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民主中国》网刊上发表实证政治学论文《基于申命原则的反屈从》（9.6/2017），遭到了某人的强烈攻讦【见本文配图】。攻讦者推文两则，兹录如下：
 
（一）中美之间不可能有根本冲突了，基先生整天幻想中美大战，是中国知识分子堕落无知的典型代表。
 
（二）基先生学点经济学，和夏业良一样，成经济学家了。和彭明混几天就成民主斗士了，别不知深浅行不，你当中华绿党贝立顾问，把这哥们儿教育成政治小爬虫，多丢人现眼，还装，恶心。
两次出现的“基先生”是我这人（綦彦臣）无疑。我的姓氏极为稀少，总起来不过五万人，比少数民族还少。“綦”的读音，标准是“齐”（qi），但我们老家自读为“细”（xi）。总地说是：在家念细，出门念齐。
以上为问题之一。
 
至于推文中说我“整天幻想中美大战”以及典型地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堕落无知”，我不对里面的道德取向做回应，要说的是：中美战争概率是全球地缘政治学的现实课题，一般谓之“（新的）修昔底德陷阱”。历史上的重大（一对一）国际冲突有过十六次，其中十二次符合修昔底德陷阱特征。简言之，研究或预判中美战争并非无知。其次，推文涉及的夏业良先生（作为经济学家擅长领域为何）我不知道，所以，不评论。而在我本人，主要是制度经济学研究，即便体制内也承认这一点，其如在《比较》双月刊上的两篇重要论文（94’2，96’2）一被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之《理论经济学》转载，一被《比较》杂志列为创刊二十年（1985——2005）<名栏名篇>。
 
 虽然上述成就均是在体制内取得的，但至少前一篇是我成为天则经济研究所第三届（1997.3——1999.3）特约研究员的成果提供项。当然，还有在《经济预测》、《农村金融研究》等期刊上的一些理论文章。而我自称为“经济学家”，基本依据就是曾经做过天则所的特约研究员。在制度经济学研究之外，或云将制度经济学运用到微观上，我的最好成绩是对交易理论有贡献。这一点，在茅于轼老先生为我的通俗经济学著作《真实的交易》（机工，2010）所做的序言里面已经有肯定性评价。
 
关于经济学家身份的解说，是本回应的第二点。
 
由于制度经济学研究之体悟与现实制度状况存在巨大落差，走向异议是大概率事件。我因煽颠罪入狱（1999）实在是学术实践的一部分，我也就成了“民主斗士”。换言之，我成为“民主斗士”不是“和彭明混几天”的结果。不过，我屡屡自称经济学家，但从未自诩为民主斗士。同时，我也不参与任何圈子的派系之争，这也是我退出独立中文笔会的根本原因。
 
至于与彭明的曾经合作关系，是因为他在自己的理论体系里面引述了我的金融研究成果，才有二人见面之契机。我们是平等的合作伙伴，既不存在我“和彭明混几天”之策略逻辑，也不存在体制内有人叫嚣“彭明的坏主意全是綦彦臣出的”之情况。其一，在我们互识并长谈以前，彭明已有思想系统著作《第四座丰碑》出版，我有影响较大的论文发表且已是天则所特约研究员——没有这个前提，双方就没有合作的可能；其二，有人说“彭明的坏主意全是綦彦臣出的”，是为了给我判刑与量刑之方便，道理同攻讦我“和彭明混几天”在于从名誉上败坏我一样。
 
以上是回应我与彭明关系的简单说法，也在此对逝者表达应有的尊重。
 
附带说贝立问题。他（在英国）主动联系我，一者是我他均为河北人士，二者我的政治立场偏绿——环保主义在我的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占有不言而喻的伦理地位。我只兼任过较短时间的贝立（中华绿党）顾问，原因则是当时法律维权事务很多，必须脱掉那个政治壳子才不使被帮助的人遭遇政治打压。这点，我跟贝立有交待，也得到了他的谅解。当然，我不反对贝立选择适当时机融入体制，只要他及其政治团队矢志环境保护，就值得尊敬，值得历史垂青。
 
最后，也借这篇短文问贝立好。
 
2017年9月7日下午，写于绵逸书房，古运河畔，小城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