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征途》（网络图片）
中国的民主化尚未啓动，但中国人从未放弃民主梦和自由梦，那是习近平的中国梦里严重缺席的内容。一九四九年以来，尽管一直面对亘古未有的中共之独裁暴政，爲了民主自由而奋斗的仁人志士依然前赴后继、络绎不绝。正在发生的事件，必定成为历史中不能掩盖的一部分，若秉持此种信念，书写者就能秉笔直书，留下惊天地、泣鬼神的文字。
读赵思乐的《她们的征途》，宛如读一部另类“后六四时代”三十年的中国人权运动史。所谓“另类”，因为过去的人权运动史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英雄列传”，只是在缝隙间点缀着林昭及报道文学作家胡平在《中国眸子》中讲述的那些反抗毛泽东独裁统治的女性的故事。这一次，赵思乐将原本处于“边缘的边缘”的女性人权活动者作为主人公，男性反倒成了她们的陪衬。此前，法国思想家索尔孟前去采访刘晓波，却在书中将刘霞作为主人公，刘晓波成了刘霞的“附属品”。赵思乐跟索尔孟“英雄所见略同”，他们都相信“巾帼不让须眉”。
由女性来写女性自己的故事，让我联想到台湾作家唐香燕的回忆录《长歌行过美丽岛》——唐香燕的丈夫是政论家陈忠信，美丽岛事件爆发之际，陈忠信正好是《美丽岛》杂志的执行编辑。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那个冬日寒冷的清晨，一阵猛然的撼门声打破了他们夫妻的睡梦，安全人员不由分说地将陈忠信抓走，也带走了唐香燕岁月静好的新婚生活。丈夫大难不死，系狱四年。但唐香燕从此不再是那个不识愁滋味的单纯女孩：“眼前的是一个以前一直存在，但我不曾真正面对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被迫害，尊严被践踏，与你最亲近的人也可能在你面前背过脸去，而感受到另外一种放弃你、背叛你的椎心的痛苦。”这何尝不是赵思乐笔下那些中国政治犯的妻子们的心情？
九零后出生的、似乎过于年轻的赵思乐，执笔写几代抗争女性的故事，刚开始让人担心她能否把握这个敏感而复杂的主题。但渐渐被此书吸引一口气读下去才发现，她本人并不是冷静而理性的“旁观者”，她就是“她们”中的一员：在广州一个开明知识分子家庭长大的赵思乐，从小喜欢看香港电视。香港电视看久了，她以为自己是一名想上街就上街的香港人，直到去南京唸大学，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在人权上“一无所有”的中国人。赵思乐学会翻墙上网，在网上直抒胸臆，然后爲海外媒体撰写中国公民运动的深度报道，荣获香港人权新闻奖。再后来，她嫁给著名NGO“传知行”的骨干小树。不久，“传知行”遭到中共当局的毁灭性打击，小树被抓捕，赵思乐成为最年轻的良心犯家属。然后，两人婚姻破裂，在经历了一场抑郁症之后，赵思乐在人权主题的写作上越挫越勇。
当赵思乐正在爲香港“端传媒”采写一篇维权运动的报道时，突然发生了一场波及全国、堪比台湾美丽岛事件的“七零九”大抓捕。她与采访对象之一的异议人士莫之许困居四川成都郊外的一家民宿，在那段关闭手机及所有通讯工具、与世隔绝、警察随时追踪而至的日子里，采访者与采访对象之间擦出了火化、产生了美好的爱情。当年，张爱玲以沦陷时期的香港爲背景写成《倾城之恋》，那座倾颓的危城，成就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爱情。傅雷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说，“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我也重复傅雷的感慨：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赵思乐女士身上！
从天安门母亲到七零九难属
赵思乐书中的“她们”，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犯的妻子”，如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以及“七零九”难属群体；另一类是自身爲人权活动者的女性，如文学教授艾晓明、NGO活动人士寇延丁、出身“红二代”的维权人士王荔蕻、曾爲性工作者的儿童权益维护者叶海燕等人。这两类女性，如同压伤的芦苇却不折断，也宛如长江和黄河，各有其人生轨迹，却又共同汇入蔚蓝色的海洋。
我曾以台湾的美丽岛事件比喻中国的“七零九”大抓捕，此比喻只是从统治者对异议人士的全国性大抓捕这个意义上而言。“六四”屠杀之后，中国的政治案件从未中断，但即便是一九九八年的民主党组党、二零零八年的零八宪章，虽然当局抓捕不少参与者，但尚未形成全国性的大案。在此前的政治案件中，也涌现出不少勇敢的政治犯的家属，如世纪之初“新青年读书会案”的家属。刘晓波在《心牢中的女人》一文中，特意表彰该案当事人之一徐伟的妻子王英，说她具有跟丈夫一样“坚强的决心，向邪恶的制度和法律挑战的勇气”。王英说：“在走投无路之时，唯有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不过，这些案件规模有限，当事人有限，难属也有限，未能形成更大的群体。
“七零九”大抓捕之后，积极参与救援的被捕者亲属被称为“七零九家属”，其中大部分是被捕者的妻子。赵思乐指出：“七零九家属团的横空出世让人眼前一亮。自天安门母亲之后，中国海不曾出现如此有影响力的政治受害者家属抗争团体。”这个难属群体的形成，与天安门母亲一样，是先有一个人站出来，再有第二个人与之并肩而立，然后其他人纷纷加入。“七零九”难属中第一个挺身而出的是王峭岭，或许此前丈夫已有过“被失踪”的经历，再加上她本人也是学法律的，她没有其他难属的惊慌失措。接着是王全璋律师的妻子李文足与王峭岭相遇、相知、相濡以沫，李文足说：“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觉得自己什麽都不懂，有人一起，你的精神状态都不一样，斗志就起来了。”王峭岭则特别赞扬李文足的勇气并谦虚地表示：“李文足的出现是七零九家属团能形成的关键。”
“七零九”和美丽岛事件同样是抓捕异议人士，但抓捕之后，政治犯家人的处境截然不同，足以说明威权体制和极权体制之差异：在威权体制下的台湾，在美丽岛和其他政治案件中，政治犯的家人除了聘请律师爲亲人辩护、召开新闻发布会谴责司法不公之外，可以打悲情牌、参加各级民意代表和地方行政首长的选举并且胜出，如苏东启的妻子苏洪月娇、余登发的媳妇余陈月瑛、林义雄的妻子方素敏、陈水扁的妻子吴淑珍、郑南榕的妻子叶菊兰、姚嘉文的妻子周清玉等人，都是如此阴差阳错地登上政坛。国民党不得不接受她们当选的结果。
在极权体制下的中国，政治犯的家人可做的事更少。一开始，家属连逮捕通知书都拿不到，也不知亲人关押在何处。王峭岭多次感概，如果警方带走李和平后，四十八小时内给她一纸通知书，允许律师会见，哪怕丈夫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她都不会走上抗争道路。“我大学读法律读得不好，但有一点记住了，你要按程序办事。因为程序是普通人相对强大权力的基本保障。”共产党之邪恶，就是从不尊重程序和法律，即便程序和法律是它自己制定的。
七零九难属群体不可能参与选举，但她们在极为有限的空间内，用种种行为艺术的方式抗争，用李文足的话来说就是“离开梳妆打流氓”。每次她们集体行动的时候，都穿上最漂亮的裙子，以最乐观的形象展示在公众面前。就连警察也奇怪地说：你们的表情也太高兴了，这哪像想念老公？李文足回嘴说：“那应该怎样？是不是应该每天以泪洗面，愁眉苦脸的？这我不太会，要不你给我表演一下？”这样的难属是不能被打倒的。
茉莉花、太阳花与黄雨伞何时合流？
在《她们的征途》中，主人公之一的寇延丁由山东小城的下岗女工，变成具备国际视野的NGO工作者的人生轨迹，可谓一波三折。她一开始只是爲了帮助一位残疾人艺术家推销其作品，到政府部门及残联之类的官办社团屡屡碰壁，这才找到当时方兴未艾的NGO寻求帮助。然后，她一头扎进这个支撑公民社会的重要领域，从政府眼中“无害”的NGO一步步走向被政府视为心腹大患的跟人权、环保议题有关的NGO。然后，寇延丁意想不到地沦为阶下囚，遭受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寇延丁认为这是一场“飞来横祸”，但在党国眼中，她完全是“咎由自取”，她已触及党国的“红线”——勾结“境外敌对势力“。寇延丁在访问台湾和香港期间，偶然遇到两场社会运动，即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和香港的黄雨伞运动。她好奇地加入抗议人群，观察、记录、体验。然而，这一切逃不过“老大哥”无所不在的眼睛——她以为“自由行”真的是一场以“自由”爲愿景的旅行，但“老大哥”担心的是她要将在台湾和香港学到的一切用到中国来。
秘密警察审讯寇延丁时候，威胁说她的罪行已经到了足以“杀头”的程度。寇延丁及其NGO同伴，早已成为中共精心设计的一盘大棋局中的“弃子”，如同六四屠杀之后，中共虚构出一群杀害解放军士兵的“暴徒”，以便爲其血腥镇压提供合法性一样。这一次当局也爲香港的镇压预案设置了一套说辞，寇延丁正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一个涉及两岸三地的大阴谋，他们的领导，或者领导的领导，有着另外一种高瞻远瞩——有关部门已经确定了占中清场的进程和方式，一旦失控，他们需要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关于一群罪魁祸首的颠覆者。”
幸运的是，香港占中运动和平结束，没有失控，也无需镇压。寇延丁说：“小伙伴获释，不是因为无辜——他们早就知道我们无辜。放人，只是因为不需要我们了——香港仍在掌握之中，他们不需要讲故事了。”这个细节值得香港人和台湾人好好思考。中共的这种做法还会在以后两岸三地的公民运动中再次使用。李明哲事件也是其中之一，共产党最怕两岸三地反对运动串联、团结、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这对于中共是致命的威胁。
那麽，什麽时候，茉莉花、太阳花和黄雨伞可以实现真正的链接与整合，携手抗爆，终结黑暗？可惜，所谓海外民主运动一点也不争气，大都不敢突破大一统、大中华、爱国主义的教条和框架。在香港议题上，他们最多跟香港传统泛民阵营一样，标榜“反共不反中”，在“民主回归”的幻想中自欺欺人。他们“走出党国”的距离，并未超过香港泛民的精神领袖司徒华——司徒华在去世后出版的回忆录《大江东去》中披露，直到晚年他也未放弃左派意识形态，幻想由共产党扶持成为“香港的李光耀”。对此，旅美前辈学者高尔泰批评说，这是“最奇怪价值观的错位，没有时间差”。而香港的年轻一代经历了近年来的政治风雨，不再有不切实际的“中国梦”，“港独论”乃是“轻舟已过万重山”。
在台湾议题上，中国民运人士的主流是统派、民国派、国民党派、蒋介石派，这都是我无意品尝的、过期和变质的“派”。他们看不到国民党早已蜕变成共产党的傀儡，他们号称追求民主自由，为何敌视台湾人的住民自决权？中国民运前辈、当年数一数二的政治学家严家祺，流亡美国近三十年，仍是磐石般的统一论：“随着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两岸的和平统一必将提上议事日程。……从地缘政治来看，蒙古会回归中国，西藏、新疆没有独立可能，香港独立只是几个人的‘香港梦’。”一说“统一”，他们立即跟他们反对的共产党如出一辙。老先生为什么看不到香港有七成以上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的实情呢？
如何摆脱反抗者与反抗对象“精神同构”之困境？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糟糕的观念是“爲尊者讳”，官方的历史叙述当然如此，即便是异议人士写异议运动，也不脱此窠臼。赵思乐之可贵，就是“不爲尊者讳”，如实写出异议人士的人格缺陷和异议运动的精神短板。这样写，无损于异议人士和异议运动的伟大，因为即便是后来在美国被推崇备至的马丁·路德·金和民权运动，在美国民间的书写中，也有种种不堪的真相，如马丁·路德·金本人常常嫖妓，声称非暴力的民权运动也跟崇尚暴力的黑豹党有勾连。这就是历史的真实，“真”的价值高过“善”和“美”。
反抗者与反抗对象的精神同构，一直是反抗运动的“阿基琉斯之踵”。天安门学运期间，有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外的台阶上长跪数小时递送请愿书，学生和市民跟解放军对峙时双方唱的是同样的革命歌曲。这种情形至今没有改变：在声援因言获罪的福建网友的“四一六”活动现场，王荔蕻拿着扩音器喊：“三网友无罪！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手系黄丝带，戴着蓝色胸牌，站在制服警察层层叠叠的包围圈中，跟着她齐声吶喊，场面一时震撼人心。“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是温家宝的一句讲话。选择这句话，是爲了增加行动的合法性。然而，“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做法，严重伤害了民间运动的主体性。
书中还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因言获罪的网友游精佑获释之后，推友们一起聚会，人们不知在谁的提议下合唱起了革命歌曲《团结就是力量》。这是一首让我厌恶的共产党宣传歌曲。中国异议人士精神世界之贫乏，由此可见一斑。在台湾太阳花学运中，年轻人自己创作了《岛屿天光》等振奋人心的歌曲，难道中国新一代人权活动人士不能自己创作新歌吗？
书中也如实地描述了叶海燕这位前性工作者，当发生校长强奸年幼的女学生后，打出“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的横幅而一举成名，但其立场总在不断变化：“她一会儿爲政治犯疾呼、一会儿说应该再给共产党进步的机会、一会儿抗议政治的保守趋势、一会儿说这是最好的时代，她要与习近平一起做公益。”实际上，不仅是叶海燕这样的草根维权者常常首鼠两端，即便是那些鼎鼎大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时时进退失据：红黄蓝幼儿园孩童遭凌虐事件发生之后，一大批公共知识分子再度签名上书，其中有以哈维尔的中国传人自居的名流——他们居然那麽快就忘记了，几个月前刘晓波是怎麽死去的，与虎谋皮会有用吗？
而书中最让我震惊和难过的是，赵思乐爲了写“七零九”难属的故事，与王峭岭一起住了一个多月，写出了不少不为外人所知的夫妻生活“内幕”。我跟李和平、王峭岭夫妇是多年的老友，也在同一教会受洗，但下面这个细节是我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有一次，在高压下，王峭岭对丈夫发作了，大喊说：“我鄙视高智晟！你们这些人我都鄙视！”“啪”地一声，王峭岭被煽了一个耳光，她惊呆了，这是结婚十多年来丈夫第一次动手打自己。
王峭岭感到壮怀激烈，她盯着李和平气红的眼睛继续说：“我就是鄙视高智晟！”“啪”又是一个重重的耳光。“我就是鄙视高智晟！”又一个耳光。
后来，李和平好像不忍心再打她的脸了，他开始打她的屁股。两人就这样，一个人说一句，另一个人打一下，一直打到李和平再也没有力气。
当王峭岭要离家出走的时候，她听到一句话：“你去跟他道歉。”王峭岭觉得自己是听到了上帝的声音，走回去对李和平说：“神让我跟你道歉，对不起，我侮辱了你的价值观。”
李和平闷闷地好像没有反应，王峭岭继续对他说“对不起”，李和平终于看着她的脸说出一句：“我都把你打肿了。”但没有道歉。王峭岭默默在心中选择相信他一定是心疼后悔的。
李和平是我第一次被北京警方传讯之后，赶到我家来爲我妻子提供法律咨询的朋友，我对他深怀感激。但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会对妻子施行家暴，于我而言，这是难以谅解的恶行。在美国，若妻子或旁观者就此报警，施暴者必定要承受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维权律师在外面追求法治和人权，却在自己家中施行家暴，他的人格和理想就是扭曲的、残缺的。
而王峭岭的反应同样让我无法理解。我也是基督徒，但我不能接受圣灵驱使受害者向加害者道歉这种说法。我听说王峭岭在一间倾向灵恩派的教会聚会，她在教会是否接受了某种有所偏差的教导，我不得而知；而上帝究竟以什麽样的方式对她讲话，我更无从判断。我只能说，我信仰的上帝是爱和公义平衡的上帝，没有公义的爱必定是危险的爱。
赵思乐的书中的这些细节，显示出行动者群体迫切需要精神和文化更新。若没有精神和文化更新，久久地凝视深渊，自己有可能变成深渊；长期反抗共产党独裁，自己有可能被党文化所毒化。从胡适、殷海光一直到刘晓波的精神遗产，需要反抗者群体加以重视和吸纳，首先完成自我的重建，才有可能重建社会。在此意义上，“她们”就是我们，我们都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