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 彭小明
百歲人瑞周有光先生在2017年一月剛剛度過他的 112歲生日，於十四日安然辭世。關於周有光的評價近年來一直很高，認為他是當今文化界最敢講話的公共知識分子。他說了一句實話：馬克思主義從理論到實踐沒有一項是對的。他以他的經濟學學養和數十年來中外社會現實中的耳聞目睹，做出了無可辯駁的對比。他對蘇聯社會的批判，對毛澤東時代荒謬歷史的揭露，直言不諱，振聾發聵。我們為這樣的一位老知識分子拊掌喝彩，周先生一路走好！不過，為周有光先生叫好之餘，也有一些過甚其詞，比如將他譽為“漢語拼音之父”，是“又一位兩頭真”云云。對任何一位歷史人物的評價，宜當恰如其分，過猶不及。筆者願以一孔之見就教於大方之家。
一、不是拼音之父而是集大成者
漢語拼音從創意到完成，經過了大約三百六十年的漫長歷程。首先是歐洲傳教士利瑪竇等人大約在1598 年左右開始嘗試用拉丁字母拼寫漢語漢字（傳教士的著作《西儒耳目資》等記錄了這些嘗試），19世紀初又有英國外交官威妥瑪氏創制了威妥瑪拼音系統；清末民初國人開始了自創拼音文字的嘗試，先後出現了以趙元任的國語羅馬字和瞿秋白的拉丁化新文字為代表的拼音方案。周有光在《語文閑談》中明確地介紹了最早對拼音字母有貢獻的前輩。劉孟陽在1908年首創了用b、d、g表示波得哥，用p、k、t表示坡科特，劉繼善在1914年首創用z、c、s表示資雌思，j、q表示基欺（p79）。最先采用零聲母y、w的是威妥瑪拼音。周有光和他的同事承接了前輩的勞作成果，臨門一腳（用x表示希），玉成完璧。u上加兩點，利用了英文26個字母中25個。（最新的以v取代u加兩點，不是周有光的發明）。
說某某人是某某事物之父，歷來似乎沒有什麽確切的定義。一般來說，應該是此人從創意到實踐，終於成功，方才得享殊榮。例如愛因斯坦，從提出構想，到推出公式，又經過實驗，終於獲得證實。然後堪稱相對論之父。如果一位完成最後一小節任務的功臣獲稱某某之父的話，把前赴後繼奉獻心力的前輩勛業置諸何處？漢語拼音首先是外國漢學家的創意，趙元任等歐美留學生，瞿秋白和左翼知識分子，以及蘇聯漢學家都曾奉獻了寶貴的心血，還有與周有光合作的專家彭楚南（打成右派含冤而死），我們都不應該忘記。周有光自有他的汗馬功勞。他當之無愧的桂冠應當是：漢語拼音方案的集大成者。
二、 周有光是不是兩頭真？
所謂兩頭真，大約是指一些頭腦清醒的老幹部。他們當年參加革命，滿懷民主憲政的思想，勝利以後，一度迷惘甚至盲從了政治運動，經過了文革浩劫，大徹大悟，追求民主憲政，再不動搖。最早是指李慎之、李普、沈蓉、胡績偉、溫濟澤、何家棟等老革命；後來比他們年輕些的，韋君宜、杜導正、李銳等老幹部也進入這個隊伍，連邵燕祥、方勵之這樣的知識分子都算在裏面，因為他們在 1949年鼎革之前已經是黨團外圍發展的知識幹部。但是周有光算不上是兩頭真幹部。他跟地下黨沒有組織上的聯系。甚至在思想上也不是一位左傾的知識分子。他在五卅運動後離開了學運洶湧的聖約翰大學，就是不想卷入政治太深，而傾心於追求知識。他的抗日激情是當時每個青年都有的愛國情懷。他參加了救國會，但是更以職業的身份從事多種經濟工作為抗戰服務，而不是從事政治和社會活動。他對國共兩黨差不多是保持了等距離接觸，既與蔣家父子點頭微笑，球場交鋒；也跟周恩來、徐特立、許滌新等共產黨幹部促膝談心。直到 1949年以前在香港和上海，他都只是地下黨有所垂注，而不是志在必得的統戰對象。解放軍進城以後，他的身份是上海的銀行高級職員和復旦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不論是在復旦的經濟研究所，還是在中科院文字改革機關，他都不是黨員幹部，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從未申請入黨。在黨的基層領導眼裏，周有光的夫人是張允和，因此他是沈從文的連襟。我們只要看一看當年的郭沫若罵沈從文是反動文人，就知道周有光的政治地位了。反右時期他躲過了一劫。不是他特別猾頭，而是他確實是支持拼音取代漢字，（毛澤東說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拼音文字的方向）。只要他沒提別的事情，在文字改革委員會裏，這樣的態度就是跟黨中央保持一致了。從抗戰時期到五六十年代，他雖不是直言之士，但對經濟學和科學方面的真相頭腦很清楚。直到近年來周先生敢想敢說，做了公共知識分子最勇敢的代表人物。應該說，周有光先生一以貫之，從來就是一位親美的自由知識分子。過去比較沈默，晚年不吐不快。把他說成是兩頭真，是想贊譽他，呵護他。其實並無必要，也不準確。自由知識分子就是很高的榮譽了。
三、一以貫之錯誤的語文思想
周有光原是經濟學家，四十年代他在美國接觸的是當時歐美最新的凱恩斯主義以及芝加哥經濟學派的思想，新世紀肇端以來，他仍然駕輕就熟的談論世界經濟的形式，並以他熟知的蘇聯東歐和中國的經濟失敗臧否兩種經濟制度，宣布馬列主義從理論到實踐的失敗。但是他對於其他領域的知識也有闕失。比如，漢字簡化的問題，從巴金、季羨林等文化老人到宋祖英、張國立等政協人大代表，以及海內外知識界都在重新反思簡化的得失。周有光當然可以堅持他的一貫見解。但是他說的理由卻顯得陳舊而不值一駁。比如他說，該不該簡化，要問全國的小學教師。（引自《周有光與季羨林：兩種不同的文化觀》作者龐旸）。當今的小學教師最早應出生於 1960年代，多半沒有進入高校學習，中等學校的語文教科書中，即使是文言文也是用簡化字排印的，至多看過一點港臺版金庸、瓊瑤小說，很難接觸繁體字的讀物，要他們來評說漢字簡繁，那是什麽效果？說難聽一點，這種說法有點像文革時期，許多法學家和司法幹部都被打倒，甚至被關押勞改，卻把一些政治犯和刑事犯的名單發給街道居民，讓毫無法治概念的百姓討論要不要判處死刑和長期徒刑。分明是將國家大事（人命關天）當作兒戲。
再說，周有光先生堅持認為，“漢字在歷史上不斷地簡化，是客觀規律”。（周有光《語文閑談》183頁），後來他又說，從整個文字趨勢來看，所有文字都是刪繁就簡。（《周有光與季羨林：兩種不同的文化觀》2016 0613作者龐旸）這種說法既違背發展邏輯，也違背歷史真相。任何事物總是從簡單到復雜，從草創到成熟發展而來的。否則的話，你要“刪繁就簡”的繁從哪裏來？不是由簡入繁發育而來的嗎？再說，漢字的發展沒有走向拼音，而是變成表音表意的形聲字為主，形成了世界上獨特的一種文字。在甲骨文時代，形聲字只有27.24%，到了漢代許慎時期，在小篆中已占81.24%，到了宋代楷書中已經達到90%。當代最大的漢語詞典《漢語大字典》中形聲字高達95%以上（劉又辛《漢語漢字答問》p147）。漢字傳統六書中形聲獨占鰲頭。與周有光的說法恰恰相反，漢字發育的總趨勢就是繁化——形聲化。形聲的意義裏本身已意味著繁化。什麽是形聲字？就是一個形旁和一個聲旁組成的復合漢字。形旁哪怕是一個單人旁，也有兩筆，再加一個聲旁，合成的新字無論怎麽說也比原來要繁雜一點。怎能說是簡化呢？反右和文革時代，什麽都搞政治運動，跟著宣傳人雲亦雲也就罷了；如今思想解放了，還這樣說，就沒道理了。漢字的發展主要是形聲化的繁化過程，其中也包含合理揖讓（食飠減省一筆）和簡化的過程。古代的羊表示牲畜羊，又代指吉祥。後來為了區別，創制了祥，表示吉祥。先有一個然字，表示然諾，也表示燃燒。後來為了精準地表達，創造了一個火字旁的燃，特指燃燒。祥、燃就是繁化的結果。古代集字上方不是一個隹，而是三個隹（鳥）在樹木之上，表示多物集合；後來省略兩個，剩下了一個隹。集就是簡化的結果。這些繁化和簡化都是進步。這個繁化的過程至今仍未結束。比如根據現代科學的需要，科學家創造了上百個新的漢字。化學元素周期表一百十幾個元素，只有金銀銅鐵錫硫汞等等是古已有之的漢字，其余都是新創的典型的形聲字，鈾、鑭、鈦……約100字，還有氘、氚之類的同位素字，有機化合物更有羰、羧、烴、炔、烯、醚、酯、酊、嘧、啶……等等。形旁表示金屬、易燃等等，聲旁都符合普通話拼音，並表達一定的化學結構的分類含義。只要科學還在發展，就有繼續增創這類新字的可能，也就是繁化出新字的可能。漢字發展的總趨勢並不僅僅是刪繁就簡，而是形聲造字（繁化達95%）為主流，在具體的漢字運用方面，包括書寫工具改變時期，也有大量簡化。為了給五十年代漢字簡化運動造勢，過分強調“簡化客觀規律”是政治宣傳的做法，現在應該撥亂反正，實事求是了。
四、反省各國文字改革的經驗
周有光提倡放眼世界，但是他已經老邁年高，未必瞭解國際上的一些變化，我們不能過分苛責一位百歲的老人。二十世紀以來，世界多個民族都經歷了文字改革。1917年 俄羅斯改革舊俄文字，蘇維埃國民教育人民委員盧那察爾斯基直接到印刷廠指令銷毀必須廢止的鉛字；1928年 土耳其文字改革，革命領導人凱莫爾簽署指令，放棄伊朗–阿拉伯文字，改用拉丁字母。1941年蒙古在蘇聯指導下改用俄文字母。1945年越南越共主席胡誌明下令放棄漢字和字喃，改用拉丁字母。1948年美國占領軍監督日本專家，舉辦漢字檢測，否決了廢止漢字的動議，限用1945個漢字。1949年英國眾議院否決了英文拼寫改革的議案，從此英文改革一蹶不振。 1956年經斯大林指示，毛澤東周恩來主持簡化漢字（為廢漢字和拼音化做準備），凡提批評意見的人一律打成右派，勞改勞教。總之，亞洲的文字改革，都是最高當局出面，立刻強制執行。然而，歐洲的情況與此不同。隨著打字機的出現，尤其是電腦文字處理功能的日臻完善，各國的文字改革變得越來越謹慎。文字信息的處理（書寫、拷貝、傳遞和保存）越來越方便，因文字繁複造成的時間精力的消耗已逐漸減少，（在電腦鍵盤上，一個字母或一個形碼，對於熟練的女秘書和大學生來說，只是0.2-0.3秒的輕捷一觸而已）， 而表面上看起來好象是累贅的文字“多餘部分”所承載的歷史文化積澱信息，卻越來越讓人感到彌足珍貴。這就是英文改革和漢字簡化不斷受到質疑的深層文化原因。英文的改革歷時三百多年，可以說毫無進展，徹底失敗。英文是世界上最言文不一致的拼音語文。漢字必須倚仗一套漢語拼音方案，英文也要倚仗一套國際音標做英語拼音（還有各大學的多種拼音方案）。可是英語堅持不改，連美國英語的collor/collour; labor/labour這樣的小改革也不接受。英文要保存古代語文影響的痕跡。從古日耳曼語和不列顛方言到法語和拉丁語的影響，給英文留下了不可磨滅的遺跡，這是歷史的腳印，不應該讓它們歸於湮沒。與此同時，綠色文化保護意識也在國際上日益覺醒。每個民族的歷史文化都有其不可磨滅的寶貴價值。文化，包括各民族的語言（方言）、文學、藝術和文字，都是不可再生的精神財富，一旦消亡就無法再生。就像生態環境一樣，人類不應該為了眼前的一點效率和利潤，去犧牲無可挽回的生態環境。喬姆斯基甚至認為語言就是生物。電腦技術攻破了中文信息處理的難關，更加告訴我們，倘若當年中國的簡化再討論和試點二十幾年，熬到電腦技術成功，發現漢字筆畫對於電腦輸入速度完全沒有影響，或許漢字簡化早就無疾而終了。（同時也證明漢字簡化對於電腦信息化毫無助益）。人們逐漸醒悟，應該把文字操作上的繁難盡量交付給日益智能化的科學技術去解決，而在文化生活中則盡量努力去保護和繼承珍貴的寶藏和遺產，並使之盡可能存活於當代。英國的歷史並不比中國更悠久，反而非常保守地堅持語文的現狀，寧可忍受一部分學習和書寫的麻煩，卻死也不肯換取眼前的一點方便，這是為什麽？英吉利民族真的很愚蠢嗎？
德國六八學潮時期，有呼聲要求放棄德文名詞首字必須大寫的傳統。可是討論數年的結果卻認為，這個傳統雖然使打字速度相應減緩，但是有助於理解和分辨，其實不應放棄。而且名詞大寫還體現了德文的民族特色。1998年到2004年，德國進行了一次小型的文字改革，主要是要把外來語德語化，把不規則的拼寫規範化。卻也遭到了許多著名作家和教授學者的反對。這次改革的幅度很小，甚至有一點繁化而不是簡化，例如原本三個s連寫，原可以省略一個，也不再省略。改革的結果出現了新舊規則的混亂，權威詞典失去了權威。持反對意見的作家，例如諾獎得主小說家格拉斯，就拒絕用改革後的拼寫法出版他的小說。幾乎同在新舊世紀之交，西班牙也實行了文字改革。語言保守的法國則在 2016年也實行文字改革。德法西三國具有一些共同點：1.都不是國家立法強制施行，而是雖然在中小學推廣，卻又允許民眾討論，或繼續允許舊法書寫印刷。2.口號都是刪繁就簡，便於學習，不搞大改革，僅是小改進。例如不約而同地都把philosophie 中的ph 改成f等等。 3. 都是強調外來詞必須本土化。4. 結果都出現了新舊規則互相矛盾的一些問題。而且與本來預料刪繁就簡應該大受歡迎的情況相反，全都遭到了強大的質疑和反彈。反對意見皆因解決了老麻煩，又增添了新麻煩；也就是說：完全自洽自圓的語文在世界上是沒有的。5. 表達了對於文化傳承的擔憂。畢竟語文不僅是“共時”的記錄傳播工具，更是“歷時”的文化傳承載體。法國人甚至提出“我就是長音符號！”（擔心取消法語的固有符號），“語文正因為複雜而豐富和美麗！”從過去百年的文字改革歷史來看，各民族越來越不願意對語文展開大尺度的變革，即使是較小的溫和變動也動輒得咎。而最需要合理改革的英文則根本拒絕任何變動。此外，死滅沈寂兩千年的希伯萊語文卻在以色列人民中重煥青春，成為官方語文，堪稱人間奇跡；而且沒人說以色列是開歷史的倒車。漢字簡化的情況則對比鮮明：1. 由最高領袖主持，並且立法強制執行，批評人士遭受政治打擊（反右）；2. 改革尺度偏大，2274個簡化字占 6500常用字中35%，構詞比例極高；3. 當時改革目標最終是文字全盤西化（拼音化）；4. 出現了很多嚴重的問題，打破了原有的音韻系統，簡繁轉換混亂；5. 斧斫之痕日深 ，一國兩字撕裂“書同文”紐帶，影響到民族文化傳承（斷層現象）和文化統一。
周有光直到臨終之年仍舊堅持漢字還要繼續簡化。他的想法當然可以一以貫之，但畢竟已經落伍。他的理由也非常荒謬，說是“聯合國語文，英文80%，中文不到1%，漢字怎麽跟英文競爭？”這算什麽理由？難道漢字再簡化就能跟英文競爭？德文和日文連聯合國工作語文都不是，難道應予取消？可是學習德文日文的人並不少。原因不是它們簡單易學，而是德國和日本有發明、有創新，對世界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有貢獻。如果中國人創新多，成果豐碩，就不怕沒人來學中文。
五、漢字簡化是人類歷史上最失敗的一次文字改革
周有光先生勇敢地說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判斷，馬克思主義從理論到實踐沒有一樣是對的。照理蘇聯的制度，中國的政治運動都概括在裏面了。那麽由斯大林指導，毛澤東周恩來主持的漢字簡化運動（準備廢漢字搞拼音化）是否也包括在這一理論和實踐之中呢？周有光先生沒有回答。但是現代科學已經給出了明確的答案。簡化字對電腦中文處理毫無幫助。拼音或字型輸入都與筆畫簡繁無關。簡化字在書寫上已沒有優勢。這裏要介紹的是，簡化也無助於漢字的認知。正當中國進行漢字簡化的 1956年，美國心理學家米勒發表了關於認知心理學的組塊chunk理論，很快得到了廣泛的認可。組塊理論幫助人類瞭解了識字的心理過程。據 2016年《中小學教學研究》雜誌第六期介紹，組塊理論不僅活躍在大學中學的課堂，現已進入江蘇省某小學的語文教學實驗。認知心理學發現，人的記憶分成短時記憶和長時記憶兩個階段。短時記憶若不予以鞏固，就容易消失，但是如果短時記憶信息及時地儲存進入長時記憶，就能在大腦中長期保存。一般來說，筆畫較多或者字母較多，就會有認知劣勢。如果我們拿到一個號碼，10100100010000，一下子很難記住它。可是我們分析一下發現，它是由10，100，1000和10000 組成的，我們很快就把它記住了。這裏的四個數字組就是我們在記憶這個號碼時的記憶信息組塊。又如，如果我們剛開始學習英語，radioactivity 這個單詞就是十三個字母的一組排列。可是如果我們學習過一點初級英語以後，就會發現，這個單詞是由radio-, -activ- 和 -ity 三個部分拼合起來的。radio- 是發射、放射，-activ- 是自動、主動，-ity 是表示某某性的詞尾。三個有意義的部分，就組成了一個複合單詞“放射性”。有了這樣的記憶信息組塊，我們就容易記住這個相當長的單詞。我們的知識會幫助我們分析和認知信息中的元素，構成一個一個記憶信息組塊，形成短時記憶，然後不斷重複和加強，進一步存入長時記憶的記憶庫中，我們的記憶就成功了。有趣的是，這些信息組塊有很重要的特點。一般情況下，一次短時記憶中可以容納7 ± 2 個組塊。也就是說，一般都能記住五個以上，甚至七到九個組塊。記憶組塊經過學習和訓練，一旦形成，它的裏面含有多少內涵不再影響記憶，也就是說，radio- 或者 -ity 是用五個字母表達，還是用三個字母表達，對於記憶沒有影響。英語有多種的詞根，前綴、後綴，pro-, re-, ob-, -ous, -ty, -ly, ……它們雖然不一定含有準確的具體含義，但是作為記憶信息組塊, 可以幫助我們的分析和認知。同理，定型的漢字偏旁部首也是直接的記憶信息組塊。因為組塊以內部件的多少不影響記憶，那麽偏旁內減少筆畫的簡化字也就並不比原繁體字易認易學，道理就在這裏。有規則的信息較多，反而有助於記憶。草書楷化字變成了獨體字，缺了偏旁組塊，反而不易認知也是這個道理。（參看北大出版社王甦、汪安聖《認知心理學》第五章）漢字跟西方文字類似，可以分解成偏旁部首，成為記憶過程中初級記憶的組塊。組塊心理編碼的認知過程不僅大學生可以完成，小學生和外國人都可以完成。如果在教學和訓練中利用組塊優勢，偏旁高頻率地出現而被熟悉，筆畫多的認知劣勢就自動消失。同一個偏旁，其中的筆畫多少就不再影響認知和記憶的過程，例如：風风、貝贝、車车、頁页，魚鱼……。簡化字總表的第二表132字和第三表1754字，共1886字，要麽是減少其中筆畫成字，要麽以減少了筆畫的偏旁合成。根據組塊認知的分析，（筆畫的增減在組塊中不再影響記憶），這類“減少筆畫” 在認知方面並不發生作用。1886個偏旁簡化字約占全部2236個簡化字的 82.9%，也就是說，近八成三的簡化都是無效勞動。其余還有許多草書楷化字（关击兰旧临书头贝车当东发冈归夹见尽来乐专……）因為失去了偏旁，變成了獨體字，雖然省去若干筆畫，卻不得不單獨記憶，（沒有偏旁做組塊憑籍），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來說反而減低了認知效率。簡化造成的其他弊端，青少年不能接近古典文獻，兩岸三地一國兩字，不僅沒有減少漢字字數，反而多占了電腦漢字字庫三千字以上；簡繁轉換成為中文處理的老大難，一國兩字造成翻譯出版、圖書館檢索、商品廣告的成本浪費……國內外和網上已有較多的批評，此不贅述。
一次國家行為，興師動眾數十億人次，歷時數十年(1956年1月啟動），其中的八成以上不發生效用，有的還有負面作用，這樣的決策和舉措不是失敗是什麽？
六、簡化字對掃盲貢獻甚微
簡化字在初期是否對掃盲有好處？一直沒有官方的統計數據。我們不妨做一個直觀的量化分析。1956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掃除文盲的決定》有一個“掃盲兩千字”的說法：工人市民認讀兩千字，農民認讀一千五百字。分析謹以上海華東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的《文化學習常用字表》為實例。（圖一）字表共選2000字。（圖二）所謂文化學習是當時的流行說法，亦稱學文化，說白了就是掃盲。各地掃盲讀本選字大同小異，僅因方言和地名用字略有差別。其中人手口刀牛羊你我他大家好上下左右高低南北哭笑……都沒有簡化，共1340字，占三分之二，與簡化無關。其余660字被簡化，而當中的一半 330字都是上文提到的偏旁簡化字，偏旁內減少筆畫，雖有簡化，但對於認知無影響。1340+330=1670，也就是83.5%跟簡化沒關系。剩下的另外330字，又包含草書楷化字，沒有偏旁反而增加了識字的難度。還有更多的問題是簡化以後出現大量形似字組， 几儿，江汇，计汁，广厂，远运，仓仑，泸沪，旧归，历厉，义叉，没设……。這些問題對於本來就是文盲的學員來說不啻是雪上加霜。按規定農民的脫盲標準是至少能認讀2000字中的1500字，會寫自己的名字，並做簡單的算術，就算脫盲。減少筆畫，寫起來容易一些。可是掃盲中並沒有嚴格的寫字要求，而重在認讀。所以簡化字減少筆劃的方便對於掃盲來說就變得微乎其微。中央文件《關於掃除文盲的決定》有案可稽，掃盲（兩千字）常用字表或讀本，各地圖書館都可以查到。統計計算也十分簡單。經過具體的量化分析，可以得出肯定的結論，簡化字對於五六十年代的掃盲不可能有顯著的推助之功。
七、識繁寫簡是兩岸文字統一的出路
《雅言》第66期上，為了說明臺灣人也能認識簡化字，周有光講到了臺灣人因《標準行書範本》所以多半都識簡化字（圖三）。2007年拙著《漢字簡化得不償失》就介紹過這本國民黨元老陳立夫1980年主編的教材。臺灣小學啟蒙使用繁體字，即正體字。大約到四五年級以後，允許學生學習範本所列的漢字行書（手寫體）。這樣一來，臺灣高中畢業生既能接近古典文獻無文字障礙，又能規範、快捷、優雅地書寫傳統的漢字行書。（當然，實際上臺灣推行得也未必徹底）。周有光的本意是想力挺大陸的簡化運動，卻不料落入了自身的邏輯陷阱，反過來肯定了臺灣的漢字教育。大陸推行簡化字，卻並未能縮短學制，兩岸都是小學六年，中學六年。大陸高中生完全缺乏繁體字教育，如果需要進入文史哲專業，或對古代文獻有興趣，就必須補習或自修繁體字，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文獻最豐富的國家，兩岸人民應有同等權利和機會接觸文化遺產，簡化字卻給大陸人民造成了無端的障礙。
漢字簡化的歷史證明，廢正扶簡完全走錯了方向。漢字九成以上都是形聲字，運用偏旁部首作為認知信息組塊並不比拼音文字的詞綴詞根詞幹更難學。漢字中確實有一些筆畫過於繁難的字例，如鬱、龜、鑿、爨、釁等等，它們要麽是偏旁本身筆畫多，要麽部首的搭配十分陌生，筆畫又超出二三十以上。但是這樣的難字並不多，也多不常用，只要作為例外加以簡化處理就可以了。中國知識分子早就有一套約定俗成的行書系統，自發地識繁寫簡（圖四），書刊用正體，手寫用簡字。可是五十年代的簡化運動卻勞師動眾，大規模刪除正體，扶正簡體俗體（淘汰常用正體字三分之一以上），牽扯到出版、新聞、教育、貨幣、證券、交通、圖書館、檔案……社會的一切部門，結果連六年小學的學制都沒能縮短，給兩岸文化統一、未來信息化、數字化造成的障礙真是罄竹難書。反右、大躍進、公社化、四清、文革都搞錯了。承認錯誤，平反冤獄，恢復市場經濟，就有了轉機。及早恢復類似臺灣的識繁寫簡（不必全面恢復已被廢止的異體字），報刊、教科書等出版物使用正體，人民繼續書寫簡體，逐步優化簡化字向固有行書（規範手寫體）發展，一國兩字的民族文化危機就可以逐漸化解了。作為對等交換，最好臺灣能全盤接受漢語拼音方案，其實它與臺灣註音二式的差別已經不大。
八、 用現代文化人類學眼光審視漢字
周有光編譯的《世界文字發展史》介紹了西方和東方的文字發展過程。這本書從總的主旨來說就是以拼音文字為本位，贊揚拉丁化，貶抑漢字，跟作者的其他著作大同小異，例如《語文閑談》等等。周的這類文字史觀在國內獲得官方認同，暢行無阻。可是面對國際就很難說了。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分析，屬於十分落伍的思想。周有光的文字史觀念停留在五十年代。錢玄同、趙元任、瞿秋白、魯迅等人的思想受到歐美中心主義（日本脫亞入歐）的影響，認為東方文明已經沒落，把中國文化的進步寄托在尾隨歐美或蘇俄文化的歸屬上。“先簡化漢字，然後再實現拼音化”的指示則是（斯大林）在 1931年（海參崴第一次拉丁化代表大會上）決定，五十年代再重申傳達到北京的。現代文化人類學認為，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包括語言文字都是各自的自然和文化環境的產物，沒有優劣之分，都是人類的精神財富，都應得到尊重和保護，更不應實施強制的干涉（非自然演進的變革）。拼音和音義文字並無實質差異（詳見下文），更不是先進與落後的標誌。具體地說，拉丁字母確實是拼音文化圈發育最健全，使用最方便（大多為單音音素）的文字系統。然而從文化人類學的高度來看，漢字何嘗不是地球上與之比肩而立的另一種優秀文字呢？古老的文字都經過表意階段。拉丁字母是從腓尼基字母和希臘字母發展而來的文字，經歷了兩千多年的演變，成為世界上很多民族拼音文字的載體，其中也包括漢語拼音方案。漢字則是非拼音文字（漢字）文化圈中發育最健全，使用最方便的文字系統。西方有一句話叫做：光榮歸於希臘，輝煌歸於羅馬（拉丁）！我們其實也可以說：光榮歸於大小篆，（廣義的大篆包括甲骨文、鐘鼎文和石鼓文），輝煌歸於正體字！傳統正體漢字是從殷商的甲骨文發展過來的。它跟大多數民族的語文不同，沒有走向拼音，卻從象形起步，選擇了形聲意音的方向。春秋秦漢時期，漢字經歷了大篆小篆（秦始皇統一六國語文），經過隸書、楷書和草書，逐步定型為楷書；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學著作（字書）《說文解字》。形聲字超過了八成，既有繁化，也有簡化，基本形成了漢字的正字系統，晉代出現了書法藝術高峰，唐宋時期更有大量的字書和韻書。科舉制度有力地規範了漢字的正字法。漢字有了正、俗、通的區分（出現了識繁寫簡的傳統）。明清之際，乾嘉學派的開山祖師顧炎武已經開創了嚴謹的考證學風。收字四萬七千的《康熙字典》，盡列各類字書的切音，辨析結構和字義，舉例皆有出處，還包括了日本和韓國的漢字，至今仍是日韓臺等地漢字的標準。乾嘉學派的學術深入更加推進了對於漢字形、音、義的考證和梳理。由於先秦兩漢的諸子百家文獻絕大部分皆經歷代文人以楷書傳抄刊刻，所以繁體字是近兩千年來傳承中國文化遺產的最重要的文字載體，包羅萬象，卷帙浩繁。僅僅這近兩千年的承載就是極其輝煌的奇跡，所以我們的民族絕不應該輕易否定傳統漢字。傳統漢字生命力極強，縱貫古今，跨越海峽，馳騁網絡。中國人不需要數典忘祖妄自菲薄。漢字的國際影響也愈千年。潤澤日韓（越），形成了世界史上的漢字文化圈。近百年來漢字屢遭內外夾攻的鐵壁合圍，日本仍舊了沿用兩千多個漢字，韓國也保持了辭典釋詞的漢字；越南雖然放棄了漢字，但是越語中的漢字詞依然占70%以上。事實證明漢字詞不僅是中國語言文化的主幹，一部分也已經融化在日韓越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不可割舍。
九、 民國是傳統漢字發育的鼎盛時期
周有光先生說過：我經歷過清末、北洋時期、民國、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五個歷史時期從文化上看，最好的是民國時期。國家有民氣，民眾有文化，學界有國際一流學術成果，社會有言論自由，教師能教出好人才。現在說大師，都是那時候出來的。
他沒有注意到，其實漢字到了民國時期也進入了輝煌的鼎盛期。為什麽呢？很多主客觀條件都已經成熟。
第一，1900年左右，在河南安陽小屯村發現了大約3300年前的甲骨文龜板，人類讀懂了連東漢許慎乃至孔子本人都沒有見過的早期漢字甲骨文。並確認為漢字的早期形態，形聲字發展的路徑已見端倪。
第二，乾嘉學派訓詁考證的大量學術成果使漢字（部首偏旁）的形、音、義，繁化和簡化歷程，更加明確。對於漢字的甄別和運用更加揮灑自如。漢字的規範意識充分覺醒，奉（俸）、莫（暮）……之類的假借字和早（蚤）、勾（夠）……之類的通假字，理智地淘汰出局；而磅、醇、冪……之類的漢譯假借新詞，為固有漢字賦予了現代科技的全新詞義；（冪，古義指四方布巾，或覆蓋。三國時借指“長寬相乘”；明末徐光啟翻譯《幾何原本》時定為自乘之數為冪。）新創現代科學漢字（鈾、羥、氫、熵……）則表現了充份自覺的形聲意識。
第三，由於西學東漸，與西方的思想和經濟政治交往中催生的大量漢字新詞，首先通過日譯漢字詞的方式，進入中國社會（如律師、資本、社會、主權……），然後又出現直接的漢譯新詞（邏輯、電影、買辦、雷達、幽默……）。現代漢語新詞順利地開始承接中國社會現代轉型的任務，傳統漢字成功地成為民國時代的文化載體。五四運動提倡白話，告別文言，中華文化華麗轉型。因為文言早已脫離人民的口語，白話本身就是民間的言語，傳承五千年的傳統漢字如古樹新枝在承載現代語體文、翻譯外國文學和創作白話文學方面都表現了新的活力，漢字適應現代化並無罣礙。
第四，大量出國回歸的知識分子，不論是留學日本，還是留學歐美，帶來了全新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學術思想。西方的現代語言學、語法學、語音學、語義學、文字學、辭書學、出版學等各種新的語文思想影響了中國的文化界。中國知識分子開始用全新的眼光審視漢語漢字。民國前夕已經醞釀了《辭海》和《詞源》的編纂，到三十年代終於競爭面世，成為現代漢字的基本詞典；補正《康熙字典》並補入現代科技文化知識的《中華大字典》成為現代漢語的新字典。辛亥革命後到三十年代初，國語讀音統一會為漢字勘定了統一的以北京話語音為基礎的標準音（普通話）和注音符號。從龜板卜辭，詩經離騷，漢賦樂府，傳奇寶卷，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傳統漢字承載了一個又一個高峰。正是用傳統漢字書寫出版的現代漢語文學為中國社會提供了典範的白話文作品。
比較遺憾的是，由於民國中後期的抗戰和內戰，人民無法休養生息，漢語拼音（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方案）還差臨門一腳的最後完竣（周有光用x表示希）；歷代文人習慣的識繁寫簡（出版、新聞、教育使用正體，民間書寫使用行書）已經大致約定俗成，可惜沒有理智地規範化，（到八十年代才由臺灣陳立夫編成）；最大的遺憾當然是民國的思想界數典忘祖，坐擁寶山不識寶，大部分人都苛責漢字是國貧民弱的罪魁，錯將強國夢想寄托於文字的全盤西化（拼音化）。國共兩黨，不僅左翼人士，而且“第三種人”，在政治上雖然尖銳對立，卻在廢漢字、求拼音方面竟然基本一致。1935年國民政府一度試行簡化，半年後終止。
實際上，漢字（意音文字）和拼音文字在實用上幾乎是沒有差別的。很多兼通中外文字的人都有這種直覺，只是未能理性地加以總結。而著名的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卻一語道破了天機，他說：“我們閱讀的方法有兩種，新的不認識的詞，要一個個字母拼出來。但是常用的和熟稔的詞卻只一眼溜過，不管是由什麽字母組成的。這類詞的形象對我們來說就獲得了表意的價值。”（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第62頁） 他的說法告訴我們，拼音詞語對於讀者來說，如果足夠熟悉的話，也是僅有表意的價值，跟漢字一樣是表意的符號。區別僅僅在於，1. 學習初期，拼音文字可以直接拼讀出聲，而漢字還要借助拼音字母（英文也常借助國際音標）；2. 漢字會有提筆忘字的情況，而拼音文字則可以用字母按規則拼出生詞（英文拼讀有法不依時，也會有類似的困難）。現在學習漢字有拼音方案為輔助工具。提筆忘字也有多種提醒手段，只要能想起字音就可以在電腦或手機上拼出漢字再作挑選。這樣，拼音文字和意音文字的區別就更微不足道了。手機配備的觸屏寫字和拼寫功能也越來越方便，意音文字的不便在科技進步面前已經逐漸退隱。
審視周有光語文思想的過程我們知道，漢字簡繁早已不是什麽“繁美簡醜”的審美爭議，也不應局限在傳統六書的詮釋上，而是牽涉到認知心理學的編碼組塊和文化人類學的語文史觀的科學與人文的重大問題，也是一個具有國際影響的民族共同體對未來科技文化的決策民主問題。文化人類學不僅關注對文化遺產的鑒定和保存，而且更希望古代文化的遺留物繼續成為現代生活文明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希望古代的宮室、園林、橋梁、寺院、雕塑、字畫……依舊融合在當今人民的生活之間，美不勝收，錦上添花。傳統漢字的信息處理一點也不比簡化字更難輸入和保存，正是存活在當今（港臺）社會中依然活力無限的文字工具。
周有光先生已經作古。那一代人的是非功過終將蓋棺論定。現實的問題是“簡化字不簡，繁體字不繁”，漢字簡化低效無效而得不償失的事實還沒有得到普遍的承認。中國公民的平均認讀水平越來越與古典文獻漸行漸遠，兩岸三地的文化認同也漸行漸遠。中國的文化界思想界應該猛醒反思了。
（本文作者彭小明，現居德國。著有《漢字簡化得不償失》香港夏菲爾出版，電子版見網頁《黃花崗》，另有《破除簡化字的兩大神話》參見網頁《共識網》、《愛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