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期，中国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应邀到南京某单位讲课，下榻在南京当时最豪华的一家五星级酒店。次日，经济学家离开，邀请单位去酒店结帐。但让邀请单位大吃一惊的是，一夜之间，这位经济学家竟然用房卡在酒店消费了一万多元。即便在今天，一天消费一万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在90年代中期，这个纪录则绝对足以令人瞠目结舌。在领教了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的学问之余，邀请单位也对这位经济学家的个人道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学术大腕的这种排场，让这家单位再也不敢邀请经济学家了。现在，这位年事已高的经济学家依然活跃在各种媒体上，接受着芸芸众生们的顶礼膜拜。

不过，这仅仅是中国知识精英们在90年代中期的形象。之后不久，在经过了最后的抵抗和游移之后，中国的知识精英开始了一个急速溃烂和恶变的过程，其形象也由此变得更加猥琐和不堪。

2002年武汉某高校邀请一位院士参加本校一个国家级实验室的成果评审会。但这位古稀院士不仅自己来了，还堂而皇之地带来他的情妇——一位与这位院士年纪悬殊的少妇。如果故事仅仅是这样，人们可能只会将它当作一个谈资，宽容的一笑了之。但问题在于，这位院士竟然要求接待单位报销这位女士的来回机票。同是这一年，北京一所著名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位海龟经济学家受邀到深圳一家证券公司讲演。在主办单位如数付清了他的“出场费”和来回机票之后，这位海龟经济学家竟然又掏出一张机票要求报销。为了不撕破脸面，主办单位只好当了一次冤大头。但他们私下里却非常震惊和愤怒，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这种全无羞耻的勒索竟然来自最不可能的人群——学者。然而，千真万确，正是他们——标榜着中国文化精神的知识精英群体，正在以最漫画的方式演示着中国改革价值在90年代中后期的彻底沦丧。

如果说从89之后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还是在以个人的方式偷窃的话，那么自此之后，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则是以整体的方式对改革价值进行背叛，并不惜以践踏道德底线的手段开始抢劫。偷窃还仅仅是趁人不备的时候顺手牵羊，就像那一位用房卡偷偷消费一万元的经济学家。而抢劫则是以暴力的方式逼迫人们他人交出钱来，就像那一位逼着人家为自己的情妇买单的院士一样。前者与后者的区别在于，偷窃者是对自己的行为怀有耻感的，而抢劫者则完全不在乎他们的行为是不是道德和合符正义的。当然，中国的知识精英并不拥有暴力，他们只有名望和话语权力，但在话语权力无法奏效而名望又被抵押完毕之后，他们就只能用对自我实施道德暴力的方式来牟取钱财。事实上，在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道德自残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精英群体最主要的谋生方式。这意味着，作为一个整体，在欺骗或者乞讨的时候，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已经不再会付出任何心理上的代价。他们已经在整体上被彻底“痞”化，成为分赃体制中最重要、最主动的分赃者之一。

作为中国新的精英阶级的主要成员，中国知识精英不仅标示了中国社会的精神现状，也标示了中国整个精英阶级的现状。

25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社会的面目已经焕然一新，精英阶级的浮现就是这个“新社会”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与毛泽东时代政治精英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同的是，今日中国的精英已经在功能上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分殊。按照一般精英理论划分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都已经在中国出现。以这个角度理解，所谓精英，其实就是那些运用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对社会施加重要影响并对大众具有示范作用的人。显然，这是一个人数极少但却举足轻重的阶级。虽然天生幽默的美国人在使用精英一词的时候，经常会暗含讽刺，但在中国，无论是媒体还是民间，精英一词都充满了对某种特殊生活方式的以及巨大影响力的联想。这种联想非常准确。如果忽略掉那个人数很少而且前途未卜的新中产阶级之外，中国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阶层，那就是上等阶级和芸芸大众，或者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精英就是这个上等阶级和统治阶层，是那个“关键少数”。他们不仅是我们这个“新社会”的主宰者，也是我们这个“新社会”的公共权威。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行政系统高度垄断社会资源并成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所以中国除了政治精英或官僚精英之外，别无其他的精英种类。不管他们是以局长、厂长、作家还是教授的名义出现，他们本质上仍然是官僚精英。1978年之后，因应于中国改革中的放权、分权和各个领域的日益专门化，官僚精英作为中国唯一决策者和支配者的情况渐次瓦解。中国精英群体的形象也为之一变。中国不仅出现了日益独立于政治行政系统的企业家，也出现了逐渐脱离了意识形态紧密裹挟的知识精英。即便是在官僚精英本身，也因为管理知识的复杂化而变得越来越具有专业色彩。准确的讲，中国行政体系内的技术官僚就是在这个阶段开始形成的。

中国官僚系统极其发达，历史也极其悠久。官僚精英不仅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主要推动者（如果不是唯一的话），也是大众的主要的道德示范者。这种功能决定了官僚精英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着非常特殊的角色。如今，官僚精英虽然早已经不是大众的道德示范，但他们在中国社会的决定性地位却未有稍减。官僚体系对中国社会的控制至深至广，相形之下，经济精英与文化知识精英都处于明显的从属地位。从官僚精英的这种支配性地位看，官僚精英是三类精英中最关键的精英群体。换句话说，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

邓小平时代伊始，受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推动，以及经济发展对官僚体系必然要提出的专业分工要求，中国的官僚精英出现了某种技术化的专业色彩。这种现象，在中央一级的诸如金融、财政等专业部门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就专业素养而言，许多在这些部门中服务的官僚精英已经非常称职，甚至非常出色。不过，从整体上说，中国官僚精英并没有摆脱从毛泽东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政治化本色。1989年之后，经济发展既作为中共的一项政治承诺，更作为中共执政唯一的合法性来源，不仅变成了中国官僚体系的第一政治要务，也成为了中国官僚精英录用的重要参考指标。如此，经济发展作为上级的一项政治任务以及个人升迁一项拿得上台面的政绩而被各级官僚精英接受下来。这就是说，从1978年直到今天，中国官僚精英并没有因为经济发展而变得更加技术化、专业化、反而因为经济发展成为政治任务而变得更加政治化。这个趋势，在1989年之后因为经济发展越来越具有政治上的压迫性而变得更加严重。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什么会在90年代后期越来越偏离其本来的意义，而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们一种流行的意识形态。当经济发展成为一种迷信或者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经济的专业性实际上就岌岌可危了，其代价和可持续性也就相当可疑。这与毛泽东在50年代将工业化（也是一种经济发展）当作一种政治任务的情形并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毛泽东信任的是民众的热情，而邓小平则信任官僚体系的力量。事实上，在90年代之后，中国官僚精英在以一种类似意识形态的狂热对待经济发展时候，其各种荒谬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与大跃进时期不遑多让。在经济发展的问题上，经常的情况是，中国官僚精英主要利害计算既不是出于专业考虑，也不是依据民意取向，而是依靠对政治和政策的揣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官僚精英仍然是旧式的官僚。他们既不是能够坚守专业原则的专家，也不是行政管理方面的行家，而是一群将取悦上级放在第一利害考虑的旧官僚。这并没有因为中国官僚精英整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本质上的改变。有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就有什么样的官僚精英，如此观之，当今中国官僚精英的这种态度实在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必然结果。

除了完全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态度之外，中国官僚精英也在新时期发展出了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这是当今中国官僚精英在态度上的另外一个重要取向。中国官僚精英在经济利益上的冲动丝毫不亚于他们在政治利益上的冲动。而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竟然同时在两条战线上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虽然我们无法精确度量这种成功的具体程度，但从我们个人的亲身观察以及腐败官员令人惊讶的财富积累上，我们大致可以判断，中国官僚精英群体是中国改革中在经济上受益最大的集团。显然，这是一个权钱双收、边界封闭的特殊利益集团。要想正确的观察中国改革，两条潜在规则必须把握。一是官僚体系内部的分权、另一条则是整个官僚体系的利益最大化（这表现在官僚对改革以及改革意义的垄断，不容外部人置喙）。前一条为中国官僚精英攫取改革红利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后一条则为这种攫取提供了保护屏障。这显然是官僚精英发展个人经济利益的最佳土壤。于是，在不影响自己政治利益的前提下，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就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们的又一个重要取向和流行的潜态度。在外部监督形同虚设的情况下，这两种利益不仅不存在冲突，反而经常是相互促进的。在已经披露的越来越多的省部级官僚精英的腐败案件中，哪一桩没有牵涉到买官鬻嚼的丑闻？中国江苏徐州市市长陈耀南买官一案，更凸现了中国官僚精英中的这种风尚已经达到了何等荒唐的地步。这位市长为了获得升迁，竟然向一位自称是中央领导秘书的骗子行贿了160多万元。引人联想的是，如果这位久历官场的市长以前没有成功的买官经历，怎么会贸然投下这么大的赌注呢？实际上，买官（卖官）成功的案例恐怕要比买官（卖官）败露的多得多。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它为什么会在中国官僚精英中蔚为风尚。显然，权可生钱、钱能买官、权钱相通，已经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们一致信奉的官场法门。经过了25年的改革之后，中国官僚精英们似乎已经找到了对待中国改革的最佳态度、并因此在中国改革中进入了游刃有余的最适状态：那就是将对权的狂热和对钱的狂热以一种最传统的方式统一起来。这种“传统智慧”虽然在理论上与中国的意识形态相冲突，但讽刺的是，中国官僚精英们不仅做到了，而且因此还不断受到事实上的丰厚奖赏。这种奖赏，开启并巩固了中国官僚精英们在转型时期贪婪的机会主义态度，也驱使中国官僚精英的文化径直跌落到文明社会的底线之下。在毫无道德约束地直接攫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同时，中国官僚精英也以同样的寡廉鲜耻攫取一切他们认为稀缺的东西。从90年代之后中国官员文凭造假中，我们可以轻易发现这种贪婪已然达到了何等病态的程度。浏览一下当今中国官员们的简历，大多数人将会产生一种中国已经普及了博士或者硕士教育的错觉，因为他们不是拥有博士就是拥有硕士头衔。但知情人知道，这些头衔不仅（绝大多数）是假的，而且还是中国官僚精英在道德上彻底崩塌的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本来，博士或者硕士并不是中国官僚录用的硬标准，也决不能证明一个官僚的能力甚至学识，但博士头衔稀有，所以中国官僚精英必须占而有之。但这种占有对文凭和官僚精英本身其实都是一种损害。中国东部某省的一位省级官员的学历非常具有荒诞意味：在短短两年多时间中，这位省级官僚竟然从一名1999年的函授文科大专生一跃变成某重点工科大学的工科硕士。如此大的专业跨度，在让人们佩服中国官员们的绝顶智商之余，也让人们感慨于中国官员们的胆量。

自从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决定性的溃败之后，中国官僚精英的信仰体系就陷入了一种巨大和长久的空白。他们既不相信过去，也不相信未来；他们既无宗教敬畏，也无世俗遵循。如此，权力贴现主义的短期行为就变成了他们的唯一生活指南。他们挥霍他们现在可以挥霍的一切，而丝毫不顾忌这种饕餮是否可能带来厌食反应。中国某省一位市长的丑闻被揭发之后，人们惊讶的发现：这位市长光为其购买了房子的情妇竟然就达十四人之多。这种看似疯狂的行为背后，实际上隐藏了一种对未来的极端恐惧。

中国的官僚精英长期浸润在一种极权主义环境之中，与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规则及生活方式相当隔阂。在一个权力不受或很少受到监督的社会中，权力的魅力更是巨大。所以，中国官僚精英中一直隐藏着一种深刻的权力崇拜。80年代之后中国市场社会的勃兴，虽然带来另外一个偶像崇拜——钱，也一度使中国社会出现过对权力崇拜的某种动摇，但当人们经过短暂的犹疑，发现权力也可以带来巨大财富之后，权力在中国社会所受到崇拜实际上比改革之前更加炽热。反映在中国官僚精英的态度上，对权力的迷恋就变得更加具有理性了。当然，他们迷恋的其实是那种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如果权力受到限制和监督，对权力的崇拜就会有节制得多）。也就是说，中国官僚精英与其是说是迷恋权力，不如说是迷恋权力在中国的特殊行使方式。中国官僚精英不仅在私人生活中体悟到了这种权力带来的快感，更在公共生活中进一步证明了这种权力行使方式的必要性。改革之后，中国依靠行政权力推动经济的发展模式取得持续的增长纪录，不仅大大助涨了中国官僚精英的自信，也为他们在中国采用极权模式找到了充分的当代证据。不难想象，中国官僚精英们在私下里对各种限制权力的警告会采取什么样的傲慢和嘲讽态度。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官僚精英们对权力的态度就从迷恋走到了迷信。悲哀的是，为这种迷信提供证据的事实，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几乎俯拾皆是。

在中国行使权力固然可以获得绝妙的快感，但获得权力却是一件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事情。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但此苦非彼苦，而是精神之苦，人格之苦、依附之苦。长期处于这种人格煎熬中的中国官僚精英们，一旦媳妇熬成婆，就立即会焕发出他们权威人格的另外一面。中国东部省份一位非常年轻的副厅级干部，在刚刚被扶正后即因为强奸女下属而告事发。对此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凭这位年轻厅座的权力以及资源，得到漂亮女人根本就不应该成为问题。但该省组织部的一位人士提供了一种心理解释，他说：“我在组织部工作这么多年，我太了解这些干部了，他其实不是在强奸女下属，而是在验证自己的权力到底有多大的力量”。我非常信服这种解释。因为作为中国官场环境的一种主要产物，权威人格已经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们一种典型的人格特征。这种人格的一面是奴才，另一面是主子。他们要么是主子，要么是奴才，中间绝无任何其他选择。现代文明中的平等伦理在这里没有存身之所。做惯了奴才的中国官僚精英一旦变成主子，变成一方权力的绝对拥有者，就立即会以报复性的方式行使权力——他们要百倍的补偿他们曾经长久失去的精神和人格的独立性。这样理解问题，前面那位年轻厅座的行为不仅很好解释，而且值得同情。他们不过是环境的产物而已。

中国官员的遴选机制极不透明，遴选标准也非常模糊。这样，中国官僚精英要想在仕途上一展宏图，就必须以人身依附的方式极力接近某些关键人物，迎合这些人物的各种需要，用更加通常的话来说，所谓“跟对人”。由于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跟对人”就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仕途前程的一条可行途径。这种围绕某个关键人物形成的，以人身依附为主要特征的非正式组织，往大里说是“派”（带有某种正规的政策取向含义），往小里说叫“帮”。这种非正式组织，一般以亲属、同乡、同学、战友，上下级的纽带纽结而成，构成一种互惠互利，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所谓“裙带”。裙带集团或者帮派在正式的中共意识形态中是不道德的象征，而且一旦“帮主”失势，就可能给全体带来毁灭性的命运，这说明，“跟对人”的官场路径实际上蕴涵了某种巨大的风险，但它之所以成为中国官僚精英普遍的“次优选择”，实在是现行的遴选制度使然。自己既然无法掌握自己的官场命运，就只好将自己的命运以人身依附的方式交给有决定权的人物掌握。毋庸置疑，这种关系紧密的裙带利益集团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中的一种普遍事实。这种利益格局决定了中国官僚精英的眼光和德行都很难超出本集团之外，所谓“内外有别”“结党而私”指的就是这种情况。这实际上就使中国官僚精英的伦理回归到了中国古老的特殊主义传统。以这个视角观察，中国官僚精英的精神不仅是在向旧时代回归，而且是在向毛泽东、蒋介石之前的中华帝国时代回归，向一种更加久远，但显然也更加有害的传统回归。这种精神复辟与中国25年改革所取得的物质和技术进步，形成了极其刺眼的对比。看来，技术的进步以及更高的教育水平都无法自动缔造一个健康的官僚精英群体。

可以预见的是，只要不出现制度性的外部监督和制衡，中国官僚精英们的文化取向就很难得到扭转；同样，只要经济增长不被突然中断，中国的官僚精英们就依然会按照现在这种（他们认为十分惬意的）方式继续治理中国。

经济精英的崛起，是中国25年改革最重要的成果和最有力的象征。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甚至是我们这个“新社会”区别于旧时代最醒目的标签。毛泽东弹指之间就将资本家从中国人的生活中抹去，只在教科书上为我们留下了那种“吸血鬼般”的妖魔化形象，这几乎让整整一代中国人对资本家和资本无知。如今，资本家不仅回来了，而且受到了明星般的欢迎和礼遇。看看企业家在中国大众媒体上出现的频度，看看福布斯中国排行榜在中国社会中所引起的兴奋和骚动，你就会知道，资本家在中国的真实地位要远远高于正式意识形态所愿意承认的。的确，中国的经济精英们配得上这种注目。因为他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塑造着这个新社会。

作为在短短20年中迅速崛起的新精英，中国当今的经济精英大多是从毛泽东时代的各种职业转换而来的。他们主要有以下几类人员构成。一是毛泽东时代的底层阶级。由于在当时社会结构中身陷底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几乎被完全封闭，所以邓小平的改革甫一兴起，他们就毅然决然的投入了市场，并开始逐步积累财富。这批人最早投身市场，具有草根阶层普遍具有的坚韧精神。四川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及其兄弟们可能是这批精英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中国经济精英中的另外一支来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下海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与那些本来就在“海”中的草根派不同，这批人在原有的社会秩序中有稳定的职业和比较优越的地位。“下海”一词非常形象地概括了他们在当时付出的机会成本。市场进程的深化和教育背景的不同，使这批人更多的进入了当时的新兴产业，如信息产业、房地产行业、金融产业等。由于这些新型产业的资本密集特点，他们必须要

有规模的借助要素市场。而这些人在原体制中的人脉勾连，则多少为他们提供了这种方便。这批人中运气和耐心比较好的，已经成为行业中的翘楚。

中国当今经济精英的第三种来源，就是我称之为的“跨体制经济精英”。这批经济精英亦公亦私、亦官亦商，身份难辨。他们要么是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要么是传统的官僚精英，要么是与上述两类人具有特殊裙带关联的内部人。自中国改革发轫，跨体制集团即开始繁衍生长。到现在，跨体制集团几乎遍及中国行政系统的每一个层级，中国市场体系的每一个环节、经济领域中每一个产业。在长达25年的改革转型中，跨体制经济精英们所承担的全部任务，就是利用一切机会化公为私，或进行各种形式的产权和利益输送活动。所以，每当有新的经济机会出现，我们就会看到无数的“带权下海者”，在新旧两种体制中同时牟利。事实上，在中国25年的改革中，成长最快的并非是外界所以为的所谓民营企业，而是这种跨体制的权力企业。而诸如金融之类的关键行业，更成为此类企业的禁脔。在这种意义上，“两栖化生存”的跨体制经济精英是中国经济精英最具有控制力的一支。

经济精英本来是作为中国改革政经分离的一个积极成果而出现的，但诡谲的是，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经济精英又重新出现了靠拢政治权力的明确趋势。这就是说，一度从全能社会中独立出来并以此为自豪的经济精英们，正在通过后门重新回到政治精英们的会议室中。对此，一位浙江的民营企业家这样注释到：“做大必须从政，不从政不可能做大！”。看得出，在改革早期一度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不找市长找市场”的企业家精神，正在悄悄的被“不找市长当市长”的权贵气质所取代。隐匿于这种精神嬗变背后的时代背景是：一方面市场空间已经变得日益狭窄，通过市场纯市场手段获取利润的成本开始变得极其高昂；另一方面，各种关键资源（比如资本、土地）仍然高度垄断在政治权力手中，而这些资源正是经济精英更上层楼的必经阶梯。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经过25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的产权状况不是变得更加清晰，而是变得更加模糊；产权模糊的资产存量不是变得越来越小，而是变得越来越大。通过政治权力而不是市场来瓜分这些资产，不仅快捷、而且廉价。这种诱惑加大了中国经济精英在新时期重新靠拢政治权力的动力。何况他们之中的很大一部分本身就是出身于官僚精英呢？

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中，无论经济精英是出身草根还是出自以前的干部或者知识分子群体，他们都必须与行政权力结盟，占领进一步发展的制高点。不如此，他们就可能在下一步的竞争中失去优势。对这种“新”的企业竞争生态，我们上面提到得那位浙江民营企业家表达得相当露骨：因为我的对手已经从政了！。虽然企业家直接当市长的情况还为数甚少，但中国经济精英在各级党、政、以及人大、政协中日渐活却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显然不只是出于某种社会声望的考虑。这不仅暗示了中国经济精英们在精神上的一种质变，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精英依附于政治权力的必然宿命。正如我们看到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经济精英的命运一样。中国经济精英们没有任何独立于政治权力的个人地位和组织地位，甚至财富本身也要取决于权力的施舍、输送和保护。当然，只要这种依附是可能的，并且可以带来超市场的利润，这种依附就是值得的。事实上，在中国转型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精英正是凭借这种依附而获得了比其他公民多得多的权利和利益。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对现状感到满意，并支持和维护这种现状。中国的转型在中国社会培养了一种顽强的文化信念，只求结果、不问手段。中国经济精英们正是这种文化信念最坚决的拥护者。他们对现代商业文明的基本伦理非常陌生，而且根本就不屑一顾。就此而论，那种认为经济发展能够自动带来一个现代公民社会的推论是非常令人怀疑的，起码我们在中国的经济精英身上没有发现这种现代价值的蛛丝马迹。在中国改革特殊环境中成长并壮大起来的经济精英们，不仅没有被培养了一种公民精神，反而深深的沾染了一种特权习气。财富既可以通过创造而来，也可以通过掠夺而来，而当掠夺的成本很低并成为一种普遍的市场风俗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期望中国的经济精英成为一种健康的制衡力量。他们最大的愿望和可能，就是与特权合谋，并成为特权阶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合谋进而结盟成一个稳固的上层阶级的趋势（这不需要任何明确的宣言、正式的纲领、和授人以柄的组织形式，只需要上层阶级之间的一种默契），在中国早已不再是一种假想。

2002年8月21日，上海市市长陈良宇在会见ABB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时候，一位私营企业家——上海紫江集团董事长沈雯赫然在座。这种特殊安排被普遍理解为中国私营企业地位上升的信号，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上海市外经贸委一位官员对新华社记者说：“过去参与经贸外事会见的人员，除了政府领导，就是国有大企业的负责人。私营企业老板的加入，说明政府对私营企业的重视和这类企业的自身地位又有了新的提高。”这位官员说得的确不错，但这个“破天荒的第一次”在不经意之间也曝露了中国的另外一个秘密。那就是：中国企业家从来就没有自己独立的舞台，他们必须借助政治平台才能够一逞其雄心。过去如此，改革25年后之后的今天仍然如此。这种贴身依附究竟是今天中国企业家的幸运，还是他们的不幸？当然，这并不是这个“特殊仪式”的全部意义。这个具有政治宣示意义的仪式，也为中国未来各类精英之间的默契提供了有用的线索。

一个精英统治联盟要想稳固和有效，知识精英是不能够缺席的。在90年代中后期，当中国的新体制在渐进改革中悄悄脱胎而出的时候，新体制对中国知识精英的赎买也开始加快步伐。

1989年之后，中国知识精英与当局之间的敌意达到了顶点，知识精英在体制内向上流动的出路几乎被断绝。一批知识精英开始下海在市场上寻求解放，另一批知识精英则继续无奈的寄生于传统体制之中。对于中国的正式体制，中国知识精英在这一阶段的基本上采取的是疏离、背叛的姿态。他们既不能见容于正式体制，也就只好闯荡于体制外的江湖之中，成为游离于正式体制之外的体制孤儿。就其生存状态而言，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中国知识精英的“江湖时代”。中国知识精英与当局之间的这种僵持和游离状态在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解冻，中国知识精英开始逐渐回归正式体制。这一方面是由于知识精英在整体上出现了妥协倾向，另一方面则是当局意识到一个新的体制必须由知识精英来解释和证明它的合法性。但最为关键的原因则是，在这个时候，当局已经逐渐具备了在整体上赎买知识精英的能力。在此之前，持续的分权化改革使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一直陷入捉襟见肘的紧张状态。当局即便有心，也无力赎买知识精英。在朱鎔基推行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的困境开始缓解。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新体制赎买知识精英的进程加快了。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幅度提高高校教师的工资水平。考虑到当时中国社会上普遍的工资水平，高校教师工资水平提升的幅度是相当惊人的。

不仅如此，中央财政还以这个“工程”那个“工程”（如从1995年开始实施的“211”工程）的名义向高等院校大幅增加投资。除了体制内直接的财政挹注之外，当局也鼓励中国高等院校利用“市场”牟取双轨之利。始于1999年的高校大规模扩招虽然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市场行为，但在高等教育完全被国家垄断，而文凭（注意：不是教育）又极其稀缺的情况下，实际上就是当局送给知识精英们的一种巨额财政补贴。事实上，中国的高等院校几乎从来就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对这一点，馈赠者（政策制订者）和获馈者（政策受益者）都应该心领神会。不过，以这些补贴在合法性上的疑问，这些补贴就更像是国家对特殊群体的一次行贿。

在输送经济利益的同时，当局也开放和出让了一部分公共空间给知识精英，以满足知识精英对社会名望和话语权力的需求。这种幕后的默契表现在前台，就是越来越多的专家、教授和学者出现在各种公共媒体上。虽然这种开放的条件极其苛刻、空间极其有限，但对于中国知识精英来说，则不啻于一种久旱之后的巨大补偿。由于有1989年的前车之鉴，重新获得了公共空间的中国知识精英，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理性和温和。这种“温和和理性”在表面上是一种自律，在骨子里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这种恐惧在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中移入了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自我审查习气。他们谨守话语分际，生怕越雷池半步。纵观中国知识精英在90年代后期以来的公共表现，他们的确是这个时代最出色的配角。最出色处不仅在于他们将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更在于他们对自己的角色非常心满意足，丝毫也没有什么道义上的不安。（他们唯一不安和沮丧的时候，是他们想起那些精英前辈们（如胡适们）远远高于当时劳动阶层的薪水的时候。不过，他们似乎忘记了正是这种很难被现代文明所接受的收入差距，才导致了一场革命。在高等院校普遍实施津贴制之后，南京的大学教授们用这样的顺口溜自嘲：干部哈哈笑，工人哇哇叫，教师光着屁股上花轿。所谓“教师光着屁股上花轿”是在比喻教师得了名声却没有得到实惠。这显然与90年代中后期的事实不符合。事实上，在这个时期，大学教师的收入增幅要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而教师顶层（知识精英）与社会底层民众的收入差距甚至远远超过了1949年之前。这种流行的口头文学，如果不是出于自恋，那就只能说明中国知识阶层对中国社会的现实相当隔膜。

在90年代中后期，通过多种方式的赎买，在1980年代一度以独立姿态与政府分庭抗礼的知识精英们，终于心甘情愿（甚至是兴高采烈）地认可并回归了体制，成为新的统治体制不可或缺的一翼。任何成功的统治都需要行政精英和知识精英之间的合作，这并不独独是中国的特色。中国的特色在于：中国的知识精英所赖以安身立命的高校、研究机构几乎完全为政府所有。换句话说，他们几乎统统是政府的雇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知识精英从来就是行政体系的一员，他们中间许多人的知识精英地位，完全是依靠行政性垄断权力而取得的。）拿人家的钱，自然就要看主人的脸色。在这样一种雇佣关系下，知识精英的独立性实际上就荡然无存了。

而这种独立性正是知识精英们取得社会公信进而行使话语权力的生存根本。如果政府与知识精英之间的关系是雇佣，那么行政精英与知识精英之间的合作就很难称得上是合作，而只可能是赎买或者别的什么。身份上的依附性，是中国知识精英与行政精英这次最新合作最启人疑窦的地方。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在这样一种赎买关系的腐蚀下，中国知识精英的态度在1990年代后期不仅日趋保守、而且迅速地滑向“极右”。他们将这种精神上的猥琐和趋附装扮成心智上的成熟，将既得利益上的自私粉饰为学术上的保守主义，并以这种精神和态度屏蔽一切转型时期的社会苦难。他们以一种“高贵”的冷漠，将发生在他人身上的苦难轻松地解释为转型代价，甚至社会的正常现象。他们不仅是丧失了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而且是彻底沦为了既得利益的囚徒。

一个充斥着乌托邦精神的知识精英群体固然是可怕的，但一个完全泯灭了理想主义的知识精英群体，也具有同样的灾难性。当今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在精神上所呈现的，正是后一种可能性。基于这样的理由，当我们看到知识精英热衷于加入中国新的精英统治俱乐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中国社会一种凶险的发展。因为，这意味着知识权力（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力）对政治及经济权力将完全失去它的制约能力。中国知识精英被政治及经济权力彻底缴械的现实有力的提示我们，这个正在形成的新精英联盟很可能是一个盘踞在大众之上的分赃集团。果真如此，这将是一个相当可畏的前景。

对中国知识精英的整体赎买虽然是一次迟到的赎买，但却是一次成功的赎买。到目前为止，这次系统性的赎买仍然在延续之中。2004年3月中共中央下发的三号文件，就是一个明确的迹象。虽然中国政治领导人经常会例行公事般地表达对知识精英群体的重视，但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来表达这种重视，在我们的记忆中还是第一次。尤其不同寻常的是，中国领导人这一次强调的是人文知识分子群体。这与以往更多强调科技知识分子群体的倾向大异其趣。这个题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2]的文件究竟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对未来的重新布局，还是进一步加强对人文知识分子的控制，我们不得而知。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群体在未来将从官方获得更多的利益输送则是相当确定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对这个文件空前热烈的欢迎和感激中略窥一斑。但如此一来，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就被更加紧密的捆绑在政治权力的利益上。这种形似“关怀”的捆绑式赎买，对社会及知识权力本身的戕害与腐蚀不问可知。绕了一大圈之后，在中国改革中一度分道扬镳的政治权力与知识权力，从上个世纪末期开始正在以一种新的形式实现着一体化。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中国的知识精英有可能变成一种上层政治符号而遭到激烈的反抗和挑战。中国知识精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受的系统迫害，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让人不安的是，几乎没有人洞悉这个秘密。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宁愿相信，他们在“文革”中所遭遇的一切，完全是政治领袖的阴谋。然而，他们似乎从来没有问过：个人的阴谋怎么会在刹那间转变成底层大众的狂热？由于政治人物的诱导、发动和参与，中国的“文化革命”被抹上了强烈的阴谋色彩，但从底层民众的角度看，这显然更像是一场对上层官僚精英的清算运动。从属并依附于官僚精英的知识精英不过是这场运动中最脆弱的殉葬品。

纵观中国25年改革中的精英现象，除了政治精英的有非常明显的世袭先赋特点之外，中国25年改革所造就的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具有更多的后致色彩。这得益于中国高考制度和早期农村改革中起点平等特点。但这种比较公平的精英形成机制在90年代之后被破坏殆尽。从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中国系统性分赃机制的逐渐成熟，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三种主要资源越来越局限于在上层精英封闭的圈子中流动，而与底层民众无缘。（1905年，被许多外部观察家视为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年份，其原因就是科举制度的废除造成了中国精英循环机制的阻塞。

从某种意义上，9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精英分利集团的形成，对中国社会起着同样的扼杀作用。在经济增长不断创造奇迹的表象之下，中国社会内部的活力却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衰败和萎缩。）通过花样百出的各种“互惠”活动，中国精英将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资垄断在一个狭小的精英集团之中。政治精英可以通过权力换取财富，换取文凭而拥有经济精英或文化资源；经济精英可以通过财富买官位、买文凭而拥有政治和文化资源；而知识精英则可以通过知识权力换取财富或者加官进爵。

一位博导对自己博士生的招生“结构”是这样安排的：三分之一的名额留给官员、三分之一留给企业家、另外三分之一留给真正做学问的。这实际上是中国上层精英在90年代中后期的“互惠互利”一个极其辛辣的写照。留心观察过中国社会的人都会得到这样一种印象，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后，中国政治精英们在财富迅速增长的同时，“知识水平”也获得了奇迹般的提高，博士、硕士学位在中国官员中几乎达到普及的程度。相应的，中国经济精英的政治地位和“文凭地位”也迅速窜升。作为普及博士和硕士的回报，中国知识精英的财富也在同一时期开始膨胀。

这种精英之间的“互惠互利”在一位湖南企业家拥有的复杂身份中表现得最为真切。因为一起司法纠纷而引起广泛关注之后，人们发现这位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头衔多得让人眼花缭乱。他不仅是“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还是“湖南大学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如此“通才”，成为“湖南省十大杰出青年”、“中国优秀青年科技创业奖获得者”自然也就是情理中事。这虽然不是这位国有企业家的全部身份，但已经足够让人们意识到中国“官学商”一体化精英集团对社会资源的高度垄断特征，也足够让人们领教中国精英集团对各种权力资源欲壑难填的程度。这幅荒诞的“现形图”虽然粗糙，但却大致勾勒出了90中期之后中国精英分肥的基本图景。不过，在一个资源被高度垄断的社会中，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因为这几种权力其实就是同一种权力，是被同一种政治“合法性”所赋予的。

相对于中国政治精英的绝对控制力，中国经济及知识精英对社会的影响力仍然相当有限，但经济及知识权力作为一种单独的权力正在日益扩充自己的疆域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不幸的是，我们没有看到他们之间的相互制衡，而是看到了他们之间的联盟、勾结、和分赃。显然，一个自私的精英分利集团正在中国的改革中悄悄破壳。这个潜在的集团无需明确的合谋和组织即可以形成强大的集团力量，因为他们对本集团的利益有高度默契的自我意识。

一个表面上由相互独立的权力所构成的精英统治，比赤裸裸的政治精英统治（中国改革前的情况）更具有法理上的欺骗性，在统治上也更具有适应性。这恰恰是中国新阶层结构的又一个危险所在。任何时代都有精英，任何体制也都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精英统治特性，但当代中国的精英问题在于：谁来监督和制约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