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权派由特首带头，在教大「恭喜」事上借两名未知身份大字报人的行为开骂，矛头直指学生。大学高管第一时间痛心疾首自我批判没把年轻人思想工作做好。且不考虑各种苦肉计阴谋论，一句顶多是年轻人为发泄政治情绪借意于天谴而作出的文字恶搞，给提高到触犯道德天条、违反刑事罪行般的层次，完全不成比例。

 

如果事情发生在港英年代，恶搞对象是某英籍高级AO，则新闻官一句英式幽默便打发过去，根本引不起社会人士兴趣，遑论劳驾《泰晤士报》连番发社评挞伐；大家都有重要得多的事去忙，小事化无，社会自得和谐。但事情发生在今天就大不同；庞大有形的外来压力彷佛把本来的政治侏儒一个个都变成了吹气道德巨人。

 

中土介入　撕裂边陲

 

碰巧此事发生在大学开学周，各校园满布以「香港独立」为主题的海报和横额，引来统派小团体冲击及大陆籍学生撕海报的不文之举，各大学校方也陆续以「言论自由有限度」为由加入「撕裂行动」。二事交错，如火上加油，港人渴望多时的「修补」工程，至此已无从谈起。

 

其实，两事后面，都是北京在煽风点火。《环时》、《人日》等几份党报评论的口吻，如同打仗指挥官押阵督战作总动员。这不仅「符合国情」，还印证了一个历史规律：造成香港内部撕裂，北方专制政权往往是第一元凶。要明白这点，可由反向事例入手。

 

一向令爱国派耿耿于怀的是，港英治下的一个半世纪里，香港都不曾自发地出现过哪怕是稍具规模的反英抗殖运动；民间甚至不曾产生过明显的亲英派和反英派对立。的确，无论是英国商舰最初靠泊香港还是大清帝国把香港割让予英国，在这两个「关键时刻」，香港人都没有显著的抗英意识和行动。当时的香港人，似乎已经是奴性十足的顺民；不过，实际情况没那么简单。笔者试以下列一组问题作为探讨的切入点，并提供「盒外思维」。

 

民国史观回避了的一个尖锐问题是：为甚么村民背景的孙中山，他组织的武装力量，矛头竟是对里不对外，反清不抗英？为甚么早期的孙更和英人打得火热，出了事还有英国朋友和英国政府营救？孙在当时的满汉统治阶级眼中，是否一个不折不扣里通外国的洋奴买办，和今天京港统治阶级眼中的大部份香港人差不多？

 

历史提供不少解释线索。

 

岭南一带的原居民、百越族的后代，在雍正以降的百多年里，一直顽强抵抗清皇朝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抗拒「一国」、捍卫「两制」），这点有坚实史料为据，笔者在本栏文章里介绍过。这种民间的反满汉、反霸权、视北方政权为外来威胁的意识，在中土政权管治力量稳固、北方殖民历史深厚的岭南城市里比较强，在乡村郊野比较弱，乃是自然的事；后者除了广西贵州等偏远内陆，还一定程度包括当时的中山和香港等沿海地区。便是岭南的早期真汉人后裔当中，也一直有某种抗拒北人的意识，到今天亦然。

 

「港英升平」

 

因此，当英国人最初来犯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包括穿鼻之战、官涌之战乃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期英国海军对珠江口海域的封锁，在当时香港原居民眼中，不过是新老殖民者之间的攻防战，所以他们的态度是坐山观虎斗，甚或因为与清政府的悠久积怨，视敌人（满汉统治阶级）的敌人（英殖民势力）为「次朋友」，以致产生了「裙带路」的传说。（在中共史观和民国史观底下，政治不正确的「裙带路」传说都已经被更正。）

 

的确，如果面对两个外来政权，新的一个带来比较良好的管治，原居民就算一开始有保留甚或反对，但跟着却会受落。这无疑是早期港英殖民政权很快取得稳固认受性的一个重要历史脉络。1949年之后的中土政权倒行逆施，再度加强了港英政权认受性，机制是一样的。

 

这样看，二战末期香港历史里说的「汉英升平」，或可重新理解而稍作改写：确有其事而且可以追溯到更早──那就是香港归英管治当初，作为边民的香港原居民发现与洋人纵不平等却可共同生活、而且大致上还活得比在大清殖民管治之下好，即有所谓的「港英升平」。

 

这是关于早期香港平民社会性质的论述。与之相比，源于鸦片战争结果的「百年屈辱」，不过是满汉殖民帝国败于英帝国之后的统治阶级心态概括和延伸。其实，「升平」与「屈辱」，是一对平行时空，一在香港，一在中土，并不全然互相排斥；港陆自1949年起彼此越行越远之后，二者更是干净利落地并存。

 

二十世纪的各次中土干扰

 

踏入二十世纪，香港很快经历了两次大震荡，那就是1922年的海员大罢工及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这两次事件，都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影子。前者是因为此时的孙中山实力不足，已开始勾结苏联，对香港海员罢工按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作出声援，而一部份海员工会领导更是属于国民党中的左派。

 

上世纪二十年代是国际共运的黄金时代，香港本身出现严重劳资纠纷不足为奇，后因国共两党的影响而加剧，大有可能。不过，当时国共两党都还有一定的人民性，故其对香港工运有影响，亦无可厚非。（与天星小轮加价有关的66暴动规模则小得多，而且完全是香港内部经济矛盾导致的，国共两党没有明显干预。）

 

国共两党沦为专制政党，继续严重干预香港事务、影响香港社会安宁，是二次大战战后的事。97之前，主要有两起，就是国民党势力主使的1956年双十暴动，以及共产党员发动的67暴动。双十暴动简单地说是国共两党争夺中土政权定出胜负之后的余波；过程当中，右派暴徒勾结黑道作乱，对社会的伤害、导致死伤的人数，都不亚于后来在文革期间由共产党员从大陆输入的67暴动。

 

五十年代的国民党已退化成专制政党，虽不如共产党那般质劣，而且也因为管治范围大大缩小，结果远没有共产党在大陆那么恶贯满盈骇人听闻，但作为一种外来影响力，在香港社会挑起动乱，也完全不值得称道，打着的「自由中国」名义，也泰半是虚构的。

 

回归是「必然」之下的错误

 

然而，外来专制力量干预香港，损害最大、撕裂最深而后果最严重的，当是97年之后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一次；这次没完没了，至今看不到尽头，香港社会正在遭受逐步的、全方位的破坏（有人认为法治是例外，它金刚不坏、完好无缺，只要民众一如以往绝对服从和接受所有的法庭判决，它就会是永恒的）。67到97之间的香港黄金三十年，就是那样被外来的中共邪恶势力前后包抄了。这样看，一个结论是香港97回归是错误的，路子走错了。

 

在黑暗世纪里，恶霸可以强占良家妇女，自有会耍刀枪的流氓恶势力撑腰；在那种条件之下，历史「雄辩地」保证了恶霸的必然利益，一切以为可以改变现状的想法都是白费心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做出是正还是邪的判断，指出那强占是不义的、错误的。同样，「97回归」可说是历史命定，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反对都无效，但我们同样可以说，那次「回归」，是错误的、不义的。所谓「回归」，实质是一种强占，因此不义，体现了香港人史上的第三度被殖民。

 

走投无路、叫天不应，这一代年轻人于是发蛮地喊出「香港要独立！」这撕裂的呼喊完全不可理喻，粗糙、无礼、忤逆、狂莽，兼且夹杂着不少真正的「冇人性」、「法西斯」，甚或佗衰家、累街坊，两头不讨好，左右不逢源，根本是痴心妄想，据说还是犯法的。然而，当其它香港人也逐渐发觉走投无路叫天不应的时候，他们还能够喊得出的是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