扣的铁椅子一看就是为嫌疑人准备的，他们让我坐在里面开始讯问，说实话，我也是平生第一次戴手铐坐审讯椅被审讯，开始也有点发蒙，坐下后稳了稳心神，于是一场漫长的较量开始了。

 

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此时你会感觉到自己很渺小，法律是如此的苍白无力，你被抓时，面对这么大的一个阵势，你不太相信法律真的会有什么作用，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感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当我们在社会上没有处于强权控制之下时，至少有网络可以发声，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的看起来无所畏惧，可是无论你有多强大，当你被国家机器所掌控，被公安武警控制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怀疑，就会恐惧起来甚至不知所措。他们开始搞得这场讯问，他们也不知道问什么，就是让我交待，我一开始也不知道交待什么，后来我想，就交待庆安事件吧，因为我谅他们在这件事上做不出什么文章来，我心里想这件事做得文章越大他们就越被动，与此同时，当时还抱有幻想，是不是态度好一点，可以问完就回家，这种侥幸心理开始一直没断过，可是一下午过去了，而且知道他们已经抄了家（我很庆幸前天晚上由于一时激愤手写了一份和平民主宣言后来那几天心神不宁结果被我烧掉了，这篇和平民主宣言的内容当然是直指共产极权，假如没有烧掉落到他们手中的话肯定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傍晚时分，我被带到派出所门口，不仅带上手铐而且带上了黑头套，我又被押上了一辆越野车，越野车发动起来在公路上疾驰，我还天真的幻想会不会震慑我一下，转一圈再把我送回家，人在无常与困境中总会给自己一种希望，总是往好处想，可是我们的车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一直全速前进，在车上由于空间狭窄我被他们包夹着再加上有些紧张我感觉黑头套勒得太紧简直令人窒息，我就请求他们给我摘掉头套我也不会怎么样，他们说这是命令无权给我摘，我又央求他们给我往上拉一拉让我可以呼吸顺畅，可是没有人理会，我就给他们讲道理，争取他们的同情，然后再请求他们给我松一松，后来副驾驶上的说，憋不死啊！一句话，我心彻底凉了，也不再央求他们了，只好自己保持冷静降低耗氧量，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车辆来到一个地点，我什么都看不到无法知晓具体位置，他们让我下车后蹲下，不一会儿，来了几个人，好像与他们办了个交接手续，他们交谈中我感觉接我的人可能是部队的，给我换了一副手铐，黑头套还是没有摘下来，再次上车后，我向我左边的战士提出呼吸困难帮我松一下头套让我的嘴巴能够在下面的缝隙呼吸，结果这个战士帮我把黑头套往上提了提，然后我就顺势夸奖了一下小伙子们，说他们比较善良，右边的战士也相应放松了对我身体的控制。大概没过多长时间，我们的车辆进入到一个大院里，通过门卫后车辆开到了一座建筑前，过了一会儿，有人叫我下车，一左一右两个人控制着我进入楼里，告诉我注意脚下，我们上到二楼右拐进入一个房间，进到房间后他们命令我面向墙站好，然后有人过来给我取下头套，要求我脱光衣服，我脱光衣服后被要求两次下蹲，然后他们对我身体是否藏有东西做了检查。检查完之后，让我面向他们，开始拍照，我的衣服被他们拿走然后给我送来两套休闲软质的便服。一个人对我宣布相关规定作息时间，并告知我第二天需要学习墙上的监规及纪律，他们走以后，有两位战士站在我两侧寸步不离，我说可以休息吗，他们说不可以必须到10点半以后，按监规执行，于是我就坐下来，看了看墙上的规定，10点左右他们告知我可以洗漱然后休息，他们给我送来了牙刷、毛巾、勺子等生活用具，我向四周打量了一下，发现这个不足20平米的房间进门右手边是个卫生间，靠着卫生间的外墙有一张单人床，单人床的右侧是一个空旷的空间，对面是一张铺着蓝色桌布的软包书桌，前面放有一张软质靠背椅，最里面是拉着厚厚窗帘密不见光的窗户，房间四周墙壁都是软包，连桌角、床脚、椅子都是软包圆形的，连我们使用的牙刷把和勺子把都是球形橡胶制的，然后你无论进卫生间还是有任何举动都必须经过报告经允许才能行动，而且你到任何位置，两个执勤战士都寸步不离，晚上睡觉时床头一个、床尾一个对你进行看护，这些措施看来一切都是为了防止你自杀、自残，整个环境的各个方面都向你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就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第一天到休息时间后，我就上床了，当然一开始肯定睡不着，在床上胡思乱想回顾这一天的经历以及命运将会如何，感觉这一切似幻似真。正当我困意来袭时，突然有人闯进来，一个声音向我厉声道，起来，把东西收拾一下专案组要见你，我只好起身穿好衣服，把桌上的牙刷等物品放到床上，坐好等着专案组的人，同时我心里想着，疲劳审讯终于开始了！两个中青年的男性走进来，一个看上去40来岁身材魁梧（后来自称姓姜）另一位矮一些戴副眼镜身材略微发胖30岁左右（后来自称曹建光），这第一晚审到4、5点钟，我刚倒下要睡了，执勤战士就来叫我起床，上午吃完早餐，他们又来了，换了一个人，一个瘦高个戴副眼镜自称姓王我称他老王，直到将近一年后我才从其他方面得知老王原来不姓王而是姓严，我管他叫严队，前两个应该是北京公安局的，而这个严队是天津公安，后来我到天津后与他打交道更长一些。他们来了还是让我交待，我也没什么可交待的，开始的时候还是挺痛苦的，我在当时就意识到了这可能短时间是出不去了，必须长期打算，因此我就想到给妻子写封信，尤其是我进来时，我妻子告诉我她怀孕了，她没告诉我她背着我摘了环，我妻子是个很傻很天真的女人，我当时就批评了她，因为在我看来，我们这个世道如果能不要孩子的话最好，可自己有了两个孩子还都在上小学，这个负担已经不小了，在这个是非不分黑白颠倒世事无常的社会里我有时都不知道如何承担孩子这个重任，妻子人比较单纯，也是贫寒出身，她考虑的就简单了，没想到我批评过她之后自己就进来了，而按照我们共同的信仰又不允许我们打掉孩子，我再也没机会给她沟通这件事了，因此我就向专案组提出要写信，他们开始说不行，后来又说要请示，我干脆就在第一天的晚饭开始绝食，这个绝食其实我内心里有三个盘算：第一、要求写信向家里传递信息；第二、对非法拘禁表达抗议；第三、我想到这种超限的拘禁方式前几天一定比较困难，要变心理危机为生理危机，以饥饿的痛苦转移心理的压力，假如可以吃饭时，则是一种幸福。因此开始了超过72小时的绝食直到第四天中午才开始进食，笔和纸他们也给我了，并且监管人员表示如果再不吃饭就要对我灌食了，我就开始吃饭，好好享受一下美食，开始吃的少一些，多喝水多吃流食，就这样我利用生理危机顺利度过了第一个心理危机期。审讯还是每日按部就班，或者一日上午、下午、晚上三次或者一天两次，一边应付着他们一边给妻子写信，信的大意是，老婆你好，我在这里挺好的，你不要担心，上次你跟我说想要个妹妹，我对你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你原谅我吧，你说你肚子里一定是个妹妹，不知为什么我也有这种感觉，她是我们俩多少年的夙愿，你一定要把妹妹生下来，况且我们都知道胎儿就是生命，我们不能杀生害命，我不在你身边的日子，你要照顾好自己，做一个坚强的妈妈，自己多买点喜欢吃的水果，姥姥、爷爷、奶奶那边暂时不要告诉他们我的情况，如果问起来可以找个借口搪塞一下，老人知道了徒落个担心忧虑有害无益，弟弟的名字叫仁来，妹妹的名字我都想好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叫仁玉如何，最后由你来定夺，我微信上有一个自己的座右铭，人生的一切磨难乃至生死不过是修行觉悟的契机，送给你与你共勉！爱你的老公。大致就是如上的内容，我交给专案组后他们答应我向领导请示，我就等待结果，问了几次都没有下文，出来后我妻子原珊珊说没有收到过我的任何信件。我在应对危机过程中，也开始恢复了我的权利意识，他们前两次问我时我也只是就我的个人情况及庆安事件跟他们进行周旋应付的回答他们，我开始对他们的程序进行审视，第一件事就是必须向我告知他们的姓名及工作单位还有法律手续我被羁押的理由，仅就他们的真实姓名这个问题，我们之间就争执了大概半个月时间，他们找出各种借口对付我，比如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侦查人员要告知具体姓名，称他们已经告知了工作单位等等，他们显然碰上了硬茬，无论从法理上、法律解释上还是习惯法上他们都过不了我这一关，我越追问他们就越闪烁其词，我就越要知道，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这本身说明了案件的问题和他们的心态，曾经一度还来过一位自称刘姓的领导估计是公安部的来做我的工作，并且在跟我交流的过程中，大段大段的给我背诵心经，显然他们很有这方面的经验，在心理上跟你拉近距离。他们不报姓名就零口供的时间大概持续了半个月左右，后来双方做出妥协各撤一步，三位专案组成员一个姓姜、一个姓曹、一个姓王（自称）。然后开始进入常规审讯，我也对这种监居方式提出了异议，另外还有罪名，他们开始给我定了寻衅滋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两个罪名，不过相关手续一直没有给我，我对此表现出来不以为然，审讯就这样进行着，我在里面时最担心的还不是老婆孩子们，我最担心的是父母，父母的年纪，不知道自己何年何月出来，因此能不能再与父母相见都是一个未知数，不幸让我言重了，在我出来前的一月左右，当局安排我哥哥去看我，我还跟哥哥说，我和父母还有我们兄弟我们一家人没有做够，我这个话说完不久，我就得知母亲已于我被抓后的一个多月时间离开了人世，我在听到这个消息时，没有眼泪也没有悲伤，我还说一切皆有定数，我在里面时我总在想一件事情，我觉得自己的收获如此之大，可是俗话说有得必有失嘛，我会在什么方面遭到损失吗？ 不曾想这件事情发生在了我母亲身上，我与母亲从此阴阳永隔， 直到我出来后去祭奠她时，当我捧着冰冷的骨灰盒，我把它搂在怀里抚摸着它就像搂着母亲，直到此时我才哭出来，在这个世界上，儿子和母亲的感情是毫无理性可言的，男人再怎么长大可能对于母亲怀抱的温暖妈妈的爱都永远无法忘怀，这世间可能有一种爱让你永远的依恋就是妈妈，这回我真切体会到了什么叫悲痛欲绝！我也因此大病一场。我的母亲有很多缺点，但是她就是那个让我永远思念永远依赖的妈妈！

 

我在被抓之后在自己内心里始终有一个念头即第一、不能表现出来任何的软弱即使你的心理有时也会出现某些状态；第二、不能传递错误信息，一定要让他们意识到，如果最终把我推向法庭一定会很麻烦我不会那么轻易就范，审判我的违法成本会很高，我现在还是抱着这样一个心态，如果被抓是不可避免的，一定要让冤狱的制造付出足够高的代价，而外面的家属和朋友们要做的也应该是这件事，这跟我在外面为那些冤狱的当事人作辩护时是一个套路，当我们无法决定结果时，我们能做的就是千方百计地增大对方的违法成本、违法的代价，这包括法律程序上的、责任主体上的、政治上的、舆论上的，每一个冤狱都不能让它白白发生，最好我们能有所收获、有所成长，能够让大家走到一起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直到最后那个事件、那个冤狱的出现等等诸多方面。我也曾无数次想象，有朝一日，如果把我们这些律师一起押到法庭上审判会是一种怎样的场面？可最终，没有出现这一天，我们所有这些犯罪分子，都被分而治之，秘密处理了！像这样一个案子，为何不公开处理以教育警示后来者呢？

 

一切都交给时间，你开始会有很多的幻想，会有各种执着，想要出去，而出不去就会很痛苦，尤其前三个月，人都要疯掉了，专案组的人来审问你，他们会给你很大的压力，一切方面他们都要挖掘到治罪的信息并且要让你咬别人、让你背书，另一方面如果长时间他们不来，被监禁中的一个人就在密封的小屋里坐着与世隔绝也很难受，甚至希望能有人跟你说说话，人生最痛苦的不是丧失自由、承受一些酷刑、乃至面对生死，人生最大的痛苦是虚耗生命，虚耗生命的痛苦如何解决呢？北京监居时可以在两个执勤战士站桩咫尺之间来回走路，你对他们表示需要走一走，他们就分立而站，其中一个还要跟着你走，如果你在走路过程中稍有晃动或弯腰一类的动作他们会立刻做出保护动作并且警告你。值勤人员每天一般五个班次，每班大概两小时至两个半小时一换，每班两个人，一个主哨、一个副哨。主哨发号施令，副哨执行记录，每5至10分钟记录一次，有微小动作随时记录，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各种执着就会慢慢放下来，你也慢慢的习惯了监禁的日子不那么急着出去了，但是如何破解虚耗生命呢？在监居时我是靠走路和自己给自己演讲来度过时日的。而且经过监禁这一过程你可能更加自信了，我的生命经历更充实了，我有时就在想，我这个人有些怯场不善于发表演讲，这回我可以站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场合发表演讲了。开始几个月的时间真的是度日如年啊，时间仿佛停止了，后来慢慢适应了，才感觉到时间的流变，一切都在流变当中，到天津后环境更加严酷了，面对各种考验和困难时，自己就在想，看来每日都要面对一场磨难，这是在考验自己提高自己，就做如是观（有时候是专案组审问给你很大压力，有时是不让你活动对你严管，有时是执勤战士刁难你。执勤战士有时也为了争夺话语权，一个让你活动一个不让你活动你谁都不能得罪，对你意志进行压迫甚至不让你解手）。克服虚耗生命的痛苦从为自己演讲到在看守所打坐修炼，出来当作笑谈，身在其中时，则是在应对生命无常时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

 

大概一两个月之后姜警官曾对我说，“你不要再自作聪明了，现在专案组对你们的情况完全都掌握了，就像小时候你玩过的放大镜看蚂蚁窝的游戏，把你们里面看得一清二楚，没有什么事情能够瞒过组织的眼睛。他这个话我完全相信，他们这种超限的办案方式，把你的电脑、手机以及网上你的微博、微信、推特等等发表的文章所有信息都给你梳理一遍。负责我案子的老严甚至于我的每篇文章他都细读过，并且把里面的重点内容作出梳理和分析都打印出来，一一问我是什么目的什么动机等等，完全就是一场文字狱。后来批捕以后，他们把我的书（关于和平民主研究的文章集结成册的一本叫做《信仰之路》的书）和网上文章拿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进行鉴定，搞了个鉴定意见，这个始终都没给我的鉴定意见明确认定我的文章具有违法反宣的政治内容，该鉴定意见的鉴定人也不清楚。我当即写了一份鉴定异议申请书，在这份申请书中抗议他们搞文字狱要求重新鉴定，论证了三、五点理由揭露鉴定意见的违反程序、违法性并在笔录上注明提交了鉴定异议申请书。

 

五、    关于指定律师的问题

 

记得天津监居时的11月至12月期间，专案组来做我的工作关于为我指定律师的问题，并告诉我这个还不知最终用不用的上，上面就是要通过这件事来看你的态度，我告诉他们委托律师还为时尚早，现在想委托也委托不了啊，我不考虑这个问题，我相信司法机关相信领导会查清问题，不会冤枉我的。后来他们又多次来做我的工作给我施加压力，我向他们表示，要不要委托律师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权利，这关涉到在押所有人的权利，我这个权利暂时保留，我侦查阶段不委托律师但是不代表我起诉和一审不要律师啊？经过反复交涉后，他们威胁我说我的态度不好，暗示我再不配合就要严管我，我还是没表态，直到12月25日前一天快过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又来了，向我保证大家全都签了就你没签，你让我过不去我就让你过不去，你不给我面子我就不给你面子，我就答应他们要考虑两天，最后肯准给他们一个结果无论成不成我都给一个答复，即便我不签你们也可以严管我，甚至他们就直截了当的威胁说，不可能让你自己请律师，也没有哪个律师敢来，谁来就把谁抓起来，这种说法也真是够奇葩的，我也确实不想再让他们严管我，我就写了一个侦查阶段暂时不请律师，感谢政府专案组领导的关怀 ，我也不想麻烦其他人，不需要指定律师，案情很简单，我自己能够为自己辩护之类的内容，专案组一看说不行，你这不是给领导上眼药吗？就得按照他们拟定好的内容写，同意指派的律师等等，没办法最后只有从了他们了，我想第一、我反正是最后一个写的也不影响其他人的权利，第二、将来到检察院、法院阶段我还可以改变自己的意思表示，重新提出委托律师的要求来，况且我也知道，他们这种行为是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很低级，他们在刑事诉讼法上缺乏依据，侦查机关无权代当事人向其家属或外界做出是否委托律师的表述。他们在搞指定律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在猜测看来这个案子可能要向下一步发展了，果然2016年1月8日我们被批捕了。

 

记得逮捕时无论是签逮捕通知书还是逮捕第一次讯问以及移送检察院第一次讯问，我都在相关文件上清楚写明要求办案机关通知家属为我委托律师，并且在上面写明了我妻子的联系方式，那么除了在案卷上作了这样的表述，我还提交了书面材料要求通知家属聘请律师。并在相关文件上明确表述一切指定辩护人均属违法拒绝指定律师为我辩护。

官方指定的陈律师和李律师来会见我时，前两次都被我拒绝了，他们的会见笔录我也没签字，后来专案组又不断做我的工作，后来陈律师他们又来了，我对他们个人是尊重的也抱有善意和友好，表示对他们的感谢，但是当涉及到辩护的问题时，我明确告诉他们，将来不希望他们出现在法庭上，因为那样的话，大家都没有尊严！当然陈律师和李律师还是继续做我的工作，当时那个场面也很尴尬，我已明确拒绝了，可他们还得来帮助专案组做我的工作，说一切都是为了我好，帮我尽早出去，陈律师还很真诚的向我讲政治、讲法理站在执政党站在现实的角度，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是那么想的，我也没有过多跟他辩论，因为感觉确实不在一个层面上。相反陈律师的一位助理李律师是一位女性，她的孩子也不大，当陈律师告诉我他也有个女儿他希望我为刚出生的女儿好好考虑一下，我这个时候的确也跟他们说了一句心理话，我说是啊，我们成人之间进行的一场游戏，自己选择的事自己就要承担责任，可是孩子是被动的，她没有选择啊！陈律师继续对我劝降，李律师坐在旁边，我发现她话不多，但是她好像有些不知所措。

 

 

六、    监禁审讯中的滋味和人权天花板计划

 

监居场所的监禁室的顶部斜对角有两个摄像头，执勤战士每次进入监居室后，监居室的门就被外面锁死封好，事实上执勤战士也被监禁在里面了，他们如果有特殊情况比如上厕所都要紧急请示，靠打手势与外面的执勤人员联系，必须安排另外的战士顶班他们才能暂时离开监禁室。自2015年9月8日我们由北京转往天津一个隐秘的武警部队内部，北京专案组成员撤出，大概车开了2-3个小时，到达目的地，转移过程一直带着黑头套，从此709成员掉入魔窟。人权天花板计划这个概念我就是在强制监居的过程中酝酿的一件事，真的失去自由了，真的没有人权时，我们才会切实考虑人权如何更好的保障的问题，自由不要轻易剥夺的问题。

经历过半年指定监居以及一年看守所监禁，你会对什么是人权有更深的体会，我的理解，所谓基本的人权是指无权者的权利，这个无权者一方面是制度上的，一个是现实处境当中的。当你的一切权利都被剥夺殆尽的时候，没有任何自由的时候，万般皆由人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能体会到例如最低的生存保障这一类的问题？最低的生存保障如果缺了任何一点，不仅你会很窘迫而且甚至直接严重威胁到你的健康乃至生命，当然，老话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人没有受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即便如此，我认为，以下四点，是最基本的人权，没有它人就无法生存无法保障生命健康。第一、饮食；第二、通风；第三、保暖、第四、适当的活动。大家不要小看这四个方面，看上去很简单，可是当你没有一点自由的时候你的小命尽皆操在人手的时候，你才会深刻体会到这一点，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直接决定着你的死活一点都不夸张，举个例子：监居的时候，你受到武警战士寸步不离的24小时全天候包夹式的服务连你睡觉时都是床头一个、床尾一个(夜晚睡觉你都要按照他们的规定姿势），你无论喝水、解手甚至任何一个举动都必须向其请示报告，即便你解大便，武警战士都要站在你跟前与你同呼吸共分享。好了，在这种情况下比如保暖温度的问题你没有任何自由，夏天开空调，一般人习惯的正常温度大概在24、25度左右，可是，有的战士火力壮，他调到23度时（你是没有任何自由没有权利调整温度只能被动适应接受），这时问题就来了，一个小时，你要比正常情况消耗一度，10个小时可能就是10度100个小时就是100度，依次类推一个月、半年、一年你要消耗多大，你可以直接感受到死亡的威胁正在临近。我被限制过自由了之后，我就非常反对有的人在养狗时把它们关在笼子里或把它拴起来，我觉得那都是极不人道也极不狗道的，它的痛苦你永远不能体会到，我这个人原来就不杀生，现在我不仅主张不杀生而且不要虐待任何生命，给它尽可能的善待。从基本人权出发，我们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无论一个监狱还是一个社会，它总有一个人权状况的现实状况、现实高度，这个高度即取决于我们的制度还取决于我们的态度，大家的观念态度很重要，是互相尊重互相维护还是互相践踏、互相残害，最低的保障在一个什么水平上，有一个什么样的底线？我们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原本就不高，我们头上的人权天花板就一直没有能让我们抬起头来，人权天花板除了上述的在监禁情况下的基本人权、非基本人权比如说放风休闲的权利、读书学习的权利、娱乐的权利、要求更好的伙食的权利、对监狱单位监督抗议的权利等等，在社会上人权天花板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各个方面，我们都没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在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现在世界的平均水平，这个标准，人权天花板的高度远远比什么GDP，什么高铁、机场要重要的多，但是我们大家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并付诸于行动，比如在生活中我们尽量增加那些不合理事物的成本，我们可以尽量不买房、尽量不给或少给垄断企业、国有企业创造利润、尽量选择多样化的消费方式在同一领域选择弱势的企业产品、想方设法让不合理的政策无法得到执行等等。因此如何推进人权天花板计划，我出来之后制定了一个计划，一个要保证它的专业性、紧迫性、准确性还有多样性就需要去做这方面的调查研究，我就要首先采访一百个良心犯、一百个人权律师，有过监禁经历的人对人权问题的认识会更深刻。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一个观念普及方案和制度变革方案，当然这两者都是与带有全局性的和平民主事业及和平民主文化紧密相关的。

 

 

七、    关于吃药、认罪与抗争

 

我们几乎所有709的受害者都被强制吃药，我也被吃了近两个月的药。每天都有医生来送药，每次要打个手电筒向嗓子眼里照一照看你的药吃掉了没有。每次大概是4粒白色药片，他们说我体检的数据转氨酶高，肝有点问题，可我这个人从来都习惯吃素吃得比较清淡，不抽烟又不喝酒，我的身体很好一直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我也不习惯吃药，我认为每个生命个体都是独特的，那个指标即使在别人那里是高的可在我这里我自己的身体是一个独特的系统，在我这里可能就会达到某种平衡，况且即便有点问题它出现在你的生命中也未必是坏事，该来的就来自然会有个结果，我跟他们理论了几次坚持不吃药，可是后来要强制灌食，医生、管教和所领导都要来了，我只好后撤一步，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向他们提出停药的要求，大概两个月的时候，给我停了。据说当局有脑控研究项目，是国家机密，709所有人都要吃药有些匪夷所思，这种药到底要达到什么效果，麻痹神经、破坏神经系统抑或是消除记忆力，谁也不知道，但如果这是真的，显然是反人类的罪恶。即便当事人身体真的有问题需要治疗，当事人及其亲属也应该有这个知情权和决定权，即我们有权利知道自己身体的具体情况、病理原因，要不要治疗以及如何治疗？当事人不是猪狗！只能按照你司法机关或看押机关的需要来治疗，而且医务人员根本无法独立于当局，注定从一开始就有违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会受到医疗救治之外的因素影响甚至主导，不可避免的产生道德风险及违法行为，因此为狱所被羁押人员提供医疗服务的医护人员、医疗体系必须独立于狱所及当局，在监督层面必须向被羁押人亲属及社会公开透明，有相应的责任机制。不仅在身体方面在心理方面也应当设置独立的干预机制，对在押人员必须充分保障其人道主义的救济权利。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所有方面都缺乏独立性，都操控在专制权力体系下而没人负责。

 

我们转入天津监居场所后，大概在十月开始，突然每天开始检查身体，而且感觉得到他们显得很紧张，又量血压、又搞心率测试，发生这种变化，我意识到，肯定我们之中一定是有人身体出现了问题，我就给大家祈祷希望每个人都能渡过难关不要出现问题。每隔一两个星期，他们还要搬来一套心电图设备给我们测量心脏情况。有一位周主任，还有一位好像叫刘贺（发音)的大夫，给我做过检查，其他一些医生、护士也是一贯的没有表情或一脸冷峻的面孔,活像一个个机器人，除了例行公事不与我们做任何交流也未感到他们的一点善意，我们也无法知晓他们的身份姓名，这是一种很恐怖的事情，上级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来做什么也不管我们的感受，如果我们提出一些要求，他们要么请示专案组要么不予回应，这些本应该是白衣天使的人们在专制铁幕下我却越看越像白衣恶魔。

 

在里面500多天里，而且当时不知道将在里面渡过多长的岁月，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的人可能认为，你坚持抗争不就完了，零口供，沉默以对拒绝回答一切问题，还可以绝食抗争，如果强制吃药可以拼死抗争拒绝到底，如果他们强制灌食，那么我们可以坚持到底，坚持下去，估计强制灌食三五次他们也就知难而退了。以上的分析好不好，对不对？不能说不好也不能说不对。理论上这是成立的，可是在真实情景下你很难做到，比如在监居期间，对于一个被羁押人每天至少10个武警战士对付你，外面还有预备队严阵以待，这些武装到牙齿的战士象钢铁机器一般只懂得服从上级命令，他们不会跟你讲什么法、讲什么理，他们有严格的纪律禁止跟被监管人说话，我们有任何要求，他们都是面向监控器通过打手势向外面报告的。在高清的监视器后面二十四小时都有人监视着你，室内的监听放大器据说达到1000倍以上，你的一举一动乃至一闪一念都被人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他们常年干这个活儿，对被羁押人的行为和心理有着丰富的经验，在这么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生杀予夺操在人手的环境里，明智的话，只有把一切交给时间，不得不进行一场持久战，为了留存自己最后的那一点尊严和生命，为了坚守自己最后的那一点原则底线什么都可以忍，什么都可以放下不必再计较。你必须学会尽量把自己蜷缩起来，以不变应万变，尽量避免跟他们发生冲突，因为多交锋一次，你暴露给对方的信息就会越多，对方越能掌握你的心里和弱点，他们有一万种方法整你，而你只能被动的挨着，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面临这样的绝境，很多人都想过自杀，我也不例外。可问题是，你连自杀的机会都没有，执勤战士寸步不离，为了保全自己你只有把自己蜷缩起来，这是一场意志的较量，你的权利、尊严受到侵犯时，不到万不得已，只有忍耐。你要学会隐忍不发，除非不得不发，不发则已，一发则必胜。刚到天津的时候一切权利都受到限制不仅取消了你活动的权利只能坐着，即便你想让他们帮你打开一道窗缝透透气都是一种奢侈的想法，两层窗户关得死死的。有时候经请示可以给你开一点，有时候就不给你开，透气通风的权利竟然成了我经常努力争取的目标。

 

我的申诉书都是在作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和铺垫，借题发挥，才提出来的，申诉书写了四、五页对他们审讯和指控我的内容一一进行驳斥当然以一种相对委婉的方式，申诉提出后，专案组刘队长，过来教训我，扬言要当着我的面把申诉书撕了给我看，并且威胁我不会有好果子吃，这是我在挨打、严管不久后发生的事情，在这一绝境下我们度过的每一天都是困难的。而严管仅仅是因为我要求对讯问笔录的个别表述进行修改。像申诉、辩护、会见、人权保障，这都是法律上明确规定的基本权利，可是法律是灰色的，现实是苍白的。在里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羁押单位对我们的监管力量一切无条件配合专案组的需要，专案组想对我们如何处置给我们怎样的待遇，羁押单位、监管人员只负责配合其执行，就会不折不扣的按照专案组的要求对我们实施什么样的待遇，而且还不断向我们暗示和强调要想改变处境就得配合专案组，这就意味着，一切以案件进展为依归，只要能取得突破，什么手段什么招数在所不论。我们转移到天津监居不久，本来开始有一个靠背椅坐不知什么原因就被莫名其妙的换成了一个墩子，大家在坐着时就无背可靠了，我们一天主要是坐着，一坐少则12个小时多则16个小时，而且你不配合专案组的审讯，他一招就治了你，你坐着时他不准你把手放在腿上不让你获得支撑，执勤战士严格执行，各位可以试一试，在一个墩子上坐着，手不准扶着，那么你就只能完全靠腰部力量支撑，一个小时可以，十个小时、一百个小时、一千个小时是什么滋味，恐怕很少人能体会到。

 

在这里略举一例，有一次，我要求修改笔录，就遭到殴打扇耳光，并且严管我，在那之后的十几天里，吃饭只给你半份就是差不多一个小馒头或一两口饭、一两口菜，从早到晚坐16个小时，晚上睡觉必须保持他们认可的一个确定的姿势。大家知道，他们不打你也不骂你，给你一个墩子坐，必须保持一个固定姿势就像坐军姿那样，抬头挺胸背部挺直双手放在膝盖上，这一动作从早上6点一直到晚上10点，除了解手不准你有任何动作，最后我坐得下肢发麻失去了知觉，明明感觉自己要解手却解不出来，这种搞法不用打也不用骂，如果持续坐下去，不死也肯定要残废。

 

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我对自己的前景有过三种预料，并且我向专案组成员表达了我的心声，一种是无期限的羁押也许3、5年也许十年八年或者遥遥无期，一种是我运气好，两三年可以完好出来，还有就是死在里面找个借口，最后一种结果就是，站着进去，抬着出来，把你搞残废了，不仅毫无尊严而且还有牵累家人，对于当时来说，前两种情况我都可以接受，对于第三种情形，我是无法接受的，与前两种情形的一生一死相比较，后一种情形才是更残酷的。

 

走路是监居期间唯一可以排遣时间的方式，除了他们限制不让你走的时候，你每天都可以申请在两位战士之间三二米的距离内往返走动，我粗略计算了一下大概在监居期间我走了至少6000至10000公里，开始走路是一项最好的享受，到了后来，膝盖的韧带都走伤了，但是你还不得不走，怕他们习惯了你不走了，你的这仅有的一点权利就会被他们进一步的限制，因为本身一些模糊地带完全是由习惯法来决定的，我希望能传递给他们正确的信息，我们的基本需要，这些执勤战士在执行看护的过程中，最高目的就是安全第一防范风险，因此他们可以以他们的理解、他们认为正确的方式来对待你，他们都是一些年轻的孩子可能根本无法理解被监禁人的基本生理需求，无论从长期来看还是眼前来看，我相信我们有时不是被当作一个人、一个生命来对待的，我们只是一项任务，我们的基本需求、我们的感受并不重要！

 

人的记忆力很差，监禁中的人往往能够静下心来写东西，为监禁的人提供一支笔我认为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无论对于被监禁的人来说还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我相信，人在监禁的情形下是文字创造、思想创作的最佳方式之一，但是由于我们这个专制制度的原因，我们损失了这方面巨大的精神财富。监狱、看守所以及司法机关还没有从专政工具的窠臼中跳出来，现在的司法和监狱是在毁灭人性，而不是拯救人性，什么时候它们仅仅作为一种社会的法治功能的角色而存在的时候这个社会才可能好起来，那么人权、人道、医疗、人文关怀等问题也才有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日复一日的审讯，在问及他人时，谁在场，谁参与了，我都回答不清楚、不知道、记不清了。在漫长的审讯中，我都坚持这一点，相信大多数人也都是这样做的，可是他们不达目的不肯罢休，必须要你背书，穷尽一切手段，反复问你之后，你不配合，他们就拿着打印出来的网上的信息，你的通讯记录、网上记录来跟你核实，一个一个跟你核对，一个一个个案跟你确认，本来名字是他们提到的，笔录上的记录看起来像是你主动提到的那样的表述，最后索性拿来打印好的笔录文本让你签字，当然我也很早就向他们反复申明了我的原则，我的底线就是不能伤害别人，我跟他们反复强调我跟任何人都没有交集，我做的事情我可以照单全收，我尊重事实、尊重法律，不回避我自己的任何问题，因此，客观的讲，他们也并非无中生有，编排一些事情，想让你背书咬人是肯定的，我一直强调不要把我摆到不恰当的位置上，让他们意识到在我这里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他们会不厌其烦的找你，因为你知道他们也要向上面交差（我很同情他们），你不签字就是你不配合，你为难他们，不给他们面子，他们会对你说，你让我过不去，我就让你过不去，你的态度不好，你的问题不仅无法解决，你还会受到严管等各种折磨，到了看守所，不配合他们甚至全号的人都会受你的株连，不让大家放风，总之他们有一万种方法逼你就范，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在一年半的整个审讯当中从来没有指认过任何人，没有为他们提供过可以制造别人冤狱的任何信息！

 

有人问我你认罪了没有，写认罪书了没有。在长达五百多天的日子里，我写过这样几份东西，我绝食争取来纸笔写给妻子的信、反省书、申诉书还有悔过书，都写了。至于悔过类似的东西前后一共写过两份，第一份主要是敷衍他们，其中没有认罪和悔过的表述和字眼，对自己表示一些反省进行一些必要的批评，但文章的核心内容是通过批评和反省的方式强调了人权至上、和平民主、法治中国这一政治主张，后来他们认为无关痛痒没有触及深处不满意，又逼迫我写第二份，在第二份悔过书中，有了认罪的表述承认自己主张和平民主通过文章、书籍以及行为山颠，最后按照他们的意思写完后还不忘让我加了一个悔过书这样一个标题。谁都想美化自己，这是人性，但是我想客观的描述一下自己当时的心态：第一、你可能面临要判刑，还是想轻一些，想早点出来与家人团聚。第二、一定要尽早出来把酷刑披露出去好让里面的弟兄受到关注，使更多的人免遭酷刑，也使得这个冤案的全局能够获得根本扭转的机会！第三、由于信息完全封闭，我在里面时，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做工作，包括我不配合号里的人不让放风，告知你所有人都出去了就只剩下你自己了，包括播放胡石根先生等认罪的庭审录像以及向我出示他们的认罪书悔罪书，给我播放孩子的录像、让我看刚出生女儿的照片，各种攻心之战，而且我想既然我们的一切信息都无法让外面知晓，既然一场冤狱审判不可避免，为了让这场冤狱还有一些现实的价值，就像胡石根老师做出的选择那样通过认罪的方式为自己换来一个在法庭上宣传自己政治主张求仁得仁的机会，也不枉自己一场牢狱之灾。后来他们又给我乔装打扮一番录了个像，让我对着镜头念了一遍他们通过的稿件，当然这个稿件我还是加入了有关和平民主的主张，但是后来我想，录像视频是可以经过剪辑后选择性播出的，完全按他们需要的内容播出，他们一再向我表示并对我承诺该视频是给大领导看的，绝不对外公开。后来一次一次的做工作，让我写东西、录像，我那时就在想，他们其实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一切都为了他们在面子上过得去，在我这里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想专制当权者要面子不是坏事，懂得妥协也不是坏事，对我们来说面子没那么重要。出不出来到后来已经有些麻木了，完全是被动的，我曾经明确跟他们说，现在不是我需要什么，而是领导需要什么，我在里面和外面都是一样承担责任，哪一个也不轻松。还有一点是出于同情专案组底下扛活的人，他们也不容易，斗争以及为了早日出来、揭露酷刑的目的都作过努力了，至于说什么时候出来一切皆有定数，而且我还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在里面多呆一天就一定有一天的收获。应当说监居的前三个月比较煎熬，人几乎要疯掉，后三个月又相对比较残酷一些，他们专门为了有所突破将我们从北京转移至天津秘密关押审讯，在里面为我们预备了各种手段，但是到了看守所后面的时间长了，习惯了、麻木了也就无所谓了。

 

尽管我写的个别让他们能交差的只言片语主要还是为了把自己所坚持的和平民主政治主张表达出来，那种看似在批评自己、反省自己而实则是表扬自己的游戏，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人应该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我还是很敬佩那些一个字都不吐的毫不妥协的纯粹的硬骨头。反过来讲，一般来说，在面对强权专制的抗争中，一般人不必为此背上过多的道义负担而做出无谓的牺牲。举一个例子来说，坊间对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以及流传出来的他在东北监狱对于监狱里的状况给予了正面评价，称自己得到了人道的对待、得到了友善的对待这样一种表述，有人对此做出过度的解读和严厉的批评，我认为这是一些外面的人不了解里面的恶劣、残酷情形的表现，这无疑大大增加了民间的抗争成本，要求抗争者去做无谓的牺牲，政治抵抗者必须都是圣徒。那些历史书上通过寥寥几句话描述出来的历史故事和概括出来的英雄形象它并非带有生活细节和生命特征的具体历史真相，它并不是每一年、每一个月、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秒钟的生活现实和生命体验。为何说这种苛责是不了解现实的表现：第一、即使刘晓波做出过一千句、一万句对人道待遇、人权问题以及专制邪恶的谴责批评、诅咒的表达而仅仅表达了一句似是而非的中肯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在专制铁幕之下，人在完全被监禁、彻底隔绝的情况下，向外传递的信息也只能是赞扬专制的话被无限放大而批判的声音完全销声匿迹。第二、刘在那样一种困境中，对人道和人权的改善做出一个评价来，我们倒不妨从刘想用善意来化解恶来解读，与其说是一种事实的描述不如说是一种对人性的期待与呼唤，作为一种倡导而存在的，况且在专制牢狱的困境之下保证一个政治犯自己高贵的人格尊严本身就是对人道与人权的最大捍卫，他的“我没有敌人”与对监狱的改善一以贯之的态度传递出一种不可屈服的人格高贵以及最大的善意和爱，背后他自己不知道要承受多少苦痛、屈辱与寂寞，或许是一个心声或许是没有选择，这样的指责只能让那些先行者流泪又流血。当那些指责批评者进入到那样一种困境乃至面对生死的考验之时或许连他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都未必能做到。

 

关于谢阳、江天勇认罪、认错的问题，他们承担的够多了，面对专制权力的残忍和恶毒这原本就不应该是个问题。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在外面时都是一些自命不凡的人，乃至救世情结，他们在里面都不希望牵累他人，我想连同监号的嫌疑犯以及迫害自己的人恐怕他们也都是抱着慈悲救渡之心的。

 

当然我们也不要低估了专制统治者的邪恶，他们乐见于人性被摧毁、意志被压服，因为他们说谎作恶时就无法接受别人还在坚守的良善正道，他们背负重罪时希望所有人像他们一样也背上罪债，他们想让政治犯人格分裂，他们想让公民社会分裂，用道德大棒绑架你，对此我们一定要时刻保持清醒与警惕！

 

他们的办案方式是把你的所有电脑、手机、书籍、个人物品、人际交往、人生记录都查个底掉，你的一切包括从小学到中学，你的父辈、家人、亲戚朋友都在他们的调查之中也尽在掌握之中。这是一场超限战，超限办案方式，总之要达到他们的目的，没有什么限制可言，尽管这严重侵犯个人隐私、人格权，但一切都变成了一种手段，这种办案方式本身就是思想犯、言论犯的做法，严重侵犯人权和人格尊严，谁也不知道这个边界在哪里？政治犯的模式他们给我看我刚出生的女儿的照片，看我儿子在课堂上做题以及演出马头琴时的视频，他们威胁要把我妻子原珊珊抓起来，我当时真的有些崩溃。

 

从2003年我提起宪政第一诉起诉江泽民违反宪法违背民意继续担任国家军委主席开始到05年营救朱久虎律师时的联署、参与推动北京律协直选到08宪章联署、人权律师团大家一起讨论各种法律、人权案件营救同行、共同联署、我发起的一些呼吁比如恢复唐吉田等律师执业权利的呼吁书、释放陈永洲保障记者权利的呼吁书、从建三江、郑州研讨会为被抓律师捐款到刘家财山颠案、张向忠案、法轮功案、许东案、庆安枪击案等再到担任秦永敏人权观察法律顾问营救秦永敏、接受境外媒体采访、香港学术研讨会、本人编订的拙作《信仰之路》书籍、网上发表的和平民主系列文章以及15年初本人在北京召集的一次饭局等等都成为他们审问的内容。 

 

当然，我也感受到了他们的纠结，集体无意识，从上到下，他们都是以利相交、以势相交、以权相交者，毫无道德感，都做好了弃船而逃的准备。而这个案子应该说从一开始就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可以公开的说，前后审过我的包括自称老姜、曹建光（前面两位是北京的）、自称老王（其实后来我知道他姓严）、刘博（刘队长）还有李警官（天津），还有两三位不知其姓氏的，还有一位可能是公安部的自称姓刘的给我背诵过心经。他们自称常年审理大老虎、诏狱等案件，他们在公安系统内显然也都非等闲之辈，这些体制内的人他们明知自己是在违法，尽管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很强势，但是这一次他们面对的显然是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对手，他们几乎每个人都让我感受到了他们的游移、煎熬、不知所措，还有包括那些负责看管我们的武警战士，除了让我感受到监禁的残酷之外我真切感受到了是非之心、人性之善、人心向背！

 

除了天津市二分检察院宫宁处长、盛国文检察官还有一位忘了姓名，天津市检察二分院的张处长、霍处长（自称侦察处或大案处）也多次找我谈过话做过工作，甚至我不给他们写东西，他们就不走，有一次他们告诉我黄兴国在双规前的最后时刻，去旁听了周世峰的庭审，他们给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无非是想告诉我所谓中央反腐是在动真格的，中国如何如何有希望了，让我们等着看专制统治者如何改革如何为中国开拓一条光明的道路，而我却看到了如黄兴国一样的体制内的封疆大吏们各怀鬼胎，当其走到穷途末路时的心之所向，或许他想在体制外找到终结这个垂死的专制极权的希望。这无论是一种内心的追问也好还是良心发现也罢，其实在体制内已广泛存在，只是人们都善于隐藏起来。黄的现象其最后寻求精神出路类似王立军，他们都自知身陷黑暗与邪恶当中而没有出路，当然王立军有一个迫切求生的紧迫情势，不过往往人在穷途末路时最能显现出其真实人性的一面。

 

在我被羁押期间，我的同胞们包括专案组的所有人毫无疑问也都展示了良善的一面，其间不时感受到人性的觉醒人心所向，因为大家都不傻，即便曾经打过我的刘队长后来竟然再也不来见我了，很明显，我感受到，我的这些心存良善的同胞大都不情愿迫害无辜、践踏人权背上历史的债务，大家很明显都是被绑架来干脏活的。我开始被强制监居直到后来面对可能的判刑尽管也有些纠结，但是也总有这样的感触，在外面时，每天看到冤狱遍地人道灾难频发心理总是焦虑不安自己总有无力感，代理的一个个案子尽心竭力却无力回天，这回自己总算也进来了，进来反而觉得心安理得，在里面是承担责任与众生一起受难，在外面也是担当责任一样并不轻松，这是多操蛋的时代，一个黑白颠倒义人受难的荒谬时代。

 

到天津强制监居的后期，我们的待遇有所改善，开始可以吃饱饭了，专案组甚至询问过我饭够不够吃，当然经过他们的反复询问后，自己也觉得要吃饱饭，养好身体保存实力，以应对将来可能会发生的更艰难情况，无论到看守所还是监狱以及遭遇到其他什么情形，因为万事不由人。在外面自由的人是无法体会里面的心理的，因此我也向他们提出了早中需要各加一个馒头（比较小的那种），可是他们在执行时，不单早中，晚上也给我加了一个馒头，我又向他们提出撤掉晚上的，他们就不理解甚至提出吃不了可以剩下对我如此斤斤计较的态度又变得有些恶劣。其实没有人会理解，我的目的是，能够保障基本生存基本吃饱就可以了，如果吃得太饱、主食有哪怕那么一点富余了，习惯一旦养成了，那么日后到了监狱看守所，再到更困难的处境中怎么办？因此必须要养成和习惯于接受一个较低标准的维持基本生存的状态，这才是最有利的，我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正面对什么。

 

当然这可能也反映出当时我的某种心态，当我向号里的朋友们讲和平民主思想时，我讲和平民主必胜、暴力专制必亡，这件事情的发生不会超过3年，号里的弟兄们大都认为即使我出去了，我还得进来，嘿嘿！他们不相信的事我出来后一看估计要提前实现了！

 

差不多，我从被抓的第一天起当局就要求认罪，转变思想认识，关键看态度，放着河水不洗船，听话听音等等。吊诡的是，他们在公然破坏法治摧毁他们这个所谓政权的法统，我们的坚持与抗争反而还是在维护他们的这个法统。他们还给我举例说明告诉我，别不服，连周永康的大秘什么什么博士后都认罪了，都是他们办的案子，而我也在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与他们进行这场意志的较量不断以自己的方式抗争着，记得我们自监居转批捕，在监居场所我向执勤战士讲我是因为和平民主而被抓的，中国未来一定可以实现民主。当局将我们从监居场所运往看守所的路上，我一直向车上的四个人表达我的观点，我说，和平民主一定能够实现，我们不要被暂时的困难所吓倒！和平民主必胜，暴力专制必亡！尽管在车里，严队长不时打断我的讲话，但是车里此时空气都凝滞了，死一般沉闷让我知道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当中！

 

八、    办案模式彻底摧毁了依法治国

 

对我们709的这种办案模式几乎成为当今中国一种主流的办案模式。这种办案模式似乎又回到了文革时期极左的道路上，公检法俨然成为一家，法律成了政治工具、专制手段，莫非阶级斗争要卷土重来？

 

这种办案模式的恶劣之处在于，为了显示政治正确，几乎所有的老虎案件、反腐案件，办案机关都把嫌疑人摆上台，逼迫他们认罪，进行舆论审判的套路，而案件的事实和真相本身好像根本不重要，反正大家都有原罪，这是一个运动式反腐的逻辑，所谓无官不贪嘛！在这种大气候下，在任何个案中的程序显得都是多余的了，因为执法者自认为政治正确、有权力可恃。在709案件当中他们也要搞这一套，就是你认罪配合官方表演就可以从轻、减轻处理，如果你不认罪不配合表演，那么你就要倒霉，让你万劫不复，这在专制司法内可能真需要产生一个示范的作用。就是专制权力不能输，你必须屈服、必须配合，以力服人而不问是非。否则专制统治者担心产生示范作用，一旦这个示范效应产生，专制司法就会失灵，专制统治者就无法威慑被统治者、维系其专制权威，因为专制权力是十分脆弱的，只要人们丧失了恐惧，它就离最终垮台不远了。专制统治者从来不懂得这样一个道理，真正的威严是从公正建立起来的！

 

众所周知，由于专制独裁、权力垄断的原因，得势的领导为所欲为无人可以制约。一切都出于短期利益的考虑，权力行使的逻辑只是攫取利益和分配利益，谁也不需要为这个政权负责，导致整个司法毫无正当性可言。权力已经侵蚀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被绑架的警察、检察官、法官没有任何独立性可言，完全处于一个被动的工具性角色，并且他们生活在一个系统腐败全面腐败的环境中，这个权力到底在司法领域将司法行为侵蚀到何种程度呢？就是司法长期采取黑恶的手法，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武长顺这样的贪官老虎案件，武长顺的财产被查抄，由于他自知自己的几乎所有财产都是违法所得，所以在执法这一边可以为所欲为，本来查了80个亿800个亿，而在案件中只反映出来1.5个亿，对于武长顺们肯定是有苦说不出不能提出任何异议，不说还好，说出来脑袋就没了。除了所有被抓的官员还有那些民营企业家或者普通社会公民在这个社会环境当中谁就那么干净，谁能没有一点问题、一点原罪或一点人性上的弱点啊，所以办案人员就利用这一点为所欲为，将扣押查抄的私人财产、物品无论合法的违法的都一并吞没、私分。一般人出于明哲保身、保命为先或者苦于没有证据、人在屋檐下只能忍气吞声。大家试想一下，这种情况是十分普遍的，久而久之就成为一种惯例，执法者脱开法律制度的缰绳信马由缰为所欲为，以黑执法以黑反腐，全国一年有多少贪官落马、又有多少关联人员受到牵连查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此时权力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可想而知会发生什么？另外那些办案执法人员比如说警察、检察官、法官在执法办案的过程中或许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不过对于得势领导的命令不管违法的还是合法的只能无条件执行，因为谁的屁股都不干净，见得多了，自己别落得一个被黑打的下场。这有点类似于黑帮里的游戏，你想不做恶、你想洁身自好洗手不干是不行的。这些现象是真实发生的而且十分普遍，我为何敢下这个断言呢？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代理的各种冤案姑且不说，仅从这次天津公安局抓捕处理我的过程就可见一斑，2016年2、3月期间，专案组负责我的严队长、李警官找到我，让我清点我的银行卡、股东卡、身份证、户口本、个人档案等个人资料物品，并让我在扣押物品说明上签字，说签了字就可以把物品发还给我妻子，我一看没有扣押清单，而我签署的这份说明表述为，上述物品均属于我随身携带的物品，弄得我哭笑不得，我当即表示异议，因为我被抓时正值盛夏只穿了条大裤衩，身上除了钥匙、一点零用钱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况且户口本、个人档案这些文件经常带在身上也有违常理。可是你不签，他们就无法发还，我妻子没有工作带着三个孩子，我没得选择只能给他们签了。出来后我查银行流水发现我的帐户有几十万的资金不翼而飞，听说谢阳妻子陈桂秋女士的帐户一夜之间所有储蓄存款都归零了，还有周世锋、李和平、王全璋、李春富、刘四新、勾洪国、翟岩民、屠夫吴淦、胡石根、隋牧清等的个人物品和财产不知道他们都是如何对待的。我想告诉他们的是，你们搞错了对象，我们的钱都是干干净净的，一分一毫都是我们的劳动所得！就是这么一个有较大影响的案子，天津及湖南公安竟然都敢恣意妄为、公然违法乱纪，可想而知，那些官员的渎职贪腐案件、经济案件、普通百姓的案件他们又将如何对待？反正人给你抓起来你也没办法讲话，即便反映出去，来个没证据不认账你又能如何？这种司法的现状就是采取黑吃黑的办法，可想而知周永康、薄熙来、武长顺们这些大老虎们在位之时哪个不是权势熏天黑白通吃。可是他们一旦倒台成为阶下囚，一方面只得人最服输，另一方面反腐案件对外公开的司法判决，他们贪腐的数额却少得可怜！案件的操控者真是想怎样就怎样为所欲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受制约监督的权力反腐、权力打黑，其为所欲采取黑打、运动式执法的始作俑者正是周永康、薄熙来、武长顺们，他们终究是作法自毙咎由自取，真是天道循坏报应不爽啊！

 

这一套办案模式彻底摧毁了司法的信用和政权得以维系的法统，把司法完全作为政治工具，搞短期政治策略。当权者、打老虎者自欺欺人，利用身陷囹圄的当事人寻求生路的人性弱点搞胁迫，对当事人进行道德审判、道德丑化不仅严重侵犯人权，而且造成没有是非只有强权的观感，事实已经不重要，法律已经不重要，政治效果第一，而政治效果完全取决于当权者的需要、政治权威的需要，把当权者的面子领导人的好恶摆在首位，使得权力的信用荡然无存，公检法相互制约的基本刑事诉讼制度彻底破产！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种文革的延续和变种大大助长了人性的虚伪！司法成为道具，对体制内来说，其宪法、法律的法统地位名存实亡，三十多年改开累积的法治成果付诸东流！

 

法无信不立，反腐本应推动法治建设却对法治产生致命性打击，举例来说，武长顺案件中所遗留的历史债务谁来买单？坊间普遍诟病武长顺案被司法判决贪腐1.5个亿却掩盖了80个亿。武长顺这80个亿的说法恐非空穴来风，无论从武长顺涉案的一些线索还是从近年来一般县处级乃至更低层级别官员的案发数额即可初步断定。况且除80个亿之外，还有诸如以下一些问题:第一、这80个亿之外，海外部分，以及他对其上级领导、恩主的经济关系，各种裙带关系、利益集团关系均未见诸涉及；第二、这80个亿被查抄后被用到何处了？整个公共财政上为何没有任何显现。这些赃款在武长顺们手里与在查抄势力手里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二者有何不同？第三、武长顺渎职贪腐了80个亿而整个社会的代价何止800个亿、8000个亿？多少遭到排挤、受到盘剥的良善商家，多少巧取豪夺合法伤害、多少征地拆迁户、多少枉法裁判既枉既纵、多少垄断经营官黑勾结、多少锒铛入狱司法冤狱、多少受到打压迫害遭受不公的正直良善的公职人员？这些受害者受到的伤害与损失，乃至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人们，他们的债，谁来补偿，谁来给他们一个交待？对法治、国家信誉的损害，造成的各种人道灾难，这个历史的帐目该怎么算？2010年因李庄案发揭示出来的重庆打黑运动制造的所谓涉黑民企老板、无辜公民，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所遭受的伤害又有谁能给他们一个公道？

 

这种从反腐运动衍生出来的办案模式日益成为剧场性政治行为，它掩盖了更大的罪恶具有严重的欺骗性，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与腐败的普遍、深重程度所达到的法不责众的真实境况即反腐亡党的困局，近年来反腐的处理结果普遍向从轻方向发展几乎没有死刑。反腐当中同时出现人性困境，所谓反腐战线上的执法者，一方面在调查反腐中触目惊心，另一方面在专制权力困境中出于人性本能的物伤其类、兔死狐悲，在专制条件下长时间缺失的价值感、道德感、安全感，习见善则安于为善，习见恶则安于为恶，致使反腐陷于无物之阵。

 

回到709案，我出来之后曾经有一个矛盾心理，我既想揭露罪恶，又不想伤害任何人，即便是主动作恶者。思来想去，我还是决定把真相公布出来，即便作恶者，对他们的将来及子孙后代也有好处，为了我们的共同尊严，只要一个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自由的理由！在此我想对天津市公安局局长赵飞及其部属说，我认为，包括您赵飞局长在内的现任天津市公安局长，所有专案组成员有条件也有责任站出来告诉你们的上级包括最高检、你们组织内部的中共中央、中纪委以及全国人民，并且主动检举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到底怎么回事，实事求是公开报告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些律师和公民到底干了什么？他们的行为到底是合法还是违法的？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为人摸着良心说一说，到底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有利还是有害？他们到底是在维护法治维护人权还是在违法犯罪？到底是哪些人恐惧他们、害怕他们？是谁下命令让你们对这些律师、公民动用酷刑？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为何不惜违反程序要选择天津公安进行专案，谁决定的？赵飞局长，你在接手武长顺天津公安局长时，在这个领域到底是周永康和武长顺黑恶势力的私器还是国家公器？现在天津市公安局到底掌握在谁手中？还有多少冤案你们没有报告中央和全国人民，天津大爆炸案以及公权力介入的各种经济纠纷、包括普通刑事案件，几乎无狱不冤你有没有给你的上级做出个交代，准备如何面对你的历史责任、面对人民、面对未来我们的子孙后代？

 

我以一个男人的名义要求你站出来，给全国同胞一个交待，为何酷刑在你手上发生？10月1日至10月10日在我08室头顶上的二楼会议室（酷刑室）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有人哀号，为何有人摔倒晕厥？胡石根先生到底遭遇了什么？王全璋律师到底遭遇了什么？你们制定的整体方案是什么？又是如何突破的？那些文革式的舆论审判、媒体抹黑都是什么人策划的？你们是如何贯彻执行官派律师介入本案的？那些逼迫认罪并上电视的下作手法都是哪些罪恶分子的主意？谁给你们的权力给我们录视频？连赵威、李株云那么几个小孩都不放过，这些90后的小孩也被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帽子也成为国家的敌人，把人人都制造成国家的敌人，这到底是谁做出的决策？从寻衅滋事到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再到颠覆国家政权这都是谁做出的决策？你们做为法律人有没有按照法律的立场向你们的上级提出过专业性的意见？诸如对被羁押人的种种违法恶行包括秘密关押、饿饭、固定姿势睡觉、禁止活动、严管一天坐16个小时军姿以及逼迫签署讯问笔录、把打印好的讯问笔录拿过来强迫签字、剥夺申诉权、剥夺辩护权、强行灌药、强行指派律师以及各种威胁酷刑，派检察院及专案组的人来做转化工作，这都是谁的命令？查抄我家的物品时，我的银行卡、股东卡、身份证等为何不登记在扣押物品清单上？个人物品非法扣押至今为何不及时发还？谁给你们的权力任意监控监听公民的电话、网络通讯？

 

 

九、    号里面的生活，心持正念无往而不胜！

 

我在被转移到看守所之前，他们给我做工作，说看守所里面都是一些重刑犯，无期、死刑的杀人、抢劫、贩毒、黑社会等，要我化名叫谢正东这个名字，说这也是出于我的安全为我好，现在的形势很复杂。我明确表示不接受，我说我的身份越公开越安全，即便死在里面也得有个真名实姓啊。

 

到了看守所之后，我是做好了准备承受几个杀威棒的，因此有机会时，我就用江湖话向号子里的其他同监表示，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心中无剑，手中有剑；第二种人是心中有剑，手中无剑；第三种人是心中无剑手中亦无剑，我号召大家要与人为善，跟我一起做第三种人，心中无剑手中亦无剑！

 

看守所内的一个监室就是一个号，大概是五六十平方的一个房间。进门后有一条廊道通到尽头是茅厕，廊道右侧是一片离地一尺左右高的板台（板台下面的基础应该是用水泥砌好的），上面铺了一层木板。这块板台一般是宽3.6米，长约6米左右，看上去像个大通铺的样子。晚上我们就在上面睡觉（我们去的时候板台的空间还算更用，据号里的其他人反应，有时号里人多时达到二十多人，每个人只有侧身躺的空间，甚至有的人要睡到地上），白天把被摞打好敦在墙角要保持平整，然后大家就在这块板上打坐坐好，一天除了中午休息一个小时，从早坐到晚，不允许随意下地走动。号子里的人互相监督，早晚各点名一次，号长负责管理全号，管教指定号长，号长再指定一两个劳作给他打工，号长安排全号人的作息生活，包括吃饭、睡觉的位置、值班的班次时间、具体在号里面负责什么工作等。吃饭时由于人多，一般分为上、中、下三个板块，靠近门口那边的与号长在一起吃饭的那么三五个人都是号里的上层人物，要么有钱有势，要么是管教的红人关系户、跟号长关系好的，接下来中板上就是劳作和中产阶级了，下板都是一些没钱没势的小人物或者新来的成员，他们靠近茅厕这边吃饭。通常菜饭进来后如果改善伙食，那就要先给号长他们把肉或鸡蛋以及米饭等好东西留足了包括下一顿吃的，然后剩下的再给下面的分。由于号里长时间伙食单一人们缺嘴，所以号里的成员们有的也互相搭伙吃饭，比如我吃你一口鸡蛋你吃我一口肉之类的，以此熬过里面漫长的牢狱生涯。号长可以对不服管教者施暴，如果仍不服的，则管教亲自来给戴手铐脚镣等戒惧，免不了要修理一番受些皮肉之苦，情况严重的可以严管关禁闭，不给饭吃进行各种修理酷刑，再把人锁在地卯上。作为受侵害者则诉冤无门，看守所的安全和管理就是依靠管教的这种严酷的方式来完成的。由于看守所、公安局乃至检察院上下利益攸关、利益一体化，它又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维权的成本极高，违法的成本极低，最终一切法律上的权利保障成为一纸空文。要改变现状狱所必须去专政化、奴性化进行人权化、法治化的改革，增大它作为一个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的开放度、透明度，降低维权救济成本，淡化管控本位。管号的号长要么是管教的门子户给管教行贿，要么是管教选的劳改油子，监狱和看守所有经验的管教都十分会看人，我们这个号的号长就是管教挑选的一名劳改油子，可能是因为本人的存在那些门子户全都调到了另一个号，我们这个号的号长姓孙，里面一般称呼他为大哥，大哥上次犯事因为贪污判了个死缓坐了近二十年的牢，出去之后这次因为贩毒判了个无期又进来了，应该说孙号长是一个很有管理能力的人，也是一个深谙人性的人，他非常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同时他也是一个人格分裂、扭曲的人，他对强者比如管教以及有钱有势的人十分的恭顺乖巧，对于弱势则比较严酷，另外他的心理也让人难以捉摸，他被判了无期之后那段时间一直身体不好，经常头疼呕吐，吃药休息都没有好转，可是当他听说同监另一个毒贩被判了极刑的那一天，他的病全好了，尽管有所掩饰但还是显得格外兴奋，看来他的救命良药是别人的死刑，也许是个巧合吧，但这的确是发生在我面前的一幕。像号长一样的劳改油子们一般都有识人之术，号里来了新人，这个人是什么身份，是穷是富，什么脾气秉性，犯什么事进来的往往都能够猜个八九不离十，我还粗略的做了一个统计，一般看守所的二次犯和多次犯要占到羁押人员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不过我认为这个原因可能主要是由于我们的社会机制出了问题，据我亲身的接触这些所谓惯犯，他们人本身并不是就比一般人坏，大多数是价值观有些问题同时社会没有很好的解决他们的出路问题。

 

一个号里通常关押15至20人当然还有人更多的时候，只有一个茅厕，这个一两米见方的茅厕面向铺板有一个有机玻璃的隔挡，我们全监这十几个人洗脸刷牙、大小便、洗澡、刷碗、洗板布、洗地布、做卫生、洗衣服就都用这个茅厕解决，看守所他们千方百计降低成本，一天的生活还是很紧张的。假如每个人解大手要十分钟，简单算一下就至少需要150分钟至200分钟，如果早晚两次洗漱每人需要十分钟，就又是两个多小时，如果再加上做卫生、洗衣服、吃饭，一天从早到晚像打仗一样紧张，由于号里的茅厕小我们这些大老爷们撒尿都必须蹲下，而且管理机关、管教、号长会有意造成资源紧张状态，形成被管者争夺资源的局面甚至互相倾扎，你争我夺，这样的局面人们就不得不仰求号长、管教和看守所。奴化管理是中国狱所的普遍管理方式，这是一种降低管理成本和风险的有效方式，使得被羁押人变得更加乖顺好管，可是这严重剥夺和践踏了人权和人格尊严，在专制制度下，尽管法律上面有所谓人权保障，但在现实中狱所降低管理成本和风险有利益驱动而人权保障根本无法形成这一机制完全就靠管教的良知和道德自觉，要形成人权保障机制就必须开放监督，有社会和家属来考核评价跟政绩与利益挂钩，这是当前唯一有效的方式，当然根本上还是需要从和平民主事业的改革建设上来彻底解决。举一个例子，看守所吃饭的问题，现在的状况是大家既吃不好浪费又特别严重，馒头白菜每天都要倒掉一大半，其实完全可以采取自助餐的方式，一到吃饭时间将嫌疑人集中请到一个相对开放的空间就像放风那样，大家采取自助餐的方式拿多少吃多少，菜不仅一种完全可以多搞几种，可以保证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伙食的待遇，外界社会和家属可以定期在狱所餐厅就餐提出监督意见，这其实是一个理念的问题，人们普遍认为嫌疑人或罪犯他们十分邪恶、有人身危险可能会脱逃等等存在这种成见和错误认识，因此就逐步形成了看守机关把嫌疑人不当人，像猪狗一样关起来，关的越死越好、越紧越好，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大多数跟我们是一样的人，并不是所谓坏人也并非有什么人身危险和脱逃之虞，除了极个别特殊情况外，对于绝大多数嫌疑人应该人性化执法给予必要的人道待遇。这个执法意识还没有从专制理念向法治理念转变过来。

 

天津二看的确羁押的大都是刑期比较重的嫌疑人，我在C5的时候是被重刑犯所包围着的，在我左边一个无期、右边一个死缓，再右边是挂链的就是死刑犯，我前面一个杀人犯还没判下来最好的面估计不是死缓就是无期，只要能逃过一劫他就烧高香了！我们号里的两个杀人嫌犯在号里反而成了弱势群体，其实杀人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有时却是很老实的人被逼急了或一时失足铸成大错，老郭和小孙两个人都是老实人，又都是头一回进来，一点经验都没有，因为杀了人怕被重判两人都很怕事，担心跟别人发生冲突将来由死缓再转成死刑丢了命，因此很少跟别人争执甚至有些窝囊，号长看他们老实又是外地人就经常呵斥他们、欺负他们。有一次值班时正好轮到他们两位杀人犯一个班，两个人在地下从左边走到右边，又从右边走到左边，没有号令，两个人一样的面无表情低头沉思状一筹莫展，几乎保持了同一个节奏，像两个木偶一样，我们在板上躺下的人像看风景一样欣赏着他们俩，他们两个还浑然不觉，那个场景特别逗乐！有时候我很同情他们就给他们一些鼓励，在他们的案子上给他们一些建议为他们打打气。我在D4监室时赶上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孩因为杀人被判了极刑，与家人见面一周后就走链了，小伙子干干净净的，我仔细打量了他一番感觉小伙子是那么的精神和干净，面色上并非看相人所说的什么印堂发暗满脸阴气，我发现他的气色不仅没有一点阴暗而且发光发亮，他走链那一天穿了一双拖鞋就出去，后来管教又让他回来换了一双布鞋，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他的家人来取他的遗物被褥和衣服时我们给他收拾好交给了管教。这个孩子据说是因为跟他们本地的一个所谓黑老大发生口角不服气，带着两个同伴找到受害人捅了四十多刀导致对方死亡，这个孩子被执行死刑，活生生的两条人命就在社会底层的奴隶相残中消逝了，就为了争强斗狠实在可怜可悲。后来回想起来，这个孩子戾气很重，上面有三个姐姐，父母从小格外溺爱，估计这是导致一场悲剧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牢房里，奴隶们一贯的恶意相向，牢房之中尤此为甚！我也曾多次借机跟两任号长做过工作，认为号里弟兄们是一家人互助互爱，把我们共同的人权天花板给抬高起来，大家互相抬大家都受益，大家互相踩大家都遭殃，彼此与人为善，号长在这个位置上是能够有所作为的以德服人，利益众生，积德行善。正如我在外面时有机会也经常跟警察做类似的交流，大家都是奴隶何必互相倾扎彼此要善意相待。前一个年轻号长涉世不深似乎听进了我的建议，而后一个劳改油子孙号长尽管表面上也表示认可但实际上他没有丝毫改变，他从人性的角度对我还说过这样的话，“松一松，攻一攻！”，管理监号似乎他很有心得。

 

负责我这个号的管教吴管和协管袁管人都还是挺善良的，法律素养、人文素养感觉都不错。可是即便如此，在比如一些看守所的陈规陋矩方面仍然会在他们身上有所体现，比如说对待被羁押人不能平等对待，跟他们在外面谈话他们坐着或站着就要求被羁押人蹲下，这得以体现出来他们居高临下的地位，你在进任何一个门时都要强制你喊报告，经常搞一些形式主义的谈话笔录、抽查笔录各种规定动作让被羁押人给他们歌功颂德，你离开看守所的时候还要给他们写一封感谢信，他们在自己管理的被羁押人员面前简直像皇帝一样神气，即便放个风一定要让号长带领大家高声喊几句谢谢管教、谢谢所长之类的口号。他们或许在这个环境里呆久了，忘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践踏别人的尊严就是践踏自己的尊严，侵害别人的权利就是侵害自己的权利，他们或许不懂得或许无奈，我们有共同的尊严，当别人的尊严权利遭到践踏时，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号里每天都发生政治斗争，弱者与弱者斗，强者有时也通过压迫欺负弱者来争夺地位和话语权。孙号长是一个深谙人性的人，有时候大家可能说些小话时，他能够准确把握时机适时敲击铺板警告大家来树立自己的威信，这个度他能把握的恰如其分。即便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监室里人们也很容易被分而治之，主要是为了自己的一点点利益，很少能有公道可言，因此专制的市场在于人们的短浅只顾眼前利益而缺乏理性、没有原则、没有信仰。我们这个监室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由于监室比较封闭大家一般只能在上午放大茅（解大手），号里面进来新人一般都排不上号，大家你争我夺放大茅的座次，号长第一个，他不放别人一般不敢放，依次类推，老资格的和上板的紧随其后，放大茅的先后次序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到上午11点左右就要准备午饭了，因此劳作往往提前就要开始准备，这就造成新进来的人还没来及放茅就结束了，往往我最后一个放茅，只要有新来的人，我放之前都尽量让他们先去放不管劳作如何催我，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放不了茅还有机会向管教反映一下，而其他人权利受到侵犯时很难有机会向管教反映，如果你越过号长向管教反映，那么你就得罪了号长，后果可想而知。里面把坐牢时间长的人叫劳改油子，由于狱所里面的资源短缺，再加上人们在里面要挨过漫长的岁月，因此里面的人与人之间都相互琢磨，对人性的把握一般比外面的人要深一些，号长和劳改油子们，拉什么样的人，打什么样的人，知道何时施人以惠何时小惩而立威。号长为了保持自己的威严，每次解大手都要劳作先去给他遮挡一个箱盖，解完一定有人给他打好水投好毛巾进行服侍摆个造型，每天晚上休息前他都要在大家众目睽睽之下洗一个澡，这一洗澡的过程也是有人帮他接好水将一应用具打点好，还要帮他冲洗搓背等等，让大家等待他洗好，才能进入下一个程序，这个洗澡的过程、享受特权的过程也就是他让大家养成顺服、习惯他的权威的过程，而实际上这个澡是否每天都有必要洗就不需要人们关心了。还有一件比较变态的事，我们号里16年3、4月份前后进来一个因盗窃犯事的小孩，这孩子个子大，晚上吃不饱，晚饭时就向号长打招呼要留两个馒头夜里吃，开始号长不准许，晚上馒头一般都比较富余，吃不完就全都扔到茅里，后来号长准许了，每天都需要他向自己请示一便，吃晚饭时号长也不抬头，孩子就等着号长吃完饭，再报告，号长也不嫌麻烦每天还都要照例批准一回，长年累月乐此不疲。

 

这里除了对人性的认识更深刻了，（在狱所里人们赤裸裸的朝夕相处，戴上面具争夺话语权是因为没有安全感。而通过近距离的接触，更坚定了我对人性本善的确证，所有人我们被监禁者，无论长幼也无论是什么原因走进来的，我们都同喜同悲，看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天真的孩子、执着的男女都为之动容，在这一特定环境下，被监禁者与世隔绝与亲人甚至阴阳永隔，一时的情感都很脆弱，时常真情流露）。人在里面变得都比较容易动情也比较细心敏感，我和我的同监一个杀人嫌犯，经常讨论吃的，当我说到在外面时我们不够细心，从来都没有给妻子和孩子夹过菜，他也若有所思流露出一种遗憾的神情，因为他可能这一辈子都无法关照他的妻女了。俗话说没有得就没有失，没有失也没有得，此言不虚！我可以确定的是，在监牢里每多呆一日必有一日的收获。不过坐牢太久了就会麻木可能很难记录下来，出来后时间长了如果不及时记录也可能会淡忘了，感谢造物主让我记录下这一段难忘的生命历程！

 

我出来以后或许是由于被监禁过的原因，读刘晓波的《理性的荒谬及其杀人》，在他评价陀夫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深有同感，陀氏坐了10年牢，刘博士在判刑前也被劳教过两次，对人性的认知，坐牢会让你收获很多。陀氏的深刻之处诚如刘博士描述的那样，地下室人集受虐与施虐于一身，既是极权者又是奴隶，既是受虐者也是施虐者。他的懦弱时时被虚荣所激励，越是受辱，虚荣心就越膨胀。所以，每一次，当他在强者那里备受羞辱之后，他一定要找到更弱者来发泄自己的仇恨和屈辱。陀氏的地下室和卡夫卡的鼹鼠，其生存方式以及心理状态完全相同—-肉体的自由变成灵魂的牢笼。可以随便走动的主人公，其灵魂空间却仅仅局限于那间狭小的地下室，终日不见阳光的阴暗，散发着潮湿霉烂的气息。的确是这样，我们号里的孙号长就是典型的这样一个人，他对于强者比如有钱有势者管教特殊关照的人十分的乖巧顺服，像个孙子一样，他也特别会跟管教打交道善于伪装自己，可是他在号里对于那些弱者又十分的凶残，肆无忌惮的压制恐吓，他们这类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只有虚荣没有自信不懂得什么是人的尊严。

 

我们所谓709的成员在里面穿红号坎，号里面一般刑事犯都穿蓝号坎，死刑犯或贪污犯特殊专案的比如812大爆炸涉案人员都穿黄号坎，病号们则穿绿号坎。红号坎属于级别最高的管理最严的，我号坎的号码是166号。我知道吴淦是161、幸清贤是169。我在C5监室，他们两个大概一个在C6，一个在C7都离我很近。里面有个比较严格的纪律就是红号坎绝对不能见面，提讯都是分开的。在看守所为了控制我们，喝水、解手一举一动都要报告，而且要始终有两个同监嫌犯陪同站桩，监室里的高清摄像头随时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如果未按规定动作进行就要责罚监室的嫌犯，我每天要解手时，都要有一个值班的到门前的对讲报告器跟前报告管教我要解手，管教表示同意后，他们就一前一后紧跟着我上厕所，我在看守所为了抵制伙食不够标准以及看守所向被羁押人销售价高质次的商品并且还有看不惯里面的攀比之风，一直没有用过一分钱消费，坚持吃白菜漂即年如一日，当然看守所一度也隔几个月给我们派发一些食物和用品，一般送到号里我都给号里的弟兄们分一分，自己也象征性的尝一尝。号里他们要扔掉的发霉的花生米曾是我最美的享受。

 

我跟劳作和号长发过两次火，我不发则，一发则不可收已。记得跟孙号长发火那一次是因为号里门口的系统自动点名，这套触屏系统是我们进去后新启动的一套管理系统，需要输入指纹每天定时点名，由于我按指纹点名一直没有通过，我反复试了十分钟左右，屏幕上有个跳过的选择项，此前几天如果通不过号长就命令帮我跳过，那一次我自己就跳过了，这就造成号长的暴跳如雷，他可能一直误判了我，拿我的善良和忍让当作他傲慢专横的资本并意图进一步控制我，我很平静的回到位置上就跟他较起来真来，几乎到了动手的程度，我不为所动，那一次我寸土不让我一点情面都没给他留，当着全号的面发表演说，说什么我最瞧不起那些恃强凌弱的人遇到强者装孙子，遇到弱者装逼，我这个人没别的本事就有一点绝不缺钙，我们这些红号坎一个缺钙的都没有，你们拿那些官僚权贵管教当回事儿，我从来没当回事，就是习近平来了我也不吊他云云，我还说我就喜欢跟强者干，在弱者面前我就是孙子，我任人骑来任人打，我这个毫不退让的气势最后让号长知难而退了，他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当然我在内心里是同情他的，即便他再恶其实我也不想伤害他，他也是受害者，他爱慕虚荣都快五十岁了还跟别人逞强斗狠比胳膊根粗，这本身是他的不幸，他本身也是个弱者，他的无知愚蠢以及他悲催的命运让人同情。还有一件事就是杀人犯孙某某将要面临开庭时，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将另一件重伤案件也栽到了他的头上，他本就在生死之间，他才35岁，可以感觉到他强烈的求生欲望，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跟他探讨案情帮助他出主意，真是江湖凶险啊，到了要开庭时，他想写一个悔罪书以表达他的态度，我想在做好辩护的基础上搞一个悔罪致歉书还是能为他不死加一点分的，可是他在向号长请求纸笔时（因为号里的所有公共资源都掌握在号长手里，即便你取自己的东西也要向号长打招呼），结果号长没给他，号长的理由是你既然不认罪一直抗辩何必还写悔罪书呢？这实在不可理喻，因此我下午找机会向号长委婉的表达了我的建议，为了顾及他的面子迂回的谈到了这个事，他当即拒绝了。可是到了晚上，他找了个借口将纸和笔给了孙某某，帮孙某某争取申诉权悔罪书事关生死。

 

在近一年的看守所生活中，我跟管教的关系还可以。我耐心磨练大半年时间认为时机成熟了跟管教提出狱所改革的问题，利用他跟我谈话做工作的机会，我根据他在开守所工作了十六七年这一点以及我对他本人的了解，我表示，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发生巨变，在这个变革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在各自的角色有所作为，将来可以不负后人不负历史，我说吴管你是一个很有责任感有思想十分正直善良的人，你已经积累了充分的工作经验，这个时代需要有想法的人，你的领导上级也一定要选人才、用人才，你不如准备一份看守所的改革方案，一来根据你的工作实际，二来可以利用互联网查些资料，这是无量的功德，无论采纳与否，你一定会有所收获，也无愧无悔。我说看守所的工作无外乎涉及到这样几点第一、风险控制，第二、管理成本，第三、人权保障和人性化，我说在不增加风险不提高成本的情况下，如何做到人权保障和人性化，这是一件积功累德的事情，我具体提出了号内的管理可以采取管教推荐、号内选举相结合的办法产生号长，首先管教推荐是基于号长候选人必须具备管理经验和熟悉监规监纪，能够很好的贯彻看守所的管理工作，而经过选举，由于有了竞争就可以实现号内的一定的人性化管理人权保障，同时落选者也可以成为管教从另一个渠道了解号内真实情况的一个机制，否则的话号长一手遮天，一方面造成号内缺乏人性化和人权保障而且信息渠道不畅，从长期来看为号内的管理埋下安全隐患，所以推荐与选举相结合的方式不仅能够真切贯彻看守所的各项政策而且还能尽量人性化并避免积累风险，当然这也是在现有制度条件下施仁政。最终管教并没有采纳我的意见。我回到号内将我与管教的沟通告诉一个跟我不错的弟兄，他告诫我你是不是疯了，这无异于挖号长的墙脚。我这个人在里面与人为善又无欲无求，时间长了我感觉在监室里简直成了在野党，号长显然对我有所忌惮，碍于我的存在不至于对号里的弱势群体太过分，有时我明显感觉到他采取一些手段时很在乎我的感受。我想我们这些红号坎的存在对看守所来说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一些监督制约的作用，或许由于我们的存在看守所内的人权保障和人性化管理有所提高，我从管教和一些号里人的口中得知，看守所也希望我们的案子早点结案，要么下队去监狱要么出去，因为我们的存在着实给他们增加了不少压力。我期望在不远的将来无论人权律师这个群体还是随着整个公民社会的成长真正能够对公权力产生某种制约作用使我们的社会向文明迈进一步。

 

人被羁押时，胡子、指甲都很少有机会处理，当时被抓的时候正值盛夏，感觉夏秋时节，鼻毛会很快充满你的鼻孔，可是又无法清理，到了冬春时节就没有了，在丧失自由的情况下，毛发的生长，你对周围温度、通风的感知等都要比平时敏感一些，你从来没有如此接近和了解作为一个生物的自己，同时你也从来没有如此接近和了解作为精神层面的自己。监禁是一种跟自己对话的深入方式，写作也是一种跟自己深入对话的方式，你从来没有发现你可能是一个可以不断开掘的金矿。在被监禁中的人可能会有较切实的体会，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屈服于号长、管教、监狱管理者，因为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下，看似监狱的管理者可以把被关押者玩弄在鼓掌之间，被监管者完全没有反抗的可能。但其实这只是一种假象而已，实际上那些监管者他们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对被监管者的不利意图最终由于种种因素而无法实现。我只知道，我们自己什么都决定不了，他们也什么都决定不了。我还知道，有得就有失，有失必有得！没有大苦大难何来大彻大悟，没有大彻大悟何来大德大能，每一份努力都不会白费，每一场苦难都不会白受的。一切皆有定数，只要心存正念、运用智慧和坚忍、与人为善，终究会渡过一场场磨难走出困境。

 

为什么说心持正念无往不胜呢？这里我举个号里发生的例子，从中可见一斑，就是李鸿事件。

李鸿事件给了我一个启示！大概在16年11月下旬的那段时间，号里新进来一个上海的老头名字叫李鸿（在号里外地人比本地人要受歧视），由于年纪大了他想要解大手，他不太懂号里的规矩并且早晨憋不住了就想解大手，结果号长就是不让他解，号长解完后，又让别人解，他憋不住了，还是想要去，号长过去就掐人家，我看到老头可怜号长可恨，差点按耐不住自己拍案而起，后来还是克制了自己的冲动，后来我才知道为何号长如此不近人情，主要是因为那几天号里同时转过来几个人，在这个当口上号长想要控制住大家按规矩办事，所以他竟然对一个老头子痛下狠手，掐得人家嗷嗷叫。记得十一月下旬那几天天气异常寒冷，而看守所不给新人配发被褥，被褥一般由被羁押人自己买（形成了这样一个惯例，其实被褥和各种用具都应该由看守所解决财政支出）。李鸿年近7旬的人了，夜里只能和衣而睡冻得够呛，那几天格外冷，到了第二天，因为白天发生了放大茅的争执，李鸿得罪了号长，我在睡觉铺板睡觉以前就想晚上睡觉时把自己的褥子撤下来一条给李鸿让他御寒，可是有两个难题摆在我的面前，第一、在号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人们相互之间赠送东西都是要经过号长的，受赠人要对号长表示感谢，这就像看守所在发包括食物等各种物品时，都要经过号长的手包括被羁押人家里送来的衣物等都要经过号长过一手，因此号长一来可以截留一部分物品资源作为管号的资本二来养成号里尊崇号长的习惯，不然他得不到大家的尊重就不好管号。第二、前一天夜里我自己因为天冷也被冻醒了，我担心撤掉一条褥子自己会吃不消。那么我后来坚定了一个信念，这件事我出于善心一定可以办成，一来，谁也无法阻止我，二来，我一心做好事，困难一定可以渡过夜里不会冷的。就抱着这个信念，我在铺板时顺手抽出一件褥子扔给了李鸿，告诉他这是号长大哥让我给的，让他谢谢大哥，结果号长看到了发生在眼前的一切也无话可说。那天夜里，我从头到脚都感觉一股暖流特别暖和，看来是我的正念发挥的作用，境由心转，李鸿事件让我验证了心持正念、坚持善行，给他一条毯子，自己是不会冷的。

 

天津市公安局、司法机关这些年来不知道制造了多少冤狱！我特别希望那些执法者公安弟兄们如刘勃、严队长等每个人都鼓起勇气，不要对黑恶势力低头，不要再心存侥幸，尽早向法律低头，向人民认错，也是你们主动承担人道使命，共同开创光明未来的一份功德，历史一定会纪录在案。你们要与那些黑恶势力尽早切割，这些年来，从上到下，众所周知，他们践踏法律、残害百姓、公权私用、无恶不作，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一步一步把这个国家推向失序动荡的深渊，几乎无法挽回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张耒、张科建，李闻雷，这个案子，经历了两年七个月，本来是一个合同纠纷，却以诈骗来处理，三至五亿的交易额，我替挂名法人张科建写了申冤自辩书，现在田文昌律师正在二审辩护，我想这里面涉及到，博华基金是个什么背景，简直无法无天。还有里面很多毒贩都是被钓鱼执法，而且动辄死刑、无期，将这些毒品案件当作人血馒头，必须要减少杀戮，如果非要杀的话，个人以为，那些贪官们首当其冲，从社会危害性来讲，它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把水的源头污染了，而毒贩们是社会不公的受害者，能不杀则不杀，我那号子里有个小孩，今年才二十七八岁已被羁押了将近三年了，孩子家里兄弟姐妹六七个，条件差没有机会上学，为了讨生活做过保安、收过破烂、杀过鸡、卖过鱼，后来贩毒来钱快走上了这条道路，孩子就喜欢好车，这次落网就是想买一辆好车什么5系什么奥迪，我听了就不是滋味，每天挂着链即手铐脚镣，这是一种死刑犯的特殊待遇。吃饭、拉屎、喝水、睡觉都与手铐脚链不分家，而且必须穿着黄号坎。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冷了，上厕所不方便还要脱掉棉衣再把号坎从手铐缝隙里穿进去，每天都要重复这个动作，监控二十四小时，如发现没穿号坎就要责罚，看守所根本拿人不当人，我给管教交流过这个事情认为这样做没必要对死刑犯很不人道，要求管教给他摘掉镣铐，管教告诉我这是最高院的规定看守所也没这个权力。我在里面经历了三个挂链、一个走链还有一个摘链的，走链就是执行死刑挂了，摘链就是最高院复核改判死里逃生的，一般摘链都是小概率事件。因为我在里面有了深刻的感受，因此我出来要做一件事就是人权天花板计划，这个计划我想了很久，另外，中国必须废除死刑，这是我和很多同仁一向主张的，这个道理很简单，谁有能力谁有资格判定一个同类的死刑，谁有这个权能？谁有能力作出这个事实的判断、法律上的判断能够保准公正，所以现在的刑法都是很荒唐的，而且当前必须立即冻结死刑的执行，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完全没有司法独立、没有公开透明、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制约，并且没有司法正义，权贵们任意拿法律杀人，在这一情况下，死刑是件很恐怖的事。

 

贩毒案几乎占到了天津二看在押人员的一半。近年来冰毒泛滥，涉毒案件多是贩卖、制造毒品，很多毒贩走上了以贩养吸的道路。不过我认为大多都是比较冤枉的，这个主要责任在政府和社会，更不应当对毒贩采取极刑的方式。不过毒案通常判的很重，每个毒案都可能会有当事人命悬一线，尤其赶上运动执法时，以此来彰显司法的威严！如上所述在中国目前社会条件下，在死刑案件当中公权力的罪恶是远远超乎想象的。

 

我曾介入一些死刑冤狱，如河北唐山的郁红梅案，她因家庭暴力将其丈夫杀害，本来罪不至死，可是由于上下的司法黑暗，有人需要她死并把她的财产私分，而且她被执行死刑之前遭遇了狱警的轮奸强暴，我代理此案进行申诉的过程中遭到重重阻力，尤其最高院始终不给看死刑复核阶段的卷宗，这件事我开始百思不得其解，而且死刑复核暗箱操作包括死刑复核、执行死刑没有任何透明度，现在我才想清楚这件事的原因，因为专制权力用法律杀人，这里面要掩盖极其严重并十分普遍的罪恶，比如说如果我代理的死刑案可以见到最高院的复核卷以及执行卷的执行信息，那么意味着用法律合法杀人的大量犯罪行为将被暴露出来，比如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等政治犯是如何被执行死刑的，谁判决的？哪个领导签批的？是基于何种缘由必欲置于死地，这里面有多少政治原因多少私货？不仅如此，所有那些政治斗争案件、政治犯、良心犯还有所谓严打的被制造黑社会案件、运动式执法的案件、按需杀人的普通刑事案件、摘取死刑犯器官的案件，进行利益交易拿人命索财的案件、通过司法杀人灭口的案件以及所有以法律名义杀人的罪恶黑暗都将暴露出来。这也正是我为何无法获得最高法复核案卷、执行案卷的真实原因。

 

在里面的岁月还是比较难熬的，相对来讲，看守所还好一些，监居比较残酷一些。后来慢慢也就习惯了，客观来讲，前三个月有迫切想出来的想法，后来，慢慢就淡化了，到看守所之后，他们还经常提审我给我做工作，包括让号子里的人、管教做我的工作，我给他们讲，是他们自己患得患失，我这儿没什么非可非不可的，像我这个年龄，我出去是承担责任，在里面坐牢也是承担责任，对我个人而言可能里面还清静些、轻松些，由于自己的境界的提升，我后来觉得他们显然已经不是对手，他们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太low，太低级了，无论从智力上还是境界上，根本不是个适格的对手。越来越可怜他们、同情他们，自欺欺人、虚张声势、患得患失，在我面前还总是演戏，我也深深体会到了老子哲学的力量，无胜有、静胜躁、柔弱胜刚强的道理！因为人本质上是被决定的被动的，那么我们为何还要去争什么，改变什么呢？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我也体会到了什么是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丧失自由、不是遭受酷刑肉体上的苦痛、甚至不是面对死亡，而是虚耗生命。后面我会讲到，我是如何克服这一问题的。我也有脆弱的时候，我们得不到外面任何信息，一直猜测外面的情况，平心而论，谁不想尽早走出来啊？因为在被监禁时他们逼迫我写认罪书悔过书时就曾批评我太自私，你就不考虑你的女儿你的孩子们，我说，我是不得不考虑，尤其我的女儿，两个儿子倒在其次，他们应该面对更多磨难成长起来做男子汉，我也曾经很想我的儿子们，想给儿子们说，哥哥和弟弟，爸爸可能无法再陪你们一起去捞鱼、抓蚂蚱了，爸爸跟你们在一起的日子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可是对于女儿，我这个父亲有些无所适从，大人们的游戏，我们对自己的选择就该负责无论什么样的结果，可是对于孩子来说，她没的选择。

 

我在里面由于第一个年轻的号长要学习周易向我请教，我也借号长的光顺便翻了翻周易的书籍，学会了最简便的占卜算卦的方法，也对周易的真谛有所领悟，中华文明的根就是阴阳学，周易比较充分的展现了这一点，当然我知道大易不言占，求前知非圣贤之道的道理。不过人在困境中面对生命无常总是愿意求助于占卜，说来也奇怪，我为我的第三个孩子是儿是女启过一卦，当时显示的确是个女儿，也许是个巧合吧，只把它当作打发时间的游戏。我还以我自己的当时的处境充分理解了泰卦，泰卦三个阳爻在下，三个阴爻在上，按说这一卦看上去是最坏的情形，可是转念一想，最坏的不就是向好的开始吗？我当时的情形也是这样，我本身又没有作奸犯科没有伤天害理，只是凭良心做事，竟然被关起来了前程未卜，甚至面临过生死的考验，这不正是最糟糕的一种局面吗？我就在想，自己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都可以承受了还能怎么样呢？身处最坏的情景之时等待你的就都是好事了。现在正是一个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社会，这个世道是好人受压制、义人受难，而我因为说几句真话就被无辜的监禁起来，心里是仁者无忧啊，这不正是一个泰卦的体现吗？自己的处境还能再坏到哪里去呢？三阳爻在下，无法再下降了，只会上升，想到此，自己就越来越心安理得越来越坦然了！

 

关于政治犯坐牢的心态，过去有一个现象我一直不明白，就像李旺阳、彭明、王炳章、秦永敏、胡石根、高智晟、刘晓波、张林、郭飞雄、刘贤斌、杨天水、陈西、陈卫、赵常青、徐永海、刘家财等等这些良心犯还有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在面对武装到牙齿的专制国家机器一次次的抓捕迫害判刑毫无惧色反而抓一次更坚定了他们的反迫害与抗争的意志，而专制统治者对他们却毫无办法呢？我这次被抓后现在完全理解了这件事情，扪心自问，因为我们和专制既得利益集团有着本质的不同，即使我们正在走向监狱的路上还是身处监狱当中乃至直面生死，我们都不会患得患失，我们是坦坦荡荡、仁者无忧，面对邪恶与黑暗我们退无可退，对自己做出的选择无愧无悔，这可能就是答案。

 

我从看守所出来以后，除了牢狱之灾的历练，我的女儿给了一个意外的收获，这是我出来后的新收获，回来后一次我从外地回家，妻子有一个约会，女儿托付给一个朋友照顾，晚上回到家中时，妻子尚未回来，女儿的哥哥们还在楼下玩，当女儿见到我时，像等了我很久似的冲向我（平常都是妻子照顾她），她的这一举动着实让我有些意外，后来朋友走了之后，女儿就让我抱，我像平常一样几次将她放在地上让她自己玩我忙着手里的活计，女儿不一会儿又过来让我抱她，她赖在我的怀里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我抱着她有种莫名的感动，女儿出生十个月后我们才得以相见，彼此还有些生疏和不适应，满打满算那时我和女儿在这个世界上相处也不过才三个月，并且这三个月我还经常离家在外。我相信，所有的父亲对于女儿都会有我这种感觉，当女儿站在我们背后需要我们保护她时，这个世界上我想不到会有什么样的情形会让我畏惧，女儿让我们做父亲的不再惧怕任何风险与挑战，如果女儿会受到暴政的威胁，可能面临自由与尊严的侵犯，面对失去自由的危险，我这个做父亲的肯定会毫不犹豫先走进监狱去，为了女儿的明天，我对我过往的选择一点也不后悔，此时，我才意识到，与其说女儿需要我，不如说，我更需要女儿。我希望女儿将来能够在一个自由、安全、到处充满爱与善意的环境下健康的成长、自由快乐的生活，当然从现实来看这还只是一种妄想。

 

 

十、    强制监居期间给自己讲故事

 

上文我说过，在监禁当中，人在逆境当中更能够体会生命无常。无常的人生本身就是苦的，而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失去自由、不是遭受各种酷刑乃至直面生死，而是虚耗生命，因此要解决虚耗生命的问题，在监居时期我就开始默默演讲给自己讲故事讲历史从释迦牟尼、耶稣到曾国藩、李鸿章还有历史以及当代各个人物的故事包括我自己的家庭和身世，而后来在看守所时则以打坐修炼来应对漫长的岁月，以下是我在监居期间给自己讲过的几个小故事出来后整理如下：

 

杨涟与刀砍东风！

 

杨涟是明朝一位义士、东林党人，他是让魏忠贤在权力顶峰时，一提名字就心惊胆颤的人。天启年间，上疏弹劾提督太监魏忠贤二十四宗大罪字字见血，其时，由于天启皇帝熹宗殆理朝政宠信太监魏忠贤，魏氏得以大权独揽权倾朝野，设立东厂、西厂特务机构，爪牙遍布朝野天下，权力鼎盛时各地官员为攀附魏忠贤纷纷为其建立金碧辉煌的生祠人称九千岁。即便如此，魏忠贤看到杨涟的弹劾奏疏后，惶惶不可终日，踌躇再三，无奈以退为进向天启皇帝请罪辞职，由于天启不识字，魏忠贤得以靠安插在其身边的太监矫读奏疏避重就轻得以蒙混过关，从而继续得到天启的信任。

魏忠贤涉险过关后，开始大肆抓捕东林党人，杨涟被抓后在诏狱中遭遇各种酷刑包括：钢刷刷身至皮肉碎裂如丝、体无完肤，用铜锤猛击胸膛、钢钉入耳，最后用长钉灌顶等各种惨绝人寰的酷刑对待杨涟。杨死后，狱卒在其枕内发现血书，见其上书：仁义一生，死于昭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大笑大笑大笑之，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回顾了杨涟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起初我只认为，杨涟们有着坚韧不拔钢铁一般的意志和强大的精神信念，后来我才知道，杨涟已转凡成圣，灵魂早已超越尘世、超越生死！

 

 

林昭——一个人抵抗一个时代！

 

林昭，女，1932年出生，苏州人，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高材生。1957年前后因发表文章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被划为右派，1960年被捕，曾短暂获释后又因写文章揭露大饥荒抨击中共专制再次被抓，自61年至68年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因坚持反抗被长期关押在黑暗潮湿的禁闭室里遭受了各种酷刑折磨，活下去比死了更艰难！在狱中写了大量血书，监禁后期她成为一名基督徒，在狱中经常祷告，对迫害她的人有悲悯的情怀，祷告中曾说，主啊，他们不知道他们在犯罪，饶恕他们吧！林昭于1968年4月被改判死刑执行枪决。林昭在长期不人道的关押折磨中坚持抗争，以卑微的个体生命对抗一个悖谬的时代，在一个全民癫狂的时代里，对于一个清醒高贵的灵魂来说无疑是一种不幸！应了她自己的诗句：孤军作战，碧血日鲜！

 

                                  我的姥姥！

 

我在监禁期间，为了不虚耗生命，总是给自己讲故事来熬过漫长的时光，一天就可以讲十几二十个。除了一些历史典故、圣贤的故事大概还有我的家世，尤其我的姥姥。我和哥哥自小是姥姥一手带大的，我们与姥姥的感情比父母还亲。我的姥姥出生于1912年河北黄骅一个小村庄，那个年代据说姥姥小时候的家庭条件在农村来说还可以，她上边有一个兄长，父母比较疼爱她，到了二十大几岁才出阁嫁给我的姥爷，一开始日子平平稳稳，姥姥为姥爷生养了大概4、5个孩子都不幸夭折了，这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其苦痛可想而知，最后我母亲降生时，像个大耗子那么大（我母亲语），一家人对我母亲格外珍惜疼爱，我母亲出生于1944年，就是日本投降的前一年，据姥姥说母亲降生后有一次日本进村里扫荡时，姥姥抱着尚在襁褓之中的女儿躲进村地头的沟里，抗战胜利后不久，我姥爷就去山东搞土改，这一去就与我姥姥断了关系，49年之后，姥爷当上了宁津县县长，在土改工作中结识了小他近20岁的我的小姥姥，两人情投意合自此结合，当时，据说49年后，中共进城后，从上到下的领导干部以革命之名废除包办婚姻寻求婚姻自由，重新组建家庭的不在少数，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不过我扪心自问，假如一个女人给我生了一男半女，尤其是生了个女儿，我是做不出来抛妻弃女这样的事情不管以什么名义。不过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一切为了革命打破一切封建思想旧的束缚，可能是咱无法理解的。后来我的姥姥自然就接到了一纸修书，在一个旧时代的乡村里，她一定懂得这意味着什么？她的公婆对她和我母亲还不错，姥姥带着年幼的母亲将她的公公婆婆伺候到死，姥姥便把老家的房子卖了，顾了一辆大车拉着一些家具什物前往天津投奔她的大哥，我姥姥的大哥即我的舅姥爷在天津做木匠，到天津后母女俩开始住我舅姥爷家，舅姥爷家里原本孩子就比较多，后来，为了生活，我舅姥爷托人给我姥姥找了个大户人家做老妈子，这家男主人是个老头子，老伴死的早，老妈子的角色就是既当保姆又当没有名份的小老婆， 直到我姥姥将老头子伺候死，姥姥又与一个蹬三轮的大哥搭伙过日子，这个登三轮的大哥就成了我的后姥爷，母亲后来回忆起当年姥姥在大户人家当老妈子时，一次母亲放学到大户人家来找姥姥，一起吃晚饭时一人分了半只螃蟹（天津旧时有句话叫做：当袄吃海货，不算不会过！），姥姥舍不得吃把自己的拿给女儿吃，老头子见状抢过螃蟹将螃蟹扔到了姥姥的脸上，母亲哭着离开大户人家后，自此再也没有去过。后来我母亲大学毕业后，下乡插队到了河北新城，就在那里与部队的父亲组建了家庭，有了哥哥和我之后，姥姥和我那半身不遂的后姥爷来到新城，一方面姥姥带孩子，另一方面照顾老伴，姥姥一直把后姥爷伺候到死送回静海老家安葬。此后的岁月姥姥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姥姥总是孤孤零零的一个人，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从来没有人关注过她的感受，在乎过她，她孤独吗？寂寞吗？她会想些什么呢？我们小时候，记得她总是吃剩饭，留着一点好菜还要给女儿和姑爷，姥姥的一生就是在这样的无声无息中渡过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姥姥唯一快乐的时光可能是在我和哥哥小的时候，她把我们俩带在身边，晚上睡觉时一边一个，记得小时候半夜里惊醒害怕时我就搂着姥姥的脖子，虽然带孩子是件很辛苦的事，可是，只有这个时候，姥姥可能才会觉得温暖幸福，觉得自己不是多余的，有人真正需要她，她真的很爱她的这两个外甥，视如己出。可是好景不长，随着我们渐渐长大开始上学了，我们慢慢有了自己的生活不是上学就是整天在外面玩不再像小时候那样需要姥姥，记得有几次我和哥哥在学校上学晚了没有回家，姥姥都会到学校里去找我们，隔着教室的窗户玻璃扒眼张望，每每发生这种事情，我们都会回家责怪姥姥，因为嫌姥姥脏穿得不体面给自己丢脸。我就没想过姥姥的寂寞，姥姥想我们！姥姥唯一让我感到庆幸的是，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几乎每临初一、十五她都烧香拜菩萨，而且每每晚上睡觉前她都会盘坐在炕上作揖祷告，或许人生的苦难促使她信佛，但不管怎么说，姥姥心地善良一生受苦受难，我相信她能有个好的归宿。姥姥在哥哥当兵、我在外地上学的时期离开了我们，后来想想，我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机会孝敬姥姥照顾姥姥多陪伴她。我母亲到了晚年后，我发现她也很后悔当初没有照顾好姥姥的晚年，我母亲是个有独特性格的人，后来我分析母亲之所以不能接受别人的爱，也没有能力爱别人，总是把自己封闭起来，而且她总是表现得很强势，在很多场合都喜欢表现自己、抢白自己，这跟她从小的经历有关系，她强势的背后是她深深地自卑，她好表现自己是怕被别人忽视，当她小时候最需要父爱、父亲呵护的时候，父亲离开了她，可能由此她对人性产生了深度怀疑，她从小颠沛流离的生活铸就了她的个性，我一直认为，她是那个荒谬时代的受害者。

 

由于人在被秘密监禁期间的求生本能，因此会着意记下一切自认为可能有价值的信息，下面是我在监居和看守所记下来的一些信息：

 

监居执勤战士：赵力帆、张志强、李强（CAPF）。地点：北京昌平某武警驻地：监居206监室。监居执勤战士：马利平、刘雷栋（CAPF) 。地点：天津某武警驻地：08室。逮捕羁押地点：天津市第二看守所 D4 监号、C5监号。监管人员：吴杨、袁溢。

 

 

十一、      关于自杀与修炼的感悟

 

2015年709事件发生我被抓时刚好40周岁，在被监禁期间对自己40岁的人生作了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把它叫做四十自述吧！

 

                               四十自述

 

回顾我的人生四十年，我说过两句真话讲过一个道理。第一句话就是在2003年，为了捍卫公民的尊严，我提起宪政第一诉，起诉江泽民违反宪法、违背民意继续担任国家军委主席。第二句话就是2015年，黑龙江庆安发生警察枪杀公民事件，我在互联网发表肇事警察涉嫌故意杀人的公开检举意见并率领维权律师介入该案，嗣后发表《庆安枪击案律师调查报告》揭出该案非法截访、警察故意杀人和有关方面包庇渎职的真相，也因此遭遇了709大抓捕。在这两句真话之外我还讲过一个道理，2008年我在互联网发表《和平民主运动研究》提出我的政治主张，自此多年一直致力于这件事。

 

40岁是坐牢最好的年龄，对我来说已经有了足够的人生积淀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人生的阅历。人的天性里都有一个挑战自我极限的冲动，人是这样一种奇怪的生物，总要挑战自己的极限突破自己才能获得真实的快乐，而挑战极限和突破自己往往又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人生往往就成了一场自讨苦吃、自作自受之旅！在终极意义上说，人生的一切志业都不过是挑战自我、战胜自我人性弱点的契机和过程，它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无论是乔布斯、金大中还是甘地、孙中山莫不如此。在走进监禁之前我就已把“人生的一切磨难乃至生死不过是修行觉悟的契机当作自己的座右铭，我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切都是为了成就，这样的历练我想可能是造物主的恩典，一切仿佛都是安排好的。通过坐牢一激猛醒打破原来的生命瓶颈获得生命的新动力。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人性弱点并打开新的境界，刷新自我获得一个新生，以正念之我面诸于世。假如原来的功力是1的话通过坐牢修行、反省与生命体验功力陡增10倍以上。这个焕然一新的新我、升级版的自己通过一次生命与灵魂的洗礼或许更接近于造物主的意志。这场磨难来得恰逢其时，就像注定为着顺应某种意志赋予某种使命而来。指定监居这半年的这种酷刑方式，给了你一个与世隔绝，在孤寂中反省的机会，这个过程中在绝望中、在虚耗生命中乃至直面生死当中，你每一天都会跟自己对话，你会感受到你与你自己、你的灵魂更接近了，相信自己与造物主也更接近了。你对生命以及这个世界的思考从来没有那么持续过、深入过。生命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到底如何？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在我们的生命历程，有多少机会可以进行持续性的深入思考，一个人的人生岁月相对于整个人类历史好比白驹过隙，而人类历史相对于整个浩瀚的宇宙来说又不过是沧海一粟。有人说，上帝给了金鱼7秒钟的记忆，人又比金鱼强多少呢？无论是个体生命还是人类整体对于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又有多少真知呢？ 这就好比当一个人来到一个无垠荒芜的外星球上，他突然发现一部手机，起先他会思考这部手机的来源这一根本性问题，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关注到手机的功能、内容、手机本身而忽略了手机的来源这一更根本性的问题。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往往生活在别人为我们定义的世界里，忘了寻求生命真意？我们自己到底是谁？难道人的生命根本上就是挑战自我、否定自我的过程吗？

 

但是如果年轻的朋友进到监禁这样的残酷环境当中，可能由于意志薄弱、信念的成熟度或许容易被异化和扭曲，这个问题因人而异每个人情况不同。我觉得今天自己有条件能够把这一段特殊生命历程记录下来，既是一种责任又是一种幸运，它必定是命运的某种安排，这场磨难来得恰逢其时，我们承受的苦痛总与我们的收获成正比，里面的500多天我没有虚度一日。我曾经想，怎样找到一个比坐牢更艰苦的方式使坐牢不再痛苦，解决虚耗生命的问题？如何让时间停止下来？不管是痛苦还是快乐，任何磨难都会随时间而去，所以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一切都在流变当中，只有修炼才能让时间静止，世界停下来。

 

没有宗教信仰，人根本上注定是一个悲剧性的角色。从终极意义上说，人来到这个世间便开始走向死亡，人是绝望的，是没有出路的，最终只能在宗教里寻找出路和慰籍。人选择宗教更根本的原因可能并不是功利导向的，因信而得救、出于奖赏和惩罚的原因而做出的选择，信则进天堂彼岸光明不信则下地狱彼岸凄凉，更主要可能还是宗教内容本身让人感受到的道德感一种真实的爱、至善、慈悲的感召，它可能符合人的某种规定性又具有超越性。如果人意识到了人的悲剧性角色，生命的虚妄与绝望这一点，没有最终选择归向宗教，要么他没有被神拣选，要么他保持了足够的诚实。我同意一些文学家关于审美的观点即美在终极意义上都是悲剧的或具有某种悲剧色彩。

 

对于很多人来说，人生需要某种存在感，而这种存在感就意味着一种挑战性与现实世界的张力，人有追求完美追求超越、追求终极的天性，这种存在感就必然表现为人与这个世界的某种冲突，由冲突产生的这种张力反而验证了人的存在。有的人活得很贫穷很艰苦时反而没有这个问题，而有些人功成名就了反而出现了这个问题，更高的目标、终极的问题解决不了，就会产生轻生的念头，只有一种使命未竟，未竟的使命与责任即使这种使命在他人看来是虚妄的无意义的，但对于当事者来说却很重要，这就回到修炼上来了，有些轻生者都是悟性极高的人，他们走进了生命的绝望当中，如果找到修炼的途径就可以不断挑战自我克服人性的弱点，也会懂得一切的志业不过只是克服人性弱点挑战自我、完善自我、超越自我、生命觉悟的契机。生命的过程只是手段，只有走向修炼才能发现生命的目的，打破人生的瓶颈走向新生，修炼之后人可以成为超人、成为觉者，洞悉世间万物。但是坚持修炼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古语有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是一个新的生命。

 

我刚到看守所时，号里每天都要求坐板就是以打坐的方式要求大家坐整齐，由于我的筋骨异常僵硬根本就无法打坐很不习惯，并且我认为这是一种压迫人、侵犯人权的行为，十分抵触，基本不配合他们的要求，他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后来，我发现坚持打坐如果时间长了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会很疼，并且我想起了过去有人告诉我打坐修炼的方法，我想象到，释迦牟尼、老子、孔子还有历代的高僧大德那些大觉者，想一想他们的法相，几乎全都是禅定而坐，五心朝天，法相庄严。因此我就开始通过打坐来应对虚耗生命之苦超越自我。每天上午、下午都坚持打坐修炼，打坐的时候，心持正念、消除邪念。当然你要修炼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干扰包括心性上的。

 

40岁是一个新的起点，这些年无论从人生经历上还是理论积累上就像安排的一样，这场准备包括，宪政第一诉、包括和平民主运动，包括维权律师这个角色的抗争与思考，包括生儿育女，包括这些年来对信仰生命的不断学习与思考，包括线上、线下的大量阅读与写作，可以说无论对于儒释道、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西方的各种哲学思想都有所涉猎 ，正当我无法突破人生瓶颈的时候，这场磨难到来了，关于信仰与生命的感悟我计划专门写一本书作为送给自己的礼物《信仰之路》。不管痛苦还是快乐，一切都在流变当中，磨难也会随时间而去，没有什么过不去的，经历了这场磨难我想我有责任做一件事，我很想与其它坐过牢的朋友探讨人生的痛苦问题，因此也制定了一个人权天花板计划，从采访良心犯开始，要采访100位政治犯、良心犯，与他们共同探讨人权问题，与他们进行信仰层面的交流，相信这样的记录会有历史价值。

 

应该说我能够打坐修炼，受到了法轮功的影响，还有佛家、道家，尽管我不会法轮功的功法，但是法轮功学员们也是经常打坐修炼的，因此在我代理法轮功案件的过程中，一些法轮功学员就曾推荐让我打坐修炼，我受到了启示。法轮功学员每次对我的劝解我都十分感谢，就像基督徒给我传福音一样我也很感谢他们。对于一个人来说，信仰与修炼问题，没有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事情了。我信圣经、信上帝的存在，我也信法轮功主张的真、善忍这一普适价值。“人生的一切磨难乃至生死不过是修行觉悟的契机”，我在进去之前，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理性的范围及权能和超理性信仰的边界对于人的责任和选择，我能做的就是拿出真诚的态度来，我可以理解全当是造物主给我的恩典对我进行了一番熬炼。下面我就宗教信仰的认识谈一点简单的看法，我们能分享的肯定仅仅局限在有限的理性范围内，更深层次的问题，至少可以写一本书来探讨！而且人生的信仰永远在路上。人生有时细想一下是因果倒置的。我进行的分析并不必然代表我的信仰立场和我个人的信仰选择。这也是我在监居期间的一点思考，现在记录下来，人们在理性上选择基督教的理由，为何选择基督教的理性分析？

 

因为人在现世是没有出路的，人生最终都无法避免死亡，人生就像被埋于地下棺材之中未死者一样，他们的头上不过多了一些日月星辰、身边多了一些花草树木，一些人事风月，延长了一些时日，转移了这个关切，最终仍然无法回避死亡，只是一个来得急迫一些，一个来得缓慢一些罢了。我们在人生的历程中，多少次思考生命、展望生死，却都无疾而终不求甚解。我们始终不会沉静下来，将这件事持续下去。那些因为人生的重大变故有一个契机有幸将这些终极问题追问下去之时，不免走向宗教，还有一些人甚至走向轻生自杀。

 

因此如果没有上帝，则生命是一场虚空，一切都没有意义。通常来讲，感性的经验、理性的认知，灵性的触碰，决定你对信仰的选择。每个生命的个体都是独特的，都有自己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感受，因此我们在分享我们的人生经验或灵性感知上来帮助别人建立信仰往往是无效的，因为你的经验对他人没有意义。我们只剩下理性上可以分享和谈论，而理性的有限，上帝的无限，况且还有诸如是上帝拣选人还是人选择上帝、神这样的问题，单纯从理性上来建立信仰往往也是比较困难的。但是，由于在终极意义上讲，人生是没有出路的，人是绝望的，只有寻找到一个彼岸，当然这绝非只是找一个自欺欺人的借口。下面我简单说说，选择信主信圣经基督在理性分析上的根据或理由：第一、人终究要走向死亡，人生是绝望的没有出路；第二、只有神能拯救我们；有神没有神，我们宁可相信神比不信神要好一些，因为，如果没有神，我们信了神，对我们没有什么坏处，可是如果真的有神我们没有信，我们就无法得救，这是非常不划算的。第三、既然信神比不信神好，那么就产生了我们选择信哪一尊神的问题？从人类历史和各大宗教信仰的影响来说，我们可以把几大宗教信仰进行一个比较，尽管每个宗教信仰都宣称自己是至高的是绝对的真理，我们通过了解历史研读经典会发现一个结论，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是相信上帝耶和华的，伊斯兰教尽管将神称为真主安拉，但其基本上确认了真主安拉与上帝的同一主体性，乃至圣经上的一些先知、使者、圣人比如摩西、耶稣，古兰经上也予以承认尽管其地位略有不同。传统佛教也不否认上帝耶和华的存在，相反其理论上反而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上帝的存在，至于说在哪个层次、居于何种地位则是另一个问题。法轮功也承认存在上帝耶和华。相反，基督教（包口犹太教、天主教）对上述几个宗教信仰以及上述几个宗教信仰之间就没有得到这种确认。那么通过理性的分析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就是，信仰基督教最靠普！以上仅从功利的角度来分析，从超越功利的道德层面上来看，基督教向善的普世价值的信仰情怀，耶稣以爱、以牺牲这种独有的方式而不是以强制暴力或仅仅是功利导向的方式来拯救世人这一点是触动灵魂的，具有无可抗拒的至善、慈悲、爱的感召力量 。当然单凭理性是无法最终解答信仰问题的，理性是有限的，上帝或者说信仰是无限的，神的整全性理性根本无法把握，甚至在终极意义上说人无法也无权识别善、恶。我本人在监禁期间，2015年10月8日的深夜我突然莫名感受到了乐园的存在，原来我是一个墓道友时跟朋友学习了解圣经时朋友谈到了乐园，这一感受绝不是理性上的认识，却可能是在苦难与人生无常中较能体会到的。当然人不承认自己的罪性就无法认识基督，信仰基督需要不断的读经、查经、内省和信解验证，考察世界、感知生命，领悟造物主的意志，这一切会一直在路上！

 

如果说基督教讲大爱、牺牲、因义受难救赎，而佛家讲究苦修大慈大悲觉悟，要历经大苦大难，八风不移，超越尘世放下执着，勇猛精进，佛家也好印度教也好基督教也好，没有大苦大难何来大彻大悟、何来大德大能大慈大悲，它们都是要超越世俗超越生死的，人生的本质是苦的，什么样的苦难、人生磨砺都会随时间流变，人的承受能力也会随着环境的艰难程度而有所增长，有时你可能都意识不到你的承受能力有多大，应对生命的各种考验十分残酷，它的作用或许是让你进一步证信。人的死亡对于本人可能是一种解脱，对于生者则被假象所惑。

 

我常常在想，每个自命不凡的生命都会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希望，曙光即现，变革将至的历史时代，都有上百个理由认为，明天会更好，与其说是一种事实的判断，不如说是一种人性的欲求、盲目乐观的天性，谁都知道历史决定论不一定靠谱，但是人有自欺的本能，从苏格拉底、耶稣到布鲁若、甘地，从杨涟、袁崇焕到谭嗣同、林昭、遇罗克这或许是一种人性的弱点也正是人性光辉之所在，没有大苦大难何来大彻大悟？这到底是一场冒险还是一种救赎呢？先知都是被逼出来的吗？除了环境的逼迫主要是自己逼迫自己，自己选择的结果。而命运永远让人捉摸不透，历史也总会出人意外。人对自己的生无法选择，但是可以对自己的死作出某种选择，就是有时候可能要放下生死，生命的价值似乎存在于某种牺牲之中，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没有觉悟的生命是一种浪费，世俗的人生不值得过，把受难当作一种修行的方式，人做到诚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我们又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这是从我们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来说的，每个人的信仰不同，他们的经历也不同，即便看似相同的经历、相同的信息对于不同的生命则意义完全是不同的。生命是由造物主创造的，但是每一天是由你自己来主宰，你的自由，如果你没有承担人道使命没有突破、没有创造、没有价值，挑战赋予生命的意义，生命就形同死亡了，时间在流逝，一切都在流变当中走向死亡，只有一击猛醒赋予生命的气息才能意识到生命的自由这件事。我确信有一个天梯为人预备着，一切为何发生，都是有安排的，人通过不断提升觉悟，洞彻真理洞彻世间真相，这才是生命的意义本身。

 

 

十二、      后709时代

 

周永康倒台时，中国就已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黑恶势力盘恒在中国权力集团内（周倒台时，国保曾一度不知所措）。这也是专制社会一个必然发生的历史结果。这股黑恶势力主要集中于宣传和政法系统，他们的性质是血债帮（背上了无数历史的罪债）。根本就不是观点的问题，认识上的问题，这些群体大多把自己的财产和亲属转移到西方（他们对美国、西方的态度就像王立军一样）。通常体制内地位越高的人了解的内幕也就越多，他们弃船、留后路移民的倾向也就越明显。他们对这个体制和未来深感不安。跟左派、右派的意识形态无关而主要是过去为了权力、经济利益、既得利益镇压人民、残害百姓打击对立面制造冤狱，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

 

他们总是打着国家的旗号、执政党的旗号，包括什么和谐稳定、什么政治大局、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的旗号，滥施酷刑滥用权力，打压民间正常的声音，他们都是出于自身利益安危的考虑。他们乐见于作恶，体制作恶还是他人做恶或许可以减轻他们内心的罪恶感并带来某种安全感。所谓习见善则安于善，习见恶则安于恶！其实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权力，害怕自己的贪腐、自己的罪行被揭露出来，遭到清算而依附于这个专制体制绑架这个体制。而真正维护社会正义、维护这个国家、心忧家园前途、天下苍生的人恰恰是那些民间的不畏强权、坚持法治、追求民主、坚守正道遭受打压迫害的政治犯、良心犯、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脊梁。

 

由于历史的包袱不断累积，积重难返，维稳系统作为第二政府其权力不断膨胀、维稳成本不断攀升直至吞噬掉整个政权。由于专制体制的原因，需要应对体制内部和民间社会不断增长的权利诉求，因此专制控制体系必须不断得到加强和扩张，而它越得到加强与扩张就越难以控制，不仅始终存在新生的专制权力体系对旧有的权力体系的吞噬与后者的反抗，而且新生权力体系的支撑力量还要不断侵蚀专制统治基本盘官僚权贵阶级的利益尤其是维稳权力体系之外的技术官僚集团。专制统治的方式主要就是通过不断地内外清洗巩固权力。这就势必不断增加专制权力有效统治运行的成本。专制统治要得以延续至少需要维系以下几个方面的平衡，满足各方的利益：一、新生和旧有权力集团之间、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官方和民间之间、专制统治权力核心强力部门维稳系统与职能部门技术官僚集团之间以及强力部门维稳系统内部之间，专制统治的成本无限的增大直至不可承受。历史上所有专制政权最终垮台的原因都是财政负担过重，经济难以为继。内部的斗争无论以反腐之名还是其他，还是外部的变革，财政经济的因素都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维稳体制这种众人皆知的普遍违法、集体违法、长期违法的状态存在，并无法得到纠正，从根本上说，说明当权者内心里已意识到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一个死局，一日政权不经人民选举，公民的权利得不到真切地保障和落实一日就不得不采取这种所谓维稳进行压制，本质上来说就是对人民的镇压。

 

2013年新公民们要求官员财产公示师出有名，当局却大打出手。刚刚制造的冤狱尚未平息，709随即发生。因律师和公民在法律框架内揭露真相对司法冤狱纠正死磕，嗣后官家由庆安枪杀访民起对律师和维权公民开始大肆抓捕，两者都是权力失控的表现。这两件事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清晰明确的信息，就是所谓的依法治国实质上就是依法治民，是以力服人，非心服也，以德服人，心悦诚服的问题。对民间社会，一旦不按法律出牌，不讲游戏规则，一味的严刑峻法，无论对于民间来讲还是官方来讲，大家都进入一种无序状态，谁对下一步将要发生什么都没有一个可以预期的前景。我即使按照现行的法律说话办事，也可能被构陷可以被任意治罪，文字狱也好，扣帽子也好，罗织罪名也好，动则得咎甚至躺着也种枪，自然人人都没有安全感，那就进一步加剧了官民对立，让所有人产生这样一种心理，既然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法无定法，世事无常，我何必还要遵守法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依法治国从此信用扫地、一文不值，法律的预期规范功能以及震慑功能也就随之彻底丧失了。所谓师出无名，法律的失序到底是如何造成的呢？除了上面提到的新公民案、709案还有秦永敏案、广东唐袁王案、刘飞跃、黄琦等NGO的扫荡，还有深圳大抓捕、苏州大抓捕、广东劳工案等等全国各地到处抓人到处维稳镇压，应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不仅跟血债帮有很大关系，也跟新的权贵集团强化极权有关，就是统治集团内部不断地制造事端，将一些民间正常的行为政治化，然后以政权安全、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之名突破法律滥用手中权力将民间的维权人士、律师、异议人士滥抓滥捕滥审滥判。让这个政权从上到下给他们背书，把整个司法系统和政权都绑架起来，造成官民的进一步对立，然后再强化维稳机制、维稳权力，进一步打压民间把整个社会推向动荡，他们更有理由推行他们的维稳政策，最终形成这种循环。谁都知道法治的重要意义，都知道只有真正实行法治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可是权力掌握在贪腐分子、血债帮手里，他们自知作恶多端、罪不容恕惶惶不可终日，因此邪恶无法停止犯罪大行其道！

 

709的发生无疑进一步揭露了这个社会政治的黑暗、法治的虚伪、人性的阴暗、专制的残暴。让人们对于法治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暴虐滥施是专制统治者极度虚弱和恐惧并走向最后疯狂的表现。它还彰显出这样一个道理，没有民主，法律最终只能成为专制统治的手段，这是一个必然的历史结果！因此要实现法治就必得走和平民主的道路！

 

709对消解专制极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它是和平民主意志与暴力专制意志较量的一次隔空对战。专制意志几乎每一个回合都完败。近年来，通过一次一次的维权抗争、事件争鸣、街头运动，进行各种形式的法权斗争就是利用专制之法激发起人们对自然法和普适价值的渴望和诉求，从立法、行政、司法不断消解官僚权贵阶级意志促其分裂，籍助人性良知驯化当权者，并不断坚定公民意志让人们告别恐惧，坚定和平民主的信念。维权运动的本质不是维护现法统而是通过利用现行专制体制的法律体系不断确立和伸张自然正义、自然法的精神，为法治与公正的最终实现奠定基础。 

 

像709事件一样历次的抗争，当局制造的冤狱不仅没有压制住人民的和平民主、正义的诉求和向往，每一次公共事件的发生都毫无例的大大推进了社会启蒙，一次次唤醒起抗争在不断接续和不断扩展，使得专制统治事与愿违。为了言论、思想、信仰、公民各项权利和人的尊严的各种抗争活动，它的意义在于产生一种既成事实，使得专制统治者不得不接受不得不承认一些事实，承认人权至上、和平民主、法治中国的普适价值，并习惯于人们行使权利从不习惯到习惯，成为一种习惯法则，没有抗争就没有自由！和平民主的过程，就是从我们习惯他们，到他们习惯我们，从专制统治者慢慢习惯其权力受到制约、受到监督开始，民间不断顶起人权天花板，从每一个公民习惯参与政治行使权利主动承担责任开始。这一过程知识分子承担着人道使命，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它赋予每个公民更加客观的权利与责任。从近现代政治犯取消死刑这一现象我们可以看出，之所以发生政治犯取消死刑的现象更多的原因不是由于统治者的仁慈而是由于专制统治者出于自身身家安危的考虑，出于他们的恐惧为自己留后路的逻辑。法治何尝不是如此？大家应该清楚这一点，法治对于统治者比对被统治者更重要些。当很多律师被抓后，愚蠢的统治者可能才意识到这一点。争取这个法权并驯化专制统治者放弃邪恶走向文明就是和平民主运动的使命，现实，一次次无情的对愚蠢的专制统治者进行教育，让其意识到人的有限性，专制统治在各个领域的全面失败和彻底失效，如不主动作出抉择则自己的筹码会越来越少终无退身之所，死无葬身之地！

 

709事件的发生就像中国其他所有公共事件一样都指向一个问题，就是专制权力的压迫与民间的反抗。从庆安发生截访铁路警察枪杀徐纯合恶性事件，嗣后有关方面企图包庇掩盖这一恶性杀人案倒行逆施，激起民怨沸腾，原本维权律师、正义公民介入给当局纠正错误依法办事的一次转机但是傲慢的权力渐行渐远。历年来的各种事件，基本都是这样一种局面，民间以理性、和平、法治、文明的方法驯化专制强权而后者则愈发暴力、野蛮、血腥。民间越来越自信，官家越来越恐慌！不过在这些过程中产生了一个既成事实，就是人权律师无论作为个体还是整体上的崛起，人权事业在民间各种力量的抗争努力下得以不断广泛伸张，人权理念也得以进一步的深入和普及。人权事业及人权律师已经日益成为一个无法抹杀的事实。我有至少300位可敬的同行们一直以来在担当着人权律师的历史使命，无论从个案还是人权议题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人权事业执着追求和对人道使命的勇敢担负。当然人权律师不是由谁册封钦定的，每位律师、公民只要愿意都有权在自己内心中将自己定义为人权律师、人权捍卫者抱有人权理想并身体力行。事实上在如今的中华大地上，对人权理想的倾心以及普适价值的向往又何止300、3000、30000？与此同时官方的逼迫以及官民各自的选择决定了民间进一步走向社会运动，政治上的现实诉求已无法回避，后709时代必将走向民间社会的政治组织化、政治运动的历史新阶段。为了回应这一现实需求，在本文发表时，《和平民主100问》业已发表。《和平民主100问》试图系统清算过去一百年来在意识形态方面政治上的各类专制谎言，展望了和平民主的现实前景及路径，梳理出中国社会近百年来尤其近三十年来一条历史主线，在这条历史主线中，清晰展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自始至终都存在的两种意志此消彼长的较量，即自由公民意志与奴役特权意志、和平民主意志与暴力专制意志，这两种意志进行着一次历史性的较量，这一历史性的较量目前正进入最后阶段。即便后专制时代的到来，历史并没有终结，善恶仍将在的不同层次上展开较量，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但我们却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或许人只有在这场考验中才能获得生命的意义。

 

如果我们仅从表面上看，现实中的这个专制力量似乎无所不能，包括西方的政商精英都可能被专制力量一网打尽。西方世界的政客以及社会普通公民为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中国发展所迷惑，缺乏远见与担当。其实中国的人道灾难和集权专制始终是践踏整个人类尊严压低人类文明的根源。如果没有信仰、道德原则和精神力量，人类的尊严与文明将不堪一击，而真正觉醒的民间力量将扮演历史的主角，他们无论打压南方街头运动、新公民运动、人权观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还是709人权律师、异议人士、公民维权领袖、NGO、各类民运人士、劳工运动、退伍兵维权、下岗维权、征地拆迁、司法冤狱、还是宗教信仰人士、访民群体注定将锻造出一批又一批更加成熟、坚韧、强悍的专制政权的反对派力量，无数无比坚韧心怀信仰的成熟独立的公民在中华大地上站出来，这个力量从各处崛起，最终汇聚成一股滚滚而来的历史洪流将专制政权彻底埋葬。没有黑暗就没有光明，在两种意志的较量中即和平民主意志与暴力专制意志，自由公民意志与奴役特权意志的较量中，中国将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民主变革的壮丽景象。

 

从专制极权走向宪政民主的困境在于，宪政民主社会立基于个体主义本位，无论是作为积极追求者、构建者还是将来作为这一社会的一份子都不可能由一类没有个性的非自由主义、非个体本位者塑造与承担。一个一个独立的公民，谁也不会服从谁，谁也不买谁的帐，大家只是理性的合作者。多元化的社会没有统一性和一统性的关系，它们往往是相互独立、分隔的。而在实现现代社会转型建立宪政民主的过程中，一个个个体主义者它的对立面恰恰是一个由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政治集团、强大组织、利益集团联系起来的主体，其在意识形态思想方面达到一定的统一、严密的组织上的统一还有利益上的某种联系与统一或兼而有之，是具有一定统一性的专制主义力量。这就势必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宪政民主的力量对专制强权的力量其实质就是个体对集体、个人对整个政权、国家机器或者一个武装到牙齿的组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并且毫无疑问这种局面将长期存续，那么个体如何能够对抗一个强大的政权、集体、组织、政治集团呢？

 

这个看似无解的挑战其真相却是，在世俗社会中，没有任何组织比个体更强大、更有力量。当然这一个体必须是觉醒了的有着坚定信仰的个体。无论一个国家还是政党、政治集团都不是个体的对手，都无法改变个体的信仰。一个暴虐的专制政权可以消灭一个个体却始终无法战胜他。只要个体足够坚定，他可以战胜一个时代、整个世界！如果一个社会中有足够多的这样的个体，这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就会随之改变。少数人创造历史，一个社会当中只要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极少数这样的个体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真正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其坚强的意志就足以带来这种改变，并带动更多的人站立起来。当一个社会中有一部分人意识到个体是不可战胜的，比如谭嗣同、甘地、曼德拉、金大中，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不可战胜个体时，那么这个社会就必然要发生改变。与此同时，专制政权由于自身不断腐败堕落，其溃败瓦解将不可避免。对于觉悟了的个体来说，这正是不可胜在我，可胜在敌。当有更多的个体生命愿意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克服人性的弱点，愿意面对异常艰苦的生命磨难，不甘平庸的活着，而这个时候，他们作为生命的强者和命运的主宰一定是内心充满光明的，在内具有向善的普适价值情怀，受到至善、爱与慈悲的感召，对外秉持对世界的和平、坚忍、宽容与爱的担负，宽宥那些作恶者、爱他的仇敌抵抗不义坚守正道乃至牺牲救世！那些真正的强者对专制统治者必然也内心充满了怜悯与同情将其作为弱者来对待，即便对于一些暴戾者也不轻易放弃某种救赎的人道使命。回顾古今中外的历史，从未发生过强权战胜过个体的先例，中华大地上从谭嗣同、徐锡麟、秋瑾、遇罗克、林昭、张志新、李旺阳、彭明、刘晓波到秦永敏、王炳章、胡石根、郭飞雄、刘贤斌、杨天水、魏京生、高智晟等等还有千千万万执守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信众，无论暴力专制如何暴虐何尝战胜过任何一个向往自由坚守正道的灵魂？由此我们知道，在这片土地我们从来不缺乏具有道义力量和道义勇气的生命个体。今天的中国，人民日益普遍觉醒起来，已经具有足够多的这样的个体和群体力量，法轮功群体、维权公民们、64一代、新公民们、非暴力不合作推动者、709的律师和公民们、那些默默无闻的政治反对派异见人士、在各个领域进行着全面的抗争。一个全民抗争、全面政治运动的大时代已经到来，变革之势势不可挡！

 

另一方面，就像维权运动一样，民间的联合对整个国家机器看上去似乎很无力，但是国家机器背后也是人，国家机器无意识，从长期来看专制统治的意志是难以接续的，是不断分化各自为战的。尽管民间的各个主张、各个势力不尽相同甚至有着某种分歧，但是对宪政民主的诉求大方向是一致的，而和平民主的意志不断得到加强与聚合，这就为专制权力瓦解之后的社会重建奠定了基础。武装到牙齿的专制国家机器，拥有六张网看似无孔不入的魔抓，掌握着巨大的资源，甚至还有看似强大无比的军队与核武器，何以必败？因为人的因素，人心向背决定了这一切。专制统治从经济利益层面上来看，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害不得利益（少数人的所谓受益也是不可靠的），生利者寡食利者众，而极少数得利者又不平衡貌合神离，自知其权力利益没有任何合法性、正当性。它的责任、权力不匹配不对应，缺乏一个维系下去的机制，内部的投入与收益不公，导致投机现象普遍长期存在，只有短期行为、短期政策没有长远的绸缪，专制统治缺乏长久的动力，党天下相较于家天下则无法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时常发生分裂与逃逸。与此同时，下面通过事件的发生发展来绑架上面，上面的错误政策让下面背书执行来绑架下面。专制社会是一个互相绑架和互害的模式，709事件的发生充分的展示了这一点，从事件发生，让各地公安抓人，到媒体舆论审判制造冤狱、放大其影响把境外因素与内部结合起来，酷刑逼迫以及利用家属相要挟不择手段制造民间的恐惧无所不用其极。

 

中国近70年的历史从血色政治、血色经济（以革命之名直接抢劫杀戮、镇压剥夺）到改开之后的黑色政治、黑色经济既权贵资本主义通过维稳体系来维护权贵特权既得利益应该是一次反动势力的历史性进步，就是从革命乌托邦极权专制主义走向和平专制维稳专制主义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每一点尊严的获得和人权的改善都并非专制统治者的恩赐，都是在专制统治者严酷镇压下靠人民的觉醒尤其靠那些高尚的灵魂先行者们的一次一次行动、抗争与牺牲换来的。今天，维稳专制政局的进一步失序、失控，说明其已走入败亡的最后阶段。

 

 

十三、      谁也逃不过历史的审判！

 

709案的发生，我和我的同仁们被抓起来，客观上产生了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我们有条件通过亲身的体验把酷刑以及这个专制政权中最隐秘、最黑暗、最邪恶的方面、严重侵犯人权的罪恶逐步揭示出来，这是十分有利于人权与法治方面得到改变的一次难得的机会。打破恐惧，打破陈规陋矩，这方面是那些体制内的贪官们无法应对的，一般刑事犯也没有这个资源、能力和话语权，我们责无旁贷。现在我更多的是做一个历史的记录者，我认为，我们每一个709的律师和公民都应努力承担起这份责任来，以此不负天下人的厚爱。我们这些律师和公民通过709的熬炼有了更多的选择，可以成为一个记者、一个作家、一个人权活动者、一个社会活动者等等，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好事。

 

维权者联合起来，不仅在个案中，个体权利诉求上无法解决问题时我们要想清楚中国现实中的普遍诉求，这就是民权，首先民权诉求的主要对手是谁？其实就是官僚权贵既得利益集团。那么这个思路用在整个维权运动中，用在和平民主运动中都是有效的，而对手都只是一个个具体的权贵个人而不是集体，不是一个什么党什么派，其实什么党什么派早已死亡了。在他们当中大多数只是旁观者，我们主要是针对作恶者，用我们的理性和诚意驯化人们的理性。对于专制统治集团的罪恶，对人民欠债的人我们甚至只针对欠下重债的人，大多数被绑架者要想办法把他们择出来并且要想办法让他们清楚这一点，只有极少数作恶犯罪者将遭到审判和清算，凡是行善者哪怕昨天还在作恶，事后弥补，弃恶从善，不作恶保持中立者，只要有历史的记录都需要甄别界定做到最大的谅解宽宥。

 

而在官方则演绎着另一部历史，维稳体制的代表如傅先生本来是借助08年奥运会强化维稳体制立功上位的，08年注定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起点，他们强化维稳体制的表现客观上却是体制内权贵们的现实需要，而维稳体制眼前给了权贵们某种安全感，他们自此更加肆无忌惮的疯狂掠夺与压迫，与此同同时，由于当权者的恐惧，下面的人进一步放大这一恐惧，当权者不了解真实情况被误导而通过制造问题、放大问题，血债帮就是如此一步一步获得整个体制背书。其实当权者不明白满脑子斗争哲学，成王败寇你死我活的历史经验逻辑，不懂得民主政治进之在朝退之在野的规则，只知道一味镇压维稳。维稳体制由于它的违法性质，从长远来看，权贵特权阶层无异于把自己装进笼子里。这些无恶不作巧取豪夺的既得利益集团，由于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意图通过维稳体制来保障他们的安危及利益，可是没有民主人权与法治，他们的命运终究也受制于人被时时操控。因此，为何各种名义的实名制、对公民非法监视、监听、六张网大行其道，维稳机制不断加强的内在逻辑，有了以上的背景介绍，大家可想而知，血债帮欲借709等事件进一步和光同尘转移焦点掩盖罪恶的目的显而易见，与此同时，无论宣传口、政法口各强势部门以及体制内的保守势力既得利益血债帮各怀鬼胎，客观上也需要籍此扩大自己的控制权、话语权等权势，掩盖各自的罪恶、历史债务以保障自身安危。

 

在专制社会里，不断的权力之争、新主与旧主之争，新旧既得利益集团互相倾扎你死我活，一个个政治漩涡，明枪暗箭，不得不被裹挟着作恶，傅等人的下场谁也无法预料。但是没有人是无辜的，也没有人可以侥幸。在内心里，我很同情像傅先生一样的人，他们又何尝不是专制极权的最大受害者？他们也有妻儿老小，在造物主面前，他们都不过是可怜的孩子，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条件下的悲剧性角色。大家都感受得到，其实当曹顺利失去生命时，傅先生也是恐慌和后悔的。重要的是这些极少数的血债帮，自己要知道从今日起开始归正自己，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哪怕一点一滴的善念善行，积功累德都会记录在历史上，记录在生命中，将功补过未为晚矣！自今日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尽一己之力促进减少人道灾难增进人类文明福祉，以最大的善意和爱对世对人，何患得失？尽管傅先生们给我和我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是从我个人来说，我愿意原谅他，他也有家庭，有老人妻小，只要他能够自我醒悟从此不做恶并且能够积极行善积德，我想应该人与人之间本着互谅互让与人为善的态度相待，有些历史原因和专制制度的原因造成了今天这种局面，专制权力是一切灾祸的总根源，包括专制统治者在内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傅先生们在过去的岁月里一直活得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如果人生能够重新选择，可以确信，傅先生、王立军们乃至周永康都会有不同的选择，谁会愿意踏上一条不归路呢？好在，我认为，傅先生们或许还有机会，迷而知返，失道不远，过而能改，谓之不过，知过能改，善莫大焉！但愿他们在最后时刻能有一个明智的选择，都有一个好的未来！

 

从看守所出来后我像许多人一样发现了一个热点话题就是郭文贵报料。历史发展到今天，无论郭文贵先生是否报料，只要有点常识和逻辑能力的人就可以判断出如下事实即第一、中共几代高层权贵集团几乎将这个政权整个中国当作巧取豪夺的工具进行着一场场分赃的盛宴，不管是腐败者还是反腐者盖难幸免。这些专制权贵集团将至少几十万亿乃至上百万亿民脂民膏、天量财富转移到海外（其中包括全民以及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环境的过度开发、透支与变卖），转移到包括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澳洲、中东、日本、韩国、开曼群岛、巴拿马、拉美、非洲、香港、瑞士、英国等欧洲国家以及世界各地的帐号，并在海外购置大量资产。第二、这些被权贵既得利益集团搜刮的民脂民膏又有相当数量以各种基金、各种商业组织乃至公益慈善组织的名义返回国内参与新一轮的巧取豪夺、权贵盛宴！第三、他们的亲属子女大都移民海外或者具有双重国籍或者隐匿身份、具有多重身份，同时，这些窃国大盗们均不同程度的利用金钱、地位包二奶、养小三、生活糜烂堕落，有私生子女的不在少数。由于中共专制集团本质上是个分赃犯罪集团，他们必然会走到今天的地步。无论中共的情报系统、统战系统、安全系统、宣传系统、警察系统、纪检系统以及司法系统、军队系统几乎无一不走向黑恶化，无一不参与到巧取豪夺、对人民疯狂的掠夺与犯罪。正因为这个原因专制集团才要千方百计地封网抓人害怕人民知道真相，不断建立和强化维稳体制构建六张网，对人民严酷防范、镇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对外转移财产因分赃不均而相互撕咬导致局面失控弃船而逃的现象，他们对人民发动了一场全面的超限战争，而人民需要尽快觉醒起来、行动起来！

 

在异议人士李旺阳、曹顺利、彭明遇害之后，刘晓波被癌症身故这一事件的恶劣程度不亚于朝鲜对美大学生奥托的虐杀。著名异议人士杨天水在坐牢期间也被宣布查出脑癌……在专制社会里每天不知会发生多少罪恶？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环境，专制权力受到舆论以及体制内外各种政治力量的制约，过去完全封闭的专制环境下，曾制造出和平时期3700万人口因饥荒丧生、异子相食的人间惨剧。专制制度对人心灵、人性的腐蚀毒害、对人基本理智的伤害以及对人格的扭曲和分裂往往是超乎想象的。例如毛泽东作为一个独裁者，晚年在享受山呼万岁的同时却众叛亲离，连最亲密的战友都反戈一击欲除之而后快，晚景凄凉。他一生自负于驾驭人性，可终竟被人性戏耍。他在人生的最后岁月里手无缚鸡之力、中风后脚无法走路、嘴无法说话、眼睛看不清东西只剩下一口气时都不敢稍稍放松权力，其内心的恐惧与绝望可想而知。一个欲挥舞世界的大人物最终竟然连自己的四肢都无法支配，这是何等的悲哀，岂非上帝的诅咒？

 

面对罄竹难书的罪恶，谁也逃不过历史的审判！只有懂得妥协才有出路，妥协是民主的制胜法宝。当权者、强权方面的妥协无疑能够大大降低民主的成本，只要有一次妥协，就可以成就民主事业。大家只有超越个人、党派、阶级的局限立场以天下苍生为念担当人道使命，我们的家园就会有一个光明的前景！

 

当权者看到的危机可能更深刻、更广泛、更全面。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已全面迸发，可是醒悟的程度却往往赶不上形势的发展，用不了多久人们就可以看到，今天不是专制集团、旧势力如何垮台的问题，而是新社会、新秩序如何构建的问题。一个社会的自治能力、自愈力正面临严峻考验，这正是当前和平民主的历史任务。体制内无论处于什么样的角色，即便是当局在国内、国际安插的卧底眼线，混迹于维权公民、民主阵营，都不足为虑。只要能够看到大势所趋懂得顺势而动知晓善恶，即使昨天作恶只要从今日起积累善意、积功磊德，一定会对将来有所裨益。在民间方面，和平民主意志就像滴水石穿，终将击穿一切阻挡势力！而庶民的胜利则要以最大的慈悲彼此相待，坚持理性的立场走和平民主的道路，才能最大程度的形成变革的共识完成历史使命！

 

 

十四、      最后的出路—爱你的敌人！

 

近2000年前，耶稣面对世间的苦难与不公曾对世人说，爱你的敌人！善待恨你们的人；诅咒你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的要为他祷告；想别人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待别人。最终耶稣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殉道、献祭、救赎。“爱你的敌人！”由此我们知道，惟有如耶稣般的牺牲和大爱，人类方能得救！而过去十八年间，我们的同胞中有一个群体，正如耶稣那样受难牺牲，正如耶稣般那样用大爱唤醒世人。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在过去十八年间遭受了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镇压与迫害，他们被诬蔑为自杀、邪教、异端、参与政治、天安门自焚（央视一手炮制的虚假新闻）。因此被制定了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的法西斯政策。他们动辄就被判刑、劳教、酷刑，更有甚者遭到活摘器官惨绝人寰的对待，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家破人亡？但是那一个个不屈的灵魂，有多少人为了坚守善的立场失去生命。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诠释着真、善忍的信仰。众所周知，他们因坚持真善忍这一普适价值的信仰多年遭遇的不公与迫害导致个人及家庭的极端困境时仍然坚忍顽强，并且他们始终有一个最基本的底线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面对如此大的劫难与不公，法轮功信众从来没有采取过任何不适当的行为，比如因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报复社会破坏社会秩序、采用暴力等手段对抗政府进行过激违法犯罪行为等现象，他们还愿意找律师辩护，对司法机关、人民法院还寄予了希望和信赖、对法律还有着某种信任对人性和良知也有期待。我们应该注意到，近年来全国各地暴力恶性事件逐年增多，而与此相反的是：尽管由于个别当权者的错误，自1999年以来全国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遭受了人类有史以来极为罕见的残酷迫害与镇压，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流离失所，但他们对这种不公与残忍仍然能够以和平、理性、忍让、克制的态度回应之，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依靠对信念的执守，相信善的力量，可歌可泣的和平申冤与抗争，向世人讲清真相，告诉不明真相的人们，法轮功不是邪教组织，法轮功学员是好人，法轮功是被人诬蔑的。即使承受着自己、亲人和同胞们被多次制造冤狱、亲人同胞们被迫害致死、致残乃至被活摘器官等种种难以想象的苦痛磨难，承受着生离死别、千古奇冤，但仍然坚守信仰、相信正义必胜，从来没有以暴易暴以怨报怨，全国没有发生过一起法轮功学员因遭受迫害与不公而采用暴力或非法手段鸣冤雪耻的事件，这是一种怎样的舍身救世精神，这是一种怎样的大慈大悲情怀？法轮功在一场空前的异常惨烈的镇压迫害下仅仅依靠执守真善忍信仰，不仅没有被消灭限制反而成为当今世界遍地开花处处洪传的世界性宗教信仰。法轮功的坚忍与牺牲，他们以及整个中国大地上的生命经历的这一场异常残酷的浩劫结局将会如何？过去近20年的这一切为何发生？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这一切到底赋予我们什么启示？一定会有一个历史性的结论和真相等着我们！

 

人的出路一定跟信仰有某种联系。我觉得我也有必要把我对一件事的想法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关法轮功冤狱的思考。我出来后，看到２０１７年两高对于法轮功出台了一个新的解释，这个解释与１９９９年及２００１年的解释相比，大大提高了抓捕处罚法轮功的门槛至少设定了三四个条件，如果把它们叠加到一起，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我分析这个解释即代表了最高院周强院长、最高检曹建明检察长的个人倾向（两人都有法律背景），而且一定也是习阵营（包括其智囊团）的意志，这显然是在与历史债务做切割的信号，不管其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还是出于认识上的原因。即使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前途这种切割看来也是完全必要的。这个文件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其精神实质就是：停止迫害！包括很多律师同行可能还没意识到这一点。习当局尽管意图切割历史包袱停止镇压，或许他们也深深知道，过去十几年间已有千千万万的体制内官员、公检法干警背上了历史债务制造了千千万万的信仰冤狱，导致了一场空前的人道灾难，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妻离子散，整个警察系统和司法系统为法轮功冤狱背书被这个历史错误所绑架，因此积重难返，实难回头，我也曾经于2012年前后公开发表过《法轮功冤狱不平，国难未已！》的呼吁，当局患得患失缺乏公开宣布停止迫害的道义勇气。吊诡的是本来当局的意思很明确已发生转向欲停止迫害，可是自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上半年以来，对法轮功新一轮的打压迫害又在全国范围展开，又有大批法轮功修炼者遭遇抓捕、审判，这充分说明，或者司法系统、行政系统已经失控，血债帮对司法、宣传、党务的绑架得以延续，让后者背上债务，或者是习当局情愿被绑架。不过无论如何无辜的百姓都不能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这是最令人忧心的，因为在专制社会，一切都可以成为手段，专制统治者往往具有难以逆转的反人类的思维。而在现实社会我们也都知道，法轮功冤狱不平，国难未已！他们要消灭良善，这一场史无前例的人道灾难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现在每个人对这件事都到了公开立场的时候了！与此同时，这个体制里的任何当权者现在必须在政治上做出抉择，为促进释放所有政治犯、良心犯做出努力，只有释放所有政治犯良心犯爱你的敌人开启和平民主之路才是唯一也是最后的出路！ 我们应该学习耶稣的大爱牺牲精神，爱你的敌人，仇恨只能毁灭人性毒害我们的良知，由此开始我们以爱化解恨超越各自的局限克服人性的弱点，共同摆脱奴役，携手奔向自由，走和平民主的道路，一起担当人道使命！

 

在本文即将完成时屠夫吴淦、王全璋、江天勇还在面临非法审判。江天勇为了营救大家，为义受难！出来后看到人们为他在网上广泛传播着圣经上一句广为人知的箴言：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他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使他困顿于荆棘！这句话其实也广泛适用所有尚在监狱中的政治犯、良心犯，千千万万的热血同胞们还在为义受难、为世人受难。709还有李燕军、王芳、尹旭安或判或情况不明，此前遭到重判的胡石根以及周世锋，他们才是民族的脊梁、时代的英雄，是他们为义牺牲，撑起了一个最黑暗专制社会的人道尊严，担负了和平民主的历史使命！过去五年中又有千百的良心犯、政治犯、信仰犯走进了监狱，过去三十年乃至近七十年间，在这片专制黑暗的土地上人民尽管遭受了亘古未有的暴虐与残害，但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却也从未一天停止过抵抗暴政，千千万万不屈的灵魂前扑后继，有人苟活有人牺牲！后继者越来越多的公民觉醒了，那么抗争仍将接续。隋牧清律师说的好，这不是抗争的结束，新的抗争正在开始！仅以此文向那些高贵的灵魂，为自由、尊严、人权奉献热血热情，为着坚守人道追求真、善、美、爱不畏艰险牺牲救世的生命致敬，良心不死，正义必胜！

 

 

 

 

 

 

 

附旧文：

 

宪政第一诉十周年纪事

 

    十年前的北京，这个季节亦是北风尽吹，万木萧疏。当时，一方面人们对胡温履新、胡温新政翘首以盼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则是死死的“垂枪听政”的政治局面，整个政治局面和政治氛围给人一种晦暗诡秘的不祥之感。一方面，江 泽 民虽在十六大后从党政位置上退下，却公然违背宪法、民意对军权仍然死死抓住不放。其时江系势力遍布朝野，只要他出来随便发个声搞个动作，朝野上下就会为之一震。多年来，“三个代表”宣讲铺天盖地，让人睁不开眼。据说连村委会大队干部这个层级为学三个代表都喝醉了好几个回合。另一方面在施政领域，胡温他们履新之初谨小慎微、如履薄冰，似乎动辄得咎，江先生仍旧按其既定方案行事，当时的政治形势极有可能走向谮主政治。中国社会刚刚经历邓氏十几年的谮主政治，难道还要再经历一次谮主政治时期吗？我的同胞们，向来习惯于接受既成事实，后来发生的一切事实证明，政治局势也的确是明枪暗箭，两个司令部缠斗不休。机会主义在政治领域愈加蔓延充斥，权贵阶层之腐败恶劣更加肆无忌惮，罔顾民间疾苦、无视人民死活，这种局面的深重发展将本已病入膏肓的中国政局推向愈加混乱的境地。

 

    自2003年11月28日起，我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先后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院、最高人民法院起诉时任国家军委主席的江 泽 民先生（其时，江先生已主政中国近14年，担任军委主席已超过两届达13年）。要求人民法院依照宪法赋予的独立司法权，裁决其辞去国家军委主席职务，与此同时我还向当时的全国人大提出了罢免议案。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把一切问题利益纠纷、政治纷争都法律化，政治问题法律化，让人们树立法律信念。这件事，后来在各方的博弈之下直到2005年，以江辞去国家军委主席一职而落下帷幕（宪政第一诉详情请见：《宪政第一诉纪事（一）》宪政第一诉七周年纪事）。当年在提出宪政第一诉的过程中，至少有以下人士可作历史见证人：娄玉玲，北京市一中院立案庭法官；王法官，北京市一中院立案庭法官；徐法官（庭长），北京市一中院立案庭法官；何广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立案接待室法官。宪政第一诉起诉状内容如下：

 

 

                         起 诉 状

 

原告： 谢燕益 男 28岁 汉族 住址：河北高碑店中铁建材厂家属院  

 

被告： 江 泽 民 男 77岁 汉族 住址：不祥 工作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 

 

诉由：因被告违反宪法以及民法通则而损害原告的公民权利及其他权利的纠纷。

  

诉讼请求：

 

一、 责令被告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二、 向包括原告在内的全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赔礼道歉。

三、 主动消除因其继续担任该职务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   

 

事实和理由：

 

    2003年3月5日至3月18日，被告利用其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和影响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采用等额选举的方式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使海内外中华儿女敢怒而不敢言，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程。被告的这一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之规定以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非政治私有）之规定，严重侵害了原告以及全国人民的公民权利，故请求判令其辞去军委主席职务并向全国人民赔礼道歉，尽一切可能挽回政治影响，恢复应有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氛围。与此同时，其行为还因违反民法通则之基本原则即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构成侵权行为使原告及全国人民在政治、经济、人格权上等各方面受到不可估量且难以弥补之损失。请求人民法院依照宪法赋予的独立司法权公正裁决，以保障人民权益、弘扬法制精神、教育全国人民，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

    

此致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谢燕益

   

         2003年11月28日 

 

 

    今天看来，正当执政党执政合法性资源加速流失之时，江氏“垂枪听政”的这一举动无疑给执政党重重一击。执政党本需不遗余力开辟自己的合法性资源加强执政合法性基础，完成由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换。从历史及现实来看，要做到这一点也绝非没有可能。尽管民间反对力量消弱其执政合法性、揭露动摇统治正当性的意志从未消退，但民间在野力量短时间内改变、挑战执政党的现实地位显然不可能。统治根基、权力本身始终需要正当性、合法性、民意支撑，当权者无视民意自欺欺人，任何谮越行为都将付出代价并带来严重后果。权力这幅毒药极易导致利令智昏，历史上从来不乏其人。宪政第一诉三年后，我在互联网发表《当官僚成为一个阶级》，四年后拙作《和平民主运动研究》发表。在《和平民主运动研究》一文中笔者指出，和平民主运动归根到底就是两种意志的较量，和平民主意志与暴力专制意志，自由公民意志与奴役特权意志，我们的前途、国家的前景取决于这一意志较量的结果。如果我们是一个有历史感的人，每个人书写好自己的历史，把我们每个人的历史汇聚起来，就构成一部共同的历史。要创造与改变历史就从每一个个体的历史开始。作为一个共同体，什么构成一个国家？一些价值观、一些文化精神、信仰共识才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个人是渺小的，个人生命的历史题材正在历史主流当中，和平民主这一历史的滚滚洪流正汇聚起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每一个个体的意志。这种意志的伸张，尽管我们将面临的可能是同一场战斗 ，但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在各自的战场独自作战。一场意志的较量将贯穿于极权解体的始终，我们更坚定一些对手就会进一步瓦解，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就将取得意想不到的战果。我们历史的地位与尊严是由我们自己的选择决定的，我们意志的伸张与表达，在两种意志的较量过程中知所进退懂得妥协，在尽量降低我方成本的同时尽量增大对方的成本让其付出较大的代价，如此发展下去，我们必然有一个可以期待的前景！ 就像我们在每一个个案中表现的那样，在人生的每一种场合，不是不可以妥协，但不放过每一个机会去瓦解人治意识肃清专制奴性的遗毒，不求近效，铢积寸磊。假如我们知行合一持之以恒，何愁专制牢笼不破，独裁心魔不胜。无论是个体行为还是集体行动，只要有利于瓦解动摇专制统治意志我们都不吝去做。自己的历史由自己书写，在这场意志较量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推助其实现 ，自由公民之意志对奴役特权之意志；和平民主之意志对暴力专制之意志，公民之意志必胜！和平民主之意志必胜！

 

    意志决定论不时需要我们对意志本身进行剖析判断。民主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广泛而具体的责任。在一个现代社会里，不管在何种环境下，我们面对的谮越、滥权渎职情景即便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毫无疑问谮越与滥权渎职都只是个人意志、个人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我们的对手从来都是个人、集团而不是国家本身。我们不可能跟一个国家进行战斗。假如每一位公民都能对国家的正当意志理直气壮起来，不管是谁，不管他以任何名义在国家意志中塞进私货，甚至试图包藏掩盖，公民们都可以用各自的方式、具体的行动说不。由于现代国家早已终结了“朕即国家”的历史，按照宪法我们知道，国家意志肯定不是个人意志，国家的正当意志，即便在一个民主政体内也不可避免会出现个人意志假国家之名的滥权渎职行为、谮越行为会时有发生。在国家意志的前进道路上，遇到路障时就把它搬开。国家的正当意志，当事方都较容易判断，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事方对损害自己权益的非法意志、不正当意志往往进行顽强抗争，与此同时，当权者对自己利用权力、国家机器达到私利的情形往往也心知肚明，历史上谮越者千方百计掩盖事实、害怕真相！

 

    国家意志及其行为的合法性要求，掌握这一标准对历史和现实均容易作出判断。希特勒、斯大林即使显赫一时不可一世，显然其个人意志、集团意志与国家意志泾渭分明。个人或集团谮越国家意志时有发生，乌合之众无论个体还是集体的躁动狂欢绝不是国家意志；对恶行或助纣为虐听之任之也绝不是国家意志。而不作恶，坚守天理、良知、国法底线进而奋起抗争可能更符合一个国家的正当意志。而今中国，不管任何人其地位多高、权力多大，其行事，何谓国家意志？何谓个人意志？完全可以在宪法、法律上得到结论，完全可以用自然法、普适价值加以衡量，天理、国法、公道、人心并行不悖！ 中国的宪政民主前景是一个自然发生的结果也是和平民主运动意志历史作用的结果，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意志的存在，意志较量的决定作用，和平民主之前景则愈加光明！过去这十年是和平民主意志、自由公民意志崛起壮大的十年，过去十年也是暴力专制、特权意志日益消解的十年。合法意志与非法意志的较量无时无刻不存在！2003年我们做了什么？2013年，历史又将如何?十年回首，一条历史的主线其实早就呈现在眼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党法（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党法（草案）公民建议书

全国人大常委会并吴邦国委员长：

本人谢燕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向贵委提出如下立法建议供参考，欢迎不吝批评指正！

       

谢燕益

2010-8-25

 

通讯地址：北京市密云县檀州大厦310室 PC:101500；

座机：010—69085033；

手机：13121117524； E-mail:okokyea@gmail.com；

推特：okokyea； Skype:okokyea2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党法（草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结社自由、规范政党活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政治文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公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自由组建政党，行使公民权利、承担公民责任、参加国家生活，以和平民主的方式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体现国家主权。

第三条 政党活动应遵守宪法、法律，维护社会稳定有序。一切政党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任何政党不得建立武装、不得在国家生活中利用或鼓吹暴力、不得煽动分裂国家、不得煽动暴力对抗政府颠覆政权、不得煽动民族仇恨、种族歧视。

第四条 政党通过选举或其他民主方式协助公民形成、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政治意愿。

第五条 政府应依法保障政党活动，对合法政党活动，不得采取任何干涉、歧视、限制性政策措施。

第二章 政党的组建、活动和终止

    第六条 任何三名以上（包括本数）具有选举权的公民均可成立政党，组建政党需要召开成立大会，通过党章，选举领导机构。

第七条 政党成立时应以书面形式向国家民政机关登记备案。登记的内容包括：名称、标识、住所、宗旨、组织活动规程、吸收及终止党员资格的程序、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政党终止活动的程序。国家民政机关对符合上述条件的登记申请应于15个工作日内予以登记并核发登记证明文件发布公告。政党自登记之日起具有社团法人资格。

国家民政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予登记或驳回政党申请的，政党申请人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八条 政党以自筹收入组织活动。政党可以接受社会捐赠，可以组织募款活动，但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利用政党盈利、转移资产、规避法律。

第九条 政党不得在国家机关中建立组织、不得干扰其日常生活和工作。

第十条 政党在下列情况下终止活动：

1、政党合并、重组、分立；

2、根据党章自行解散；

3、因违反宪法、法律被依法取缔。

第三章 法律责任

    第十一条 政党申请人认为国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登记备案责任的，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人民政府举报或者直接向司法机关提出控告。收到举报、控告的机关应当予以调查处理。

政党申请人、政党组织认为国家工作人员违法干预政党登记或政党合法活动的，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人民政府举报或者直接向司法机关提出控告。收到举报、控告的机关应当予以调查处理，认为情节严重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之规定处理。

政党申请人、政党组织认为国家机关在涉及政党活动的工作中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根据实际损失申请国家赔偿。

第十二条 政党组织及其成员违反宪法、法律规定开展活动的，情节轻微的由国家民政机关处以警告、罚款、暂停三个月至一年活动的处罚。情节严重的由民政机关撤销政党登记，责令终止政党活动，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政党组织及其成员对国家民政机关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附则

 

第十二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注：本立法建议书已于2010年8月25日用挂号信发往北京市西郊民巷23号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并发往全国人大电子信箱：icc@npc.gov.cn

 

 

和平民主运动研究（四）

 

中国民主化进程，尽管纷繁复杂，却仍有规律可循，有历史的线索。客观看待社会变革、历史演进，就不难发现，中国民主化的前景是完全可以乐观的。因为少数人决定了这一点，其实只是少数人做出改变做出选择的问题。少数人决定历史、改变历史与沉默的大多数是一个历史真相。少数人的觉醒与行动正是希望之所在，天下事，图难于其易，一部分精英团结起来就足以改变历史。从精英共和到大众民主是民主化演进的必然规律，和平民主运动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精英共和这一必经历史阶段是走向比较完善的宪政民主的开端，从精英的竞逐到精英共识的形成，精英承担着不可懈怠的历史使命，贯彻历史意志。讲精英的历史作用并非否定广泛参与的民主运动或公民运动恰恰是其必然后果，精英们正是从不分地位、不分阶级、不分体制内外、不分族群的普罗大众中走来。精英即有见识、有品格、有担当者。对事物、社会、历史有深刻理解力、洞察力。大潮迭涌、风云际会一批先进的行动者、思考者坚持真诚、独立、理性的人本主义立场，勇担人道使命。

 

    和平民主事业与其说取决于专制集权的崩溃瓦解毋宁说更决定于和平民主力量构建一个新社会的能力，能否承载一个除旧布新社会蜕变的艰巨任务，能否迅速形成新的主导力量建构政治权力和社会能力。成熟、理性有力量的推进宪政民主、公民自治的事业。民主、民主就是以公民为主体，建立权责相对应的全新社会。总结历史并写就一部去伪存真的新历史。本文从谎言盛世经济灾难中走向新生、精英共和的两个对手、和平民主运动的全球化问题三个方面阐明和平民主运动在变局中的基本观点。

 

 

一、从谎言盛世、经济灾难走向新生

 

   众所周知，我们的经济到底靠什么？房地产这个支柱已开始垮塌。房地产远远供大于求后，整个产业链所有领域都将难以为继，岂止63个行业，它几乎影响到所有方面，所有服务业、工业企业。除了资源没有任何不可替代产品的外贸出口在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国际市场需求不足情形下陷于停滞。而过去二十年对盖房子、搞基建的路径依赖，由于制度原因造成的关系经济、腐败经济模式致使整个社会养成的惰性与腐败，生利者寡食利者众，扼杀了这个社会的所有创造力与生机，官僚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吞噬掉一切可能。大家也都不难了解就像谎言的不断堆积，人民币价格由房地产支撑，反过来超发人民币再支撑房价，房地产这个超发货币蓄水池已到达极限。以房地产为道具花样翻新的种种信用透支工具早已穷途末路。即便政府严格管控乃至采取政府定价，游戏还是难以维系。诺大一个国家，从腐败臃肿的政府效率上看，没有房地产、不继续超发货币，国计民生和社会正常运转都成问题。长期以来，对10数亿奴隶的强迫交易及廉价资源支撑的国家信用，当资源枯竭耗尽部分奴隶开始讲条件时，与人民利益往往相悖的国家信用开始摇摇欲坠。国债、保险、地方债、社保、证券、股市、基金、银行等等信用都不被认同甚至濒临破产，此时所有商业信用、银行信用一起堆积到国家信用之上。国内外难免会一起选择逃离风险，货币大幅贬值就无可避免。

 

经济的起落，GDP放缓甚至负增长，房价涨落原本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专制权力的合法性因素及内心虚弱加上谎言机器的推波助澜，人们被供养起来的贪婪、疯狂与愚蠢尤其官僚权贵欲壑难填都无法正视这一现实。再开明的专制当权者也难以HOLd住超发货币的冲动。这趟高速的经济列车被绑架的整个社会在全民狂欢和最后的盛宴面前，没有谁甘冒风险，对目前的经济叫停进行休克疗法。明明终结这场谎言、邪恶、愚蠢的经济对人类社会善莫大焉却不得不火上浇油！不难预见，为期不远，要么经济全面衰退经济恶化预期悲观；要么再打一支货币鸡血，在最后的盛宴狂欢中全民再遭一回洗劫。不管这场游戏苟延残喘还是全面崩溃，都无法改变邪恶经济的性质。中国社会的一种恶的需求、畸形需求不断膨胀被无限放大。这种发展是对人的彻底否定对人的尊严、一切良善的扼杀，人性的正当需求所有价值遭到扭曲绑架，无论从资源、环境还是人的异化，再任其发展无异于反人类本身。在一个开放社会里，专制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并关乎着一切。 

 

二、精英共和的两个对手

 

信仰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接蹱而至，在迷失中一团熊熊烈火烧透整个中华大地。一切情绪、仇恨的弥漫高涨，民粹主义随即卷土重来。为延续专制权力既得利益，专制统治者操弄民粹主义、利用民粹主义为其合法性背书，仇恨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两大法宝，对内搞阶级斗争、族群分裂对立，一手煽动仇日反美反帝盲目排外制造反华势力，一手以反恐之名压制异己。另一方面，在野力量伪精英们蠢蠢欲动，利用民粹主义忽悠大众攫取权力操之在手。

 

近现代民主化发展史近乎于一部精英共和抵抗专制独裁与民粹主义的历史。美国、西欧对抗纳粹、苏联国家社会主义及共运乌托邦几乎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及中间道路被滚滚共运洪流民粹主义击得粉碎。胡适们的理性、容忍与自由受到历史无情的嘲讽。精英共和与民粹主义专制独裁的较量，尽管时常伴随党派之争、集团利益、国家民族矛盾，但以自由主义、人权意识为核心的宪政民主派代表的精英政治这一历史意志与专制政客主要以欺骗手法操弄民粹主义之间确有较大不同。一个社会要走向宪政民主走向成熟就必须克服民粹主义，自由主义与专制功利主义较量的历史一再上演，从精英共和到普遍民主的阶段递进是一个社会发展规律。

 

对民粹主义的完胜，一个社会必须历经无数次创痛蜕变才能完成这个历史进步。消弭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巨大鸿沟是启蒙的一个主要任务。不怕货比货，就怕不识货！现代民主国家几乎都经历过对抗民粹主义的历史时期。上个世纪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让民粹主义登峰造极。民粹主义并非真信仰而是一种情绪，它在情绪宣泄中易于转向仇恨暴力导致暴力循环。

 

    民粹主义倾向在转型时期必须得到有效抑制。和平民主运动始终坚持和平民主、理性包容的立场。它既是手段又是目标还是规律。对于武装到牙齿的专制机器采取暴力对抗使人民遭受严酷镇压并非明智之举。对于暴政与不公，人民的自卫权、反抗权不容否定。坚持和平民主立场，主动放弃暴力反抗权，放下暴力斗争乃至一切防卫，坚信善的力量是一种自觉选择。这一单边立场不因时局的改变而改变不因对手的改变而改变，不单在专制权力的瓦解过程同时贯穿于民主社会建设的全过程。通过包括公民非暴力不合作手段，以超越性思维、博大包容、仁慈良善的境界，和平民主运动贯穿于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积极主张、积极建设乃至某种必要的代价以培养唤醒体制内外具体人的人性良知，影响驯化国家机器社会理性。暴力与非暴力归根到底取决于道义上的要求。暴力与非暴力从来都只不过是一种意志的体现。从专制极权社会到宪政民主社会的转变根本在于两种意志的较量，即和平民主意志与暴力专制意志，自由公民意志与奴役特权意志。需要更多公民自觉走向和平民主道路，积极推广传播和平民主理念、推进和平民主事业。只要把和平民主理念深植于每一个人的内心，不管发生什么都无法干扰整个社会的和平民主趋向。大风暴来临之前，和平民主力量为避免暴力崛起、流血冲突策行筹谋。

 

    在社会各阶层体制内外各力量的加速重新分化组合面前，和平民主运动的精英共和方案首要在于争取中产者、社会中间阶层。和平民主运动为突破专制权力的垄断局面实现精英共和、权力制衡奠定现实力量。和平民主的道义诉求必然吸引一大批体制内从道不从君的良知正义人士。专制统治的加强无疑在成就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同时将产生更多不得利益者和利益损害者。二者的挑战与反抗，专制体制依靠的利益维系，总体利益相悖的中央和地方、个人和集体其利益在各个点上的分歧、专制权力内部的厮杀裂变当中都是和平民主力量突破的空间。体制内做体制内的事，民间做民间的事。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专制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始终存在，僵化的专制体制显然无法提供市场满意的产品，在政治市场、思想市场里的宪政方案最终由精英共识决定。和平民主运动就是要求民间走出路径依赖、社会走出路径依赖，实现自立自治终结权力崇拜。在实践中，摒弃敌我政治思维，建立具有超越性包容共建竞争的政治思维，精英共和绝不应成为专制权力假改良之名拒斥变革的借口。

 

 

三、和平民主运动的全球化问题

 

   克里米亚公投、斯诺登事件引发了新一轮全球性话题。克里米亚全民公投选择加入俄罗斯还是留在乌克兰、斯诺登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大规模侵犯各国公民隐私监控网络安全事件启示人们，国家、主权的局限与危险。国家主权概念的历史变迁，事实上正越来越受到挑战日益丧失其控制力。互联网、全球经贸、宗教信仰、民族自决等问题对主权的制约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平民主运动可以成为在泛国家化历史演进中的重要途径。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相对于个体权利、整体利益的安全与保障不再成为一个先决条件。我们全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彼此相连相互影响。如果说昨天的世界大同是个乌托邦，今天拆除主权藩篱则具备了某种可能。改变游戏规则，实现的力量来自于人性的普遍诉求、人的普遍权利。摒弃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以个体权利本位人权至上为核心形成一个人本主义权责相对应的机制。把人们联系起来，从全球信息化、经贸、政治、文化、社会紧密相关日益融合以及人类社会面临的普遍安全、共同挑战入手，在人类社会中建立、强化超主权的规范。伴随着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日益消退，无论是现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还是人类思想、制度的成熟度都具备了创制统一的人权法院、统一市场、统一货币、统一法治的条件。人们为了自身利益按照自然法及社会契约的原理，根据人性的普遍诉求和普遍权利建立一个或几个世界性的共同体。为大大降低人类社会的成本以及增进人类福祉提供了某种可能。人不再因国家这一暴力机器而丧失自由和尊严，国土也不再需要保卫，任何人均可自由加入。不分国籍、身份、种族的世界公民们共同承担人道使命。技术进步、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民主的进步也不当然促发人性之善。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带来了某种便利也同时使人懈怠制约了人们的想象力、助长人的惰性乃至堕落。信息技术既可以行善也可以助恶。那种认为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信息化自然能带来自由与尊严的幻想终将破灭。

 

 

和平民主 再造共和！

 

共和通常指不同的主体尤其是不同政治主体的和谐相处共存共生。一般认为民主在共和的基础上逐步得以建立、完善。从现代意义上讲，民主、共和不可分。共和的本质就是承认多元格局，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和则生实，同则不济。从一元到多元，在人类社会中包容多元利益格局，接受社会多元利益自生相生的事实并由此派生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协商机制。多元共存、动态共生的妥协与调和而不是一统天下，以一极压制他极。从人的角度来看，人是有限的，都有人性的弱点，党派也一样，任何一个政治势力都有其局限性，需要竞争、包容、共建不断提高完善自生自新。共和就是承认人的局限性，从专制的宿命也可以证实这一点，没有全能者，人都需要包容、妥协，还人以本来面目人性常态，只有落选者但没有失败者。

 

多元化的社会，未来一定时期内中国大陆必然是体制内、外山头林立，从一极向多极、一元到多元发展。如何能够在一方面顽固的专制集权、既得利益的压迫现实面前，另一方面市场大潮开解后的多元化社会条件下将建设力量、和平民主力量集结起来，使和平民主意志得以贯彻伸张？

 

在野力量的一盘散沙，各政治力量风云际会、体制内外交错复杂的利益格局，民间泛民主运动的各自不同利益诉求、不同政治主张、政治方案，如何厘定各方的最大交集？换句话说，随着专制权力的瓦解进程与社会协商和解的现实需要，在为期不远的将来，立宪必将随之而来。启动立宪程序、确定立宪内容、形式及过程必将是一个历史性任务。无论是枪炮还是舆论，不同形式的运动、抗争、诉求、政治势力的角逐、博弈与整合，纷争并起、党同伐异。有为了反对而反对者；有理念之争者亦有利益之争者。种种因素造成社会协商成本巨大也势必产生诸多不确定性。由于各自的政治主张、政治方案都没有天然的正当性、合法性可言，完成社会协商谈判这一过程虽不可避免却艰巨复杂。如何能够稳妥、有序、可控、渐进并低成本完成和平民主转型？到底是否存在一个大致的共同方向？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努力，即符合理性意志、大多数的利益又符合现实条件与历史可能并具有其正当性呢？

众所周知，共和这一价值观，超越阶层、群体、党派，秉持人道使命、人道主义立场。现代共和的一些基本常识诸如：不做恶原则、无害原则、人权至上、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地方自治、新闻自由、私有财产、公共财政、结社自由、政教分离、军队国家化等等本身的正当性当然也毋庸置疑。但是，谁拥有不受质疑的立宪权，如何作才是合法的、正当的，能为各方所接受。各方对立宪话语权的争夺、角逐无可避免导致立宪成本激增，和平民主转型陷于困境。

 

梳理近现代中国历史，参考世界各国现代化经验，确定一条合理路经是当代精英们的历史使命。这一课题有其历史线索、又有现实条件，最大化开掘立宪的道统资源就是这一使命的要义所在。笔者以为，这一路径，答案就在承继历史遗产回归民国道路——和平民主，再造共和！无可否认，将来不排除以回归民国的方式实现中华社会走向共和之路。 

 

不难发现，中华民国具有天然的道义优势。无论近现代历次维新、改革还是革命，无论近现代历史的演进逻辑还是当代的现实需要，清末以降，中华大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革新、变革成为拯救危亡民族自新的主题。中华民国随即呼之欲出应时而立，亚洲第一共和国由此诞生。在一代又一代历史先贤的开创与努力下其不但具备了道统地位充分丰富的道统资源并且还有相当丰富的法统资源。在中华民国框架下，有序推进和平民主事业完成和平民主转型，有了这样一条道路，全社会形成一个较大的共识和理想，既能有效防止激进的民粹主义又能最大程度防止军事力量、政治寡头干涉破坏宪政进程，防止各种形式的专制独裁复辟卷土重来。中华民国这一道统形式的确立，同时也为专制权力解体瞬间形成的权力真空由于社会组织久绝于世无法有效自治所可能造成的危局提供了某种必要的安全保障，从而积极、稳妥、有序、渐进推动中国和平民主大业最终得以实现。

  

再造共和！也惟有民国这一框架提供最大可能、最大限度承载民族共和、阶级共和、左右共和、权力共和、地区共和、党派共和以及两岸共和（笔者尽管不是大一统价值的崇尚者，但复归中华民国，在中华民国的框架完成共和之路，自民国始以民国终，也可以在客观上最大程度避免中华共同体的政权分裂、国家分裂、族群分裂，为两岸达成和平协议并持久和平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制度保障）。政治是理想的又是现实的，只有将策略与价值、目标与手段统一起来，从传承民国的历史价值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唯有将传统与现代、中华与世界联系起来，才能带给一个民族新生。扎扎实实回归民国的道路，让历史价值回归并得到重树，大大降低启蒙成本、建设成本、争执成本，使民主共和最终得以巩固确立。即是历史的传承、政治道路的选择又是民族精神的洗礼心灵之旅，继承中华文明成仁取义以天下为己任的道统精神，承载现代变革之政治理想！

 

民主共和本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只是我们本真的生活，与诚实同行，我们不作不诚实的事、不道德的人。尽管历史上维新派、革命派、立宪派、旧官僚还是新军阀存在种种纷争；当代左派右派、体制内外、草根精英境遇不同。平心而论，哪一群体当真不肯认中华民国的历史地位？凡百年来，中华多少仁人志士为民国当立牺牲奋斗，当代海内外中华儿女包括大陆执政党、体制内外对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锷等革命先驱开创中华民国的正义事业谁不俯首景仰？三百多万民国英烈在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更奠定了中华民国不可撼动的道统地位。一代又一代的中华精英不就是不甘为奴追求实现民国，改专制之旧中国为民主共和之新中国而孜孜以求舍身取义吗？中华民国，功业得失，百年以来，炎黄子孙孰不为之动魄惊心！

 

中华民国此时自然也成为道统的象征。民国这一夙愿离我们如此之远又如此之近，台湾已经很好承继并诠释了道统价值成就其历史使命。以民国回归凝聚人心重启共和之路，这一边是否有勇气、有决心、有准备迎接道统归来？从历史来看民国在先党国在后，政党只有成为参与共和实现民主的力量之时，才能真正成就其历史价值。可惜自辛亥革命民国初创以来，几乎历次政权重组，皆无法摆脱一次又一次专制复辟。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以党治国、以党统政、以军统政，政党皆扮演了专制统治的工具角色。当所谓社会主义在东方崛起致使民主与专制的历史性对决被整整掩埋了近一个世纪。中国百年来的真问题舍此无他，就是民主与专制问题。只要全民族一刻对此稍有松懈，专制就会变本加厉卷土重来。人们热衷于迂深宏大的理论叙事，以满足虚荣和自命不凡，一次次为虚伪与贪婪付出代价。民国本具有一套现成的宪政方案，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均无碍大局，只要尊重游戏规则坚守共和精神，无须另起炉灶。遵循这条道路，中华民国、三民主义集道统、正统、法统于一身，中西合璧将普世价值深植中华土壤，传统又现代、博大中正又开放进取——巍巍中华、浩浩其行、和平民主、天下为公！中华儿女之心灵归宿、精神家园可殷殷系之！

 

笔者在《和平民主运动研究（四）》一文中明确指出：“和平民主事业与其说取决于专制集权的崩溃瓦解毋宁说更决定于和平民主力量构建一个新社会的能力，能否承载一个除旧布新社会蜕变的艰巨任务，能否迅速形成新的主导力量建构政治权力和社会能力。从专制极权社会到宪政民主社会的转变根本在于两种意志的较量，即和平民主意志与暴力专制意志，自由公民意志与奴役特权意志。”中华民国道统的复归重树与大陆执政党宣称的最高政治目标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行不悖。朝野上下、体制内外应携手坚持和平民主道路裁撤限制军事武装驯化国家机器。以中华民国为主体的正义事业无论内外，其合法的确立、巩固与伸张即意味着宣告一切非法的破产终结。充分运用民国这一合法资源，整合广泛的民主力量，民国当立成为普遍国民共识人心所向之时，共和理念、人道底线深入人心之时，千千万万个体生命之觉醒民族精神之觉醒终将谱写壮美诗篇！  

 

 

和平民主形势分析及前景展望

 

提出救救共产党，现在可能有人不理解，将来人们会理解！

 

    大家似乎越来越能感受到，中国正处于巨变前夜。近代以降，中国社会不论是个人还是整个民族，面对儒家道统的崩塌，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信仰等等都在重新建立的过程当中。溃败与重建是一个既现实又历史的课题。

 

中国现实的结果，都是中国人自己选择的结果，所以这个责任需要每个人承担。我们的前人有病乱投医，对重症下猛药，口号革命与共产主义反映了某些民族特性，反映了短浅、盲从、自欺、虚伪、狂热、急功近利……历史轮回到我们身上，当代仍需面对这些问题。千年闭锁的老大帝国，理性总被某种情感淹没，启蒙之光无法走出情绪的笼罩，历史往往是我们自己造就的。

 

近期，各地相继出现打倒共产党、清算历史的一些口号、主张甚至出现暗杀贪官的主张，历史何其相似！对共产党、官僚阶级的仇视、痛恨不断累加积聚正成为一个社会现实。虽然我们说这一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它也是危险的。一方面党成了某些人维护自己非法利益的挡箭牌，另一方面，却成了革命对象。把所有情绪、所有精力宣泄到一个符号、一个假象上去，掩盖了真问题。执政党犯了错误对人民欠了债，这是一个事实。但应该说，不管将来局势如何发展，避免仇恨、情感的宣泄蒙住理智，避免清算扩大化还是必要的。客观的说，绝大多数党员是无辜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恐怕我们很多人的父母兄弟姐妹就是党员。救救共产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将来中国社会走向和解、走向宪政民主、走向文明共建比较有利。连薄熙来、赵紫阳这些共产党员都是上访户。除了极少数主动作恶者，罪犯，靠罪恶维系权力地位、非法利益者，绝大多都是受害者。因此，无论如何，我们朝野上下，在这个转型时期，要有非常的慈悲心、包容之心，对于我们的同胞兄弟姐妹。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相信善的力量，地狱里是恶鬼、十恶不赦者，地藏菩萨都要救。释迦牟尼成佛之前立誓成佛后第一个要救渡的人，这个人正是屡次欲置他于死地的提婆达摩，后来释迦牟尼成佛后，提婆达摩果然得渡，佛法慈悲救一切可救之人。 

 

    我们这个民族缺乏理性也最需要理性，对立争斗的原因往往出在认识上而不是利益冲突本身。朝野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只要朝野各阶层、各个不同群体认真思考，都愿意理性分析，养成理性的习惯，我们的出路就愈加光明，就能得救，否则即使极权被打倒了，问题依旧存在。救救共产党！需要文化信仰的深刻反省与重建，这个社会和平民主转型才能获得较大的成功，才是较低成本的。

 

经过理性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就是，无论体制内外、朝野上下、左派、右派、草根精英坚持走和平民主的道路符合正义诉求，符合每个个体的具体利益及社会的整体利益，符合每个个体及社会的的现实利益、长远利益，而且这条道路具有开拓性、建设性、可持续性。可以说，肇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四五运动、西单民主墙、民间办报、86学潮、89学运到九十年代组党风潮等等再到2000年以来此起彼伏的各种维权运动，从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层面的权利斗争，这些看似孤立的每一次事件与历史，无不体现公民意志的觉醒、和平民主的诉求。这些事件的诉求不尽相同、表现形式各异 ，但终归像各个支流一样汇聚成一股滚滚的历史洪流呈现在人们面前，成为一股历史的主流，它正是和平民主运动。和平民主运动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性概括总结，在这条历史主线中，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完成宪政民主转型、建立公民社会自始至终都存在的两种意志此消彼长的较量，即公民意志与特权意志、和平民主意志与暴力专制意志，这两种意志进行着一次历史性的较量，这一历史性的较量目前正进入最后阶段并将逐渐落下帷幕。 

 

如何才能减小阻力，让包括广大共产党人在内的更广泛的各个方面都能够认同并直面正在发生的事实、正在到来的变革，现在就有必要让体制内外、朝野上下、全国各阶级、各群体了解到，将来在建构一个全新的公民社会，进行宪政民主建设的进程中，每一成员都有责任，共建者也都有一席之地、正当的权利和历史的尊严。

 

    我们全体公民是这个时代的主体，是这个社会的主体、真正历史的主人。公民意志对专制意志的较量正迅速取得胜利！救救共产党？如何救赎、拯救我们的共同命运？就是要提高全社会走和平民主道路的共识并付诸行动。除了极少数犯罪的人，个别人害怕社会和解，极个别人为非法私利阻碍和平民主的前途，体制内大多数却是赞成的，也希望和平民主的、理性的、循序渐进的、可持续的家国建设，为子孙后代开创一个美好的家园，为此大家携手共同完成驯化暴力与专制机器的艰巨任务。

 

体制内与民间有着根本的共同利益，是命运共同体。体制内的有识之士可以选择不做恶、少做恶。在体制惯性、历史包袱的作用下至少不主动做恶，做恶之前，要有所抗争、努力尝试，并保留历史证据。这样一来积小成大，整个社会转型成本将大大降低，就有更大的希望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没有历史包袱的当权者是其最大优势，避免背上历史包袱才是明智的选择，防止罪恶之手假意识形态、国家利益、政党利益之名塞进私货维护其非法利益、掩盖个人罪责，防止既得利益集团让自己背上包袱。 

 

    在未来时局中，社会契约发挥的作用将会越来越显着。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社会契约在朝野上下、体制内外各群体、各种力量的博弈、角逐下不断发生。各方不断以各种形式出价要价，在底线上讨价还价并形成某种妥协。在暴戾情绪弥漫，对立气息愈演愈烈的环境下，如何面对我们的共同命运？一个社会要增强其安全性、可控性就必然要求提高社会自治组织化程度，提高开放透明的程度。这两个方面无疑将大大降低社会的协商成本和预期。而社会组织化、媒体自由开放、正当的街头行动都有助于实现上述目标，它使各方的诉求愈加明确、公开，降低政治风险无疑对当权者也是有利的。这一点当权者的认识可能还存在某种局限性。就像过去我们也曾认为，公有制有助于经济发展，有助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有助于实现公平效率一样，而实际上，经过实践证明，私有制才是经济发展的生命力所在，只有彻底充分的实行土地私有制、财产私有制、产权明晰保障个体权利才更有利于社会合作，更有利于农业规模化经营土地利用效率之发挥、现代化大生产，既降低合作成本又提高生产力，而最终有利于社会公平效率的具体实现。

 

     对于近来因公开要求官员财产公示遭到刑事拘捕的财产公示十君子事件（财产公示十君子：赵常青、丁家喜、袁冬、张宝成、马新立、侯欣、孙含会、王永红、李蔚、齐月英），当局的这一做法无异于将社会良性发展的进路推向复杂境地，大大增加了社会契约成本。因师出无名，造成执政新团队的被动局面。从当前的社会状况来看，街头运动几乎不可避免也无法遏制。体制内有识之士应意识到，街头行动不过是公民的表达权，这个权利在今后社会条件下不再可能被长期禁止。只有选择把握好这个权利的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除非煽动暴力并且这种煽动将产生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当局依法行事师出有名，方可精确、有效的驾驭时局而处于主动地位，为不可避免的朝野互动合作历史的来临负起责任推动和平民主事业不断向前！

 

 

庆安枪击案律师调查报告

作为徐纯合亲属的代理律师，我们本着依法、客观、独立的原则立场，介入2015年5月2日发生在黑龙江省庆安火车站枪击案调查取证工作及相关法律程序，履行法定职责。尽管介入此项工作以来，我们受到哈尔滨铁路公安局、庆安地方当局、黑龙江省个别司法部门等方面以及个别媒体的非法阻碍、干扰，但根据我们实地勘查、调查走访掌握的证据信息并综合目前已公开的各项音频、影像资料及证据，对庆安火车站枪击案我们现发表调查报告法律意见如下：

 

第一、非法截访系本案起因。

 

   2015年5月2日庆安火车站及肇事民警李乐斌非法阻拦徐纯合一家人出行是本案的起因。无论当事人是出门乞讨、上访还是探亲访友，车站及民警阻止限制其出行均属违法行为。

 

   作出这一结论，有徐纯合母亲权玉顺女士2015年5月5日录音证言一份、权玉顺女士2015年5月11日现场录像证言一份、徐纯合堂兄徐纯智先生2015年5月7日现场录像证言一份、相关责任人丰满村村支书王淑华女士、村会计邓利民先生的陈述与辩解、庆安当地相关部门有关人员的陈述与辩解、哈尔滨铁路局铁路公安处有关人员的陈述与辩解、北京晚报2015年2月18日采访报道的《今晚祖孙四人吃上了热饺子》书证一份、财新网5月13日根据实地调查采访并发表的《庆安枪击案死者徐纯合“无上访史”》书证一份等。以上证据均证明徐母权玉顺及徐纯合作为当地稳控对象在重点稳控名单当中，受到王淑华、邓利民及当地政府长期“关照”！2015年5月2日徐纯合一家人出行被非法阻拦这一事实，铁证如山！

 

结合以上情况，根据我国现行宪法、法律尤其宪法第二十七条、第四十一条：“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之规定，由此可知，有关方面及民警李乐斌阻截徐纯合一家人出行的行为不是依法执行公务行为而是滥用职权行为。截访这一行为不是法律意志、国家意志而是个别人的意志。质言之，李乐斌的行为不是执行国家公务，而是执行私务。无论地方个别官员是出于政绩考虑，为了掩盖惰政、懒政、渎职、包庇掩盖贪腐、冤狱抑或其他违法犯罪情形还是出于其他别的什么目的进行截访，也无论这种截访是否受到其上级的默许、支持还是反对，截访均不构成法律的意志、国家的意志而是个别人、个别势力的非法意志，是法外之权、是非法特权意志，是不良官僚权贵阶级非法既得利益的体现，其在法律上违法，在政治上反动，是反法治、反国家、反人民的行径。这种做法不仅不能带给国家安宁社会稳定，而且国家与社会必要为其背书、必要为这一历史债务买单，整个社会遭到少数既得利益者的绑架。这种做法注定将国家推向动荡、把社会推向混乱无序暴力残杀、必为家国前途种下隐患。

 

我们认为，只有依法治国回到法治的轨道上来，才可能给社会带来稳定、给政治带来安全。而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就是，人们均应在公正的法律规则内行动，法律规则外的行为，无论是谁，无论其身份地位以及无论以什么样的借口均应受到禁止。依法治国才是最大的政治、最大的大局、具有最大的现实价值！这个世界上从来只有具体的依法治国，从来没有抽象的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就是要落实在徐纯合这样一个个鲜血淋淋的个案当中去。任何践踏法治的行为，均是塞进私货均是对依法治国的威胁不管以什么名义、任何借口。

 

从另一方面来看，纵观整个案件发生的背景及过程，非法截访不仅仅是李乐斌个人行为，其采取暴力手段公然限制徐纯合一家人出行，显然背后有人支撑指使，发生徐纯合重大人身伤亡事件，这不仅涉及到肇事警察的法律责任，同时直接涉及到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及政治责任，受害人因警察执行非法命令造成伤亡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受害方家属不仅有权要求肇事警察对此承担法律后果，也有权进一步要求下达截访命令、执行违法政策的所有官员、所有背后责任人承担法律责任。也正由于本案涉及有关方面、有关个人的具体利益，这也正是目前何以本案律师依法调查取证介入相关程序面临较大困难的主要根源，甚至有关方面故意混淆视听，妄图绑架社会绑架民意、政治化、妖魔化代理律师的正当诉求。 我们正告违法者，不管涉及到任何部门任何人，我们都不接受不允许个别人的意志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凌驾于国家人民利益之上。

 

第二、李乐斌涉嫌故意杀人犯罪

 

如前所述，既然李乐斌并非依法执行公务而是受人非法指使，非法阻拦徐纯合一家的出行，那么此后其一系列行为均没有合法性基础。他的行为并非执行职务，李乐斌出于阻止徐纯合一家出行及泄愤这一非法目的滥用职权，起初对徐纯合非法拘禁而后又侮辱谩骂滥施暴力追打徐纯合，最终开枪直击徐纯合要害导致其当场死亡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犯罪。作出这一结论有2015年5月5日目击证人大连学生拍摄的现场视频资料、该学生的录音证言、2015年5月11日现场目击证人电话录音、视频，现场亲历者徐纯合母亲权玉顺女士证言、李乐斌的陈述与辩解以及现已公开的视频、照片、现场勘查报告、尸检报告及相关证据。李乐斌不但非法截访而且出于泄愤，公然侮辱、非法拘禁并暴力殴打徐纯合，造成徐纯合被迫防卫抵抗时暴力抗法的假象。尽管李乐斌没有执法合法性，但其在开枪前甚至没有打开枪支保险的动作和时间，综合全案发生的整个过程其涉嫌防卫挑拨蓄意杀人的主观故意情节显着，李乐斌涉嫌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铁证如山！

 

第三、有关责任人涉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枉法、包庇犯罪

 

徐纯合案发生后，庆安地方当局、哈尔滨铁路公安当局，明知法律规定，明知案件事实真相，不仅不依法回避案件调查处理，却竭力掩盖、包庇拒不配合律师调查取证及依法介入相关程序，涉嫌滥用职权、包庇等违法渎职情况，具有重大徇私枉法情节。

 

倘若此案最终能够查清真相依法公正处理，不单能让逝者安息、让生者安慰，而且一定能让公民有安全感，让执法者有威严，让国家法治昌明，让人心安定、让人民和睦、让天下太平、让罪恶无以遁形让良善大行其道。倘使此案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查明真相、依法处理，不单是对错误乃至罪恶的袒护与纵容，将对每一个公民造成严重威胁，必定会加剧社会的隔阂、对立与仇恨、必定损害政府及司法机关的形象与信誉，必定将本已不安宁的社会进一步推向无序、动荡与暴力的深渊。这一结果不单是对弱者无权者的虢夺，对当权者的未来也未必是福音。这一结果也一定会对那些真正恪尽职守、依法尽职尤其守法爱民的警察兄弟们造成打击与伤害。不公正的处理在进一步加剧警民对立与敌视情绪的情况下，无疑意味着将置警察兄弟时时处处处于危险境地当中，使民心尽失，民怨鼎沸。不管什么原因这件事情的成败得失，事关包括体制内外我们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成败得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等国家法律的有关规定尤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三百一十条之规定，有关人员已涉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包庇犯罪，具有明显的徇私枉法情节！

 

 

第四、在当今互联网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国内民情民望对中国政府依法治国公正调查处理徐纯合案期望殷殷，占人类总人口四分之一的华人同胞都在翘首以待，尊重生命的价值与尊严人同此心，只有实事求是依法处理好本案，才能不负人心使普天下之中华儿女团结一心！

 

 代理律师：

 

          谢燕益、李仲伟、刘书庆、谢 阳

          许付桂、常伯阳、蔺其磊、冯延强

          葛文秀、李威达、王 宇、葛永喜

          燕文薪、游飞翥、胡贵云、付永刚

 

                 2015年5月27

 

抄送：公安部、最高检、全国人大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政法委办公厅

 

 

谢燕益：刘晓波给世界留下了什么？

 

刘晓波你是上帝赐予世人的礼物！你出生于一个国家最幽暗、最悖谬的时代，竟以一名教师的身份走进历史深处！

 

你的不凡之处在于以你深知的悲情绝望的人性对抗抽象的乌托邦真理，用一个卑微的血肉之躯对抗这个世界最强大的专制怪兽。你以真实对抗虚妄，到处都是无尽的谎言，你挣扎着要改变什么？尽管你是绝望的但是你仍然愿意把人性和人道与信仰联结在一起，尽管这种联结最初或许由于你高傲的自尊还只是一种被迫和无奈，随着命运的磨难与逼仄，你的高傲与不凡反而成为你命运的诅咒，尽管你深深知道，生命注定是一场悲剧，你也知道世俗之功无法仰求于上帝，生命与尘世至多只是手段而已，尤其重要的是你的这一信仰并非功利得失的计较，不同于你对待世俗生活的态度，对于信仰的苛刻与冷峻恰恰反映出你对上帝的真诚与虔敬。你的一贯的怀疑精神正体现了你的诚实，你从来无法自欺。你的入世精神、勇担人道使命的救世情怀乃至牺牲，正是你的信仰状态的映照，你的诚实终究无法让你背叛自己。向善的普世价值的信仰情怀，它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值得像你那样的人为之牺牲，信仰之所以成为信仰就是让人不顾一切，即使注定了厄运的结果，仍坦然面对，这是一种必要的代价。你选择你的信仰更根本的可能不是你的这一信仰具有的功利导向，因信而得救，为义牺牲而彼岸光明，出于奖赏和惩罚的原因而作出的选择，更主要可能还是你所信仰的内容本身让你感受到的道德感，一种真实的爱、至善、慈悲的召唤，它可能符合人的某种规定性，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让人信服，不因外在因素而改变，这必然与人道使命产生某种联系！当你决定踏出这一步时，可能意味着要为此付出一生的代价乃至牺牲生命，历史最终将如何演绎谁也无法预料，这直接关乎你的信仰了，你被逼迫、被熬煎，向善的普世价值信仰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它不仅超越了世俗的一切功利得失，也注定要超越彼岸的一切利害得失，这个假设没有人可以给你答案尽管它出于赤诚，没有任何人、任何历史给你证明，甚至可能没有人理解你、理会你，你注定是孤独的、绝望的，这到底是否会是人的一种虚妄和僭越而应受到相应的责罚呢？你也永远无法知晓。这注定是一场生命的孤旅和冒险，你的面前是整个世界，假如你对你的信仰笃定不移放下一切之时，你才没有痛苦。

 

你用康德式的理性执拗来回应上帝救赎的使命，没有敌人超越于尘世之上，在这个世间你始终倡导和平民主之路！

 

你仅仅因为爱自由要有尊严的活着，却最终没能走出监禁！

 

你是一个异常敏锐和深刻的人，没有敌人不仅仅意味着要消解仇恨，而且还说明你深深知道拿你当敌人的根本不配做你的对手，试想一个充满智慧和爱的人怎么会把一群野兽看作仇敌？当你在专制的法庭上讲，你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毁掉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你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这段话是把你当作敌人的人根本就无法听懂的。你想用自己的牺牲唤醒人性最终却也无法实现。

 

你不仅仅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你更主要是一位悲世悯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家。

 

你本可以选择做学问或认真选择一条信仰之路，可是你并不甘心那样一种方式，你最终还是做出了一个抉择走向政治抵抗之路，这或许更能体现一种信仰的选择、殉道的精神。你可能认为只有行动、承担、受难、救赎才是你的真道，才是贯彻信仰的最好方式。

 

如果说过去没有多少人能懂你，今天的人们已经开始普遍觉醒了，当你离开的时候这片土地萌动起来，由于你作为这片土地的一份子，你的不凡与深刻，你的奋斗与生命给了这个衰竭绝望的民族一个希望！

 

你说过的话现在就已产生了回响，你说美从终极意义上来说是悲剧性的（大意）。当你转身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了一个悲剧、一份挥之不去的哀伤！但你知道那一定是美的美到了极致！你用你的生命诠释了美，的确如你说的那样美得悲壮。你说你是悲观主义者，你知道假如没有上帝，生命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任何世间的功利都不过是一场虚空，而生命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我们在这个世间为自己和我们彼此之间造就一种美，哪怕是悲壮的美，哪怕只是昙花一现，那个瞬间也足以铸就永恒。而你恰恰是学习文艺美学专业的，你终于把你的政治理想、你和刘霞女士患难与共的爱情以及整个生命造就成为世间一朵凄美悲壮的奇花！

 

 

 

谢燕益人权活动年鉴

 

谢燕益（1975年～）中国人权律师

 

2003年为捍卫公民权利和公民尊严提起宪政第一诉起诉江泽民违反宪法、违背民意继续担任国家军委主席

2004年起草《信息权利保障法草案》提交并发表《信息权利保障法立法建议书》

2005年联署声援朱久虎律律师

2005年介入河北白沟征地拆迁案

2006年代理李秉枚贪污贿赂申诉案

2006年代理密云吉鼎商贸城拆迁案

2007年提起自然人商标权第一诉，起诉国家商标局

2007年参与推动北京律协直选

2008年飞赴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为藏人扎西财旺（名字未必准确）提供辩护，因受军管遂无法会见当事人开展辩护工作

2008年介入成都钟芳琼、刘嘉等法轮功案件，自此代理多起法轮功冤狱

2008年营救深圳刘尧律师介入二审担任辩

护人发表《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公开信》

2008年7月发表《和平民主运动研究》，发起和平民主运动，多年致力于推进和平民主事业推广和平民主文化

2008年与刘巍律师一起网上启动劳教节劳教纪念日运动，向司法部提出劳教信息公开申请

2008年12月联署08宪章

2009年前往河南禹州为艾滋病输血感染者代理行政诉讼

2010年起草政党法草案提起政党法立法建议

2010年1月就李庄案向中纪委、中政委、最高检提起重庆打黑渎职侵权法律建议

2011年介入四季青刘金泉拆迁自焚案

2011年介入北海白虎头村征地拆迁案

2012介入北京房山饶乐府村民选举案

2013年介入合肥小安妮上学事件孙林行政复议案

2013介入禹州街坊案二审

2013年介入秦永敏被非法拘禁案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并担任人权观察、秦永敏先生首席法律顾问

2013年介入刘家财山颠案

2013年介入新公民张向忠案

2013年代理郁红梅死刑申诉案

2014年代理李春海死刑辩护案

2014年介入许东通讯自由翻墙软件案

2014年介入建三江黑监狱案

2014年介入香港占中余文生、朱雅琴（袁冬妻子）非法拘禁事件

2015年庆安枪杀访民徐纯合事件发生，5月3日媒体公开报道，次日公开发表《庆安枪击案肇事警察涉嫌故意杀人检举书》引发舆论转向，5月5日率维权律师前往庆安突破官方封锁获得家属授权发表《庆安枪击案律师调查报告》，709事发被以山巅罪非法逮捕羁押一年半

自2005年起，向铁道部、工信部、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财政部、发改委、国务院、北京市政府等相关机构提出数十件信息公开申请及控告检举意见、发动网络签名数十次，多次前往事发地代理参与营救律师同行、记者、公民行动。

 

代表作品：《信仰之路》、《709纪事》和《和平民主100问》。

 

 

 

 

 

 

 

 

第二部分 和平民主100问

100 questions of peaceful democracy

 

 

序言

 

    几乎每一次公共事件的发生都触发人权意识的普遍觉醒和进一步深化，这不仅是专制统治者始料不及的，恐怕民间社会也没有充公重视它将对我们所产生影响的深刻程度。专制独裁从来都是建立在愚民之上的。民众的觉醒以各种形式进行的权利抗争、民权意识与专制意识的对垒本身就是对一个社会的极大推助，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开始运用法律武器捍卫伸张民权妄图以合法的意志战胜违法的意志以改变命运，但是专制统治与民权之间的天然矛盾不可调和，这一矛盾发展到最后将不可避免的陷入死局。没有民主，法律最终只能沦为专制统治的手段，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结果！因此要实现法治功夫在诗外就必得走向和平民主的道路！

 

    当民权不断得以伸张到达一定阶段之后，由于其惯性的发展，此时需要责任意识的普遍建立以及人性内在向善的普适价值的信仰与之相呼应，和平民主这一历史意志就在这个时代彰显出来。人类的历史正是一种意志较量的历史，中国的变革无疑是一次意志的改变再聚合的过程。和平民主100问在总结历史政治常识的基础上，试图对后专制时期的社会建构以及新的政治伦理做一点考察，它必然是人道主义的。人的觉醒是一个必要条件，经济、历史、社会结构等多方面的因素，它们相伴而生，除了现实利益诉求，在政治变革中，人的认知能力起着重要作用，人的信仰及意志具有决定性作用，尽管它远远超越政治、超越世俗。从终极意义上说，人选择宗教信仰更根本的不单是宗教具有的功利导向，因信而得救，出于奖赏和惩罚的原因而做出的选择，信则进天堂彼岸光明不信则下地狱彼岸凄凉，更主要还是宗教内容本身让人感受到的道德感，一种真实的爱、至善、慈悲的召唤，它符合人的某种规定性，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让人信服不因外力而改变，不是一种诱惑和恐惧，是以理服人，是内生于人的良知、人的本性、心生感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核。不管出世的选择如何，向善的普适价值的情怀的普遍萌发生长，会对世俗的社会产生不可抵抗的作用。人遭受奴役还是得自由取决于人的信仰，假如人们相信世俗的权势、财富、物质决定着自身的命运，那么人必然遭到奴役，专制也就永远无法消除。如果人们普遍相信一个超越世俗的造物主主宰着世界，那么自然人也就不受种种假象的困扰不可能受制于世俗的权势，自由的灵魂从来无法被奴役，一个人性觉醒与神性复归的时代正在到来，它也必然与现世的人道使命产生某种联系。

 

    从专制极权走向宪政民主的困境在于，宪政民主社会立基于个体主义本位，无论是作为积极追求者、构建者还是将来作为这一社会的一份子都不可能由一类没有个性的非自由主义、非个体本位者塑造与承担。一个一个独立的公民，谁也不会服从谁，谁也不买谁的帐，大家只是理性的合作者。多元化的社会没有统一性和一统性的关系，它们往往是相互独立、分隔的。而在实现现代社会转型建立宪政民主的过程中，一个个个体主义者它的对立面恰恰是一个由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政治集团、强大组织、利益集团联系起来的主体，其在意识形态思想方面达到一定的统一、严密的组织上的统一还有利益上的某种联系与统一或兼而有之，是具有一定统一性的专制主义力量。这就势必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宪政民主的力量对专制强权的力量其实质就是个体对集体、个人对整个政权、国家机器或者一个武装到牙齿的组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并且毫无疑问这种局面将长期存续，那么个体如何能够对抗一个强大的政权、集体、组织、政治集团呢？

 

    这个看似无解的挑战其真相却是，在世俗社会中，没有任何组织比个体更强大、更有力量。当然这一个体必须是觉醒了的有着坚定信仰的个体。无论一个国家还是政党、政治集团都不是个体的对手，都无法改变个体的信仰。一个暴虐的专制政权可以消灭一个个体却始终无法战胜他。只要个体足够坚定，他可以战胜一个时代、整个世界！如果一个社会中有足够多的这样的个体，这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就会随之改变。少数人创造历史，一个社会当中只要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极少数这样的个体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真正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其坚强的意志就足以带来这种改变，并带动更多的人站立起来。当一个社会中有一部分人意识到个体是不可战胜的，比如谭嗣同、甘地、曼德拉、金大中，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不可战胜个体时，那么这个社会就必然要发生改变。与此同时，专制政权由于自身不断腐败堕落，其溃败瓦解将不可避免。对于觉悟了的个体来说，这正是不可胜在我，可胜在敌。当有更多的个体生命愿意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克服人性的弱点，愿意面对异常艰苦的生命磨难，不甘平庸的活着，而这个时候，他们作为生命的强者和命运的主宰一定是内心充满光明的，在内具有向善的普适价值情怀，受到至善、爱与慈悲的感召，对外秉持对世界的和平、坚忍、宽容与爱的担负，宽宥那些作恶者、爱他的仇敌抵抗不义坚守正道乃至牺牲救世！那些真正的强者对专制统治者必然也内心充满了怜悯与同情将其作为弱者来对待，即便对于一些暴戾者也不轻易放弃某种救赎的人道使命。

 

 

1.      为何提出和平民主？

 

答：提出和平民主是要解决专制社会的问题。终结专制社会建立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必然要面对专制权力。专制权力是造成一个社会所有灾难、所有弊端的总根源。要终结专制权力建立一个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宪政民主社会，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要选择走和平民主的道路。和平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把手段和目的统一起来。专制权力的支撑主要由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层面，一是文化层面。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将二者一并解决好，构建一个和平民主社会。在制度方面就是通过和平民主运动解决法权问题，变专制法权为民主法权。文化方面就是要变专制思维、习惯、文化为和平民主的思维、习惯、文化。专制社会是一个不断堕落、不断内生腐败、互相残害走向灾难与死亡的社会，宪政民主社会是一个能够不断成长、不断完善、不断内生良善与智慧、不断走向新生的以人为本的文明社会。

 

 

2.      选择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民主？

 

答：人的生命是至高无上最为宝贵的。不得以任何名义无论正义还是非正义的名义让人去牺牲生命或者使生命陷于危险当中，这是人道主义与道义的双重要求。尽管在终结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专制统治时，不时产生暴力革命，但人类历史表明，暴力革命难以完成宪政民主最终得以确立的历史任务。建立宪政民主社会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不排除会有暴力革命、暴力现象频发，也不应当否认，专制强权统治下的人民具有采取任何手段包括暴力革命手段来反抗专制统治的自我防卫、自我救济的正当权利。但是，以枪炮、流血为象征的暴力革命就像言论、集会、和平示威、非暴力不合作、走向监狱、投牢运动等其他社会行动一样，都只是一种语言的表达，一种意志的体现。尽管顽固的专制统治者时有听不懂和平、理性的声音只有枪炮、流血可以促其醒悟、迫其就范的情形，尽管以推翻暴力专制为目标的一切行动和手段不管最终成功与否在历史上都属正义之举，一切维护专制统治的暴力镇压及各种手段都是反正义的邪恶之举，一定会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架上，但是，在一个漫长的社会变革、社会转型当中，主要依靠和平民主的方式、和平民主的力量、和平民主的信念才能最终达到宪政民主这一彼岸。对民主发展规律的历史与现实分析认为，在中国当前国情之下，和平民主运动或者说以和平方式实现民主目标是低成本并现实有效的。探讨中国民主道路的策略问题，突破旧有体制既得利益、战胜文化观念惯性、社会痼疾，在一个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的到来，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政治转化、移转权力，最终决定于社会理性的成熟度。旧的政治势力、执政势力被迫放盘，而社会更要有力量接盘，接好盘。社会组织担当起历史使命不可避免，走宪政民主社会道路时，需要深入了解社会可能的最大共识在哪里，需要从何处入手。

 

需要首先掘发更具体的方案来争取社会的更大共识、全社会的行动力。它就是和平的民主或叫做和平民主运动。阶级现状或者说社情民意决定了，现阶段谁都希望温和的、渐进的、持续的民主改革的方式。专制极权最高统治者如此，官僚权贵亦如此，愿意接受此方案所面对的现实以保证其利益及安危。贫民草根也还没有被压迫到最后的吼声，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知识精英、商业精英等中产者更存有这一理性期待！这就是社会基础。如果再向前发展一步，恐怕就会被或左或右的情绪所打破。更为重要的是，和平民主运动不仅是打破旧有生产关系、制度体系的手段，更是建立全新生产关系、制度体系的途径。转型期要解决的问题、面对的困境，破解官僚权贵阶级格局以实现社会公正，政党放盘，社会接盘，逐渐建立宪政民主、公民社会。从现代政治文明来看，任何宪政民主的进步都不可能从暴力中产生。以暴易暴、对暴力的后果、军事力量作为国家公器等方面的认知公众还普遍缺乏。毫无疑问，危机，十分有助于新的集权的产生，人们在转型过程中往往会寻求依靠、过分依赖于极权、强权而回到老路上去，可是，和平民主运动一开始就需要以非同寻常的勇气和意志持续向惰性人格、堕落文化开战！

随着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的完成，生产力得到大大的发展。物质财富不断扩大精神文化也日益丰富起来。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精神上，人身依附关系的社会状况空前改变。多元力量的崛起，当吃掉对方、消灭所有敌人成为不可能时，尽可能联合多的力量则成为明智的选择。枪杆子里出政权将被现代政治文明彻底摒弃，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根本改变就是从枪杆子里出政权到选票里出政权的过渡。

 

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之下，愚化、奴役变得越发困难。民主是目标，和平正是手段。和平本身包含了正义的价值，始终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累积力量。专制统治者用武力镇压、暴力强制，而民主主义者则始终以理性、智能、和平的斗争方式回应之！跟任何斗争一样，牺牲在所难免，经过较为漫长的时期驯化强权。即便具体的宪政规则、宪政程序或有无章可循之时，人们只要坚守政治道德、正义取向、程序正义，借鉴全人类宪政民主的所有历史经验始终以和平民主理性的方式开拓前路，道义和权力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实现统一，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历史还将继续证明！

 

从甘地、曼德拉、哈维尔、金大中到蒋经国、戈尔巴乔夫无论身份地位处境如何，但大家都不约而同选择了同一条道路–和平民主之路。和平的民主就是要在革命风暴到来以前顺应时代，把握社会理性成熟转型，反对激进的暴力方式。同时，也要呵斥旁观者，推动全民的理性、公民社会形成与发展。旁观者使得和平方式的民主成本激增。社会经济人这种搭便车的心理，需要被现实更深重的教训，中产阶级的精神意志往往因为优越物质生活带来的暂时满足而不思进取。只有当他们的认知能力与现实地位极不相称并且意识到严重危机到来时，改变的热情和勇气才又被点燃。

 

和平民主深切认识、发掘当官僚成为一个全新阶级的时候其原来的阶级基础早已土崩瓦解、精神信仰一并死亡的客观事实，在这一过程中走向自己的反面而其作为一个新阶级的（即官僚权贵阶级）历史必然。与此同时，这个阶级始终处在集体无意识的状态当中，并没有也永远无法产生阶级自觉而不可能真正强大起来。其丧失原来的阶级基础精神信仰一并死亡的时刻只能各自为战，对淘汰他们的历史潮流徒劳的抵抗。无数历史已经证明，当官僚权贵成为一个阶级之时，就已经进入了垂死挣扎的历史当中，集体无意识决定了官僚权贵的宿命。

历史表明，当官僚权贵成为一个阶级、特权充斥社会，劳苦大众在经济上受到压迫到达顶点，阶级矛盾靠旧有体制即官僚体制难以调和时新的变革必然要到来。起初进行个体的行为后来上升到集体的经济斗争、维权斗争。而官僚阶级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将进一步走向反动，利用各种方式镇压、瓦解底层社会的维权、经济上反抗的努力。最终民间社会从经济斗争演变成各种形式的政治斗争，从自发到自觉。在社会转型时期，官僚权贵阶级为了各自的利益成为最顽固的改革阻挡力量。与此同时，他们的意识却处于分化状态，有激进的、有保守的、或左或右、唯利是图、各自为战、混乱无序。因此，和平民主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敌人，真正的敌人只是人性的弱点。克服人性的弱点，战胜恐惧是和平民主运动的挑战。和平民主运动以社会组织为根本，法权运动为要领，以组织决定力量，力量决定结果的信念，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各种组织形式，有实无形、有实无名的各种存在各种创新机制，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仅将其作为一个利益纽带也必然成为一种信念、政治意识的聚合深化的载体。当专制极权的旧的意识形态丧失其存在的土壤，其维系的意识形态土崩瓦解之时必然为新的意识形态生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由此产生多元的意志主体、形成新的政治生态格局。

 

 

3.      从专制社会走向民主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

 

答：从专制社会走向民主社会，本质上其实是两种意志的较量。即和平民主意志与暴力专制意志；自由公民意志与特权奴役意志的较量。这两种意志此消彼长，长期共存。和平民主的实现，枪炮是一种意志的表达，言论和各种形式的公民行动、和平民主运动也是意志的表达。这就好比一个偷盗者当被人指出其偷盗行为时，起初他可能会不以为然，可是当十个人持续指责他时，他就会从开始动摇直至彻底崩溃，这就是意志决定论！我们百千次的斗争努力，不是没有效果只是未到时候，每一分努力都不会白费。 而归根到底两种意志在各个层面展开较量的背后是思想信念在发挥作用。一个社会的主要思想信念，什么时候其主导意志由暴力专制的状态转变为和平民主的状态，或者说大多数人至少具有主导能力的阶层的思想信念发生这种改变时，那么这个社会就基本跨入到一个全新的社会境界。

 

 

思想才是最有力的武器，也是最根本的武器。因此说最深刻的变革是思想信仰的改变。专制社会所以存在，是由于我们相信自己的命运完全由一个世俗的权柄所左右，一切都受到物质层面的金钱、地位、权势的支配，人的存在形式完全被物质所奴化、异化。由于这个原因也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人丧失了自由意志和道德自觉。专制社会的瓦解，奴役与压迫最终得以改变，是因为我们从崇拜权力、拜物主义的极致一击猛醒精神层面发生了改变，相信存在一个超越世俗的造物主，这也是一般社会大众告别对专制权力无谓恐惧的开始，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走出信仰的蛮荒开始树立起向善的普适价值信仰，意识到存在诸多更高级、更复杂的因素，其各种因素相互制约往往我们受到表面的某些假相迷惑、受到经验的束缚。我们的命运归根到底并非受制于一个世俗的政权、一个物质世界。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人完全可以不受物质条件、经济条件、客观规律的制约，而是使人对物质世界的流变这一规律有所警醒，洞察历史脉动，对其背后更深刻的生命规律、人生真谛的醒悟，信仰与制度共同决定了人类文明，这也正是人领悟、顺服与承载造物主意志，贯彻历史的意志担当人道使命，实现人类社会的自由、平等、尊严与正义走向社会契约的开端。

 

4.      维稳系统作为第二政府其成本不断攀升将吞噬掉整个专制政权吗？

 

    答：由于专制体制的原因，需要应对体制内部和民间社会不断增长的权利诉求，因此专制控制体系必须不断得到加强和扩张，而它越得到加强与扩张就越难以控制，不仅始终存在新生的专制权力体系对旧有的权力体系的吞噬与后者的反抗，而且新生权力体系的支撑力量还要不断侵蚀专制统治基本盘官僚权贵阶级的利益尤其是维稳权力体系之外的技术官僚集团。这就势必不断增加专制权力有效统治运行的成本。专制统治要得以延续至少维系以下几个方面的平衡，满足各方的利益：新生权贵集团和旧有权贵集团之间、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官方和民间之间、专制统治权力核心强力部门维稳系统与职能部门技术官僚集团之间以及强力部门维稳系统内部之间。而事实上最终专制统治的成本趋于无限增大直至不可承受，历史上所有专制政权最终垮台的原因都是财政负担过重，经济难以为继。内部的斗争无论以反腐之名还是其他名义以及外部的变革压力、财政经济的因素都在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一些历史学家按照财政经济的逻辑像分析以往的社会变革一样来分析这次变革以为能找到答案，实际上这种分析永远滞后于历史。而这一次一定不仅仅是世俗的所谓专制统治财政经济难以为继的变革，而根本上依靠人性的觉醒，神性的复归来决定，没有这个结果，那这次变革则没有意义的，注定它非同以往。

 

 

5.      和平民主意志与暴力专制意志历史性对决的现状？

 

    答：和平民主意志与暴力专制意志的历史总对决就好比在一个天平的两端，这两端的份量目前正在失去平衡，天平明显向和平民主方面发生倾斜，但是暴力专制意志还在垂死抵抗。如果每一个觉醒的公民在这一历史时刻以自己的方式在和平民主意志的一端添加一些砝码、增加一份力量哪怕这个力量极其微小，和平民主意志对暴力专制意志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所谓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即将发生。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说，延续专制没信心，改弦易辙没决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专制意志的彻底崩溃瓦解是迟早的问题。在这一历史时期，即便是专制权力的最高统治者面对重重危机（由于其掌握比较全面的信息愈发清楚自己的现实处境）也是徒具其表日益丧失暴力专制的信心意志，专制当权者只是心存侥幸应对时局，内心丧失道德感知晓专制统治难以为继，从起初的对人民欺骗到专制集团内部的互相欺骗，专制统治者的谎言从人民的普遍抵触，到统治集团内部的剧场性政治，对专制统治者的撒谎表示出真诚的信服姿态到阳奉阴违，谎言加暴力的专制统治模式已彻底破产：第一、军队、警察等国家暴力工具只能做威慑而时常不在场，并且对于专制军队、警察人们越来越丧失真实的恐惧感。一旦社会聚合效应发生时，下达执行镇压的命令对任何专制统治者来说无疑都是一项艰巨的挑战。谁也不愿意背负专制的血债，而聚合效应随时会发生。第二、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一切谎言被彻底消解。控制作为专制统治的要领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思想信仰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信息时代里变得愈发困难。控制成本不断升高达到极限，行政系统的瘫痪，所有官僚系统的消极被动，绝大多数报以观望的态度，时常掩饰内心的惶惧不安。专制权力难以为继还有一个原因，对于统治集团内部来说，始终处于权责不对应的状态，即当权者承担的责任和其获得的利益不对称。专制集团的最高统治者一定也能够逐渐认识到，专制极权每延续一天就意味着在其维系专制集团既得利益、权贵特权的同时也将对被统治者继续造成深重的奴役与压迫，并且这个专制政权的延续意味着严重的罪恶和深重的人道灾难得以延续，而这一罪恶本身再怎么估量都不为过。专制当权者维系这一政权的延续要么是利益使然要么是愚蠢至极。与此同时，由于专制统治集团内部对权力、利益的无限追求，当官僚权贵成为一个阶级，利益板结化、利益固化愈演愈烈，利益垄断成为一种常态，新生的权贵集团必然要与既有的权贵集团之间产生利益分歧，同时豢养起来的官僚权贵集团欲壑难填，专制统治集团的内斗、分裂加剧。对立双方的角力需要争取外部力量抢占道义资源。内斗分裂将开启和平民主之路！民间或中间力量此时才有更大的话语机会。在历经权力无序斗争的一个时期之后，谁也无法否定权力多元格局这一既成事实。面对这一趋势，权力适时妥协与人为善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法国哲人孟德斯鸠有云，法的精神在于权力制衡，而权力多元化、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多元利益竞争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均有利于公义的产生。

 

专制统治者明知权力垄断、专制权力才是这个社会腐败堕落、一切罪恶、灾祸的根源，明知专制统治每延续一天都意味着是被统治者大大的不幸，对被统治者、国家、社会时刻造成各种人道灾难，专制统治每延续一天无异于惨无人道、深重的罪恶，因此专制统治者唯一的紧迫责任就是迅速结束专制历史，想方设法让专制权力立即垮台。朝野各势力必须意识到大家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在现代开放的社会环境当中，基于每个主体利益的保障与实现，对立哲学、斗争哲学将彻底丧失政治市场，唯有和平民主、文明竞争，各方利益才能得以保障，社会才可持续发展，人道使命得以成就！

 

6.      和平民主的根本任务？

 

答：和平民主是不分体制内外、权贵平民、草根精英，不分阶层族群的全体公民乃至整个人类的共同事业。它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激发每个生命个体的觉醒促进社会的共同觉醒，个人以克服自身人性的弱点、自我人格修炼完善为宗旨，人类社会以克服共同的人性弱点建设完善社会文化制度体系为目标。总结历史，承认人的有限性，针对人性的弱点，构建有效的制度和价值取向，消除对专制权力的迷信与恐惧，胸怀对无知者的悲悯情怀，宽宥无知者、作恶者，并尽力促其觉醒改恶从善，承担和平民主的人道使命。毋庸讳言，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随时处于内战的危险当中，一种情况是不堪压迫的底层人民的暴力反抗遭致既得利益集团独裁专制的血腥镇压；另一种情况即祸起萧墙，专制统治集团内部由于分赃不均而殊死搏斗。只有让和平民主理念深植于每一个人的内心，让和平民主成为全民共识，打捞这个根基，不管发生什么都无法干扰整个社会的和平民主趋向，在大风暴来临之前，和平民主力量为避免暴力崛起、流血冲突，为最大程度避免人道灾难的发生策行筹谋。

 

7.      和平民主的奋斗原则？

 

答：和平民主没有针对性的对象，不是要打倒哪一党推翻哪一派。和平民主运动始终坚持和平民主、理性包容的立场，坚信善的力量，运用超越一切党派、阶级、族群的博爱立场，以人性的普遍觉醒为工具。对于武装到牙齿的专制机器，和平民主即是策略也是原则，采取暴力对抗使人民遭受严酷镇压并非明智之举。对于暴政与不公，人民的自卫权、反抗权不容否定。坚持和平民主立场，主动放弃暴力反抗权，放下暴力斗争乃至一切防卫，坚信道义的力量是一种自觉选择，这一单边立场，不因时局的改变而改变，不因对手的改变而改变。和平民主不仅着眼于终结专制政权，更着眼于专制权力瓦解后的社会建构。和平民主与其说是瓦解毋宁说是建构，瓦解与建构相辅相成，这种意志的较量即使在专制政权结束后仍然长期存在。

 

 

8.      和平民主的救赎与历史使命？

 

答：既然和平民主不针对任何特定势力，和平民主的本质就是克服人性的弱点，我们大家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共同面对需要克服的问题，它实现的主体就是不分阶层、族群、身份、体制内外的全体公民。那么，无论权贵还是平民也无论你过去的立场即便曾做过恶犯过错，从今天开始，在自己力所能及范围内推进和平民主事业推广和平民主文化。债务越多则偿还越多，需要积功累德弥补救赎。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力、地位、财富等各种资源。无论教师、警察、法官、律师、记者、学生、工人、农民、军人、职员、企业家、自由职业者等等都可以有所作为。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互联网发帖、转贴、公共事件参与、推广翻墙、转发消息、聚餐聚会、街头和平集会、示威、申冤、表达异见、为良心犯送饭等等方面。比如说，法官审案、警察办案，上级让你违法时，你至少要弱弱的问一句，要跟领导尽最大可能作充分的沟通交流，把自己的合法意见法律依据哪怕委婉的表达出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想方设法增大违法成本以自己的方式记录违法、记录历史、留存证据，让违法者知难而退。和平民主事业本质上是两种意志的较量即合法意志与违法意志，要不断消解违法意志。比如看守所、监狱的工作者，在人权保障方面尽自己的努力，把理念和制度分享给大家抬高人权天花板，利用一切机会助推看守所改革、监狱改革让它走向人性化、文明化，依次类推，哪怕是一闪一念，点点滴滴的累积，力所能及的行动曾努力过、尝试过。一时的努力可能没有现实结果，但它一定不会白费，任何努力都不白费，都是一种意志，都有其能量，这种能量，就会改变你身边的人、你周遭的环境以及你自己的命运，千千万万正念正行，就会改变整个环境、整个社会、整个世界，心体光明，则世界光明！任何付出、努力、遭遇的困难与挑战都有其结果，或者在某一时刻促发觉悟或者造就世俗的功业。和平民主的人性诉求就是普遍人性诉求：生的本能、追求幸福的本能，要实现它，公平、正义、自由，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不证自明的普适价值。

 

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后人时，在社会变革、转型时期，我们曾经为和平民主做过什么？被压制的体制内的同胞公民们其实应当建立这样一个信念，每个同胞的热血青春，都消耗在这个专制腐败的制度里，个人价值的实现感普遍缺乏，这必将成为社会变革的力量源泉，不做恶不虚耗生命是可以作出的一个选择。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专制时代曾进行过的瓦解专制、争取做人的尊严和权利，推进社会走向和平民主、现代文明的某种努力，即便只是一闪一念、一言一行，在后专制时代到来时，我们都可以扪心自问，无愧于心，与此同时，由于我们的点滴努力，而这一点滴的努力所汇聚起来的浩荡潮流造成专制历史尽早结束而大大减少人道灾难的后果，对于每一位参与者、行动者来说无疑都将是一份良善的功德，记录在每一个生命中，记录在历史上。历史赋予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们加入到一场正义事业的洪流当中用我们各自的方式终结专制统治建设和平民主家园，和平民主事业需要一代一代的人接力前行！

 

9.      和平民主何以能够实现？

 

答：少数人决定历史、改变历史与沉默的大多数是一个历史真相。少数人的觉醒与行动正是社会和平转型成功的条件，大多数人只是跟随者。希望之所在，正是少数人决定历史这一规律。造物主赋予人自由意志和权能，不言自明也承担相应的人道使命。意志是决定这个世界的根本力量，非要达到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才能发生社会变革的观念不符合历史真相。没有暴力照样可以改变历史。和平民主的意志越坚定、日渐积聚起来的和平民主力量越强大时，则变革的成本越低、代价越小。和平民主是整个社会最大公约数将成为专制统治者最后的庇护所。统治者、既得利益者将会越来越清楚，统治者比被统治者更需要和平民主、人权法治以保障其身家性命安危利害。近代政治文明中普遍废除政治犯死刑就是这一逻辑。投身和平民主的事业是一项重要责任，它一定要面对人性的严酷挑战，这不仅在集权体制终结以前，更在集权体制终结之后，如民族纷争、宗教信仰、各种利益集团、网络寡头，人性之间的善与恶在更高层面上的较量仍会不断升级，充满了各种严酷的风险与挑战甚至要付出某种牺牲。

 

专制统治者紧紧抓住权力不放，认为可以保障维护其安危既得利益。但是无论军队、警察、维稳力量等所有暴力机器归根到底都由其背后的人来决定，人心是决定性因素，一个看似如何强大的专制政权，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战胜过，一个具有坚定信仰的、追求和平民主的人类个体，无论用坐牢还是杀头的各种手段。况且觉醒的具有坚定信仰的个体普遍生长起来，专制统治者要面对此起彼伏遍地崛起的变革者和革命者。人心决定了没有永远的执政者，今天专制统治者的专制将是导致明天其子孙后代成为专制受害者的原因，无论慈禧、斯大林、毛泽东、金正日、萨达姆任何一个专制独裁者由于恐惧的原因直到他们死前的一分钟都不敢放下权力而且只能靠暴虐与杀戮来维系他们的安全感，连他们最亲近的人都可能成为被叛者，威胁和敌人无处不在，尽管身体与精神已经衰朽至极可仍要苦苦支撑这种滋味何其艰苦恐怕只有独裁者自己心里知道。现实一次次无情的教育让其意识到人的有限及统治的失效，在各个领域的全面溃败，如不主动作出抉择自己手中的筹码会越来越少，最终将无退身之所万劫不复。专制社会体制下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作为命运共同体，克服人性弱点修炼完善人格、树立向善的普适价值信仰对于两者同等重要。

 

10. 和平民主的渊源？

 

答：梳理中国当代历史，可以清晰发现一条历史线索，尽管这条道路异常曲折，时常中断，可以说，肇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四五运动、西单民主墙、民间办报、86学潮、89学运、九十年代组党风潮、法轮功信仰群体反迫害申冤等等再到2000年以来此起彼伏的各种维权运动，从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层面的权利抗争，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与历史，无不体现公民意志的觉醒、和平民主的诉求。这些事件的诉求不尽相同、表现形式各异 ，但终归像各个支流一样汇聚成一股滚滚的历史洪流呈现在人们面前，成为一股历史的潮流，它正是和平民主运动。和平民主运动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性概括，在这条历史主线中，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完成宪政民主转型、建立公民社会自始至终都存在的两种意志此消彼长的较量，即公民意志与特权意志、和平民主意志与暴力专制意志，这两种意志进行着一次历史性的较量，这一历史性的较量目前正进入最后阶段并将落下帷幕。由此上溯到近代历史晚清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历史从来都不完全由人来决定，但命运之神总是会垂青于智慧与勇气！二十一世纪的上半页，中国的政治变革将迎来这个星球上场面最壮观、气势最恢宏令人无比兴奋、精彩绝伦的民主变革大戏。和平民主运动为寻求民主政治发展实现的进路，促进社会协商、凝聚社会力量、获取社会共赢并最终形成一种宽容与责任的良性政治语境而探索、奋斗。中华民族自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南北共和）、国共合作到64和平民主运动，每一次历史关头的抉择都不容忘记！此时，我们不妨回望那些历史先贤：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宋教仁、黄兴、蔡锷……时代的沉重何曾阻挡他们坚定的脚步！滚滚历史、沧海桑田，今天我们又站在了历史关口到了朝、野共担社会责任、历史使命的时候！社会各阶层应以更大的胸襟、气魄追问前路。无数先进的中国人坚持道义诉求，追求中华民族和平民主的前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尽管遭到内外顽固既得利益各种专制复辟势力重重阻碍，但是这一历史潮流的趋向，这个共识正获得越来越大的基础，无论体制内外朝野上下、左派、右派、草根精英，符合每个个体的具体利益及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且这条道路具备的开拓性、包容性、建设性、人道属性越来越为人们所肯认。和平民主作为历史意志的贯彻，不单改变中国而且必将影响整个世界。和平民主意志如滴水石穿终将击溃一切暴力专制势力的阻挡，毋庸置疑，中华儿女这一次应当有能力把握历史赋予我们以和平民主改变命运的机会！ 

 

11. 和平民主运动的核心原则是什么？

 

答：在追求和平民主的历史进程中构建和平民主社会的核心原则、主张及立场是什么？其核心原则、主张及立场就是人权至上、和平民主、法治中国。其中，坚持个体权利本位、程序正义贯穿始终，以此原则解决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民族问题、社会问题等各个方面。 不管如何表述，这也是近几十年来民间反对专制独裁追求宪政民主的最大公约数，也正是宪政精神实质的当代表述。造物主的意志或自然法为权力的行使厘定了边界，宪政意味着暴力不再是社会斗争、社会统治、社会治理的常态，和平、理性、法治成为矛盾冲突解决的主要方式。作为一个弱小的公民何以挑战强大的专制统治者，一个武装到牙齿，生杀予夺的国家机器。第一、在一个普遍觉醒的时代，专制统治并不强大，只需一点微不足道的气力就可以把它推倒，而人们往往还没意识到。第二、专制统治者不是神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也有人性的弱点，并且他们是极少数，处境日渐孤立。第三、之所以奴役与压迫最终得以改变，因为存在一个超越世俗的造物主这一事实将成为普遍的信仰，每一个生命主体的命运自有造物主的安排，一切世俗的统治都只是一个假相，专制统治者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决定，更无从决定他人的命运。寻求一个良好的归宿、出路及共识是人性的普遍诉求，走向对话与妥协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民间与官方以及各个派别的共同需要。

 

12. 和平民主必胜的原因？

 

答：中国完成现代转型，本质上是两种意志的较量，即自由公民意志对特权奴役意志、和平民主意志对暴力专制意志，这一较量在各个层面展开。专制统治者开始越来越力不从心，随着专制统治道义失据、民心尽失、民怨沸腾专制统治的成本不断攀升、暴力专制的意志日益消弱，与此同时，公民日益的普遍觉醒和平民主的力量日趋崛起壮大，在和平民主意志一次一次的胜利中，尽管也要付出代价创痛但恰好这些代价与创痛累积成为觉醒和新生的民主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在互联网的作用下，网络一代迅速成长起来，和平民主的力量崛起的速度不可阻挡之势远远超乎想象，和平民主的力量与暴力专制的力量强弱之势异位只在旦夕之间，对于和平民主事业的追求者，当你觉得恐惧的时候，你的对手可能比你更恐惧，再坚持一下，在最后关头历史即将改变。面对专制统治者的各种谎言与欺骗，只需告诉公众一句话，我们不需要懂得民主有多好，我们只要知道专制有多坏就足够了！和平民主是一项不可能失败的事业！全球市场经济贸易自由化、信息化，将大大降低人们的交易成本、沟通成本。社会的启蒙、真相的传播、多元化格局，商业文明促发人们的契约精神与法治意识，作为和平民主的有利历史条件来看，在这片专制的土地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因素，对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专制权力得以存在的历史条件正在消亡，专制统治的传统方式业已终结，开明专制必然要面对政治市场。民主成为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得以存在的社会治理模式，和平民主成为地球村的共识。因此在政治上来说，这些文明进步的因素、力量对专制独裁产生巨大的作用与影响。即使在专制政权的内部，人的因素决定了和平民主必胜，尽管专制权力试图从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利用一切最新的技术在过去六张网的基础上以最近新技术（包括：脸孔识别系统、声音识别系统、卫星定位系统、指纹信息、生物基因技术、大数据、脑控项目等等）加强控制、国际国内四处安插眼线、五毛、特务监控公民全面管制社会，一方面维系专制统治的违法成本不断增高直至难以承受，同时无论任何技术手段都掌握在人的手中，人心所向，最终决定了这些反人民、反人类的专制行径将遭遇彻底失败的命运，政权重组将不可避免，最终由专制政权转变为和平民主政权。

 

 

13. 具体权利与抽象利益、个体权利与集体利益的区别？

 

答：统治者通常愿意向被统治者许下抽象的利益。抽象的利益比如说，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共同富裕、公共利益、民族复兴等等，还有诸如，公有制、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国家强大、国家安全、国家富强等等。然后在此之上，可以对每一个具体的公民要求其承担无限道德义务各包括革命到底、为正义献身、为国牺牲、保家卫国、无偿奉献、纳税、财产充公、征收财产、无偿劳动、土地国有化、保守秘密、当义务兵、无偿献血、慈善捐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学习雷锋等等，理由是统治者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因此对于具体与抽象、个体与集体的认识和分辨在现代社会里尤为必要。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国家、民族和所谓正义事业都是以个体为基础的，目的也是为每个具体个体的权利和福祉而存在的。而集体无论国家、人民、民族都是一个集合该念、一个抽象的概念。如果号召人们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体权利，那么这个集体利益到底为谁而存在？为何存在？只有当集体的存在是为了能够首先保障个体的权利，使得个体权利更好的实现，这个集体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什么组织才有意义，这个集体的利益也才能真正 得以实现。集体的利益一定是要建立在每个个体利益实现这一点上的，否则每个个体如果没有权利可言甚至被牺牲、被剥夺、被侵害，所谓集体的利益、抽象的利益就成了少数既得利益的旗号。因此人们要学会坚持具体的个体权利而不是那些抽象的利益，因为那些抽象的利益看不见，摸不着。要实现它们，就必须从具体的利益入手，比如说具体的利益有，在经济方面：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利保障、土地权利、免费教育、免费养老、免费医疗、免费住房、国有企业的股份分红、国家财政补贴、减税、派发现金等福利；在政治方面：公民的选举权、知情权、监督权、结社权、出版权、集会游行示威权等等，这些方面不仅是一个口号、理念而且还要有具体的法律制度实实在在加以保障。因此抽象的利益其主体总是诸如人民、国家、社会、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吃瓜群众这样的集合概念或者说是抽象的政治概念，而具体的权利一般其主体是诸如公民、当事人、选举人、债权人等一个个体明确而具体的法律概念，权利内容也是十分明确具体，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十分具有现实性、可操作性。因此我们在一些特色的国家里，时常会十分无力的感受到，人民只有抽象的利益没有一点具体的权利，一切皆以人民利益之名、一切皆以国家利益之名，而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背后却操控在少数当权者手中，他们往往有能力把无比高尚的所谓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变成自己的利益还要由人民来背书买单。一个为个体权利更好的保障与实现的集体必然会受到热爱与拥护，一个处处与个体权利相背离的集体必然会遭到个体的反对与唾弃！

 

14. “阶级”在现实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答：教科书上说，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在经济上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或人群共同体。像阶级、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一类概念，它可以用来总结历史，可是无法用来对社会现实进行设定。阶级在不断流变当中。阶级身份与阶级意识并非具有同一性。所谓地主就有地主阶级的意识，农民就有农民阶级的意识，从主体上来说，这是偷换了个体概念与集合概念。与此同时，这完全是把人进行物化的一种思维、物质决定论的套路。它的荒唐之处在于阶级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又是一个集合概念，而每个人都是具体的，他的意识显然不仅是个性的也是在不断流变当中的。这一鼓动在没有逻辑思维能力的时代会对无数进步青年产生莫大的危害。在近代历史中，共产党如毛、周、刘、邓等，国民党如孙、黄、宋、蔡等如果非要用阶级说事，他们无不是所谓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或官宦子弟出身，而他们的观念意识到底属于资本家阶级、地主阶级还是革命家、知识分子、流氓无产者、投机分子很难说清。至于说他们自认为代表哪个阶级具有哪个阶级的意识恐怕也只是一厢情愿。第一、阶级身份与阶级意识并非具有同一性。第二、阶级地位是随时流变的。以阶级身份或者打着哪个阶级的名义从事社会运动或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并没有道德正当性。更为荒唐的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就一定反动落后，贫农阶级、工人阶级就一定革命进步这也是没有事实根据和逻辑依据的。进一步来说，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情景当中，这势必造成仇富心理，见不得人好，恨人不死的情绪。野心家、独裁者们充分利用了“阶级”这个词汇的模糊功能，为掘取权力找到了一个正当的理由、美好的名义，给人一种替天行道为劳苦大众、为弱势群体代言的道义形象。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就一定有他们的反面则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官僚阶级等，这种二元思维的对立性被无限放大而故意忽略了普遍的人性，通常作为一种统治手段，为攫取权力、巩固权力服务。中国历史上的造反者、革命者鲜有真正的农民阶级或无产阶级，往往都是一些家道殷实的子弟，他们通常生活优裕，读过书上过学，现实当中郁郁不得志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所谓革命者的旗号、工农的旗号、无产阶级的旗号、劳苦大众的旗号。

 

如果非要区分一个阶级的意义，在一个专制社会里，只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而从来没有什么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等，当毛、邓他们革命成功后建立了政权，他们早已不是什么农民阶级、无产阶级而是彻头彻尾的统治阶级、当权者阶级。从一般人性诉求来看，他们的一切意图都不过以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权力既得利益为核心，不承认这一点，那必然是虚伪和反人性的。当一个专制社会的被统治阶级推翻专制统治阶级建立新的政权之后，除非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宪政民主的社会，否则在新建立起来的专制社会里其主要矛盾仍然还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其他的所谓阶级诸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中产阶级等只有在民主社会里才有辨识和区分的必要。

 

专制政客就是善于利用抽象的人性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与其使用阶级这一抽象模糊的历史集合概念不如强调个体权利这样十分明确具体的法律概念和普遍人性的诉求。利用阶级的概念夸大人的差异掩盖人性的普遍诉求，生命、自由、财产、尊严等这些基本人权的普适性价值，故意将人与人、群体与群体分裂对立起来，而忽略了人类的悲天悯人的情感对真善美的永恒关切以及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拥有的共同的尊严与权利，彼此互负的人道责任、人道使命，注定将造成一场场人道灾难！

 

俗话说，有恒产者有恒心，那种主张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的反人性的学说作为一种煽动仇恨的手段鼓动暴民四起，对一个社会来说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最终走向反人类的结局。奴隶造反可玉石俱焚、同归于尽，阶级的抽象性与个体权利的具体性决定着不同的社会前景。一个社会的变革，从野蛮的暴力专制走向文明的和平民主需要尽力避免情绪的宣泄暴戾之气坚守和平理性的立场。

 

 

15. 唯物主义、斗争哲学、和平与爱的世界？

 

答：唯物主义显然不符合客观世界的基本事实，它已为相对论、量子理论以及最新的宇宙学、生物学所摒弃。在当今任何一个前沿科学领域，人类对终极问题的探索无论微观还是宏观上均取得了最新的进展。西方哲学界一百多年前就戏蔑称唯物主义的终点不过是唯心主义的起点。它的武断、粗糙和傲慢让人类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其基础上的矛盾论、斗争哲学（二元论的局限已为众所周知）汲取中国阴阳学以及近代实证科学中最表层的似是而非的认识，把事物对立的一方面绝对化，而忽视了其内在的统一性。一种极端的功利主义在攫取世俗权力中造成一场场人道灾难，不仅无视万事万物息息相关，人与天地万物相互依存、相互滋养、包容并蓄、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事实，也有违真善美的人性诉求和人道主义立场。乐者，天地之和也，和也天地间之大美，仁者大爱之精神！

 

斗争哲学背离了中国古代先哲与天地同运、与万物俱化的天人合一精神以及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的古训。把原本人的有限性、人归根到底被决定、被动的角色置于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狂妄、分裂、虚妄立场。人性的贪婪、自私、无知、盲目、自负被无限放大，残忍、邪恶、愚蠢、狂热接踵而至。在唯物主义与斗争哲学的支配下，人丧失了应有的理智、良知、对生命、自然的敬畏、道德自觉、基本人性和一切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打破一切伦理束缚以拜物教的名义迈向了无恶不作堕落的道路。只有人性的觉醒与神性的复归，人类才能迷途知返得到救赎，建立良性的普适价值的信仰，摆脱奴役实现和平与爱的世界。毛泽东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发表的《矛盾论》是典型的把人物化的一种思维方式，通篇毫无人性可言，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纯粹作为社会发展的手段工具毫无尊严，那里根本没有人的位置，遽论人道主义。这一思维一直延续到毛把文艺以及一切都当作所谓革命的工具来对待，毛攫取权力后把经济、政治、社会、科技、宪法法律乃至人的思想、生命一切都拿来满足其政治野心作为政治工具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斗争哲学、矛盾论的话语体系下，产生了诸如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这样的词语。其实人民从来没有矛盾。所谓的敌我矛盾，无论是阶级矛盾还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矛盾也只不过是专制统治者为了恫吓人民人为制造出来的，为了转移掩盖专制的压迫与奴役的本质、专制既得利益的真相。如果非要说有矛盾，那只有一种矛盾就是专制统治者既得利益集团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揭示尽管让专制统治者惶惧不安，但是在被统治者看来也并非是无法化解的，只要专制统治者愿意放下残暴专制下的压迫与奴役，弃恶从善行和平民主之路，被统治者便可以网开一面，与之共同摆脱奴役，携手奔向自由，接纳那些应时而动者。在民主社会、现代文明世界里只有文明的竞争，没有你死我活的矛盾与斗争。文明的竞争是有底线、有共同尊严并体现文明价值取向的一种关系，不是成王败寇、你死我活、零和游戏。彼此双方并没有不可接受的结果，是一种促进大家共同成长趋于良善、智慧、完美的机制，本质上来说，文明的竞争关乎人类社会共同的人道使命，不但不是互害的而且是彼此映照的，最终建立起向善的普适价值体系以实现和平与爱的世界！

 

 

16.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意识形态？

 

答：诸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的词汇，只有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走进现代文明，在政治上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有了这个前提之后，才有所谓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左派、右派，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诸如此类区分的必要性和条件。即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里是福利多一些还是市场多一些，授予政府责任大一些还是小一些的问题。而在一个专制社会里根本不存在这些问题，它还没有建立一个人民主权的国家，而是一家、一党、一派、一个少数集团的私物。它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现代国家中在人民之间以及政府与人民订立的契约当中权责多少的问题，而是权力公有、私有的问题，权力归属的问题，人民主权的问题。在专制社会条件下，只有一个问题即自由民主和极权专制的矛盾。始终只是这两者的较量，不管变换什么名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好、人民民主专政、工人阶级领导也好、无产阶级专政、天天倡导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切为了人民也好，可事实是，权力片刻也不能与他人分享，这个情况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只能叫独裁主义。

 

而专制统治者为了达到垄断权力、独享权力的目的，经常会编织一些具有蛊惑性的谎言，比如说什么资本主义的民主是虚伪的，资本主义代议制以及总统选举都是各大资本财团的利益代言人、利益交易，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实际上一个至为浅显的道理就是，无论资本主义的候选人其背后是不是代表着资本家财团的利益，但是它至少有两个以上的政党势力、候选人、两个以上的集团开放竞争，这种竞争起初即使代表着某种利益和立场，但是，发展到后来，各政治势力即便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也要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讨好选民，争取更大的政治市场。这就必然要求他们为社会、为选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产品，否则他们难于胜选，因此他们不仅要具备相当的行政能力而且也必然需要洁身自好、清廉自守具有相应的道德品格。因此政治势力、政治人物参与选举和竞争不必回避自己的利益诉求只要按照游戏规则即可，开放与竞争是最好的防腐剂。当然它不同于一家、一党、一派的专制政治，后者不需要面向选民公开竞争，只需要暗箱操作，甚至可以搞指定接班、世袭制，它也仍然能代表了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有一个共同的道理就是竞争，比如，市场上只有一家生产方便面的企业垄断经营，垄断企业由于没有竞争压力可以肆意向消费者销售价高质次的产品，而消费者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只得购买，如果有两家以上的企业生产方便面，那么由于消费者可以选择的原因，生产企业面临竞争为了自己的利益一定会想方设法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为消费者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同理在政治市场上存在不同的政治集团进行开放竞争，对普通百姓而言能够得到更多的实惠。众所周知，政府和政治是必要之恶，我们宁要两个小恶霸也不要一个大恶霸，在两个小恶霸的互斗过程中人民才有地位！

 

专制与民主的一个最本质的区别是，一个封闭、垄断，一个开放、竞争；一个口含天宪，自称代表人民利益、宇宙真理，无比高大上，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一个做一点有限的事、实在的事，深知人性的弱点，总统也不过是一份工作，政府是必要之恶不是万能的，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必大包大揽，也不必绝对正确，只是通过民主竞争不断修正、完善。

 

在这里需要重复一下前面的观点，公有制、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这些词汇，在没有解决独裁专制以前，意识形态只是一种谎言，具有一定欺骗性。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方便专制独裁者浑水摸鱼。此时意识形态唯一的价值就打破一切意识形态。俗话说，不怕流氓会武功，就怕流氓有文化。现代的独裁专制者善于借用一些迂深宏大、似是而非的词汇、一些意识形态理论蒙骗群众、粉饰罪恶达到他们的专制目的！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结果，凡是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无一例外的都持久的繁荣与自由，社会不断得到完善走向进步与文明，凡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那里往往没有自由，最终都走向政治腐败、经济凋敝、不断衰落最终不得不改弦易辙进行宪政民主改革放弃原来的意识形态和旧有的政权形式。实际上这并非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而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名义掩盖之下的民主与专制的对决，民主社会注定将不断完善进步获得新生，专制社会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注定要败亡。

 

 

17. 财产权利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及政府的角色？

 

答：按照洛克的政府论，人类从自然状态走进契约社会，把一部分权利交给政府，但人的三个基本权利不能交，即生命、财产、自由。政府存在的目的，不是追求既得利益，而是为了每个个体的生命、财产、自由获得更好的保障与实现。同时，私有财产是人的各项权利和尊严的保障。私有财产是一个事实，造物主将自然资源放在人类的面前，人只需顺手向大自然取回自己所需的物资（当然不能过于贪婪滥用权利）。事实上这个自然与人的关系一开始就决定了，人类占有自然资源的天然合法性与正当性即私有财产权由此诞生。私有财产权是一个事实，任何正当的法律只是肯认了这一事实的存在。无论是一只碗、一口锅、一棵树、一头牛、现金、存款、土地、房子这些财产所属都是一个自然发生的事实。私有制盛行于世、自然发生无关人的认知、制度，每一寸土地从来都不是政府的。所谓公有制是人的臆想，而且赞成财产公有制的人并不是愿意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分给大家，而是想让别人的财产通过公有，自己也有一份（茅于轼语）。它违背了基本事实和人性，造成专制统治者通过公有制这一概念掩盖私有制的普遍性和天然性这一基本事实，然后打着公有制的名义将所有的财产都以国家之名、革命的名义掌控在其手中。私有财产遭到彻底的剥夺后，人彻底沦为奴隶的地位，人的任何尊严、自由此时都将无法保障必须依附于国家和统治者。为了避免陷于奴隶地位，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和天然性必须在法律上加以强调，肯认这一事实，也是对人性的肯认与尊重。否定这个事实的一切政治伦理和制度都是虚伪和违背人性的，也必将造成反人性的高昂成本使社会陷于伪善之境，巧取豪夺开始大行其道压迫奴役随之而生。财产私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将极大调动每个生命个体为了追求正当利益更大的财富而带来的生产、创造积极性，形成利人即利己的后果。财产公有制和权力专制只能带来剥夺压迫损人利已社会互害的结果，财产私有和权力公有政治权力竞逐才有助于形成利人利己的共赢局面。

  

   众所周知，政府是必要之恶，是守夜人的角色。人的生命、财产、自由的基本人权是不可让渡不可剥夺的。一个文明政府的存在不仅不会威胁到基本人权而且是在基本人权的制度框架下在生命、自由、人格尊严、私有财产、信息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这些方面不断完善进步。

 

   政府不创造任何财富，政府存在的目的只是履行与纳税人订立的契约即政府的职责。政府的权力来源必须经人民同意，授权其管理必要的公共事务。公民个体、企业、社会创造财富并供养了政府。政府由人组成，他们并不比其他社会公民更高明，只是一个职业而已。那种万能政府论、凯恩斯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社会主义，政府插手经济、社会、思想教育等等各个领域不但无助于社会和公民，反而因权力集团自利性腐败给社会造成严重的低效和不公，谁来监督监督者？无数历史表明，把政府至于神圣的地位是十分有害的，人是被决定的，被动的、有限的，由人组成的政府首先懂得无法做什么，再决定能够做什么。政府的领导人作为一个具体的人同样具有人性的弱点甚至于无法管好自己的家庭、子女和自身的问题，却妄想计划一个国家亿万人的生产、生活、物质需要和精神诉求，与其说是一场虚妄和狂躁的乌托邦不如说是人性的权力欲望。只有每个个体自己才真正知道自己的需求，无论从宏观上还是微观来说这种权力的欲望发展下去必将走向反人类和不人道的结果！

 

中国人民供养着一个至少5倍至10倍于一般正常国家的政府部门，网上有数据显示中国的官民比例是日本的27倍，仅党务系统的党委、纪委、政法委、综治委、宣传、组织、文明办、统战、外联、工会、妇联以及人大、政协等等就是要远远大于一个正常的政府规模，而政府、人大、政协和社会各级组织内部又都有类似的功能职务相对应，比如政府内部有负责纪检、政法、组织、宣传等等的职务和机构设置，再加上政府内部因人设事，多少书记、副书记、工委书记、支部书记多少行政首长、副首长、巡视员、顾问、调研员等等各种职务名目繁多，此外，在政府和党务之外还有各种事业单位的存在。众所周知，在中国，教育、工商、广电、文化、计生、建设、司法行政、发改委、工信、房产、市政、食品监督等等这些部门完全是多余的，相关事业完全可以交给市场并由法律来规范。因为一些部门的存在反而导致权力寻租，造成企业投机现象普遍、市场机制失灵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设立一些行政部门监管市场，而这些行政部门不仅需要大量纳税人供养而且权力自肥，导致生力者寡、食利者众的趋势日益严重以及谁来监督监督者的困局。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一些经济上的发展成果，毫无疑问，它是中国人民而非政府创造的，而且这一成果是在繁壅重叠的政府管束压迫之下被庞大的官僚集团压榨盘剥、巧取豪夺之后的结余，可想而知中国人的承受力和生命力有多么顽强。

 

18. 在现代社会中，人的基本经济状况应该如何？

 

答：在现代社会里，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科技的进步、人类管理能力的提高、物质资源、信息交换共享的成本大大降低， 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加之造物主（大自然）给人类的丰厚馈赠，人类的物质生产、生活资料得到极大满足。在北欧一些国家，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基本上都实现了全民免费，甚至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都做到了这一点。这些国家的公民在上述基本生活福利的保障下，他们的人生主要是凭自己的兴趣，为了追求某种人生价值而工作。当然如果物质上想要更加富裕、奢侈的生活也需要更进一步的努力。而这些国家的公民之所以能够享受上述福利，是由于他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向社会和政府让渡了部分资源、权利比如说土地、前人给这个国家累积下的物质资产、文化资产，授权政府管理一些国家的公共项目、资源。人的生产能力从古代一个普通劳动者通过自己的劳动可以供养一家几口人到现在一个普通劳动者可以供养成百上千的人。如果是一个企业家由于其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在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之下，他创造的价值往往又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几百倍乃至千万倍。这也就意味着，在人类社会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内，只要少数人甚至极少数人从事劳动、生产活动，社会就可以正常运转甚至达到比较富裕繁荣的状况。事实上，在人类的绝大部分历史中也的确实现了这一点，只有少数人为社会提供劳动服务，而且他们供养着大量不生产者甚至负生产者（对生产产生阻碍破坏作用者）。这些负生产者通常毁坏、断绝了大自然给人类馈赠的资源、财产，相当一部人都是不劳而获者。在当今中国，如果我们走和平民主的道路拥有一个民主法治的政府，按照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的全体国民也可以享受四项免费，作为条件中国公民让渡其地下储藏的自然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矿、铁矿、有色金属、海洋资源、森林资源、部分土地、还有累计下的历史财富。国有企业积累的财富都是全民所有的性质，这笔可观的财产，自然的馈赠、先天的秉赋和机能可以让每个人过上十分富足体面的生活。经济学里有一个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的概念，在中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幅员辽阔市场广大的经济体来看，中国人无论是信息还是各项服务、商品的交易成本均十分低廉，中国人的生活成本在全世界来看应该是比较低的，与此同时每个普通人的收益却是十分可观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财富将是十分充裕的。具体言之，当代中国全民14亿人口至少可以基本实现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的免费待遇，并且在通讯、交通、餐饮、娱乐等方面的消费价格上应享受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待遇。

 

远在1840年时中国的GDP就就是当年英国的6倍天下第一。对于一个所谓如此勤劳、智慧、吃苦、耐劳的民族，按照其人口基数它的经济总量应该至少5倍于美国，中国的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对人类的贡献也没有理由不遥遥领先于这个世界任何一国。可是由于制度和人性等原因，财富、资源的分配在现实中极不平衡，大多数人的机会和权利受到某种剥夺与制约甚至形同奴隶，造成穷者恒穷、富者愈富、社会互害的现象，当然这种大多数人的机会与权利被剥夺的不平衡的制度成为少数人独享特权的条件。

 

19. 私有制、公有制、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个人、集体、国家、人权与主权？

 

答：国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个体（每个具体的人）权利获得保障与实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个体先于国家而存在，个体权利在先，它是自然权利，没有国家，个体照旧存在。国家在后，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为了更好的实现和保障每个个体权利大家订立契约建立起国家，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就是个体为本。个体是目的，国家是手段。每个个体的尊严和权利看似独立，实则相关统一。就是当他人的权利和尊严遭受侵害时，我们的尊严和权利也处于潜在的危险当中，只要一个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自由！这个相关性和统一性是从每个个体出发，个体是基础，当每个个体的权利与尊严得到了很好的保障与实现，每个具体的人在现实中活的有尊严、自由和幸福，那么这个由一个个具体人组织起来的国家这一抽象概念跟每一个具体的人联系起来就具有了意义，国家的根本利益也由此体现。

 

个体的权利在法律制度上和社会文化习惯上需要具体明确，相反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这些抽象的概念，看不见摸不着，不仅与具体的个人无关而且片面强调它可能还会威胁到每个个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假如国家是一个肌体，国家之内的个体就像细胞，没有好的细胞，肌体再庞大也会衰亡垮塌虚弱不堪，每一个充满能量、健康的细胞才能成就一个强大的肌体，反之，国家的强大不可能是建立在破坏每一个细胞的基础上成立的。公有制、集体主义对人民来说是一种抽象的利益和具体的剥夺，通过社会革命、社会运动推行所谓公有制的国家等于没有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这一先天的事实，而是通过暴力与强制否定造物主赋予人的天然地位。是自然权利决定制度设计而非制度设计决定自然权利。制度必须建立在自然权利的前提下而不能否认自然权利这一事实。肯认私有财产的事实，在此基础上产权人可以自主选择订立契约将私有土地或其他财产按照现实需要实现所谓公有比如股份制等让产权明晰，势必降低交易成本。有恒产者有恒心，私有制是社会契约、市场经济、商业文明的基础，从私有制到社会契约形成发展出市场经济、商业文明，再从市场经济、商业文明为政治契约奠定基础。

 

没有人权，国家越强大意味着奴役与压迫越深重、灾难越深重。人权是目的，主权是手段，人权高于主权，主权是为人权服务的，脱离开人权的主权是虚伪的主权，这样的主权只是专制统治者为维护专制特权的幌子，是对人权的严重威胁，人们有权利彻底终止、铲除一切侵害人权的主权。

 

1776年美利坚合众国十三个州通过《独立宣言》，该宣言开头作如下表述：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组织其权利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有可能使他们获得安全和幸福。若真要审慎的来说，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无关紧要的和一时的原因而予以更换的。过去的一切经验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尚能忍受，人类还是情愿忍受，也不想为申冤而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形式。然而，当始终追求同一目标的一系列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的行为表明政府企图把人民至于专制暴政之下时，人民就有权也有义务去推翻这样的政府，并为其未来的安全提供新的保障。

 

从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来看，少数专制独裁者以所谓公有制、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的名义对社会进行的统治完全超过了以往任何传统意义上的皇权专制。国人遭受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思想、人身自由在内的全方位的剥夺控制，一场前所未有包罗万象的专制与奴役发生了。中国人不接受一个名义上的皇帝，却经历了一场十倍、百倍于传统皇权的专制暴政统治，而这场包罗万象全方位的专制统治都是打着无比美好、无比正义的旗号进行的诸如：革命、解放、为人民服务、新民主主义、公有制、人民当家作主、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族复兴、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社会主义优越性等等。

 

在专制权力之下，国有企业、国有土地是最大之恶！历史的来看，无论从公平和效率上都是最糟糕的选择。无论所谓生产资料国有、土地国有、虚化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无人所有，掌权者充分利用这一点，将资产财富具体掌控在自己手中，从效率上没有追求利润的动力，根据市场需求创新进取提高生产力以满足市场需求，并且时时出现道德风险崽卖爷田不心疼杀鸡取卵，大搞短期行为、权力兑现，各级官僚掌权者只要满足上级的需求则可以保障自己的地位、前途不需要向人民负责；在公平上导致当权者无偿占有大众的财富、自然资源、劳动乃至人身，而大众的资源、生产资料因被剥夺限制而丧失了生存、发展、致富的机会，少数人靠特权巧取豪夺，再进一步垄断资源、市场与权力，继续与消费者签订霸王条款赚取超额利润造成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老百姓要支付世界上最高昂的电费、油费、通讯费、房费、医疗费等等，由于资源、市场、权力的垄断，长期来看将大大增加社会的交易成本和风险。官方厘定的公有制（国有制、集体制）这些名义上的所有制形式在实际中单个工人、农民个体由于这种制度设计的原因致使其议价能力大大降低沦为绝对的赤贫。进行土地私有化改革，实现土地私有，每个人都可以决定其如何使用，那么势必第一，土地所有者在国家整体规划的条件下会十分负责的经营这份土地作长期打算、长远规划。第二、土地所有者能够有充分的议价能力。无论是经营、买卖还是进行股份制合作都能够实现其权益最大化，实现土地、资本民有化，为民富国强、缩小贫富差距奠定基础。

 

归根到底，公有制、计划经济是手段，人的平等、自由是目的。没有财产权利，人们必将只有依附于专制体制、依附于强权既得利益集团导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形成全方位的奴隶社会。只有告别公有制、夯实私有财产权才能跨入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社会制度追求效率与公平。众所周知，往往私有制社会清廉文明，公有制社会贪官遍地物欲横流。一个由少数人控制的政府将一个国家以所谓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名义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以为万民谋幸福等各种理想主义乌托邦的旗号，即便这样的目的是真诚的，可现实中的人不是上帝，没有人具备一种能够关注到每一个个体现实需求的能力？当权者的自私、贪婪、盲目、狂热、自负与政府作为必要之恶、守夜人的角色不可避免的产生矛盾。计划经济本质上是一场权力的欲望和虚妄，专制独裁往往喜欢计划经济，一切皆以计划经济的形式服从其权力意志，每一个具体的鲜活生命成为统治者追求其自以为是的理想国乌托邦的手段。最终却成为专制的手段控制人民，无产阶级专政搞不好就成了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虽然市场经济是为个体需求存在的，市场经济却为个体的权利和自由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可这一点是专制统治者无法容忍的，因此市场经济一次次被以资本主义或其他名义摧毁与消灭！

 

独裁者以人民、正义、平等、平均等名义搞专政，不管是民主主义共和国、人民共和国还是其他，不仅促使人们作恶，而且促使人们伪善带着面具，一切都以人民的利益，国家之名、革命之名，后来发展到以维护党的利益之名。其实没人关心党的利益都是塞进自己的私货，高尚的名义掩盖私欲、贪婪、权欲、罪恶。而民选的有限政府恰恰相反，置于人权、自由、法治制度框架之内，给个体、社会和市场留下足够的空间。

 

 

20. 和平民主中的人性分析？

 

答：人性本善，人作恶是有条件的，人心向善是无条件的，是近乎于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善即是顺应造物主的意志，恶则是悖逆造物主的意志。人的可救赎性即是人性本善的明证，试想如果人性本恶，邪恶的被造和拯救意义何在？而天性邪恶又如何能被拯救呢？每个人都有是非观，人类共同的语言当中关于真善美、是非、善恶的词汇就是明证。人性若非本善就将无法意识到善恶的问题，我们既然可以探讨善恶追问善恶就足以证明人性本善，但是人先天本善后天却有堕落向恶丧失本性的趋势，这是人的有限性和有待完善的规定性，也是人的目的所为。这种人性的认定是包括对专制统治者在内的普遍的人性判定，即专制统治者也具有明是非、辨善恶的本能，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恶成善走向和平民主的道路。尽管人性本善，但是人性中也有贪婪、无知、狂妄、盲目、愚蠢、恐惧、仇恨、欲望等各种弱点。人性的弱点在一定条件下便成为作恶的种子。每个个体的信仰状态不同，人要避免作恶，能够最大程度的抑恶从善，主要从认识和克服人性的弱点开始，认识到人的无知有限性，懂得自身被决定、被动的角色，建立向善的普适价值的信仰，人由于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而无法认识自己，人需要不断的自省认识自己，清楚自己不做什么，那么人才能够保持做人的底线与尊严。

 

无论革命者还是专制统治者都不自觉地认为代表正义，即使邪恶独裁者如斯大林、希特勒、萨达姆、金正日他们也感觉自己献身于一场正义事业。这主要由于其所处环境和地位导致其无知、自大、狂妄的结果。专制统治长期的愚民和洗脑采取谎言加暴力导致人们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导致人们的恐惧与仇恨。而诉诸暴力、炫耀武力往往是自甘堕落的表现，是弱者心态缺乏自信的表现，由于自己缺乏合法性、谎言无法自圆其说而恼羞成怒只有靠暴力恐吓对手、压制对手。暴力专制者没有通过文明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野蛮相向。这丝毫于人无损却让己蒙羞。而和平民主是强者的声音，坚信善的力量，始终坚守理性宽容的立场，爱你的敌人，坚守道义立场，通过文明的方式以理服人，捍卫对立双方共同的尊严！尽管我们每个人都犯过错误、都不完善，但是每个人在自己的角色上，不管是现在，还是后极权时代，都可以有所作为担当人道使命。

 

既然我们知晓我们的命运归根到底并非决定于一个世俗的政权，一个貌似强大的政权、国家机器或许经不起我们轻轻一触即轰然倒塌，这个事实人们还普遍不能接受不敢相信，人们迷信强权的时候忽略了一切强权都由人组成这一事实，而人这一根本因素正在发生重大转变，被统治者的恐惧正是专制统治的基础，被统治者克服的不是外在的力量只是恐惧本身，当和平民主的意志与暴力专制的意志进行较量时，追求正义的一方，当你感到恐惧时，你的对手可能更恐惧。只要再坚持一下，专制的意志就会彻底崩溃，而和平民主的同道们则仁者无忧！

 

 

21. 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的真相？

 

答：马克思主义认为，剥削的根源在私有制，因此用革命的方式打破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就能免于剥削。

 

私有制被革命后，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就出现了财产在名义上（抽象的）归于国有（公有），但实际支配者却是具体的掌权者（官僚）。当这些无主财产被国家掌控后，人们则丧失了一切财产，为了生存，就只能依附于这个体制。

 

 私有制被否定后，不单财产而且人身自由及一切权利都变得更容易管控，这就为新的奴役和压迫大开了方便之门。掌权者像所有人一样具有自私性和自利性，他们会利用名义上的公有制达到自己的目的，此时新的剥削和奴役就会出现，而这种剥削和奴役是建立在全方位的控制与垄断之上的。

 

    至此打着反压迫的名义压迫，打着反剥削的名义剥削开始大行其道！革命者未必不明白这一道理，但为了自己的目的，往往把谎言当成真理！

 

   历史的来看，马克思作为一位学者，能够代表其学术成就的作品主要是《资本论》。而《资本论》这部著作成书于马克思的晚年，马克思一生涉猎广泛，不过直到四五十岁才确立自己的人生坐标。诸如所谓马克思主义包含的一些文章均为马克思、恩格斯早期作品。《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848年，此前的马克思、恩格斯都不过是二十几岁自命不凡的年轻人，对政治、经济、社会、历史、人性、哲学的观点缺乏足够的人生阅历和理论积淀，凭着对政治的热情、功利、狂热及盲目，其早期作品往往缺乏真正的学术思想内涵。后来这些文章被一些野心家为着各自的目的六经注我，结合时势编纂成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流行于世。而所谓马克思主义彻底将人物化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当中，人往往作为手段被无情的加以对待，具体的人、人的尊严、人性诉求被抽象的集合概念及乌托邦理想所抹杀，马克思主义对待人性与人道问题毫无人性、人道可言。

 

 

22. 左派、右派与中国的左右之争是一个假问题？

 

答：左派、右派最早出现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制宪会议。左派、右派从革命学说来划分，左派以经济上中下阶层为主体，通常主张一些激进的变革追求社会公平。右派通常保守一些，主张维持现状不主张剧烈的变革。因此，以革命自诩的左派指责拉历史倒车的右派为反革命。如果左派不注重程序正义仅仅是追求抽象的所谓平等、平均主义容易走向民粹主义乌托邦。但是左派在一些国家有个嬗变的过程，从民粹主义转变成为类似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右派则嬗变成为崇尚自由、循序渐进、程序正义、保守传统的政治力量。

 

当一个国家确立起宪政民主政府之后，基本的自由人权和社会保障通常作为左、右的一个共识、共同的底线。在此基础上，面对政治市场需求，在一个积极人权和消极人权的政策主张上略有差异，左右相互博弈竞争，有助于完善政府功能。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站在各自的角度，双方的分歧一般在有限政府的责任划分上，通常左派倾向于大政府、高福利、高税收、行政干预，右派倾向于减税、低福利、市场竞争、限制权力。基于自由人权为核心的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政府作为社会契约物，左右竞争导致政府的权责相对应，权力大则责任大，权力小则责任小。每个国家的左派、右派的涵义不尽相同，语境不同，结论不同。由于欧美是比较成熟的现代民主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乌托邦在社会政治中已被边缘化，社会的意识形态主要由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二者主导。自由主义就成为左派、保守主义往往就是右派。左派、右派在政治学上的划分也是动态的。真正的左派和右派，都要权责相一致，奉行自由主义的倾向于把一切交给市场，政府不得以任何借口剥夺、限制个人权利，给政府有限的权力，同时政府的责任也较小，而左派则反之。中国的左右之争是一个假问题，中国的真问题是专制与民主之争。没有解决专制权力则一切皆处于反动之中，实无左右可言。

 

 

23. 公平与效率及和平民主的经济分析？

 

答：专制统治者及其奴仆总是善于将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其实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是一个假问题。公平恰恰是效率的基础，只有在一个机会均等程序公正的环境下，在一个相对开放与竞争的环境下，才能更好的按照人的具体需求完成资源配置，而且人是目的，其他方面都是手段，也才能致使社会的各项事业得到充分长足的发展，才有效率可言。否则所谓的效率只能是一种畸形的结果，是提高了奴役的效率，满足了少数人的效率，对公民个体、人的尊严有害无益的效率。比如分蛋糕和做蛋糕的关系，在一个社会里面首先每个人都有做蛋糕的权利即人的私有财产权和追求幸福权。同时每个人对自己做的蛋糕有充分的自主权、分配权，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可以让渡一部份由社会来统一分配。政府不是做蛋糕的主体，因此它没有权利分蛋糕。可是它可以更好的保障做蛋糕者实现分蛋糕的权利，蛋糕交由市场分配，依靠自由交易来完成做蛋糕和分蛋糕的过程，这既解决了效率的问题满足了人对蛋糕的需求又是相对公平的，到目前为止，这是人类社会中最不坏的一种方式。而如果政府越位强制参与到分蛋糕当中来，既破坏了做蛋糕的积极性，也打破了分蛋糕的公平性，只是满足少数人的利益，而大多数人的蛋糕则处于危险当中。人们通过法律体系来适当解决分蛋糕和做蛋糕当中出现的问题。和平民主的政治主张就是无为而治充分尊重人的自由，尊重人的自然权利，通过市场机制进行做蛋糕与分蛋糕的自由选择，而不是靠政客的分蛋糕来主导世界。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各种追求结果的平等、绝对的公平、平均主义的乌托邦式的激情理想主义最终不仅导致效率的低下造成人们产生依赖思想、将一切交给政府，自由的丧失致使人们不再需要也无法创造财富与价值，并进一步走向仇富心理，带来结果上更大的不平等及普遍的压迫与剥夺，一场场深重的社会灾难随即发生。

 

中国近三十年来的所谓经济奇迹，一切以独裁专制权力为支撑的肆无忌惮的疯狂掠夺与洗劫，无恶不作、无所不用其极。这种发展是对人的彻底否定，对人的尊严、一切良善、人性的扼杀与泯灭，人性的正当需求所有价值遭到扭曲绑架，无论从资源、环境还是人的异化，再任其发展无异于反人类本身。这种经济作为独裁专制罪恶的一部分最终成为黑色经济、邪恶经济，最终形成人民币价格由房地产支撑，反过来超发人民币再支撑房市的恶性循环，房地产这个超发货币蓄水池已到达极限。以房地产为道具花样翻新的种种信用透支工具早已穷途末路。在其溃败以前，专制权贵既得利益集团拼命转移财富将中国洗劫一空，专制政府最终不得不采取前所未有的严厉管控手段，进行楼市冻结、汇市冻结的方法来应对崩盘，下一步不排除直接进行金融管制，流通环节乃至居民提现的冻结，但是这无异于经济上的自杀，导致以资本驱动的市场瞬间失去支点，所有的投资、消费均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近年来，失业率和隐性失业率达到人类社会的一个极致。房市崩盘、人民币崩盘、专制政权崩盘三者都将是大概率事件，而任何一方面这种情况发生的效应均等同于另外两个方面同时发生，也就是说，如果房市崩盘，人民币必然崩盘随之政权崩盘，三者有同等意义具有正相关性。

 

 

24. 和平民主与国家恐怖主义？

 

    答：专制独裁面临全面危机的到来，要么改弦易辙走向和平民主之路，要么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实行全面法西斯国家恐怖主义政策。这两者必居其一定要发生在历史上。与此同时，专制统治者也时常以某种伪善的面目出现，它的两面性极具欺骗性。国家恐怖主义是专制赌徒的一场豪赌，一旦发生全面国家恐怖主义，大家不要被红色风潮所吓倒，搞国家恐怖主义者不得人心，其背后的专制力量不足以长久支撑，而反抗的力量会异常迅猛的反弹崛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专制统治的末日将加速到来！

 

 

25. 和平民主的对手？

 

    答：所谓和平民主的对手不是指具体的人或团体派别而是抽象意义上的错误价值取向，人性之恶。近现代民主化发展史近乎于一部精英共和抵抗专制独裁与民粹主义的历史。专制独裁往往利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阻挡宪政民主的历史进程。因此和平民主的主要对手就是专制独裁和民粹主义。为延续专制权力既得利益，专制统治者操弄民粹主义、利用民粹主义为其合法性背书，仇恨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两大法宝，对内搞阶级斗争、族群分裂对立，一手煽动仇日反美反帝盲目排外制造反华势力，一手以反恐之名压制异己。另一方面，在野力量伪精英们蠢蠢欲动，利用民粹主义忽悠大众攫取权力操之在手。

 

    民粹主义即表面上以人民为核心实际上缺乏公民个体自由、尊严与人权的理念，往往是一种对抽象的人民的非理性崇拜和虚化的集体主义的情绪。民族主义在近代以自我民族利益为基础的思潮或运动其集体主义的倾向往往与民粹主义如影随形。对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鼓噪与煽动往往成为专制统治的一种手段。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是一种典型的弱者心态。

 

精英共和与民粹主义专制独裁的较量，尽管时常伴随党派之争、集团利益、国家民族矛盾，但以自由主义、人权意识为核心的宪政民主派代表的精英政治这一历史意志与专制政客主要以欺骗手法操弄民粹主义之间确有本质区别。一个是启蒙的方式要有针对性，抽丝剥茧，抓住症结所在，扭住民主与专制这一根本矛盾，作为一个主线不为所扰，另一方面要开创一种利益机制，因势利导，能够引领更大的力量参与到和平民主事业当中来，一个社会要走向宪政民主走向成熟就必须克服民粹主义，自由主义与专制功利主义较量的历史一再上演，从精英共和到普遍民主的阶段递进是一个社会发展规律。

 

    从精英共和到大众民主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对民粹主义的完胜，一个社会必须历经无数次创痛蜕变才能完成这个历史进步。消弭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巨大鸿沟是启蒙的一个主要任务。

  

 民粹主义倾向在转型时期必须得到有效抑制。和平民主运动始终坚持和平民主、理性包容的立场。它既是手段又是目标还是规律。对于武装到牙齿的专制机器采取暴力对抗使人民遭受严酷镇压并非明智之举。对于暴政与不公，人民的自卫权、反抗权不容否定。坚持和平民主立场，主动放弃暴力反抗权，放下暴力斗争乃至一切防卫，坚信善的力量是一种自觉选择。这一单边立场不因时局的改变而改变不因对手的改变而改变，不单在专制权力的瓦解过程同时贯穿于民主社会建设的全过程。通过包括公民非暴力不合作手段，以超越性思维爱你的敌人、博大包容、仁慈良善的境界，和平民主运动贯穿于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积极主张、积极建设乃至某种必要的代价以培养唤醒体制内外具体人的人性良知，影响驯化国家机器社会理性。暴力与非暴力归根到底取决于道义上的要求。暴力与非暴力从来都只不过是一种意志的体现。从专制极权社会到宪政民主社会的转变根本在于两种意志的较量，即和平民主意志与暴力专制意志，需要更多公民自觉走向和平民主道路，积极推广传播和平民主理念、推进和平民主事业。只要把和平民主理念深植于每一个人的内心，不管发生什么都无法干扰整个社会的和平民主趋向。大风暴来临之前，和平民主力量为避免暴力崛起、流血冲突策行筹谋。

 

    在社会各阶层体制内外各力量的加速重新分化组合面前，和平民主运动的精英共和方案首要在于争取中产者、社会中间阶层。和平民主运动为突破专制权力的垄断局面实现精英共和、权力制衡奠定现实力量。和平民主的道义诉求必然吸引一大批体制内从道不从君的良知正义人士。专制统治的加强无疑在成就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同时将产生更多不得利益者和利益损害者。二者的挑战与反抗，专制体制依靠的利益维系，总体利益相悖的中央和地方、个人和集体其利益在各个点上的分歧、专制权力内部的厮杀裂变当中都是和平民主力量突破的空间。体制内做体制内的事，民间做民间的事。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专制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始终存在，僵化的专制体制显然无法提供市场满意的产品，在政治市场、思想市场里的宪政方案最终由精英共识决定。和平民主运动就是要求民间走出路径依赖、社会走出路径依赖，实现自立自治终结权力崇拜。在实践中，摒弃敌我政治思维，建立具有超越性包容共建竞争的政治思维，精英共和绝不应成为专制权力假改良之名拒斥变革的借口。

 

 

26. 新文化运动开出的药方？

 

    答：近现代，几代先进的中国人怀抱家国使命，对落后的中国提出了自己的对策药方，有人认为，是器物上的要天工开物，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人认为是教育科技上的，有人认为是实业上的，有人认为是军事上的，有人认为是哲学思维上的，有人认为是制度上的，或兼而有之，最终人们找到了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方案即德先生、赛先生就是民主与科学，这是最根本的。

 

 

27. 救亡压倒了革命的五四运动？

 

    答： 五四运动打断了现代中国的进程。新文化运动开出的德先生、赛先生的良药被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一种情绪所淹没，一些野心家乘势煽动起来把社会矛盾导向外途去抵抗外族所谓打倒帝国主义，自此中国的救亡压倒了革命，如此不仅不能救亡图存自此国家失去了真正通过变革走向民主科学的道路而强大起来的机会，丧失了将体内的专制毒瘤彻底铲除的良机。原本真正的敌人不是日本不是美国而是专制体制封建残余。经过近一百年的历史，中国离文明世界的差距不是缩小了反而拉大了。满清后期，在如此一个腐朽没落的专制帝国，中国引进了西方的器物如轮船、火车、电报、电话、电影，开矿，并开设兵工厂、现代造船厂、机械制造厂、纺织厂等现代工业，派出大量留学生前往西方学习军事、科技、工业、教育、制度、社会科学等，建立了现代海军、陆军，废科举兴学堂，建立了报馆、银行、召开立宪会议、产生中央内阁政府、 中央地方设立咨议局，按照现代理念系统制定发布民事、商事、刑事法律、效仿西方改革行政体制、司法裁判制度、设立海关、警察等现代制度。一个如此没落的满清王朝，无论从器物上、制度上、思想上均紧追世界潮流，融入普世价值世界之林。

 

    五四的恶果，仍然没有消化，100年后的中国，这个国家已经彻底没落，除了盖房子，修高铁（山寨德国日本技术）、引进一些垃圾产业如汽车工业等，尚有千千万万孩子的基本教育上学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时专制权力为了彰显自己的合法性经常搞个什么神几上天，它看不见摸不着又无关国计民生，纯属权贵们自吹自擂、自娱自乐的游戏，纯属劳民伤财忽悠百姓的把戏，如同放个大礼花，谁能相信连个笔芯、汽车发动机都造不好的国家其航天尖端科技又有多少真材实料？这种政治上的神几上天不放也罢，宣传工具谎言满天飞，把一切灾难当作庆典功绩鼓吹。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几乎没有任何领域为人类社会做出过开创性、引领性的贡献，几乎所有商品均属舶来品（包括盖房子在内）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山寨大国，几乎无法举出这个国家有任何原创产品，从学术贡献上一个人口仅300万的以色列获得诺贝尔奖的数量几乎是中国的几十倍上百倍。

 

20世纪上半夜，中国完全笼罩在民族主义的氛围下，专制独裁者、政治野心家利用民族主义攫取权力屡试不爽，持有狭隘民族主义立场者，动辄抗日反美煽动对外仇恨，一直以此转移内部的民主改革问题，民粹主义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大多数国人始终没有搞清楚 ，毒瘤与风雨的关系问题？就像在一个肌体里由于存在一个盘桓吸附的毒瘤导致肌体孱弱而经不起任何风雨那样，我们从来不是要杜绝风雨的发生。把一个国家比作一个肌体，专制制度就像在其体内盘桓吸附的毒瘤，外敌欺辱、国家竞争就像刮风下雨那样时常发生，由于肌体孱弱抵抗力低下经不起任何风雨导致感冒发烧的后果一样，其根本原因是专制毒瘤导致的肌体孱弱抵抗力低下而不是时常发生的风雨导致肌体遭受感冒发烧的伤害。要想体魄强健起来，有效抵制感冒发烧就必须通过变革制度铲除专制毒瘤强健体魄增强抵抗力，自然百病不侵风雨不惧。因此铲除专制毒瘤强身健体是强国之因，抵抗外辱国家间的竞争是结果，而不是反过来，将国与国的竞争外族欺辱当作原因来对待。在19世纪及20世纪里，为何八国联军不费吹灰之力可以攻占紫禁城，为何甲午海战北洋舰队不堪一击，为何日本铁蹄横行华夏制造南京大屠杀如入无人之境？这一切还不是因为专制独裁者为了一己之私抱残守缺导致中华民族极贫积弱毫无抵抗之力根本无法因应世界变局。其实腐败与反腐败问题与此异曲同工，一个国家存在的严重腐败问题，专制毒瘤权力垄断是因，贪污腐败则是权力垄断的必然结果，要想杜绝消除腐败现象就要从改变专制权力这一历史毒瘤入手，而不是在坚持专制权力的前提下发动反腐运动来解决问题，那只能是缘木求鱼。统治者动辄煽动排外仇恨的假问题，转移国内民主改革现实需要的真问题一再导致国家的落后与衰败。文明有共同的尊严比谁更优秀，只有竞争没有冲突。人类社会在二战后确立了以维护人权为核心的联合国发布了联合国宪章以及各项国际人权公约，在二十一世纪普世价值通行于世的环境下，狭隘的民族主义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假问题。一个国家只有告别专制走向民主才能得以强大，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真问题只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其他如国家争强、各种主义、左派右派、民族复兴都是假问题！

 

28. 和平民主再问共和？

 

    答：共和通常指不同的主体尤其是不同政治主体的和谐相处共存共生。一般认为民主在共和的基础上逐步得以建立、完善。从现代意义上讲，民主、共和不可分。共和的本质就是承认多元格局，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和则生实，同则不济。从一元到多元，在人类社会中包容多元利益格局，接受社会多元利益自生相生的事实并由此派生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协商机制。多元共存、动态共生的妥协与调和而不是一统天下，以一极压制他极。和也天地间之大美，仁者大爱之精神！从人的角度来看，人是有限的，都有人性的弱点，党派也一样，任何一个政治势力都有其局限性，需要竞争、包容、共建不断提高完善自生自新。共和就是承认人的局限性，从专制的宿命也可以证实这一点，没有全能者，人都需要包容、妥协，还人以本来面目人性常态，只有进步者没有失败者，进之在朝退之在野，文明的竞争，这种竞争对大家都有好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拥有共同的尊严相互砥砺荣辱与共，能够推进人权至上、和平民主、法治中国不断向前！

 

众所周知，共和这一价值观，超越阶层、群体、党派，秉持人道使命、人道主义立场。现代共和的一些基本常识诸如：不做恶原则、无害原则、人权至上、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地方自治、新闻自由、私有财产、公共财政、结社自由、政教分离、军队国家化等等本身的正当性当然也毋庸置疑。

 

梳理近现代中国历史，参考世界各国现代化经验，确定一条合理路经是当代精英们的历史使命。这一课题有其历史线索、又有现实条件，最大化开掘立宪的道统资源就是这一使命的要义所在。笔者以为，这一路径，答案就在承继历史遗产回归民国道路——和平民主，再造共和！无可否认，将来不排除以回归民国的方式实现中华社会走向共和之路。 

 

不难发现，中华民国具有天然的道义优势。无论近现代历次维新、改革还是革命，无论近现代历史的演进逻辑还是当代的现实需要，清末以降，中华大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革新、变革成为拯救危亡民族自新的主题。中华民国随即呼之欲出应时而立，亚洲第一共和国由此诞生。在一代又一代历史先贤的开创与努力下其不但具备了道统地位充分丰富的道统资源并且还有相当丰富的法统资源。在中华民国框架下，有序推进和平民主事业完成和平民主转型，有了这样一条道路，全社会形成一个较大的共识和理想，既能有效防止激进的民粹主义又能最大程度防止军事力量、政治寡头干涉破坏宪政进程，防止各种形式的专制独裁复辟卷土重来。中华民国这一道统形式的确立，同时也为专制权力解体瞬间形成的权力真空由于社会组织久绝于世无法有效自治所可能造成的危局提供了某种必要的安全保障，从而积极、稳妥、有序、渐进推动中国和平民主大业最终得以实现。

 

再造共和！也惟有民国这一框架提供最大可能、最大限度承载民族共和、阶级共和、左右共和、权力共和、地区共和、党派共和以及两岸共和（笔者尽管不是大一统价值的崇尚者，但复归中华民国，在中华民国的框架完成共和之路，自民国始以民国终，也可以在客观上最大程度避免中华共同体的政权分裂、国家分裂、族群分裂，为两岸达成和平协议并持久和平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制度保障）。政治是理想的又是现实的，只有将策略与价值、目标与手段统一起来，从传承民国的历史价值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唯有将传统与现代、中华与世界联系起来，才能带给一个民族新生。扎扎实实回归民国的道路，让历史价值回归并得到重树，大大降低启蒙成本、建设成本、争执成本，使民主共和最终得以巩固确立。即是历史的传承、政治道路的选择又是民族精神的洗礼心灵之旅，继承中华文明成仁取义以天下为己任的道统精神，承载现代变革之政治理想！

 

民主共和本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只是我们本真的生活，与诚实同行，我们不作不诚实的事、不道德的人。尽管历史上维新派、革命派、立宪派、旧官僚还是新军阀存在种种纷争；当代左派右派、体制内外、草根精英境遇不同。平心而论，哪一群体当真不肯认中华民国的历史地位？凡百年来，中华多少仁人志士为民国当立牺牲奋斗，当代海内外中华儿女包括大陆执政党、体制内外对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锷等革命先驱开创中华民国的正义事业谁不俯首景仰？三百多万民国英烈在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更奠定了中华民国不可撼动的道统地位。一代又一代的中华精英不就是不甘为奴追求实现民国，改专制之旧中国为民主共和之新中国而孜孜以求舍身取义吗？中华民国，功业得失，百年以来，炎黄子孙孰不为之动魄惊心！

 

中华民国此时自然也成为道统的象征。民国这一夙愿离我们如此之远又如此之近，台湾已经很好承继并诠释了道统价值成就其历史使命。以民国回归凝聚人心重启共和之路，这一边是否有勇气、有决心、有准备迎接道统归来？从历史来看民国在先党国在后，政党只有成为参与共和实现民主的力量之时，才能真正成就其历史价值。可惜自辛亥革命民国初创以来，几乎历次政权重组，皆无法摆脱一次又一次专制复辟。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以党治国、以党统政、以军统政，政党皆扮演了专制统治的工具角色。当所谓社会主义在东方崛起致使民主与专制的历史性对决被整整掩埋了近一个世纪。中国百年来的真问题舍此无他，就是民主与专制问题。只要全民族一刻对此稍有松懈，专制就会变本加厉卷土重来。人们热衷于迂深宏大的理论叙事，以满足虚荣和自命不凡，一次次为虚伪与贪婪付出代价。民国本具有一套现成的宪政方案，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均无碍大局，只要尊重游戏规则坚守共和精神，无须另起炉灶。遵循这条道路，中华民国、三民主义集道统、政统、法统于一身，中西合璧将普世价值深植中华土壤，传统又现代、博大中正又开放进取——巍巍中华、浩浩其行、和平民主、天下为公！中华儿女之心灵归宿、精神家园可殷殷系之！

 

 

29. 和平民主中的地方自治问题？

 

    答：在人权至上、和平民主、法治中国的原则下，实行地方自治有利于激活权利共同体的活力。权力的来源恰恰是由个体权利主体，授权成立一个个地方自治联合体，再由地方自治联合体形成中央政治共同体，对全国的治权来说，公民个体直选总统及众议院，地方自治联合体选举或委派代表组成参议院。本来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就是自下而上的，地方公民以契约方式结成一个地方自治联合体，各地方自治联合体再根据各自利益和共同需要组成一个联邦或统一的共和政权，这不仅成本低而且合法性基础牢靠，中国也好，大中华共同体也罢，这个制度成本比较低。但从认识上、情感上、传统上人们还是比较容易接受单一制政体。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有不同的选择，总之从根本上来说，要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按照比例原则，有两种选择第一、在名义上采取单一制政体，在内容上不断赋予地方自治权，反之在名义上采取所谓联邦而实质上却可以加强中央的事权。

 

    台湾作为一个历史问题，台湾的现实主体性不容回避，将来无论与台湾的整合与否终究要有一个共识，利益攸关说，对大陆来说，抛开历史、文化、地缘不说，仅仅从政治上来看，与台湾这一成熟民主政体以及中华民国道统、政统、法统体系的整合无疑将对大陆裨益良多，当然这中间难免会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分歧各种纷争，但是对未来台海两岸乃至整个大中华来说，一条主线就是和平民主问题，扭住这条主线一切挑战与困难迎韧而解。

 

 

30. 专制社会下的民族的问题？

 

答：在专制社会下，主要是专制统治集团与各民族的压迫与反抗的矛盾，而不是大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但是少数民族受到的压迫与剥夺往往造成了少数民族对大民族的仇视与偏见反过来又导致大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偏见，破坏了民族之间的信任、善意与和睦，导致恶性循坏。专制统治者乐见于各种矛盾甚至必要时主动挑起矛盾制造矛盾，大民族在其中同样是受压迫者、受害者。只有大民族与少数民族站在一道，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改变现状走向人权至上、和平民主、法治国家，各民族以个体人权为本位按照普适价值的原则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彼此尊重包容，共同以宪政划分规定各自的权利依法行使公共权力走民族共和的道路才能解决好民族自身的问题和民族之间的问题。

 

宪政民主是保障各民族的信仰、言论、文化各项人权、自由尊严的最好方式并为实现民族自决权、自治权、民族互助提供制度框架，只要各民族同胞不急不躁、有耐心有信心、与人为善，坚持走和平民主的道路，借鉴当今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一定可以在保障各自权利与尊严的情况下减少民族纷争、民族分裂、极端势力的危害和风险，实现民族和睦相处。

 

31. 专制与民主面对统一与分裂挑战的异同？

 

    答：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统一和分裂总是随着各种因素、各种力量在历史中变迁。直至近现代历史，人类文明才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人权至上、和平民主、法治社会成为世界各个地区的主流。在一个幅员辽阔的传统极权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都不时会有各种政治势力的主张包括基于民族主义的一些诉求。这些问题一般要遵循个体权利本位、人权至上、和平民主、法治社会、民族自治、族群共和的方式处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会导致要么民族沙文主义、中央集权的专制压迫问题要么产生极端势力、分裂主义倾向等问题。面对极端势力分裂主义的挑战，以一家一姓、一党一派的领导人为代表的专制统治集团先天底气不足，只有民选政府领导人当其决策命令等同于国家意志、法律意志、全民意志时，其对待极端势力、分裂势力才能产生压倒性的优势，像美国总统、俄罗斯的民选总统在应对挑战、维护国家主权时才是强有力的，因为他们的背后是全体人民。当然即便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时，并非要以力服人，还是要以德服人，坚持和平民主的方式应对挑战解决问题。

 

 

32. 专制技术得以升级的内生基因？

 

    答：由于专制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和自身安危的需要，无论在宣传、情报还是社会管控方面，在技术和花样上也不断竞争升级，使得专制手段越来越高级、精致。一些能臣酷吏在这一环境下脱颖而出，后来者必须进一步超越前人和同僚才能获得统治高层的赏识得到擢升掌握权力，不乏如王立军一样的人才，得到专制统治者的赏识不仅仅是由于他们的忠诚还有他们在专制统治手段上的精进，例如：情报、安全、监控、数据分析等技术，这些手段不仅是专制统治者对付其政敌和人民的利器也为其提供了某种安全感。当然这些手段本身都具有违法反人类的性质。诚如梁启超所言，如果说中国在世界上有一种技术是领先的则非专制技术莫属。在一个专制社会里，无论情报系统、警察系统、安全系统通过技术手段掌握同僚的隐私、贪腐秘密、集团内部机密、国家机密越多则越能够处于一个有利位置，关键时刻可能成为反制对手的利器。在专制统治下，没有人是安全的，也没有合法性逻辑可言，只有成王败寇你死我活的逻辑。

 

33. 维稳与和平民主？

 

    答：维稳是专制社会一种特有的现象，是一种特权意志的体现，维稳本质上就是维护特权。维稳体制不断得以强化客观上是体制内权贵集团共同的现实需要。专制社会中的权贵集团事实上也被装进笼子里。这些无恶不作巧取豪夺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有着深深的恐惧。可是没有民主、人权与法治，他们终究是作法自毙，他们的命运也终被操控受制于人。因此，为何各种实名制、对公民非法监视、监听、六张网大行其道，维稳机制不断强化的内在逻辑，在过去六张网的基础上最近新技术（包括：脸孔识别系统、声音识别系统、卫星定位系统、指纹信息、生物基因技术、大数据、脑控项目等等）也在加紧发展与升级，与国际、国内四处全面的媒体渗透、安插眼线、五毛特务、各种收买威逼利诱等手段相结合，这些或明或暗的潜伏力量正日益成为专制统治的核心。有了以上的背景介绍，大家可想而知，警察、安全、宣传、情报的既得利益代表欲借此进一步和光同尘转移焦点掩盖罪恶的目的显而易见，与此同时，无论宣传、政法各强势部门以及体制内的保守势力既得利益血债帮客观上也需要籍此扩大自己的控制权、话语权等权势，绑架同僚以及整个体制，掩盖各自的罪恶、历史债务以保障自身安危，在这个体制里没有人有安全感，虚则实之，实则虚之，一个维稳的公案，一般公众很难辨清其背后的动机和逻辑，到底是关涉到某个当权者的具体利益还是这个案子仅仅在打掩护例行公事将维稳常态化以避免自己的罪恶勾当太突出、太引人注目。本来可以依法治国、依法办事，公民也好官家也罢谁违法就依法处理，可是，这种尽人皆知违法、违宪的维稳机制却得以长期存在大行其道，维稳体制正在吞噬掉一切真相、法律、是非、人性，进入恶性循环。众所周知，维稳就是维护既得利益、非法利益，维稳机制的存在使得一切法律荡然无存，没有人再相信法律，使得依法治国成为笑柄！这一不受制约的权力往往操控在一个黑恶势力、罪恶集团手中，前有周书记，周倒台后，这一势力意图绑架整个执政党、中共政府和全社会，他们多年来无论在意识形态、司法还是内政外交中都是采取这种模式。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观点之争、理念之争，只有利益之争，一切非法利益罪恶都被包装隐藏起来，一切都是利益使然，他们往往以政权安全、国家安全之名，社会、国家、民族、法治之名镇压人民、残害百姓，甚至故意制造矛盾事件，从行政司法、封锁网络到喝茶、抓人、舆论导向到和谐稳定、抗日反美、挑拨矛盾、煽动仇恨、治民愚民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流氓手段专业化、组织化、常态化，他们沆瀣一气，借势用力，每到大事小情借势维稳升级，这些精致的维稳黑手却仍然惶惶不可终日，害怕自己的罪行暴露，他们在国内镇压维稳愚民的同时却将自己的老婆孩子、亲属财产向美国、海外转移，随时准备弃船而逃。他们都似王立军一样的精明人物，关键时刻逃亡美国。他们自知罪不容赦、法网难逃，拼死抵抗人民的正当诉求和社会剧变形势，他们不惜把社会、国家、民族所有同胞推向动荡的深渊，其实这些势力才是真正的祸国殃民、国家的敌人，这些盗国贼们才是自毁长城者，他们不仅毁了社会、家园、同胞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党！

 

34. 法治的精神是什么？

 

    答：法的精神是权力制衡。法律制度、政府、国家是一项社会契约，诸如说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而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器比之社会契约论，前者是站在野蛮、蒙昧、工具主义、反人类的立场上，给权力斗争、专制压迫与奴役找到了借口，而后者则符合人性、平等、诚信、文明、人道主义的立场。

 

一个社会的法治文明，大家都习惯于讲规则，尊重法律，并非产生于法律学者的理念构建、设计也不是统治者的恩赐或者统治者自发自觉大力推行的结果，而是源于不同政治集团的相互博弈、斗争与妥协，多元力量互相制约的政治格局下所产生的结果。当我们面对一个既得利益、权贵集团全面掌控的社会，专制权力无孔不入，这个社会没有形成任何其他的势力来制约专制权力时，这个时候就不可能有权力的制衡，只有他们说了算，既得利益权贵集团作为支配者强大到其权力根本无法被制衡，此时他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跟你讲游戏规则、讲诚信，只有达到力量相对均衡的一天可以相互对抗、相互制约此时游戏规则才可以发挥效用，在此以前，徒法不足以自行，却可以选择性适用，此时法律只是用来榨取更多利益、维护既得利益、装裱门面的工具。如果立法、执法、司法始终在一个利益集团、官僚权贵阶级的统驭之下，就永远不可能相互制约，只可能相互媾和结成联盟，因为只有如此才是一种利益最大化、成本最低化、最和谐稳定、互利双赢、可持续发展的“理想局面”。司法的板结化，立法、司法、行政的产业化日趋严重，尽管当权者意识到了法治对统治者比对被统治者更重要，但是由于利益驱动人性使然，专制权力下的法律早已名存实亡，法律的信用已经彻底破产，在这个分赃体系当中，法律的巧取豪夺的功能日益递减，法统已失去根基。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那些革命者当年许身革命时，乃至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在未取得权力以前，也是追求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的，并以追求其国家民族的独立、复兴为己任，但一朝权在手则走向反面，用枪杆子运动人民，因此打着至善的名义，如果没有形成一个开放透明、监督、竞争的制度机制，就无法克服人性的弱点，人性的贪婪、自私、虚伪、无知、狂妄、恐惧、放纵就会被无限放大。善本身是一个不断因时因事发展变化的人道使命，对于普罗大众无论从政治上还是法治上来说，两个小恶霸竞争总比一个大恶霸垄断要好。法治精神的实现，必然要建立在多元化、私有制、社会契约、市场经济、商业文明、多党制（多个政治势力并存）的条件下。商业文明作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学术自由提供坚实的支撑和有利保障，而上述因素是社会勃勃生机得以维持的根本基因。

 

 

35. 枪与选票？

 

答：生活在蒙昧专制社会的人与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的人相比较，从根本上说，只缺少两样东西，其一是枪，其二是选票。

 

枪不是一种工具，枪是一种权利。美国第二宪法的第二修正案中规定，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造物主赋予了人的生命、财产与自由，人先于国家而存在。人天然具有自我防卫的权利，当枪支作为防卫武器时，任何人都有权拥有。人出于自身利益需要将部分权利让渡给政府后，理性的人出于对政府的暴政以及第三方暴力侵害的防备保留持有枪支的权利，由于人人都拥有防卫武器，这个社会无论政府还是个人都必得彼此尊重，没有人敢轻易乱来，拿生命开玩笑，大家的行为都受到了某种制约由于担心自己的侵害行为会遭致任何一个持枪受害者的私力自我救济，因此谁都不敢轻易作恶。此时枪支成为一种社会的有效制衡因素，它是捍卫自由与尊严的最后屏障。当然有人认为，美国公民的持枪权造成了一些惨案、社会恐怖事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持枪权和管控枪支在美国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捍卫持枪权不可剥夺者认为，偶尔发生枪击惨案、造成无辜者丧生并非是持枪权的问题，它造成的危害对于一个4亿人口的国家可能远比它防止的暴力犯罪、人道灾难以及滥用公权力侵害人民的危害小得多，持枪权是一种必要之恶，自由的代价。人人有权持有枪支时，人们在做事时就必得遵守底线讲规则，人的自由与尊严、生命权从根本上得到了保障而非剥夺。持枪权关涉人的信仰，有持枪权可以不持枪，持枪权还关涉对人性的判断，极少数精神病人造成的惨祸由于精神病人没有持枪的资格以及意外事件都不在持枪权讨论的范围。枪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责任，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社会来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让少数强者专制统治者及其侍从独享持枪的特权好，还是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持枪权尤其那些弱者也有持枪捍卫自己生命、财产、自由、尊严的权利更好？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总有这样一种奴性思维就是，当暴力手段始终掌握在强权手中、少数人手中之时人们从不担心，当暴力手段、对强者的制约手段同样交付给人民、交付给弱者之时，人们就开始担心起来，认为天下就乱了！

 

当持枪权神圣不可剥夺之时。一个社会面对如何公平分配资源，难免各持己见、相持不下。此时选票就成为分配资源、化解社会纷争的必要方式和必然选择，避免人们暴力相向，没有人可以例外。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枪支与选票是生命、财产、自由、尊严的有力保障，是文明不可或缺的因素。

 

 

36. 没有政府有那么可怕吗？

 

    答：第一、没有政府不必然导致内战，无论从历史事实上还是逻辑上均无法得出无政府则必然导致内战这一结论，当然寻求安全感、寻求确定性是普遍的人性诉求。第二、与其政府掌握在一个专制独裁者手里、在一个无恶不作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手中，掌握在通过黑恶手段残害百姓、镇压人民的势力手里，此时的国家、政府、司法正如他们所说的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器、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巧取豪夺并对人民实行全面专政的手段，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有一个名义上的政府还不如没有这个政府好。无政府主义也并非最坏的局面，正如在一些转型国家所发生的历史那样，在转型过程当中，假如出现了选举危机、宪政危机，选举结果大家有分歧，司法与行政、议会有冲突，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政府，社会照常运转，人们按照和平民主的原则，按照自然正义以及契约精神等理念生活，发生民事纠纷的可以约定民间仲裁，发生刑事案件的也可以私力救济，大多数情形，人们只是按部就班的生活，总比将自己置于一个专制独裁压迫奴役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一个黑恶势力的治下要好一些。

 

 

37. 信息权利与言论自由的地位？

 

答:言论自由是一切权利得以保障和实现的基础，也是人类文明得以保障和延续的前提。在信息化时代，信息权利包括知情权和表达权，是一切权利得以保障和实现的前提。言论自由就是人们有说错话的权利，只要说话者不煽动暴力并且这种煽动可以引发即刻而明显的危险。怀疑与反对是人们追求真理进步的阶梯，几乎人类的一切文明都是从怀疑开始的。固高必见非于世，智者虑于未萌！多元化思想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特征。

 

人类的一切文明与进步皆来自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表达自由，来源于人犯错的自由、尝试的自由。扼杀言论自由等同于扼杀人类文明。

 

    一个思想观点只有经过自由的交锋要么被证真要么被证伪，没有不可以质疑的思想观点可以被当作真理来崇拜。人之所以为人，人不是奴隶、不是工具，人是目的本身，人的主体性是通过人的信仰、思想、言论所展现的尊严和品性决定的。

 

在极权专制的统治下，人们通过行使言论自由、信息权利不断的言说与表达来拓展人权的空间、政治空间，抬高人权天花板，让它成为一种习惯，一方面这个习惯法让被统治者免予恐惧，另一方面对专制统治形成某种制约作用，它无疑对其他方面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都有重要意义。暴力专制与和平民主的较量无时无刻不存在，丝毫不能放松警惕，前人通过艰苦的努力与牺牲获得的言论空间如果稍有松懈就可能江山易手遭到集权专制的蚕食侵夺。

 

 

38. 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答：一个文明的社会，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是一种常态，需要形成一个社会契约机制，降低社会不同群体开展协商、进行议价的成本，降低社会自治的成本，没有人能垄断利益，更没有人能垄断真理。在多元的意识形态、利益格局中，当权者要习惯于接受民间的和平抗议、和平集会、和平对话，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平集会、和平对话、和平抗争乃至结社都将不可避免成为既成事实，这也将为朝野社会形成契约机制降低民间的议价成本创造条件。民间也要养成合法行使自己权利，保持理性、和平主张权利的习惯。为社会契约、社会共建寻求出路，大家也要习惯于采取选举、公投的方式决定公共事务。一个文明法治的政府其权力和能力是有限的，有所为有所不为，一个法治政府只能在宪法框架内、权力清单内行动。如果当权者对理性、和平、合法的举动持有一种专制思维，长期采取暴力恐吓、暴力镇压、非法迫害的立场致使民间的利益诉求无法表达伸张终将带来暴力反抗，将国家推向以暴易暴动荡仇恨的深渊！

 

怀疑与反对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集会、结社是相同相近的观点的聚合，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的延伸，人们有反对的权利、批判的自由一个社会才能被不断推动进步，在政治市场中多元化的政治主体主要就是通过差异化立场彼此竞争获取民意。

 

 

39. 长期专制社会的国民状态描摹？

 

   答：由于专制社会是一个不需要负责的社会，那里只有谎言与压迫，独立、求真、求善的人性品格被彻底抹杀，形成了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机制，人们在物欲横流中麻木、冷酷、残忍、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互相践踏、互相残害、尔虞我诈是一种常态，人格在这一环境中遭到扭曲，被统治者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养成了不必负责的习惯，这种普遍的人格与人性又反作用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因此，当变革到来时不负责任、被动人格的奴性暴民长久压抑后将爆发异常猛烈的破坏性，往往破坏成为一种自我实现情绪宣泄的手段。

 

 

40. 是否存在虚化的专制泛道德主义教育？

 

    答：专制统治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蒙昧主义大行其道，通俗的说就是谎言与欺骗有广大的市场，人们比较容易被洗脑。专制社会所树立的道德范式往往都是虚假的，这里略举一例说明：雷锋作为专制权力树立起来的道德形象具有专制泛道德主义的教化功能。可是在一个开放的语境下，历史经不住认真审视。雷锋的出现其历史逻辑大致如下：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直接导致后来的三年大饥荒，对毛在社会上及执政党的威信造成重创，庐山会议权力集团意图纠左防右，结果因彭德怀上万言书致使毛在政治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困难境地，嗣后毛下决心打倒彭德怀并导致反右扩大化（党内语）。毛在庐山会议后期请林彪上山，将彭德怀取而代之自此掌握军权，林与毛开始形成政治联盟关系。1962年林投桃报李，在军中掀起学习雷锋热潮并在解放军报首先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政治上站队意图明显。直至后来林在军中进一步掀起对毛的个人崇拜提出四个伟大。由此可知，雷锋现象的发生有其历史背景是专制权力斗争的必然产物。

 

41. 为何说美国攻打伊拉克是一个假问题？

 

答：2003年3月20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发动军事行动史称第二次海湾战争。有人认为，第二次海湾战争是非正义战争，导致伊拉克社会陷于混乱，战争结束后恐怖袭击事件仍时有发生造成平民伤亡。这次战争从表面上看是美国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而实质上它的打击对象是萨达姆政权，并非针对伊拉克人民和这个国家。对于战争造成的负面影响，自由派认为，萨达姆独裁统治时期对外发动战争对内严酷镇压造成上百万人死于非命，其中包括使用化学武器导致上万平民丧生。萨达姆独裁政权每延续一天，不知要发生多少人道灾难残酷迫害，萨达姆政权多存在一天对伊拉克国家与人民就意味灾难和不幸的扩大与延续，即使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造成了一些损失，这个损失与独裁统治造成的严重后果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而所谓伊拉克社会的混乱并非由专制制度终结民主社会开启造成的，而恰恰是由于和平民主的力量还不足够强大、民主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还不那么完善的原因造成的，加之这其中存在宗教信仰、国内外不同政治力量的利益纷争以及地缘政治等各种因素，归根到底一些损失是人民铲除独裁专制势力、肃清专制遗毒获得自由新生、实现权利、尊严与幸福的必然代价。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走向民主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每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政治、历史、民族、文化信仰情况各异，但它们出现的问题不是民主本身的问题，恰恰是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民主制度还有待完善，就是缺乏和平民主的坚定信念、没有很好的坚持和平民主这一原则，存在既得利益、这样那样的专制制度、思想、暴力等非普适价值的、反文明的因素造成的状况。有朝一日，假如国际社会对倒行逆施、对朝鲜人民实行极权专制残暴统治的诸如金家王朝一类的专制集团采取军事行动的话，那也决不是什么侵略朝鲜国家和朝鲜人民的性质，人类作为一个大家庭、一个命运共同体，当他人正在遭受不幸，对尚在承受极权专制之苦的同类实行人道主义进行各种支援和帮助并最终使其早日摆脱极权恐怖统治的种种努力和工作，是每一个人类成员的人道使命和无上的荣光！

 

 

42. 专制社会与和平稳定的关系问题？

 

    答：自专制统治者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建立起专制权力的第一天起即意味着专制统治集团向全体被统治者的宣战。被统治者有权采用任何方式进行自卫与抵抗，可以采用任何方式推翻非法的暴政统治。不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内部少数人建立起来的专制政府还是外敌入侵后建立起来的专制政府，其宣传机器时常宣传要治下的国家和人民和平、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但是试想，无论是满清王朝还是日本军国主义如果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在中国建立起一个专制政府，这一政府要求治下的人民不要破坏国家和平、社会稳定，要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这些被征服者是否应该服从这样的所谓和平、稳定、团结、大局呢？对待这样的专制政府，被统治者是否无权进行任何防卫与抵抗？因此我们说，人民为了免于为奴有权采用包括暴力在内的任何手段对抗专制暴政，这是一场超限的战争不拘泥于任何方式。但是，和平民主的立场，要应时而动选择主动放弃暴力，遵循和平民主的道路，采用和平民主的方式追求自己的权利、实现共同的尊严。和平民主中的和平不是顺服奴隶式的和平而是具有主体意识的、抗争式的和平、建设性的和平、坚守正义的和平、驯化强权的和平、不屈的和平。公正是一个社会和平的基础，没有公正则没有真正的和平，只有民主才能给一个社会最大的公正。因此这种和平根本上与统治者所宣传的那种和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专制统治者及其主流舆论的要和平、要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以及一切发展与改革包括人权法治民主的进步都要以稳定为前提，如果你要求民主要求宪政要求四大自由、要求结社组党你就是过激了，改革目标、民主法治还没有实现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等等这些陈词滥调。其实这样的谎言，是苍白无力的，这就好比蒙古人占领中原后告诉汉人不要主张你的人权、不要企图改变你当奴隶的地位，否则天下就乱了，我们可以慢慢来，就好比满清入关，对待被统治的汉人为了尊严与权利的反抗实行的扬州三屠、嘉定十屠一样，掌握暴力武装的满清贵族也可以告诉汉人不要抵抗了，否则持久动乱，一切和平与安定、生产与繁荣都无从谈起，就好比当年日本人发动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一样，他们也会告诉中国人，不要抵抗不要试图争取什么国权、人权，否则就乱了，大皇军日本帝国就无法保障你们的权利，就无法实现大东亚共荣圈了，只要你们顺从皇军就一定可以保障有饭吃有衣穿，有自由有人权有文明有进步。所以和平与稳定都是那些反抗者破坏的捣乱的，他们就是乱臣贼子，这些论调都掩盖不了从专制统治发生的第一天起，就意味着对人民的宣战这一事实，人民有权利采取一切手段进行自卫和抗争来回应专制暴政摆脱奴役、追求自由！

 

 

43.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答：在专制社会条件下，中国专制政权的一些政策和做法并非代表中国人民的立场，中国专制政权对世界各国的关系及态度不是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关系和态度，中国专制政权与日本、美国的关系不是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的关系，而是中国人民在被专制统治者绑架丧失话语权的情况下，由于专制统治者的愚蠢无知、贪婪暴戾，在这种情形下必然会与世界人民形成某种特殊的关系。当然这里面的关系十分复杂，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领域的发展以及专制政权对外刻意展示的一种形象，一些表象足以造成西方社会乃至全世界一般社会公众对中国社会的误判，尤其忽略了其深层次的危机，认为中国正在走向繁荣富强并且各方面情况正在不断改善。与此同时，即便在一些文明国家、民主国家，专制政府进行的各种渗透、侵蚀，也有大量无良的政客、商人、投机者被专制政府用各种手段蒙蔽、收买、劫持、绑架、利用，致使他们心甘情愿为专制权力背书，分享专制的果实推助专制之恶。与此同时，在民主国家、文明国家，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有良知者，无论在政界、商界、普通公民对反人类的专制政权及其内部成员的所作所为有所警惕也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并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和了解到专制罪恶，能够不受各种威逼利诱，坚守正义的立场，支持中国人民的和平民主事业，与中国人民站在一道，捍卫人类的共同尊严、争取光明的未来！专制极权的危险会不断显现出来，人类文明社会亟需达成一个共识，即一个在后工业时代绑架了14亿人口并拥有核武器的极权专制政权对世界的巨大现实威胁，尤其在其经济社会全面溃败的前夜，作困兽犹斗垂死挣扎的极权统治可能会发生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任何不择手段的举动。由于现代人类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日益紧密的联系，尽管国际社会会日益重视中国问题以及这片土地上人权、法治、民主的状况，但是从当今整个世界的全局来看，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民和平民主事业、人权事业的改善主要还是通过间接、综合的方式发挥作用产生影响，国际社会对一个拥有核武器如此庞大、人口众多的国家不太可能主动通过全面战争、军事的手段打击独裁者帮助被统治者。

 

 

44. 专制社会中的腐败与反腐败问题？

 

    答：腐败是专制社会的必然结果，专制是因，腐败是果。只有改变专制权力、权力垄断，权力受到制衡才能真正抑制和消灭腐败，权力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纵观几十年来的反腐，不过是大老虎打小老虎，得势的老虎打失势的老虎，有权的老虎打无权的老虎。这种反腐，人民既无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更无反腐成果的分享权，谁能排除反腐不是为了攫取巩固权力以反腐加持专制统治奴役的合法性，只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宣泄完了，一个个老老虎被消灭的同时一个个新的更强的老虎崛起了，于国于民百害而无一利。一场愚民的狂欢伴随着新权势集团的盛宴，因为新的权势集团崛起时其权力照旧无法制约。多年来，反腐无论是周永康、薄熙来还是徐才厚、郭伯雄、武长顺截止到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公开的司法判决涉及到他们的海外资产、海外资金账户和其近亲属海外国籍、身份信息，而据海外明镜、博讯、金融时报、纽约时报等媒体以及海外报料人报道，中共部分太子党集团以及贪官的资产主要都转移到了海外，天量的巨额资产是国内无法比拟和想象的，包括往届和现任正国、副国级官员其亲属子女具有海外国籍或双重国籍的不在少数。

 

    近年来的反腐尽管力度空前，但是民间一直诟病的所谓500家、5000家巨头的家族财产，这些真正的老虎没有任何相关指涉，更没有令人信服的结果。专制统治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大搞短期行为之时，人们想知道的不是对国内一个个大老虎围剿后的所谓政治审判、道德评价，人们需要了解当国内反腐只剩下一个大大的老鼠仓时，百姓民不聊生、国家千疮百孔，赵家窃国大盗在国内窃取的民脂民膏在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澳洲、中东、日本、韩国、开曼群岛、巴拿马、拉美、非洲、香港以及瑞士、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帐号的几十万亿、上百万亿天量资金及其他资产，这些民脂民膏又有多少以各种基金、各种商业组织乃至慈善组织的名义返回国内参与新一轮的巧取豪夺、权贵盛宴？反腐遗留的历史债务谁来买单？在此略举一例，如坊间所传对武长顺查抄的80个亿，而判决上只认定了1.5个亿。武长顺80个亿恐非空穴来风，无论从武长顺涉案的一些线索还是从近年来一般县处级乃至更低层级别官员的案发数额即可初步推定。第一、这80个亿之外，海外部分，以及他对其上级领导、恩主的经济关系，各种裙带关系、利益集团关系均未见涉及。第二、这80个亿被查抄后被用到何处了？整个公共财政没有任何显现。这80个亿在武长顺们手里与在查抄势力手里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二者有何不同？第三、武长顺渎职贪腐了80个亿而整个社会的代价何止800个亿、8000个亿？多少遭到排挤、受到盘剥的良善商家，多少巧取豪夺合法伤害、多少征地拆迁户、多少枉法裁判既枉既纵、多少垄断经营官黑勾结、多少锒铛入狱司法冤狱、多少受到打压迫害遭受不公的正直良善的公职人员？这些受害者受到的伤害与损失，甚至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人们，他们的债，谁来补偿，谁来给他们一个交待？对法制、国家信誉的损害，造成的各种人道灾难，这个历史的帐目该怎么算？2010年因李庄案发揭示出来的重庆打黑运动制造的所谓涉黑民企老板、无辜公民，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所遭受的伤害又有谁能给他们一个公道？

 

    从中国式反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并非可以判断，反腐的当权者一定没有一个良善的目的，但事实是，专制权力才是一切腐败的根源，不改变专制权力进行的反腐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在专制社会里反腐无异于向人性开战。中国式反腐的危害不仅不能解决腐败问题而且只会加重中国人的愚蠢仇恨的病情，这样一种反腐，既非利己更非利他，而是恨人不死，见不得人好的一种逻辑，充斥着仇恨逻辑，跟当年的斗地主扫大户一样，把自己悲催的命运与不公都发泄到富人贪官身上，激发人性之恶，无异于一场即将燃烧的熊熊烈火潜藏着极大的破坏性。

 

    孟德斯鸠有云，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往往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会休止。权力具有天然的膨胀性和向恶性，只要缺乏足够的约束、监督，任何权力都会生出腐败，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不改变专制权力的反腐不仅对社会有害无益，而且助长社会的伪善。既然专制统治者一方面紧紧抓住专制权力不放，并且在专制社会生态下专制统治者及其家属并非生活在真空中，也有人性的弱点而无法保证自己不腐败，那么还要大张旗鼓地反腐，这种虚伪的行为必定会上行下效，造成普遍的人格分裂，助长了贪腐者一面巧取豪夺、争权夺利，一面高举正义、反腐的大旗，形成政治剧场行为，使得整个社会都生活在虚伪与谎言下，黑白颠倒、是非不分，泯灭了人性和良知。那些专制独裁者如希特勒、斯大林、萨达姆、卡扎非、金三胖、周永康大权在握之时，哪个不反腐？对于一时得势的反腐当权者，在给社会造成巨大成本和风险的同时，对于苦苦挣扎社会底层的苦难视而不见，对于相续不断的专制之祸、人道灾难听之任之，无视人生无常、人生苦难自己无权时的历史，自身及子孙后代未来仍将面临的人生险境，任何一个专制独裁者都会认为自己不断掘取巩固专制权力会有自己正当的理由、会有自己更高的目的，可是最终却大大低估了权力对人性的毒害，对于专制统治者其种种的短视、愚蠢最终不可避免将导致包括其自身在内的下一个悲剧发生！

 

    为何说反腐已经成了一场剧场性行为，并非说专制统治者就仅仅是为了攫取权力攫取利益，他们不想建功立业，而是反腐与腐败陷入到一个黑洞当中。近年来反腐的处理普遍向轻判方向发展，而且几乎没有判死刑的，更根本的是，反腐已经陷入了无法反的困境，如果真的按照现行的法律来反，那么法不责众，要有多少人该判死刑呢？反腐当中对整个法治的侵蚀透支，其破坏作用到底有多大？反腐当中也有人性在发挥作用，就是那些所谓反腐战线上的工作人员，在调查反腐的过程中肯定接触到的腐败情形触目惊心，严格按照法律进行则没有几个可以幸免的，并且反腐工作者反观自照时，他们的前同僚的腐败情况都是有情可原的，大家都在一个政治生态下生存，只有那些两面人，人格分裂者才能痛下杀手，因为自己也是同病相怜，物伤其类，专制权力不解决，反腐陷入了无物之阵当中， 出现了一种由小偷来惩罚小偷的情况，小偷来抓小偷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这里没有任何道德感可言，在专制社会下不仅反腐败而且在各个角色上应该说人们长时间没有价值感、道德感、安全感，只能在贪腐和肉欲中欺骗自己、麻木自己。

 

    无疑专制集团最高统治者面对专制既得利益集团瓜分中国的政治权力、经济财富的现状无外乎有以下三个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专制政权的政策选择，第一、既然大家都参与到这场权贵的盛宴加紧权力兑现利益分赃，我要拿到我那一份或者争取最大的份额。因此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实现这一点不仅攫取利益而且要将其安全转移平稳着陆。第二、这个体制完蛋了，大家都在利用权力垄断、专制权力分赃，只有改变专制权力走和平民主的道路还权于民，才能解决问题。第三、我不分谁也别想分，而且都回到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理想信念上来。

 

    由于自知权力没有合法性加之罪恶感、整体的腐败，独裁者对自己未来的忧虑，担心自己的政权不牢固，担心丧失政权，而最终使得维稳越来越强化，直到神经线达到极限。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递减的效应，因为维稳的负责人和执行者最终陷入自己的圈套当中而不可自拔， 维稳是一项无穷无尽的工作，你根本分不清什么是你的什么不是你的，上面的意思就是让你服从，而时间长了，执行的人也就麻木了，只要摆摆样子，演好自己的角色就行了，这叫做习见善则安于为善，习见恶则安于为恶！

 

 

45. 谁是国家的敌人？

 

答：谁有资格成为国家的敌人？国家的真正敌人正是公民之敌。国家的真正敌人必然具有特殊的地位有某种特权可以影响国计民生。

 

国家的真正敌人是专制统治者及其帮凶，是依靠专制统治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持其特权，隐藏在体制内、外各个层面，采取欺骗和暴力专制的方法，他们为了一己之私，为了权力、既得利益，不惜动用一切手段欺骗人民、镇压人民、残害百姓，防民甚于防川。专制统治者及其帮凶既得利益集团，由于他们不择手段、无恶不作，牢牢控制社会封杀言论、垄断权力、掌控经济、巧取豪夺、自知是劫掠盗窃行为，因此他们往往搞竭泽而渔短期行为，权力兑现，疯狂搜刮，无所不用其极，由于他们欲壑难填几近疯狂导致这个国家生利者寡、食利者众，最终民生凋蔽，社会崩溃。

 

    我们不要忘了，五四以来，“救亡压倒了革命！”五四运动的发生，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的情绪随之高涨弥漫起来，这一情绪使得当时整个学术思想界、文化历史、国民性的讨论日益与时政相互渗透紧密起来，中断了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深入追问、独立与自由精神的伸张。一个幽灵“激进热烈的乌托邦、不择手段的列宁主义”就此乘虚而入，民粹主义的崛起掩盖了真问题，每每危机来临，统治者要么煽动对外仇恨敌视要么制造内部分裂矛盾，爱国主义往往如影随形！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忽略了我们这个国家的真正敌人！   

 

面对国内外危机重重，民心尽失、民怨沸腾，专制统治者一次又一次煽动民粹主义转移焦点，乐此不疲的煽动抗日反美制造西方反华势力，以达到掩盖其盗国、盗民之罪恶、国内尖锐矛盾的目的。可是民众们愈发觉醒，认识到，一国的贫富、兴衰，归根到底取决于民权之屈张，民权受到压制，国家只为少数人服务成了他们谋取非法利益的工具，则国家与人民势若水火，必然导致国家衰亡。人民的自由、权利与尊严完由专制统治者掌控，侵害压迫自己的并非外敌，而是专制统治者及其家族，在国内压榨盘剥而后将资产和家人都转移到所谓美帝西方反华势力去，再反过来愚民制造敌人煽动盲目排外情绪，操弄民粹主义对外煽动抗日反美制造国家敌人，对内挑动不同阶层、族群对立互斗、紧抓专制权力却以人民的名义反腐采用老套的手法，国家的敌人往往善于绑架国家、绑架社会、绑架民意、绑架人民。

 

中华民族每一位成员的真正敌人从来不是日帝、美帝、八国联军，也不是什么饥饿、贫困，日帝、美帝的侵略跟饥饿、贫困一样都只是结果而并非原因。我们国家、民族的真正敌人从来都来自于内部，是封建思想与专制特权既得利益集团，是他们所作所为导致民权不彰、既得利益集团作强做大国家积贫积弱、分崩离析、国将不国！是他们为了一己之私不惜将这个国家推向动乱的深渊、万劫不复！

 

由于经济民生的危机、民怨的不断累积、愈来愈深重的压迫与反抗而持续暴民暴政的历史，不能再让煽动起来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压倒了正在发生的变革进程，认清国家敌人的真面目！再也不能丧失真正让每一个中华儿女获得做人权利、自由与尊严、生存与强大起来的机会，成就和平民主、宪政中华的良机！

 

    历史上和现实中，国家的敌人为了实现和维系既得利益，必然要千方百计地争取和掌握国家政权，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掩护之下大行其道。国家的敌人每每把自己统治的人民当作敌人。防范国家的敌人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事业，在一定意义上，人民具有必要的反抗精神，并树立公民意识、理性的习惯，才可以有力的防止国家的敌人窃取权力。当前需要全社会每个公民认真思考、辨清“国家的敌人？”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让正当的国家掌权者明白，民间与正当的国家权力之间不需要对立，应当明了反对派、知识分子的正常活动有利于这个社会走向和解，有效防止国家被既得利益集团推向暴力循环的深渊。国家的敌人无时无刻不存在，国家的敌人就在权力内部。而国家的建设与进步恰恰需要打破阶级藩篱，让精英与大众的利益趋于一致，让秩序回归于理性与道德。维护既得利益格局、拒斥改革，无论充当什么职位、角色在台前还是幕后，都是国家公敌。

 

是站在大多数人的利益一边还是选择站在国家敌人的立场为专制权力、权贵集团既得利益服务效力不择手段并最终走向下一步“赤裸裸的镇压与奴役！” 隐藏伪装起个人既得利益，将非法利益化身为党权、政权的一部分，是国家敌人的惯用手段，并且他们善于绑架社会、国家、人民，让这个体制为其背书，作恶成为一种常态，让官僚集团雨露均沾。如果反对其利益及手段就成了反对国家、反体制、反社会。人民不再容易被国家、革命、强大、复兴、反腐这样的民粹词汇所欺骗。

 

 

46. 如何作才能让国家生活趋于正常？

 

    答：2015年以来发生的几个事件和形势表明，中国正从和平民主的维权运动阶段被迫转向和平民主与暴力革命赛跑的历史时期。对于徐纯合案、709案、雷洋案以及法轮功冤狱持续恶化，这些如此是非分明的问题当局不仅未能及时纠正采取断然的态度反而向反动的方向更进一步，充分说明了专制统治者的恐惧及局势的失控，充分揭示了专制政权包括最高当权者在内过度依赖警察等维稳系统、维稳力量。维稳力量与专制政权牢牢的绑在一起，这将注定人道灾难会相续不断的发展下去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走向和平民主的道路是唯一可能挽回大多数民意、民心，取得谅解与支持的选择。只有尽快采取释放政治犯、良心犯，爱你的敌人开启和平民主之路，结束成王败寇暴力通吃，强权即真理的历史，走向现代政治文明，朝野双方习惯于和平对话，民间的和平抗议、和平集会、和平的游行示威等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尊重和保障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新闻自由，为终结专制立宪会议及全民普选作准备并释放明确信号，让选举决定公共权力，不同政治势力进行公开的合法竞争，才能扭转局面走出困局。也只有这一选择才能帮助体制内良知尚存的人士摆脱困境走向新生，否则暴力革命将不可避免，其结果就是专制统治者死无葬身之地！

 

 

47. 帕累托累进与人权天花板？

 

答：帕累托累进是经济学上的一个概念。是指在没有任何人情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一个社会推进人权事业，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同的利益保障。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不是看其富人有多少奢华与荣耀而是要看其最底层穷人、弱势的保障与尊严，不是看其繁荣、顺利的时候而是要看其灾难、危机的时候比如在大地震、核危机、瘟疫流行等大灾难来临时人们的自治能力、自救能力、自愈能力、互救互爱的精神、技术环节、精细的细节、替代性方案、危机机制、理性与创造力、诚信与团结、文明习惯、善的信念以及上述系统的协调。不是看奥运会、G20 权贵的盛宴面子等繁华场面而是要看其监狱、残疾人学校、救助站、福利院、弱势群体、少数权利等一些死角的权利保障、救济机制、人道关怀方面。

 

 

48. 为何说香港、新加坡无民主有法治是一场骗局？

 

答：有人提出，香港和新加坡都是有法治无民主的华人社会，那里不是也很好吗？经济发达繁荣，社会文明自由，为何中国不能效仿走它们的道路？进而有人鼓吹什么新加坡模式？这些观点一看便知，要么是不了解新加坡和香港的无知之见，要么就是别有用心之论。香港和新加坡实际上是一种精英共和基础上的法治，尽管它们没有实现完全意义上的普选，但是它们都是在英美上层民主政治架构下造就的法治社会生态。香港原来作为英属殖民地，在其顶层权力结构中形成了权力制衡而并非利出一孔，就是说英国无论皇室还是议会两党以及司法对统御香港的政治权力上先天形成了相互制衡的权力格局，这就奠定了香港法治社会的基础。而新加坡由于其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于东西方亚太地区的交汇点上，出于战略考虑其作为二战后西方（英美）在远东亚太地区扶植起来的一个亲西方的政权，李光耀等新加坡的精英集团一方面接受英国的普适价值及普通法教育，另一方面在经济政治上，西方对新加坡给予的重点扶持和影响，势必对新加坡李氏集团的权力产生某种制约，李氏集团从自身利益考虑也不得不进行某种妥协，由此权力受到了一定的制衡（法的精神在于权力制衡）。这就是所谓的新加坡模式。新加坡的港口贸易和国际金融服务业在大国辐射之下，可以轻轻松松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而这一切就是所谓的无民主有法治的真相。而新加坡所谓的繁荣与文明现状也绝非拜李氏集团所赐，如果与专制社会比烂，新加坡的民主与法治是五十步笑一百步，事实上时代需要新加坡崛起新生的政治力量担当人道使命，新加坡的明天以及平民的权利与福祉也有待进一步的拓展与提升！

 

    进一步说，有人鼓吹，可以先法治后民主，先自由后民主，甚至有人在一个专制权力不断制造人道灾难每延续一天都是极不人道的，对人类的尊严和文明都是毁灭性的打击，严重的后果再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况且这个深重的专制传统绵延几千年积重难改困难如山，弱民在强权凛凛之下，意图稍减官权之祸的当口，公然为专制张目，甚至说什么英美实现普选也是晚近的事，英、美分别于1911、1964年才实现全民普选，只要给下等人民经济自由就行了。这一论调，对一个国家的民主进程不仅忽略了其历史条件，也忽略了民主的实质。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它是为了保障人权实现相对的公平与效率而存在的。如果说英国、美国于1911年、1966年才实现全民普选，如果按照绝对化的逻辑，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完全普选的国家，任何一个国家的选举制度都有它的局限性，包括候选人制度、选举委员会制度、选民登记制度、间接选举制度，直到特朗普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时，美国仍然采取选举人团制度，它的选举结果都不是美国公民直接选举的结果甚至有时会违背多数选举人的意志。尽管任何选举都有它的局限性，都需要不断完善发展，但是政治开放性的竞争、精英共和、多元政治势力共存、形成利益代言机制、议会斗争、权力制衡、社会契约还有选举机制这些宪政、民主、法治的精神实质和具体机制在英美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有了上述这几个机制，社会公正就有了基本保障，道义也就有了位置，并且这样的社会就具备了内生向善的基因，它在客观效果上和历史上起到了人类社会得以不断向文明人道迈进的基石作用与专制有本质区别。而后起之秀如韩国、台湾等只用了10至20年就迈进了比较完善成熟的民主社会。

 

无论从事实上还是在逻辑上来看诸如：先法治后民主、先自由后民主都是一些假问题。民主会乱而专制稳定诸如这类的观点一定要认清它的危害性！首先民主会乱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逻辑依据。其次民主不会乱，专制才是祸乱之源，必须坚定这样的信念。民主再怎么乱也比专制好。民主是大众进行政治学习的最好方式，弥合精英与大众的鸿沟，让智慧与良善不断生长。

 

 

49. 和平民主的历史观？

 

答：任何专制的历史都是一部伪史，试图还原历史的真相，是和平民主文化的几个任务之一。它既从每个个体的经历记录出发，也关注到个体生命折射出人类整体的尊严与命运。人类的历史的整全性只有通过人性的觉醒，神性的复归这一觉悟才能得以完成。在这一层面上来看，制度决定论、工具理性、实证主义、历史决定论等等无论其后果是扬善抑恶或抑善扬恶都将是局限的，这部去伪存真的历史也是人道使命和正义成就的基石。诸如历史选择了共产党，当时中共是打着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宪政的旗帜获得人民的支持，而当时的国民心理的真实状况，这个理想主义到底有多少人懂得它的真正意义，又有多少投机心理、势力之举对自身利益的盘算以及国民性等等都需要重新审视！只有建立在向善的普适价值的信仰敬畏神性的立场上才有诚实品性，历史应当是诚实品性结出的花果！

 

 

50. 国家强大与公民自由？

 

    答：国家强大是手段，公民的自由、尊严和福祉是目的。只有每个公民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实现，公民健全强大，国家才能真正强大。个体的自由充分发展不单不是国家强大稳定振兴的障碍，而是其基石，没有任何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是由一帮孱弱的奴隶组成的，为个人争权利则是为国家争权利，为个人争自由则是为国家争自由，批评政府防止国家为少数人绑架成为专制奴役的工具就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

 

    靠专制强权和谎言洗脑建立起来的所谓强国，个人、政党、国家、军队都成为独裁者的工具，那是独裁者的美梦，人民的噩梦和灾难。短暂的国家强大就像纳粹德国、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统驭下的国家社会主义，人成为手段，为了一个虚妄的国家或民族的复兴、强大，千千万万的人被踩在国家的脚下成为奴隶。这样的国家，国家与公民的利益背道而驰，这样的国家越强大人民越悲惨，压迫越深重，只有抵抗这样的国家，才有真实国家的出路。

 

    当国家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巧取豪夺压迫奴役的工具，利用意识形态的谎言、煽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煽动仇恨、谎言加暴力。利用诸如计划经济、公有制、社会主义、各种花样翻新的封闭手段专制技术、镇压方式恫吓控制公民。当一个国家被专制独裁者劫持，公民们有义务采用各种手段进行抵抗、揭示真相、消解恐惧、拯救国家，唤起大家坚持个体本位，人权至上、和平民主、程序正义的原则，转变国家观念，将个体放在族群、集体、国家之先，个体自由、尊严、权利是国家强大的基因。有了充分的个体自由、尊严、权利的保障与实现，每个公民都强大了，当在国家这一肌体里面的每个细胞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充满能量，社会的创造力得以释放而不是被压制时，国家的强大将是必然的结果。反之，国家垄断一切，国家与社会一体化，把公民限制起来，全社会只有一个党派一个大政府，而党和政府又服从于一个领袖则这个社会只有领袖一个思想、一个大脑，社会的自治能力、创造力彻底被封锁起来，这样的国家与社会一定会大大落后于时代。历史的来看，其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各种集体主义不过是不断发展的专制主义技术。

 

 在专制社会里，个人的成功在于压制别人、权力斗争、相互残害，一个国家之内处处充满了对立与斗争。一个国家真正强大就必得建立一个使国家强大与公民利益二者相一致而不是相背离的机制，让国家成为实现公民利益的手段。只有建立在自由公民之上的国家强大，才是真正的国家强大，个体的自我实现与社会价值达到统一，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摒弃东、西方、姓社姓资的分别，建立一个普世价值的社会才是一个美好强大的国家前景！

 

 

51. 赦免与社会和解，以善意回应善意？

 

    答：对专制集团有一种观点认为以犯罪团伙论。在专制统治的后期，维系专制统治的是极少数。事实上大多数都是被绑架的被动作恶者。因此从现在起就有必要对专制集团作一正确分析，进行必要的披露、曝光与列举，这不仅是基于事实的也是基于策略的。一类是专制统治的决策者、维系者，对专制统治进行宏观的筹谋，利用国家暴力机器系统的镇压人民维持专制的，还有其执行者。二类是具体案件中的作恶者，利用专制权力对人民巧取豪夺包庇掩盖罪恶的，这一类与一般刑事犯等同。攻心之策直指人心，就是那些为争权夺利丧尽天良的酷吏，像戈培尔之流，王立军之流，直指其心，背上血债制造各种冤狱、丧心病狂，他们极其恐惧，把内部分清楚，一部分是无知糊涂者，大部分是观望，顺风倒者，极少部分属于酷吏，最终需要依法震慑清算的是极少数。

 

    对于专制统治后期专制集团内部的选择，任何善意和善待都应当以善意和善待回应之。本着人性本善的立场，欢迎专制统治的当权者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冻结专制权力并采取积极善意举动，首先莫过于释放政治犯、良心犯，只有完成了这一步才有道义力量攫取政治自由化到来之前的话语权，拥抱转型正义。这也是专制社会自我救赎的历史任务和机会。与此同时，对于普通刑事犯也应当给与赦免，他们像所有人一样人性本善，只是基于某种原因，走向犯罪的道路，其实专制的司法及监狱是扭曲毁灭生命尊严和人性的手段，每一个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摧残和非人道对待，服刑人员的人性被扼杀扭曲而并未真正得到救赎。有鉴于此，应当进行更大范围最大程度的天下大赦，冻结所有死刑案件，能够用善意和善待给予失足者改恶从善的机会，每个坐监的人也都是普通人都有这样和那样的人性的弱点，我们彼此不应当隔阂与恐惧而是相互包容、信任、平等、尊重、了解与互爱，告别过去开启新生，坚信善的力量。对于一般渎职贪污犯罪，也应该给与赦免的考虑，结合追回财产挽回损失的情况 ，归根到底他们也是专制权力的受害者，即便对那些践踏人权犯有反人类罪的公职人员需要成立专门委员会展开调查真相的工作，除有极特殊情况的如犯有酷刑、谋杀、群体灭绝等严重的反人类罪行的尽量也要给予宽宥谅解给予赦免，最终的审判由上帝完成。

 

 

52. 什么是宪政？

 

    答：宪政就是一套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权力制约机制，目的是人权，方法是制衡，表现是宪法法律至上。当代宪政基本配置和内涵包括：1、人权至上，以公民个体本位为基础，保障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和尊严。2、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相互独立、互相制衡。3、司法独立，司法不受任何势力左右，宪法法院可以对行政决定、立法结果进行司法审查。4、政党政治，不同的政治社团进行开放的选举竞争，获胜者组阁执政。5、议会财政，政府预算必须公开透明经过议会审核。6、有限的法治政府，即政府必须在一个法律规定的权力清单上行使权力。7、利伯维尔场经济，以保护私有财产权利为核心，多元经济主体在一个开放自由环境下竞争开展经济活动。8、民主选举，一切公共权力都必须经过人民公开的选举确立，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9、军队国家化，一切军事组织武装力量属于国家，由国家的合法程序决定军事组织武装力量的相关事务。10、新闻自由，政府不干预民间的新闻机构，新闻自由获得法律保护。一些具体理念和措施如：基本人权、程序正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游行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共和政治观、普世价值、超越阶层、群体、党派，秉持人道使命、人道主义立场、不做恶原则、无害原则、地方自治、私有财产、公共财政、政教分离、军队国家化等等，简言之就是人权至上、和平民主、法治国家。

 

 

53. 宪政民主、法治漫谈？

 

答：宪政民主是一套系统工程，没有捷径可走，需要毅力与坚韧，考验一国精英及大众的学习能力，大量技术规范，像做学问一样，需要人的认知、理解、实践的笨功夫。讲规则、讲程序不是浪漫主义什么革命乌托邦搞投机、短期行为，避免民粹主义、笼统空洞的主义、口号大行其道。训练人们的理性思维、抽象思维、逻辑思维能力、规则意识和务实精神。自由公民是宪政民主的基石，公民的权利、责任意识与宪政系统共同生长。在权力制衡的条件下，法治不仅作为工具而是目的，宪政建设时期遵循和平民主的原则，精英共和与大众民主相结合，培养诚实、本分、克制、理性、自律的公民人格。

 

 

54. 宪政原则及权力架构之于中国？

 

    答：宪政原则即有限权力和权力制衡。权力分为政权和治权。有限权力即在宪法上列明政府的权力清单。公权力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公民个体权利则法无禁止既可为。只有以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为目的并具有必要性的法律所确立的政府权力，才是合乎宪政主义之人权保障原则的政府权力。权力制衡方面横向一般由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衡。纵向中央地方分权制衡，按照中国现实情况，应当采取有限地方自治。在宪政实践中无论从立法、行政、司法都按比例原则处理，以公民权、人权的实现与保障为目的采取必要、适当、合理的比例原则。

 

    民族自治一般指立法、行政权部分由民族地区自治，主要体现在教育、文化、语言、信仰等方面，其他方面如交通、经济、医疗、环保等与一般地方一致，司法权统一于以保障人权普适性原则，由中央建立的司法系统统驭。

 

    宪法罗列剩余权力之后，其余权力，中央和地方按均权原则划分立法权限。全国性事务归中央立法，地方性事务归地方立法，全国与地方关联立法经过中央和地方两级审议核准。出现权限争议由司法裁决。

 

    世界各国联邦制按照各自历史不同大致有分权联邦与合成联邦两种类型。中国原来作为单一制传统的国家不管名义上如何命名，实质上接近于分权联邦比较适合。分权联邦权力自上而下，合成联邦则相反，再经过长时间的地方、中央及各种政治势力的博弈演进形成一种平衡关系。美国是各州进行的合成联邦与其历史上各州先天的独立地位，地方与中央的力量对比有关。分权联邦、合成联邦二者皆为合作联邦。

 

 

55. 为何要采用议会制？

 

    答：对未来中国来说，议会制的政体是最佳选择。走议会制的宪政道路既符合中国传统也立足于现实。从政府是必要之恶出发，政府的消极、保守性质决定了议会制的天然合法性，通过利益代言机制形成议会斗争来制约公权保障民权。

 

    在中国官本位文化和民粹主义滋生泛滥的历史背景下，总统制比较容易出现总统候选人不管胜选者还是败选者挟民意自重之虞，对宪政民主产生威胁。

 

    与此同时，往往议会制由多数党组阁，议会容易支持政府，而总统制，议会多数党与民选总统（假如设置的话）可能形成政争局面。当然，众所周知，宪政的精神是权力制衡，有足够的制度措施可以达到这一效果，比如：为了与行政权力相互牵制，国会议员选举，一般任期和选举周期与行政权力的确立如总统或多数党领袖选举进行错置，美国国会众议员中期选举就是意在制约总统。

 

    国会一般由两院即参议院、众议院（上院、下院）组成。之所以采取两院制是由于民意的不稳定、短期行为以及少数权益处于弱势地位，民意需要一定程度的制衡。众议院的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参议员由各地方立法机构选举委任或选民直选产生。主要行使立法权、监督权。监督权又包括政策批准、人事核准、弹劾、听证质询等。全国性事务和与全国相关的地方性事务一般众议院都有提案权和审议权再经由参议院审核最后经总统或行政负责人签署生效。与全国相关的地方性事务参议院也有提案权和审议权经众议院审核后经总统或行政负责人签署生效。行政权力除了依宪法行权外同时有向国会的提案权。两院之间一般有联席委员会协调立场，国会设置常设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对议案进行调研审议。

 

 

56. 和平民主政治路线图？

 

    答：立宪的过程简单讲就是协商、选举与公投。一种前景是，反对派足够强大，在坚持和平民主原则下，强行组成临时政府，起草宪法，进行全民公投通过宪法草案。根据宪法，选举议员组成议会。另一种前景是，由旧的执政势力开启宪政改革重组政权之路，各政治势力遵循和平民主的原则包容、克制、妥协携手展开宪政改革工作。

 

    无论由反对派开启还是由旧势力开启抑或二者合作开启，存在两种可行的方案。如果不预先确定权威模式，一旦宪政变革开启，各政治势力博弈难免产生纷争陷入僵局，将大大增加转型成本和风险，因此预先确定权威模型，主导变革、定于一尊，实有必要！

 

    其一、以议会为权威展开的转型。其二、以宪法法院为权威展开的转型。

 

以议会为权威展开的转型顾名思义，就是议会有释宪权。在转型阶段，最终的裁决权、决定权、释宪权在于议会，议会一旦组成即便这个议会只具有临时性，全民也须尊重其权威。                   

    凡违背其意志者即为违法，全民皆持此立场尊重议会权威。以宪法法院为权威展开的转型，即在转型阶段，首先遴选出单数若干德高望重的宪法大法官，由其组成的宪法法院对一切争端有最终的裁决权、决定权和释法权。这起到社会契约里源程序的作用。

 

    以上的步骤以回归民国、以民国法统作为蓝本作为降低成本防控风险的一种选择。名称回归中华民国正统。第一方案、司法优先，建立民间宪政委员会或宪政法院（宪政裁决机构），如前所述，对宪政争议进行裁决，主要由民间精英、崇尚宪政民主有崇高威望者担当，第一届宪法院大法官通过网络公开投票，候选人由社会团体、若干公民如一万名以上公民联名推选产生。这些人士一旦当选宪政法院大法官，则不得再参与和影响国会议员选举、政府首脑选举等政治活动，在和平民主转型过程中严守中立。邀请国际大法官、联合国、欧盟、美国、国际人权组织等政府、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国际声誉良好的媒体担任观察员。第二方案、各政党、社团或达到若干如一万名以上公民联名推举的各社会贤达若干人组成选举委员会。选举委员会按照民主的方式制定选举规程，同时选举委员会担当部分临时看守政府职责（可考虑多吸收旧政府有行政经验者），选举委员会任期至政府组成时终止，不得超过两年。在宪法委员会（宪法法院）或选举委员会的主持下举行全国大选，同时选举国会议员和国家元首、决定政府首脑。由当选的政府首脑拟定内阁名单会商国家元首后，经国会表决组成中央政府。而后，由国会议员起草宪法草案交付全民公决，达到投票率三分之二以上即通过。国会制定地方选举法、地方自治法颁布施行。在改革过程遇到的一切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包括可能发生的各种冲突，均以和平民主的原则处理。

 

无论反对派还是旧执政势力根据自己的现实地位都可以在释放政治犯、良心犯后，适时颁布大赦令，包括对一般刑事犯以及体制里犯下侵犯人权反人类罪的成员名单，实现政治和解。在进行宪政改革时通常需要一个政治自由化的过渡期，要么执政集团公开宣布政策，要么由民间反对派造成这样的事实，包括言论自由、组党结社自由、和平集会等。确立一个宪政框架和宪政目标、时间表，以议会制为主要目标和框架。由朝野协商提出一个改革法案，交付全民公决，根据改革法案全民选举议员成立议会，由该议会协商表决的方式起草宪法，交付全民公决。制宪议会完成使命后，按照宪法选举新议会。或者朝野协商直接成立一个宪法委员会，经讨论表决产生一个宪法草案和议会选举法草案，交付全民公投，按照宪法和议会选举法选举议员成立议会。由议会产生内阁人员实施宪法。另一种方式，民主初期、先开放社会实现政治自由再由一定民意基础的社团、政党进行宪政方案的协商（他们代表了一定的民意，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代表各方磋商、达成政治契约），向全民公布协商结果，组成宪法委员会召开制宪会议拿出宪法草案进行公投和大选，选举议员，大选的工作先划定选区，本选区选民选出代表本选区的全国议员、全国选民选出一定名额的不分区议员。选举期间，成立选举委员会，以政党动员能力为驱动，推荐候选人进行政党候选人登记，公开选举纲领，无党派单独候选人联合向选举委员会登记，选举总统、议员，组成议会和政府，开始以议会斗争为核心的政治生活。议会掌握释宪权，无论公投、选举还是议会斗争都需要坚持和平民主原则，精英在此过程中承担人道使命，需要足够的耐心，即便具体的宪政规则、宪政程序发生严重分歧或有无章可循之时，人们只要坚守政治道德、正义取向、程序正义，借鉴全人类宪政民主的所有历史经验始终以和平民主、理性的方式开拓前路，道义和权力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实现统一，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历史还将继续证明！

 

 

57. 革命与反革命？

 

    答：反腐与革命在中国近乎成为民粹主义的代名词。近现代是整个人类社会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大潮流，无论改良还是革命只要个体权利、自由、人权得以肯认伸张者符合这一趋势的作为都具有正向性、进步性。反之，凡是剥夺、压制个体权利剥夺限制自由、人权者，强化权力，不管以什么名义集体主义、国家主义之名都是历史的倒退、反动者。因此无论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还是列宁、斯大林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都是历史的彻底反动，都是反革命的，即打着革命的名义反革命。

 

 

58. 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

 

    答：从传统意义上来说，保守主义在政治上是一种反对急剧变革的正统态度。欧洲的保守主义和美国的保守主义还不尽相同。欧洲的保守主义主要保守传统的价值，相对自由主义主要是从世俗的角度，站在理性主义、现代科学、功利主义的立场上而言的，在美国以新教为主体的保守主义意识的觉醒和阐发还是比较晚近的事情。

 

    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就是一个道德前提的预设，而这个道德预设是人类社会长期形成的一些价值传统，预设一个底线，一条敬畏之线，未决之线，警示着人的虚妄与狂妄。提醒人不要忘记其被决定、被动的角色、人的反省精神、其自由意志、权能与人道使命，无为和有所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时短期的后果和长期的影响有较大差异，保守主义似乎承担着过去自由主义的道义责任，理性、批判质疑的功能，任何一种偏好，走向极致都是危险的，都需要找到某种平衡，某种制衡本身可能就是事物的规律止于至善。它始终是动态的，就像量子理论启示的那样，一个世事无常，一个人的有限，造物主的意志即考验着人，又使人永远有一个向往。在一个极权社会走向民主社会的过程中，要克服和警惕的主要问题不是自由主义的缺憾，对自由主义求全责备，而是专制主义的各种复辟回潮。应当指出，保守主义者往往带有一种自以为代表上帝临世超然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给人一种轻蔑和傲慢。越伟大者越谦卑，道德理想、宗教信仰情怀都不是强制所能施加的对象。在中国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无论从道义上还是功利上展望自由主义应当成为主流，人们能够真正打牢人权至上、有限政府、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这些根基已实属幸运了。保守主义在中国世俗社会中尤其在政治上发挥善的功用尚需时日。尤其保守主义在政治领域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并不只是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它损害的可能将是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在政治方面可能存在的某些共识。保守主义的观念应当也只能通过事实以及其观念本身的说服力渗透于世，依靠思想本身的力量。

 

    一切志业与人道使命，皆为不断克服人性弱点，考验、完善人格的手段，善恶的较量在不同层次上循环延展。造物主将丰裕的自然资源赋予人类，人类应以精致、从容情怀回应这一馈赠。可是经济中心论、消费主义、唯物主义、实用主义、短期行为如果缺乏必要的制约不可避免将人类自身推向灾难的深渊，这可能是资本主义体系唯一需要反省和克服的挑战，在这个问题上自由主义需要保守主义给予某种加持！不管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如何嬗变，和平民主的政治主张就是无为而治，把精力放在做蛋糕上，而不是靠政客的分蛋糕来主导世界，一切皆以人的自由为基础，但人又要具有觉醒的精神、人道责任的角色意识，为神性的复归保守道路。

 

 

59. 民主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共同构建新家园？

 

    答： 不管是在告别专制极权社会的时代还是在建设宪政民主社会的新时期，民主社会主义从劳工权利保障，为利伯维尔场给与不同社会群体代言的客观政治市场需求上均需要一个政治上的代言机制，即民主社会主义政治诉求的崛起具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正当性。不过在专制极权社会里它的角色总要服从于追求民主权利这一普遍权利的根本任务之下，否则单独的劳工权利就是一个假问题，而只有与广大的自由主义者联合起来通过和平民主的路径建立宪政民主的社会，劳工权利以及劳工阶级才是一个需要提上议事日程的真问题。政治权利其实有了自由主义，劳工权利不一定总是真实的诉求，但至少是少数政治精英和大众的某种情怀、精神诉求和权力欲望本身。

 

 

60. 和平民主与人类独立个体的未来昭示？

 

    答：1789年诞生的法国《人权宣言》第二条明文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联合国宪章》、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的内容、以及各类人权保障、公民权利、经济、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也都为基本人权、人的自然权利以及人与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注解。国家只不过是自由个体为更好实现保障人权与自由而通过契约产生的自治联合体。互联网信息化的大发展、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大发展，促使人类的政治社会结构发生深刻改变，即人对普适规则法律体系的关系取代人与个别国家、政府的关系。人的独立性个体权利将被不断放大。互联网一方面大大降低了人们的信息成本，另一方面公民隐私、网络安全、信息权利正受到网络寡头以及利益集团、不良政权、政治势力的侵夺危害。监控网络安全事件启示人们，国家、主权的局限与危险。国家主权概念的历史变迁，事实上正越来越受到挑战、丧失其控制力。互联网、全球经贸、宗教信仰、民族自决等问题对主权的制约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平民主运动可以成为在泛国家化历史演进中的重要途径和目标。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相对于个体权利、整体利益的安全与保障不再成为一个先决条件。我们全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彼此相连相互影响。如果说昨天的世界大同是个乌托邦，今天拆除主权藩篱则具备了某种可能，国家与其说是一个区域自由个体的联合体不如说信仰或者一种价值诉求、利益关系将不同群体重新组合取代地域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实体的存在。即便现实存在的民族国家，在这一实体内部，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内涵也发生着深刻的改变。改变游戏规则，实现的力量来自于人性的普遍诉求、人的普遍权利，摒弃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以个体权利、人权至上为核心形成一个人本主义权责相对应的机制。把人们联系起来，从全球信息化、经贸、政治、文化、社会紧密相关日益融合以及人类社会面临的普遍安全、共同挑战入手，在人类社会中建立、强化超主权的规范。伴随着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日益消退，无论是现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还是人类思想信仰、制度的日臻成熟都具备了创制统一的人权法院、统一市场、统一法治系统的条件，至少这些普适的标准越来越为人类社会所共鉴。人们为了自身利益按照自然法及社会契约的原理，根据人性的普遍诉求和普遍权利建立一个或几个世界性的共同体来维护人的尊严、自由、权利。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未来社会将加速走向一个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权至上、和平民主、宪政法治的按照普遍的自然法规范的共同体，主权的概念将继续被淡化，人道与正义被尊崇，人类每一个独立个体的理性按照造物主的意志联系在一起。为降低人类社会的成本以及增进人类福祉提供了某种可能。人不再因国家这一暴力机器而丧失自由和尊严，国土也不再需要保卫，任何人均可自由加入。不分国籍、身份、种族的世界公民们共同承担人道使命。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民主的进步也不当然促发人性之善。人性之善、恶将在更高层面上展开较量。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带来了某种便利也同时使人懈怠制约了人们的想象力、助长人的惰性乃至堕落。信息技术既可行善亦可助恶。那种认为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信息化自然能带来自由与尊严的幻想一次次破灭。

 

 

61. 和平民主所确认的几项滥用公权剥夺侵害人权犯罪行为的范围？

 

    答：剥夺危害人的人身权利包括生命、健康、自由、人格尊严。剥夺危害人的基本自由和政治权利包括：信息权、知情权、通讯权、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宗教信仰、学术研究、公共事务参与权、隐私保护权、迁徙自由、居住权、教育权、劳动就业权、生育权、选举权、公共事务监督权、司法救济权、社会平等权、妇女儿童保障权、残疾人社会救济权。剥夺危害人的经济权利包括土地权、房产权、现金、股权等各项财产权利、知识产权、无形资产权、虚拟财产权、社会救济保障权、公平交易权、医疗、养老保障权、防控重大疾病权、罢工权、危困救助权、法律救济权、不受非法拘禁权、不受意识形态灌输洗脑的政治思想自由、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以及族群平等权。对于酷刑、谋杀、群体灭绝等严重的反人类罪行应予以特别关注！

 

 

62. 人权产生的历史逻辑？

 

    答：人权的产生不是源于人权学者的理念构想和设计而是源于不同政治集团的相互博弈、斗争与妥协，归根到底是走向权力制衡过程中的产物。为了获取更大的政治市场，更多的民意支持，讨好潜在的选民，所要争取的不只是大众更主要的是精英，两个或多个政治集团相互角逐竞争，政治集团为了在道义上占据主动结果意外情况发生了，受益者成了时常不在场的广大民众，而精英的取向决定了政治集团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往往一个国家精英的判断力、道义勇气以及现实力量决定了它的历史与现状。这一结论可以从美国的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宣言产生的历史背景得到证明。

 

 

63. 和平民主事业发展壮大的策略方法？

 

    答：一个事业的成功，不但要有一批理想主义者，不但要靠理想信念，还必须形成一个利益机制。让追求理想的团体、个人得以生存、持续、发展。这就需要第一、追求这个事业除了作为人生的理想之外，在现实中对大多数人要有利无害，在事业初期至少是无害的。事业发展起来时则是有利的。有鉴于此，需要追求和平民主的志愿者们联系起来，组织起来联合自治。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方便建立组织，至少可以形成一个松散的群体，形成一个自助互助机制，运用现代的保险制度、基金制度等形式，大家把各自一部分鸡蛋哪怕是极少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能够让为了共同理想干事业付出的人无后顾之忧。由于大家形成的互助权利义务关系，就会大大降低各自的边际成本，提高共同事业的边际效益。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个边际成本越来越低，边际效益越来越高，使得为了共同理想付出的成员都能够受益。和平民主的财政问题与自治组织问题是社会重建的核心，社会的力量源自信念和利益机制。一个正义感，一个利益机制，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基业常青，由此带动整个社会向自生的利益机制—自助互助公益组织—形成更大的联盟—发展到法律体系支撑的社会重构。

 

 

64. 为良心犯送饭的道义问题？

 

    答：为良心犯送饭，包括现实管他们的老婆孩子、家人，包括去监所为其存钱、存物、寄信以及为其网上发呼吁进行法律援助等等涉及民间营救的道义问题。道义的回归必然需要归整历史，即使那些名不见经传者那些所谓普通人但肩据道义勇气者都需要占据历史的应然的地位。把那些欺世盗名者请下神坛，避免精英们滥用话语权，使其更符合历史真相！这也是《和平民主文化研究的几个任务》中涉及到的追债与立碑，需要志愿者梳理当代史、近代史，还历史一个公道，历史由第三方书写。

 

良心犯的送饭原则：第一、平等原则，所有良心犯都应当得到平等的一视同仁的关注。第二、人道主义的关注原则，人道主义的关注原则是指按照一个良心犯或哪怕是一般刑事犯由于其所处的不人道处境的紧迫性需要给予的必要注重。主要取决于该良心犯所遭受专制权力迫害的严重程度和具体状况。第三、道义价值的关注原则，道义价值的关注原则是指按照一个良心犯主要做了什么？对承担人道使命推动人权事业、和平民主事业的贡献。

 

举例来说，秦永敏、王炳章、胡石根、杨天水、张林、张海涛以及一些被专制权力异化了的群体如法轮功学员、少数民族如藏族、维族需要评估并应得到更多尊重与关注！秦永敏、王炳章、胡石根、杨天水坐了几十年牢，秦永敏、胡石根当局抓放几十次，当局对判刑判到手发软，秦永敏的妻子赵素利女士至今还杳无音讯，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上包括民运圈及西方政府对此关注都不够，这跟信息不对称有关系，也跟人们的势利心态、利益关系、精英、伪精英们对话语权的主导也不无关系。而杨天水、张林、张海涛、法轮功群体以及少数民族藏族、维族的兄弟姐妹们的关注度，则在人道主义原则方面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在道义价值原则方面缺乏足够的了解。以秦永敏、王炳章、胡石根先生为代表的异议人士则在人道主义原则方面缺乏了解，在道义价值原则方面被低估。不仅没有走进西方国际主流的视野连国内公民圈、维权律师圈、公知、民间反对派、流亡海外的民运圈的关注也远远不够，这个问题不解决，则民间的道义力量就不会得到有效聚集和释放，民间将继续陷于散乱和分裂，官方还可以更肆无忌惮打压迫害一些弱势。秦永敏、王炳章、胡石根所代表的40、50一代，过去30多年的精英和底层抗争群体尽管他们或都各自为战作为孤胆英雄悲壮不已，三者均是这个国家的栋梁、这个民族的希望、时代的英雄，他们的先知先觉与牺牲演绎了生命的奇迹，但他们的历史尚不为大多数人所知，这一现象一天不改变则说明大众的觉醒和精英的使命感还远远不够，民间也没有出路。不让抗争者寒了心，秦永敏、王炳章、胡石根等不是一个人，让长期以来无数默默无闻、寂寂无名的良心犯得到更广泛的普及与关注是迫切的任务！

 

 

65. 和平民主事业扩大同盟者的立场？

 

    答：在瓦解专制权力的过程中，必然存在各种政治主张、各种政治势力和利益诉求，和平民主把所有瓦解专制权力的方面都当作同盟者看待，即不是从一个纯理想主义的角度对待社会现实当中的各种利益诉求、各种政治主张，即便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一种伪善、民粹主义、新的专制力量，和平民主也本着求同存异的态度，与各方站在一起追求宪政框架下基本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人权目标，完成这个社会帕累托累进的历史进程。和平民主奉行开放包容的态度，即使对待专制权力的卧底、特务也采取仁慈宽容的立场光明磊落，坚持人性本善的立场。

 

66. 信仰自由对和平民主变革的意义？

 

    答：政府、司法一切公权力无权干涉公民的信仰自由，这是公民无可让渡的权利。与此同时，谁都没有权利和资格代表上帝为世间立法。任何信仰也不能通过世俗权力达到政治目的。世俗的信众如果按照自己的认识为世间立法，将导致政教合一的危险。这往往是出于人的傲慢，杀伐决断，六经注我，牵强附会，是一种谮越行为。这正是世俗社会出现许多纷争的重要原因之一。造物主赋予了人一定的自由意志，便给予其在世间的一定自治权，但这一切都是人受到考验拣选的手段。信仰应该回归到经教当中，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最终都要接受上帝的审判！为世间立法，掌握权柄，本身违反了人的被动角色，被决定性和有限性。

 

    信仰是打破奴役获得自由的根本源泉。归根到底造物主决定人的命运而不是任何统治者。未来中国转型是否历经流血还是走向和平民主的前景，根本上取决于人们的信仰，即人性的觉醒和神性的复归这条道路。如果当权者或左右时局的社会领袖仍抱持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立场缺乏向善的普适价值情怀则社会必经暴力流血之变。如果当权者或社会主导者持有神论的观点，具有向善的普世价值的信仰情怀，则和平民主的前景就愈加光明。这一点可以参考成功转型国家的先例，华盛顿、曼德拉、蒋经国、金大中、戈尔巴乔夫都是基督徒，叶利钦、普京、尤先科、亚努克维奇信仰东正教。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领导人及世界组织的领袖大多均持有神论其中不乏基督教信仰。没有超越性的信仰导引，世俗政客的智慧与勇气不足以担当人道使命创造历史！归根到底和平民主就像人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那样造物主赐予人类的恩典才能结出果实。历史上，传道者往往被杀害或历经大苦大难各种考验无论在事实上还是逻辑上都似乎是一个真实的宿命！一切语言与行动都蕴含着我们的信仰。我们相信良善必胜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相信和平民主必胜，暴力专制必亡近在眼前，也是信仰取向。信仰是摆脱奴役的根本途径，造物主会以祂的恩典拯救世人！

 

 

67. 信仰之路就是和平民主之路吗？

 

    答：在人类的思想中，任何概念都是循坏注解，语言的相对性就像人的有限性一样充满了悖论。无论康德的宇宙理性统一论的假说，还是各种宗教情怀的假说，都要有一个初设前提，因此归根到底人类是信仰的存在物。中国传统意义上讲，信仰原本是出世的情怀，可是入得世方能出得世，入世与出世一以贯之，信仰超越政治、超越世俗。中国至今未能走向和平民主、建立现代文明社会，这里的同胞们不能享有尊严、自由、人权，需要必要的担当与牺牲，自由和尊严从来都不是免费的。要使人站立起来，获得尊严与自由，根本上说就是要普遍建立向善的具有普适价值的信仰情怀，顺境战战兢兢、逆境坦坦荡荡。人选择宗教更根本的可能不是宗教具有的功利导向，因信而得救，出于奖赏和惩罚的原因而做出的选择，信则进天堂彼岸光明不信则下地狱彼岸凄凉，更主要可能还是宗教内容本身让人感受到的道德感，一种真实的爱、至善、慈悲的感召，它可能符合人的某种规定性，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让人信服，它不因外力而改变，不是一种诱惑和恐惧，是以德服人、以理服人，是内生于人的良知人的本性心生感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核，如果信仰仅仅作为一种得救的手段它不仅无视人的尊严也亵渎了神明。当一个社会普遍相信和建立至善的绝对存在→因果律→善恶有报，这一信仰体系，当然这一信仰取向是作为一种向善的普适价值的情怀，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不是功利导向的，这不仅被看作一种历史规律，而且是人的普遍道德的觉醒，道德自觉来面对各自的人道使命和共同的人道使命，那么和平民主就成为一种必然。

 

68. 废除死刑是当前的人道使命吗？

 

    答：关于死刑，在一个法治文明的国家，人们基于人的有限性，理性的局限，以及社会契约理论等认为，对于一个世俗的政权来说，没有人有资格和能力对他的同类作出生死的判定无论从事实上判断还是适用法律上，均无法在乎微之间对生死作出最终裁决。在世俗社会里订立社会契约的公民显然不会授让自己生死的选项。没有人有这个权能，既然人来到这个世界并非由世俗的权柄决定，离开这个世界时也只能交由造物主来定夺。尤其在一个专制社会条件下，死刑更无异于将生杀予夺的利器置于不受制约、贪得无厌、无恶不作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恶魔的手中，由于道德风险，可以通过死刑案件的暗箱操作实现按需杀人，将其作为一种交易和筹码，死刑犯被处决时摘取器官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不仅没有丝毫的正义性可言反而成为国家和全民的罪过！  

 

 

69. 和平演变、阴谋论是一种民族弱势心理吗？

 

    答：阴谋论不仅是一种民族弱势心理的表现，还是专制统治者出于被统治者对于现代文明的蒙昧无知而惯用的一种骗人伎俩。将专制极权垮台转换为西方和平演变，指责西方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希望中国落后，而实施一种阴谋，这是没有现代常识的表现。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一股反华势力或者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样的事实呢？应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斗争哲学、仇恨思维、专制思维、愚民思维的逻辑。人性是相通的，我们都可以扪心自问、将心比心，我们是否会整天心存一种害人的动机，整天会盯着别人不放的心态，以别人的事情为我们的焦点，以见不得人好、恨人不死的心态对待别人或者他国呢？这肯定只是一种臆想，既不符合事实也违反一般的人性和常识。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一定最关心的是自己的事，肯定最想做好自己的事发展好自己。因此大家经常可以看到，往往只有在独裁专制政权才会对内、对外不断制造敌人、与人为壑，比如说朝鲜金家王朝、萨达姆政权，通过不断的制造敌人、制造阴谋论、搞愚民政策一方面来掩盖自己的无能和罪恶另一方面来达到加强专制统治的目的，煽动仇恨把人民的不满情绪转移到所谓的内、外敌人身上去，今天抗日、明天反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西方反华势力蠢蠢欲动言之凿凿。而事实上，那些自由民主文明的国家自己的事情还顾不过来，有多少经济、政治、社会、科技的各项事业需要创造与发展，各种彼此互负的责任和人类社会共同的责任，总是盯着一个落后的民族，别人落后不如你也并不能证明你更优秀，自由文明社会里比谁更优秀，野蛮专制社会里比谁更不择手段，完全是两种模式。一个是通过利益别人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另一种模式是，通过侵害压制别人来获取自己的利益，而前者是可持续的，后者成本不断增大直至难以维系，因此专制体制国家是利益斗争、你死我活、两败俱伤的结果，民主国家是文明之间的竞争共同成长互利共赢的结果。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反华势力，可能有反共、反对专制独裁的国际、国内的一些价值共识，因为无论任何一个向往自由文明的个人还是一个自由文明的国家、自由文明的世界，人们都知道，专制独裁政权不仅对其内部人民进行残酷统治、压迫与控制，如果任其发展做大做强必然也会威胁到自由文明世界本身，专制独裁政权不仅对自由文明世界产生现实和长远的威胁，而且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自由文明世界的人们自然也会反对各种专制主义、反对各种极端势力、邪恶势力，以保证人类的共同文明与尊严得以维系，追求正义是一种天然的人性普遍诉求和愿望。众所周知，反对专制独裁并不等同于反对一个国家、反对那里的人民，反过来说，爱国不等于爱朝廷，托马斯.潘恩说过：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这里的政府可以广泛理解为任何专制政权、专制政党、专制政治势力以及任何独裁专制者）。

 

    如果一个国家真的强大基于制度与文化的原因带来的强大，它肯定是一种文明意义上的强大，它的强大不仅不会威胁到其他的国家还会造福整个人类社会，比如美国、英国，它维护了世界和平，并给人类从物质、精神文化、信仰、制度上以引领，维护人类共同的尊严。

 

    当然，一个独裁专制政权的强大的确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无论纳粹德国还是前苏联、北朝鲜、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它们不仅给世界和平造成了巨大威胁也给国内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历史教训深重，人类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文明世界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帮助独裁专制控制下的人民摆脱奴役压迫走向自由解放都是毋庸置疑的。当然文明国家之间正常的发展竞争、利益之争，也是一种常态，这种利益竞争不是零和游戏，是不断完善不断追求卓越、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

 

 

70. 和平民主与维权运动？

 

    答：专制统治者意图将民间原子化、沙粒化，民间的维权运动对专制权力的对策是，在其法统内利用其法统进行维权斗争，并进行随机组合、力量整合，客观上在局部形成某种优势，专制权力镇压则造成自毁法统的后果，专制权力不镇压则面临维权力量的进一步发展，专制统治陷于两难境地。维权运动的本质不是维护现法统而是通过利用现行专制体制的法律体系不断确立和伸张自然法的精神，为法治与正义的最终实现奠定基础。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专制政权是无法容忍任何哪怕是潜在的反对派威胁其权威，并且专制统治者习惯于阴谋论的思维，因此对维权运动的镇压就不可避免。

 

    尽管访民、公民们联合起来，发生自组织（非暴力的）提高议价能力，社会各个方面的谈判协商对社会绝对是一件好事，形成契约能力，这体现了社会的自治力。可是专制统治者无法正常看待这一问题，而维权力量公民社会，一定要有必要的政治觉悟，绝不能对专制权力心存幻想如果不搞政治组织就不会遭受打压、如果仅仅进行法统内部、在局部而不是全局性的维权没有直接的政治诉求就是安全的，维权运动应适时主动进行政治化、组织化，走向更高层级的和平民主运动形式，直接提出政治主张诉求，这里没有中间路线可走！

 

 

71. 和平民主文化研究的几个任务？

 

答：由于信仰的缺失及利益多极化发展促使专制权力内部加速分裂，集权进一步分化的同时，在野力量（反对派）正在迅速生长，无论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来说均可作这一判断。和平民主事业终究是在两种意志的此消彼长长期较量中得以完成，即公民意志与特权意志抑或和平民主意志与专制暴力意志。这种意志的较量不会没有代价，在政治、经济、社会上，在文化信仰层面，整个过程将难免历经局部的暴力甚至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政变，不同时期会有种种反复，但始终只是意志较量的一部分，最终直到专制力量不得不改弦易帜，对和平民主、普世价值心悦诚服为止。本质上意志的形成与较量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两种不同意志的较量结束权力崇拜的历史把人从奴性中最大程度的解放出来回归正常的人性。中国现代化转型亟需从文化入手树立价值观，当前和平民主文化研究要开展以下几项任务： 

 

    一、公民辩论会 ； 二、选举训练营；三、追债与立碑；四、真相调查委员会；五、人的价值与尊严；

 

    以上诸项和平民主文化研究任务兼具理论与实践。追债与立碑：追查作恶者，为历史的英雄立碑。对近代历史、现代及当代史（民国、抗战、文革等）进行梳理以辨识真伪，对坚持真理，追求正义者赞颂，对作恶者、种种罪恶揭露问责作历史评价。让全社会接近与认识如林昭、遇罗克、王佩英、李九莲、张志新等生命历程。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在变革时期需要对是、非、 善、恶的判断，以建立坐标成就向善的普适价值的信仰。追债与立碑要讲证据，超离现实政治。追债与立碑不是延续仇恨并不被民粹主义所扰。在现实及网上开展公民辩论会以养成理性习惯辨明真相提高认知能力；选举训练营以训练培养自治能力、协商能力。          

 

    个人、民族的新生源于自新、自省，开始于自我否定。开启一个新境界一个光明的未来，要从一个人性的立场出发坚守人道原则做历史的奠基，并最终能超越人本主义追求高尚的信仰意志。罪恶从来都是具体人的，但罪恶的形成机制需要深刻反思。逝者可追，来者未已。为自由、正义献身，为反专制、反奴役、反压迫献身者不应被遗忘，苦难更是弥足珍贵的教训。和平民主，共建家园！和平民主文化就是包容与责任、理性与仁爱。和平民主事业需要体制内外，海内外有识之士共同襄助群策群力积极行动，一步一步做起来，只有把和平民主文化的任务完成好，走向和平民主的前景就愈加光明！

 

 

72. 如何评价改革开放？

 

    答：改革开放在一个特殊的语境下被过度拔高神化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经过多少年之后回过头再来看这一段历史可能更准确的讲只是一场松绑运动！在一个全面封闭、全面专制的时代，由于专制统治对民间社会、对公民个体全方位的剥夺与压制不仅经济权利、政治权利连人身自由、思想自由都一点空间也没有（公有制、计划经济、人民公社、无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这种令人窒息的专制统治近乎一种奴隶社会就像金家王朝统治的北朝鲜一样导致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危机四伏，面对这一乱局，专制统治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维系专制统治开始向民间放权开放市场冠以改革开放，而实际上这一开放仅仅局限于部分经济权利和人身自由即人民可以自己找饭吃，而人民的政治权利、土地权利、国家资源和基本的福利、资本权利等等仍没有返还给人民，人民的自由仍受到种种限制。就在这一点可怜的松绑空间里，当然也是在长期的经济困难、人性欲求被过度压抑十分饥渴之后，吃苦耐劳的中国人民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所创造出的经济奇迹，尽管与过去高度极权时期相比较中国的经济社会有所改善，但是由于长期的极权和继续延续的专制统治，中国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还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国家，离现代文明国家还有较大差距。

 

 

73. 是否存在集权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答：专制统治者往往喜欢鼓吹这样一种论调：由强有力的一个政党领导一个国家更适合本国国情和发展阶段，采取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民主只能使一个国家内部纷争不止，不容易集中力量进行建设发展，还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领导的好，还是既要民主又要集中的好，那样便于统一思想，开拓前进。几乎专制统治者的所有论调我们都可以将其换成一个主体再来观察，我们的看法会立即转变，比如说我们把社会主义、一个政党转换成满清王朝，我们就会知道，种种论调是多么的荒谬。比如：满清王朝也可以作如下鼓吹：由强有力的一个满清皇族领导一个国家更适合本国国情和发展阶段，采取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民主只能使一个国家内部纷争不止，不容易集中力量进行建设发展，还是一个皇族、一个大清主义、一个皇帝领导的好，还是既要民主又要集中的好，那样便于统一思想，开拓前进。通过上面的总结，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模式，凡是专制独裁统治不管叫什么名称，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他们无论宣称什么如何为专制统治辩护，我们都可以将其置换成大清，把大清这个名词置换到他们自己的位置上，再来看看结果如何？针对举国体制、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样的陈词滥调，稍微具有一点逻辑思维的就很难被其忽悠。就拿前些年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获得28枚金牌一样，国内媒体将举国体制捧上天说什么中国政府有多少功劳，而实际上按照中国的人口基数和中国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中国运动员完全有实力在奥运会上获得150至200块金牌。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各项事业上来说，社会财富和社会事业的创造主体是人民而不是政府，政府只是必要之恶，如果中国人民不是在一个专制政府的压制下而是在一个自由、文明、民主、开放的社会，按照中国人口的基数，它的经济、政治、社会、科技等等各项事业早已不是现在远远落后于美国的状况而是几个美国的总合，中国也早该成为对人类文明贡献最大遥遥领先、引领世界的真正强国了。

 

74. 如何看待国情论和素质论？

 

    答：专制统治者经常会以国情为理由宣称特殊国情不能搞民主，专制统治者也十分擅长以人口素质低为由拒斥民主改革。假如我们把持国情论、素质论者换成满清朝廷，这一逻辑的荒谬性则一目了然。满清朝廷，在面对康梁变法、辛亥革命时，也可以说，中国国情不适合搞民主、中国人口素质低，等人口素质提高之后再搞民主也不迟。

   

    回到现实中的一党专制来看问题，实际上，他们的主张与满清王朝以及一切专制统治者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国情论是一种笼统的说法，专制统治者故意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而不愿意把问题具体化明确化，到底是什么国情不能搞民主？其一说是历史选择了共产党，而实际上49年之前人民之所以选择共产党正是由于国民党一党专制贪污腐败，而共产党当时高举平等、自由、民主、革命的大旗才赢得了民心，不过后来一朝权在手，就背弃了当年的诺言，中共在野时曾经猛烈批评国民党以国情论、素质论拒斥民主的论调。第二、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还普遍比较落后。而实际上恰恰多民族国家、经济落后不平衡才需要加强和保障民权以民主的方式激活各民族各地方的活力、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第三、中国被帝国主义包围遏制需要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首先，中国是否真的被帝国主义包围和遏制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其次如果中国被帝国主义包围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再次，恰恰是中国越被帝国主义包围受到遏制，越应当尽快实行民主，在民主制度下激活各方面活力经济、政治、文化群策群力，迅速强大起来，而且民主具有最大的合法性和凝聚力，才能保证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实任何国家都有其特殊国情，但这都不应该成为一个国家走向民主的障碍反而应当成为一个国家走向民主的理由。恰恰民主是提高人民素质的最好的方式，如果按照专制统治者的说法素质低就不能搞民主的逻辑那小孩因为年龄小就永远不要学走路了。无论国情论还是素质论等等都是专制统治者既得利益集团制造的彻头彻尾的一派谎言。

 

 

75. 法轮功反迫害和平抗争运动的当代意义？

 

    答：自1999年以来，亿万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坚守真善忍这一普适价值的信仰遭遇到人类历史上一场前所未有、惨绝人寰的残酷镇压与迫害。中共当局大肆开动国家机器媒体喉舌大肆妖魔化、丑化法轮功，炮制天安门自焚、诬蔑法轮功是邪教组织、自杀、自虐，最初完全采取阶级斗争、法西斯群体灭绝的手段对待这一信仰群体，扬言要在三个月内彻底消灭法轮功，对付法轮功打死白打，并公开宣称要在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法轮功。在运用军队、警察、武警等暴力机器、疯狂的法西斯手段对付法轮功未能短期凑效的情况下，又非法通过行政手段、司法手段实行常态化的镇压与迫害，包括劳教、判刑、洗脑班、黑监狱等等，由于最高专制统治集团的授意和纵容期间发生大量酷刑乃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件。过去近20年，法轮功真善忍的普适价值信仰不但没有被异常残酷的镇压迫害所抑制，反而成为世界范围广泛传播的一支有巨大影响的宗教信仰。

 

    在中国大陆，近年来全国各地暴力恶性事件频发，而与此相反的是：尽管由于个别当权者的错误，自1999年以来全国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遭受了人类有史以来极为罕见的残酷迫害与镇压，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流离失所，但他们对这种不公与残忍仍然能够以和平、理性、忍让、克制的态度回应之，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依靠对信念的执守，相信善的力量，可歌可泣的和平申冤与抗争，向世人讲清真相，告诉不明真相的人们，法轮功不是邪教组织，法轮功学员是好人，法轮功是被人诬蔑的。即使承受着自己、亲人和同胞们被多次制造冤狱、不白之冤、亲人同胞们被迫害致死、致残乃至被活摘器官等种种难以想象的苦痛，承受着生离死别、千古奇冤，但仍然坚守信仰相信正义必胜，从来没有以暴易暴以怨报怨，全国没有发生过一起法轮功学员因遭受迫害与不公而采用暴力或非法手段鸣冤雪耻的事件，这是一种怎样无比坚忍的品格，一种怎样的舍身救世精神，一种怎样的大慈大悲情怀？

 

    法轮功信众因坚守自己的信仰而发生在当代中国的这场抵抗运动远远超出了法律、政治、文化、思想一切世俗社会所能够囊括的意义，但是仅从世俗的立场上来看，法轮功这场因坚守信仰，捍卫信仰自由、捍卫人权与人的尊严的反迫害、反暴政的和平抗争运动已经创造了一个奇迹。它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启蒙运动，它以极大的牺牲推助人权意识、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人性的觉醒、神性的复归。这场反迫害的抗争运动将独裁专制统治下的各种谎言、罪恶及黑暗暴露无遗，并且彻底瓦解了专制独裁统治貌似强大不可战胜的神化谎言，大大消解了民众对专制独裁的恐惧，彰显了具有向善普世价值信仰的人性光辉与伟大力量。并大大加速了专制独裁政权解体的历史进程昭示其败亡的来临，让道义的回归成为现实，给人以巨大的道义勇气，彰显的人道主义立场、人道主义精神再怎么估量都不过分！

 

76. 为何中国没有在近现代建立起宪政民主？

 

   答：中国没有在近现代建立起宪政民主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经济上 、文化上还有一个长期专制制度的传统。但最主要的是由于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农耕社会，商业文明比较落后缺乏社会契约精神，加之长期处于一个大一统的皇权专制统驭之下，就造成了社会缺乏创新活力、思想固化、没有多元力量自生生长的土壤，因此便无法形成权力制衡，造成暴民与暴政、赢家通吃的历史循环从而形成了一种专制社会的路径依赖。

 

 

77.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主要异同？

 

    答：大陆法系主要指以欧洲大陆国家法国、德国为代表的地区沿袭古罗马法的传统，以立法者制定成文法来规范社会的一种法治体系。英美法系主要指以英美国家为代表的地区按照普通法的原则以判例为依据作出司法裁判的一种法治体系。同时二者在程序上也有些差异，大陆法系尊崇法官的绝对权威，而英美法系则开创陪审团制度。从法律哲学上来看，大陆法系倾向于理性主义先导的法治理念，而英美法系倾向于经验主义先导的法治理念，大陆法系更侧重逻辑演绎，英美法系则侧重经验归纳，二者又相互借鉴、相互融合。马克思主义往往容易在大陆法系落地生根，而英美法系的国家似乎有先天的免疫力，这是由于理性功利主义把人的理性能力无限夸大企图设计一切，把人摆在了一个不适当的位置人无所不能，助长了人性权力欲望的膨胀，忽略了人的有限性从而容易导致走入专制主义陷阱，马克思主义是典型的例证，而经验功利主义则由于其对理性所持的保守态度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人性权力欲望的过渡膨胀！

 

 

78. 中国后专制时代与世界各政治力量的分析？

 

答：第一、后专制时代到来时，会发生资本回流，从非法黑金到合法角逐政治权力，美国、欧洲、日本、俄国会像历史上那样对中国继续产生某种影响。各国党派政治力量必然需要跟后专制时代的在华反专制政治力量进行整合，争夺政治资源、政治力量。大量官二代、红二代、华裔二代、三代移民从关注参与中国的经济市场到关注参与政治市场、文化市场。

 

    第二、在西方资本、政治力量的关注下，中国大陆体制内外各政治势力与国际势力相互合作，争取中国的政治市场、文化市场。但各政治势力为攫取更大的政治市场均以普适价值、人权事业、人道主义、宪政民主作为整合民意的基本立场开始还具有某种普遍的投机性但最终逐步会形成人道底线共识。无论从经济上、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多元化社会的格局难以避免，这就为民主社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西方文明社会只有受到华人的牵引和影响才会深入到中国的和平民主事业当中。一般社会公众由于其生活在文明社会，难以体会专制的苦难，并与自己的现实缺乏联系。但是当专制极权扩张，在经济、政治、军事、网络威胁损害到其利益时，则会被动参与到中国的政治进程中来，全球化、信息化的原因导致这一局面不可避。宗教信仰群体在信仰活动中会与中国世俗社会产生比较紧密的联系发挥重要影响。

 

 

79. 为何说公正是最大的慈善？

 

    答：公正就是让事物各就其位。对于一个野蛮社会走向一个文明社会来说，先让人们回归到各自的位置，理清事实真相，厘清权利责任关系是首要的。这是最有效率的进行资源配置的办法。没有事实真相、是非对错、合法、非法以及权利义务关系的明确或者说在这些方面是混乱的，那只能造成人们被侵害、压迫、奴役、剥夺的结果，是最大的恶、最不道德不人道的。在普遍的罪恶中也就没有任何慈善可言。每一个人的权利得到应有的保障也就是最大程度的实现了公正，此时公正是最大的慈善。没有任何人在自己的权利、自己应得的利益没有落实时却更愿意别人对自己进行施舍，这事关人的尊严。因此在专制社会里，有时去无偿献血或者去响应专制政府的号召盲目捐款捐物无异于资匪、滋养腐败。并且你的献血爱心行为和捐助行为最终可能会导致真正需要输血的人无血可输，使得真正需要捐助的人无人问津，它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专制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的贪婪和无耻，帮助专制政府推卸了责任并掩盖了问题为罪恶背书，让专制的奴役、压迫、剥夺、残酷和种种罪行更具有欺骗性更加深重。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的区别就是野蛮社会只有成败没有是非，文明社会是只有是非没有成败！

 

80. 为何说自由源自独立与诚实？

 

    答：没有信仰就没有人格的独立性，而没有信仰人就会被世俗的权势、财富、物质所奴役绑架，受到强权的压迫。如果人没有独立性，人就失去了为人的价值，它不仅腐蚀自身也将腐蚀整个社会。没有独立的人格当然就没有自由。

   

生命作为受造物，最大程度的按照造物主的意志来主宰生命就是自由。如果生命没有承担人道使命，没有对自身有所突破、创造与挑战赋予生命意义，生命就形同死亡了。时间在流逝，一切都在流变当中走向死亡，只有一击猛醒赋予生命的气息才能意识到生命中的自由这件事。

 

    自由是造物主赋予人的行动意志的选择权能，同时由于选择所产生的后果也意味着这种行动意志选择相应的限度，此时某种与之相对应的责任产生了，即自由必然意味着某种代价或者报偿。康德说，所谓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自我主宰，自由要符合道德要求，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由虽然是功利的又不仅仅是功利的，它就像道德一样是绝对的。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自由源自诚实，无论对于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若想自由必得诚实，无诚实，不自由！我们忠于自己才是自由的，否则我们成为各种欲望、各种事物的奴隶。而忠于自己就是诚实，就是主客观相一致，内外一致，追寻自己的灵魂。不诚实会为自由带来障碍，因为自由取决于对自身和客观世界的把握，如果不诚实就会失去对真实自我和客观世界的界定，使人们无法接近自身及客观世界的真相把握事物本源，受制于谎言与邪恶。欺骗者必自欺，自欺者或者逃避真实世界自我麻痹或者不能应对客观规律，长此以往注定其被动的命运，使心为形役。无论贫富贵贱诚实都是人们获得自由不可或缺的条件，莎士比亚说，人的命运是其品性结出的果实。我们容易看到，在今天的人类社会中比较诚实的人群就能活得自由有尊严。不诚实的人群他们的生活就会昏暗悲哀。诚实往往需要克服自私、狭隘、短浅与懦弱。自由的奖赏又助就了诚实，但是人们也可以在完全没有诚实的世界中过活，只不过那里不会有自由、尊严、公正与爱。苟且偷生的人们无视事实，人群不断自我阉割自我残害，像猪狗一般的命运。在信息化的社会里，互联网正结出人性的果实，既可以自我阉割编织谎言也可以用诚实的种子结出自由的花果。

 

 

81. 8964的启示？

 

    答：8964是中国人迷失的人性开始觉醒复苏的一个重要事件。但是其盲目性缺乏神性的指引显而易见。这种人性的回归，道义价值毋庸置疑。但是，由于缺乏神性的指引在智慧上、世俗的政治思想方面尚不成熟。无序的抗争当中缺乏对变革历史条件的判断以及一个符合时代的方向感、变革主体的认同感。

 

    历史的规定性、客观的规定性都决定了，当时的威权专制统治在经济上尚处于上升期，人们还处于普遍的物质匮乏向物质需求动物欲望获得满足的惯性上。而相对于近三十年后，除了经济上、思想启蒙上的欠缺，社会多元化还未到来。在计划经济、公有制、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定时期内，无论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长期的国家社会的一体化单一结构，无法形成多元化的社会格局，社会还难以形成一个足够强大的独立力量。经济、文化、市场也还有待于进一步走向分立，各阶层主体还十分模糊，民主无法成为各阶层的普遍诉求专制统治的成本也还比较低，尤其是人们还无法确立一个具有超越性的向善的普适价值的信仰。

 

    而反观近三十后的今天，无论经济、政治、社会、市场、意识形态都完成了分化的过程，市场力量、社会力量充分崛起，加之上帝赐予的互联网，基于各阶层、各主体的利益、社会理性的成熟度，和平民主越来越成为一个普遍的诉求。而专制统治的成本无限的增大越来越不可承受，经济难以为继财政负担过重，以专制集团内部分裂斗争加剧为主要表现。最后具有超越性的向善的普世价值的信仰得以确立，一起奠定了社会变革的充分条件。

 

 

82. 当代一些专制国家的高级表现形式是什么？

 

    答：按照主权在民的现代国家伦理，一个国家的主权在于全体民众。而在一个国家内部，无论是以总统、总理为首的行政机关政府还是作为立法机关的议会，他们在国家权力当中的权力角色只是行使治权履行维护主权在民的职责、防范对人民主权的侵夺。但是在少数具有专制传统的国家，一些政党、政治集团打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主义的旗号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以抽象的人民利益取代具体的人民权利，比如说经济上实行公有制、国有制，而实际上社会财富、经济资源由当权者掌控支配。公有制、集体主义导致人民只有抽象的权利而没有具体的权利，政治上则采取执政党、少数政治集团垄断权力，人民的选举权、结社权等政治权力被虚置，人民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被严防死守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均以个人专权、政党专权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全面掌控国家、社会，以此代替人民主权，一方面篡权集团全面控制国家权力压迫人民，另一方面则巧取豪夺盗空人民财产转往海外，这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无疑是一种篡权。谮越人民主权、篡夺国家权力，不管以什么主义、什么国家至上、为人民服务、人民利益的名义都是一场不折不扣地窃国窃民的篡夺盗窃性质，是专制复辟的高级表现形式。

 

 

 

 

 

 

 

 

 

 

 

后记

 

    历史不断发展向前，和平民主又岂止100问？事实上截止到本文的发表《和平民主100问》只总结了区区82个问题。主要基于笔者对时局的判断和笔者自身的局限性。文章因时而做，时不我待，尽早发表拙作以期让和平民主的议题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引发公众的思考与讨论。从功利的角度一方面对专制意志起到消解作用尽早终结专制历史的延续以最大程度的减少人道灾难，另一方面增进社会的共识让和平民主成为普遍的共识，赋予正在发生的社会剧变某种确定性。当然这可能只是笔者的一厢情愿和虚妄之心。笔者也会因应时局站在一个特定的视角下对和平民主继续追问下去。历史没有终结，一切只是刚刚开始！和平民主100问的系列文章或许会持续出现，对社会、时代、法治、人权、人性、政治、历史、生命乃至信仰继续展开探讨，各种挑战与问题一定会不断涌现。笔者相信在这个深刻变革的时代，一定会涌现出一大批思想者、行动者，一大批大觉者、各个领域的领袖人物各自和共同担当人道使命诠释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