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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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网络图片)
 

 

十九大政治报告一再谈到,到本世纪中叶,将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大概也是报告最后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具体内涵。但是,读着现代化强国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这五个特征,人们不禁诧异:作为一个现代化强国的特征,怎么能没有自由呢?

 

早在72年以前,毛泽东就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里,再三再四地强调,“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注1)并且主张“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注2)正是这些包含自由的新国家的前景,“自由发展”人民个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承诺,“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等主张,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拥戴,他们纷纷聚拢到共产党的旗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贡献,同时也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却把自由从国家发展前景里抽掉了。《共同纲领》的总纲第一条提出要“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没有取得全国政权时宣扬自由,取得全国政权后却排斥自由。政治权力首次表现出在自由面前的恐惧!

 

从毛泽东君临中国的时代开始,作为国家发展前景和社会建设理念的自由被取消了,却以被扭曲的形态出现于社会生活。迄今为止,自由被扭曲污名化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是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已经提出过的“反对自由主义”。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里,他开列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例如一团和气、自由放任、明哲保身、敷衍了事、闹意气、泄私愤、不服从命令,不制止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批评错误议论、不关心群众痛痒、工作随便、学习松懈、知错不改等等,并且明确指出:自由主义“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它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革命队伍中不应该保留它的地位。”(注3

 

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进入五十年代后得到广泛的普及,成为思想改造的最热门的用语之一,当年我们在日常学习和思想检查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往往把错误归结为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直到1957年反右运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被升格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被批判为避重就轻,掩盖反党思想的防空洞,它才逐渐在社会生活中冷落下来。

 

自由再次被扭曲,出现污名化的第二种形式是八十年代的事了,始作俑者是邓小平和胡乔木。1981717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谈话时说,有些人的言论,“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注4)接着,88日,胡乔木在一次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作了三个多小时的讲话,大谈“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他首先把自由归结为资产阶级的自由,由此推导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含义,他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首要的自由是资本家进行雇佣剥削和维护资产阶级私有制的自由,其他各种自由都是由这种自由派生出来的。当前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特征,是“极力宣扬、鼓吹和追求资产阶级的自由”,“从原则上否认、反对和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否认、反对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其实质在于“摆脱社会主义的轨道和实行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制度。”他指斥剧本《苦恋》和电影《太阳和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一种重要的典型表现”。对于“各种不同情况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都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加以解决”,必须同“反对社会主义或反对党的领导各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斗争。”胡乔木还指责思想战线的涣散软弱现象和各种错误观点,批评他们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和一定范围内的发展。(注5

 

在这个长达两万五千字的讲话中,约有一半是围绕资产阶级自由化立论的,可以说是一份针对自由的宣战书,成为尔后反自由化的理论宣言。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指的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它是从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八十年代版。毛泽东时代那些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都平反了,需要有新的罪名来代替,于是就有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此后几年里,邓小平多次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意义,如:“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宣传。”“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

 

反对自由化的高潮出现在1987年的初春。1986年下半年兴起的呼求自由民主的学生运动,被定性为自由化的高潮遭到镇压,胡耀邦因反对自由化不力而被迫下台。反对改革的毛左派大喜过望,弹冠相庆。他们纷纷开会写文章,讨伐自由化,批判改革开放和体制内外对自由民主的呼求。新任中宣部长甚至发布中央文件,把反对自由化确定为1987年全党的中心任务。这场反自由化的大火被赵紫阳扑灭后,反自由化的叫嚣就逐渐销声匿迹了,以至九十年代初反改革高潮再次兴起时,提出的主题已改为反和平演变,而不再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了。

 

1997年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列入“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自由化等等,统统纳入这个罪名里,这就意味着反自由化已进入法治的轨道,依法治国,包含了依法治自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面旗子也就藏之名山了。

 

十八大后,自由被列为第二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们联系“依宪治国”的承诺,期待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自由权利。然而,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人们的期望落空了。十九大的政治报告根本不提自由,连响声都没有了。

 

但是,关于自由,也不是什么响声也没有,只不过是刺耳的嚣声。十九大政治报告提出:“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把自由主义同个人主义等不良思想倾向相提并论,“坚决防止和反对”,令人想起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仿佛又回到自由被扭曲的毛泽东时代。

 

自由被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在政治报告的国家发展前景里却不见踪影,而在必须“坚决防止和反对”的不良思想倾向里,却出现了自由主义。这个矛盾如何解读?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什么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就是自由的理论涵义。按照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就自由的本质来说,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就其特点来说,它以理性为基础,以不损害他人的自由权利为前提,以法律为准绳;就其历史意义和社会作用来说,它曾经是反对宗教神权和封建皇权的强大思想武器,至今依然是反封建反专制的有力工具。这正是毛泽东们排斥自由的根由。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里,把当时共产党内的许多不良思想倾向,都归因于自由主义,加以贬斥批判。这一方面是针对抗战初起不断涌进延安的大量知识分子,以扭曲自由主义,来破除他们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和追求;同时也是为了整顿党的队伍、巩固他在党内刚开始形成的领导地位。时隔八十年,十九大政治报告又重拾毛泽东的余唾,把自由主义列为必须“坚决防止和反对”的不良思想倾向。这是为什么?

 

我国自从毛泽东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确立封建专制主义的独裁统治以来,在政治、文化、社会和意识形态诸领域的指导思想,无不以巩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为首要任务。而自由则是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的锐利武器。邓小平、胡乔木把资产阶级自由化定义为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说明他们深知自由的反封建反专制的本质。所谓自由化,无非就是从不自由向自由转化,从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向民主主义资本主义转化,这是符合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进程。从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来说,只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民主主义阶段,才能为社会主义准备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五十年代在不具备任何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动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幼弱的资本主义,扼杀了刚起步的民主主义,结果唤来封建专制主义的全面复辟。可是,在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上,却把这种充满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秩序,自欺欺人地说成是社会主义制度。而对一切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民主的言论和行动,则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自由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进行迫害。把争取自由民主的言论和行动,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将自由污名化的一种手段。扭曲自由主义,把一些不良思想倾向归结为自由主义,是自由污名化的又一方式。启用毛泽东首倡的反对自由主义,同在国家的发展前景中抹掉自由,都服务于一个目的,就是巩固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秩序。

 

十九大政治报告提出“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深化“中国梦宣传教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然而,没有自由的中国梦,能够实现民主文明吗?能够做到和谐美丽吗?一场徒有富强、只能炫富逞强的噩梦,还是及早醒过来吧!

 

注:

 

1、《毛泽东选集》直排本,第三卷,第1052页、1076页、1078页、1083页、1104页。

 

2、同上,第1081页,第1087页,第1094页。

 

3、同上,第二卷,第317—319页。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390页,391页。

 

5、《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7月版,第459页,第460—461页,第464页、465页,第478页、479页。

 

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3页,第145页,第182196页,第211页,

                                

2017126