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19大召开之前,中南海权力核心人事布局,比较复杂,就习近平而言,较多精力倾注于未来,因为第一个5年任期转瞬即逝,可能有些事情的处理,非自身所愿,主要是江胡留下的人马,需要与其共事,而19大之后,或许有些不同,故他必须把自己的嫡系安排在中央政治局里,于是,就有了陈敏尔抢位亮相的机会。人们已经看到,在7月中旬,陈取代孙,而成为重庆市委书记,无疑地,陈可能连跳两级,才能如愿,但纵观中共建政以来历史,接班人鲜有善终,毛泽东与林彪之关系与结局,是也,这方面海内外多有共识,笔者认为,陈敏尔化解危险处境的唯一最佳办法就是:真正肃清薄王余毒,平反重庆冤假错案。

这的确有一些难度,首先,王歧山提出的中巡组“回头看”,清除薄王“余毒”,不用“余党”一词,可能基于对重庆地方官抵制的担忧,也可能限于王的个人品行,或许他只是一种借口,用来打击政敌,而为习的嫡系扫清上升的道路,郭文贵的海外爆料,似乎佐证了后一条。不论如何,对陈敏尔来说,都是一个表现自身能力的机会,这就看他思想性格中,有无真正的理想和抱负,有无同情弱者和向往“依法治国”的愿望,从他在贵州任职5年,全力于“精致扶贫”看,好像他还不错,人们不希望毕节市的儿童困死垃圾桶的悲剧重演,而看重陈敏尔的义举,虽有香港《前哨》杂志2017年9期题为《陈敏尔债台高筑升官》的文章指责,但他毕竟抓在点子上,也算有点良心。要说举债,中共的21个省市区大员,哪个不是?

因此,矮子里拔高个,如此而已。多有比较,陈敏尔还算是有作为的,而且,他的优势在于,他早在过去与浙江工作时,就成为“之江新军”中的一员,他不仅当过习手下的地方大员,而且当过《浙江日报》的领导,他应当知道谎言治国的力度和危险,也知道内斗和选择性反腐的不公和害处,习王5年大刀阔斧的廉政建设,以排斥异己为特色,得罪了几乎所有的中共派系及圈子,左中右,上中下,几乎所有的地方官对其都恨之入骨,自然地,连跳两级而窜升的陈敏尔,就成了众多官员的靶子,如果他不做出一点惊天动地的实事,就不足以化解矛盾,而最好的放在眼前的“资源”,就是平反“薄王”制造的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它涉及640个所谓的“黑社会”,其实,它们不过是蒙受冤屈的民企,过去先是薄熙来抢钱买官,搞“二次文革”,徇私枉法,把他们包装虚构成了“黑社会”,后是孙政才为了蚕食这些民企留下的财产,股权,土地而掩盖真相,广送人情,拒绝,拖延民企的申诉,总之,中共两届领导,共达10年的瞎折腾,已使重庆财政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占有半臂江山的重庆民企,已彻底坍塌,而“重庆李嘉诚”的出现,和蔓延全国的“跑路潮”和移民潮,则昭示着中共的后集权时代的终结,陈敏尔成为习近平“救党”运动最后一枚棋子。

假如他有点责任感,紧迫感和灵气,他必须学习胡耀邦,而不是学习毛泽东,要以胡的勇气先大举平反重庆的冤假错案,而后带动全国的平反潮,真正地促进“依法治国”,通俗地表述就是,已经得罪了很多贪官污吏,不要只挑刺,不栽花木,要用争取人心的办法抵消被整肃的官员及家属的怨恨,化解越来越火的矛盾,否则,等到得罪的人不断增加,形成庞大的不满群体,并和公知的民运结合,再借经济不景气之际,作恶多端,天怒人怨的中共,可能在一片颂扬习近平的虚假口号中,一瞬间灰飞烟灭,中共各级官员的下场将是悲惨的,前红色高棉领导人的结局在前,不要心存任何侥幸,郭文贵爆料的出现,已首次揭示中共高层的腐败内幕,或许是天意,欺骗和谎言无剂于事,不论习近平想叫陈敏尔扮演什么角色,但他都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峻的现实,习不需要接班人,只需要配角,他面对毛泽东和蒋经国,只能选择其一,而陈敏尔只能做棋子,干得好能将“君”,反之将被“君”吃掉,总之,19大召开后,他如能顺利当选,就是过河的“卒子”,也许有点作为,这要看作为绿叶陪衬的“花”如何开放,但应当指出的是:中共很难再有20大。

2017年9月15日于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